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孚石油公司和它的伙伴们对股票市场的形势是有清醒认识的，为了防止被接管兼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格蒂也有相应的对策，经过几次反复的较量，他用了两年时间，终于收购了海滨联合石油公司下属的一家控股公司的40％股份，并顺利地进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
1936年，美国开始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石油股票价格也逐步回升。格蒂4年以前以每股2.5美元收购的股票此时价格已涨到20美元一股；1935年以9.6美元一股买的股票也翻了一倍多。到1936年年底，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已涨到29.5美元一股。这样一来，格蒂家族的财富便陡然增长了好几倍，连一向反对购买股票的母亲也惊呆了。
在后来的10多年里，格蒂又不断地扩大他的股权，到50年代初，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里除一人之外，其他的董事都是在格蒂的股份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格蒂那时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蒂漫游欧洲，与德国法西斯上层人物多次接触，并公开表示崇拜希特勒，夸耀自己与纳粹元首的友谊，因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官方怀疑他暗中与德国人做买卖，为他们提供石油，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曾亲自提议将格蒂作为潜在的敌人予以拘留，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证据不够充分。
战后，美国经济迅速繁荣，汽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本国的原油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美国的石油商们开始向国外，主要是向中东地区寻求发展格蒂也有这样的打算。但当时中东地区已被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等7家大公司所控制，要想打进去很困难。
没有人会想到，格蒂最后看中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一块不毛之地，这是一个属于两国共管的中立区，是一大片沓无人迹的沙漠。格蒂的石油地质学家驾着飞机从空中观察地形地貌，断定那下面埋藏着石油。经过谈判，格蒂获得了60年石油开采特许权，但他必须满足沙特阿拉伯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要冒极大的风险。美国石油工业界许多人公开指出，格蒂这样做注定是要破产的，他们认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出油。
格蒂却很有信心，他首先付给沙特国王950万美元现款，以支付国王的文职人员的薪水。此外，即使没有石油，他每年也要付给沙特人100万美元。而最令石油界瞠目的是，他竟答应每生产一桶石油付给沙特人高达55美分的开采税，这比其它石油公司付给科威特的每桶22美分多出一倍半。他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沙特开采石油成本低廉，着眼于石油价格上涨因素，他断定那块地从长远来看是必定能赚大钱的。
在4年中，格蒂先后投下了4000万美元，但只产出少量劣质油。这种油很难提炼，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石油工业界的预言似乎已经被验证了，连格蒂本人也显露出焦躁不安的情绪。1951年初，他对沙特国王说：“我们的前途明暗莫测，尽管我们相信中立区的工作正在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着，如果这个地区有石油，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作找到它。”此时格蒂已经年近60了。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业务手腕非常不满和自卑，他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活跃在商业界，但同时他又表达了仍不放弃争取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这一抱负。
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不断挫折之后，成功意外地降临了。1953年2月10日，在一块隆起的高地上钻的第六口井在距地表3482英尺处发现了含油砂层，接着就开始向外喷油。这一发现彻底扭转了格蒂的命运，美国《幸福》杂志称这一发现是“伟大的、历史性的”。
高产油井被一口接一口地打了出来，一个月内，格蒂公司的股票从23.75美元猛然上升到47.75美元，格蒂的财富又开始成倍地增加。他个人认为，如果进行一次性卖空或清算，他的股票有可能达到每股85美元。
石油地质学家们保守的估计：格蒂的中立区油田储油量在13兆亿桶以上。
为此，格蒂建造和购买了炼油厂，自行掌握巨量的原油加工生产，在威明顿、旧金山、意大利的盖塔和丹麦都有他的炼油厂。从1954年起，格蒂开始营建他的超级油船队，总吨位达100万吨，其中巨型超级油轮吨位数在7万吨以上。在洛杉矶、图尔萨和纽约，他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新办公楼。
1957年，格蒂的资产就已超过10亿美元。这一年，《命运》杂志列出美国最富有的人名单时，格蒂名列榜首。
格蒂一生结过5次婚，有4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与每一个妻子的婚姻关系都是短暂的，甚至在与前一个妻子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时，就与另一个女子结了婚。他从不关心他的儿子，有个孩子在出世后不久就患了重病，一直到死，格蒂从来没去看望过一次。儿子和父亲的死，还不如他那条心爱的狗死掉更伤心。因此，他的儿子长大后对他也毫无感情，虽然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也得到格蒂经济上的资助，但冷酷、自私、吝啬的父亲从不把他们当做他的石油帝国的成员看待，惟恐儿子们会夺去他的财产，削弱他的绝对控制权。
为了摆脱妻子们和儿子们的纠缠．同时也为了照管中东的产业，格蒂从60岁以后就移居西欧，过着一种几乎是流浪者一般的生活，他流浪，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为了寻欢作乐。他经常带着两三个女人出去旅行，为她们花钱也很慷慨。他声称要给他的100个情人留下遗产，于是他就不断地修改他的遗嘱，多达25次。
当他成为美国头号富翁的名声传出去以后，他的照片被大量地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这时，他就不能再隐姓埋名去“流浪”了，因为那样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绑架，安全成了最重要的了。他一面否认自己有多少财产，一面考虑应该有一个比较安全而又不太引人注意的住所，于是他在伦敦附近用巨资买下了英国破落贵族的宫殿——萨顿宫。他把这座建于11世纪的宫殿每扇窗户都装上铁栏，养了十几条经过训练的、凶猛的阿尔萨斯狗。另有武装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座私人堡垒。
尽管格蒂非常富有，却从来不肯将他的哪怕是一分钱捐献给社会。另一位石油大王小洛克菲勒却与他完全不一样，他慷慨地为社会福利事业和政治家们捐助，并多次劝格蒂也拿出钱来做点好事。格蒂总是不置可否，真正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能拒绝死神的召唤，两手空空地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居住在英国、有一定年限的外国富翁必须交纳遗产税。格蒂是在他旅居英国的第16年年底去世的，因而，他侥幸地逃避了英国的遗产税。
格蒂死后，给许多与他有关的女人留下了失望和愤怒，她们认为格蒂欺骗了她们每一个人。在他最后的遗嘱里并没有给她们原来答应的那么多，有的甚至少到带有侮辱性。
当格蒂的遗体借一架TWA喷气式飞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运回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时，他又给另一个男人留下经济上的失望：原来答应付给圣马克教堂那位牧师的钱没有兑现。格蒂的悼念仪式成了免费的了。
（华炳）
华人实业家李光前
1967年6月2日，狮城新加坡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倾城出动为一位老人送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也在唁电中深表哀痛和惋惜。这位老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华人实业家、慈善家、华人社团领袖李光前先生。这位一生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橡胶大王的逝世，不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损失。
李光前原名李玉昆，1893年生于我国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幼年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手头拮据，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兄弟从小念私塾，10岁以后，随家迁往新加坡，进入当地英印学堂就读。他铭记父亲的教导，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每个周末，还要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对祖国怀着深深的感情。
1909年，李光前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当地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回国，于暨南学堂就读。两年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之后转到唐山路矿专门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廷垮台。由于时局动荡，学校也停办了。李光前回到新加坡，在道南学校及崇正学校任教，同时兼任一家华文报纸的电讯翻译工作。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深造的念头，不久又考上当地政府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3年后，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以谋生计。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经友人介绍，他来到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由此便开始进入商界。
1916年，同样是爱国华侨巨商的陈嘉庚为了扩展其橡胶事业，叩开欧美市场的大门，需一名精通中、英文并有相当实际经验的人才，庄希泉等人推荐了李光前。
李光前来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责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工作，这一次“跳槽”成为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机，从此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因为办事干练精明、业务熟练加上老成持重，他很快就荣升为谦益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甚得陈嘉庚器重。
1920年，李光前被陈嘉庚招为长婿。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李光前少年时期那段复杂而又曲折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深得陈嘉庚赏识时，他又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李光前为谦益公司的事业尽心尽力，陈嘉庚也尽量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在谦益公司前后工作了11年，这期间，他学到许多工商贸易及经营管理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与中外贸易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创自己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1927年，李光前终于在麻坡创办了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公司开业的第3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生意很艰难。在资本薄弱、惨淡经营的情况下，李光前凭着他在谦益公司时与工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勉强支撑，始终没有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被挤垮。
1931年，他看准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不断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多种经营，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植与生产。几年后，李光前的企业扩展到泰国（时称暹罗）和印尼。到30年代末，他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李光前在事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时候，不满足于在商界取得的辉煌业绩，开始涉足金融界。他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合并后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4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李光前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后又接任主席。
李光前经营银行也井井有条，得心应手。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成为李氏集团最重要的企业。如今，新加坡华侨银行更是国内银行业的龙头，在新加坡设有25家分行，在马来西亚设有30家分行，在全世界共有60家分行。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华侨的产业损失巨大。大战结束后，李光前从美国回来，看到的几乎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他立即着手进行南益橡胶企业的恢复与重建，使之适应战后市场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他也竭尽全力协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作出了贡献。
李光前不断地挖掘潜在的市场，兼并、创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到60年代末期，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8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多达35家。除橡胶企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火具厂、木材厂等，共23家有限公司。
没有人知道李光前到底有多少财产，仅以他个人名义设立的“新加坡李氏基金”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就约值2亿叻币（新加坡币）。
李光前并非只知道赚钱，他在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从事公益福利方面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李光前心中，始终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他在陈先生身边工作10年，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陈先生崇高的爱国精神：不顾个人安危，为华侨抗日运动奔波劳累；关注家乡和当地文化教育状况，投资社会福利事业。陈先生的行为和他的古道热肠深深地影响了李光前。
在中国求学的3年中，李光前目睹了晚清的没落衰败，也经历了那场令国人振奋的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仰。
李光前一生好学，尤其推崇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和兴办教育等工作总是不遗余力，给予支持。1932年，《南洋商报》从陈嘉庚的公司里分离出来，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与他的弟弟李玉荣等人任公司董事。李氏兄弟齐心协力，陆续增加对该报的投资，扩大报纸的版面。《南洋商报》既报道世界各地和当地经济贸易情况，提供信息，帮助华侨商人经营，同时又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国难当头之际，他号召侨胞抗日救国，有力地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商报》客观地报道国内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维护华侨的利益。1953年，李光前的一位族侄提议建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李光前马上积极响应并给予赞助。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马来西亚青年提供更多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流言颇多，李光前全不理睬，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为鼓励优秀学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他专门拨款作为优秀生的奖金。他捐资扩建的中学更是多不胜数，如1934年他接任南洋中学董事长职务后，负担该校每年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和图书馆。他还是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光华学校、侨南学校等9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出钱出力的事，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前人在海外，心中仍牵挂祖国的经济、文教发展。1952年，他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梅山学村。除了恢复他于1939年创建的国专小学外，又扩建国光幼儿园、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梅山学村由此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学村，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各种福利设施齐全。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国专中学和国专小学先后成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国专医院也已成为福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1965年，李光前专程回到家乡，亲眼看见这里的变化，为自己兴资办学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
李光前身为华人，对在海外的华侨怀着真挚的情意。1951年，他注意到由华侨创办的历史悠久的同济医院设备落后，建筑也狭小破旧，于是组织了“同济医院购地建屋委员会”，捐款添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将医院规模扩大。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1967年，李先生逝世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
由于战争的破坏，战后新加坡广大贫苦侨民都居住在木屋或树叶搭的房屋里，很容易引起火灾。为此，新加坡当局成立福利局，专门处理这方面的救济工作。李光前虽然业务和社会工作繁忙，仍义不容辞地出任福利协会主席和福利局主任，一出现灾情，他马上赶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侨民，并及时给予大量捐助。
李光前对当地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博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赞。1957年，马来西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次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宪报》正式公布聘任李光前先生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孙化）
中国船王卢作孚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尽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第二年秋天，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卢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办了通俗教育会，并请挥代英、王德熙等进步人士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受到师生欢迎。1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薛冰）
经营之神松下
松下幸之助是举世闻名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一个3人的小作坊起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发展成为拥有职工2.5万人的世界电器之王。在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许多企业倒闭，而他却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到日本现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1894年，松下幸之助出生在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排行老八，是最小的一个。他上面有两个哥哥和5个姐姐（其中两个很小就夭折了）。松下家，在幸之助的祖父时期是很兴旺的，是江户时代的名门望族。他家院内有一棵3人才能合抱的800年古松，枝干华美，那一带的人都称之为神木；后来因火灾被烧掉了。
幸之助4岁时，松下家的没落已成定局。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搬到和歌山市内，开始经营一家木屐店。但由于经营不当，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后来，幸之助的父亲政楠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到米行市去经营，全家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在少年幸之助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是垂头丧气的。
不料，厄运又接踵而至，幸之助的大哥、二哥和大姐都得了流行性感冒而相继去世。当时日本由于生活贫困和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感冒这样的小病也能夺去人的性命。老大那时已经在纺织公司工作，是全家生计的顶梁柱，他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幸之助的父母悲痛欲绝。
政楠为了养活一家人，去了大阪，在聋哑学校找到一份杂务活干，一家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幸之助只读到小学4年级，有一天，父亲从大阪来信，说那里有一份小伙计的工作，叫他立刻去。母亲说他还不到10岁，等小学毕业再去。但是，父亲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小小年纪的幸之助便中断了学业，远离亲人，到大阪一家做火盆买卖的店里当学徒。
在火盆店里只干了3个月，大概主人觉得他太小，做不了什么事，便把他辞了。他又被介绍到一家自行车店当伙计，一干就是近6年。
那时的自行车算先进的代步工具，是高档商品，起先只有少数人拥有，不过大有迅速普及之势。这是一个很有生气的行业。幸之助所在的那家自行车店生意也很好，他干活踏实，颇得主人的欢心。主人五代夫妇对他也不错。
本世纪初，正是日本电器事业迅速发展的阶段，不仅有了电灯，街道上也开始跑电车了。电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显得重要。渐渐地，幸之助感觉到一个电器的时代已经到来，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干一份与电器有关的工作。
然而，主人夫妇对他那么好，他实在无法开口对他们说：我想辞职。又干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他的决心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遏制不了的冲动，他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店铺。到姐姐家他才写了一封信给五代夫妇，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找到称心的工作。在姐夫的帮助下，他到水泥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临时搬运工。那是真正的力气活，只有15岁的他，身体还很瘦弱，装着水泥的手推车十分沉重，他强撑着干，累得小便带血。不过，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1910年，17岁的幸之助进了大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一名安装室内电线的练习工。当时他还缺乏一般的电器知识，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可是他来到工作地，人们还是把他当电工看待，投之以尊敬的目光，他觉得很荣耀。用户的信赖，促使他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没有多久，他就掌握了熟练的电工技术，加上他诚实的品格和优秀的服务成绩，很快就赢得了公司当局的信任。当时大阪电灯公司所承包的重要工程，几乎没有一项不让他参加。
1915年春，他接受姐姐的劝告，与一位名叫井植梅野的小姐见面订亲。到夏末，他结了婚。
成了家，松下幸之助有了一种责任感，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婚后不到两年，他就被提升为检查员，这是个为一般工程人员所羡慕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欧洲成为战场，物资奇缺，日本的产品就成了抢手货，无论什么，都能卖得出去；而日本所需要的产品，却无法从欧洲进口。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工商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幸之助萌生了独自办企业的念头。
早在几年之前，他曾倾心于改进电灯插口的研究，并向公司提出过改进的建议，然而却没有被采纳。另外，公司有规定，职工一旦生病，就要停发薪水。幸之助从小身体孱弱，经常不得不带病工作。这也促使他摆脱环境的束缚，干自己的事业。他的设想是生产一种改良的电灯灯头。对未来的市场，他很有信心，决心已定，便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他在大阪电灯公司工作了7年，上司对他的品格及能力一向是很欣赏的，认为他提升为部门主任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极力劝说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无奈松下幸之助去意已定。
他领到退职金，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才只有100日元。他的两位老同事森回延次郎和林伊三郎是他的支持者，加上他的妻子和内弟井植岁男，一共只有5个人，就这样办起了工厂。
事业的开端是非常艰难的，他们甚至不知道灯头的壳体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只猜想可能是用沥青、石棉和滑石混合压塑而成，他们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出点名堂。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总算解决了壳体制造的难题。可是，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生产出一部分样品来之后，却又推销不出去。他们拿着样品，走遍了大阪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家销售电灯的商店都问遍，一天最多只能卖出10只灯头；10天下来，总共只卖了100来只，收入不过才10块日元。这就是他们奋斗了4个月的结果。
两位伙伴都自谋生路去了，幸之助夫妇和内弟3个人仍苦苦地支撑着。那段时间真是非常艰难。50多年后，松下幸之助回忆起那一时期，仍有无限感慨。
他还保留着当年典当衣物的账册，账面上记载，从1917年4月13日起到1918年8月止，共十几次将他夫人的衣服、首饰等物送进当铺抵押借钱。
然而，就在他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降临了。曾经是合作者之一的森田延次郎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一家北川电器器具制造厂对他的产品感兴趣，看过样品之后，要订购1000只电扇底座，并且不需要任何金属配件。
这对松下幸之助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