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汤萼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她决没有想到，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风霜又降临了！
原来，益新教育用品社的老板如此重用汤萼，除了确实欣赏她的才干，还想把她一步步地引进自己的卧室，做他的小老婆！老板的这个意图被汤等发现并断然拒绝了。从此，每天坐在老板对面办公成了一件令她尴尬的事，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萼悄悄下定了离开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岁那年，汤萼彻底离开了益新，自己开办了一家“现代物品社”，并再一次将自己的名字改了，更名为汤蒂因。
但她没有料到的是，益新的老板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那个念头——现在，他要想尽办法，挤垮她的现代物品社，让她走投无路，再回到“益新”去！
“益新”的老板使用了一个极为巧妙的手法：前断客户，后断货源。他向全国各地的用户发出通知，声明：“上海最近有一家文具批发店，大发广告，招摇撞骗，请勿轻信；如有吃亏上当，责任自负，与本店无关。”另外，“行大欺客，客大欺行”，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比起益新教育用品社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益新”的老板以此为优势，通知各厂商，如果和现代物品社往来，就不要再和“益新”做生意。
这办法果然灵验。“益新”的老板不愧是生意场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进攻的最佳策略。客户不明真相，惟恐吃亏上当，自然不去冒险和现代物品社做买卖；规模较小的厂商，慑于“益新”的威胁，不敢得罪“益新”，批货就没有原来痛快了，有的干脆表示歉意，不批发货给现代物品社了。
没有客户，没有货源，汤蒂因这个白手起家的女老板，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狠命的一击。
当她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后，马上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她先打出了第一拳——攻破销售关。她连夜草拟了一份通知，字斟句酌，仔细修改，力图清晰明了，第二天便复印了若干份，寄往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她在通知中说明，现代物品社货真价实，信誉可靠，愿与各地客户增进联系，互利互惠。汤蒂因知道通知仅限于此，还不足以招徕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所以，她根据在“益新”工作时了解的情况，对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户，给予优惠，即放账或邮购的方式，用户收到通知，只需寄来一张订货单，等收到货、验过质量之后再付款。
汤蒂因这一大胆的举措很快收到了效果。那些被允许放账的客户，当然是喜不自禁：可以先验货后付款，这便对他们有了许多保证。货好，他便付款；货不好，他可以拒收拒付款，无论如何不会有损失。而那些一时还不能被确认放账的用户，看到现代物品社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通知发出去没有多久，她便收到了很多要货单。“生意做成一半了，”她翻动着面前的订单，高兴地对母亲说．“‘益新’的老板断不了我的客户了。”
她现在开始打出第二拳——攻破进货关。她仔细分析了厂家和商店不愿意批货给她的原因，大多是出于不愿“丢了西瓜拣芝麻”：“益新”要货量大，厂商赚头也大，他们当然不能得罪了大客户而去满足赚头小的小客户。益新已经有话在先，他们不想砸了自己的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一分析，汤蒂因就知道了从何下手，那些中小厂商不是慑于“益新”的威胁而不敢批货吗？那么我就找那些规模比“益新”大的厂商，他们是不会听凭“益新”摆布的。她很快将集中起来的订货单一一分类，到上海滩有名的“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去批发进货。这些文具店果然是有生意就做，对“益新”的通知毫无顾忌。
一时间，现代物品社生意兴隆。汤蒂因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清晨，清理打扫铺面后，她就马上去拆开邮寄来的一份份订单，铅笔多少，钢笔多少，橡皮多少，簿本多少……她都仔细数清，一一分门别类做好统计；然后和哥哥汤锡蒙登车去文具店或厂家将这些货物全部批齐；哥哥在前蹬车，她就坐后面简易的车厢里仔细看护货物，不让它们有半点损伤。连续3年，这件事他们从来没有延误过，即使刮风下雨或是当天的要货量很少，他们也没有停止去做这件事。汤蒂因常说生意人的信誉比黄金还珍贵，如果你今天不守信誉，明天就会被客户抛弃。回到店里，他们再打包、装箱、核对邮寄的地址，再由哥哥载到邮电局去办理邮寄手续。寄出的每一件货物，汤蒂因都不会忘记在里面附上一封简短的致谢信和新的货物详表。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究竟给客户的心里带去多少熨帖，有生意的蒸蒸日上为证。
汤蒂因边做生意边学习，只不过这种学习不仅在书本方面，更多的是积累成功的经验和开发自己的智慧。她知道，要使现代物品社蒸蒸日上、不断发展，成为大文具店，必须不断地增加投入，扩大业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她没有雄厚的资金做背景，怎么办呢？平时的留心学习给她指了一条路——扩股合资。经过多次洽谈，她筹集了5000元作为物品社的启动、周转资金，由独资改为合伙，成倍地增加了实力。小小的现代物品社一时间空前兴隆。
1936年春，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经过3年的苦心经营，职工从6人增加到14人，铺面也由南市迁到繁华的福建中路。正当她雄心勃勃，全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了。日寇的战火毁灭了汤蒂因的家。不久，沦陷区范围越来越大，现代物品社对外的批发业务被迫停顿，放在外面的账款，也都因为收不回来而吃了倒账，仅这项损失就占去物品社一半的资金！而门市的营业额连维持开支都不够。汤蒂因陷入了困境。1938年6月，汤蒂因带了2个店员，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再经越南来到了昆明。在友人的帮助下，她在昆明开了间“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社”。但是情况并不如意，她的店铺开张了一个星期，除了门市零售了一点货物外，竟无人问津。汤蒂因知道，这是昆明同业商店的统一行动，他们不愿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抢生意，他们要让她走开。汤蒂因并没畏缩，她决定立足昆明，向外发展。她将价目单大批印刷后，寄发到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以及云南的各县，争取做外省外县的批发生意，没有多长时间，她就从外省外县陆续收到许多订货单，局面终于打开了。
生意好起来之后，货栈的存货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战事扩大，上海昆明的交通命脉——滇越铁路，也将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因此汤蒂因想尽快回上海组织货源，抢运进昆明。这时，她从上海得到消息：上海工业已无出路，纷纷准备“迁川”。汤蒂因敏捷地意识到，上海市面萧条，工厂销路呆滞，正是低价批进的好时机。她便回到上海，反复和几位合伙的老板商量，最后决定用全部资金的2/3购进一批货物，发往昆明。
1940年，命运又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她相交多年、曾多次给予她帮助的好友毕子桂在昆明病逝，这使她悲痛欲绝，后来她开办金笔厂，取名“绿宝”，就是为了纪念毕子桂。祸不单行，她托运的150多箱文具，因中转地——海防被日寇占领，全部被日军没收。现代物品社的股东们纷纷撤股，汤蒂因只好将现代物品社改为“现代教育用品社”，由她独资经营。
此时的汤蒂因手中已无多少资金了，她无可选择，只好从原始积累做起，跑起了单帮。她和哥哥从上海出发，经杭州、金华、鹰潭、衡阳，由贵州人川，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她把货物出售后，将货款托钱庄套汇到上海，然后兄妹俩踏上了充满艰苦和危险的归途。然而，当汤蒂因去提款时却发现，她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由于储备票“二作一”的规定，只能得到这笔货款的一半。
汤蒂因苦心经营的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时值乱世，她又没有什么资金，最后只能决定开个门市部苦渡难关。对当时的汤蒂因来说，就是开个门市部也不容易。母亲为她掏出了私房钱，她又费尽心机另外筹集了部分货款，这样，现代教育用品社门市部才勉强开张。汤蒂因总算又站稳了脚跟，但她的门市部利润薄，营业额也很有限，难以大展宏图。
她发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汤蒂因决定自己生产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取名为“绿宝”，因为绿色是亡友毕子桂深爱的，也是她自己偏爱的颜色。她委托一家叫“吉士”的自来水笔厂生产“绿宝”，并开始大做广告，“绿宝”很快就打开了销路。
到1946年底，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一日数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之风大盛，“绿宝”竟也成了囤积对象，货物很快就卖光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绿宝”的承制商故意刁难，使汤蒂因成了没有货源的干老板。汤蒂因一面维持现代教育用品社的门市营业，一面筹集资金，自己开办了绿宝金笔厂。
汤蒂因深知广告的作用，她以自己的满腔真诚，请出了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为“绿宝”做了电台广告。“绿宝”销路大增。汤蒂因的事业在悄悄发展着。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所有黄金、白银、银元都被中央银行“限价”收购。几个月后，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却搜刮了人民的大量财富转运台湾。汤蒂因生产金笔所需的黄金、白银无从补进，工厂很快就周转失灵，一份份的退单像雪片一样地飞来。汤蒂因15年的奋斗顿时搁浅，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解放后，汤蒂因的工厂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她本人也在许多革命者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的工厂是上海第二家接受国营公司收购的金笔厂。1951年，上海国营日用品公司采购供应站进一步明确了同绿宝金笔厂的合同。规定向绿宝金笔厂收购80％的产品，其余的允许其自销。这虽然一时对绿宝的利润有影响，但在帮助它极大地打开销路的同时，又推动了它的扩大再生产，真正做到了产销两旺。1950年开始，国家向绿宝金笔厂供应生产所需的黄金和白银，又在她生产资金周转失灵的情况下，提供了贷款扶持，“绿宝”不断发展壮大，产品销路大开，几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营业额和利润都达到了建厂以来的最高峰。
1953年，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绿宝金笔厂分厂。1953年10月，绿宝金笔厂北京分厂与国营兴业投资公司合营，从而成为北京第一个公私合营工厂。1954年，绿宝金笔总厂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厂，一年后，绿宝金笔总厂又与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汤蒂因被任命为这家大厂的私方经理。
这家华孚金笔厂，逐渐发展为誉满中外的英雄金笔厂，它生产的产品，从那时起就覆盖了全国。
1955年，在汤蒂因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同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她。
汤蒂因多次被选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人誉为“金笔汤”。
（唐文）
世界巨富林绍良
在美国著名杂志《财富》一年一度的全球超级富豪排行榜中，总有数十位海外华人的名字。华人经商致富的名声已远远超过犹太人。而在众多华人亿万富豪中，谁执牛耳呢？当属拥有70亿资产的印届华人林绍良。他是当今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享有“世界第六巨富”的美称。他的财产不仅超过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而且也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雄踞世界华人第一大富翁的宝座，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首富。然而谁能料到，这位当今拥有亿万家业的富翁，40多年前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卖花生油的小贩。他的传奇经历和戏剧性的发迹史惹人瞩目，而其成功的秘诀更令人寻味。
1916年7月16日，林绍良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里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林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有祖传的水田30亩，一头水牛和一些农具。父亲为人朴实敦厚，林绍良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
7岁那年，林绍良便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他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书，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道德观念。
林绍良的家乡是个田少山多的贫困地区，许多富有进取心的年轻农民都想到外地去闯世界。他的叔父去了印尼，在林绍良11岁时，大哥林绍喜也离乡背井到了印尼。
1931年，15岁的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父母为他在村东大路旁租下一间小屋子，开了一家小面店，由林绍良出任“老板”。小小年纪的他，勤勉肯干，店内外都由他独自一人料理，生意做得很灵活，不到半年，竟赚了不少钱，显示出他在经商方面有极高的天赋和才华。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人心惶惶，林绍良的面店也只好关门。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福清的土地。一时间，兵荒马乱，百业凋敝，乡下的青壮年劳力接二连三地被抓壮丁。
为逃兵役，许多福清青年变卖家产，远渡南洋去谋生。这时，抓壮丁抓得更厉害了，林绍良眼看难逃此关，也准备去南洋。恰巧村里有一印尼华侨归来探亲，林绍良便求他带自己去印尼投奔叔父。那华侨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合计作为“父子”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
听说儿子要出洋，父母心里都很难过。但林绍良讲得有道理：“树挪动要死，人挪动却活，干吗要把儿子困死在家中呢？”既然绍良有志，父母就由他去吧。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
怀着父母的养育之情，牢记父母的谆谆训诫，林绍良迈出家门，走向那远方的陌生土地。
1938年春天，林绍良来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找到他的叔父。叔父林财金在镇上开了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这块土地。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生意人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林绍良发现，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
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这一招还真灵，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高兴地给他加了薪，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2年后，他有了些积蓄，就想独立创业，去寻求大的发展。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时至今日，林绍良每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活时，深感艰苦岁月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不无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起磨炼，才会有所进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尼，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一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打响了。
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有过几年经商经验。独具慧眼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独闯天下的时机到了。他确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业成败则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在异国他乡唯一依托的叔父，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路——给印度尼西亚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恰逢前些时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为摆脱荷情报人员的追捕，潜入古突土镇隐蔽，中华总会把这项掩护任务交给了林绍良。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正是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便是印尼的现任总统苏哈托，而当时苏哈托是这个师的上校团长。
林绍良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跟他们说明了要为他们运送军火的想法。对于处于被围困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并表示提供安全保护。
双方一拍即合，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不久，林绍良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每次运抵前线，印尼官兵都向他欢呼致意。他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
当时，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远远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极大。丁香盛产于印尼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
具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又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一天傍晚，林绍良把一批军火押送到印尼军营后，便来到苏哈托的团部。两位挚友见面后就亲热地交谈起来。林绍良把贩卖丁香的想法如实相告，并请求苏哈托团长派兵保护。苏哈托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
有了苏哈托的特殊保护，林绍良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马鲁古群岛。不久，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主手中。从马鲁古到古突士，林绍良频繁往来。苏哈托言而有信，每次都派兵“保驾”。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间，林绍良已成了南洋颇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心怀大志的林绍良，在一连串生意上的成功后，也决心大展鸿图。古突士镇这个曾经使他发迹之地再也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雄心了。1952年，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
此时，印尼的经济面临着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首要问题。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衣食住行入手，相机进入其它领域。
从1954年起，他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这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都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共谋发展。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的丁香进口专利权。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现在丁香又为他赚取更加丰厚的资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同年，印尼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总统苏哈托亲自主持了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林绍良还以其特有的预见力和洞察力注意到：随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外资、合资企业的涌现，国内冷落多年的建筑业会渐渐复苏。于是，他立即投资1亿美元巨款，建成狄斯丁水泥厂，年产量达100万吨。此外他还建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仅仅3年时间，林绍良的水泥集团生产的“三轮牌”水泥产量近1000万吨，约占印尼全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他本人也被誉为“水泥大王”。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又插足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在林氏企业王国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金融业。尽管林氏集团经营的工业、商业、建筑、房地产、旅游业等非金融的资产约有30亿美元，但其金融业的总资产却达40亿美元。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1975年，林绍良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遇到了不久前辞去泛印银行总裁职务的“银行界奇才”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此君才华横溢，精通银行业务，便立刻邀请他到中央亚细亚银行供职，并允诺给他17.5％的股份。事后表明，林绍良慧眼识珠，李文正确是一匹少有的“千里马”。中央亚细亚银行在他们两人的共同经营下得到了飞速发展。该行1978年收购了印尼商业银行，经过8年努力，其总资产增加了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而且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的加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中央亚细亚银行不仅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也被公认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扬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由于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又涉足于国际贸易，而且一登场便一鸣惊人。在短短数年内，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从而使林绍良头上又多了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绍良已经实现了他那“企业王国”的梦想。“林氏王国”主要由两大集团构成：一个是三林经济开发公司（三林集团）。“三林”是指林绍喜、林绍良、林绍根三兄弟。三林集团控制了两个大财团，即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华仁谊集团。前者是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林绍良本人占24％的股份。华仁谊集团则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另一个林氏集团是由林绍良与福清同乡林文镜合资组成，两人各占30％股份。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192家公司，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于、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种行业。林绍良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于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
林绍良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林绍良与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苏哈托的深交，对他的事业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苏哈托的私人住所及总统府自由进出的人，而且军方还慷慨地向他提供一个全职随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保护。但苏哈托的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林绍良本身的个人奋斗，在于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创基立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林绍良正是以这种信念去创造他的业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如今，年近80的林绍良已从一线退居幕后，他的三儿子林逢生担任了林氏集团的总裁。1990年，林氏集团的营业额高达80亿美元，其员工约有13.5万人。林逢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深谙经营之道，正进一步地拟订周密谨慎的环球发展计划。林氏王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某种关系。
（齐水）
塑胶大王王永庆
王永庆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永庆的曾祖父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只得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后来便定居在台湾省嘉义县的新店镇直潭里。王家几代都以种茶为生，只能勉强糊口。1917年1月8日，王永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茶农家中。
王永庆刚刚学会走路，就跟着母亲出外去捡煤块和木柴，希望能换点零钱，或者供自己家烧水做饭。童年的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俄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王永庆7岁那年，父母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失学，取出多年积攒起来的几个铜板，把他送进乡里的学校去念书。别家的孩子第一天上学，都会穿上漂漂亮亮的新衣服，可王永庆还是平时的那一套，他穿的裤子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着“中美合作”的字样。他头上戴的草帽早已破了，但还得靠它挡一挡烈日风雨。他买不起书包，只能用一块破布包上几本书。他连鞋子都没有，总是赤脚在泥泞的山路上奔波！
就是这样的生活，王家也没能维持多久。小永庆9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卧病在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王永庆看到母亲日夜不停地操劳，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挑水、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就这样，他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
王永庆的祖父劳苦了一辈子，最后只给孙子留下了一条教训。他对王永庆说：“种茶这一行，看来是难以为生的。就是饿不死，也吃不饱。你是读过书的人，希望你不要再困在这里，还是立志出门闯天下吧！”
15岁的王永庆，听了祖父的话，决心走出山区，去寻找一个能挣到钱的地方，帮助母亲养活一家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台湾南部的嘉义县县城，在一家米店里当上了小工。聪明伶俐的王永庆，除了完成自己送米的本职工作以外，处处留心老板经营米店的窍门，学习做生意的本领。第二年，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米店的生意了，就请求父亲帮他借了些钱做本钱，自己在嘉义开了家小小的米店。
米店新开，营业上就碰到了困难。原来，城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熟识的米店，而那些米店也总是紧紧地拴住这些老主顾。王永庆的米店一天到晚冷冷清清，没有人上门。16岁的王永庆只好一家家地走访附近的居民，好不容易，才说动一些住户同意试用他的米。为了打开销路，王永庆努力为他的新主顾做好服务工作。他主动为顾客送上门，还注意收集人家用米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每天大约要吃多少米……估计哪家买的米快要吃完了，他就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他还免费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掏出陈米、清洗米缸等。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它米店每天要多营业4个小时以上，随时买随时送。有时顾客半夜里敲门，他也总是热情地把米送到顾客家中。
经过王永庆的艰苦努力，他的米店的营业额大大超过了同行店家，越来越兴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碾米厂，自己买进稻子碾米出售，这样不但利润高，而且米的质量也更有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建筑业动得最快。王永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便抓住时机，抢先转向经营木材，结果获利颇丰。这个赤手空拳的农民的儿子，居然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
这时，经营木材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王永庆看到这一点，便毅然决定退出木材行业。
那么，该干什么好呢？
50年代初，台湾急需发展的几大行业，是纺织、水泥、塑胶等工业。当时台湾的化学工业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企业家是何义，可是何义到国外考察后，认为台湾的塑胶产品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日本的产品，所以不愿向台湾的塑胶工业投资。出人意料的是，这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王永庆，却主动表示愿意投资塑胶业！消息传出，王永庆的朋友都认为王永庆是想发财想昏了头，纷纷劝他放弃这种异想天开的决定。当地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公然嘲笑王永庆根本不知道塑胶为何物，开办塑胶厂肯定要倾家荡产！
其实，王永庆作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是心血来潮，铤而走险。他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虽然他对塑胶工业还是外行，但他向许多专家、学者去讨教，还拜访了不少有名的实业家，对市场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甚至已私下去日本考察过！他认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来制造PVC塑胶粉。这是发展塑胶工业的一个大好条件。
王永庆没有被别人的冷嘲热讽吓倒。1954年，他和商人赵廷箴合作，筹措了50万美元的资金，创办了台湾岛上第一家塑胶公司。3年以后建成投产，但果然如人们所预料的，立刻就遇到了销售问题。首批产品100吨，在台湾只销出了20吨，明显地供大于求。按照生意场上的常规，供过于求时就应该减少生产。可王永庆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扩大生产！这一来，连他当初争取到的合伙人，也不敢再跟着他冒险了，纷纷要求退出。精明过人的王永庆，竟敢背水一战，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使台塑公司成为他独资经营的产业。王永庆有自己的算盘。他研究过日本的塑胶生产与销售情况，当时日本的PVC塑胶粉产量是3000吨，而日本的人口不过是台湾的10倍，所以，他相信自己产品销不出去，并不是真的供过于求，而是因为价格太高——要想降低价格，就只有提高产量以降低成本。
第二年，他又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塑胶产品加工厂——南亚塑胶工厂，直接将一部分塑胶原料生产出成品供应市场。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王永庆的计算是正确的。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销路自然打开了。台塑公司和南亚公司双双大获其利！从那以后，王永庆塑胶粉的产量持续上升，从最初的年产1200吨，发展到现在100万吨，使他的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PVC塑胶粉粒生产企业。
当台湾企业界一轰而上角逐于木材行业时，王永庆果断地转向了塑胶行业；可是，当他在塑胶行业站稳脚跟之后，却又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去关注他当初借以发家致富的木材行业。这一看，又让他看出了新的发财途径。
王永庆看到，由于台湾木材销路好，商家大量砍伐，可是他们要的只是树干部分，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树枝丫，都被白白地抛弃而浪费了。王永庆想，台湾的棉花产量严重不足，一直靠进口来补充，如果利用废弃在山上的树枝丫制造人造纤维，以替代天然纤维，一定会有发展前途！经过考察论证，1964年10月，王永庆开始创办台湾化学纤维工业公司。两年半以后，台南新化八卦山下矗立起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成为当时世界首创的连贯作业的人造纤维工厂。它使大量过去被抛弃的木材废料变成了纺织纤维，既节省了外汇，又降低了成本，为台湾纤维工业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而台塑、南亚、台化三大企业，使王永庆在当时台湾50家大厂商中名列第三！进入90年代，王永庆的产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包括16家人企业公司，拥有员工4万多人，股东10万人，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650万新台币！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王永庆，连一贯以经营业绩傲视世界的日本企业家，也对王永庆衷心钦佩，把他与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的创始人相比，称他为台湾的“经营之神”。
王永庆的许多经营管理思想，都已成为企业家们信奉的至理名言。王永庆自己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认为最有效同时也最有意义的做法，是选择“永远追求更大贡献”作为企业的目标。为了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企业就会鼓舞斗志，继续不断地扩充事业规模，经常保持着迎接新挑战的热情，和对至善境界的追求！他说：“我不但与别人竞争，也对自己严格要求！”
在生活上，身为亿万富翁的王永庆，同样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有人说，王永庆可能是世界上最节俭的亿万富翁了！他公司的一位职员，花了1000美元为王永庆的办公室更换新地毯，结果惹得王永庆很不高兴，差点大发雷霆！他对于吃的原则是“简便”，最爱吃的是家常的卤肉饭；他对于穿的原则是“整洁”，每天早上跑步穿的运动鞋，一双总要穿上好几年，而一条运动时用的毛巾据说用了近30年！
王永庆常常用“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告诫自己的子女，要他们自己创业，不要依赖上辈的基业而坐享其成。他的儿子王文祥17岁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外找了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苦干了3年。后来回到自己家的企业中，王永庆同样要求他从最基层干起，经过课长、组长、厂长、副经理的逐级锻炼，数年之后，才让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王永庆最疼爱的女儿王雪龄结婚，他陪送的嫁妆，除了一张无限期提供学习费用的凭据外，就是一把刮胡子刀，好让女儿自己替丈夫刮胡子！王雪龄的婚礼比一般老百姓家的还简单，连她手上的新娘捧花，也是跑到许多花店比较后才选购的最便宜的一种！
当然，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王永庆从不小气。他曾一次就捐助2.5亿美元巨款给一家医院！
1988年，美国权威杂志《福布斯》报道，在全世界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中，王永庆以40亿美元居第16位！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亿万富豪，从不识“塑料”二字的外行到赫赫有名的塑料博士、“世界塑胶大王”，他的奋斗历程传遍了全世界。
（薛冰）
石油大亨安德森
一副微胖的娃娃脸，腼腆羞怯，说话轻声细语，语音拖得很长，近乎有点吞吞吐吐。然而，就在这书生般外表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坚韧刚强的品性。他就是精明能干而神秘莫测的石油大亨罗伯·安德森先生。谁要是第一次见到他那副尊容，一定很难相信他竟是叱咤石油王国数十载的石油巨子，是创建全美第七大石油公司——大西洋沃野公司的亿万富豪。是他探明并打出全世界有史以来油藏最丰富的一口油井；是他购买了100万英亩以上的牧场，而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是他收购而后又卖掉伦敦的《观察家报》；是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工厂；也还是他，与中国政府合作勘探南中国海的石油蕴藏，签订了为期35年、耗资25亿美元的探油协议。正是这一连串轰动世界的惊人之举，铺设出他那辉煌的成功之路。
1917年罗伯·安德森生于芝加哥。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的银行家，其家族是来自瑞典的移民。安德森从小在邻近大学区的肯伍德地区长大。在浓郁的知识文化氛围中，他被送往新设的一所实验学校读书；18岁时，考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他的成长深受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影响，哲学与古典文学作品是他最爱读的书。他不习惯于城市生活，而向往野外生活。每到夏日假期，他都是在怀俄明州及蒙大拿州度过。那时，他已决定将来要到西部某处的小城去居住。
1939年他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他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的矿物酒精公司，不过他很快就厌倦了这项工作。一年多以后，他携新婚的妻子搬到偏远的新墨西哥州去开始新的生活。1941年他独自尝试办厂。他让父亲替他从亲友处借来5万美元贷款，买下一家靠近新墨西哥州阿特夏市已破产的煤油厂，并开始从事“野猫式探油”，即偷偷在他入土地上探油，发现油藏后便不动声色地以低价买下这块土地。二次大战爆发后，石油及汽油的需求量激增，安德森的煤油厂的利润也随之上升。他成为麦可煤油公司的总裁，不久又将这家公司改名为“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吞并及收购，使其壮大起来，从而迈出了他石油生涯的第一步。
在他的经营下，杭多公司在15年内扩充了6座煤油厂，并钻探到几口油井，铺设了长达500英里的油管。1955年他以200万美元收购了加拉威尔夏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便开始赚钱。1957年，安德森又将它卖给海湾石油公司，这一买一卖使他获利2100万美元。为了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他决定开始多种化经营，便在新墨西哥及德州买下一系列的大农场，在农场里饲养一种叫布拉格斯的优质肉牛。他一共饲养了3万头，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到了1963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已变得十分强大。他让公司与大西洋提炼公司合并，组建成大西洋沃野公司。他由此拥有价值3500万美元的50万股大西洋股票，占全部股权的5％。第二年，安德森担任了该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65年，该公司董事长苏卜理心脏病突发而死，于是他开始任公司董事长，时年48岁。
这时，他已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完全可以提前退休，在自己的大牧场里安闲地生活，也可以到亚斯本人文研究所任所长。但是安德森打消了提早从石油业退休的计划，因为他发现公司内部营运方面有不少问题，作为公司董事长，他有责任对公司的管理实行改革，把公司办成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