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吉田公司的产品也由最初的拉链，发展到今日除拉链外，还生产铝门窗建材、树脂、尼龙、氯乙烯、棉纱、化学纤维等，以及拉链机等各种机械。在南美洲还拥有自己的铜铝矿山，俨然成了从原料到产品销售一体化、遍布世界五大洲的“拉链王国”，而吉田忠雄则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世界拉链大王”的宝座上。
（陈济）
三洋总裁井植薰
1兆日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从字面上看，1兆日元就是1万亿日元。但这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换个形象的说法该如何表示呢？日本三洋电机公司总经理井植薰打了个这样的比方：如果以每秒钟赚1日元来计算，那么赚1兆日元需要用31710年；如果将厚度约1毫米的1日元硬币一块块地叠起来，那么1兆日元的硬币可叠成100万公里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5圈，或者从地球到月亮打个来回。他为什么算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三洋电机公司在他的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年销售额达到了1兆日元，80年代后几年，每年更高达1.5兆日元以上。年销1兆日元，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只有本田、丰田、索尼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企业能够做到。而三洋只是一个1946年12月才起家的“战后派”，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人惊叹不已。
1兆日元，既是三洋公司由小变大，跻身日本乃至世界家电行业前列的标志，也是对三洋公司总裁井植薰卓越经营才能的最好嘉奖。
1911年2月9日，井植薰出生于日本淡路岛一个撑船运货的船夫家庭。未满4岁，父亲就因病逝世。母亲带着8个儿女饱受生活的煎熬。井植薰14岁高小毕业的第二天，就离开家乡来到大阪，他在姐夫松下幸之助的“松下电器制作所”当学徒。
在艰苦的学徒生活时期，胸怀大志的井植薰牢记小学老师浜野先生“今后要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的教导，工作再苦再累，也不放松学习。他先后坚持读了8年夜校，前4年学机械制造，后4年学商业会计。机械加算盘，培养了他用数字来考察事物的习惯，也为他涉足电器制造行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井植薰在松下公司一干就是24年，从学徒到三等职员，从分厂厂长到公司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长，成了松下公司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遏制不住埋在内心多年的欲望，一心想追求属于他自己的事业。1949年底，他向“大老板”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辞呈。这对姐夫松下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一再挽留，反复询问辞职的原因，并动员几批说客对井植薰做工作。
尽管井植薰也不愿意离开用全部青春年华奉献过的这块“故土”，但男子汉既然决心已定，就难以改变，他要从零开始，自己去闯一番事业。
松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1949年12月30日，井植薰挥泪离开了松下公司。
1950年春节，井植薰到大哥井植岁男家拜年。大哥问他：“你今后想干什么？”井植薰胸有成竹地说：“我想造收音机。”说完，他将早已酝酿的计划和盘托出。结果，弟兄俩一拍即合，决定合伙干。1950年4月，资金为2000万日元的三洋电机公司宣告成立。井植薰崭新的“三洋生涯”开始了。
当时，收音机已有普及的趋势，前景十分广阔。但由子政府对收音机征收30％的高税，售价偏高，老百姓宁愿自己买零件装配，也不买成品，从而形成收音机销售数量下降的奇怪现象。井植薰认为，只要在如何降低成本上做文章，生产出质量上乘而又价格低廉的收音机来，销路肯定会打开。
在当时日本市场上，一台5灯收音机的零售价在1万日元以上。作为同行业小弟弟的三洋电机，要战胜老牌厂商，就必须把价格降到1万日元以下。
首先，井植薰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年产量为7.8万台。而当时生产收音机的头号厂商松下公司，普及型收音机的年产量也不到5000台，一般厂家更在3000台以下。如果这个大批量生产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生产成本就能大幅度降低，价格便具有竞争力。
其次，真空管是收音机的心脏，它的价格要占收音机出厂价的8％左右。如能争取到真空管专业厂家的理想价格，收音机成本下降也就有了保证。井植薰找了几家厂商，结果都碰了壁。他决定改变谈判策略，采取迂回作战的技巧。
井植薰找到新日本电气公司的片冈总裁，对他说：“我们三洋公司打算生产收音机，问题是真空管的价格，你能否按我收音机的出厂价的10％卖给我？”片冈眨了眨眼，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那么你的收音机打算卖多少钱呢？”井植薰笑着说：“这是企业秘密，我将在收音机首批销售日前一天晚上告诉你。”
“什么？”片冈被弄糊涂了，“这样的生意我可从未做过。”但他毕竟是个商人，他当然知道真空管的售价一般是整机的8％，而井植薰出的是10％。他盘算后，说：“按出厂价10％定价这个条件我答应，只是你不能把收音机价格定得太低。”井植薰大笑起来：“这是收音机嘛，价格哪能太低呢？太低了我赚什么钱？我有钱赚的话，你不也有10％的份额吗？”
这种谈判方法虽然有点像在打哑谜，但却充分考虑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双方都有利可图。因此，片冈在考虑再三后，报出了价格的下限，不低于600元。这是接近成本550元的极限价，如果井植薰一开始就明说出600元的买入价，那么谈判十有八九要破裂。当然，井植薰这时心中盘算出厂价已是7000元左右，这个价格既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也不会辜负片冈的大力协助。于是，真空管价格的谈判已圆满解决。
最后一个难点是外壳设计。当时的收音机，都是清一色的木制外壳。由于制作复杂，大部分为手工操作，一年内要生产出7.8万个木壳，难度相当大，且成本也很高。这时恰逢塑料工业在日本突然间崛起，并植熏灵机一动，用塑料做外壳，不是又漂亮又便宜吗？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积水化学公司商量，经过多次试制，第一台用塑料外壳装配的收音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1952年3月，三洋公司生产的SS-52型收音机上市了，商店的零售价为8950元，大大低于日本国内同类型收音机的价格，而且塑料外壳非常新潮。这种“价廉物美”的收音机很快就赢得顾客的青睐，三洋电机由此也声誉鹊起，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三洋的大名。三洋新型收音机的销售直线上升，当年就达7.7万台，第二年又猛增一倍，达15.8万台，市场占有率跃居日本第二，仅次于松下公司。
在收音机上一炮打响后，三洋公司并未就此止步。1952年夏天的一天，井植薰下班回家，看见门口放着一台洗衣机。第二天上班一问，才知道大哥岁男给公司干部们每人送了一台，只是型号各不相同。
井植薰立刻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是让我们研制洗衣机吧。”
从此，他带着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国产及进口洗衣机，从产品的安全性能、使用方便程度以及廉价性等方面进行反复试验，好端端的一个经理室经常被弄得湿漉漉的。经过几十天的奋战，三洋公司终于研制出了桶状搅拌式洗衣机。
正当他们准备批量生产时，传来一个信息，英国胡佛公司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涡轮喷流式洗衣机。以往的洗衣机都是搅拌式，靠搅拌翼的旋转来洗涤，而喷流式则是通过涡轮旋转产生强烈的漩涡状水流进行洗涤，对衣服磨损小，且去污力强。这无疑是洗衣机的新飞跃。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停止搅拌式洗衣机的生产，立即转向研制喷流式洗衣机。
1953年8月26日，日本第一台喷流式洗衣机在三洋公司诞生了。这种被命名为SW-53型的新型洗衣机具有占地面积小、洗涤时间短、省电、省水等明显的优点，而且价格低廉，仅只有搅拌式洗衣机售价的一半。它在市场上首次亮相，就引起了轰动，抢购如潮。三洋公司又一次令世人惊叹不已。到1954年4月，SW-53型洗衣机月产量已超过1万台。人们把三洋洗衣机面世且畅销的1953年称作为“电气化元年”，这给三洋电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从此，每年的8月26日这一天，三洋公司都要举行纪念仪式，来庆祝公司的“电气化之日”。
继推出价廉物美的收音机、洗衣机之后，1955年三洋公司的14英寸电视机问世，同样是以价格便宜大受顾客的欢迎。当时，日本电视机价格一般为每英寸1万日元，三洋14英寸电视机以不到1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售价下降1/33之多，很快便占领了市场。
到了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形成一股仿效美国式文化生活的浪潮，家庭生活追求丰富多彩、便利充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被称之为“三大神器”。因此，三洋电机如果要成为第一流的家电制造商，还必须把目标瞄准到电冰箱上。
为在电冰箱方面有所突破，井植薰把大批电机、冶金、化学和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请进来共同研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三洋公司富有独创性的电冰箱终于生产出来了。这种冰箱上有一项了不起的专利，就是发明了磁性门封以代替插销。以前的冰箱门都装有插销，门关上后就得用插销闩上，否则就会因门关闭不严而影响制冷效果。这种插销式冰箱不仅使用不便，而且缺乏安全性，曾发生过好几起小孩钻进冰箱玩耍，外面人不知道而随手将门闩上，把小孩活活闷死在冰箱里的事故。三洋公司首创磁性门封，杜绝了闷死人的悲剧，无疑是冰箱设计上一次小小的革命。以后，所有的冰箱都采用了这项技术。更值得三洋公司骄傲的是，这项专利诞生之日，他们就向社会全部公开，目的是让所有的冰箱都能防止悲剧的重演。这种时时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受到世人的赞扬。
1959年7月，井植薰到美国去考察，他发现美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所到之处，幢幢大楼的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他一打听，原来美国已经完全普及了空调机。而在日本，一台小型空调机的售价就高达30万日元，一般老百姓都望而生畏，远远未到普及的程度。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优质低价的空调机来，让它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中。
1961年夏天，日本掀起了一股空调机热。三洋公司及时推出了独创的分体式空调。在这之前，日本的空调都是窗式的，噪音大而且安装十分麻烦。三洋分体式空调，把设备分为两部分，将压缩机部分安装在室外，空调机运转时室内显得很安静，而且安装极其简便。分体式空调上市时，虽然价格比窗式空调高出将近一倍，但顾客经过比较，大都选择了分体式空调。三洋分体空调连连旺销，迫使其它老牌企业也仿效他们生产起这种新型空调。很快，分体式空调就占据了80％的空调机市场。
三洋公司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冷暖两用空调，一改以往空调只有制冷功能的观念，使空调机几乎成了一年四季都在使用的生活必需品。
三洋电机在建立后短短10年内，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不断创新，出奇制胜，为“创造新生活”连续走出蜚声全社会的4步妙棋，生产出新型的收音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空调机，从而奠定了在全日本家电行业中领先的地位。
三洋公司名称的原意，是要发展成为一家面向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大型国际性公司。创始人并植薰及其大哥井植岁男当年的这个梦想，现在可以逐步实现了。
1959年，三洋出口的半导体收音机总量已超过日本所有的老牌企业，遥居全日本第一。三洋产品在美国市场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
进入60年代后，井植薰在香港建立了三洋分公司，成了三洋在海外的第一家子公司。随后，三洋又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肯尼亚、加纳、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建立了分公司。到80年代末，三洋在世界各地已经拥有101家从事制造或销售的子公司及孙公司。三洋电机海外企业的直接生产销售总额为5000亿日元，雄踞全日本榜首。整个三洋集团的年销售额也高达1.5万亿日元（约合110亿美元）以上。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横跨三大洋的跨国集团公司。
三洋公司作为日本家电业的后起之秀，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人们不禁要问它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井植薰在他总结公司经营思想的《成功源于探索》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说：“何谓经营之本？我认为是造就人。”重视人的作用，本是松下公司的经营思想。井植薰从“松下”出来时将这一思想带到了“三洋”，并加以发展完善。他认为，一家成功的企业，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造人”是比造产品更重要的事。只有“制造”出优秀的企业人才，才能由这批优秀人才去开发、制造、推销优质的产品。
要想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井植薰响亮地提出“制造社长”、“制造总经理”的口号。他自己就是一个塑造自己的楷模。举一个例子来说，他每天上午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的程度。天长日久，公司大楼的门卫竟然把他当成了标准时钟，每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大门前，门卫就会有意无意地伸手看自己的表，嘴里老是“真准时啊”地说个不停。他这种持之以恒地严格遵守公司纪律的做法，为全体员工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
“24-16-8”工作制，是他喊出的又一个口号。他认为，董事以上的干部要具备24小时都为公司工作着想的觉悟，对工作一定要“走火入魔”，时时刻刻为公司操心，甚至晚上做梦也要做公司的梦。对一般管理干部，则要求每天为公司干16小时，除了晚上睡觉做梦可以悉听尊便外，其它时间都必须思考公司的工作。至于一般职工，则要求工作8小时，只要上班时间考虑工作就可以了。
在庆祝三洋电机创立30周年的日子里，井植薰没有举行招待会，也没有做广告大肆庆祝，而是投资30亿日元，在神户市盐屋建立了一座三洋电机教育训练中心，作为培训干部的基地。
实际上，井植薰本人正是一名人才自我培养的典范。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条蚯蚓。他认为，人应当像蚯蚓那样，永远不知辛劳地在漆黑的泥土中探索，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耕耘的事业，为后人留下一片片松软的沃土。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倾注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创立和发展了三洋公司。1985年，当他从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殚精竭虑。1987年8月13日，年已77岁的井植薰先生在认真处理完一件三洋产品的质量问题之后，骤然去世，应验了他“将死在工作中”的预言。
（陈继）
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
新加坡森林企业集团是在东南亚很有影响的大企业，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拥有19家下属公司，经营贸易、金融、工业、建筑、种植业及矿业。到1986年，其总资产约16亿新元，可以称得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了。谁能想到，1950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创业资金只有2000新元。集团企业的董事主席孙炳炎是这片森林的营造者，他从一个小学徒干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和精心经营，终于成了大富豪。在《森林五十年》特刊的发刊词中，他说到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凭自己的好学、好问、不怕失败。做人处世一定要谦虚有礼、不耻下问。要尊重他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搞好人事关系和好学不倦都是成功的要素”。他的座右铭就是“学无止境”。
1912年，孙炳炎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孙厝社。他的父亲孙清廉在家乡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有5个子女，孙炳炎排行老三。
童年时期，孙炳炎和他的兄弟在陈嘉庚资助开办的乐安小学念书。1925年，父亲感到生意难做，带着长子到新加坡谋生。第二年，孙炳炎和二哥及2个妹妹跟母亲也去了新加坡，在那里安了家。
1927年，孙炳炎才15岁，为了生活，父亲把他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住在店里，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扫店铺，开门、送货，什么杂活都干。晚上关门后，还得糊纸袋，一直干到11点多钟才能休息。这样干了一个多月，父亲见他太劳累了，不忍心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便将他送到一个同乡开的酒店里当店员，月薪14新元。干了一年多以后，他又转到一家公司当文职人员。在工作之余，他努力求知，上夜校，学英文，并自学写作，曾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和小品文。学习、写作，他每天都要搞到深夜；之后又学习马来文和商业经营知识，了解当地社会和商情，这些都为他日后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孙炳炎才20岁，就决心自己创办公司，他在2个哥哥的帮助下，在芽笼地区办起了森林木材公司。开始时，这个“公司”只是一家小作坊，总共只有3名职员。既无资金，又无熟悉的客户，起步非常困难。好在他们兄弟通力合作，2年后，逐渐有了些赢利。这时，兄弟3人就决定分开各自单立门户，独资经营。大哥办了森业公司，二哥办了森安公司，孙炳炎则保留森林公司。兄弟3人都想试试自己的能力。当时，他们每人手中分得的资金是2000元。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了竞赛，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三是他们中唯一的胜利者。
分家以后，孙炳炎仍旧以经营木材为主，他既是老板，又是书记、售货员和收账员，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过去，各地经济建设和工商业也逐渐复苏。这期间，森林公司除经营木材外，还经营水泥等其它建筑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水泥已成为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孙炳炎的森林公司信誉良好，获得各地厂商的信任，资金周转也比较灵活。他开始有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许多木材电锯厂、建材五金商行和洋行都和森林公司发展业务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孙炳炎经营的水泥业在东南亚已有一定规模。他代理经营的越南红龙牌水泥，一次都要运来几万包，几十艘载满水泥的驳船停泊在新加坡河岸边，气势相当大。那时，公司的职员已增加到20余人。10年时间，公司的资本已有数十万元，成为初具规模的企业。
战争期间，新加坡遭日寇飞机轰炸，城市建筑破坏严重。战争结束后，建筑行业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行业。孙炳炎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扩大经营木材、水泥、钢铁、大五金等各种建筑材料。由于森林公司原先有着良好的信誉，建筑承包商们都愿意与他合作，公司发展速度较快，1949年，公司从芽笼地区迁移到新加坡市中心，资产已增至50万元。
为了进一步发展企业，孙炳炎又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森林公司改为森林私人有限公司，除了他自己保留89％股份之外，其余的股份都卖给本公司的职员。这就意味着各级职员都成了公司的股东。大家的利益拧在一起，这样就确保了每一职员工作都尽职尽责，更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次，他请了一位英文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经过几年学习，他能用英语和外商洽谈生意，能看懂英文账目和合同，处理英文报告和文件。
1952年，孙炳炎将他的企业扩展到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和棋城两地设立森林分公司。后来为了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方便业务扩展，他正式在吉隆坡注册成立森林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关丹、怡保、马六甲等地设立分公司。
1957年，森林公司在北马创办了开采矿产的华伦矿务有限公司；还与其它公司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第一家拆船公司。1960年，孙炳炎又把他的业务扩展到海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森林有限公司。这时，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颇负盛名了。
60年代初，印尼政府开始与马来西亚对抗，双方贸易往来也直接受到影响。1965年，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因此，许多企业的关系及经济贸易都进行了重新调整。1967年，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5国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协作及发展。
1970年初，石油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促使东南亚国家政府采取一系列推进民族经济的措施，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孙炳炎及其森林公司抓住时机，不断进行改革，克服重重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与当地及外国公司进行竞争，1963年，孙炳炎代表森林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将森林企业改为森林企业（大众）有限公司，建立企业集团。其次，将经营方针改为向多元化发展，分贸易、工业、房屋建筑、金融、种植业等部门，其中，他在工业和种植业方面投资巨大，制定了种植业的长期发展计划。到1986年，森林企业集团在新加坡有13家公司，在马来西亚有6家公司，共计19家，总资产约16亿元。
孙炳炎毕竟年事已高，在谈到企业集团接班人的问题时，他说：“我不赞成搞家族式的世袭继承接班，虽然森林集团是我创设的，我的4个儿子皆在森林集团内工作，但他们都不是当然的接班人。假如我的儿子没有条件或不适合作为公司的接班人，就应该让其他有才干的人来接班。总之，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接班人。”孙炳炎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公司每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受过专门训练，并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要事业成功，重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孙炳炎说，“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孙炳炎对中国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1956年，他曾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同时他与中国矿产公司签订了经销五羊牌水泥的合同；1981年，他率领新加坡华商代表团访问福建，到福州、厦门等地进行考察访问。1985年与厦门开元饭店合资创建了厦门新加坡酒店。之后又多次来福州、厦门等地，目的在于加强原有的双方传统贸易和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他想把他的“森林”扩展到家乡的这片热土上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叶落归根的说法，孙炳炎这样做，大概也是归根的一种方式吧？
（孙霁）
汽车皇后吴舜文
在台湾，若要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吴舜文。她是台湾1985年度纳税排行榜的冠军，她所领导的裕隆企业集团连年名列台湾十大企业之中，下属企业涉及汽车、纺织与建筑三大行业，其1991年的营业总收入达664.6亿元新台币，位居台湾1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吴舜文本无意于商界。她是一名洋硕士，当过大学教师，也曾著书立说，一种“振兴台湾百废待举的工业”的使命感使她步入企业界。她白手起家创办的台无纺织厂，今天已发展成全台最大的纺织企业。而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汽车制造业的重担，生产出台湾第一辆自己产的新型轿车——飞羚101。她被人们誉为“纺织女王”、“汽车皇后”，成了当代台湾工商界的一位传奇女性。
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常爱到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浏览群书。这时，长辈们都认为她会沿著书本的阶梯走下去，将来会成为学者、教授或以玩笔杆子为生的文化人，压根儿没有把她与一个叱咤市场风云的工业巨子联系到一起。
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吴舜文这个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的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竟然奉“父母之命”嫁给著名企业家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这段婚姻，除了所谓的“孝道”外，还有一个字——缘，因为他们的结合竟取决于严庆龄从德国寄回的一封家书。原来，吴、严两家都是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而继承和发展这种亲如手足的家族间的关系，莫过于采取儿女联姻这种最佳方式了。当时，严家还有2个儿子没有结婚，严裕棠希望吴家能在这2个儿子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而严家那2个儿子，排行老六的严庆龄比吴舜文大4岁，排行老七的另一个儿子比她大1岁。但是，这2个儿子此刻都远在海外留学，让吴家从何择起呢？严老先生决定带上2个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看看也好作个比较。
吴镜渊听严裕棠说明来意后，也认为以书择婿的办法可行，因为“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嘛！这位未来的岳丈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不过从信的内容可看出两兄弟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老六严庆龄的家书，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他。而老七的信主要是汇报自己学校生活及收到家中汇款之类的琐事。吴镜渊读罢，主意已定，向亲家严裕棠委婉地宣布了自己的选择：“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吴的东床已非自己的六儿子严庆龄莫属了。于是，这段婚姻就这样初步“敲定”了。
吴舜文捧着这封决定自己终身的家信，聆听着老父以书择婿的经过，一时心潮难平。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也深信老父的眼光，一般是不会看错的。何况这位夫婿乃严府的少俊之才，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他不仅聪慧俊秀，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而且性情温文尔雅。因此她也就顺从地同意了。
严裕棠将与吴家定亲的情况通知了远在德国的儿子。严庆龄虽经“洋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知吴家千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也对父命毫无异议。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急匆匆赶回上海，满以为能马上与意中人过一段花前月下的日子。哪知到了吴家，想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妻，不料却被未来的老岳丈一闷棒给赶了出来：“吴家千金岂是给别人随意看的？”这位固守礼教的老夫子连先交交朋友、相互熟悉再论婚嫁也不允许，提出一定要先订婚，然后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去玩。因此，又等了一些日子，两家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有缘千里一书牵”的有情人才见了面。严庆龄发现自己的这位新娘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高尚。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开始了共同奋斗的征程。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当严庆龄向人们追述这段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故事时，都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是自由恋爱，可能就碰不到这么好的伴侣了。”
在德国深造期间，严庆龄对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坚定了他创建与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吴舜文在结婚4年后，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她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奇特行为自然引人注目。而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却大力支持她。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1949年底，当严庆龄为创建台湾的汽车工业赴美考察汽车市场时，吴舜文又随夫前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苦钻英语，终于适应了该校全用英文教学的严格规定。她勤学好问，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这就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神奇而未知的世界，但秀丽的景色却掩盖不了台湾经济的落后和工业的萧条。尤其是8年抗战期间日本人的拼命掠夺，使台湾的工业极其落后，甚至连根螺丝钉都得依赖进口。正是为了振兴百废待举的台湾工业，他们夫妇俩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52年6月，吴舜文与严庆龄双双返台。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的旧纱锭、200台的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的第一大纺织厂。“第一”者，“元”也！“台元。我们的纺织厂就叫台元！台湾第一大纺织厂嘛！”在研究厂名时，吴舜文脱口而出，站在一旁的严庆龄拍案叫绝。从这个响亮的厂名，足可看出吴舜文的雄心壮志。
“台元”果然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阔。吴舜文并没被眼前的一片红火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她果断地投资5万美元从当时纺织业已较发达的日本引进了最新的设备，并安装了多种鉴定质量的仪器，亲自把好质量关。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使台元稳居台湾榜首，而且迅速地打开了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非洲、日本、香港等地的市场。1962年，台元纺织厂荣获全台湾棉纺品质量优良第一名金像奖。从1969年起，台元因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纱锭21万枚，织机2000台，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梦想成真，台元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她并未以此止步，而是以“台元”为中心逐渐扩展自己的纺织王国，先后成立了元个纺织公司、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之际，她的夫君严庆龄，这个机械工程博士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所幸有吴舜文“台元”作为他发展汽车业的强大经济后盾，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台湾的汽车发展史上才有了今天新的一页。
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以综合精密机械工业为主的汽车工业，在长期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台湾可谓毫无基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哪里买得起昂贵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认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万辆，才能维持生产。况且汽车业设备昂贵，技术性强，质量要求高，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100％的自制率，又无法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更谈不上打入国际市场与世界同行竞争了。
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官方不支持，设备技术缺乏的重重困难面前，严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因此，每当丈夫碰壁归来或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的赢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使严庆龄得以熬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严庆龄为此常常感叹道：“没有我太太助我一臂之力，裕隆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开始，经过2年的研究，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的梯子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而公司多年负债经营，早已亏损累累。不少人劝严庆龄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又从台元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于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极口称赞它的创办人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已经上市，行情看好，就在裕隆展翅腾飞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不得不住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至不能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历经坎坷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5年之后，1981年3月21日，缠绵病榻的严庆龄终于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棒，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职务。
一个年近七旬的女人，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能够管理好裕隆这个包括汽车与纺织两大企业的庞大集团吗？社会上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人低价抛售手中的裕隆股票，有的人认为吴舜文摘居后无力承担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宅邸，竟问她：“要不要卖掉房子？”更有财经界关键人物在当局筹设大汽车厂时，力劝她这个妇道人家干脆把裕隆让出来。对此，吴舜文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裕隆就像一件古董，不识货的人说，你不懂古董，要它做什么？但我深知它是古董，无论谁要买，我都不会卖！”
吴舜文无暇沉溺于丧夫之痛，68岁的她又意气风发地披挂上阵，展开事业上的辉煌的第二春。
首先，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2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其次，为了尽快推出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汽车，她又斥巨资20亿台币，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随后，朱信又从学术界找到两位生力军——33岁的机械学博士林石甫与34岁的土木工程博士张哲伟，为这项开创历史的计划结成坚强的“铁三角”。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小轿车。欣喜若狂的吴舜文挥笔题名为“飞羚”。羚羊飞奔快如闪电，不仅是汽车本身快捷的写照，也是期盼裕隆集团能像飞奔的羚羊一样高速地向前发展。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随即掀起一阵旋风。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使街头巷尾都散发着中国人的骄傲。
事隔5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当之无愧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自创办“台元”以来，已过去了40个春秋，吴舜文也已年届80。历史进入90年代后，这位“汽车皇后”、“纺织女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她已经在5年前把留学美国的儿子严凯泰召回台湾，协助自己支撑裕隆集团的大业。吴舜文的事业后继有人。可以相信，裕隆集团在他们母子俩的卓越经营下，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陈继）
汽车巨子丰田英二
中国人对“丰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随便到马路上转转，就能看到奔驰着的“丰田”牌汽车。
50年前丰田家族开始认真研究汽车时，在美国已经是每4人就有一部汽车了。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英二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当时构想，将汽车普及到每10人一部的话，日本1亿人口就有1000万辆汽车。如果每年淘汰一成的话，就需要100万辆新汽车。丰田喜一郎深信这个时代必将来临，抱着这个信念，他开始跨入汽车制造业。没想到50年后的今天，日本汽车普及程度竟然超过当年的美国，达到了3人一部。自1980年以来，日本每年生产汽车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凌驾于美国之上。而丰田汽车则在日本汽车工业中独占鳌头，累计生产汽车近5000万辆。
丰田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丰田英二这个名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丰田英二曾担任丰田汽车公司总经理和社长达40余年，直到1984年卸任。在他卸任前一年，天皇颁给他一等瑞宝勋章，这在日本是最高的殊荣了。但丰田英二却平淡地说：“颁勋章对我而言，就如同通过人生的期末考试之后，发表了成绩一般。”
丰田英二出生于名古屋市西区掘端叮。他家就在自家开的工厂的一角，所以他说自己是生在工厂内的。丰田英二的伯父往吉是个天才发明家，发明了蒸汽织布机，开设了一家织布厂。后来，丰田英二的父亲脱离长兄佐吉而独立，开设了自己的织布厂。丰田英二从名字上不难看出，是排行老二。他的哥哥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母亲一直没有怀孕，直到10年后才生下他。后来，母亲又先后生下弟弟俊彦和妹妹百子。不幸的是，母亲在生下百子后3天就去世了。按照日本习俗，丧事不能由比死者年长的人主持，于是6岁的英二便成为丧主。他坐在人力车上，先到庙里做丧事，然后去火葬场。父亲只在门口送行，没有参加葬礼。
丰田英二自小聪明好学，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名古屋地区开始有无线电了。他立刻着手制作收音机。他买回自己无法做的零件，然后绕线圈，将零件组合起来，制成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他对父亲厂里的蒸汽机引擎也十分有兴趣，每天放学后看大人操作，已知道大概的操作程序。但不论他怎么要求，却得不到大人允许去接触那引擎，他就趁清洗锅炉的时候，不顾大人呵斥，钻进钻出，摸清了它内部的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