17名“情治”单位精兵强将
开始了三个月马拉松式审讯
被关押的第二天清晨，尖利的哨声响了，有人高叫：“起床!”我从一夜的梦中惊醒，真希望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但睁开眼，清清楚楚看到的是铁窗。一激灵爬起来，迅速地 叠被，外面已经在喊：“床上坐好!”公差在门上的窗口告诉我，要像和尚那样盘腿坐直。
之后，随着铁门的开启，楼道里传来穿拖鞋的噼里啪啦的跑步声，并一路高喊：“长官好!”一个个光头从我门外闪过，跑进水房兼厕所。不出两三分钟，公差在叫：“洗脸的快出来了!”于是，那些光头又一一闪过，高喊着：“谢谢长官!”这样一拨紧接一拨，最后轮到我们五个，但要一个出来，下一个才能进去，不能碰面。我用那半截无柄的牙刷沾上牙粉草草刷了几下，又用凉水抹抹脸，外面就有人叫了。
早饭时铁门打开一道缝，我从地上端起一饭盒粥和咸菜。以后每餐如此，中午和晚上是米饭上加几块豆腐或猪血，还有菜叶。
早饭后不久，外面又喊：“静坐开始!”这才是真正的盘腿打坐，两手平放在膝上，身体挺直，闭目，一动不动。狱警在不停地巡视，稍有人松懈，他就会用警棍砸门吼叫，直至拉出去惩罚。静坐的时间显得很漫长，两腿发酸，脚骨和脚踝在床板上硌得生疼。我咬着牙不知熬了多久，终于听见喊：“活动!”但腿麻得一时无法动弹。此后的八个多月，静坐是每日必修课。我逐渐地学着在静坐的时候去想很遥远的事情。
在楼道的值班台墙上贴着一张黄色便笺，写着：“接上级指示，14、15、16、17、18寝人员，情况特殊，加强看管，切切注意，防止串供!!!”
而在我的门外，插着一张卡片，上面特意写着：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力。这可能是为了提醒那些狱警对我多加留神。公差又扔进来一条橘黄色运动短裤，裤裆和裤兜都破了洞，两边也撕开了口，估计它的前任使用者是个大块儿头。惟有我的名字是用墨笔新写上去的，这条短裤伴随我度过了在处理中心的夏秋两季，睡觉时我还常把它套在脚上，以抵御蚊虫叮咬。
一连几天没人理我们，这天上午我正呆坐着，忽闻外面叫我们的名字，并让我们带上名牌出来。听狱警说要提讯我们，我心头顿生一丝喜悦，只要有人搭理就好。
我们被戴上手铐分别押着，相隔几米，来到楼下，用各自名牌换了“提讯证”，出狱区的大铁门，进了刚来时的那座办公楼，又遇上那两只溜达的警犬，它们那副自以为是的神态与这里的主人差不多少。被带上二楼，楼道里是几个提警棍的人在溜达，我们分别进入几间提讯室。我看到墙上挂着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像，以及他那段熟悉的遗训：“余致力于中国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琢磨着，不知这是在警策审讯者，还是在激励被审讯者。
屋里空荡荡的，用细腿儿的三脚架支起一部袖珍摄像机，镜头对着中间的一把铁折叠椅，那无疑就是我的位置。对面已端坐三人，居中的穿白衬衣，头发油亮，像是当官儿的；左边是个四十来岁的黑胖子，平头，穿T恤衫；右边的是我一来就领教过的“小帅哥”，他正端好架势准备记录，看样子是个助手。
此后将近三个月的马拉松式审讯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企图摧垮人的意志的审讯，是不惜掘地三尺挖到什么把柄的审讯，也是几个大陆平民在庞大的台湾“情治”系统面前尽可能保护自己少受伤害的曲折的经历。
我凭记忆数了一下，他们先后共调来17名各部门的精兵强将，真是不含糊，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显得很有经验；从他们流露出的蛛丝马迹以及媒体披露的情形看，大概有“国安局”、“国防部”、调查局、海巡署、警政署的，好像直接向“陆委会”等上层要害部门汇报。他们如临大敌，以我们被抓的日子为代号，成立了所谓“0514”专案组，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容对付我们五个大陆平民，足足审了将近三个月，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一天接一天的提讯，他们把在海巡队已经问过的话题又翻来覆去地问，我的回答无非就是航海的事实经过，他们换了一盘又一盘录像带、录音带，不厌其烦地让我把话一遍遍写在纸上。对我来讲，写写字总比老让手闲着好。他们时而威逼，时而利诱。还详细讯问个人履历，连上小学的同位子，入红卫兵、共青团的介绍人都一一追问。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力。他们甚至荒唐地问，当时那个团组织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都干什么?分配过你什么任务?
他们这些家伙的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令我颇感意外，觉得很有点像大陆早已过去的“文革”。同时也引起我的警觉，所以有关入伍等等的履历我都精心回避掉了。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自然他们也不会放过，而我父亲就是解放军“四野”的一名老兵，把“国军”从东北一直赶到海南岛；为了不致无事生非，对这类情况我只好一一编了另外的说法，再次被问起时还不能露出破绽。
他们居然也会脱口而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人既耳熟，又觉得怪异。有时他们会强调：“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大陆也是有办法的!我们查你这么个人很容易，我们埋在你们那边的人有的都超过50年了，可能就生活在你们周围!”过两天他再审讯时就说：“你上次讲的全是假话，我们在大陆那边已经有信息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因为我们五个被分开审讯，所以他们会说谁已经讲了你的什么问题，你还不交代吗?或者恐吓你。你刚申辩，马上就给你戴上手铐，采取粗暴的强制措施。
令我很吃惊的是，一些狱警或审讯官把大陆放在敌对面的心态相当强烈，一些人的“台独”意识十分明显，开口闭口“我国”怎样、“我国”的法律如何如何、“你们”怎样，全然不像大陆民众没有分家的概念。他们抱有许多偏见，认为大陆到处都很落后、愚昧，对大陆的真实情况了解片面。他们竟会说：“你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跑到我们‘国家’海域搞什么航海?”
接触后给我的感觉，一些专事搜集情报的审讯官也是带着成见对大陆的阴暗面特别感兴趣，这或许与台湾媒体多年来的倾向性有关，对于大陆哪里发生爆炸、哪里有天灾人祸之类的事很关心。他们诬陷我们是“间谍”，其实，他们自己倒真不愧是素质颇高的间谍，对大陆的很多情况怀有特殊的兴趣，往往喜欢问一些刁钻的或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身份都很神秘，相互之间从不称呼名姓，总爱用台语对话，每人都有两只手机。
有个绰号叫“教授”的人，精瘦、谢顶、小个，戴眼镜，据称是位犯罪心理学家。他总爱直直地盯着你，好像能洞悉你的内心，随时在跟你做心理较量。然后，他马上就告诉你：“不要跟我捣鬼，我打过交道的人不知要比你厉害多少倍!你如果想有所隐瞒，如果有什么异常的念头，想耍什么把戏，绝逃不出我的眼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他自己说他在大陆某大学进修过心理学。他还会跟你瞎扯，你说自己在某行业工作，他就和你扯这个行业的事情；你对什么有专长，他又和你扯这方面的情况。你要是一句话讲得随意点，他马上就会穷追不舍刨根问底。总之，千方百计想在你冷不防时抓到什么把柄。
每当他死盯着我，我就只好很坦然地与他对视，尽管他的模样并不耐看。整个审讯过程，若是不知道的人看来，倒有点像推心置腹的朋友，都直视对方有问有答。不是我心理素质有多强，而是实在没有什么可心虚的；同时，关于问答技巧，我在内心里也并不以为他这位“教授”对我这位记者占多少上风。
当然，斗智也得有个分寸，仅仅为抖机灵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某些时候，对于某些问题，不妨显得无知些、单纯些，这样会满足审讯者的虚荣心，从而使他们的心情好一些，放松一点对你的压力。
他们总怀疑我不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他们追问：为什么你这个记者部主任要亲自跟船采访，而不是派个记者来?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只能反问：为什么不能是我来呢?事实上，我向往大海，向往航海，我觉得不论对我们还是对公众而言，这样一个活动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独特经历无疑很有价值，所以我没有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连饭都吃不饱，钓鱼岛关你们屁事!”
军体训练，脚上的拖鞋几次甩到一边
一天上午，一个络腮胡子的黑脸“长官”隔着铁窗问我：“喂，你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人。他问：“北京人怎么也偷渡?”我向他解释，他却皱着眉头说听不懂，还骂道：“ 他妈的，你会不会讲国语!”我很奇怪地问：“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怎么不是‘国语’?”
他又没好气地问：“你们吃饱撑的跑到我们台湾来干什么?”虽然我从心里并不认为台湾只是“他们”的，但我还是按照事情的经过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打算上岸，只想从海上看看台湾，只想去钓鱼岛那边表达维护主权的意愿。起初担心被日本人拦截，没想到却夭折在台湾，真令人悲哀。
这位同胞一听竟脱口骂道：“狗屁!你们大陆人连饭都吃不饱，钓鱼岛关你们屁事!屁话!”他正嚼着槟榔，满嘴通红，让我不由地联想到血口喷人。
后来我听说这个狱警有日本血统，就更觉得悲哀。几个中国人想要去被日本极右翼分子强占的钓鱼岛抗议，却落入同为中国人的台湾牢狱，还要受到这么一个家伙的训斥。
关进来几天后，我们五个被叫到一间空房子里。一个小狱警背着手发话：“今天要给你们几个‘新兵’训练一下。主要是稍息、立正、向左右转、向后转、敬礼。听明白了吗?”等着我们齐声回答“是，长官”后，他才接着讲：“敬礼就是敬军礼。你们都没当过兵吧?在台湾，每个人都要服兵役的。”他推了推白边眼镜说，“长官我就当过两年炮兵!看你们这副样子，肯定缺乏训练。你是个记者?我看你准是最差。如果你们谁不马上练会，就等着倒霉吧!”
老魏是1970年入伍的老兵，在沈阳军区服役八年。我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就是野战军步兵师里的一名军官了，后来毕业于军事院校中级指挥系。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耐心听着这个台湾小兵的训导。
这个狱警突然一磕皮鞋，尖声叫道：“听口令，立正——!”
我很笨拙地并拢了双脚。我脑子里早就想过，由于处境特殊，不能暴露自己当兵的经历。
狱警一摇一摆地过来，歪着脑袋站在我面前打量了一番，又喊道：“稍息!”我生疏地一撇腿，身体也像站不直似的。狱警用警棍戳戳我穿着旧短裤的腿，又用皮鞋磕我那只穿拖鞋的光脚，骂道：“你他妈的这么笨!”他重复地喊着“立正”、“稍息”，我短时间内又怎能学得好?惹得他训道：“今天晚上你回房里给我接着练，直到练会为止!”然后，他转向大家继续喊：“向左——转”
可以看出，我们几个令他很不满意。特别是向后转，与大陆的转法不同，不是直接转过去，而是先向后迈出右脚，转体，再并上左脚，很像是一套机械的分解动作。对此，我是真的生疏，加上为了显得笨拙，我脚上的拖鞋几次甩到了一边。
敬礼也存在这个问题，大陆的军礼是将中指贴于帽檐的跟部，即太阳穴上方，而台湾的军礼为美式，中指直指眉梢；礼毕，还要做作地一抖手腕。我头一次虽然动作慢，却还是险些露馅儿。之后的训练，我越发显得手忙脚乱。
有一点现在可以明说了：我从连队到军事院校，队列考核的成绩一向都是优秀。
一天晚上，我正呆坐在牢中，觉得楼道里有照相机的闪光灯在亮。从门上看到，一个穿衬衣的瘦高个“长官”正在给新来的大陆客照那种“犯人像”。
二十几名大陆客双手抱着新剃的泛青的光头蹲在墙根儿。每叫到一个就赶紧走到值班台，背靠墙站直，胸前捧好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号码和日期，很有点像拍电影时用的那种牌子。
这些新来的显然都很紧张，个个笨手笨脚，使那个瘦高个很不耐烦。他让一名大陆客“笑一下”，这名大陆客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紧张地连问：“什么?”这可把照相的惹火了，抬手就扇了大陆客两耳光，这下后面的大陆客们更笑不好了，作出的都是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这批大陆客总算被折腾完了，不料接下来轮到了我们五个。这实在让人泄气，拍这种狱中存档照，岂不就意味着我们也要纳入在押大陆客的“序列”，迟迟不得遣送了?以往出于职业需要，我通常都是给别人拍照的，并且尽量把别人照得好看点，而自己最多是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留个影而已；今天却不得不以这堵旧墙为背景，当然，也说不定更有纪念意义。
我被叫出来，像刚才那些新来的一样，靠墙站好，公差塞给我那块写好有关我身份的各项内容的铁牌，让我端在胸前，牌子挺大，正卡着我的下巴。我已经十几天没刮胡子，模样肯定丑陋。那个瘦高个眯着眼睛用傻瓜相机对着我，一只小拇指还女人似地翘着，冷冷地命令：“笑笑!”
有什么可笑的?根本笑不出来。他没按快门，从相机后面偏过尖脑袋来骂道：“他妈的，你没照过相吗?还是不会照相?”我心说：我照相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儿泥呢，拿个傻瓜相机抖什么机灵!我依旧面无表情。公差小峰忙在旁边解围说：“长官，他平时就不笑。”
瘦高个总算按下了快门。
狱警身上都有两样必备的东西
“副座”怒吼：“我枪毙了你!”
最初的半个月是很难熬的，因为那时我还完全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完全不能想象就这样丧失自由地一直苦等下去。清晨都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被尖利的哨声惊醒，于是在夜晚 的梦结束以后，白天漫长的噩梦又开始了。
我们五人中，惟有小王那间囚室与我斜对角，我们常在铁门上遥相对望。有段时间他总踮着脚，抓着门上的铁栏，露出多半个脑袋，向我示意、摆手，或频频打出“V”字手势。我也冲他点头致以鼓励，但却没有以同样的手势回应，因为我实在觉得离胜利尚很遥远。
每个狱警身上都有两样必备的东西：挂在胸前的哨子和别在腰间的警棍。每天24小时，丙区的狱警两人一组分为七班，分别是8-12、12-14、14-18、18-20、20-24、0-4、4-8时。白天换班的时间都要点名，依次是6、8、12、14、18、20时，另外就是在临睡前的22时。规定的睡觉时间绝对不许干别的事情，躺下后的一个小时内下地撒尿也不行，而且必须得让巡视的“长官”看得见你睡觉时的脑袋。同样道理，非睡觉时间绝对不许躺下。
据经历过的大陆客讲，新竹处理中心的规定更奇特：凡是夜里起来小便的，都必须举着自己的名牌到铁门前喊：“报告长官，某某号请求小号。”如果长官听见了，并说“可以”，你才能说“谢谢长官”，将名牌别在门上的铁栏杆中间，然后方便；完事后再到铁门前请示：“报告长官，某某号小号完毕，请求睡觉。”长官允许后，方可上床。赶上长官困倦或是不耐烦的时候，你可就惨了。
我孤陋寡闻，确实没听说过纳粹集中营里有这样的“程序”；读过的《水浒传》一类的书中也未曾发现林冲等重囚享受过此等待遇。台湾狱警关于夜间小号的这一创新，大概是够资格在古往今来中外监狱史上添一笔了。
每次换班狱警来到之前，公差先喊：“床上坐好!”大家就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活动，盘腿挺胸目不斜视地坐在床边。之后也许很快，也许要多等一会儿，狱警的皮鞋声就响了(他们的鞋跟往往钉了铁钉)，接着他的面孔依次出现在各牢门的窗上，房中的倒霉鬼们马上齐声高呼：“长官好!”狱警威风八面地喊：“一寝!”大陆客高呼：“有!”狱警如果心情还可以，就会喊：“活动!”于是大陆客高呼：“谢谢长官!”狱警便走到下一个房间。
假如狱警不满意或还不尽兴，就会反复地喊寝号(房号)，甚至挨个点名，迫使大陆客反复地扯足嗓门儿高呼，直到声嘶力竭；凡让狱警看不顺眼的，还会被叫出来收拾一顿。每次点名的最后就轮到我们五个，有的狱警很挑剔，喜欢一遍遍高声点名，直到我们的应答足以传遍整个狱区才会罢休。“副座”(狱警们对他们的副中队长的尊称)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巡视，在他身旁总跟着一名精干的年轻警员。“副座”并不发话，只是很威严地在每个门前站一下，里面便要山呼：“大长官好!”他颌首，里面又喊：“谢谢大长官!”如果他很满意，还会再颌首微笑一下。应当承认，他是狱方人员中最有风度的。但有一次他突然大发雷霆，不知为什么，冲着铁门里面的一名大陆客怒吼：“我枪毙了你!”
由于在牢中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的听觉日益灵敏，门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听得真真切切；但这也有很糟糕的一面，因为你不得不听见许多并不想听清的动静，比如值班“长官”打饱嗝、放长屁的声音，还有他们的叫骂声及大陆客挨打的声音。别的信息渠道是没有的，作为记者，没有纸笔和书报的时光显得相当难熬；而楼道的喇叭如果播音，除了“长官”的训话，就是两种全然不搭调的广播：佛教讲经或嗲声嗲气的情歌。特别是当这类声音与受虐者的哀号混合在一起时，听觉效果就更加奇特了。
嗅觉也尤胜于以往。主要是送饭时，饭还没抬过来就能嗅到便当盒里面的味道；连少油寡水的菜汤味儿也能直钻入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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