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艺如同样也在盘算。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洋务”的能力，同时，他已经看到康心如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说，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会有这个银行，也就不会有他邓芝如的协理位置；同样，今后如果没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难保住这个职位。他比雷文更离不开康心如。
实际上，美丰银行四川分行还没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后，邓艺如毅然决定，借给康心如1.2万银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东的资格，名正言顺地担任协理的职务。
康心如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大笔借款，不但使他从此可以养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进入金融界。他今后的一切发展，都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1922年4月2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康心如是一个精明的人，还在银行筹建之初，他就已将自己的四弟康心远及朋友林少谷、贺友梅派到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后来，也是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为新银行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带到重庆。他既然当上了协理，就绝不能仅仅为了捞点小钱过日子，而应当将它作为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就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不料，四川美丰银行出师不利，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上没有打开局面，第一年甚至亏损了几千元。更严重的是，中美双方的职员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美方经理赫尔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国同事，而邓芝如和旧式钱庄出身、不通新式银行业务的业务主任陈达湾的业务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给了赫尔德骄横跋扈的借口。尽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间调解，双方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脾气火爆的邓芝如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大骂美国佬，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视和侮辱，并且要康心如也站出来与洋人作斗争。他认为是他借给康心如1.2万元股本，康心如才当上这个协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站在一起打击美国佬。
康心如却让邓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终坚持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有时甚至站在美国人一边反对邓芝如。他从来不像邓芝如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从银行的生存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邓芝如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推荐了一大批旧商人、旧官吏要进银行当职员，这些人连会计业务都弄不通，所以赫尔德坚决反对录用他们。康心如在这一点上就支持赫尔德。结果，邓芝如认定康心如忘恩负义，连康心如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面对银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坚持请总经理雷文前来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春天，雷文来到重庆。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访，冷静地向他分析银行亏损的原因：开业时的庆祝活动浪费太大；美方人员的薪金和开支过高，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美方经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美国的经营方式，影响了业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采取中西结合的经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商界的习惯；二是实行裁员减薪，以缓解银行内部的矛盾。
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
美丰兑换券发行后，康心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大做广告。他甚至编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势铺天盖地，结果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幸好残余的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美丰银行还是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一下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人们都相信美丰兑换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曾经达到150万元！
就在美丰银行蓬勃发展的时候，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与康心如亲密合作的美方经理鄂更斯，因故辞职离开了美丰银行。继任的美方经理经寿岩，虽然出生在北京，要算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却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养狗方面是专家外，其它一无所长，对专业化极强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务，就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又不想学习，整天只顾与他心爱的狗儿作伴厮混。
康心如很快就对他感到失望。他对外国伦养狗始终抱着蔑视态度，认为养狗是养不出教养、养不出出息、更养不出百万富翁的！
可是，那个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经理的味道，认为这正是打击康心如，为邓芝如报仇、让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其所好，对经寿岩百般献媚，为了他的养狗需要到处奔波。结果，经寿岩和陈达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康心如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陈达璋抓住这个机会，拉拢银行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排挤康心如的小集团。经寿岩也就撇开康心如，把银行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陈达璋去办理。尽管美丰银行的业务状况这时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康心如十分气愤，对他苦心经营的美丰银行眼看就要毁在这几个无能小人手中，非常痛惜。但是，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变化的态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亲为借口，向经寿岩请假3个月。经寿岩很高兴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亲友，可连一天都没有忘记金融事业，没有忘记过美丰银行。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满足于协理这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应该在发展美丰银行的同时，发展个人的财力，并买下美丰银行更多的股权，从而彻底摆脱被人控制的状况，成为美丰银行真正的主人！
此时，四川美丰银行已经面临危机。经寿岩倒不乏聪明，一看情况不妙，便向总经理雷文提出辞职的要求。康心如人虽不在重庆，但有亲信立刻把这个重要信息报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雷文，一方面揭露经寿岩、陈达璋的胡作非为，以及银行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明智地提出了自己挽救危机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边，全盘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花公子经寿岩带着他的洋狗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而他带不走的陈达璋，也被免去了营业主任的职务。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个叫海翼德的人来担任美方经理。康心如重新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而银行内部已经没有人敢同他唱对台戏了。他不久就使银行的业务情况恢复到兴盛时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国木船，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身亡。当地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国太古公司在万县的轮船。9月5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造成死伤近千人；烧毁民房、商店近千家；史称“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四川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声援。反帝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在中国的侨民撤回国去。19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陆续撤回。美丰银行的美方职员自然也要撤离了。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转达雷文的意见，要求在美方人员撤离前，将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存进库房，然后把钥匙交美方人员带走，等他们以后有机会回来时再收拾残局。
康心如认为美方这种要求是蛮横无理的。因为，美丰银行是中外合资的，怎么能在美国一方撤离时，就完全封闭呢？这就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而且，这样做必然要给中国股东和储户造成损失。康心如明确表示，雷文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静地思考对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银行的办法，就是拿出巨额现金把美方的股权全部收买下来。他看透了，美国佬对于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办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没有想就同意按康心如的建议办。
下面的问题，就是要在美国人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之前筹集现金了。因为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当时重庆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了。他当即找到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请他利用和刘湘的同学关系，去请刘湘出面帮助筹集这一笔巨款。周见三连夜赶去，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银行对于稳定四川金融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取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当地原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当地大商人，组成一个“美丰新财团”，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在美国人撤出重庆之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
海翼德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是3月30日，而由于筹集现金的困难，股权转让手续也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办理。事关巨额现金，手续是缜密而又繁杂的。眼看就到了例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间，如果城门一关，海翼德就无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刘湘联系。刘湘破例下令当晚推迟关闭城门，保证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灯火通明的美丰银行里，中美双方代表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盖章，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将全部手续办完。
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它成为一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薛冰）
饮料大王伍德鲁夫
在当今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可口可乐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而它的独特风味，又深深吸引着全世界的广大消费者，平均每天销售量达10亿瓶（罐）以上。1992年，可口可乐的年销售额高达560亿美元，占世界软饮料市场的45％，而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问世后的头一年，日平均销售量只有9杯。从9杯发展到现在的10亿瓶以上，这无异于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但是，你也许不知道，这巨大的成功竟源于一次偶尔的失误，这神奇的软饮料当初不过是一种配错了的治头疼药水。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数罗伯特·伍德鲁夫，他被美国人誉为“可口可乐之父”。
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有一家药店。老板约翰·庞巴顿是个业余药剂师，闲来总好摆弄实验用的玻璃器皿和各种药水，希望能发明一点新药剂。头疼病是当叫人们常犯的一种疾病，他便着力于头疼药水的研究。他发现古柯树叶和可拉树果具有提神兴奋的作用，印第安人和西非人长期以来就把它们用作醒脑的药物，心想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配制成一种健脑补脑的治头疼药水呢？经过多次试验，这种用古柯叶、可拉果、蔗糖、食用油和香精等配成的健脑药水炼制出来了。他用“古柯”和“可拉”这两个词的谐音，为这种浅棕色的液体取名“可口可乐”。作为一种新型治头疼药水，可口可乐受到患者的欢迎，但它毕竟是一种药剂，销售量是微乎其微的。
1886年5月的一天，一个头疼病人来到药店，要求给他一杯可口可乐药水服用。店员稀释这种药水时，一时疏忽，错把苏打水当成冷开水掺了进去。那位患者不明就里，举杯就喝，只觉浑身畅快，连声喊道：“你今天的可口可乐药水真是太棒了，味道简直妙极了！”庞巴顿闻声从里屋出来，呷了一口杯中所剩药水，也觉得味道与往常不同，确实妙不可言。他问清事情的经过后，便决定将错就错，以新配方配制可口可乐。那顾客意犹未尽地又痛饮了一杯。在他的宣扬下，很多顾客接二连三地跑来要求品尝这种特殊风味的药水，有的干脆就把它当做日常饮料来饮用。一个店员工作中心不在焉的一次失误，竟带来了奇迹，可口可乐就此发迹，从一种药剂魔术般地变为人见人爱的饮料。
精明的庞巴顿以其丰富的药理知识和潜心钻研的精神，很快定下可口可乐的14种原料，并将配方密封在亚特兰大市银行的保险柜里，成为秘不示人的专利。他还请自己店中的会计、出色的书画家鲁宾逊设计商标。鲁宾逊精心琢磨，绘制成精美别致的商标“CocaCola”。100多年来，可口可乐历经风风雨雨，鲁宾逊设计的商标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成了可口可乐的传统徽记。
可口可乐在它的发明人庞巴顿手中小有发展，到1887年，销售量增加40多倍，从当初日销量9杯增至370杯，年销售量从25加仑增至1049加仑。但是，庞巴顿虽有新创意，却不善推销。他给产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注册了个醒目的商标，申请了专利，配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也花费几十美元作广告，写上“健脑智能”、“青春永驻”等宣传词语。由于他对当时美国的饮料市场并不了解，他所创制的可口可乐，究竟是药水还是清凉饮料，品质含混不清，而且就日常饮用来说，它的药味儿太浓，不受一般人欢迎。因此，庞巴顿仅仅经营了一年就濒临困境，加上身患重病，不久，便在一文不名中郁郁死去。
在庞巴顿临去世之前，亚特兰大的药剂师阿萨·康德勒以283美元的微小代价买下了可口可乐配方专利和制造销售权，成为可口可乐的第二个主人。康德勒不仅是个药剂师，而且是个善于推销、经营有方的商人。他仔细分析了可口可乐销路不畅的原因。首先，康德勒与助手经过反复尝试，在可口可乐的配料上加以改进，他把糖浆巧妙地溶进可口可乐的液体，改变了它的味道和颜色，使它更适合于世人的口味。其次，康德勒把庞巴顿所忽视的商品性质，加以明确。他提出：“可口可乐不是药剂，而是百分之百的滋补健身的清凉饮料，而且是迎合大众口味、连女性和小孩都可以饮用的饮料。”以此为基础，他拟定了宣传广告的基调是“清凉爽口的饮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可口可乐，可口芳香，妙趣横生，提神清爽”的广告一直被沿用着。
在经营方式上，康德勒继承并发展了庞巴顿的只批发可口可乐原液而决不出卖配方及生产权的方式。凡欲经销可口可乐的企业必须向公司申请，获得“许可证”之后才能购买到原液。这样就防止了经销商之间无益的竞争，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促进可口可乐在当地的销售上。此外，康德勒还改变产品的包装，设计出美观大方的细腰身玻璃瓶。这种别具一格的瓶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可口可乐，拿在手里感觉舒适，而且不易被仿造。
康德勒的努力没有白费。可口可乐以新的面貌刚一推出，便迅速在亚特兰大畅销。此时又恰逢美国兴起“禁酒运动”，可口可乐被誉为“圣洁的水”，而备受人们的青睐。不久，可口可乐在整个佐治亚州盛行起来。到了1902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量骤增至36万加仑，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成了最热门的美国货。康德勒也因此成了百万富翁。
1917年，康德勒退休。可口可乐在随后的两年几度易手，由于经营不善，销量日趋减少，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在这时候，罗伯特·伍德鲁夫的父亲却敏锐地觉察到可口可乐的潜在市场。于是，他在1919年不惜花费2500万美元，高价收购了可口可乐汽水厂以及可口可乐专利权，创建了可口可乐公司。
由于老伍德鲁夫年事已高，便召回已在怀特汽车公司任副总裁的儿子——35岁的小伍德鲁夫。1923年，罗伯特·伍德鲁夫当上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伍德鲁夫189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年轻时受过军事教育。20岁那年大学未毕业，便弃学经商，后以推销卡车而出名。他入主可口可乐公司后，常对人说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不过是个推销员。”他确实是个天才的推销员，在他掌管公司大权的60多年中，可口可乐被推销到全世界，夺得“世界软饮料之王”的桂冠。
雄心勃勃的伍德鲁夫刚一走马上任，就响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他在公司增设了“国际市场开发部”，试图把可口可乐推向世界。但是，要想将这种略带药味的饮料推销到国际市场，使全世界饮食习惯和口味各异的人都能接受，又谈何容易！
阻力首先来自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内部保守的元老们。老董事杜吉尔怒气冲冲地斥责道：“我知道你新官上任想表现一番，但你总不能为满足你的虚荣心而牺牲全体股东的利益吧？”伍德鲁夫争辩说：“英国的食品能在国外销售，我们美国这么好的饮料为何不能外销呢？”杜吉尔振振有词地反驳道：“食品与饮料完全不同。人们对食品主要考虑的是营养成分，只要有营养，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口味迁就食品。而饮料只是消暑解渴，喝不喝都没有什么两样，外国人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去迁就饮料呢？”伍德鲁夫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口可乐那独特的风味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进而改变人们原有的习惯。可口可乐畅销国内市场就是一个明证。我相信，外国人也会像美国人一样喜爱上可口可乐的。”
一场唇枪舌剑之后，伍德鲁夫更坚定了开辟国际市场的信心，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更加注重推销方式，讲究推销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国际市场。
于是，他先在国内市场推行一项创新活动，那就是采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可口可乐。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扩大了可口可乐的销售面，无论何时、何地，顾客都能买到可口可乐。
这一推销手段，很快赢得了董事们的一致称赞，但伍德鲁夫并不满足，因为他一心想开拓的外销市场总是不理想。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可口可乐的国内市场出现不景气，海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一筹莫展。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伍德鲁夫，整天坐卧不宁，老胃病又复发了。
一天晚上，他正准备去看病，电话铃响了。原来是他的一位老同学班塞打来的。班塞现任麦克阿瑟军团的上校参谋，刚由菲律宾回国，特意给老同学打来电话。
伍德鲁夫寒暄几句后，问道：“你在百忙中还想着我啊？”班塞豪爽地大笑道：“我不是想你，我是天天在想你的可口可乐，我好久都没有喝到你们的饮料啦！尤其在菲律宾那热得要命的丛林中，一想到你们那种棕色的清凉饮料，真恨不得灌上一大桶。”伍德鲁夫连忙说：“欢迎你到公司来，保证让你喝个够！”班塞风趣地答道：“可惜我不是骆驼，否则我一定灌上一皮囊带到菲律宾去，留着慢慢享用一星期。”
班塞的一席话激起了伍德鲁夫的灵感：如果前方将士都能喝上可口可乐，不就成了海外市场的活广告吗？当地的老百姓受其影响，自然也会喝这种饮料。这不就等于间接地打开了外销市场吗？
第二天一早，伍德鲁夫就赶到华盛顿，找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洽商供应前方可口可乐的问题。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被珍珠港事件搅得晕头转向的国防部官员，哪里顾得上听他的意见。一瓶可乐能提高多少士气？这个念头未免太可笑了。
伍德鲁夫毫不气馁，立刻回公司商量对策。他指派几个人撰写了一份宣传稿，并配上照片和杜撰的前方战士的心声，看上去像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
伍德鲁夫亲自对宣传稿加以删改，定名为《完成最艰苦的战斗任务与休息的重要性》，并用彩版印刷。这本宣传小册子特别强调；在紧张的战斗中，应尽可能调剂战士们的生活。当一个战士完成任务后，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喝上一瓶清凉爽口的可口可乐，该是多么惬意呀！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来说，可口可乐已不仅是消闲饮料，而且是生活必需品，与枪炮弹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并邀请了许多贵宾，包括国会议员、前方战士家属以及国防部的官员。在会上，他不厌其烦地鼓吹他的观点：“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子弟兵的诚挚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
他的话确实打动人心。当他走下讲台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大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
伍德鲁夫这个天才的宣传家使国会议员、军人家属和整个五角大楼为之倾倒。经过磋商，五角大楼的官员不仅把可口可乐列为前方战士的必需品，而且还支持伍德鲁夫在战地设厂生产。显然，在远征军驻地设厂风险极大，有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危险，因此伍德鲁夫说什么也不愿独自投资。他提出，既然可口可乐已列为前方战士必需品，这种庞大的设备投资，就应该由国防部负责。此时，恰好给前方供应可口可乐的消息已传到海外，广大前方战士一致要求国防部尽快落实。国防部虽然明知要增加很大一笔开支，却也欲罢不能了。美国国防部不久就公开宣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凡是有美国部队驻扎的地方，务必使每一个战士都能以5美分喝到一瓶可口可乐。这一供应计划所需的一切费用和设备，国防部将予以全力支持。”
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使可口可乐公司获益匪浅。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公司就向海外输出了64家可口可乐工厂的生产设备。军用可口可乐的消费量，竟达50亿瓶。至此，可口可乐公司已成功开辟了国际市场，并为战后的新飞跃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在海外作战的大批美军陆续归国。伍德鲁夫意识到，失去了这么一大批可口可乐“义务推销员”，如果不尽快推出新招，他历经千辛万苦在海外打下的根基就会连根拔掉。
一天，忧心忡忡的伍德鲁夫去医院看病之后，顺路又去拜访了老同学班塞。这时班塞已从前线回国，转到国防部一个福利组织工作。伍德鲁夫见面就问起可口可乐在海外销售的情况。班塞依据他在东南亚的多年经历，指出：“东南亚人喝可口可乐完全是受美军的影响，而且已经喝上瘾了。只要你们能保证供应，销路不成问题。”听了这番话，伍德鲁夫的精神为之一振。但他又担心公司无力单独承担在海外设厂的费用。头脑灵活的班塞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你把可口可乐的制造权卖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出钱建厂经营好了。这种方式在东南亚一带是完全行得通的。”
在老友班塞建议的启示下，伍德鲁夫提出了海外经营策略的新思路：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去开拓可口可乐的海外市场，即所谓的“当地主义”。具体实施方案是：一、在当地设立公司，所有员工及负责人均为当地人；二、由当地人自己筹措资金，总公司原则上不出钱；三、除由总公司供应制作可口可乐的浓缩原汁外，一切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销售等，都由当地人自制自办；四、销售方针、生产技术、员工训练均由总公司统一负责办理。后来，伍德鲁夫又增加了两条：各国工厂的广告宣传，由总公司统一制作；凡外国人设立公司生产可口可乐，一律要缴纳保证金。
就这样，伍德鲁夫把握了当时外国人对美国货狂热的崇拜心理，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不仅没有付出任何费用，反而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保证金。可以说，他对经营战略的运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据战后25年统计，除了在美国本土的发展和收入外，可口可乐总公司单靠批发仅占饮料重量0.31％的原汁，每年的经营总额就高达9.79亿美元，年均纯利1.5亿美元。可口可乐终于成为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饮料业的“日不落王国”，并不仅是凭借这种饮料的独特口味，它的成功多半靠的是广告宣传。伍德鲁夫本人极其重视广告的作用，经常亲自动手制作。他向董事们强调指出：“我们的可乐中，99.7％是糖和水，如果不把广告做好，可能就没有人喝了。”为了抓好广告制作，伍德鲁夫高薪聘请专家级人才。他的广告制作部里，既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有精神分析学家和广告专业人员。他提出广告制作三原则：怡神悦目、简洁有力、给人清爽感。为保证广告质量，他还规定所有的分公司的广告宣传全由总公司负责统一制作。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广告、商标，甚至标有可口可乐徽记的红色冰箱，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正宗美国货。
早在可口可乐的起步阶段，就尤为重视广告的宣传。1911年，可口可乐的广告费高达100万美元。30年后，猛增至1000万美元，又过了8年，广告费再翻一番。到1958年，更是高达4000万美元。通过庞大的广告宣传，可口可乐那独特的红白两色的标志，已深深地印入全球消费者的心中。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商标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商标。1990年，美国旧金山一家形象咨询公司，在美国、日本、西欧对上万名消费者进行调查，选出世界十大名牌商标，它们依次是：可口可乐、索尼、奔驰、柯达、迪斯尼、雀巢、丰田、麦当劳、IBM和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雄居榜首。
据权威机构评估，可口可乐的牌子可值244亿美元。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可口可乐之父”伍德鲁夫曾自豪地说：“即使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工厂都化为灰烬，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东山再起！”
1955年，65岁的伍德鲁夫宣布退休。但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和拥有350万股的公司最大股东，他在退休后依然经常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直到80年代，他年届90了，仍对可口可乐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奋斗不息、永不停步的精神，也就成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象征。
（陈众）
石油大王保罗·格蒂
1976年6月6日、在距伦敦33英里的一座古老的贵族邸宅萨顿宫里，保罗·格蒂丢下他价值60亿美元的家产，撒手归天了。
他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和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决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却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格蒂将自己的生命与精力用到了极致，他疯狂地挣钱，尽情地享受，对社会、对朋友、对亲人却丝毫没有一点责任感，因此，他虽然富有，却又非常孤独。
保罗·格蒂1892年出生于美国，他的父亲乔治·格蒂原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律师，后来又开了一家保险公司，生活相当富裕。保罗是独子。
1903年，乔治为了追回一笔贷款去俄克拉何马州的马特尔斯维尔，那是一个新兴的边疆小镇，原先是印第安人居住地区。因为发现了油矿，外来人口大量涌来，在那里到处打井采油，摇摇欲坠的小棚屋间顿时竖起了无数油井架。小镇上挤满了冒险家和石油商，还有娼妓、骗子、流氓。开采石油与淘金一样，是非常赚钱的买卖，买下一块地，只要打出一口产油井，一夜之间就可成为巨富。当然也有许多人经营不善或打不出井而破产。
虔诚的基督徒、衣领笔挺的保险商乔治·格蒂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股黑色的漩涡，他花了500美元在那里买了1100英亩土地，在次年第一口油井投产后，他便把家搬到马特尔斯维尔，当时保罗只有11岁。
乔治运气很好，他在两个月里钻了6口井，每口井每月可产1万桶石油，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保罗用属于他自己的钱购买了明尼荷马公司——他父亲的公司的100股股份，成了父亲的合伙人之一。后来，他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几乎分道扬镳。这父子俩在生意上意见总是不能一致。而事实证明，保罗比他的父亲更具有冒险和开拓精神。
在短短的3年中，乔治成了俄克拉何马最大的石油商之一。到保罗14岁的时候，他们又搬了家，迁居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然后又迁到洛杉矶。
保罗在学校里不是个好学生，他的学分总达不到要求，从中学到大学，不知转了多少个学校。最后，他总算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凭。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而父亲说他的这些信“像是一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接着，保罗又开始攻击父亲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何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乔治却在给儿子回信中说：“我宁愿保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保罗·格蒂回到美国后，便决心要在石油业上试一试自己的本领。父亲答应为他提供资金，购买他认为有希望而且也是价格低廉的租借地。利润的30％归他，其余归父亲。
于是，不满22岁的保罗·格蒂只身前往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开始了他的石油生涯。在那些粗鲁的流浪汉和赌徒中，他是唯一带着手表的人——其他人都带枪。塔尔萨当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白天，掘油者在齐踝深的泥浆里跋涉；晚上挤在临时搭的四面透风的小木屋里吃和睡，木屋里弥漫着汗臭和酒气。保罗从小就习惯了油田的这种环境，他能够受得了。
两年后，他在自己的租借地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就在油井喷油的第3天，他又将这块地转卖给另一家公司，从中赚了将近4万美元。这是他第一笔盈利的交易．由于这一成功，父亲正式接纳他为家庭企业明尼荷马公司的一名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石油价格涨了将近一倍。格蒂家的财富也随之膨胀。保罗仍和一批掘油者住在塔尔萨的旅馆里。这里像纽约的股票交易所，熙熙攘攘的石油商搜集有关油价和油矿的行情，交换租借地买卖的信息。保罗在这里做租借地中间人的生意，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并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租借地。
当时，石油商中很少有人认识到地质学在石油开采中的实用价值，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认为哪里有油就在哪里钻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保罗却与那些人不同，他听从了地质学家的劝告、把目光从竞争激烈的地区转向没有人注意的库欣油田北面和西面的红土地带。不久，他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加伯和比林斯油田。仅仅5个月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资产已经达到100万美元了。
保罗年仅24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踌躇满志，觉得这一辈子够用了，于是决定“退休”。他要把工作丢到脑后，好好地玩乐，尽情享受。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整天沉湎于酒色，跟女孩子胡闹，搞得满城风雨，差点被送上法庭。他因此得了个“年轻的游手好闲之徒”的恶名声，也给他的父母带来了耻辱。
这么瞎混了两年之后，连他自己也感到，无所事事带来的只有无聊、不安和空虚感，他决定返回油田。
1921年末，格蒂家以693美元在圣菲斯普林斯附近买下一块山地，这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到1923年，这块地上年产油量达到7000万桶以上，并在此后的15年里，创造了640万美元的价值，真可谓是一本万利了！保罗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声称，如果不是他选定了那块地，他们家在20年代将一无所获。
老乔治与他的儿子在经营方式、个性及商业价值观上差异很大，乔治的诚实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是有口皆碑的；而保罗则是一个“高而瘦、目光锐利、粗犷的年轻人”，他只对钱感兴趣。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去父亲管辖的油井，企图把钻井设备强行拿到自己那里去。乔治就会提醒手下的人：“我叫你们别让这个狗娘养的到这儿来，什么也别让他拿走！”但有时候他也会心软，“嗨，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拿，就让他拿走吧。”
1930年老乔治病故，他给妻子萨拉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并把遗产的控制权交给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和他的副手；保罗只得到50万美元遗产。这对保罗·格蒂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知道，父亲根本不信任他，认为他野心勃勃，会败光家产。名义上，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决定权却在别人手里。他说的“别人”是指他的母亲萨拉和她身边那些出谋划策的人。从此以后，母亲就成了他行使权力的主要障碍。
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股票市场崩溃。当大多数投资家和商人纷纷退缩和躲避的时候，格蒂却逆流而上，断定这是他施展才华、创建一个大型石油综合企业的良机。当时许多石油公司的股票已跌到相当于原来几分之一的价格，而股票的持有者们仍继续抛售。格蒂看中了加利福尼亚的两家石油公司，它们是墨西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和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凯特尔曼山油田拥有宝贵的地皮。格蒂的母亲萨拉反对购买股票，他就绕开母亲，设法说服公司的董事们，用贷款购买了300万美元股票。
然而，股票价格仍继续下落，他刚买到手不久，这些股票的票面价值就损失了100万美元。董事和石油商们都大发雷霆，相信他母亲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格蒂仍坚定不移地继续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因为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已从早先的每股17美元跌到3美元，几乎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了。格蒂相信，经济萧条是暂时的，迟早还会复苏。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一般投资者要高明。但为此他几乎花光了属于他的每一分钱，如果此举失败，他将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
到1931年底，格蒂终于获得了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拥有这个公司的控制权。可是他还是不满足，眼睛紧紧地盯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这个公司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即使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它的年净收入也高达5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乔治·格蒂公司的全部收入。而在跌风笼罩的股票市场上，它的股票价格下跌了大约90％，每股售价不到3美元。格蒂算了一下，这个公司的全部股份只值1450万美元。真是一个便宜货！他怎么也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搞到钱，他将乔治·格蒂公司的一块宝贵的产油地段以450万美元卖给了壳牌石油公司。然后，他开始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悄悄地买进海滨石油公司的1.51万股股份。
野心勃勃的格蒂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觉得必须获得属于母亲所有的大部分公司股份，这样，他才能完全控制自家的公司，随意地贷款，以便更多地买进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份。这就使得他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子之间不断地发生磨擦和争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33年圣诞节，萨拉终于向他的儿子让步了，答应以450万美元将她的股份卖给格蒂，但不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而是有息期票。也就是说，格蒂欠她的钱是要付利息的，而且这笔借款必须在限定的几年时间里还清。
格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一来，他的母亲就从公司最大的股东成为格蒂最大的债权人。
当格蒂掌握了家族财政的控制权之后，他的主要对手就不再是他的母亲，而是控制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庞大的美孚石油公司了，他必须把赌徒的本领和严密周到的计划结合起来。格蒂显然具备这种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