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1966年底，终于发现了石油大矿脉，开出两个盛产高级原油的新油田。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1979年5月，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81岁的哈默成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此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陈众）
猪鬃大王古耕虞
20世纪初，古耕虞出生在四川重庆。他的叔祖父古绥之，当时已在重庆开设了正顺德、同茂丰两家山货店，除了经营当地的土特产外，主要的业务是经营猪鬃买卖。他的“牛”牌猪鬃小有名气。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年轻时曾梦想考科举，中状元，辛亥革命后弃学从商。他先在叔父的店里当伙计，学生意，积下了一笔资本后，便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叫古青记的山货店，主要从事猪鬃出口生意。他用“虎”牌作商标，表现出他“占山为王”的雄心。
当时，中国商人出口猪鬃，必须通过英国人经营的洋行办理有关手续。英国洋行不但从中赚一大笔钱，而且常常欺侮中国商人缺少外贸知识或不通外语，坑害中国商人。有一年夏天，隆茂洋行收了古槐青价值20万两白银的猪鬃，却胡说猪鬃质量不好，硬是不肯付钱。古槐青不懂英语，无法同洋人交涉，只好跑回家，把还是中学生的古耕虞带到洋行。古槐青据理力争，占耕虞担任翻译，终于迫使洋人照价付钱。
通过这件事，古槐青认识到，要想做大生意，发大财，就必须具备高等文化修养。所以他下决心把儿子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英文，后来又让儿子去南通，在张謇办的纺织学堂学技术。古耕虞在求学期间，研究了古今中外的经济学说，还学习了银行学、市场学和各国的法律、税务、运输、保险等方面的知识。他最爱读的书是《富兰克林传》和《福特管理》，甚至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对于青年古耕虞的影响很大。
1925年，古耕虞结束学业，回到了故乡重庆。当时古槐青已经在上海的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便把古青记山货店交给古耕虞管理。同行们都不大看得起这个年轻人，戏称他为“娃娃班”，并且想找机会挤垮他，好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古耕虞则想做一笔大生意，让这班人看看他的本领。
不久就到了收购羊皮的季节。经营羊皮的利润很大，山货店自然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古耕虞通过对国外市场行情的研究，看准羊皮的价格在日益上涨，而且羊皮的收购季节又短，一年只有3个多月，所以果断地决定，用稍高于同行的价格大量收购。
开头几天，上门送货的客户很多，可几天以后，客户却变得越来越少。古耕虞感到奇怪，派人出去一打听，原来是裕厚仁山货店串通了恒祥钱庄在外面造谣，说古槐青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失败，负债累累，古青记就要倒闭了，哪里还有钱收购羊皮呢！
古耕虞十分恼火。裕厚仁山货店的老板，是古耕虞祖父一辈的人，而且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如今为了独霸市场，竟对一个晚辈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但是古耕虞没有轻举妄动，他冷静地考虑以后，想出了对策。一方面，他立即给父亲拍电报，让父亲陆续从上海汇回20万两白银，他把这些钱分别存在重庆的各个大钱庄里；同时，在营业结算时，凡是古青记欠对方的钱，他都立即付清，而对方欠古青记的钱，他都暂不收回。然后，他又请关系比较好的复兴钱庄清查古青记的财务情况，证明古青记资本雄厚，复兴钱庄宣布愿意为古青记做担保。这样一来，坏事变成了好事，古青记的信誉反而大大提高了。加上古青记的收购价比其它山货店高，最后几乎把上市的羊皮全都收了进来。
同行们暗中都取笑古耕虞没有经验，这么多羊皮压在手中，万一羊皮价格一落，非得赔老本不可！可是不久，他们也得到消息，知道国外羊皮价格猛涨，这时再想出高价收购，也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古耕虞赚了大钱。
1926年冬天，一个叫纳尔斯的美国人，到重庆来收购羊皮。他随身只带了一张银行信用证。到了结算的时候，他才发现，凭他的信用证作抵押，在重庆中国银行只能取得60％的现金，这样他的钱就不够付货款了。卖主们天天盯住他要钱，搞得他焦头烂额。更令他为难的是，重庆没有代客户把羊皮打成包的加工厂，也没有人肯出租自己的打包机给他，他收下的羊皮根本没办法打包装船；同时，冬天又是长江枯水季节，航运不通，他的羊皮就是打了包，装上船，也无法运往上海。羊皮是很娇嫩的货物，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那就只能倒进粪坑当肥料了。
走投无路的纳尔斯差点就要跳长江了！
古耕虞早就在暗中关注这件事。当他认为时机成熟时，他先到重庆中国银行，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如果让纳尔斯的羊皮烂掉，完蛋的可就不是纳尔斯一个人，重庆的许多山货行也会因拿不到货款而倒闭，甚至全四川的山货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他要求银行支持他出面来收拾这个残局。然后古耕虞找到纳尔斯，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说明自己可以帮助纳尔斯渡过难关，以低利息借钱给纳尔斯付货款，替他的羊皮加工、打包、出口，纳尔斯则将他那张银行信用证转给古青记。纳尔斯一见有人能救他，顾不得算细账，连叫“OK”，在合同书上签了字。手续一办好，他就赶紧逃出了重庆。古耕虞没费什么事，就赚了一大笔钱，而且在同行中赢得更高的威信。
古耕虞成了重庆山货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摆脱英国洋行的控制，直接向国外出口猪鬃。
古耕虞仔细研究后发现，如果不让洋行从中盘剥，直接向国外出口，可以增加30％左右的利润。然而，摆脱洋行又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为英国洋行已经形成了在猪鬃经营中的垄断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又享有许多特权。如果处理不好，遭到他们的一致抵制和打击，古青记就会连原有的利益都保不住。古耕虞只得悄悄地寻找机会。
机遇总是偏爱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人。
1927年底，有2个美国商人出现在重庆街头。他们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孔公司来考察重庆猪鬃生产和出口情况的，实际上是想同虎牌猪鬃的主人取得联系。因为虎牌猪鬃在美国市场上的声誉很好，只是由于英国洋行的从中盘剥，他们的利润就不多了，他们也希望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不懂中文，这两个美国人几经周折，才见到了古耕虞。
22岁的古耕虞风度翩翩，用一口纯正的英语，将猪鬃的货源、加工、经营、出口情况，向两位客人做了详尽的介绍。两位美国人没想到虎牌猪鬃的主人如此年轻又如此具有才识，高兴得直竖大拇指，连声称赞：“中国人，了不起！”
几次交往之后，双方都有了更深的了解，2位美国人才悄悄对古耕虞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能不经过英国洋行，直接从古青记进口虎牌猪鬃。古耕虞心中大喜，直接出口猪鬃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脸上却不露声色。经过进一步的试探，他完全弄清了对方的意图，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虽然这样做对中美双方都有利，但对英国洋行可就大大不利了，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
2位美国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显得比古耕虞还要着急。
美国人越急，古耕虞就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他白天照样做生意，照样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两位美国人，可到了晚上，他总是坐在灯下，埋头研究有关资料，苦苦思索对策，直到深夜。一天晚上，他在脱衣服准备睡觉时，猛然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他眼前一亮，大脑紧张地沿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手上的动作却僵住了，他的夫人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吃了一惊，幸亏这时古耕虞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夫人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古耕虞约来了两位美国人，平静地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他们。两位美国人连声叫好，认为只要他们双方不对英国洋行泄露秘密，这个计划就万无一失。双方当场签订了一项秘密合同。
就是这一项秘密合同，成为古耕虞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古耕虞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几天之后，古耕虞就开始发运第一批直接销往美国的虎牌猪鬃。这一回，他没有使用古青记的装船标志，而是用两个并无意义的英文字母“LT”作为标志，装船人也用了别的化名。与此同时，他仍然以一部分猪鬃卖给英国洋行，以掩盖他与美国公司的秘密交易。但是，大量猪鬃运销美国后，卖给英国洋行的猪鬃便越来越少了。英国洋行询问原因，古耕虞总是拖着不答复；实在拖不过去了，就推说货源不足。
终于有一天，虎牌猪鬃垄断了美国的主要猪鬃市场。古耕虞料定英国洋行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便完全停止了与英国洋行的交易，实现了古青记猪鬃全部直接出口的夙愿。英国洋行如梦初醒，急忙探听真相，才发现古耕虞这只中国“虎”已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不是他们所能打击得了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古耕虞成为中国第一个猪鬃出口大王！
古耕虞的成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猪鬃生意的巨大利润，也就不断有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一行业。1934年，有银行背景的朱文熊来到重庆。他以为自己有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又有当时最大的银行作后台，完全有把握同古耕虞唱一出对台戏，就投资500万元，成立了一家合中公司。
合中公司开张后，朱文熊就亲自登门找到古耕虞，要古耕虞将虎牌猪鬃全部交给他，由他负责出口交易。古耕虞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条件，他强压下心中的不快，委婉地谢绝了朱文熊的建议。朱文熊也很不高兴。他认定商业竞争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他的年纪比古耕虞大，资本比古耕虞多，经验比古耕虞丰富，后台比古耕虞硬，合中公司理所当然是条“大鱼”，现在他这条“大鱼”情愿与古青记这样的“小鱼”合作，古耕虞居然不识抬举，岂不是自取灭亡？
朱文熊决心要给古耕虞点厉害看看。他连夜炮制出合中公司高价收购猪鬃的广告，第二天消息就传遍了重庆。商人们唯利是图，当然纷纷将猪鬃卖给合中公司。古耕虞明知朱文熊这一招是冲着他来的，目的就是断绝古青记的猪鬃货源。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指使别人将一些次品猪鬃卖给朱文熊。自己则一头扎进猪鬃清洗房里，亲自狠抓虎牌猪鬃的质量。
古家经营猪鬃生意已有3代历史，收罗了不少技术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加工经验，提高产品质量很有一套，所以才能保持虎牌猪鬃生意的久盛不衰。朱文熊依仗的是财大气粗，一时间哪里能聚集起过硬的技术力量？加上他收购的猪鬃原料中就混有大量次品，所以几千箱猪鬃运到英国后，根本没有人买。朱文熊不甘心，又以高薪招聘技术人员提高质量，并改用“飞虎”牌商标。会“飞”的虎当然要比一般的虎更强！朱文熊向伦敦的货主拍胸脯担保说，他的飞虎牌猪鬃质量一定比古耕虞的虎牌猪鬃更好！
古耕虞在猪鬃市场上闯荡多年，消息十分灵通，对朱文熊的所作所为，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等朱文熊的飞虎牌猪鬃卖出后，他才采取对策，有意在伦敦市场上降低虎牌猪鬃的价格。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英国商人不是呆子，一比较就看出，事实根本不是朱文熊宣传的那样，而是虎牌猪鬃的质量高而价格低，飞虎牌猪鬃的质量差而价格高！于是纷纷向朱文熊要求退货退款，并要求赔偿损失。这一来，朱文熊不但名声扫地，而且经济上的损失也大了。
朱文熊慌了，连忙请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帮忙，希望英国商人能够让步。然而英国商人不肯吃亏，据理力争，最后只得交给英国鬃商公会仲裁解决。
按照规定，应由英国鬃商公会指定一个有声望的鬃商，在听取中国卖方和英国买方代表的意见后，拟出仲裁书，交法院执行。鬃商公会这次指定的仲裁人，恰巧是古耕虞虎牌猪鬃在英国的经营代理人克罗克斯。朱文熊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惊呆了——克罗克斯当然不会为自己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说话，这场官司他朱文熊是输定了！如果真的照英国商人要求的那样退货赔款，他倾家荡产也不够。
弄到这个地步，朱文熊也顾不得脸面了，只好请朋友陪他去拜访古耕虞，求古耕虞从中协调，希望能尽量少受点损失。古耕虞故意装作刚刚听说此事的样子，一边对朱文熊深表同情，一边又强调说，英国商人最讲信用，所以也最恨以次充好的欺骗行为，事情恐怕很难办。朱文熊赔着笑脸，苦苦哀求，最后主动表示，只要英国商人同意不退货，他情愿承担一定数额的赔款，如果古耕虞帮忙做到这一点，他今后一定不再在重庆经营猪鬃。
古耕虞见打下了朱文熊那不可一世的气焰，也达到了把合中公司赶出四川的目的，就答应去试试看。送走了朱文熊，他立刻给克罗克斯打电报，请他从中调解，妥善处理这桩仲裁案，尽量做到只赔款不退货。克罗克斯同意了。不久，仲裁结果传到重庆，正是朱文熊所希望的只赔款不退货。
朱文熊赔了夫人又折兵，办完手续，就悄悄地摘下了合中公司的牌子，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古耕虞这条“小鱼”，居然吃掉了一条“大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国内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一向十分敏感的古耕虞，这时更加密切地关注形势的发展。
8月12日，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一名船员对古耕虞说了一件怪事：民生公司有艘船从重庆运货到上海，原来还准备再从上海装货运回重庆，可货还没卸完，船长就接到总经理的急电，要他不管货卸没卸完，立即返回重庆！古耕虞马上想到，一定是时局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才会采取这种不计损失的做法。当天夜里，古耕虞同重庆的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商号会商，认为中日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爆发，长江航运可能从此中断，而他们这些出口商的商品，都是靠长江航运运到上海才能出口的，以后就有做不下去的危险。他们决定，要抢在大战爆发前，赶紧把存货处理掉。于是几家连夜装箱、装船，并且同银行结算。
第二天，日军在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战争全线打响。两天以后，政府宣布封锁江阴，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运被迫中断。古耕虞和朋友们由于动作快，总算减少了一些损失。
这时，重庆市场一片混乱，进口货价格猛涨，出口货行情猛跌，连银行都关了门。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抢购物品，商店却纷纷停业，囤积居奇，指望价格涨得更高谋取暴利。8月15日，当局召集重庆工商界各行业代表开会，要求商家在20日恢复营业；并决定由当时的4家大银行发放一笔贷款。事关重大，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十分紧张。许多商界知名人士都愁眉苦脸，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才好。
谁也没有想到，年纪只有32岁、经商不过10年的古耕虞，却站起来侃侃而谈。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战争才刚刚开始，如果长期中断出口，必然导致国家外汇短缺，甚至可能没有外汇向外国购买军火。因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海关登陆”。海关是管海的，日本人从东方进攻，中国的海口很可能会被日军控制，所以海关应该转移到陆地上来管出口工作；第二，组成长途汽车队，利用重庆到昆明的军用公路，运输出口物资，经越南的海防市转运世界各地；第三，恢复出口商与国外商人的通讯联系，并要求军事机关不要扣留和检查商业电报。这几条建议条理清楚，既有利抗战，也有利维持出口经营，得到参加会议者的一致拥护。
第二天，古耕虞向当地更高层申诉了他的上述意见，最后，海关登陆和陆路运输出口物资两条，很快都实现了。
当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他知道，在战争爆发后，猪鬃将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资，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清刷大炮的炮筒等，都离不开猪鬃。中国是国际市场上最重要的猪鬃出口国，一旦中国出口受阻，国际市场上猪鬃价格必定上涨。只要有办法把猪鬃运出去，就一定能赚大钱。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出口物资到越南，结果很顺利。在抗战期间，古耕虞的虎牌猪鬃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
古耕虞不但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坐稳了“猪鬃大王”这一把交椅。
（薛冰）
石油大王麦卡锡
20世纪初，美国得克萨斯州成了一片热土。一个名叫托尼·卢卡斯的澳大利亚冒险家在那大片的盐碱地下钻出了又黑又稠的石油。很快，大批的美国人蜂拥到那里，搭起木棚，架起帐篷，争先恐后地在租来的盐碱地上押注，钻探石油。这样的人，当时被人们称为找石油者。
由于当时钻井设备很陈旧，技术落后，大多数的人很快蚀光了老本，卷起铺盖溜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撞上了好运，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格伦·麦卡锡就是其中最出色、最有名的一个。
怎么来讲述这位找石油大王的故事呢？麦卡锡，高大的身材，粗鲁的相貌，性格怪异，一个豪爽的人，冒险家，赌徒，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看来，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很久以前，爱尔兰科克郡的青年彼得·麦卡锡带着新婚妻子和发财的梦想远渡重洋，来到北美洲新大陆，那时候，人们都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最终麦卡锡夫妇没能发得了大财。他们在美国一共生了8个孩子，这8个孩子长大以后也没能实现他们父母当年的梦想。但是他们中的威廉·麦卡锡，娶了一个英裔姑娘，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格伦·赫伯特·麦卡锡，后来却成了得克萨斯州最有名的大富豪之一。
少年时代的麦卡锡，体格魁梧，喜好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他从小头脑就很聪明，特别喜欢找人打赌。14岁那年，有一次，他为了得到两只汉堡包，用一枚硬币跟一个卖汽水的人赌正反面，结果他赢了10美分，买了汉堡包。
还有更神的事儿。有一回，长大了的麦卡锡跟他新婚的妻子口袋里总共只剩下2美元，日子没法过下去了。一般的人该想如何精打细算地花掉这2美元，或者在盘算去借钱。可是他把2美元押在希望不大的赛马上，结果居然中了奖，赢了一笔钱，够他和妻子几个月的生活开支。他喜欢掷骰子赌博，最多的一次赢了2.8万美元，他还一点儿不奇怪，对别人说：“当然是我赢，因为我正需要这笔钱嘛。”
当大批的人蜂拥到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的时候，麦卡锡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就在油田里工作。麦卡锡从小在油田长大。在那里卖水，看别人干活。小麦卡锡非常喜欢和那些找石油的人泡在一起，那都是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通常性格倔强，肯吃苦，跟大都市里的人合不来。他们喜欢跟命运赌博，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夜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呢，还是一辈子都在白干活儿。酗酒、斗殴、赌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在小麦卡锡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传奇的故事和不平凡的经历。但是，不久，麦卡锡告别了油田和他喜爱的人们，随父亲迁入休斯敦市定居。
麦卡锡在城市里给一家石油公司做油泵管理员。他反应敏捷，给公司创造了赚钱机会。比如一年冬天，麦卡锡看看寒冬即将来临，就劝经理提前储备了一批防冻剂，果然没几天气温陡降，寒潮袭来了。附近几英里只有他们这个油站有防冻剂出售，排队的顾客整整排了一个街区。
不久，麦卡锡拥有了自己的油站，井且又把它扩大为两座。
麦卡锡在医科学校读过书，有比较不错的基础，他的父亲那时候极力主张他去读书进修，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因为这是个稳定的职业，收入也较高。可是麦卡锡并不想去当什么医生，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一条找石油的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油泵的声音仿佛在他的耳边日夜轰鸣，石油在他的血管里汩汩地流淌。
麦卡锡是一个不甘心过平淡无味日子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必定成为找石油者中的佼佼者。他很快卖掉了一座油站，用这笔钱作为他找石油的第一笔赌本。他买来了一部用钢丝系在一起的钻井设备和一些工具，租下在博蒙特市不远的一块地皮，作过祷告后，开始钻探。
钻了6个月后，希望落空了，他钻的是一口干井。麦卡锡随即又租了一套较好的钻井设备，在休斯敦附近的一块土地上继续下他的赌注。
这也是一口干井，希望再次落空。
他换了块地方，结果还是干井。那时候已是1933年，美国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大多数的找石油者都已家破人亡，或者退出了这个行业。有人劝麦卡锡放弃钻探，回去做他的防冻剂生意。
在这关键的时候，格伦·麦卡锡不仅没有打退堂鼓，反而卖掉了他的另一座油站，押上了老本，开始钻探他的第四口井。
这回出油了。又黑又稠的石油汩汩而出，溅满了他和工人们的全身。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狂喜和激动。这口井让他赚了70万美元。
麦卡锡立刻用70万美元买下了一幢房子，再贷款买来100万美元的新钻探设备，又借款70万美元租用了一块更大的地方，雇佣了大批人马，继续他的事业。
也许是步子迈得太大了。这一回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口井失火，烧了好几天才被控制住；又有一口井井架倒塌，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这样，刚刚初享成功喜悦的他，又变得一文不名，还欠下200万美元的债务。
他的头发开始变白变稀，唇上蓄的小胡子也不见了，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告别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开始步入成熟的、理性的中年时期。
麦卡锡开始认真地研究地质。他把办公室设在休斯敦市区，整个房间里铺满了各种地图和地质图表。他总结出，盐碱地下都应该有石油，问题是得掌握深钻的技术。可是身无分文的他哪里还会有钱来购买先进的深钻设备和技术呢？
找石油是个冒险的工作，然而机遇往往会伴着冒险而来。正当麦卡锡一筹莫展之际，时来运转了。
从明尼苏达州来了一个有钱人，他聘用一位地质学家，替他主持钻探石油。麦卡锡成了这个钻井队的承包人。他们架起井机，开始钻探。一直钻到9000英尺以下，还是一无所获。那有钱人看看没指望，就放弃了钻探，回家去了。经验丰富的麦卡锡从钻头上嗅出了石油味。这时候，只要付上一点点象征性的钱，他就完全可以从那个有钱人手上接过这口井，然后独占这笔财富，这样他至少能赚1000万美元。可是他没这么做，而是打电话把实情告诉了那个有钱人。
几天以后，油井终于出油了。那个有钱人感激万分，他们共同发了大财。麦卡锡在一年之内还清了旧债。
也许，这个机遇就是麦卡锡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鼻子嗅到哪里，哪里就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他的钻井比一般人的都深，设备也很先进，他前后总共开发了38处油田。尽管那时候石油的每桶售价很低，他还是赚足了钱，成为众人瞩目的大富翁。
为了巩固庞大的事业，他在自己的油田旁建了炼油厂，又投资了一笔数额巨大的钱办了一座化工厂，生产石油副产品。几乎可以肯定，在一段时间里，格伦·麦卡锡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麦卡锡开始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乐善好施，给各种慈善事业捐了一大笔钱，用他的钱帮助一些遇卜困难的人。与许多吝啬的富翁相反，他喜欢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舒适的生活享受和其它风险事业的投资上去。
首先，他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休斯敦市中心建造了在当时很高的建筑——22层的谢尔大厦；接着，他买下了附近地区的一批报馆；买下了休斯敦的一家广播电台和一家银行；他甚至买下了东部航空公司的大量股票，当上了这家公司的董事。
他大笔大笔地花着手中的钞票。
不久，他买下了一座大农场。大得乘小飞机穿过这片农场需要1个小时的航程。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属于他私人的机场，可供多种飞机降落。离机场4英里的地方，就是他的豪华别墅。
平时，他喜欢在农场草原上一边开着吉普车飞驰，一边打猎。他在他的湖里养了很多的鱼供他闲暇的时候垂钓。
麦卡锡前后买了好几架飞机。1949年，他居然买下了一架波音同温层客机，在当时这可称得上最豪华的私人飞机了。
麦卡锡还喜欢建造饭店。他建造的最著名的饭店要数“酢浆草”——一座以爱尔兰国花命名的超级饭店。他选的是离休斯敦市中心较远的一块地皮。人们说他把饭店盖在离中心这么远的地方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丝毫不理会别人的指责，他认为所有休斯敦的人都会向他靠拢。于是饭店开始动工，3年以后建成。
这座饭店在当时真可算是美国最豪华的饭店。麦卡锡用了63种浓淡不同的绿色来装饰它。夜里绿色的水银灯把饭店的四周照亮，连服务台用的都是绿墨水钢笔。他打算用大片草皮铺地，当时一家草皮公司因为存货不多，不肯全部出手，麦卡锡干脆把那家公司买了下来。饭店里有大游泳池，有能容纳近2000人的舞厅，舞厅用了进口红木和玫瑰红大理石来装饰，请了大批当时最著名的演员来表演。他花费100多万美元的巨资举办一次公开的夜宴，邀请了4000多位宾客，真称得上盛况空前，极其奢华。
麦卡锡还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想进入电影界，做电影公司的老板，他先后投资拍摄了一些电影。
麦卡锡极爱出风头。他派一架飞机参加航空比赛。飞机起火失事。他又花巨资派了3架飞机参赛，结果包揽了第一、第二名，尽管这花费了他数十万美元，但他的名字随即传遍了美国。
有一年的美国国庆日，他的“酢浆草”饭店举办了大型的焰火晚会。饭店前面涌满了40万观众观看焰火。市长都拿他没办法。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整版地登出了新闻报道。
他的照片还作为封面登在《时代》杂志上。有人称麦卡锡为休斯敦第一公民。
他出资购买埃及国家的石油开采权；扬言要在危地马拉开一个大赌场；在飞往秘鲁的飞机上辱骂一名医生；筹划改造好莱坞……各种奇闻逸事，使他成为新闻界追踪的目标。而他却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依旧活得自由自在。
用一句话可以总结他的个性：格伦·麦卡锡是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人。
一个不懂得怎样握紧自己钱袋的人，又不思考如何赚取更多的钱的人，是注定要走下坡路，甚至彻底失败的。
当时政府颁布了一条阻止石油收购价格下跌的法令，这样出售石油就保持在较高的价位上。而购买者是不愿收购这么贵的石油的，石油卖不出去，这使麦卡锡的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
最初让外界感觉到这位风云人物的事业开始滑坡的，是麦卡锡用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作为抵押，向保险公司借了5000万美元的债。
问题不仅出在石油商的利润减少。麦卡锡花巨资建造的化工厂一直都在亏本。“酢浆草”饭店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投资效果。
麦卡锡又向政府的一个金融机构提出了贷款7000万美元的请求。后来，他开始变卖一些资产，包括在休斯敦市中心的那座22层的谢尔大厦。
由于他无力偿还保险公司的贷款，保险公司开始接收麦卡锡石油公司和饭店资产的管理权。他的那家化工厂也终于倒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终于卖掉了“酢浆草”饭店。他的手中只剩下住宅、报馆、广播电台和其它一些资产，但很快这些东西也—一从他手中失去。
这时候，如果麦卡锡愿意与人合伙，便可以抵挡这次危机。当时，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的业主哈里·辛克莱肯出1亿美元收购格伦·麦卡锡的资产，再给他5000万美元还清债务，但性格怪异的麦卡锡不愿这样，因为他只想单干。他还想冒险。
麦卡锡打算在华尔街上市销售他公司的1000万美元的股票，以便筹集资金。可是达拉斯的一个企业集团称麦卡锡欠他们250万美元化工设备，这使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撤销了批准麦卡锡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麦卡锡只有另找出路。一年以后，他来到玻利维亚做石油生意。他向玻利维亚政府租借了大片的土地，重操旧业，开始钻探油井。可是他租借的那片土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丛林，运油卡车难以通行，除非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而这又需要大笔的资金。麦卡锡手里再没有这样一笔钱了，他只好打道回府。
麦卡锡公司彻底地衰败了。麦卡锡卖掉了最后一个石油企业，告别了他亿万富翁的生活。
如今，年轻人的印象中已不再有这样一位石油大王，但格伦·麦卡锡的故事却一直被老一辈的人津津乐道。
（贺晨）
“中国佬”鲁斯
美国的《时代》周刊，是世界闻名的杂志之一，前几年它的封面上，曾刊登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肖像。时代公司的老板兼总编辑亨利·鲁斯，在美国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时代公司坐落在纽约大公司大银行集中的曼哈顿。在一座价值上亿美元的摩天大楼的第34层，鲁斯拥有一间雅静的办公室。室内最抢眼的是一幅整面墙壁大小的世界地图。除了《时代》周刊，鲁斯还创办了《生活》、《体育画报》、《建筑论坛》、《屋与家》等杂志，这些杂志在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总数上亿份。
身为一个资本家，鲁斯与众不同的是，与他同一时代的美国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人能像他一样，靠笔耕创造出这样庞大的个人财富。除了上述期刊杂志，时代公司还拥有邮购书籍的部门、5家广播电台、6家电视台；好几家造纸厂、林地、油田以及各种各类不动产。
鲁斯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美国没有家乡。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哪里人？”一般情况下的回答总不外乎说或是加州，或是内华达州、华盛顿州什么的，而鲁斯的回答却是：“我的家乡是中国的登州。”鲁斯黄头发蓝眼珠大鼻子，一点中国血统也没有，怎么会是中国人呢？这还得从鲁斯的家世说起——
鲁斯的父母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传教士。他的父亲温斯特牧师，毕业于耶鲁大学。而他的先祖则是英国的移民。温斯特牧师于19世纪末来到中国山东登州（1913年以前旧地名），在一所基督教学院里教授物理。温斯特在学校爱上了女青年会的伊丽莎白，结婚后生下了鲁斯。鲁斯的童年是在中国山东度过的，所以他称自己是个“中国佬”。
山东半岛伸入黄海中，登州这个古老的港口就位于它的海角上。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百姓善良。温斯特说服了好多美国长老会教友，出钱支持办了两所大学、鲁斯就出生在教会所在的泥砖墙之后，由一位名叫马提尔的牧师为他施了洗礼。根据当地习俗，外国人要起一个中国名字，鲁斯的中国名字叫鲁少义。他在会说英语之前，已跟着一个中国奶妈学会了中国话。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鲁斯随家人逃到烟台难民营里，尔后又逃到韩国汉城。后来，八国联军以平定义和团为借口，大举侵犯中国，直扑北京。鲁斯一家又乘船返回登州，在潍县住了下来。
鲁斯自幼就非常聪明，下国际象棋时，大人们常常会输给他。他是一份男孩杂志《圣尼古拉斯》的忠实读者，1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这家杂志说：“亲爱的圣尼古拉斯：我是一个住在中国的男孩，家在潍县近郊，在一个大约两条街那么长、围有围墙的大住宅区里。这里住有8户人家，1所男女生兼收的学校、1所学院、1座大教堂和两家医院……”
鲁斯家所住的地方围有12英尺高的围墙，教士们在几乎与外界隔绝而经济又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找些娱乐消遣。只要有一点什么才能，人人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里有人演过话剧和音乐剧，鲁斯的父亲上台拉小提琴，他的妈妈就弹钢琴伴奏。鲁斯则开始了他新闻事业的首次冒险——办了一份名为《手》的男孩杂志，并且，这份杂志全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鲁斯有时跟着父亲到偏僻的乡村去传教，中国农村的风土民情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常会看见村口路旁有一些石塔，贫民们无力养活的婴儿就被扔弃在石塔上面。几年后，鲁斯回到美国念书，学校里的同学戏喊他“中国佬”，并且取笑他，因为他们误以为他既出生于国外，那就是学校里唯一不具备当美国总统基本条件的人了。鲁斯反驳他们说：“我虽然出生在中国，却是在美国领事馆注册的，跟你们一样，当然也可以当美国总统。中国没有什么不好，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被同学们称做“中国佬”的鲁斯，冷漠、高傲而勤奋。他略带红色的眉毛已经长得突起，体格也越来越健壮。在学院举行的希腊文考试中，他的得分为全国之冠，这项成绩和荣誉，把校长感动得宣布全校放假一天。
鲁斯小时候因做扁桃体手术，落下个结巴的毛病。为了矫正口吃，他勇敢地报名参加辩论比赛，并且赢了两次。他担任校刊《哈区基斯文学月刊》的总编辑，把课余时间几乎全花在了上面。由于他想尽方法拉到一些美国杰出人物的稿子，对学校的活动加以批评、报道，并介绍一些图画的设计和表现手法，使得这份杂志成为全国最生动有趣的校园杂志之一。
在毕业班投票选举一些“最”字号同学时，“中国佬”鲁斯的排名如下——最聪明的：第三；最心不在焉的：第四；最具宗教热忱的：第六；最多才多艺的：第六；最不喜欢女人的：第九；最古怪的：第十二；最富活力的：第十二。至于“最可能成功的”这一项，鲁斯竟一票都没有获得。
鲁斯中学毕业后，进入了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读书。在美国，即使是富人的孩子也不肯依赖家里。鲁斯边读书、边勤工俭学，他兼任的工作是学生餐厅的经理和一个裁缝的委托代理。鲁斯的同班同学海登也同时考进了耶鲁。在中学时，海登是学校新闻周刊的负责人。这次，鲁斯和海登竞争耶鲁大学学生办的刊物《耶鲁新闻》董事会主席，海登得票最多，鲁斯紧随其后名列第二。海登当了主席，而鲁斯则当了编辑。
打从中学开始，鲁斯和海登就志同道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俩不得不去军营里接受军训。在军营里他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出版一份期刊，把知识和消息广为传播，以开导人们、启发人们。当他们正要开拔去欧洲作战时，战争结束了。回到校园，他俩继续经营《耶鲁新闻》。他们扩大对世界时事的报道，针对时弊发表评论。鲁斯做得更“出格”，以致连海登都抱怨说：“中国佬鲁斯趁我不在，发了篇《小镇的记者》，惹来不少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