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英二不但勤奋好学，而且自幼就有金融方面的天赋。他上小学二年级放暑假时，佐吉伯父带他去上海玩了一趟。佐吉在上海也办了一家“丰田纺织厂”，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之问。到了上海，他住在伯父买的一栋大洋房里。伯父给他10个银元零用。当时上海使用一毛银币和一分铜币。一毛银币有时换11个铜币，有时候换9个，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汇率每天变动。丰田英二就向伯父说：“11个的时候换了摆着，9个的时候再换回来，不是可以赚钱吗？”伯父称赞他说：“一点儿也没有错。”但小英二却弄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他询问大人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他自己作了个结论：想要一分钱的人多时，一分钱就要涨价；想要一毛钱的人多时，一毛钱就要涨价。
伯父丰田佐吉对侄儿丰田英二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伯父一生搞了许多发明，被称为“发明王丰田佐吉”。丰田佐吉的故事被编入日本的小学课本里。
丰田英二上小学二年级时，与佐吉伯父一道去上海，看见汽车在街上跑，就觉得很有兴趣。但是并没有觉得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过了半年，他父亲出洋，回国时带了一部德国制的电动汽车回来，他喜欢得不得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他当时再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汽车大王。到警察局领牌照时，警察局根本没有电动汽车的牌照。他们大伤脑筋，最后发了一张摩托车牌照，因此也只有持有摩托车牌照的人，才能开那一辆车。电动汽车每天要充一个晚上的电，坦白天仍跑不了好远。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这也是电动汽车至今未能普及的原因。
汽车到1925年以后，才开始在日本流行。那时候日本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都是欧美货。在欧美各国竞销下，日本的汽车辆数突然激增。丰田英二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汽车广告，他对汽车特别有兴趣，常常把广告画上的各种汽车剪下来收集，乐此不疲。
从丰田英二读中学到大学为止，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汽车热的最高潮。丰田英二念大学三年级时，学校习惯上有帮助学生就业的义务。他的指导老师问他：“你是否想要担任公职呢？”这座东京帝国大学一向以出大官闻名。而丰田英二却回答说：“我讨厌当公务员。”这时候，他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已开设了汽车工厂，便把堂弟要了去。本来，丰田英二的父亲想叫儿子继承他的工厂的，喜一郎对他说：“英二我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原先的念头，转而培养老二俊彦。后来丰田俊彦不幸于1944年在关岛阵亡了，使他父亲再度失望。
丰田英二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专业，他进了堂兄的工厂后，堂兄很器重他，把他安排到厂里的汽车研究所工作，交给他的课题是，专门研究汽车用的工作母机。刚工作时，他的薪金是每月66日元。年轻的丰田英二雄心勃勃，他和喜一郎买回一架名为“跳蚤”的轻型飞机，是法国造的一人座机。他把引擎拆开画了一份构造图，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去做那个引擎。后来他又试着造直升飞机，最终还是没造成。他甚至还想制造火箭。他跟喜一郎说了，喜一郎支持他的敢想敢做精神，给了他一张当时很稀罕的百元大钞，叫他去买有关火箭的书。结果他买回10册有关的外文书籍，认真研读，但每本书都提到“火箭实验的危险性很高”，他只好就此罢手、虽然他几样事都没办成，但对于日后的汽车制造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丰田英二跟着堂兄喜一郎，从此脚踏实地地投入汽车的开发。每当厂里有人出国，喜一郎就吩咐说，看见有趣的汽车就买一部来。有一次有人在德国买回一部汽车，丰田英二他们开了一阵子后，便将车子分解，以这部车子为模型，进行仿制。后来，他们又研制出烧木炭的汽车，曾经用4吨木炭卡车拖另一辆4吨卡车，攀登一座高坡，结果成功了。
那时候，除了丰田开发汽车，国外尤其是美国已在争夺汽车市场。日、美合资的日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大阪等地设有装配工厂。日本福特为了吸引人才，以每日5日元的高工资而闻名全国。日本为了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推行了国产化政策，国会通过《汽车制造事业法》。丰田被指定为正式认可的制造厂商。为了扩大宣传，丰田首次举办了“国产丰田大众车展览会”；为了配合展览，特别制作了《发展汽车的过程》这部电影。那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丰田英二冒着酷暑，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一面编辑影片，一面想台词；想好之后记录下来，再仔细教会一位小姐，让她在现场配合电影进行朗读。
借着展览会的时机，丰田商标正式改用为“TOYOTA”。此时，已成立了丰田汽车工业总公司。丰田英二担任“监察改良部”主任。这个部其实仅他一个人，但责任却重大，负责彻底检查被顾客退回的车辆，找出毛病，并且提出治“病”的办法。
就在这一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当局为了侵略战争，征召适龄青年入伍。丰田英二被征入伍，接受训练。但幸运的是到了10月份，他就退伍了，原因是军队不征召有技术的军需产业人员。其实，这是他堂兄喜一郎说服陆军当局的结果。
1939年春，28岁的丰田英二和一位名叫寿子的姑娘结婚了。寿子比他小7岁。这时候，他负责丰田公司在举母的工厂一指挥汽车生产。结了婚，就必须有个自己的家。他父亲在工厂附近买了块地，为他盖了一所住宅。他每天徒步去上班，中途经过一片松树林，秋天时松茸很多，他便在早晨上班时采摘一些，藏在草丛中，下班时再带回家，好让妻子煮了吃。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5月，丰田公司高级职员赤井推荐丰田英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但社长兼总经理、他的堂兄喜一郎却认为他“不过才三十郎当，年纪太轻”，对此事表示反对。但赤并坚持说，这不是年龄的问题。丰田英二于是成为公司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这时候，美军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并且轰炸东京等地。有几次美军飞机低空从工厂上空掠过，机关枪嘎嘎嘎地扫射。丰田英二和加藤正好外出办事，回到办公室时，只见两张椅子已被炸得稀烂！战后他才知道，他们的工厂在美军的地图上，标的是“丰田汽车工厂”，正在轰炸的目标之列。可见美军当时并不盲目，他们是选定了目标发动攻击的。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丰田汽车生产量和战争结束前差不多。并不是卖不出去，而是没有原材料。当时日本很缺乏运输工具，车子只要制造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去。可惜想买的人没有钱，就算将车子卖出去，也收不到货款，所以又不敢卖。丰田公司的许多技术骨干，在战时被征召入伍，死的死，残的残，各种原因造成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公司为了生存，甚至在占领日本的美军军营旁，开设食品店和洗衣店，以养活员工，维持生计。
1949年10月18日，丰田英二的父亲丰田平吉去世。丰田英二在最困难的时刻，继承了父亲持有的丰田股份。而此时的丰田股票，每股由48日元猛跌至27日元。丰田公司四处碰壁，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挽救危局，丰田喜一郎召集公司高层领导开会，决定裁减员工。
这时候，丰田英二在公司排第四位。他主管的技术部是公司的主体之一。他被迫在充满敌意的2000多员工面前说：“现在的丰田就好像一艘快要沉的船只，如果没有人自动跳海，船就会下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清裁员的现实。”工会负责人回答说：“这是什么话！立刻收回！”接着就闹了罢工，劳资纠纷直到两个月后才平息。是丰田公司的老朋友、名古屋的银行家高梨壮夫，出面邀集金融机构“救救丰田现状”，给丰田公司贷了款，丰田公司才没有破产。高梨是有眼光的，他非常了解丰田一旦倒闭，对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影响有多大。丰田英二至今仍把高梨当成丰田的大恩人。
丰田公司重整旗鼓，原一把手喜一郎退居幕后，改由石田继任，在临时股东大会上，丰田英二升任常务董事。公司委派丰田英二去美国考察。
丰田英二赴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汽车企业今后的前途，二是和美国厂商洽谈技术合作事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丰田公司已和福特有过接触。丰田英二访美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业者亨利·福特刚刚去世3年，由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接管事业。小福特认为“祖父的作风古老。既然现在由我担任总裁，我便要彻底改良公司体制。”小福特意气风发，他集合了许多专家学者，群策群力，推动现代化经营。
在福特公司，两位世界汽车工业巨头会面了。小福特问他：“你想学些什么？”他便把脑子里想到的都说出来：“质量管理、生产方式……”小福特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回答道：“你太贪心了。首先，福特根本没有全部都懂的人。”丰田英二心里想，福特没有，丰田有！但是不好说出来。
丰田英二第一天考察预算管理，第二天考察质量管理，但他懵然不解，似懂非懂。第三天他便去工厂参观。福特河洛分厂有两条生产线，以大约每分钟一辆汽车的速度，每天生产800辆汽车。丰田英二参观了福特公司几乎所有的工厂后，又留下来实习了3个月。他认真考察，虚心学习，这期间收获很大，用他的话来说，“福特做的，没有丰田不知道的。”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去参观美国的另外一家大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工厂。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每天总共生产8000辆汽车，而丰田每天只有40辆，真是天壤之别。对此丰田英二心里清楚，但他认为，在技术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却没有这么大。他心里便想，丰田如果能扩大生产规模，也能照福特的方式生产。
丰田英二在美国实习期间，一位名叫詹姆士·平田的美籍日本人，对他有很大影响。平田在福特公司任高级职员，负责招待他这位“丰田汽车王子”。平田一生曲折离奇，他出生于日本歧阜农村，排行老三。19岁时，母亲给他50块钱，告诉他“出去找份工作吧”，就这样把他逐出家门。少年平日立定志向要“扬名美国”。去美国首先要坐船。他一边打工，一边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达横滨。去美国的船都是由横滨出发的。平田游泳游到一艘海轮上，跟船长商量说：“我想在你船上工作。”船长收留了他。他在船上当侍者，绕了3年，才到达旧金山。平田沿着正在兴修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最后到达底特律。他后来认识了福特一世，福特一世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便收留在自己手下供职。
这时的平田先生已65岁了。丰田英二从平田那里受到启发，那就是：只要认准了目标，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丰田英二回到日本后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战争使丰田汽车公司“起死回生”。公司的裁员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就收到了大量的美军订单。美军向日本订购卡车，除了因为从美国本土运送战车到朝鲜运费昂贵之外，时间上也来不及。战争给丰田汽车带来了机遇。从1952年到1962年，美军一直向丰田公司采购卡车。
丰田公司在生产卡车的同时，开始研制开发小轿车。1955年1月1日，丰田推出了第一种小轿车的车型，定名为“皇冠”。这天，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丰田英二穿着小礼服，操纵着第一辆小轿车的方向盘，绕场开了一周作表演。
过了不久，皇冠豪华车型也试制完成。3月30日，皇太子光临汽车厂。丰田英二陪同参观时，不经意地问道：“殿下愿意试试吗？”皇太子欣然答应。于是皇太子坐上驾驶座，丰田英二陪传在助手座位，开车绕了工厂一周。他忘了问皇太子有没有驾驶执照，坐在一旁的他捏了一把冷汗。
1957年4月，天皇夫妇大驾光临丰田汽车工厂。石田社长在前面陪同天皇夫妇，丰田英二担心石田说错台词，尽量靠天皇陛下近些。天皇的侍从说：“不可这么接近陛下。”
皇冠轿车在日本国内卖得不错，于是丰田英二便有了“去美国卖卖看”的念头，他们在美国设立了美国丰田公司。1967年10月，担任多年副社长的丰田英二，接任丰田公司的社长。丰田英二拼命努力工作。为了拓展事业，公司先后和日本福特、日野、大发等国内各大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其中“卡洛娜”（“太阳的光冠”）、“可乐娜”（“花之冠”）已成为世界名车。两个车名都是丰田英二给起的，他说，给车命名好比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1974年，丰田财团成立，丰田英二担任理事长。丰田财团资产达数百亿日元，以汽车工业为主体，进行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丰田英二为了培养企业人才，创办了丰田工业大学、丰田中央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等一系列的教育、科研机构。
丰田英二有句名言：“满足是人生的大敌”。丰田英二在丰田汽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目前，年过80的丰田英二虽然退休了，但他仍时刻关心着丰田的事业。他对他的接班人、现在的丰田领导人丰田章一郎说：“我相信我提出的占据汽车世界市场10％——‘环球10’目标，能在你手中完成。”
丰田英二表示，就算年过80，他仍要一心向前，永不驻足。人和企业一样，到了一切不能向前的时候，就象征一切都结束了。
（贺词）
日本企业之神
坪内寿夫这个名字，和“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丰田汽车”的丰田英二一样，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坪内寿夫是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他拥有日本最大的造船厂和钢铁厂，还拥有银行、饭店等许多产业。坪内寿夫在日本企业界和老百姓心目中，是公认的“神”、“魔王”、“吸血鬼”之类的人物，许多人称他为“吸血魔王”。
比起那些白手起家的大富豪来，坪内寿夫要幸运得多。坪内寿夫1948年10月从西伯利亚返回故乡爱媛县，当时34岁，他的父母将全部财产340万日元交给了他。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笔巨款成了坪内寿夫创业的基金。
1949年，坪内寿夫带着这笔钱来到松山市。他的父亲原来经营“大坪座”和“第二大坪座”两个小剧场，但他认为只是守着父母的产业，算不得大男人，因此他打算自创一个剧院，给予最妥善的经营，这样才称得上有志气的男子汉。但是坪内在创业之初就吃了闭门羹，主要原因在于建设局内某位课长，不知何故十分厌恶坪内。
建设剧场首先要取得建设局许可，这种申请最快一星期，最慢一个月也就可以获得批准。坪内也以这样轻松的心情前往东京。从松山到东京要坐一天火车，坪内随便带了几件衣裤裹在行军袋中，穿着短裤、短袖衬衫，打算到了东京暂住在朋友家中。
坪内一到东京就直接往建设局去，要求会见课长。通报人员报了信，却久久不见课长出现。如此日复一日，坪内只好天天到建设局的走廊下等候。
好几天后，课长出现了。坪内把报告双手呈给课长，仔细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一个剧院的愿望，但课长带听不听地说：“过几天再说吧。”又过了几天，坪内带着有关资料到建设局去等候，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课长总是不接见。这天课长终于接见了坪内，但却说：“爱媛县太小了，已经有几个剧场了嘛，我还听说县里的议长用议会礼堂放电影赚钱，这种行为虽然要不得，但还有必要再建剧场吗？你回去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坪内按捺住心中火气说：“课长先生，议长的作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市民，议长和我毫不相干！”坪内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课长就是不肯批准。
坪内心想，只好回松山，请市长开具一张“今后不得用议会小礼堂放电影”的证明。于是他火速赶回松山，取得证明后又返回东京，交与课长，心想这下你没有理由不答应了。
但课长似乎存心整他，总以“我很忙”、“你真烦”、“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等话来推却。坪内仍不死心，从早到晚都守在走廊上。这反倒给课长一种压迫感，因而愈发产生要好好整坪内的动机。
坪内也真有股子钻劲。夏去秋来，他日复一日往建设局跑。建设局的人都对坪内表示同情。甚至还有人说：“课长实在有些过分！但你不要输给他，加油！”
又过了些日子，课长的儿子不幸遭车祸死亡，肇事者竟逃离了现场。于是人们纷纷谣传坪内心有不甘，故意撞死课长儿子进行报复。坪内还蒙在鼓里，仍每天到建设局守候。也不知谁通知了警方，于是坪内被带到一个小房间中，接受审问。他显然已被纳入嫌疑犯之列。不过，不久凶手就被捉到，洗刷了坪内的冤情。
这个案件竟给坪内带来了转机。建设大臣亲自接见了他，以最高负责人身份向他致歉，并准许坪内建剧场的请求。事后坪内先到课长家中向其于灵堂上香，才转回松山，这时已到年底了。
坪内寿夫就是靠这样一股钻劲创业的。事后坪内总结为“忍耐经营”。电影院建成后，有人劝坪内加人松山市的影剧院公会，并且要求他摆一桌酒席，结交同行。坪内在一家大餐馆订了一桌酒席，并且找来了艺伎在一旁伺候。可是，到了时候却没有任何人前来。这些同行是故意毁约的，他们怕坪内的电影院抢他们生意，故意排挤他。
尽管如此，坪内仍是信心十足。他一家家上门去送请柬，鞠着躬请人家“多多关照”。1950年春，位于松山市中心大街上的松山大剧场正式开幕了。连日宾客盈门，盛况空前。
战后日本，人们首先重视的是吃饭问题。但几年后生活已有所好转，电影便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娱乐。再平凡再差的电影都不必担心没有观众，这使得制片公司和电影院老板笑逐颜开。尤其是电影院老板，只要专门放映一个制片厂的影片，财源就能滚滚而来，影院实为当时获利最大的行业。
但坪内并未以身为一般的老板而得意扬扬。如果他甘心只当乡下一位小富翁，他大可由其父母处接收过来两个小剧院，轻松愉快地经营。坪内认为，只有经营规模更大，赚更多的钱，才能算得上企业家，才能体现他这个男子汉的价值。他认为要赚钱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而在电影界中，别人不敢做的事是什么呢？此时，日本有4家制片公司：东宝、松竹、东映、大映，其中东宝拥有最多的佳作和大电影明星。全国各电影院都是只放一家制片公司的影片，坪内的影剧院也不例外，只放东宝一家的片子。坪内于是打破了这个传统，他把4大制片公司以及国外的片子轮流放映，结果电影院场场爆满。
由于坪内坚持谁的片子受观众欢迎就放谁的，有的制片公司出于嫉恨，找一些地痞流氓到电影院揭乱。电影业和饮食业一样，是流氓最喜欢找麻烦的行业。如果你让他得逞，他会得寸进尺；如果你拒绝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在入口处捣乱，让一般观众不敢进来。但不论是谁威胁恐吓，坪内都不吃那一套。他认为如果答应流氓的要求，那将后患无穷，但如果做了不当的处理，也会给流氓找到借口，更加大闹特闹。坪内说，不管他们怎么闹，我都不在乎，但我绝对坚持一点，不允许免费入场。遇到流氓闹事，他就叫管理人员立刻打电话报警。而其它电影院怕惹麻烦，总是对地痞流氓有所忍让。坪内则认为，如果允许他们免费进场，就等于自己毁弃了经商的基本原则。
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之后，过了一段时日，社会上竟然传出流言蜚语，说坪内是个流氓头子，背上还刺了花纹，所以连地痞流氓都怕他。其实，这是坪内气魄、毅力的胜利。而这种胜利，跟他那体壮如牛的身躯不无关系。坪内身高虽然才1.69米，腰围却有127厘米，体重105公斤。他的眼睛细小，耳朵却很大，容易使人联想到非洲的巨象。他往那儿一站，像一尊铁塔，两三个流氓不是他的对手。
坪内寿夫也很有个性。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趋于两极，非常少见。记者在认识坪内的人中搞了项调查，结论是：喜欢坪内的人，喜欢到了极点，用最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讨厌坪内的人甚至不愿看到他的脸，厌恶他就像厌恶蝎子。坪内寿夫的特征是朋友多，敌人也多。坪内并不在乎这些，他说：“我从来不设法去讨好别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向来是实话实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坪内寿夫年轻时吃过不少苦，他曾在中国东北铁路当一名员工。1945年5月，正当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坪内被征去当兵，到了通讯部队。9月中旬，他在兴安岭山中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到西伯利亚。俘虏们每天要于许多重活，吃都吃不饱。坪内在搬运砂糖时，偷偷在袋上抠个小洞，让糖落在手掌上，然后再舔食它。坪内至今也忘不了砂糖的美味。
坪内回到家乡后，一下子从双亲那里得到340万日元，他开始有钱了，每天都到松山市内最高级的餐厅，去吃比常人多几倍的食物，而且喝1升酒，每天抽80支烟。
坪内有次去银行，银行的人说：“坪内先生，你每天抽那么多烟，会增加我们的困扰的。”坪内说：“我抽烟和银行有什么关系？”银行的人说：“当然有，我们担心你的健康。每次谈论贷款时，一会儿工夫，烟灰缸就装满了，而你是我们的大客户啊！”坪内心想你们未免管得太宽。但仔细一想，他决心把烟戒掉。他干脆一天抽200支烟，早晨起床时，不但口干舌燥，还恶心想吐，从此再也不想抽烟了。
坪内本来喝酒也很厉害，后来因事务烦心引起了糖尿病，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喝酒。等到身体状况好些后，他每天只喝少量的薄酒或啤酒。所以，他现在剩下的唯一嗜好，只有吃了。这就是他形容的“饱食中的饥饿”。有一次他和一个同行共进午餐，他竟把他那份食物留了一半，而且甜点心动都不动。而以往他一个人可以吃3份。同行问他是不是胃口不好，他双手一摊说：“不是，再多我都能吃掉。是我的太太真啰嗦！”原来早上他们夫妻为多吃一碗少吃一碗刚发生过争执。妻子监督他节食减肥很严格。
坪内是个大富豪，然而他却讨厌用钱买到的一切奢侈。1951年时，他突然很想一个月花50万日元。当时一件高级和服只要1万日元，一只钻戒只要4万～5万日元。他每餐吃最贵的食物，住温泉饭店，极尽奢侈，但仍然用不完50万日元。当然，如果赌博的话，一夜工夫就可能用尽，但坪内一向讨厌赌博。
半年后，坪内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妻于对他送的任何贵重礼物也不再兴奋。妻子说：“别傻了，我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他也觉得这种奢侈是一种精神空虚的表现。他决心把精力完全投注于事业之中，因而开始了造船事业。
这时，有人建议坪内接收来岛造船厂。坪内是影剧院老板，从来没搞过造船，他找电影业大老板小林一三商量。小林说：“如果你能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大造船厂起死回生，你的大企业家的身份必将得到认可。这是一个机会，我赞成你去干。”但是日本银行松山分行行长浜口喜太郎却说：“你如果真要干，得有一套策略。你可能会变为乞丐，或许要赔掉你全部财产都不够。一旦搞糟了，你势必负债累累。这和你搞电影院不同，风险太大，我劝你还是慎重为好！”
浜口行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当时造船业相当不景气。尤其是爱媛县中小造船所的客户，都是懒户内海沿岸零星海运和捕鱼者，而且这些客户多向东京、大阪的大造船厂订货。因此来岛船厂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工厂形同一堆废墟。
坪内心想，不成“王子”就成“乞丐”，他考虑了5个月后，于1953年4月决定接管这个最穷困的工厂。消息很快传开，人们都说坪内捧了个没人敢要的烫山芋。坪内卖掉3座影剧院中的2座，又跟银行贷了款，筹措了5000万日元资金，开始经营船厂。有人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赌注，但他却视它为人生的转机。也有人问坪内，你身为剧场老板，怎会又去从事完全不同性质的造船事业呢？他说，其实他一直喜欢船，而且也喜欢大海。他的父母也一直期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船长。
坪内率领20多人，来到设备生锈、满院杂草的船厂，每天除草、去锈、修理厂房，辛勤地劳动。在整整2年内，船厂都无法开工，业绩等于零。于是谣言再度四起，说：“坪内这个大傻瓜，竟然投了5000万日元，只为了除草，把一家家电影院卖了来贴补投资的不足，简直不可思议！”但坪内却看到了来岛船厂美好的远景，信心十足。
为了给造的船找到买主，坪内常常跟渔船出海，或跟货船运货，仔细观察、研究市场的需求。坪内在日本也是在全世界首创了一种499吨的“标准船”。为什么叫“标准船”呢？就是用同一张图纸大量生产，坪内正式将这种船定名为“海上卡车”。船大批造出来了，买主买不起怎么办？坪内也动了脑筋，他对想买船的人说：“这种船是专为你们设计的，你们只要努力工作，每月按期付款，船就是你们的了。”船主们起初不相信，坪内就像传教士传教一样，苦口婆心地宣传，甚至跟船耐心地说服买主。当时每条船都是一户人家，靠船为生。有的“夫妻船”尝到甜头后，传扬开来，坪内一下子吸引来更多的买主。
有的买主十分感动地说：“坪内先生信任我们这些没钱的人，为我们制造生财的钢船，对他的大恩大德，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绝不背弃他，这才是为人之道。”当然，坪内还是冒一定风险的，如买主突然死了或是船遇到风暴沉了，钱收不回来的情况还是有的。
从1956年7月第一辆“海上卡车”下水，坪内的来岛船厂不断造出新的钢船，几年下来，这些“海上卡车”装满货物行走在海洋中，成了濑户内海的主角。到了1966年，爱媛县的钢船已达到62万吨，10年间增长了3倍。
来岛船厂事业蒸蒸日上，坪内并没有满足，他把目光又瞄准了旅游业。他投资5亿日元，开发了6口温泉，向松山市内各单位供水。他又创办了一家名叫“奥道后”的饭店。饭店依山势而建，长350米，长度为当时世界第一，计有170间客房，可容纳500名客人，总投资为20亿日元。
坪内为了扩大对自己企业的宣传，不惜每年花5亿日元进行广告宣传。他请了著名作家柴田链、山冈庄八、今东光等，专门以“奥道后”为题材写小说，扩大知名度。“奥道后”饭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效益更是“日进斗金”。坪内于是又花巨资买下了东方饭店。
1971年，爱媛县的东邦相互银行发生了严重危机，眼看就要倒闭，于是坪内又把手伸向了金融业，接管了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共有32家分行。坪内选择了条件最差的一家分行做示范点。这家分行位于一个小镇上，小镇只有1.5万人口，分行内十分赃乱。坪内首先把10名员工裁减为5人，并下令半年内使该分行存款额增加一倍。5名员工为了保饭碗，主动“找米下锅”，四处找亲朋好友、陌生人家和商店吸纳存款，结果只4个月时间，分行存款额已增加了一倍。这么一来，另外31家分行也不敢怠慢，营业员甚至跑到偏僻山区，去争取小额存款。3个月内，东邦相互银行的存款便由9亿日元上升到29亿日元。
1978年，日本著名的一家大企业——“往世保重工”，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此事使内阁总理福田赳夫、日商经理永野重雄等朝野人士大伤脑筋。此时坪内寿夫已在日本财界崭露头角，有些大人物开会时便想到了坪内，说：“只有坪内才能使‘佐世保重工’起死回生。”有人找到坪内，劝他“吞”下这个“大怪物”。坪内犹豫不决，心想弄不好就会把自己活活“噎”死的呀！于是他们不停地劝说他：“今天的住世保问题，已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它将给政府带来极大困扰，我们请你出来，正代表着国家对你的托付！”坪内不敢答应，这些人在数十次会议中，要求、说服、恳请、泣诉、威胁、利诱、约束、奉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经过80天的思考，坪内终于答应了，通过集资83亿日元，成为“佐世保重工”的新老板。当时这家企业的负债是1800亿日元，坪内敢于背上这个沉重包袱，的确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坪内就为接收住世保重工，日夜操劳，累出了糖尿病。夫人纪美江心疼不已，她倍加用心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丈夫是做太太的本分，但纪美江对丈夫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当坪内正为是不是接收“佐世保重工”犹豫时，夫人劝他说：“何必要把我们的事业扩展得这么大呢，这样太辛苦了吧，我真担心你的身体啊！”纪美江和丈夫一样，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她不但参与决策，还持有坪内的印鉴，有权决定是否盖章。当初经营电影院时，每晚收业后，纪美江都会逐一点数钞票，负责记账。直到现在，掌握经济大权的习惯她仍然未改。
坪内夫妇没有子女，也没有找医生诊断；夫妇俩不愿意查明原因。他们有许多甥、侄，把他（她）们看做自己的孩子一般。再加上他俩都热衷于工作，倒也不觉得寂寞。坪内对妻子的爱情一往情深，他不但以身作则，也希望公司所有员工都有个“美满的家庭”。他说：“为了取得员工信赖，我必须严于律己。试想，如果我在外面讨了两三个小老婆，我又告诫员工严格要求自己，大家怎么会心服口服？一个家庭不圆满、经常和太太吵架的人，一定无法专心工作的。我的员工就没有离婚的人。”
坪内每年都会发给员工和他们的妻子各5万日元奖金，并附上一封信，请她们多照顾自己的先生。坪内做过调查，凡工作情绪欠佳的员工，通常妻子的态度都不太好。这时公司设法疏导，要求太太们一定要笑着送丈夫出门，最好能为他们做顿早餐；晚上也应做好晚饭等先生回来吃，这样他们才不会在外徘徊不归。坪内寄出的信使许多家庭夫妻关系有极大的改善。坪内自己出外回来，都不会忘了替太太带点小东西。这不但使太太喜欢，他自己也心情愉快。
坪内寿夫的家业越来越大，他拥有造船、钢铁、商业、食品、金融、旅游、观光、机械、电机、运输等特大企业，统称来岛集团，有员12.5万余人。坪内寿夫和松下幸之助、丰田英二一样，成了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
有些人成了富翁就专门享福了，可是坪内直到70高龄，仍每年365天都在工作。他每天5点起床，深夜12点才就寝。有人问他，你功成名就了，就是干公务员也该退休安度晚年了，可你还终日辛劳，这是何必呢？他说，那是“生存的责任”。他必须掌好来岛集团180家公司的舵，他必须保障2万多员工的饭碗。他又说，事业是一种竞争，公司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才可以保护员工。
坪内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员工素质分为上、中、下，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最下等的30％，让这些人提高各方面素质。来岛集团500个主要干部中，有半数被坪内责骂过。干部们个个能上能下，兢兢业业地工作。难怪来岛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呢。
（贺兰）
金笔女王汤蒂因
1916年，汤蒂因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市民之家，她父亲给她取名叫汤凤宝，希冀女儿将来能成为凤中之凤。1周岁的时候，她被过继给邻居沈文元家，沈家膝下无子，当即给她改名为“招弟”。上学读书略通文墨后，她觉得“招弟”这个名字太俗，就恳请一位有学问的老中医为她改个名字。老中医问清她是12月出生的，便不假思索地说：
“小姑娘，那你就叫汤萼吧！”
老中医说：“‘萼’就是梅花的蒂，希望你经得起摔打，受得住苦寒，就像梅花那样，总在寒冬腊月绽放，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铮铮风骨来……”
好像冥冥中真的有种力量要验证老中医的预言，小汤萼亦即后来的汤蒂因在人生道路上果然屡经风雪，她也果然如寒梅一般，经风霜而不凋。
她所遭遇的第一场风雪，是由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带来的。她和哥哥汤锡蒙，本是同胞兄妹，又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两人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尤其表现在读书受教育上。哥哥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上大学。对汤萼却不同了，父亲常说一个女孩家，读再多的书，都是别人家的，因此只要能认几个字，会记几笔流水账已经足够了。
在小学认认真真读了6年，转眼毕业了，汤萼在全班考了第二名。她拿着比哥哥优异的成绩单，兴冲冲地送给父母看，并准备提出考务本女中。谁知父母对她的好成绩均不屑一顾，而且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她泼来一盆凉水：“女小囡还读啥中学？家里有多少事等着你！”就在哥哥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的时候，她被母亲叫上了阁楼，开始学习做针线活儿、管事务。对这些毫无兴趣的她，这时就满腹心酸地想：同是父母所生，为什么我和哥哥不能得到平等待遇？难道生为女人，天生就没有受教育和闯天下的权利？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汤萼丝毫没有因为被困在小阁楼上而甘向命运屈服。父亲是报贩出身，他对买书买报诸如买《儿童世界》、《小朋友》和《小说月报》这样一类杂志，从来就不吝啬。这为小小年纪就被困在家里的汤萼，打开了一扇无形的窗口，并促使她从心底渐渐萌动了这样的念头：“‘五·四’运动的狂飙早已过去，大人们拖在脑后的辫子也早已剪掉……但是反封建的浪潮汹涌过一阵后又似乎平复了，我依然生活在浓重的封建气氛中。我虽然是一只小小的蓬雀，但有一对翅膀，望着辽阔的长空，我多么想飞啊！”
几个月过去，想飞的汤萼，终于透过她家那扇小阁楼的窗口，看见了一块可供自己飞翔的蓝天。
这天的上海《新闻报》刚刚送到，汤萼照样像往常那样抢着打开报纸，寻找每天必读的《啼笑姻缘》连载。但这次连载小说还未看完，另一行文字却鬼使神差地跳入了她的眼帘。这是广告栏里的一则由“益新教育用品社”刊出的招收女店员的广告，广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益新教育用品社需要招收女店员5名，条件必须是初中毕业。
逐字逐句地看完这则广告，汤萼心潮起伏，想入非非：“啊，小学生能考吗？我早就想‘飞’了，现在有了‘飞’的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而此时此刻，报纸上每天连载的曾让她着迷的《啼笑姻缘》，却早已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轻轻一闪念，几乎决定着一生命运的机遇，就在这时被汤萼紧紧抓住了。她当即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以十分虔诚的心情，给益新教育用品社写了一封恳切的信，信中希望能给她一次哪怕是试一试的机会。
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考试结果，汤萼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刚满14岁的汤萼，第一次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汤萼就被分配在金笔柜台，她当时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和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所能想到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溜儿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几十种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顾客所需要的商品。
3个月后，汤萼在柜台上已能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烂熟于心，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高兴兴地来，又高高兴兴地走。这样她和顾客便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窄些热心的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急剧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当时中国的金笔制造业，还是门十分年轻幼稚的工业，就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产历史。因此陈列在柜台上的国产金笔，只有先后问世的关勒铭、金星和华旱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种，而且工艺和式样都无法同舶来品相比。
汤萼一来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就听行家们介绍说，中国的金笔制造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疯狂排斥。最早垄断国内市场的是日本货，这些几乎是随同“九·一八”践踏我国东三省的日本皮靴一道拥进来的金笔，因价格低廉，每支只售二三角，远远低于国产的成本，所以很快占领了我国的市场。紧接着，美国的“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笔又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场。此时上海各大文具商店、书店，特别是著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往往只经销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进口金笔，国产金笔却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汤等在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创立以后闻名全国的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打入永安这样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条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拥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终于答应采取“寄售”方式销销看，但要等到货卖出后才算成交。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问津，货物全部退回。周子柏把货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装扮成专买金星笔的顾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笔再买回来，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算在“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打开了一线销路。
汤萼是个有心的人，她把有关金笔制造和销售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暗暗牢记在心头，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一个小小的新店员，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感兴趣。一段时间下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陈列在眼前的各种金笔有种莫名其妙的留恋。她喜欢看见这些金笔一支支地通过自己的双手卖出去，也乐于为老板及时总结销售规律，提出一些诸如该进什么货，该向哪些学校和团体联系批发业务等建设性的意见。
只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汤萼就摸索出一条经验：她认为所有顾客都不外乎3种类型，每种类型都能做到让他们满意。她说：“第一种是目标明确的，需要买什么，我们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买，但举棋不定，这就要我们做参谋，帮助拿定主意。如对方要买金笔，我总是重点推荐‘关勒铭’、‘金星’、‘新民’等国货，讲它们的优点。说到美国货，质量是不错。但价钱贵旧本货价虽廉，但质量不好；中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货好……第三种人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完全无目的，仅是逛逛、看看而已，这种人我们照样要不厌其烦，服务周到，因为今天不是买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说不定明天就是我们的买主。”
当时日本军队已兵临上海城下，上海市民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纷纷奋起抵制日本货。汤萼如此热心地推销国货，而且服务又如此周到，很快便深得顾客的欢迎。她总结出的接待顾客的经验和她不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使她更是深得老板的青睐。久而久之，汤萼成为店里的顶梁柱。她先是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接着又被升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