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塔塔钢铁公司董事长诺努吉赴欧洲商务旅行时突然去世，34岁的J·R·D塔塔正式成为塔塔财团首脑。他除了保持塔塔家族的优良传统外，在企业管理上进行了大胆革新，从家族统治转向专业人员管理。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家印度企业不是家族成员管理企业，他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超人的胆略。他只担任塔塔钢铁公司、塔塔子孙公司的董事长，而把纺织公司、电力公司等公司的董事长职位让给别人。他认为如果这些公司的董事长都由他一人担任，那他就只能整天开董事会了，而不能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此外，他还聘请最有才干的法律专家、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到塔塔公司任职，充分体现了他任人唯贤的指导思想。在这些能人的经营管理下，塔塔财团不断发展壮大。到1993年为止，财团的13家大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4.78亿美元，总产值为44.66亿美元，始终保持印度第一财团的地位。
J·R·D·塔塔依照财团创始人贾姆谢特吉的遗训，一贯支持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原子能科学家霍米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印度。他31岁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在班加罗尔的科学研究所研究宇宙射线。1943年他写信给J·R·D·塔塔寻求财政支持，J·R·D·塔塔表示将由塔塔信托基金鼎力相助。1945年6月塔塔基础物理研究所正式建立，接着又设立了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这里成了印度实施原子能计划的摇篮。
从60年代开始，J·R·D·塔塔积极向国外拓展，在国际市场上大展宏图。他首先打入国际咨询服务市场。1968年创建了塔塔咨询工程公司，其咨询业务范围包括对电话、化工、化肥、农业、医药、科技等部门的工程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提出详细工程报告、工程选址、成套设计、施工监督、人员培训等。该公司拥有1000名工程师和建筑专家，国外业务占公司收入的1/33。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J·R·D·塔塔建立的第二家咨询公司，它提供有关最新的企业组织、市场研究和管理技术咨询。现有1300名专家，大都是来自欧美和印度的著名大学、研究所的博士和硕士。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在国际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使之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头脑库。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经常要求这家公司提供有关印度的研究报告。自1971年以来，它已为英、美等24个国家的75个机构完成150多项咨询。1983年的国外收入为600万美元。1995年的软件咨询服务出口创汇为9000万美元，占全国软件出口收入的12％。
在建立咨询公司的同时，J·R·D·塔塔也注意到计算机工业发展的诱人前景。当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印度已建立了牢固的市场，J·R·D·塔塔不畏风险，敢于进入计算机领域，与外国大公司一争雌雄。它与美国底特律的巴勒斯公司合作建立了塔塔一巴勒斯计算机公司，除制造计算机硬件外，还编制了软件向巴勒斯公司出口。公司成立不久便确立了技术与市场的领先地位。60年代初，塔塔还与美国埃尔克西国际公司、新加坡发展银行一起，在新加坡建立了塔塔一埃尔克西计算机公司，公司很快就打入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东以及中国等地的计算机市场。
此外，J·R·D·塔塔还在成套设备出口、棕榈油、商用车辆等方面打入到国际市场。塔塔财团成为当今第三世界最大的跨国集团之一。
J·R·D·塔塔作为工业家、印度航空事业创始人、经济分析家、社会评论家以及科学、文化和管理研究所的奠基人奋斗了半个世纪。他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在尼赫鲁总理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期，他就抨击苏联模式，主张经济自由化，是印度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他对于塔塔财团的发展，甚至对于整个印度工业的发展都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随着年事已高，J·R·D·塔塔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1980年他因心绞痛发作而住院，更增添了他物色继承人的紧迫感。第二年，他就让他的侄子拉坦·塔塔担任塔塔工业公司的董事长，使之坐上财团的第二把交椅。1991年3月25日，他正式辞去塔塔子孙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由拉坦·塔塔接任。拉担·塔塔是塔塔财团的第四代传人。1993年11月29日，J·R·D·塔塔在瑞士一家疗养院病逝，终年89岁。遵照遗言，葬于巴黎家族墓地，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均安葬于此。对于他的逝世，印度总统、总理和工商界都表示沉痛哀悼。拉奥总理对他予以高度评价：“J·R·D·塔塔光辉的一生留下了人类奋斗的印记。”
（陈文）
三菱霸王岩崎兄弟
在当今日本6大企业集团中，三菱集团以雄厚的实力位居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之前，独占魁首。三菱集团旗下有41家大公司，包括三菱银行、三菱商会、三菱重工、三菱信托、明治生命保险、东京海上保险、三菱电机、三菱汽车、三菱石油、日本邮船等。1989年，世界50家大银行中，三菱就占两席；世界100家大企业中，三菱也占有3家。1989年三菱所属公司的营业额十分惊人，如三菱电机212亿美元，三菱汽车168亿美元，三菱重工150亿美元。这个号称“日本老大帝国”的企业集团，真可谓“富可敌国”。然而，在1870年，岩崎弥太郎及其弟弥之助创办三菱时，仅有3艘轮船。岩崎弥太郎从“地下浪人”到“航运巨子”，再到“日本第一财阀”，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让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
1834年12月11日，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安艺郡井口村。父亲弥次郎是个地下浪人，因家境中落而丧失了乡居武士的地位，过着贫困的下层生活。母亲美伦是个医生的女儿，尽管生活艰难，也不忘对长子弥太郎的培养。弥太郎从小就跟随外祖父识字并学习书法，14岁时又寄居在姨父家读私塾。20岁时，弥太郎决心到中心大城市江户（后改为东京）求学。为此，父亲弥次郎不惜卖掉祖先遗留下的山林，作为儿子去江户的盘缠。这使弥太郎极为感动。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登上家乡西边的妙见山，来到名叫星神社的词堂，掏出笔墨，在星神社的门上写道：“日后若不能扬名天下，誓不再登此山。”
弥太郎从乡村来到江户，对城中壮丽的街景，看得目瞪口呆，而市中商家的繁盛，更令他兴奋不已。他从师于“昌平堂”儒官安积良斋，从此才学大进，被人称为秀才。
谁知一年后，他的父亲弥次郎突遭横祸，受村长诬陷而下狱。弥太郎闻讯从江户赶回来为父伸冤，不料，郡奉行所官员竟与村长串通一气，拒绝他的申诉。弥太郎怨恨难抑，在奉行所的任于上，愤怒地刻下“无贿不成官，罪由喜恶判定”几个大字。奉行官大怒，命人削掉柱上大字。但是，弥太郎又在奉行所外白墙上写下同样的字。恼羞成怒的奉行官竟将弥太郎也逮捕下狱。
弥太郎与一位樵夫关在同一牢房。这个樵夫十分擅长算术。一天，樵夫对他说：“没有一项工作，比做生意一获千金更有意思了。”弥太郎趁机说：“做生意是好，可是我不通算术，你能教我吗？”樵夫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弥太郎就能很熟练地运用算术了。樵夫夸奖他说：“弥太郎，你真了不起，我花四五年才学会了算术，而你，却不到一个月，就融会贯通了。”弥太郎兴奋地指着牢房的一个大柜子，说：“他日，我若能成为天下巨富，将报你以一大柜子小判（当时日本的货币单位）的酬金。”
后来弥太郎创立了三菱财团，成为日本首富，他果真信守诺言，送了很多钱给樵夫的儿子。这次与樵夫一起坐牢的际遇，成了弥太郎一生重大的转机。
一年多以后，弥太郎获释，但活动范围却被限制在鸭田村内。弥太郎深切体会到社会的不公道，对自己试图在黑暗官界出人头地的念头灰了心。
有一天，他与弟弟弥之助在安艺河边钓鱼。他遥看两岸辽阔的土地，说：“这两岸土地既肥沃又广大，无奈就怕洪水泛滥。”就在这时，他萌发了一个企业家的灵感：如果在两岸筑堤，挡住洪水，岂不造就了万亩良田？！
他立即向安艺郡公所提出筑堤造田的申请，并很快得到批准，予以实施。后来，仅弥太郎本人就造稻田100公亩，棉田50公亩，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从此，弥太郎否极泰来，不仅免除了限制活动范围的处分，而且担任了奉行所的一名下级官员，往高知城赴任。1867年，弥太郎又担任了长崎土佐商会的负责人。
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天皇成立了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经济、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奖励贸易”、“富国强兵”的背景下，三菱公司应运而生。
1869年，岩崎弥太郎到土佐藩大阪商会任职。次年10月，在明治新政府废止藩营鼓励民营的改革措施下，“大阪商会”脱藩自立，以“九十九商会”为商号正式开张。弥太郎成为九十九商会的实际负责人。他得到了3艘藩船的使用权，开始经营大阪——东京、神户——高知的海上运输业。
1871年7月，废藩置县，土位藩变成了高知县。县当局劝弥太郎将“九十九商会”转为个人经营。1871年9月14日，弥太郎决定接受九十九商会为个人事业。他筹资买下两艘船，这一天就成了三菱公司的创立日。翌年1月，该商会更名为“三川商会”。1873年3月，弥太郎将三川商会更名为“三菱商会”，并宣布原商会的财产及11艘船都由他个人买下，与官方完全断绝关系，成为自己个人的企业。三菱公司正式诞生了。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机向政府申请承包了一切军需输送工作，运兵、运军火、运粮，大发不义之财。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三菱全力参与军事运输，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吨位高达35464吨，占全日本汽船总吨位的73％，一跃而成为日本国“海上霸主”。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高潮中涌现出来的，它比老牌财阀三井、住友创立得晚，但发展速度却相当快。在1874年全日本富豪排行榜上，岩崎弥太郎连入榜的资格也没有。而到了1879年，岩崎弥太郎却位居全日本富豪榜的第3位。后来，弥太郎以汽船为中心，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海上保险业、仓储业。在三菱进行押汇的货物都由三菱的船只来运送，由三菱负责保险，存放在三菱仓库中。到明治中期，三菱已发展为生产、流通、金融等各领域均有据点的多角型综合实体，完全可以与“三井物产”相抗衡，成为与三井并驾齐驱的日本两大财阀之一。
三菱独占海运，受到最直接打击的就是三井物产。该公司仅有3艘船只，不得不请求租用三菱的船只，并提出交付一年70万元的租赁费。但岩崎弥太郎出于压倒竞争对手的需要，断然加以拒绝。
于是，忍无可忍的三井开始向三菱实行反击，它纠合敌视三菱的地方船主、批发商、货主，合股创立一家名叫东京风帆船会社的大型海运公司，企图与三菱相对抗。
三菱毫不示弱，采取低价策略，分化瓦解对方的阵营，并大量收购三井创办的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票，迫使三井派头目涉泽辞去交易所总裁的职务。这些凌厉的反击，招招击中对方的要害，极大地扰乱了对手的阵脚。东京风帆船会社由于地方资本家的背叛，资本骤减为17万元，客户被夺走，不少船员也被三菱挖去，不仅不能与三菱抗衡，而且在情况最凄惨时，只能勉强维持营业。
与此相反，三菱却得到长足发展，它偿还了政府的无息贷款340万元，进一步巩固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然而，正当三井面临惨败之际，一件意外的变故使他们出现了反败为胜的契机。
1881年，一直庇护三菱的政府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失势下野，另组“改进党”，而跟三井息息相关的伊藤组成长洲藩阀政府。伊藤惟恐大限的政治影响力与岩崎的雄厚财力相结合，会对政府造成极大的威胁，便与三井公司联手成立一家实力空前的大公司——共同运输公司，试图压垮三菱的海运公司，断绝大限的财源。
1882年10月，共同运输公司正式成立，创业资本将近一半由政府出资，其余则由三井筹集民间游资而成。公司向英国订购最新式的船舶，其航线与三菱公司航线完全一样。于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龙争虎斗开始了。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的竞争仿佛一场高对抗性的马拉松赛跑。两家公司的船队一起由神户出发，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船长与船员都绑上头巾，挥汗如雨，不计成本地拼命将煤炭铲入火炉中，在海上展开长跑比赛。到达纪州藩时，船上炉内的火力之强，竟把烟囱烧得通红，船内温度也高得灼人。从岸边远远望去，犹如两只火龙在竞相飞奔。
最后，两家公司的竞争演变为不惜成本地降价。如往来神户、横滨间的船费，下等舱价从5.50日元降到0.55日元。这种两败俱伤的价格战，最高兴的人当然还是乘客与货主们。
面对有政府撑腰的强大对手，岩崎弥太郎充分地展现出他超人的领导能力。他始终斗志昂扬，采取彻底抗战的姿态，与共同公司力拼。为弥补降价策略所蒙受的损失，他将公司重新改组，裁减冗员冗费，甚至连他的心腹用了一张公司便笺写私信，他也下令从其月薪中扣除。在此危机四伏的状态下，弥太郎发挥出民营事业的特色，尽管降价很多，其生产力仍较共同公司高出一大截。1884年，每吨汽船的平均收入，共同运输公司仅为三菱的一半。
三菱初战告捷，但也元气大伤，在赤字的打击下，不得不停止香港——琉球间的航线，三菱汇兑所也被迫关门。
而共同公司方面更是伤筋动骨，到1884年下半年，已陷入毫无红利的窘境，其股份跌到面值的2/3以下，持股人争相抛售。岩崎趁机收购共同公司的股票，到1884年末，他已握有过半数的股权。这无疑是对共同公司的沉重打击。
如此一来，共同公司内部四分五裂，批评公司做无谓竞争的呼声日益增高。这时，大限宣布脱离在野的改进党，从政府而言，已无必要再整垮三菱。于是，由政府的农商务卿出面调停，两公司于1885年2月5日签订临时协定，在运费等方面做出统一规定。
岩崎弥太郎坚持抗争终于取得初步胜利，但是，因长期劳累，饮酒过量，罹患胃癌。签订协定两天后，即2月7日，病情突然恶化，撒手人寰，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
弥太郎一死，他的弟弟副社长岩崎弥之助立刻继任社长。弥之助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电告分公司的负责人，不可赶来京城参加弥太郎的葬礼，并告诫道：“社长丧期，为免忽略事业，各人须坚守岗位，更加小心注意。”因此，公司的商务活动一日也未间断，只是各办公处降半旗而已。
不出弥之助的意料，共同公司果然趋弥太郎逝世之机单方面撕毁协定，又打响了价格战。弥之助毫不示弱，痛斥共同公司的背叛行为，并发出最后通牒。于是，两公司战火重燃，而且比以往更激烈。5.50日元的运费竟骤降至0.25日元，到最后，几乎不收运费，还附赠一条毛巾。
弥之助决心背水一战，他与三菱公司所有百元月薪以上的职员都自愿减薪一半。同时，弥之助还扬言偿还政府所有的借款，并将全部船只集中在品川外海引爆。开始政府方面并不当真，但是不久弥之助居然真的退还数百万元借款。政府人士这才感到害怕，因为如果弥之助真的引爆船只，社会各界定会指责政府。于是，政府下令更换共同公司负责人，并派人与弥之助密谈，商讨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
1885年9月29日，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握有的10万股股票全部集中在岩崎家族的手上，而共同方面拥有的12万股股票则十分分散，因此，三菱方面的持股数额实际上反而超过了共同方面。后来，三菱方面的骨干近藤廉平担任了新公司的社长，公司的绝大部分高级干部也都是三菱一系的人，日本邮船公司遂完全成为三菱的企业了。
就这样，弥之助在短短几个月中，就以卓越的决断力和领导力，打了一场胜仗。他不仅守住了其兄弥太郎创下的家业，而且为今日三菱打下牢固的基础。
弥之助生于1851年1月8日，比哥哥弥太郎小17岁。1872年他到美国留学，第二年父亲病故，应哥哥召唤回国，从此一直辅助哥哥创建三菱。
在三菱初创期的领导层中，弥之助是唯一留学外国的，因而成了三菱“近代派”的领袖人物。他思想开明，经营灵活，颇具现代智慧。
日本邮船公司成立后，弥之助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将“海上三菱”转变为“陆上三菱”，以煤矿及造船业替新的三菱奠基。可以说，三菱的多元化事业是在弥之助任社长后才真正开始实现的。
在他的倡导下，三菱公司以巨款购买了高岛煤矿。5年后，高岛煤矿的效益出乎意料地高，成为三菱的一株摇钱树。
接着，弥之助利用矿业所得，以分50年付款的方式购买了长崎造船厂。1897年，船厂建造了6000吨的“常陆号”，向世界展示了日本高超的造船技术。1900年以后，三菱又着手制造军舰。长崎造船厂成为当年东方最大的造船厂。
银行业是弥之助的又一个梦想。他购买了两家国立银行，成立了三菱银行。他的经营方针十分慎重，以至日本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三菱银行不仅都能安然度过，且能有所发展。
后未，他又朝三菱房地产迈进。他在1889年以150万元买下东京丸内这块面积13.5万坪的土地，命名为“三菱之原”。他铺设了现代化的办公大道，建造起一幢幢的三菱企业大厦。此外，他还在冈山儿岛等地买下了多块土地，这些都成为日后三菱地产业的基础。
长崎造船厂制造的蒸汽涡轮是日本国产的第一部涡轮机。不久，三菱内燃机制造业和三菱电机业就脱离造船业而形成了三菱重工业。
此外，弥之助还开创了三菱商业、三菱铁路业、三菱造纸业、三菱化工业和三菱啤酒业。
1893年，他将三菱正式改为三菱股份公司，然后让故兄弥太郎的长子久弥出任社长，自己则退为监事。久弥上任后，依然十分重视叔叔的意见，因此，三菱实际上还是由弥之助领导着，一直到1908年弥之助逝世。
三菱公司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始终发展迅猛，稳居日本企业前列。到岩崎家族的第三代——岩崎小弥太，大大拓展了三菱的生产领域，将三菱建成一个包括海运、金融、保险、煤矿、商业、造船、化学、纺织、食品等领域的巨大财阀康采恩。他通过三菱总公司，对11个独立的三菱公司保持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一直到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将所有财阀解散时，岩崎家族还保持了三菱各公司47.8％的股份。
1952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三菱公司东山再起。它在汽车、成套机械设备、电子工业、石化、飞机、原子能工业等方面都跃居领先地位，成为日本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现在，三菱集团虽然不再为岩崎家族所完全控制，但处处还显现出这个家族的影子。
（陈济）
糖王黄氏家族
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
建源公司以经营糖业为主，它的创始人黄志信是一名华侨。
黄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厦门地区出现了小刀会这样的民间反帝组织，吸引了厦门、同安一带的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黄志信也参加进去，并担任管理后勤粮草的军需官。后来，起义失败，黄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岛。在这里，他以做小买卖起家，渐渐发达，到1863年，他的资产已达上百万荷盾。
从那时起，黄志信就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志信的儿子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非常有利于他在当地的商务活动。
黄仲涵天资颇高，办事精明，黄志信看出他有经商的禀赋，便更加精心地教导扶持。在黄仲涵24岁时，父亲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战后，欧洲物资极为短缺，砂糖也属奇缺商品，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乘着这股“西风”，黄仲涵空前地扩大糖业生产，并迅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到处都可见到黄氏企业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说，建源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几年中，黄仲涵的资产也翻了几倍，他成了印尼地位显赫的大企业家。
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还有占地2000万公顷的种植园。雇员近4000人，年产量达27万担。木薯粉主要市场也是在欧洲。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黄仲涵在雅加达、锡江、万隆、棉兰等印尼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和分行，以扩大贸易。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马来西亚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设了办事处，黄仲涵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各地，仅伦敦分行每年销售的货物就达14.5万吨。
建源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1906年，黄仲涵动用400万荷盾创建了建源银行，随着他的资本日渐雄厚，又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同时还代理经营其它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他在航运业方面也颇有发展，他的船队成为荷印华商航运业主力。制糖业更是独霸一方，仅5家糖厂资产就达4000万荷盾。
不少人认为，黄仲涵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幸运，他从父亲那里接手时，建源栈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良好的信誉。黄志信是在建源栈经营最好的时候交到儿子手里的，他有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和充实的资金，这些都为日后黄仲涵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印尼，黄仲涵是印尼华侨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糖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
1924牛，黄仲涵去世时，人们对这位巨富到底留给子孙多少遗产众说不一。一般认为他大概有2亿荷盾资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黄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黄宗宣、黄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国际的大公司，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印尼华侨被列为第三等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甚至，华侨所到之处都要缴费领取路条，否则便受重罚。警察对待华侨和印尼当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华侨面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殖民政府还规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条是华侨不得穿西服。黄仲涵对此极为愤慨，他通过律师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这条禁令，又带头穿起了西服。
随着黄仲涵财势日渐壮大，荷印政府对他的财产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就以种种借口和手段企图扼杀建源公司，只是由于黄仲涵的精明顽强，一直没有得逞。
1917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战争开始时年获利达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乘机大肆劫掠；1921年，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然后又说，如果黄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代价收购黄家企业。此时，黄仲涵已经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贪婪与无耻，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华侨资本，占为己有。他严辞拒绝了。
黄仲涵去世后，年仅25岁的黄宗宣和19岁的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这兄弟俩既没有父亲和祖父的魄力，也没有那样的幸运。1924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两年时间，建源公司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企业元气大伤。黄宗宣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奋精神，力挽狂澜，但经营刚有了点起色，二战恶魔又降临了。日寇侵占了东南亚，印尼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下。稍有恢复的建源公司再次面临危机。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获得独立的印尼政府采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经济政策，对华侨经济实施打击和排斥。黄宗孝奋力拼搏，却不幸于1950年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人世。此时，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
1961年7月10日，印尼三宝垄经济法院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接管了建源公司，这个光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黄氏家族企业从此便销声匿迹。虽然在印尼以外其它各地还有黄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却终究难以再成气候。黄仲涵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的史志中才能看见了。
（孙霁）
钢铁大王卡内基
1848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区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苏格兰。顿时，整个苏格兰沸腾起来了。人们趋之若鹜，纷纷举家西迁，掀起一股空前的“移民潮”。仅在这一年，苏格兰就有近19万人移居美国。他们分乘数十艘船只，远涉重洋，直奔大西洋彼岸。
1848年5月27日，“维斯卡塞特”号轮船驶离英国格拉斯哥港，经过福斯湾，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船上有一个13岁的少年和他的双亲及5岁的弟弟。他们与其他来自苏格兰的穷苦移民一起，挤在阴暗、低矮的客舱里，食物粗劣，空气污浊，备受旅途的煎熬。经过整整50天的颠簸，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港。
1848年7月15日清晨，这位少年与新移民们一起拥上甲板，迎着朝阳，远眺这片梦寐以求的希望之地，心中充满着憧憬。正是这个13岁少年，在来到美国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一文不名的移民变成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世界首富，创造了被人们称为“美国梦”的奇迹。他就是美国十大财阀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
1835年11月25日，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古都丹弗姆林。父亲威尔·卡内基以手工纺织亚麻格子布为生，母亲玛琪则以缝鞋为副业。父母虽穷，却为人正直，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一个继承了自豪、自立、自尊光荣传统的家族。
小卡内基的祖父是个性情开朗、机智幽默，而又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小卡内基作为长孙，以祖父的名字——安德鲁·卡内基——命名。他从小就以有这样的祖父为荣，同时也以终生拥有他的名字自豪。他的外祖父是个天生的雄辩家，也是个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是当地颇为活跃的政治领袖。或许是祖辈遗传基因的作用，卡内基自小就乐观进取，能言善辩，这对他一生的影响极大。
在卡内基出生的第二年，父亲用积攒的钱添置了3台纺织机，并雇佣了几名工人。家中境况有所好转，全家搬进了一幢有小阁楼的平房里。
卡内基从小就帮家里做事。由于没有自来水，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挑上一副大水桶，去附近的一口井边排队打水。挑了几担水后，才吃早饭、上学。晚上回来总要帮正忙于缝鞋的母亲穿针引线，同时心里还需默诵着在学校学到的诗和文章。
1843年，卡内基8岁，英国工业革命的巨浪席卷了丹弗姆林。这座古老的城镇上出现了第一架蒸汽带动的亚麻织布机。不久，经过改良的蒸汽机就彻底改变了小镇的面貌。丹弗姆林的手工纺织业不堪蒸汽机的冲击，日渐衰颓，纷纷破产。卡内基一家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帮工被解雇，织机被变卖。母亲只有开一间小铺子，以维持生计。然而，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来，那就是1846年的欧洲大饥荒和1847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卡内基一家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写信给早几年移居美国匹兹堡的两位姨妈，表示也要举家前往美国。两位姨妈回信说，眼下正是赴美的良机，就业机会很多，希望他们快去。
卡内基的双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织布机和家具，去美国的旅费还差20英镑。幸亏母亲的一位好友帮忙，借给他们20英镑，一家人才有了足够的旅费，启程前往美国。
卡内基一家在纽约下船后辗转来到匹兹堡，在亲戚家安顿下来。为养家糊口，父亲别无选择，又操起老本行，织起了桌布和餐巾，并且还得自己去沿街叫卖，挨门兜售这些产品。尽管如此，赚的钱远不够一家开销的。母亲只好以缝鞋为副业，经常缝到深更半夜，而卡内基和弟弟汤姆呆在一旁帮忙。就这样，一家人每周只赚5美元，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为了给父母分忧，卡内基进了一家纺织厂当童工，周薪只有1美元2角。后来，他又干起了挣钱稍多一点的工作：烧锅炉和在油池里浸纱管。油池里的气味令人作呕，灼热的锅炉使他汗流使背，但卡内基还是咬着牙坚持干下去。当然，他并不甘心如此潦倒一生，而是奋发图强，积极进取。
卡内基在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还参加夜校学习，课程是复式记帐法会计，每周3次。这段时期他所学的复式会计知识，成了他后来建立巨大的钢铁王国并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1849年冬天，一天晚上，卡内基上完课回家，得知姨父传来话，匹兹堡市的大卫电报公司需要一个送电报的信差。他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
第二天一早，卡内基穿上崭新的衣服和皮鞋，与父亲一起来到电报公司门前。他突然停下脚步，对父亲说：“我想一个人单独进去面试，爸爸你就在外面等我吧。”原来，他担心自己与父亲并排面谈时，会显得个子矮小，同时，他也怕父亲讲话不得体，会冲撞了大卫先生，从而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单独一人上到二楼面试。大卫先生打量了一番这个矮个头、高鼻梁的苏格兰少年，问道：“匹兹堡市区的街道，你熟悉吗？”
卡内基语气坚定地回答：“不熟，但我保证在一个星期内熟悉匹兹堡的全部街道。”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个子虽小，但比别人跑得快，这一点请您放心。”
大卫先生满意地笑了：“周薪2.5美元，从现在起就开始上班吧！”
就这样，卡内基谋得这个差事，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时，他年仅14岁。
在短短一星期内，身着绿色制服的卡内基实现了面试时许下的诺言，熟悉了匹兹堡的大街小巷。两星期之后，他连郊区路径也了如指掌。他个头小，但腿很勤，很快在公司上下获得一致好评。一年后，他已升为管理信差的负责人。
卡内基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达公司，打扫完房间后，他就悄悄跑到电报房学习打电报。他非常珍惜这个秘密学习机会，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收发电报的技术。后来他被提升，成了电报公司里首屈一指的优秀电报员。
当年的匹兹堡不仅是美国的交通枢纽，而且是物资集散中心和工业中心。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在这座实业家云集的城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每天走街串巷送电报、嘀嘀嗒嗒拍电报的生活，卡内基就像进了一所“商业学校”。他熟悉每一家公司的名称和特点，了解各公司间的经济关系及业务往来。日积月累之中，他熟读了这无形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使他在日后的事业中获益匪浅。因此，卡内基在回顾这段时期时，称之为“爬上人生阶梯的第一步”。
由于卡内基工作勤快，颇得大卫总经理的赏识。一个月末的一天下午，卡内基被单独留了下来。当他跨进总经理办公室时，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工作中有什么疏忽，做错了事。但大卫总经理却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比其他人更努力、更勤勉，所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你单独加薪。”卡内基高兴得差点晕倒。他领了13.5美元，比上个月多出2.25美元。对年仅15岁贫苦少年来说，这是笔巨款。
回到家，卡内基只是像往常一样，将11.25美元薪水交给母亲，而将增加的2.25美元暂时留了下来，因为这笔钱对他来说实在太珍贵了。晚上临睡前，他把加薪的秘密告诉了弟弟，7岁的小汤姆也感到吃惊。于是，弟兄俩兴奋地谈起了未来的事业，憧憬着将来要合开一家“卡内基兄弟公司”，赚好多好多的钱，送给母亲一辆闪闪发亮的马车，再也不让她老人家像现在这样缝鞋缝到深更半夜了。他们谈了很久很久，才沉沉入睡。
第二天在餐桌旁，卡内基把2.25美元拿出来交给母亲，并问：“我们在丹弗姆林跟人家借的钱，还差多少？”母亲显得很吃惊：“那20英镑的债，还差一点就够还了。你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当母亲得知这笔钱的来历后，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而坐在一旁的父亲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做一番大事业的。为寄还好友主动资助的那20英镑，这两年来母亲每天尽量节省生活开支，5角5角地存起来，眼看快凑足200美元还债了；如今儿子又以增收的钱帮助还债，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这一天，全家每个人内心都充满着喜悦。
卡内基在跑腿送电报之余，很想多读点书来充实自己，可是，苦于家境贫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买书。
幸好有一天他在翻阅报纸时，发现了一条消息：退役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愿意将家中所藏400册图书借给好学的青少年们。每逢星期六可以到他家借一本书，一星期后归还，再换借另一本。
于是，欣喜若狂的卡内基找到上校的家，借到了自己心爱的书。从此每到星期六，他都能和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接触了。
后来，上校眼看借书的少年日益增多，决计办一个私人图书馆，他到纽约添购了各种书籍，扩大了自己的书斋，又向市政府借了一间房，成立了一家真正的图书馆。
卡内基从安德森图书馆里借到了许多好书，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只要一天不看书，就觉得心神不宁。安德森使他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了读书的机会。后来卡内基事业成功时，为了报答安德森先生的帮助，在其私人图书馆的原址，盖了大会堂和图书馆，并立碑纪念这位恩人。
1853年，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西部管区主任斯考特看中了有高超的电报技术的卡内基，聘他去当私人电报员兼秘书，每月薪水35美元。当时卡内基已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他怀着强烈的上进心走进了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10余年中，卡内基平步青云，24岁就升任该公司西部管区主任，年薪1500美元，并逐步掌握了现代化大企业的管理技巧。这种技巧是他后来组织庞大的钢铁企业时所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卡内基也抓住时机，初试牛刀，参与投资，而且频频得手，慢慢积累得小有资财，为他以后开办钢铁企业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1856年，斯考特劝说卡内基买10股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共计600美元。当时，卡内基的全部积蓄不过60美元，但他决心设法凑足这笔钱。他与母亲商量，母亲提出以房屋作抵押来贷款。就这样，卡内基以贷款进行了第一次投资。不久，一张亚当斯公司10美元红利的支票就送到了卡内基的手里。
不久，卡内基又充当“伯乐”，将卧铺车的发明者伍德拉夫引荐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建立了一家火车卧铺车厢制造公司。卡内基通过借贷投资买下该公司1/38的股份。仅200余美元的投资，一年之间分得的股票红利高达5000美元。卡内基又抓到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到1863年，卡内基在股票投资上已成为行家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