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资金缺乏，机器残旧，一时难以投入生产。刘国钧想，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该拆的拆，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股东们纷纷议论，认为开销这样大，将来收不回，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涉。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诸位不必担心，资金不够，可以从我的广益厂周转。谁害怕投资亏损，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时候本息照付，决不赖账！”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才算放了心。
有了好设备，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就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大成开工以后，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刘国钧非常焦急，日夜在车间里摸情况，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元，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
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在他的指导下，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产量不断上升，生产走上了正轨，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元；第二年又大获厚利，除了发放股息、红利外，还净余50为银元。股东们一致同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
刘国钧从经营“广益”的时候起，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说：“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随着“大成”的发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分别加以培训。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开办养成工班，培养挡车工；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开办艺徒班，培养机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开办练习生班，培养初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全部是考试录取，不徇私情。学员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实习，晚上读书，学习纺织、数学、绘图、外语、语文、算术、机械维修等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刘国钧还规定，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留学，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钻技术的劲头。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资，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有远见。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把自己独立经营的“广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广益”是刘国钧的“聚宝盆”，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刘国钧肯这样做，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大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1936年，刘国钧正好50岁，这年清明，他回老家扫墓，并应邀对全镇父老和学校师生发表演说。家乡的老年人还记得刘国钧当年流落街头卖水果、酒酿的情景，如今他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富翁、大企业家！天真的学生们问刘国钧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刘国钧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办厂。办厂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一有钱就想着要再多办一个厂！”
（薛冰）
火柴大王刘鸿生
19世纪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到这“十里洋场”来闯天下的，不但有外国的冒险家，也有中国的冒险家，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刘维忠的浙江定海人。他在上海宝善街开设了一家供人看戏饮茶的“丹桂茶园”。凭着他在上海滩混的好人缘，把三教九流都应酬得满意了，所以生意还算兴隆。他的儿子刘贤喜，经人介绍，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总账房，除了每月优厚的薪水，还经常利用轮船往来的便利条件夹带私货贩卖，从中牟利。因此，刘家十来口人在上海的生活，远远超过温饱有余了。
1888年，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吉年。就在这一年，刘贤喜的儿子出世了。祖父刘维忠喜出望外，认为这个生在大吉之年的孙子，将来一定能够大展鸿图，前途无量，所以给孙子起名“鸿生”。小鸿生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刚开始念书，就显出过人的聪明，功课总是全优，深受父母宠爱。不幸的是，小鸿生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尽管哥哥继任了轮船账房的职务，收入却大大减少了；同时，由于祖父年迈，茶园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全家十几口人生活顿时紧张起来，不得不靠上当铺当东西来补贴家庭日用。小小的刘鸿生，每当看到母亲的一脸愁容，心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体会到了艰难的滋味。
虽然家中交学费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仍然不愿意让聪明好学的儿子失学。她想方设法，让刘鸿生继续读书。刘鸿生13岁进圣约翰中学，4年以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他发愤苦读，各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不但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而且每月能领到奖学金。
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刘鸿生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求学生涯。大学二年级时，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这样的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刘鸿生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愿学神学，当牧师。培养他上学的母亲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刘鸿生拒绝了校长的安排，结果竟被开除学籍。
18岁的刘鸿生，被迫走上了谋生的道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过教员，当过翻译，虽然能维持生活，但他总觉得这些职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年，刘鸿生经友人介绍，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跑楼”，也就是跑茶楼推销煤炭的推销员，因为当时上海的煤炭交易都是在茶楼里进行的。他腿快嘴勤，态度和蔼，不欺不骗，及时供货，很受用户欢迎，使开平煤炭在上海能够畅销。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开平公司驻沪售品处的一号买办。公司还与刘鸿生签订了为期30年的经销合同，规定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到南京浦口的广大区域，为刘鸿生的独家经销范围。后来，又把运输煤炭的任务也交给刘鸿生，刘鸿生获得的利润也就更大了。短短几年时间，刘鸿生成了友洋财的“煤炭大工”，不但积累了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而且积累了开拓市场的实际经验。但是他也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看不起，总是要受外国人的气，而这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工业，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作为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他决心为国为民做点事——创办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他所有的资金和经验，正好成了他创办民族企业的坚实基础。
1919年，刘鸿生迈出了第一步——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刘鸿生首先选择火柴工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是用火石、火镰取火的，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所以过去中国人把火柴叫做“洋火”。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此后几十年中，中国人虽然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在上海开着一家燮昌火柴厂，处境也很艰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刘鸿生也认为，投资办火柴厂，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工序是手工劳动，所需资金少，风险也就比较小；同时，火柴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又低，销路不成问题，经营得好，一定能获得高额利润。
鸿生火柴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刘鸿生任总经理。因为上海已经有了5家火柴厂，所以他决定将鸿生火柴公司的厂址定在苏州。
经过紧张的筹备，1920年11月卫日，鸿生火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这标志着刘鸿生已经从一个洋买办转变为民族企业家。当时全厂拥有各式设备40余台，职1700多名，每天能生产火柴40多箱。然而，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结果连年亏损。同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洋货卷土重来，剧烈的竞争再次使大批民族工业濒临破产。刘鸿生岳父经营的老牌的燮昌火柴厂也在1924年被迫停业。尽管鸿生火柴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刘鸿生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魄力，毅然将燮昌火柴厂接收下来。这不但使他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还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生产能力。
工厂扩大了，可产品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一个难题。刘鸿生深知，要扩大销售，扭亏为盈，不解决火柴生产上的关键——化学配方问题是不行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有关火柴生产的各种资料，对于火柴生产全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基本上都能把握住了；可就是这个化学配方问题，由于外国人封锁资料，他始终不得要领。
刘鸿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克这个难关。这时，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刘鸿生对林天骥诉说了自己办火柴厂缺乏人才的难处，并当场决定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银元！林天骥一来为刘鸿生振兴民族实业的精神所感动，二来如此之高的聘金，在中国企业界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欣然答应下来。
林天骥到厂后，在刘鸿生的支持下，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而且远销越南等地，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中国火柴工业的发展，打破了外国资本家霸占中国火柴市场的美梦。外国资本家是决不甘心的。当时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是欧洲的瑞典。1924年后，中国的进口火柴绝大部分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产品成本低，从1927年开始，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不但不维护民族工业，反而对中国各火柴厂进口的化学原料层层设卡，加重税收，使得不少火柴厂难以维持，相继倒闭。
鸿生火柴公司也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刘鸿生决心与外国火柴斗到底。1928年，他与荧昌火柴厂老板朱子谦联合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全国闻名的“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一年后，在刘鸿生等人的组织下，全国52家火柴厂的代表聚集上海，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共同抵制瑞典火柴，并公推刘鸿生为常务主席，率领请愿团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可惜，由于当局的不支持和瑞典火柴商的破坏，这些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
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指望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也就是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以减少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第一步可先把长江流域的所有火柴厂合并，然后再向全国扩展。他首先选择的是荧昌和中华两家。这两家火柴厂加上鸿生公司，在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如能实现3厂合并，就足以控制整个江苏的火柴工业。
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积极响应了“鸿生”的号召，3家代表很快坐在一起商讨合作事宜。1930年7月，3家正式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被推选为总经理。由于增强了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和经验交流，公司各厂的生产面貌都大为改观，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
刘鸿生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紧接着，刘鸿生又马不停蹄，先后合并或购买了九江、汉口、芜湖等地的火柴厂，资本日益雄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同行业中的威信步步提高。上海各大银行因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也纷纷主动向它提供贷款。
刘鸿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喜欢一句外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发展火柴工业的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炭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等，并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集轻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实业巨子。也就在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经过多年摸底、选择，他已网罗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他们的协助下，刘鸿生坐镇大楼，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春风得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可是，30年代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城乡经济一片萧条。而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情况的恶化。刘鸿生的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勉强维持到1935年，终于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那时的上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新闻。“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连刘鸿生的弟弟也认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硬要从哥哥那里提走他的现金存款。刘鸿生无法，只好拿出银行股票给他做抵押。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宋子文公馆，希望宋子文能不忘当年老同学的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
然而，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刘鸿生，就像所有有骨气的民族资本家一样，有一股不甘失败的硬气，只要还有一丝缝隙、一点光明，他也不放弃求生存图发展的努力。终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伸出了支援的手，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选定了自己的核心企业——火柴业作为突破口。当时，国内火柴业面临着洋货倾销、内争激烈、市场紧缩、价格猛跌的局面。刘鸿生仔细谋划，采取了“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步骤，以求达到限制生产、制止倾销、稳定价格的目的。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正式成立，总经理为刘鸿生。社章规定，总社有权对各社员分配生产指标，社员产品交由总社统一发卖，社员不得请求退社。这就有力地限制了日本火柴的走私和偷制，而且也减轻了国内厂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火柴销路渐趋稳定，售价也有所回升。这一年，大中华火柴公司终于改变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接着，他又在水泥行业中采取了类似的“联华制夷”方针，稳定了国内的水泥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在国内外同行业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刘鸿生主张国内同业联营，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人侵，对保护与抢救民族工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国农业丰收等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国内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刘鸿生的各种企业都开始转危为安，进入又一个高峰。
（薛冰）
油漆大王陈调甫
1928年中秋节，在天津太和里一座幽雅的住宅内，两位中年人正对坐赏月。面前的小桌上，几样瓜果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秋风夜色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这两位知心朋友，却长时间地默默无语。
这两个人，是当时中国实业界的两位著名人物。年长的一位，是开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年轻的一位，则是他合作10年的朋友和得力的助手、化学硕士陈调甫。
终于，范旭东打破了沉默，对陈调甫说：“调甫，我虽然眼睛近视，但还不至于昏花。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你从南通来天津，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屋，是一个大雪天，你捧着一抱开放的梅花，一头黑发油亮。如今才不过10年，你的头发竟已经花白。这大约就是公司所给你的‘奖励’了！不过，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大事业，居然在我们这几个贫弱的书生手中完成，不能说成果不伟大。我们所靠的，只是我们的人格和学识！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此刻所想的，也一定与你的人格和学识分不开——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吧！我们的朋友王小徐说过，你是不甘寂寞、也不守‘本分’的！”
陈调甫颇感意外地望着范旭东，说：“先生怎么会猜到调甫的心事？”
范旭东笑道：“调甫，我们来学诸葛亮和周瑜，把对方所想的事情写在手上——你写对了，我饮三杯酒；我写对了，你可不许赖账！”
陈调甫笑着答应了。两个人掏出钢笔，各自在手心上写着。范旭东边写边说：“其实我的心事，早就对你泄漏过；你的心事，可从未对我吐露半句。不过这三杯酒么，我决不会赖的！”
两个人同时伸出手掌。只见陈调甫写的是两个字：酸厂。而范旭东写的是三个字：中国漆。
陈调甫兴奋地叫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同饮三杯！”
两人饮过酒，陈调甫还是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会猜到我的心事的呢？”
范旭东说：“你呀，真是个书呆子硕士！当年你在黄海图书馆只顾读书，忘记了闭馆时间，结果被管理员锁在图书馆里过了一夜，这事在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书？你把有机化学的书都读旧了！制碱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中能引起你兴趣的，还能不是油漆？再说，你对我国的桐油、大漆两项特产颇有研究，十几年前就着有《国宝大漆》一书。西方列强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油漆后又向中国倾销获取厚利的行径，早就让你愤愤不平……你梦寐以求的，不是中国漆还能是什么？”
陈调甫对范旭东不禁心悦诚服。他与范旭东共事10年来，从未提起过一个漆字，而范旭东竟能把他的心事摸得清清楚楚，这种知人之明，真是太难得了！
范旭东说：“想当年，是一个‘碱’字把我们牵到了一起。如今是一个‘漆’字，要让你离我而去了。来，调甫，为了中国油漆的早日诞生，我们干一杯！”
陈调甫说：“也为了中国第一座酸厂的早日诞生，干杯！”
范旭东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点头说：“碱和酸，是化学工业的两只翅膀。如今我们有了碱厂，可酸厂的建设还遥遥无期。现在国内战争不绝，如果制酸工业落到外国人手中，必将后患无穷！我准备向实业部提出申请，要求建立制酸厂。”
陈调甫当即表示：“我终生都以先生为榜样，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先，为国为民奋斗到底！如果建设制酸厂的计划能批下来，我陈调甫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先生！只是，我不甘心放弃已进行多年的油漆研究，才想趁现在碱厂已经稳定的机会，创办中国自己的漆厂！”
范旭东很欣赏陈调甫的这种精神，赞同地点了头。
陈调甫当即开始紧张地筹建他的永明漆厂。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厂址设在天津河北区小王庄，最初只有7分地、9间房屋，生产设备也就是几口大锅，只能生产铅油、鱼油等低级产品。而当时，天津的油漆工业竞争相当激烈。最早设厂的大成油漆公司，是曾任安徽督军的倪嗣冲办的，规模较大，又聘请了德国人为技师，能生产一般油漆和颜料；东方油漆厂则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孙子冯海伦经营的；中国油漆公司是北平盐业银行办的，资金雄厚，设备完善……这些漆厂，不是有钱，就是有势。永明漆厂既无后台，资本也只有2万银元，确实困难重重！但陈调甫毫不气馁，他以10年前范旭东先生手无寸金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例子鼓励股东们，坚定地表示：“科学是无价之宝，凭我陈调甫的一腔热血和半生所学，凭各位股东的热心支持，永明厂的产品将来一定要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陈调甫首先奔走于北平、天津各大专院校之间，招聘有志于油漆工业的化学学士。他对前来报考的大学毕业生们说：“永明是个小厂，只能招收三五位有志振兴中国油漆工业，而且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化学学士。为了综合考核考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设计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外语程度，请大家做一个化学试验，自己设计实验方法，自行操作，得出结果后，用英文写出实验报告。”
这样的招聘方法，真是别出心裁。不少应考人悄悄地退出了。
范旭东听说此事后，不禁拍案叫绝。他说：“陈调甫这样认真选择人才，永明一定会大放光明的！”
果然，陈调甫从众多考生中，选中了3位。其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叫王绍先的年轻人，他精明稳重，事业心特强，所以深得陈调甫的器重。
这年冬天，在永明创业最艰难的时刻，王绍先经过多日的调查研究，连夜赶出了一份关于油漆市场情况的调查报告。他发现，各家油漆厂的产品品种单调、质量也一般，主要靠推销手段进行市场竞争，如批发优惠、先卖后付、提供回扣等；或者在油漆桶中放进铜板甚至银元，使油漆工在用漆时有可能得到额外收人，所以乐于使用他们的产品。王绍先认为，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明智的企业应该以产品的质量取胜！宣传产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事实说话。他建议永明公司免费为一些重点工程提供油漆，或者举办新产品展览，当众操作表演，让使用者能切实感觉到永明产品的优越性……
陈调甫接受了王绍先的意见。但是，具体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呢？陈调甫忽然想到了铁路。火车车厢都要油漆，而现有的各种调和浓质量都不过关，既不好刷又不耐久。陈调甫当即组织力量，按照铁路用漆的要求，很快研制出了高质量的调和漆，并免费请天津火车站试用。试用的结果，车站很满意。永明公司于是将这种油漆交实业部进行鉴定，证明完全符合铁路使用标准。从此，华北一带的铁路局都使用永明公司的产品，成了他们的一个广阔市场。
这时，范旭东已经在开始筹划中国的制酸厂。陈调甫记得自己的诺言，一旦制酸厂上马，他应该回去帮助范先生，所以他更抓紧研究，力争在制酸厂上马之前，研制出永明的独创产品。每天下班以后，他都一头扎进家中的实验室里，久久不肯离开。老天不负苦心人。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学习范旭东的经验，规定企业盈利的20％用作研制费用，以保证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工作。
这时，制酸厂的工作已经开始。陈调甫把永明公司的事务交给新选任的副总经理王绍先，亲自参加了制酸厂的选址工作。半年之中，他跑了小半个中国，行程数千里，最后，制酸厂的厂址被确定在南京江北的卸甲甸。
这时，永明漆厂又试制成功了新产品——磁漆。针对日本磁漆采用“鸡牌”商标，陈调甫为永明产品选定了“鹤牌”作为商标，表示了一定要“鹤立鸡群”、战胜日本货的决心。而鹤牌磁漆果然很快占领了市场，使日本磁漆的销量大减。
同时，长江边的卸甲甸也传来喜讯：范旭东主持的永利酸厂也建成竣工了！1937年2月，永利酸厂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铵250吨，硝酸40吨。
陈调甫一个人，沿着贮气罐的曲折扶梯，登上罐顶，望着江水云天，不禁泪流满面。他追随范先生20年，终于建成了中国的基础化工企业，一碱一酸，使它展开了两个翅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不久，天津沦于日寇魔爪中。
范旭东在电话里告诉陈调甫，他们正在疏散人员，准备南迁。
陈调甫正在考虑永明厂的内迁事宜。这时，一个身穿日军军服的汉奸，闯进了永明厂的总经理室。他一直走到陈调甫的办公桌前，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伸手要同陈调甫握手。
陈调甫却把两只手收到了腋下。
汉奸冷笑着，把手收了回去，却以主人的身份，在总经理室里踱来踱去。走到样品柜前，他随手拿出一罐磁漆，在手中掂量着，对陈调甫的愤怒佯作不介意，阴阳怪气地说：“皇军并不计较你的‘鹤’顶了日本的‘鸡’，只要陈总经理今后能同皇军合作，漆厂立刻可以复工。不管什么牌子的油漆，你生产，日本人来卖，永明照样可以生存！”
陈调甫拿定主意一言不发，只用愤怒的眼光瞪着这个无耻的汉奸。
汉奸再一次凑到陈调甫面前，装作十分知己地说：“毕竟你我都是中国人啊，我已经为陈总经理答应下来了。不然，日本人尸要随便找个罪名，嚓！”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接着说：“就凭这罐漆，就可以杀头的啊！”
陈调甫再也忍耐不住，他抓起那罐漆，狠狠地扔了出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拿去向日本人领功好了！”
漆罐砸在样品柜上，玻璃柜门被砸了个粉碎。罐盖迸开了，鲜红的油漆像血一样溅得满屋都是。
陈调甫拍案而起，指着房门，对汉奸说：“滚！永明漆厂是我的！我请你滚出去！”
汉奸连连后退，一边恼羞成怒地说：“好，好，陈总经理既然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一定会在皇军面前替陈总经理多多美言！”他转身出门，正好撞在进门来的王绍先身上。
王绍先看着汉奸扬长而去，当即对陈调甫说：“总经理，请你立即离开天津！把永明交给绍先吧，日本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陈调甫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喘了一口气，说：“幸亏我们提前把永明的产品转运到香港去了。这些样品，也要立刻装箱运走，一点也不能留给日本鸡！”
王绍先焦急地说：“先生，你快走吧，先去香港避一避。这些东西，我会处理好的。”
陈调甫固执地说：“不，我要亲自把这些样品带走！”
王绍先只好找了一只大皮箱，把样品都装进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陈调甫送到码头上。分别时，他紧紧握住陈调甫的手，说：“先生多保重，我等着你早日回永明！”
陈调甫望着码头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沉痛地说：“绍先，我相信你的人格。我只嘱咐你一句：宁可使永明不复存在，也不要让它为日本人生产一罐油漆！”
王绍先坚定地答应道：“先生，绍先记住了！”他紧张地把陈调甫推上了登船的跳板。
陈调甫上了轮船。轮船已经开出港口好远，他还站在甲板上，久久地望着那早已看不见的永明公司。
仅仅两夜之间，刚刚49岁的陈调甫，一头头发全都白了。
日本人果然不肯放过陈调甫。那个汉奸带着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闯进永明公司，搜捕陈调甫。王绍先只推说陈调甫不知去向。日本人恼羞成怒，砸了工厂，抢走了仓库里存放的原料，劈掉了陈调甫的办公桌椅，将印着仙鹤的商标一张一张全部用刀戳烂！
王绍先抚着残破的“仙鹤”，痛哭失声。
陈调甫没有去香港，他留在了上海，一边在家中潜心研究油漆生产，一边召集了十几个青年人在家中学习和研究化学。由他亲自授课，每天2小时。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毁了我们的碱厂、酸厂、漆厂，但他们杀不完中国人，中国的工厂还是会办起来的！你们要认真学习，以后多办工厂。我相信，总有一天，无数的碱厂、酸厂、漆厂会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
他还说：“你们现在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希望你们努力奋进。10年后，每个人的水平就将大不相同了。那时，你们还要向更新的目标迈进，永远不要自满！”
这些上海青年后来虽然没有进入永明漆厂工作，但在自己的事业中都有所成就。他们把陈调甫认作自己终身的导师，一直同他保持着浓厚的师生情谊。
永明漆厂被毁后，青年工人卢峰来到上海，找到陈调甫，哭着向总经理诉说了日寇的暴行。陈调甫拍着卢峰的肩头，沉重地说：“我们损失的何止一个‘永明’？不要怕，以后我们一定会建得更好！”他要卢峰留下学习，白天听他讲课，晚上去夜校补习英语。卢峰懂得，陈调前说的道理都对，但是，他不能去学英语，因为学英语还要交学费。他亲眼看到，陈调甫为了维持教学和研究，已经把家产都变卖光了，他怎么忍心再给陈总经理增加负担呢！
他决定去做工挣钱，养活自己。
陈调甫发现后，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学点知识？”
卢峰抽泣着说：“‘永明’的大学生，都去卖苦力拉洋车了，我学英语又有什么用呢？”
陈调甫坚定地说：“有用！因为你还年轻。你记住我的话，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是呆不长的！去，把我的皮袍子卖了，交学费。”
卢峰哭着去了。
在陈调甫的帮助下，卢峰的学业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永明漆厂，担负技术工作。解放以后，还曾被新中国派往朝鲜，以工程师身份指导油漆生产工作。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终于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投入生产。直到抗战胜利后，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高兴地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陈调甫振兴中国化学工业的愿望，才真正得以实现。党和人民也给予陈调甫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及天津分会理事长、化工部华北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化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薛冰）
金融家康心如
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彭山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那一天，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他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代，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子康心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家里有了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年，康心如考进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哥哥从国外寄来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他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然放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以学术刊物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他还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练。康心如发现自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由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逮捕，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斗，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挣扎，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康心如不得不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投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的交往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同外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热心地为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位，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下，邓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谈判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的完全信任，而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银行的协理。但是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康心如。他仔细权衡着未来银行的领导人选问题。总经理自然是由他来担任，可他的事务太多，主要精力肯定无法放在这里；经理由他经营上的伙伴赫尔德担任，也可定下来；而预定的两位协理邓芝如和康心如，邓芝如虽然富甲一方，但只是个旧式商人，未必合适，要想搞好中美双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来只有一个康心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