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沙哑凄凉的歌声启发了我
白天“运动会”，晚上“卡拉OK”
6月5日，端午节的晚上，我坐在床板上想着如今囚在这么个牢笼里，与亲朋天各一方，音讯全无。正黯然神伤之际，听见狱警命令一名大陆客唱歌解闷儿，但没有反应，这种苦 闷的时候谁有心思唱歌。狱警火了，威胁如果不唱就要惩罚。终于，有人唱了，沙哑凄凉的歌声在狱区内回荡——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
小伙子的嗓音很有感染力，唱了一遍又一遍，到后面已带着哭腔。狱区里很静，也许大陆客们都像我一样屏息倾听，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尖利的哨声响起来，狱警打断了歌声，喝令：“准备睡觉!要小便的赶快小便!睡觉以后谁再出声，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习惯性地迅速拉开被子钻进去，枕在一卷手纸上，在惨白的灯光下睁着眼睛发愣。忽然，有个声音喝问：“你干什么呢?!”我扭头看到铁门上有张阴沉的脸。狱区规定，躺在床上不闭眼也是不行的。
说实话，以前我并没有留意过这首《流浪歌》，似乎它跟我的生活不大相干；但现在孤独地裹在脏被子里，简直觉得它就是经典，并且忽然启发了我：何不用唱歌排遣苦闷?此后我开始用哼唱打发时间，我反复唱的歌大约有二十多首，唱得最多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条大河》、《草原之夜》、《再见吧，妈妈》等。我发现，这也是一种很管用的“狱中心理平衡法”。
显然，忧郁苦闷并不能将时间缩短，无论如何只要自己不垮，别人就不能让你垮掉。我想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老话，于是开始从事无器械健身运动：在总共8米长、1米宽的空间内跑步，一丝不苟地连续跑几百个来回，把汗出透；然后做百十个俯卧撑，再跑。一天天地加大运动量，后来基本稳定在每天跑大约6000米，做600个俯卧撑、60个仰卧起。在认为有好兆头的日子，我会跑上它1万米，做900个俯卧撑。我居然在这里打破了自己多年前当兵时一次做俯卧撑的纪录。我甚至在算，用多少天能够“跑回”大陆，多少天能够“跑回”北京。白天“运动会”，晚上“卡拉OK”，我就这样让独囚一室的日子显得比较充实和多样起来。
这是没有观众、没有对手的运动会，惟一的参赛选手非但不弃权，反而表现得十分卖力。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场与命运的竞赛。这是没有伴奏、没有喝彩的卡拉OK，惟一的自娱自乐者非但不泄气，反而抒发得十分投入。因为，这真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歌唱。
春末夏初以后，我又多了一项健身运动：每天晚上专门安排时间打蚊子。先是耐心地搜索，眼睛练得越来越刁，沿着墙面、床板及三角铁床架瞄过去最容易发现长脚蚊子。一旦发现，就耐心地接近它，从脚上悄悄取下一只拖鞋，突然拍过去，一次击毙率能达到90%以上。那种已经在狱区内吸饱了大陆客鲜血的蚊子最容易打，因为它们显得行动很不方便。
应当承认，台湾宜兰出产的长脚蚊子相当机敏，缺乏经验的人很可能扑空。到后来，我的技巧愈发纯熟，尽管门窗与外面及其它囚房相通，但敢于飞进我这间囚房的蚊子似乎真的在减少。当我战绩卓著地躺下睡觉时，的确越来越踏实了。
这里面也有个两难的问题，我当时正在虔诚地阅读仅有的佛书，很清楚“勿杀生”的戒律，以及佛教的“转世轮回”之说。但现实情况是，有蚊子就没有我的睡眠，我只能宽慰地想，这些可恨的蚊子都是恶者“转世”的。
身常动，而心常静；越是将日子安排得丰富些，就越会淡忘处境的恶劣，这也算是“以时间换空间”吧。但即便如此，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我最心疼的仍然是时间，常常不免惋惜地长叹：有如此整日整月的消耗，能做多少事、看多少书、走多少地方呀!
一天，狱方生活服务组一位和善的警官从门外递给我一本黑封皮的《圣经》。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想法，我双手捧着书，喜出望外，非常感激，并冒昧地请求他能否帮我找一本《英汉辞典》。他说，按理，除了《圣经》和佛经，你们不可以看别的书，但辞典嘛，或许能例外。他答应尽量想办法。他走后，我抑制不住兴奋地盘算：假如一天能记它10个单词，再从词典上学点儿各学科的知识，那么时间的损失不就小得多了!我相信，在这里即使再艰涩难懂的书也能读得下去，我已经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就等着足吸水分了。
地震和十级台风相继光顾
慈祥老队长让我感念不已
6月上旬的一个白天，我正呆坐在床板上，突然四周剧烈摇晃，是地震了。我相当麻木，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反而跑到铁窗前踮着脚去观看外面建筑和树木的摆动。地震反复多次 ，床架的角铁和窗上的铁栏嘎嘎作响。奇怪的是远处公路上的汽车照驶不误，一定是台湾人对地震频发习以为常。记得曾在资料上看到，台湾一年会发生大小上千次地震。
我望着外面出神，和在北京感受过的地震不同，完全没有恐慌，生命在这异乡的牢中似乎变得不足惜了。甚至，如果真能把这牢狱震塌掀翻，我倒会觉得不错，哪怕同归于尽也行。后来又经历过多次有感地震，有时在半夜，床板像摇篮一样摇晃不停，但我都觉得无所谓，连眼皮也懒得睁开。
6月那次地震后没过几天，大约是6月10日，忽然又台风大作，据说超过10级。铁窗发出骇人的呻吟，骤雨泼进牢房足有三四米远，床板都湿透了，人只能蜷缩在一角。那些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的大陆客更不知该如何熬过。由于身上只有背心短裤，被子也于几天前以进入夏季为由收走了，有人向值班“长官”请求加点衣服，但得到的是身穿保暖夹克的狱警的痛斥：“狗屁!谁再叫，老子不客气了!”
夜晚冷得无法入睡，忽听楼道里有响动，一位白发长者的面容出现在牢门的铁窗上，他关切地询问：“房里打湿了多少?感冒了没有?”我走过去回答，同时被吹得发抖。他马上转身命一旁的警员：“赶快加被子!”有人开门抱来一床被子。我看到这位长者只穿件很旧的白色圆领短袖衫和大短裤，花白的头发都打湿了，看来是急急忙忙从宿舍赶来的。他嘱咐我：“你们这一侧风最猛，尽量离窗子远一点。”我内心很感激他，在困境中能得到这样的关心令人难忘。之后，他继续一一查看各牢房，责问狱警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后来公差告诉我，他是中队长，他并不以势欺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俯立挺身，预备!”意味着要倒霉
戴着手铐脚镣在罗东镇游街示众
一天晚饭后，突然听见狱警喊：“14寝，你出来!”我从门缝看到，公差把门打开，我们的难友之一王光满走出来，见阵势不妙，点头连声叫：“长官好!”一边还本能地往墙边 躲闪。谁料，一高一矮两名提警棍的狱警抬腿就踹，小王急问：“怎么了?”狱警喝道：“少废话!俯立挺身，预备!”俯立挺身就是俯卧撑，是狱方明文规定的一种轻微惩罚方式。我们已经见过了许多次，他让你俯立挺身100下或80下，这对于体质衰弱的在押者是相当难的；你必须咬牙做，他不会让你停，直到筋疲力尽，直到你趴下去，你已毫无招架之力，然后就开始打。所以，谁都清楚，俯立挺身就意味着倒霉。
小王不敢怠慢，马上俯下身，喘着粗气边数边做，好不容易数到30下，那个脸上长了一大块黑记的高胖子一靴子向腰间踹过去，身高一米六的小王滚到了一边，两个狱警抡起棍子就打，小王的叫声传遍整个楼道。
狱警又让小王爬起来，坐在折叠椅上，上身挺直，膝盖端平，双脚抬起。然后，高胖子就用木警棍狠狠打脚板，每一下都伴随着揪心的哭嚎。这是他们常用的把戏，脚弓和脚面没多少肉，棍子敲下去生疼。
狱警逼问：“你们到底来台湾干什么?”小王说：“我们只是航海者。”“屁话!你们就是来捣乱的!”又打。
没问出什么，让小王原地跳，说是“活活血”，小王疼得直咧嘴。之后，才让他瘸着脚回牢房。
狱警还不解恨，又轮到15寝的李涛。如法炮制，一米八几的大汉，也被打得直叫。打完李涛，又叫出16寝已经四十大几的魏军。按牢房顺序，下一个就该轮到我，我本不指望有主的降临，坐在床边闭眼等待，而脚板已经感到了一丝丝寒气。
这时，换班的人来了，我听见狱警意犹未尽地丢下一句：“回头再收拾那两个!”次日，我们向审讯官反映情况，他们故作诧异地说：“怎么会这样?”我问他们：“你们说讲法治、讲人权，这件事怎么解释?是不是逼供?”后来，他们煞有介事地查问了一番，并告诉我们那两个狱警已经调走了。说不定这两个家伙本来就即将调走，或者说从这个偏僻小镇调到某个城市的警察局，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6月9日半夜，从李涛房里突然传出砸墙声，他心脏病发作了。狱方看来不希望我们这几个人出事，来人看他确实不像装的，就送医院了。审讯带来的压力，恶劣的环境，加上又不许将“速效救心丸”带进牢房，这是导致他犯病的一些原因。
到第二天例行审讯的时间，不仅给我们戴上手铐，而且因为狱警懒得弯腰，就强迫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脚镣。狱警急催着下楼，脚镣拉得迈不开步，每下一级楼梯，都磨得脚踝生疼。出了狱区，门口停着面包车，里面坐着几名警员。狱警催我们上车，但车梯高，迈不上去，车里的警员讥笑地看着，身后又有警棍赶着，我一咬牙，双脚跳上车，镣环深卡着皮肉。我咬着牙想：这些家伙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是去见更大的人物，说明事态有进展，倒也他妈值得。如果是投进更糟糕的大狱，那也得硬着头皮扛着!
汽车驶出院子，在街道上拐来拐去，夹在我两边的狱警一路都在拉开车窗搜索，一发现漂亮“美眉”就怪叫。车停在罗东镇博爱医院门口，刚好有一名穿紧身上衣的少女迎面走来，一个平头的胖警员吹了声口哨，几个警员嬉皮笑脸地议论起她的“波”是真还是假。那个胖警员甚至探出半个身子，几乎要撞到少女的肩膀，惹得人家狠狠瞪他一眼。他不以为耻，反倒快活得手舞足蹈。
我又一咬牙，跳下车。许久不见天日，阳光显得格外刺眼。来往车辆、行人很多，我们分别被两名提警棍的押着，手铐、脚镣、光头、圆领背心、短裤，前胸、后背都写着名字和“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字样，像押赴刑场前的游街示众。这分明是对我们五名中国大陆航海者的羞辱。我眯缝着眼睛，尽量挺直身体，尽量从容迈步。但有人粗暴地推搡，非让我踉跄不可。进了医院，走廊里各式各样的患者像见了麻风病人一样，鄙夷地瞥我们一眼，避之惟恐不及。
有人告诉我是来体检的，从一个科室带到另一个科室，一次次受人白眼，听任抽血、透视。一个戴金边眼镜的医生用听诊器给我听了听，眼也不抬地问：“你是哪里人?”我答：“北京。”他抬头狐疑地看看我，又问：“什么时间偷渡的?”我声明：“我不是偷渡者。”医生诧异地从眼镜片上面看着我，我正要再开口，忽觉后腰有硬邦邦的警棍狠狠地顶着，我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大陆方面有了正式的声音
台湾“立委”传递信息
在我们出事以后，台湾方面并未向大陆作必要的通报。起初，厦门有关部门向金门等地询问，未果；数日后，大陆方面又发出海难协查通报。从5月26日开始，台湾各主要媒体和 电视台一下子全都报道：抓到一条大陆“谍船”和五名疑犯。经过一番必要的核实，2000年6月8日，大陆方面有了正式声音，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联络部向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服务中心发出了函件。
6月16日一早起来后，我感觉狱区内的气氛与平日不同，几名公差被叫来不停地擦拭各牢门的外侧，狱警们也着装整齐地来回巡视。上午的静坐时间格外长，在硬板床上盘坐不动的双腿已经酸痛难耐，狱警还不时在外吼叫：“都给我坐好，谁也不准动一动!”
我正在头晕目眩的恍惚之中，忽然门被打开了，进来一位西服革履、文质彬彬的人。狱警喊我快过来，那位来人竟客气地对我说：“你辛苦了!我是台湾海基会的处长，特地来看看你们。”未等我转过神来说点什么，这位官员已经同样很礼貌地退出去了。
直到大约临近午饭的时候，静寂中，从楼梯口传来一串皮鞋声，之后听见一批人在每间牢门口停留，并有摄像机的灯光晃动。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这会是些什么人?要搞什么动作?我猜也许是媒体的，因为我仍然天真地以为，台湾媒体有对各类新闻事件当事人自由采访的权利和兴趣。
终于，那些人接近我的牢门了，显然正在看门旁的名牌。只见那个平日油里油气的狱警一个立正，行举手礼，紧接着门外出现了戴金边大沿帽的官员，随后是几位穿西服的体面先生。我不顾受处罚的危险，跳下床，奔到门前说：“我们是大陆航海者，我是采访的记者。”外面的人一愣，一位瘦小女子不失时机地用奥林帕斯袖珍相机对铁栏后面的我拍照，我想她也许是我的同行，换了我在外面可能也会按动快门。狱警们马上就护着他们离开了。
中午，外面在叫魏军出来，过一会儿又分别叫李涛及邵勇言。我趴在门上察看动静，他们先后回来时由于被看得紧，都不敢冲我这边使眼色，让我难以猜出究竟去见了何许人。紧接着，我被提出囚房，意外的是没有像往日提讯那样戴上手铐。我穿着薄底拖鞋被手持警棍的狱警一路赶下楼，手里攥着自己在狱中的名牌，囚服的左胸前也用黑笔大大地写着我的名字。
急急走到楼下一间房门外，见一群狱警表情严肃地立在那里，有人命令我双手抱头蹲在墙根儿，不许乱看。一名狱警过来低声告诫：“待会儿说话注意点!”不知他是何意。
很快唤我进去了，我看到这个像会见室的房间里已经有一屋子人，我按照指定的位子坐下，立刻就有两部放在三角架上的摄像机对准我，茶几上摆放了两只已经开启的声控小录音机，就是我平日采访用过的那种。面前有官员模样的人，有穿制服的狱警，有审讯过我们的人，也有拿着照相机或笔记本的女士，一时弄不清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坐在我左侧那位穿西服扎领带的先生开口了，他连说两句：“你辛苦了，你辛苦了。”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应对，按习惯应当回答：“我不辛苦，你们才辛苦呢!”可是，现实情况又岂是“辛苦”的问题。
那位先生又说：“我是台湾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冯沪祥，今天特意来看望你们。不久前我刚刚去了北京，并接触到你的家人。”他扬起一页纸说，“你看这是你父亲写给你的信。”
我心头一紧，正要伸手去接，他又说：“不过，暂时还不能给你，按照程序，要等有关部门审查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会给你的。”
我已经看到了父亲的亲笔签名，从小我就很熟悉父亲那种有力的笔体。我急速地想着上面会写些什么?会不会留下什么让他们做文章的把柄?家人现在怎样?他们能否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冯沪祥先生又问：“在这里的生活还好吧?饮食怎么样?”
我说：“这是次要的。”我的余光注意到那些狱方人员都在盯着我怎么回答。
冯沪祥先生还是问：“你到底觉得饮食好不好?”
我坚持回答：“这不是重要的，我只想回家。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已经审讯了一个月，相信完全可以澄清了。我寄希望于台湾司法的公正，希望能够高效率地妥善处理此事。”
冯先生拿起一页复印的报纸说：“有报道称你们是间谍。”
我惊悸地看到那上面的大字：“匪谍”!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5月下旬，台湾的一些媒体就把这段“间谍”故事炒得沸沸扬扬，而惟有我们五个无辜的主角一直蒙在鼓里。
我知道会面的时间会很短，最重要的是得让外界明白事实真相，所以抓紧时间向他申明此次航海的目的和过程：“我们的活动是‘中国海疆之旅’，是一条民间的运动帆船，第一航段环绕台湾并去钓鱼岛，之后还要走中国沿海和南海，没想到却被台湾同胞扣住了。这不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悲哀，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
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台高级照相机?”
我说：“我们的相机没有一部是专业级的。航海者带相机有什么奇怪?记者采访怎么会不带相机?而且一台都不够。我们很想多拍摄一些海上风光，经过两天单调的航行，我们一看到台湾的岛屿自然十分好奇和兴奋。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我们的清白，而没有一样证据能够证明我们是‘间谍’。有像我们这样的间谍吗?只要稍具常识的人就能判断。”我强调说，“请不要让我们几个大陆公民在台湾失去中国人的尊严!”
冯先生又说：“我不久还将去北京，会将你们在这里的情况转告给你们家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告诉他：“我要说的就是，我想尽快当面对他们讲。”
最后，他们让我在一页谈话记录的下面签名并写上给家人的话。我提起笔，感到它是那么沉重，略一沉吟，写道——我很想念你们，请相信我!
东聊西扯成了避开无聊审讯的对策
邓丽君《在水一方》给我别样感受
“立委”来过又走了，一切恢复如常。十分乏味的审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都被拖得日益疲惫，我们是无奈，而这些手段高强的审讯官则是烦躁，上面又偏偏压着他们必 须问出个满意的结果来。
比较有良心，或者说比较务实的审讯官单独面对我的时候，不再没完没了地盘问“案情”，而渐渐开始东聊西扯，话题包括两岸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气候地理、经济建设等等。这种时候，我感到双方毕竟是同文同种，以致淡忘了自己身陷囹圄的处境，乐于连续几个小时给他们讲述自己的采访经历和见闻，讲述祖国的山川风景、民族特色，他们常常听得入迷，眼中也带着向往。我还顺便大谈各地的风味美食，引得他们吞咽口水，几乎忘了我是审讯对象。同时，这成了我避开无聊审讯的一种对策，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想以这种方式发现蛛丝马迹。
我总对他们说：“你们真应当到大陆去实地走走、看看。”他们却露出诡秘的笑，也许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悄悄以不同身份去过了。不过，他们还是半真半假地说：“如果去了，你们那边不会放过我们的，到时候咱们就得换换坐位了!”
我告诉他们，在大陆随处可见带有台湾印记的东西，在同类商品中，有时我宁愿买台湾品牌的，而不去买外国货，因为毕竟对台湾抱着一家人的感觉。这种话让他们挺感动，也有人笑道：“你这不是在做‘统战’宣传吗?”
往往一聊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才变个脸色：“他妈的，怎么越说越跑题!好了，今天先审到这儿，明天再问你。回去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啊!”然后一本正经地又给我戴上手铐，让人押回牢房。
他们中间敌意很重或打算邀功请赏的人就不同了，总巴不得将我们置之死地。比如那个黑胖子、“小帅哥”之流，会不时地推门进来，听我在说什么。一见我表情稍显轻松，就要丢下一句：“看你还挺自在!别耍滑头，好好交代!”那个凸着肚皮、脸上长着个大瘊子的副处长最爱说：“告诉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用你们大陆公安的话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有一天，刚走出提讯室，在走廊上忽听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生活服务组那位和善的警官。他递给我一本很旧的袖珍《英汉词典》，说：“我说话算数，这是专门从家里给你找的。”我接过来，激动得正要翻开，不料，从旁边清查组屋里走出一名瘦脸、谢顶的审讯官，一把将我手中的辞典夺去，很严重地说：“不行，审讯阶段你们什么也不许看!这本辞典要先检查一下。”我见生活服务组的那位警官也显得挺没面子。清查组在这个中心专干审讯、整人材料的事。眼看渴望多日刚刚到手的书就这样一转眼得而复失，让我心疼得直想跺脚，虽然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回到牢中还是遗憾了好久。
提讯的时候，总要经过楼下大厅，一度那里曾经挂了许多幅邓丽君的水墨画像和她唱的歌词。关于邓丽君的歌，我还有过一段特殊的记忆——
1978年底，我正在豫西的山沟里当兵，社会上已是乍暖还寒的“回春”气象，外国经典小说汹涌回潮，各机关放映“内部电影”成风，拥有一部卡式收录机更成了弄潮儿的象征。然而，军营毕竟不同，当时我们除了超强度“大比武”式训练外，主要就是刻苦攻读“毛选”五卷了。
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正在操场上进行热火朝天的训练，班、排长严厉的口令时时划破夜空，大家脱掉厚重的棉衣，头上冒着热汗，发出“嗨、嗨”的用力声……
忽然，旁边的平房里飘出一种异样的声音，准确说，是从未听过的柔美歌声：“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我们这些当兵的都听呆了，个个像被点了穴一样定格在原地。我低头细听着这让人两腿发酥的“靡靡之音”，内心有一种很见不得人的负罪感。但可气的是，我还想听下去。
歌声萦绕在一片寂静的训练场上：“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
平房的门突然开了，大胡子无线电技师出现在门口，坏笑着训道：“怎么着，听傻了吧?这是你们听的吗?!”他手里拎的那台时髦的双喇叭录音机却还在恼人地放送着歌曲：“绿草萋萋，白雾迷离……”之后，他啪地关上了。
我们这才回过神儿来，排长毫无意义地喊了句：“都不许听了，马上训练!”
一个月后，我们的部队奉命乘闷罐军列开赴中越边境前线。不久，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又不久，我们师攻入谅山。撤回国后，我知道一些年轻士兵永远留在了那片山岭中。
这首歌让我无法忘怀。我是幸运的，这些年每逢亲友们聚会在卡拉OK厅，我就可能令人费解地点唱这首《在水一方》，尽管它大概并不适合由我来唱。
人间的事就这么古怪，当我真的踏上曾经神往的祖国宝岛台湾，当昔日崇拜的邓丽君的大幅画像就立在眼前，我却不能去细看一眼，押解我的那个留板寸头的狱警故意掐住我的后颈，让我根本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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