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穷困潦倒，1934年3月4日，他不得不申请破产。经过清理，杰西欠下的债务达226万美元。而他剩下的钱，只有18.4美元。
杰西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他孑然一身，住进了到处透风的公寓。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没有了，豪华住宅和别墅、游泳池没有了，前呼后拥的仆人没有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为了苦度光阴，1940年杰西出版了《怎样做股市生意》一书。但是这本书出得太晚了。在他一帆风顺的年代，这本书肯定会卖得上百万美元。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输家。为出版这本书，他东奔西走，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出这本书实在是一场惨败。
杰西像个赌输了的赌徒，有时空手去股票交易大厅转转。交易大厅里照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他看到了像他以前那样的大赢家，满面春风得意扬扬，也看到了一些输家满脸沮丧。有的以前被他玩惨了的炒股者，见到他会挖苦他一句：“喂，杰西，你今天又抛了几百万？”
1940年1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房东又来找杰西逼讨房租。他喝下仅剩的半瓶威士忌，从寓所溜了出来。他在大街上转悠着，望着大街上往来穿梭的豪华汽车，望着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街边伸手乞讨的乞丐，他长叹一口气说：“他妈的！这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它永远只属于富人。”
杰西走进一家大旅馆的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他留下的遗书写道：“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
（薛冰）
胡文虎创制万金油
1882年1月16日，胡文虎出生在缅甸的仰光。
他的父亲胡子钦，是中国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中川村人，年轻时因为家境清贫，在1861年孤身漂洋过海，来到仰光，行医为生。由于南洋气候炎热，阳光强烈，当地居民容易中暑、头晕、疲倦，而胡子钦从国内带来的一种中药成药“玉树神散”，清凉解暑的效果相当好，所以很受欢迎。他逐渐积累起一点资金后，就在仰光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买了房子，开设了一家永安堂药铺，行医卖药。胡子钦不但精于医术，而且为人忠厚，常做好事，当地人有了病都愿意到他这里来治疗，永安堂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兴旺。后来，他与潮州来的姑娘李金碧结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
胡文虎的出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转眼之间，胡文虎已经10岁了。小文虎长得浓眉大眼，身体健壮，聪明伶俐；性格倔强。他对父亲药铺里的事情兴趣很大，见什么学什么，而且一学就会，可就是不安心读书，经常逃学。胡子钦为儿子伤透了脑筋，可他业务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管孩子。为了不荒废儿子的学业，他同妻子商量后，毅然决定把文虎送回故乡，让他在祖父的照看下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回国的轮船上，胡文虎听父亲说起故乡的贫困和家族的苦难历史，也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可是，当时中国私塾里教的，还是《四书》、《五经》等古文，枯燥难懂，胡文虎越读越没有劲，终于又犯了老毛病，一有机会就溜出学堂去玩耍。祖父没有办法，只好专门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他。
那一年，本来就贫困的永定县又遭受了特大灾荒，穷苦百姓只好卖儿卖女度荒年。少年胡文虎看着这种凄惨的情景，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他十分同情灾民，有一次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跪在地上叫卖女儿，他也难过得泪流满面，忙掏出平时积下来的四个铜板给她们。还有一次，一个饿极了的乞丐偷吃人家的烧饼，被凶狠的老板打得死去活来，胡文虎急忙上前劝阻。老板说：“你不让我打他也行，那你得为他还我的烧饼钱！”胡文虎气愤地说：“等我长大了，回南洋发了财，一定来还你的烧饼钱！”谁知老板哈哈大笑，蔑视地说：“真是白日作梦！你也能发大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经过这些事情，胡文虎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再不逃学，每天都认真读书。课余时间，他还找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来看，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发了财，一定要像宋江那样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让他们都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
4年以后，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帮父亲料理药店的事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胡文虎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为病人配方抓药，他都认真地在一边细看，暗暗琢磨其中的道理；空闲的时候，他就阅读医书，研究中药学和西药学的理论，常常到夜深还不休息。因为睡得太迟，他有时早晨起得晚些。父亲胡子钦也是个热爱事业的人，每天都是第一个早起进店工作，见儿子还睡着，很不满意。胡文虎懂得父亲的心意，父亲是希望他能更加勤奋，早日成才，所以学习和工作就格外刻苦。
1908年，胡子钦突然身患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在临终之前，他一再叮嘱胡文虎要和弟弟胡文豹同心协力，发展事业，而且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亲人……
父亲一死，家庭失去了顶梁柱，药店也失去了支撑。虽然胡文虎和弟弟辛辛苦苦操劳，但永安堂药店的生意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迫于生活，胡文虎只得肩挑药担走街串巷叫卖，但还是没有多少收入。眼看药铺已经到了面临破产倒闭的地步。胡文虎母子3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中。
但是胡文虎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一心想为事业的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有一天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装仁丹的药袋，忽然得到了启发：日本生产的仁丹治疗中暑的效果比较好，又便于携带，所以销售量一直很大，永安堂要想发展，就必须创制出像仁丹这样受欢迎的药品来。
他急忙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可是母亲却没有点头。她的生活经验比儿子丰富得多，懂得创制一种新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同时，永安堂的经济状况，也经不起再一次失败了。胡文虎先争取到弟弟的支持，又耐心地向母亲说明：现在永安堂的生意已经没有出路，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只有下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来，才有可能让永安堂起死回生！弟兄俩终于说服了母亲。母亲取出父亲一辈子的微薄积蓄，含着眼泪交给了胡文虎，并且叮嘱他一定要珍惜这全家最后的一笔财产！
胡文虎接过这沉甸甸的钱，开始了他真正的创业历程。
他先到香港，为永安堂进了一批货，让药铺能维持一线生机；接着便回到祖国，调查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后来又到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地了解药品经营的行情，学习药品制造技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顿都吃最便宜的食物，每夜都住最便宜的客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胡文虎不但掌握了一定的制药技术，而且注意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生活水平低下，暑热病流行情况严重；西药虽然便于携带，服用方便，价格却贵得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用得起的。
胡文虎就根据这种状况，决定了自己的选择方向——他要研制出一种对治疗暑热病有特效而又价格便宜、便于携带的中药！
1910年，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家中。在向母亲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后，他和弟弟就动手大干起来。他们在过去“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增加了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原料，吸收祖国药品传统的膏、丹、丸、散的优点，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过3个多月的呕心沥血，终于创制出一种新药。这种新药既可外用，又可内服，既能治感冒、头痛、鼻塞，又能治晕车、晕船，几乎可说是一种“万能”良药。由于多日的劳累，胡文虎自己也觉得头晕目眩、恶心欲吐，他想这正好可以试试新药的效果，就从药罐中挑出一些抹在额头上。片刻之后，他的病痛便烟消云散，浑身舒适。胡文虎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去告诉母亲和弟弟。饱经沧桑的母亲，竟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的母亲问儿子：“这种好药，该叫什么名字呢？”
胡文虎说：“我想过了，它有这么多的治疗功能，我们就叫它‘万金油’吧！你们看好不好？”
胡文豹赞成地说：“好！这个名字叫得响！”
母亲也说：“商标干脆就用你的名字：‘虎’牌万金油！”
胡文虎到当地政府办理过注册手续后，就开始批量生产“虎牌万金油”，并且把永安堂药铺改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然而，一种新事物，就是再好，一开始也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万金油的命运也是这样。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的箱子，到同乡开的药店去推销。可是大家根本不相信万金油会有那样好的效果，都不肯买，胡文虎跑得腰酸腿痛，却常常是早晨一箱提出去，晚上提回来还是一箱！有的人碍于同乡的情面，勉强收下一些万金油代卖，却又不向病人介绍，结果还是卖不出去，到胡文虎去结账时，他们就让胡文虎把没卖掉的万金油拿走。
当时正是盛夏，许多穷人患了热病无钱治疗，只能买日本的仁丹服用。万金油的疗效决不比仁丹差，为什么人家只买仁丹而不买万金油呢？当真是中国货不如日本货？胡文虎猛然想到满街张贴的仁丹广告，顿时醒悟了：你不作宣传，人家怎么会知道万金油的好处呢？！他马上采取对策，一方面，让胡文豹拿出一些万金油，免费赠送给无钱买药的穷苦人；另一方面，他从十分紧张的资金中，抽出钱来，印制了一批介绍万金油功效的广告，亲自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去宣传。他先花钱雇了两个人帮他贴广告，可第二天上街，却一张也没见到。他找到那两个人问，那两个人推说是被人撕掉了。胡文虎无可奈何，只得自己上街去贴，直到后来遇到一个同乡阿愚，才算有了个帮手。
免费用万金油治好了病的穷人，都成了虎牌万金油的义务宣传员；再加上广告的作用，没过多久，万金油果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永安堂虎豹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
胡文虎没有满足。他的雄心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广。为了进一步发展永安堂的业务范围，1923年，他留弟弟胡文豹在仰光主持业务，自己到新加坡去筹建永安堂虎豹行的总行。同时，他又重金聘请专门人才，搜集古代药方进行研制改进，开发出了“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新药。
胡文虎接受了创业之初的教训，始终将广告宣传放在重要地位，每年花在广告宣传上的钱很多，而且挖空心思，设计引人注目的广告。万金油的小铁盒上，印的是一头形象生动的老虎；说明书上则印着胡文虎的肖像：西装革履，浓眉大眼，神态庄严，让人在使用万金油时，就会想起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良药。每年春节，他都派人在街头路口悬挂大量灯笼，灯笼上一边画着老虎，一边写着“永安堂”，加深人们对永安堂和虎牌药的印象。20年代中期，他又到处张贴广告，重金征求日历画稿，应征的人非常多，画稿像雪片样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用手攀着一只老虎的脖子，人虎相依微笑，栩栩如生。胡文虎一眼看见，就被这幅画的新奇构思吸引住了，赞不绝口，当即以重金买下这幅画，把它作为日历的封面。这年的日历印成后，胡文虎到处赠送，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见了，也连声叫好，还说：“胡文虎真是个天才的商人！既然他的广告都离不开老虎，他为什么不定做一辆老虎式的轿车呢？”这话很快传到了胡文虎的耳中，他觉得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当真花巨款让汽车厂给他特制了一辆车头装饰成老虎头的轿车，把车灯做成老虎眼睛，还把汽车喇叭声做得像老虎的嗥叫。这辆车在街上行驶，知道的人就会想到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药，不知道的人也会向别人打听这辆怪车的来历，回去后还会对别人说起这老虎车，无形中就为胡文虎做了广告。1935年10月，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胡文虎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代表队的总领队，率队到上海，特意把这辆老虎车也带到上海。当轿车驶进上海滩时，他让司机慢慢地开，不时闪动老虎眼睛似的车灯，摁动像老虎叫声的喇叭，引得上海人纷纷拥上来看稀奇，都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晚上，在招待会上，胡文虎又一次大出风头，当场表示愿意拿出数百万的巨款，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有关胡文虎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29年初，胡文虎就在新加坡建起一座制药总厂，有职员30多人，工人400多人，并购进了新式的机械设备，每月可生产万金油3万打、八卦丹1万打、头痛粉2万箱、清快水3000多打。
1932年，胡文虎把永安堂虎豹行总行迁到香港，在广州、汕头建立制药厂，又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昆明、重庆、汉口、梧州、澳门、台湾等地及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设立分行，在欧美一些人城市也设立了特约经理部。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虎牌药品在国内和东南亚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必备的“灵丹妙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成了东南亚华侨中的大富豪。
资本雄厚的胡文虎，做广告的花样也越来越出奇。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胡文虎就叫人在上海报纸上做了一则广告，标题就是《放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内容是河南某地某人给永安堂的电报，说他肚子突然绞痛，什么药都吃了还是不好，后来服了永安堂的一块万金油，不一会，放出几个大屁，肚子就完全不痛了，特此表示感谢！人们读到这样的广告，在发笑之余，不觉也记住了万金油的功效。后来国民党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胡文虎又做了一个广告，醒目的标题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必须揩油》，新生活运动有提倡廉洁奉公的内容，这里怎么竟在提倡“揩油”呢？读下去才知道，广告是说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大家必须时时揩点万金油，提神醒脑，保持精神焕发，身体健康！
由于报纸不断提高广告收费，胡文虎觉得与其花钱在人家的报纸上做广告，还不如干脆自己办一张报纸。他说干就干，1929年1月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份《星洲日报》。随后，他陆续又办起了《星光日报》、《星岛日报》等近20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这在中国华侨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星洲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1937年还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评为12家优秀华文报纸之一。
1935年，别出心裁的胡文虎，又在新加坡岛西南岸巴西班让路旁，兴建了一座“虎豹别墅”，又叫“虎标万金油花园”，整个公园依山面海，风景优美，不但有假山石洞、亭台楼阁，还有“十八层地狱”、“西游记”等中国民间神话雕塑和“美洲一角”、“澳洲一角”等外国风光雕塑。全部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资金，可是别墅建好后，胡文虎并不住在里面，而是把它作为旅游场所，供人游览、休息。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太呆了，胡文虎也不解释。因为他知道，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记住胡文虎和胡文豹这两个名字！所以，1936年，他又在香港买下一座小山，同样修建了一座供人旅游的“虎豹别墅”。
胡文虎牢牢记着父亲当年的遗言：“子孙万代都不能忘记故土家乡”。在成为大富豪之后，他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每年从永安堂提出25％的利润，兴办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办学校教育。除了捐巨款兴建300多所小学外，他资助过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学院、海滨中学等几十所学校；并捐资兴建了南京中央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等12座医院，创办了上海儿童收养所、福惠儿童院、广州儿童新村、广东老人院等慈善机构。他听说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气得接连几天不肯吃饭，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在新加坡兴建一个游泳池，取名“华人池”，门口也竖上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只准华人入内游泳”！
抗日战争时期，胡文虎多次捐款，支援抗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文虎到处宣传“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胡文虎爱国观念不敢后人，愿竭尽努力，以尽华侨天职！”为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错将军非常感动，曾亲笔为胡文虎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祖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七七事变”之后，胡文虎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不止一次慷慨捐款，成为海外华侨中捐款最多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出于义愤，纷纷抵制日本货，不买不用。但一直销路很广的日本仁丹，仍然占领着四川各地的市场。重庆永安堂分行的经理胡万里，专程前往香港，向胡文虎汇报这个情况，商量对策。胡文虎自从创业以来，就把日本仁丹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再加上民族仇恨，当即要胡万里不惜代价，把日本仁丹赶出四川！胡万里在胡文虎的支持下，组织起5个宣传大队，每队50人，深入四川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自己的虎牌药，抵制日本仁丹。宣传队员个个身穿有老虎图案的服装，胸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还化妆成老虎，每到一处，先表演宣传抗日的话剧和歌舞，结束时再发广告，念快板：“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并且为病人治病，赠送虎牌药品。很快，在四川各地，虎牌药都取代了日本仁丹。永安堂的作法，引起了日本人的极端仇恨，1940年，日本广播电台公然扬言，要炸毁永安堂重庆分行。5月2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果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的三层楼房全部炸毁！胡文虎知道后，反而连声说：“值得！值得！只要把鬼子的仁丹压倒，再炸一个永安堂也值得！”表现出一个爱国实业家的民族气节！
（薛冰）
化工先导范旭东
1883年10月24日，湖南省湘阴县一个私塾先生家中，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父亲为孩子取名源让，字明俊。这孩子后来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也就是被人们称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6岁那年，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寄居在长沙城里，生活更加艰难。母亲整天为别人浆洗衣服，做针线活，换取菲薄的报酬，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幸亏得到姑母的帮助，他和哥哥范源濂才有机会读书识字。不知有多少夜晚，小旭东看着妈妈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别人缝制衣服，只觉得妈妈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他心里好难受好难受！但是他毕竟太小了，还帮不了妈妈的忙，只有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望。
哥哥范源濂也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弟，共同熬过漫漫的长夜。艰苦的磨炼，使得范家兄弟从小就养成了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性格。
19世纪末，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有志气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湖南的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面。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当时“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形成风气。范源濂考上了维新派办的时务学堂，在倡导变法维新的学者梁启超的指导下学习文学和时政，寻求救国的真理。范旭东也经常接触到哥哥从学堂里带回来的讲义和笔记，以及宣传变法维新的《湘报》、《湘学报》等报刊，有时还跟着哥哥一起去听讲演，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
可是，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捕，范源濂也成了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只好逃往日本避难。范旭东也不得不离开母亲，到长沙北乡去投奔哥哥的好友吴镜蓉，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学画。两年以后，又一次革命风潮来临，范源濂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一革命义举。可是，由于汉口的一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破获，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这年8月，范源濂只得再一次逃往日本，并且把弟弟也带往日本东京求学。
范旭东虽然还是第一次到东京，可是他没有心思去游览日本的风景名胜。他一头扎进清华学校，苦学日语，后来又考进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当时，梁启超有一个说法：“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话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范旭东也认为，要拯救祖国，必须从教育和医学开始做起，用教育来启发人民的智慧，用医药来医治人民的疾苦。他亲眼看到日本的科学一天天兴盛，工业一天天发达，国家一天天强大，因此立下志向，要走工业兴邦、科学救国的道路。1908年，他从冈山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深造。范旭东把全身心都投进化学知识的海洋中，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在实验室里，他废寝忘食地做化学实验……他的身体本来比较弱，为了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他加入了东京武术研究会，学习柔道、击剑、射击和骑马，通过这种锻炼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保持旺盛的精力完成学业。同时，他还利用假期，到日本各地去参观考察，探索日本国家强盛的原因。哥哥回国以后，他便常常到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那里去请教，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进步。
1910年，范旭东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被帝国大学留校做研究工作。这一年，他与在东京留学的湖南同乡许馥结了婚。
第二年秋天，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范旭东在海外听到这个喜讯，顿时热血沸腾。他与妻子商议说：“我在帝国大学工作，虽然收入不错，生活安定，但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也应该回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妻子许馥也是一个爱国者，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夫妇俩毅然离开日本，日夜兼程回到了祖国。
这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梁启超被委任为财政总长，他听说范旭东回国，便很高兴地聘请范旭东到财政部工作，负责整顿货币。可是，不久范旭东就发现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向上报告却无人来管。他不愿与这种人同流合污，便愤然辞职。正好他的哥哥范源濂担任了教育总长，哥哥知道他热爱化学，设法安排范旭东到财政部所属的盐务机关工作。
范旭东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他首先考察了国内的盐务状况，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他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他的想法得到了哥哥的支持。范源濂又为弟弟争取到一次到欧洲考察盐务的机会。范旭东用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洲各大工业强国，调查了奥地利的盐专卖法，研究了奥地利和英国的制盐方法和设备……然而，在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也饱尝了受人轻视的屈辱。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
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一心忙着自己上台做皇帝，根本不管国家的正事。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谈到化学工业，就离不开酸、碱、盐。针对中国盐的资源丰富、而制盐工艺又相对粗糙的特点，范旭东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首先改变中国食盐质量差的现状。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结果被西方国家讥笑，说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这样严酷的现实，让范旭东痛心疾首。1914年冬天，范旭东冒着凛冽的寒风，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义和团运动期间，这里曾受到八国联军的洗劫，至今仍是一片凄凉。但同时，范旭东也看到，这里盐蛇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他不禁感慨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大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
1915年6月，范旭东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从此，范旭东便全心全意扑在了制盐事业上。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为了节省经费，他处处精打细算，凡是能在国内制造的机械部件，都交上海求新工厂制造，少量确需进口的设备，则亲自到日本去购买。厂里办起了食堂，范旭东也和职工们一样就餐，从不开“小灶”。当时，厂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简易房，范旭东的办公室只是一间不大的木屋，不但兼做他的会客室和实验室，而且也是他的卧室。他连桌椅都没有，就趴在床边搞设计，做演算，画图纸，经常直到深夜，有时就这样趴在床边就睡着了。朋友们都心痛地把他叫作“拼命三郎”！经过半年紧张的筹备，12月7日，久大公司的机器正式开始运转。隆隆的机声和着渤海湾的阵阵涛声，很快就生产出中国第一批洁白纯净的精盐。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范旭东的眼中也涌出了热泪。
久大公司生产的精盐，以五角形“海王星”为商标，由于价廉物美，一上市就受到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然而，外国盐商和中国盐霸却认为久大公司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狼狈为奸，处处同久大公司为难。他们一边“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禁止久大公司继续生产，一边散布谣言，说“久大精盐有毒”、“精盐没有海盐咸”等，破坏久大精盐的声誉和销售。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
范旭东不屈服，他以毒攻毒，通过老朋友杨度的介绍，把久大精盐送到了袁世凯的餐桌上，得到了袁世凯的好评，获得了长江一带5个口岸的销售权。北盐南下，市场大开。同时，他又争取到了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投资，不但得到了官方的保护，而且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成本，也就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得以收回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其中就包括日本在青岛的永裕盐场和制盐设备。当时永裕盐场共有工厂19所，盐田6万亩，但中国必须支付300万银元的“赎金”。可是由于国库空虚，无力支付，日本人也就继续把持着盐场不放。范旭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团结当地的盐商，共同筹集资金，全部收回了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并且要求日本每年购回青岛精盐150万担至350万担。这样，范旭东等人不仅为国家收回了主权，而且为自己打开了国际市场。从1924年到1935年，久大公司更加兴旺发达，产品除在国内南北畅销不衰，而且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洋、朝鲜、日本等国外市场。
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山东曾经有一位姓葛的有识之士，创办了鲁丰碱厂，要与洋碱争个高低，可是由于斗不过洋碱，很快就倒闭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经理李德立曾公然扬言：“卜内门在中国有如铜墙铁壁，不怕任何人进攻！”
范旭东不信这个邪，他下决心要制造出国产碱。早在1917年，范旭东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筹划创办制碱厂了。他预料办碱厂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故意将厂名定为“永利”。1919年，近代中国最大的制碱厂——永利碱厂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听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开办碱厂，李德立阴阳怪气地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您现在来办碱厂还是早了一些。依中国的条件来看，再过30年办也不算退！”范旭东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只恨没有早办30年！事在人为，落后了就要奋起直追。现在来办，还不算晚！”
永利碱厂计划以海盐为原料制碱。可是，当时中国的盐税高达海盐的成本数十倍，而且盐税特权被英国人把持着。英国人为了继续垄断中国的碱市场，千方百计破坏永利碱厂的兴办，他们不但坚决反对范旭东所要求的海盐兔税，而且造谣说：“海水不能制碱。”范旭东四处奔走，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争得了海盐免税的权利。
范旭东不但要制碱，而且要用当时世界上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这种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50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横下一条心，在自己家中，开始了以苏尔维法制碱的实验。他托人用重金从英国人手中买到一份关于苏尔维法制碱的简略资料，又从上海请来了大效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两个人埋头苦干，根据苏尔维法制碱的工艺流程，设计制造出一座小型石灰窑，再投进海盐和石灰进行冶炼。经过大胆的摸索和反复的实验，终于获得了成功，首次造成了9000克的人工碱。
范旭东知道，兴办现代化的工厂，需要大批学有所长、志同道合的人才。他请在美国的华裔巨商李国钦帮忙物色化学人才。经李国钦的苦心游说，终于为永利碱厂聘请了3位技术大师：一位是先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侯德榜，一位是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颖川，一位是美国帛碱专家李佐华。这3位学者先后赶赴塘沽，为建造永利碱厂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正式开工出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200多万银元，生产出来的竟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一时间股东们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冷嘲热讽，甚至合作者中也有人心灰意冷。英国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裁尼可逊得到消息后，幸灾乐祸，当即赶来中国，表示愿意与范旭东“合作”，以高于建厂资金一倍的代价接收永利碱厂。范旭东立刻识破了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扼杀中国的制碱工业，所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搞不成碱，宁可去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狼狈离去了。范旭东语重心长地鼓励同事们说：“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他还说：“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认为一切艰难的事，总有解决的办法；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多少会有成就！”
同事们无不被范旭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所感动。担任总工程师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探究失败的原因，经过调整改进，反复摸索实验，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当年趁火打劫未成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这时又生出一条毒计，仗着财大气粗，企图用压价竞销的手段，挤垮立足未稳的永利碱厂。他们在中国市场上无故将碱价压低，一直下降到原价的40％，迫使永利碱厂只得跟着降低售价，大受损失。范旭东以牙还牙，利用他对日本碱市场的熟悉，巧妙地将价格大战引向日本市场，并且以比英商还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迫使英商在日本市场上也降价销售。但是，永利产品在日本的销售量只有英国产品销售量的1/10，结果英商的损失比永利碱厂的损失要大10倍！英国商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只得甘拜下风，主动与永利碱厂讲和，并签订条约，规定英商在中国销售纯碱的数量，不得超过总销售量的45％，而永利碱厂可达55％；同时，英商如果要调整在中国市场上的纯碱价格，必须征得永利碱厂的同意。
在国内外的一片赞扬声中，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他说：“我们不要学苏尔维的保守，我们要表现中华民族的崇高气度！”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现在轮到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总裁到中国来参观了。他一再表示，对范旭东等人能创造出如此先进的碱厂感到惊奇，希望能详细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没有忘记当年在卜内门公司受到的屈辱，于是他又一次以牙还牙，幽默地领着“老朋友”参观了永利碱厂的锅炉房。
永利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范旭东满足。他深知，酸和碱，是化学工业的两个“翅膀”，所以他决心为祖国创办一座制酸厂！朋友们也都赞成他的想法。从1934年春天开始，范旭东就开始着手筹办制酸厂。他筹集资金，并派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到国外学习有关技术。到1937年2月5日，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中国人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硫酸，揭开了中国化学工业崭新的一页！
然而，有了两个“翅膀”的中国化学工业，却没有能够起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野蛮的侵华战争。范旭东历尽艰辛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难当头，范旭东断然拒绝了日本军方提出的“合作”，也拒绝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保护”，并且不顾年迈，率领广大职工前往四川，致力于开辟西南化工基地，以支援抗战。终于，中国人民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范旭东立刻努力于复兴中国化学工业的工作。由于多年来积劳成疾，1945年的10月2日，范旭东病倒了。朋友们来探望时，他还感慨地说：“抗战是胜利了，但建设国家还是任重而道远啊！”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天以后，这位为中国化学工业献出毕生精力的伟大开拓者，就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他还谆谆叮嘱后人，要“齐心合力，努力前进！”
重庆各界人士为范旭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前往吊唁。毛泽东同志送的挽幛悬挂在范旭东遗像的对面。上面是他亲笔题写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八个大字。《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范先生的半生坎坷，象征了数十年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中国如不能独立自主，中国政治如不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则民族工业是没有方法发展的……假如范先生的心血是灌溉在民主国家的土壤里，我们知道他们的果实一定比现在更加丰硕，更加美丽！”
1949年6月至7月，范旭东的灵柩辗转经南京、上海、天津，接受他创办的各厂职工和社会各界的哀悼。7月18日，范旭东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山。
（薛冰）
时装女皇莎涅尔
巴黎是当今时装之都。斑斓多彩的巴黎时装驰名全球，领导着世界时装的新潮流。然而，在20世纪初期，巴黎服装界却呈现一番死气沉沉的景象。即便是巴黎社交界的贵妇，也总是穿着镶满花边与褶皱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一成不变地沿袭上个世纪传统，弥漫着繁琐、陈腐的旧贵族气息。这时，一位清丽、洒脱、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女性，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在这迂腐透顶的服装界里闯出一片明丽的新天地。她以款式新颖、线条明快、格调清新的时装，为巴黎、为法国、也为全世界的妇女们创造了时髦、潇洒和美，一扫数千年来旧的穿着习惯，塑造出20世纪妇女的新形象，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建造了巴黎“时装帝国”。她就是20世纪最杰出的服装设计大师，被誉为“巴黎时装女皇”的卡布里埃·莎涅尔。
1883年8月19日，莎涅尔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小镇索米尔。父亲是个小批发商，母亲生下她不久，父亲就遗弃了母女俩。母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到6岁。一场大病，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莎涅尔成了一个孤儿，被送进了当地教会办的孤儿院。
莎涅尔在孤儿院呆到16岁，出落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她耐不住孤儿院与世隔绝的孤苦生活，在一天夜里，勇敢地翻出院墙，逃离了孤儿院，跑到离家乡较远的穆兰小镇上，开始了她的独立的、不平凡的生涯。
这是1899年的春天，冷清的穆兰镇上突然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长得很美，具有高傲、清丽、洒脱的高贵气质，却无依无靠，谋生乏术。为了糊口，她开始在镇上当歌手，给镇上的居民、当地驻军官兵唱些民歌。后来，她经人介绍转到一家缝纫用品商店当售货员。
自小就能剪会裁的莎涅尔，在缝纫用品店里可谓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地。手边都是供缝纫用的各种用品。工作之余，她常常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服装上搞出一些小革新，翻出一些新花样：在袖口镶上一道花边；把裙子上繁杂的褶皱减去几条；买一件男孩子的短上装，稍加修改，自己穿上后更显得活泼又机灵；为自己制作一顶扁平的圆形小帽，并大胆地去掉女帽上世代相袭的羽毛饰物。虽只是小小的改革，这位穷姑娘还是成了小镇上妇女们竞相效仿的时髦女郎。
这期间，莎涅尔经历了她的初恋。当地有个名叫艾蒂安·巴尔桑的富家子弟，他与莎涅尔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巴尔桑见到莎涅尔，总爱喊她的小名“可可”。巴尔桑对她说：“可可这名字特别适合你，能显示你活泼、随和的性格。”“可可·莎涅尔”从此就叫开了，以至她成名之后，知道她本名的人反而不多。
穆兰小镇似乎容纳不下莎涅尔横溢的才华，她迫切想出去见见大世面。于是，在20世纪初，巴尔桑把乡下孤女莎涅尔带到了世界大都市巴黎。巴尔桑再也没想到，此行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是他把改变世界妇女穿着习惯的“时装女皇”送到了她的“皇宫”里，从而使巴黎变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之都”。
他们来到巴黎后，在康蓬大街31号公寓里租了个小房间住下来。此后，莎涅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她的事业也在这条大街上发展。莎涅尔在晚年时称康蓬大街是一条给她带来好运的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