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俩和年幼的内弟一起投入紧张的生产，大约10天工夫，完成了全部订货，不久，幸之助收到货款160日元，扣除成本，获毛利80日元，基本收回了当初开业时的投资。
第二年年初，又接到2000个底座的订单。幸之助预料还会有大量的电扇底座订单相继而来，小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显得地方太小了，于是决定搬迁到大开町（街），租赁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楼上住家，楼下当工厂，并且在门口挂上“松下电器器具制造厂”的招牌，这就是后来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松下幸之助是相信命运的，他选择新居的时候之所以看中了大开町的这一处，是因为他觉得“大开”两字含有展开、盛开的意思。开张后，人手缺乏，于是在门口贴出招募女工的告示，第一位来应募的竟是一位孕妇，名叫繁盛。幸之助认为，她的名字叫“繁盛”很好，且又身怀六甲，更是双重的吉祥征兆，便决定雇佣她。
他相信自己的好运来了，并坚信他的改良电灯插头一定会有销路。在生产灯头和电扇底座之余，他继续改进生产插头。
他又发明一种双灯用插头。其实这种产品市面上已有，只是质量不好。幸之助研究之后加以改良，拿到市场试销，果然大受欢迎，十分畅销。
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东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大幅度减价的办法，与松下电器厂竞销。这一招很要命，各地的用户都要求总代理商吉田商店也降价。吉田商店面对这样的棘手问题，产生了悲观情绪，竟向松下幸之助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松下幸之助仿佛当头挨了一棒。
经过反复协商，松下幸之助以暂保留保证金为条件，同意解除合同。同时，自己设法开拓销路。幸之助先拜访大阪市内各大批发商，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亲自去东京开辟市场。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首都，人地生疏，所到商店，遇到不少冷面孔。他用诚恳的态度来化解那些商人的冷漠，后来，他渐渐摸到一些推销方面的诀窍。
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确立了销售路线，也扭转了不利局面。在半年之内，工厂焕然一新，工人也增加了。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是自己鸿运高照，才由祸转福。他对自己的努力与才能是很少夸耀的。
松下电器厂以插头等为主要产品，起步极快，那真是一个业绩辉煌的年代。为了应付四面八方飞来的大量订单，已经增加了设备还是供不应求，必须昼夜加班工作。
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妻子也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干活，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机器几乎是一刻也不能停。
厂房空间很小，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作时间又长，工人也受不了这个罪，经常有人辞工不干了。而当时日本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需要大量工人，人员缺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松下幸之助每天早上都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见工人们都来上班了，他才放下心，同他们一起开始工作……
就这样惨淡经营，历尽千辛万苦，从1919年到1920年，松下电器制造厂业务发展甚为顺利。由于松下重视工厂信誉，因而拥有许多长期基本客户，松下幸之助个人名声也渐渐大起来。
生产发展，原有的厂房条件已经不可能适应新的需要了，松下幸之助又在大开町另一地段物色了一块100坪的地皮，并投资者手兴建新厂房。1922年7月，新工厂开工生产，从此，他的事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松下电器制造厂紧紧抓住“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这一环。幸之助是个善于发明、善于改进的人，他以电灯为中心，不断地发明出一些与此有关的新产品。但从销售数量来看，主要产品仍是“电灯改良插头”和“双灯用插头”，这两种产品品质优良，价格低廉，其它厂家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需求量年年上升，市场渐渐扩大到东京、名古屋、九州乃至日本全国。
这时，松下电器制造厂的从业员工也只有50人，每月营业收入达到1.5万日元。在当时国内的电器产品生产厂家中，无论企业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幸之助知道，要想赶上去，只有一个办法：研制新产品。
那时候，脚踏车已成为日本日常交通工具，而城市的市政设施还比较落后，道路和路灯跟不上，人们夜间骑车面临着照明的问题。用电石的瓦斯灯不仅价格昂贵，构造也复杂，而且经常容易出故障。一般人都是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蜡烛是很容易被风吹灭的，煤油灯挂在车头也很不方便。可是，因为没有理想的代用品，人们也只好这么凑合着用。虽然用干电池的车灯已经问世，但由于电池使用时间太短（仅3小时），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松下幸之助认为只要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一种理想的车灯是应该能生产出来的。为此他拜访了生产干电池的朝日公司总经理松本。松本告诉他，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车灯的小灯泡需要重新设计，干电池也要改良。
就在这时候，很凑巧有一种用电仅需120毫安的小型灯泡问世了，松下幸之助看中了这种新型灯泡，经过约半年的试验，他终于制造出一种炮弹型的电池车灯，用3节干电池，使用时间可达到近40个小时。这种车灯设计巧妙，价廉物美，产品投放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
这时，有一个叫山本武信的商人找上门来，这人极会做生意，在大阪很有些名气。他向松下幸之助提出由他担任大阪地区总代理商，保证1个月售出1万只炮弹型车灯，3年代销36万只。如果销售不出去，损失由山本商店负责赔偿。更令幸之助大为吃惊的是，山本武信答应将3年的货款一次付给松下电器制造厂。
松下幸之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松下幸之助还是第一次和这样爽快的商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松下幸之助可以及时收回货款，且不用为销售操心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松下幸之助常向人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人有两个，一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另一个就是山本武信。这两人教会了他经商之道。尽管，后来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产生过一些矛盾，但山本给松下幸之助的帮助却是他永远难忘的。
松下电器从此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当然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1923年9月1日的东京大地震给包括松下电器制造厂在内的许多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交易断绝，货款无法收回……但渡过危机，事业总是又有一番新的进展。松下幸之助不断地把新的电器产品推向市场，相继生产出电熨斗、电炉、电热器、真空管和收音机等。他本着“高于他人的质量，低于他人的成本，优于他人的服务”宗旨，在日本国内占据越来越广大的市场。他的工厂多次扩建，并相继收购了一些私人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初，松下电器公司已是拥有8家工厂的著名大企业了。产品有配电线器具、电热器具、收音机和车灯干电池等四大部分，产品项目扩充到200多种；总公司、分公司、营业所及8个工厂的从业人员总共将近1000人了。
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暗杀，从此，日本军人势力越来越大。日本国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军国主义引入歧途，而经济方面，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一个空前的迅猛发展时期。
1932年是松下幸之助锐意扩充业务的一年。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业务空前兴旺，公司也不断地扩大，新建了许多厂房。这时他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分权组织制度，从研究、开发到制造、销售、宣传，全部严格地实施公司内各组织单位分担业务责任；各部门责任明确，各自有账户，进行独立经济核算。这在当时日本企业界引起许多议论，因为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企业管理先进的美国，也只有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少数几家大公司实施分权组织制度。
松下幸之助非常注重树立企业精神，他为公司员工订立了产业报国、正大光明、亲睦合作、奋斗向上、遵守礼节五条精神，统称为“松下精神”。每天早上工作以前要做朝会，公司全体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地点高声朗诵；举行晚会时，大家合唱公司歌。
1932年至1937年是松下电器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际，政府公布“国民总动员法”，开始对实业界实行控制，称：“今逢战时，为达到国防之目的，希望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体的力量，拟对人力物力资源，加以统治运用。”
战争时期，松下公司为军方生产了一些军需产品，如干电池和军舰上用的无线电收发报装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前期的交战中，日军占优势；及至1943年2月，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场战役使日军转胜为败。之后，盟军加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开始从各个战场一路败下来。由于海军军舰丧失过多，军需生产所需材料严重不足，尤其是钢铁成为主要紧缺物资，松下公司奉命设立松下造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制造木船。后来又造飞机，机身也是木制的。这时，已经是1945年春天了。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列岛，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松下公司在战争期间设立了许多子公司，俨然是个大财团，美军当局将它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一样看待，并列为财阀家庭，加以严格限制。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公司历史还是其事业内容，松下与其它三大财团都有天壤之别。他向美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准备一份洋洋5000页的英文说明书，亲自前往东京交涉。
这是一场挽救企业命运的艰苦的马拉松长跑，整整4年中，他无休无止地撰写文件，答复美军当局提出的疑问；一次次搭乘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奔波于东京和大阪之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美军当局最后的决定仍是要松下幸之助辞职。不仅如此，下属的子公司，因在战时制造重要军需物品，凡常务董事以上职位的人都一律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眼看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刚刚成立的日本工会发起了支持松下幸之助的运动，要求美军当局取消对松下幸之助的解职处分，工人们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连幸之助本人也感到突兀。
其实，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保护了总经理。他们认为，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团的主持人解职并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而松下公司则完全不同，失掉松下幸之助，全体员工的生活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松下电器公司的代理店老板们也加入了工会发起的请愿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占领军方面派主管官员到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视察，并和松下幸之助会谈，官员非常赞赏他的企业经营理论。
1个多月后，当局又对他进行一次资格审查，然后下令将松下幸之助的处分由甲级改为乙级。第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审查，批准撤销对松下幸之助和其他高级职员的解职处分。
可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对于企业的种种限制也还仍然有效。当时日本正值通货膨胀，资源缺乏，而工会团体又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松下电器公司继续急速滑向衰落。1948年年底，松下公司竟到了发不出卫分钱年终奖的地步。
工人们大批地辞职或自愿退休，到1949年，公司只剩下一半员工。业务极其困难，公司拖欠的税款数额之大，占日本第一位。松下幸之助本人也只拿普通工务人员的工资。战争后期生产木体船和木制飞机时的巨额资金，当时按军方要求是由松下幸之助向银行借贷的，战争结束，谁认他的账？因此，松下幸之助成了全国负债最多的一个人。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松下幸之助创立了“PHP研究所”，倡导一种以重新创建日本繁荣复兴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并创刊“PHP杂志”，他本人每期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对民主、劳资关系、税收及教育诸方面的理解，以期唤起日本人民重建生活的信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要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于长期萧条的日本企业界来说真是否极泰来，大量积压物资几乎是一销而空，而美军的订货单仍如雪片一样飞来。
松下幸之助抓住这个机会，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合作，引进技术项目，大量生产高质量的电灯泡、日光灯和电子管，发了一笔战争财。由此，松下公司开始起死回生，年有盈余，并重新发展起来。
仅仅数年间，日本工商企业复兴速度惊人，到1954年，日本国民的生活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人想也不敢想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称为家庭的“三种神器”，这标志着一个消费革命时代的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松下电器公司担当了主角。虽然同行竞争激烈，但松下电器毕竟是在战前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在企业管理方面早已吸收了欧美的先进经验，产品不停地更新换代，质量和价格都占有优势；加上松下幸之助高明的销售手段，自然能超越同行，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空前迅速。
1968年，松下电器公司成立50周年，这一个年度，公司的销售额为4671亿日元，银行存款超过了1800亿日元。算起来，每天可获得1亿日元纯利。
1973年，松下幸之助已是80高龄的老人，他引退到幕后，把权力交给女婿松下正治掌持，自己只担任顾问。一般情况下，他不想再过问业务，只隐居在京都的“真真庵”别墅，每日听经，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静默之中，他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常常有所思，有所感，便触动了著书立说的念头，于是昼夜不停地埋头写作。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问世了。
时至今日，松下电器公司已是名震全球的企业，拥有20万职工，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器制造商。创造如此奇迹的松下幸之助在85岁高龄时，仍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自己也想不到幼年身体羸弱的他竟能如此长寿，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人说他的一生是求财得财，求名得名，求寿得寿。
他的一生多姿多彩，充满刺激性和传奇性。他自己则认为除了运气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个弱者，从小既非生在富贵之家，也没受过高等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在摸索和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主见。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强者，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
（华炳）
借贷成富翁
人们通常知道有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使他得以跻身于世界大富豪之列。想不到美国也有位船王，他的财富比起奥纳西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的声名远不如奥纳西斯那么显赫。他拥有世界上最大吨位的油轮6艘，他的船队大小船只加起来约有500万吨位。除了航运业，他还经营着旅馆饭店业、房地产投资业，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业等等。他的名字叫丹尼尔·洛维格。
丹尼尔·洛维格，1897年盛夏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南海漫，那是一个很小的城镇。洛维格的父亲是个房地产生意的中间人。在洛维格10岁那年，父亲和母亲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这样，洛维格跟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阿瑟港，一个以航运业为主的城市。
阿瑟港是个美丽的小港口，风景如画。那里有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船只。有大得像山一样的油轮，也有小得远看像片叶子的小舢板。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浪一波一波轻推着停在岸边的船只，海天相接的地方有海鸥上下盘旋。童年的洛维格生性孤僻，不喜欢与别的孩子来往，他喜欢独自到海边码头上去玩。小洛维格最爱听轮船呜呜的汽笛声和啪哒啪哒的马达声。那时候，他总梦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够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轮船，然后乘着它出海航行。
洛维格对船极度着迷，终于，高中没念完就去码头工作了。开始他给一些船主做帮工，做些拆装修理轮船引擎的活计。洛维格对这一行有出奇的灵气，简直称得上无师自通。常常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性格内向的他独自在那里把一些旧的轮船发动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苦苦钻研。很多年老的修理工见他这么有灵气，手脚又勤快，纷纷把自己独到的手艺和技巧传授给他。洛维格终于成了一名熟练的轮船引擎修理工，而且名气越做越大。多少出了怪毛病的引擎，只要经他的手一拨弄，便又能完好如初。几年以后，他不再满足于东家做做、西家干干的状况，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专门负责安装去全国各港口船舶的各种引擎。
由于他不凡的手艺，揽的活越来越多，忙都忙不过来，于是干脆辞去了公司的工作，独自开了个修理行。
洛维格租下了一家船厂的码头，专门从事安装、修理各种轮船。生意刚开始很红火，洛维格积攒了一些钱。可是，这些靠手工活挣来的辛苦钱，一点儿也没能让他满足。在西方世界经济开始高度发展的那个年代，贫富的两极分化格外明显。很多发了财、拥有资产的人坐着高级轿车，住着花园别墅，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潦倒。出身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洛维格不甘心过平凡穷苦的生活，他要赚很多的钱，让自己充分体会成功的感觉。
可是怎样才能发财呢？洛维格在那时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积蓄，不够做生意的资本。年轻的洛维格在企业界里磕来碰去，摸索赚钱的方法，可是总不得要领，甚至屡屡面临破产的危机。
就在洛维格行将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灵感开始迸发了。童年的一个小小的赚钱经历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偶然打听到邻居有条柴油机帆船沉在了水底，船主人不想要它了。洛维格向父亲借了50美元，用其中一部分雇了人把船打捞上来，又用一部分从船主人手里买下了它，然后用剩下的钱雇了几个帮手，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把那条几乎报废的帆船修理好，然后转手卖了出去。这样他从中赚了50美元。从这件事，他知道如果没有父亲的那50美元，他不可能做成这笔交易。对于一贫如洗的人，要想拥有资本就得借贷，用别人的钱开创自己的事业，为自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洛维格的发现。
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是洛维格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纽约的很多家银行里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得说服银行家们贷给他一笔款子，并且使他们相信他有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能力。可是他的请求一一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他几乎一无所有，贷款给他这样的人风险很大。希望一个个地燃起，又一个个像肥皂泡样破灭。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洛维格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有一条尚能航行的老油轮，他把它重新修理改装，并精心“打扮”了一番，以低廉的价格包租给一家大石油公司。然后，他带着租约合同等去找纽约大通银行的经理，说他有一艘被大石油公司包租的油轮，每月可收到固定的租金，如果银行肯贷款给他，他可以让石油公司把每月的租金直接转给银行，来分期抵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大通银行的经理们斟酌了一番，答应了洛维格的要求。当时大多数银行家都认为此举简直是发疯，把款子贷给洛维格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大通银行的经理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尽管洛维格本身没有资产信用，但是那家石油公司却有足够的信誉和良好的经济效益；除非发生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只要那条油轮还能行驶，只要那家石油公司不破产倒闭，这笔租金肯定会一分不差地入账的。洛维格思维巧妙之处在于他利用石油公司的信誉为自己的贷款提供了担保。他计划得很周到，与石油公司商定的包租金总数，刚好抵偿他所贷款子每月的利息。
他终于拿到了大通银行的贷款，便立即买下了一艘货轮，然后动手加以改装，使之成为一条装载量较大的油轮。他采取同样的方式，把油轮包租给石油公司，获取租金，然后又以包租金为抵押，重新向银行贷款，然后又去买船，再去……如此一来，像滚雪球似的，一艘又一艘油轮被他买下，然后租出去。等到贷款一旦还清，整艘油轮就属于他了。随着一笔笔贷款逐渐还清，油轮的包租金不再用来抵付给银行，而转进了他的私人账户。
属于洛维格的船只越来越多，包租金也滚滚而来，洛维格不断积聚着资本，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大通银行，许多别的银行也开始支持他，不断地贷给他数目不小的款项。
洛维格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总觉得自己的脚步迈得还不够大，他有了一个新的设想：自己建造油轮出租。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的举措。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设计建造好了油轮，万一没有人来租，怎么办？凭着对船特殊的爱好和对各种船舶设计的精通，洛维格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类型的船，什么样的船能给运输商们带来最好的经济效益。他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油轮和货船。然后拿着设计好的图纸，找到顾客，一旦顾客满意，立即就签订协议：船造好后，由这位顾客承租。
洛维格拿着这些协议，再向银行请求高额贷款。此时他在银行家们心目中的地位已非昔比，以他的信誉，加上承租人的信誉，按照金融规定，这叫“双名合同”，即所借贷的款项有两个各自经济独立的人或团体的担保，即使其中有一方破产倒闭而无法履行协议，另一方只要存在，协议就一定得到履行。这样等于加了“双保险”的贷款，银行家们当然很乐意提供。洛维格趁机提出很少人才能享受的“延期偿还贷款”待遇，也就是说，在船造好之前，银行暂时不收回本息，等船下水开始营运，再开始履行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协议。这样一来，洛维格可以先用银行的钱造船，然后租出，以后就是承租商和银行的事，只要承租商还清了银行的贷款本息，他就可以坐取源源不断的租金，自然也成为船的主人了。整个过程他不用投资一文钱。
洛维格的这种赚钱方式，乍看有些荒诞不经，其实每一步骤都很合理，没有任何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这对于银行家们、承租商们都有好处，当然洛维格的好处最大，因为他不需要“投入”，就可以“产出”。用别人的钱打天下，是洛维格独到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经营天才的思维。
如果说洛维格的初步成功，是靠了他的天才思维，那么后来他的事业跨上巅峰，多少还是靠了一定的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就是洛维格4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船厂和码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加剧，美国政府大量需求船只。洛维格和政府机构很快搭上了头，政府向他定购了大量的船只。洛维格的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战后，美国经济渐趋繁荣。可是洛维格却逐步陷入了困境。因为政府对造船业的税率大大地提高了，各种各样的税赋压得这一行业的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工人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形势逼人。就在此时，洛维格看得比别人远，他决定走出美国，向国外输出资本。
机遇总是伴着天才的思维而来。
50年代的日本，政府积极恢复经济，正急需引进外资，以求发展。洛维格的目光投向了那里。日本战前的海军重港，从前专门生产其主力舰、航空母舰的地方——吴港，因为战争的缘故，被美军夷为平地。工人们纷纷被遣散，造船厂也关闭了。当时日本人一心想恢复它，但又不敢惊动美国政府，怕美国把吴港作为美军的军事造船基地。精明的洛维格猜透了日本政府的顾虑，便以私人的身份来到这里，随行带去了大量的现钞和贷款协议草本。他很快赢得了吴港地方官员的信任，跟他签订了造船协议，并向他提供了廉价的劳工和平价的钢铁，以此作为回报。
洛维格租下了码头，不仅租金低廉，而巳还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免税免赋政策。吴港的发展给洛维格的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所造的船吨位越来越大，船队也越来越庞大。在世界各地的海域里，都有了洛维格的船只。
洛维格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利比亚和巴拿马，在那些地方，洛维格的公司同样享受着赋税减免的待遇。
航运业的发达，使他又向更多的领域进发。他在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设立了钢铁公司、煤矿公司，还进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开发。在巴拿马等地，他又设立了石油化学工业炼油厂。他还在各地办蓄款放贷公司，建旅馆、饭店、大厦，进行房地产投资等，他的家业丰富多彩，跨很多行业，他的事业终于攀上了顶峰。
许多成功的人，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们有庞大的家业需要去打理，需要应付名誉官司、财产纠纷、同业竞争、政府政策，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因而很多富商们总是有许多花边趣闻，成为人们乐于议论的话题。
成功后的洛维格是个看起来很神秘的人。他生性少言寡语，从不轻易谈论自己的事。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公开场合露面都是这样。没有人能够有机会与他深谈，即使是他的下属职员，或者他的邻居。因他很少直接与人打交道，所以集团公司里只有少数几个高级管理层的人才认识他，在公司的总机目录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虽然已是亿万富翁，但洛维格的生活依然非常俭朴。他多年居住在属于中产阶级人家的小型住宅里。平日他习惯步行，很少驾车外出，不像有些富豪那样前呼后拥摆排场。
洛维格喜欢独处，不仅在生活上，还表现在事业上。他从不与别人合伙经营公司，也很少出卖自己的股票。他喜欢独享经营权，力求全部资产为个人独有。
他的背部有点驼。那是在他创业之初，有一次运输途中，轮船上的油箱爆炸了，舱里有两位船员被浓烟熏倒。许多人只顾自己逃命，而当时已经身为公司老板的他奋力冲了进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在救人的过程中，他的背遭到重创，导致一直背部弓曲，时常疼痛难忍，而他多年来对此事却一直不曾向别人提起。
洛维格结过两次婚，晚年与第二任妻子一起度过。他们夫妇居住在一个小镇上，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他们的邻居压根儿也想不到他们身边的这一对老年夫妇就是世界有名的大亨。
事实上，人们很难了解到洛维格有什么样的想法，他的生活同其他大亨们沸沸扬扬的生活简直有无壤之别，他这种神秘的个性让人们猜疑纷纷。
许多美国人，常可以看见这位世界闻名的富豪，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弓着背，步行在小镇的街道上。
（贺晨）
红色资本家哈默
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于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几年后，他用积攒下的工资买下了老板的药店，后来又开了两家分店，办了一家制药厂。就这样，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年轻的资本家。但是，朱利叶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依然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忠实追随者。1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他行医一生，曾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此外，他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16岁那年，他正在读高中，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决心要买下来。他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果然，两周后，他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3年后，即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然而，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他倾其积蓄投资的制药公司濒临破产。而且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他要求儿子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他强调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于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时隔不久，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1919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是625美元，而那一年哈默个人的净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学习上，他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1921年6月，他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
这时，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于是，哈默以200万美元的售价卖掉了制药公司，而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他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由于旅途劳累，他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于是，他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哈默组织了美国联合公司，沟通了30多家美国公司，他俨然成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人。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发现，哈默在苏联办起了铅笔厂。一天，他顺便走进一家文具店想买铅笔，但店里只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货。他灵机一动，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他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他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他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他却认为是赚钱的机会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他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出售。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插手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本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人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