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重熏就是这样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
停战之后，韩国国内物资匮乏，全靠美国的援助，由于战时赵重熏一直信守合同，信誉极佳，战后他又揽下了军援物资的运送生意。赵重熏的事业从此进一步地壮大起来，向“运输大王”的宝座迈进。
赵重熏后来又大发越战财。
美军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后，赵重熏和韩国官员到战火纷飞的越南访问，当他们乘坐的专机飞抵越南上空时，赵重熏通过机窗俯视地面，只见越南的港口黑压压的一片，全是运载军需物品的轮船，连海水也看不到了。当时，他那敏感的商业神经告诉他：这儿正是求之不得的用武之地，他决心要到这个战争市场上好好干一番。
要搞军需品运输，首先必须争取到美国国务院的许可，而这决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了他的决心。同年夏天，赵重熏和刚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弟弟赵重建（后来担任韩航副董事长）一起到美国，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越南搞军需运输的申请。他们的要求一开始就遭到美方的拒绝，但赵决不就此罢休，他和弟弟使用了各种手段，费尽唇舌与美方进行了无休止的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赵重熏还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由于过去几年赵和驻韩国的美国军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驻韩国美军从中帮了他的大忙，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样，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周旋，赵重熏终于争取到了他在越南从事军需品运输的许可。
一获得许可，赵重熏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行动。
1966年，赵重熏与美军签订了一笔金额为780万美元的运输合同，合同规定承运方必须以300万美元作为抵押金。300万美元对当时的“韩进”可是一笔巨款，大大超出其自身财力，但赵重熏毫不畏惧，他到处借债，甚至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到地下钱庄去借利率惊人的高利贷，最后终于筹到这笔巨额保证金。
当时，在越南从事军需品的陆路运输利润最高，但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随时都有可能陷入越南军队的包围圈内，因此大部分从事军事运输的人都不愿冒这种风险。惟有赵重熏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包下了利润极高的陆路运输。当时的人们因此给“韩进”取了“越战公司”和“越战财阀”的绰号。
在越南战争期间，赵重熏“玩命”地干着，也曾因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8年，越南共产党军队突然向美军发动了进攻，赵重熏被困在防空洞里，整整3天才得以脱身。还有一次，越南军队突袭了赵重熏的一艘停泊于港口内的轮船，正在船长室睡觉的赵重熏仓皇逃上甲板，在匆忙逃命中摔断了腿，险些成了越军的俘虏。
在越南战场上从事军需品运输的几年里，赵重熏冒着随时都有丢失性命的危险，挣了一笔巨款——1.3亿美元。这笔“卖命钱”大大地扩展了“韩进”商社的实力，也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此，“韩进”商社的实力不断壮大，在韩国企业界的影响也日趋扩大。他连续成立或接收了“大进海军”、“东洋火灾保险”、“韩国空港”、“韩逸开发”、“仁荷大学”、“大韩航空”、“济东兴业”等大企业。其中在兴建“韩航大厦”和接收“大韩航空”中，最能显示“韩进”雄厚的资财实力。
当时，汉城的地价高得惊人，而能买下原属三星企业集团李秉哲的地皮，建立起“韩航大厦”，除财大气粗的“韩进”集团外，谁也不敢问津。那时候韩国政府实行新的政策，决定将一批官营企业通过公开的招标，转给民营企业家经营，其中就包括“大韩航空”。在前后两次的公开招标中，没有人能够接收经营这家大企业。最后韩国政府官员找到赵重熏家里来，说服他接管“大韩航空”。可见赵重熏的资财在韩国是首屈一指，名列超级富豪之首了。
赵重熏接管“大韩航空”后，就成为韩国唯一的一个拥有海、陆、空二大运输体系的财问了。韩进集团也成为国际性的大公司。从此，赵重熏每到国外访问，所住的旅馆就挂起韩国的国旗，以表示对这个国际性大航空公司的大老板的尊重。
赵重熏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司机白手起家，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迅速发迹，成了腰缠万贯的韩国超级巨富。然而，他在不断扩大自己企业的实力，成为暴发户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不少丑闻：
1971年9月15日上午10点，250多名从越南回韩国的劳工，聚集在韩航大厦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喊口号，声称赵重熏在越南期间拖欠他们工资达149万元，要求“韩进”发还。后虽经有关当局调查，认为赵重熏无须偿还劳工们的所谓工资，这才勉强平息了事端。但社会舆论仍谴责赵重熏，说他以不光彩的手段欺骗缺乏法律知识的劳工，从而榨取劳工们的血汗钱，发昧心财。
同时社会上有传闻，说韩进集团用从越南战争中赚来的钱，开起了地下钱庄，向别人放高利贷，并且在股票市场上大肆投机。对开地下钱庄一事，赵重熏极力辩解，他说：“像我这样的暴发户很容易招人误会，特别是来自原先的大财阀的误会。越战时为了签订军运合约，我到处张罗巨额的保证金，深受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之害。我怎么能自己也干起这一行呢？”误解也好，情况属实也好，一时间诸如此类的传言，在社会上沸沸扬扬地传播着，大损赵重熏的形象。
不仅如此，在接收“韩逸开发”后，为了安插韩逸原来的干部，赵重熏在“韩进”内进行了人事变动，把许多“韩进”的老人从课长降为组长。于是在外部丑闻迭起的同时，韩进内部的人事矛盾也表现了出来。
内外事端交叠，使赵重熏这个崭露头角的运输大王，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这段危机过去之后，赵重熏吸取了教训，更注意企业的形象，类似的丑闻也没有再出现过了。
赵重熏的经营特点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首先，韩进集团一直实行家族式的经营方式，从创业开始到第三代的大韩航空、韩逸开发，都是赵家的人经营的。
其次是赵重熏过于自信，他在经营上一直实行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公司的一切事务，小到客观而具体的产品评析资料，大至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都得由他一人定夺。赵重熏这种大包大揽的家长作风至今未改。因此，韩进集团就造就不出专业的人才。
赵重熏有两个听起来很不雅观的绰号：“现场监工”和“哈巴狗”。但正是他的“现场监工”和“哈巴狗”，才造就了这个赫赫有名的运输大王。
赵重熏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场监工”。在接收“大韩航空”以前，他常常在清晨4点起床，到工地现场去监工。接管大韩航空以后，他照样早起，每天5点钟一定会赶到金浦机场，监督夜班工人的工作。赵重熏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即使在越南搞运输时那次因逃命而摔断了腿，他也没有休息，裹着石膏，每天清晨仍一瘸一拐地去监督工人工作。
赵重熏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每天都4点钟起床，当别人起床时，他家早已灯火通明，以致引起了邻居的误会。1972年的一天，他的一位邻居向里长检举说，赵重熏这个阔佬不知道节约能源，家中的灯彻夜通明。殊不知这阔佬早已踏着夜露到工厂当他的“现场监工”去了。
赵重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惜时如金。因此韩国企业界又给他取了个不雅的绰号：“哈巴狗”，比喻他像哈巴狗那样一刻也闲不住。越南地处亚热带，夏天的中午赤日炎炎，一般人很少干活，都要午睡休息。可是赵重熏在越南期间，依旧不改本性，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出去工作。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时间就是金钱，他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他常常会因为不忍心花一分钟时间等电梯，而自己爬上21层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赵重熏还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在公司财务方面，他信不过任何人，每笔支出他都得亲自插手，连一般10万元的支出，都要经过董事长的批准方可。
赵重熏的小气抠门不仅表现在公司财务问题上，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是极为俭朴的。尽管自已经营运输业务，1965年，赵重熏赴美洽谈越南战争运输事宜时，居然舍不得乘客机，而是搭货机走的。
但是另一方面，“吝啬鬼”赵重熏却得了个“慈善家”的称号。他虽然小气，却有着菩萨般的心肠。有一次，他的一位普通职工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而韩国当时的医术水平对这种心脏病束手无策，若不能出国治疗，这位病人只有在家等死了。赵重熏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叫人把病人送到美国去治疗，直到他完全康复为止。该职工和公司陪护人员及家属往返几次的全部费用都是赵重熏私人掏的腰包。
赵重熏从一个汽车司机一跃而成为超级大亨，他的经营哲学是：企业是艺术，要创造出让人肯定的好作品，就要使企业成员像乐队的和音一样调和。他熟读《三国演义》，一次次地悉心揣摩“三国”中的3000多个性格不同的人物言行，从中学会与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方法。
已是声名显赫的“运输大王”的赵重熏依然雄心不减，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国际船业大王”。已经拥有“大进海军”、“济东兴业”、“韩进海军”等企业的韩进集团，离他的“国际船业大王”的梦想并不算遥远。但赵重熏已年逾古稀，他的宏图大志也许要靠他的儿子们去完成了。
（贺直）
汽车收藏家施兰弗
法国的米卢兹市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位于和德国、瑞士交界处。它同时也是一座工业发达的城市。当地旅行社的小册子上介绍说：“这是一座充满惊奇的城市。”市内有一座历史博物馆，一座铁路博物馆，还有消防水龙馆和艺术品馆。而最令人惊奇的，市里还有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馆内展出600辆老式汽车和其它类型的车辆。从1878年至1950年间，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98种样式的汽车，馆内都收集齐全，一样不少。
汽车博物馆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是施兰弗。
这些汽车占地5英亩，全在一个屋顶底下，极目所见是红色瓷砖的过道，两旁845盏模仿巴黎19世纪街灯的灯座，把大厅照耀得十分典雅。所有的汽车都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这个场面使所有前来参观的人激动不已。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来参观时，第一个反应竟是：“这要耗费多少钱财啊，简直跟德国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一样！”陪同总统参观的弗里茨·施兰弗骄傲地说：“把我跟路德维希相提并论，是多么美好的赞美之词啊。我办这个博物馆，也许有人认为是超级荒唐事，但人的一生当中做什么事都该合自己的胃口，要不然就不值得去做了。”
展出的600辆汽车中，最多的是123辆布加蒂牌汽车。这种60多年前生产的汽车，目前已成了汽车收藏迷们追寻的目标，有的收藏迷哪怕是弄到一件布加蒂压缩机就求之不得了。汽车收藏迷们见了这么多布加蒂车，都会满腔妒意，气得流泪：“真难看！”看上去，这些世上罕有的珍品，好像是被马马虎虎地堆放在一起似的。
施兰弗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布加蒂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弗听说厂里有23辆老式的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双排7汽缸赛车，参加过1930年勒芝24小时拉力赛。
后来，施兰弗又从美国芝加哥某个人手中买进30辆布加蒂牌汽车。那个美国收藏家要价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9万美元成交。
施兰弗买旧汽车真是到了发疯的程度。1960年一年里，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地运到米卢兹市。其中有的车子是在夜里才卸下来。所有的车子都用防水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所有的装运都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简直就像间谍小说一般让人感到神奇莫测。工厂周围装上了铁丝网和强光灯，还养有警犬。施兰弗挑选了40名宣誓保守秘密的工人，来这里全天上班，组装和修复这些收藏品。施兰弗骑着自行车在这里不停地巡视，不停地检查安全情况。当他发现哪个人胆敢偷看新到的汽车，就会狠狠地罚款，甚至把他解雇。
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施兰弗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卢兹人，我建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她。”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里，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仅33人，都是些大人物。
人们要问，施兰弗哪有那么多钱收藏汽车的呢？施兰弗是纺织厂的大老板，从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弟弟接收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越做越大。施兰弗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可是，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都发生了危机，许多人都碰到了麻烦，施兰弗也一样。由于需求突然下降，同时成本和工资直线上升，什么东西都乱了套。施兰弗最终决定：够了，不干了。
施兰弗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一门心思搞汽车博物馆。工厂关门，大批工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会出面谴责施兰弗经营不力，并把公司的资金用到汽车收集上去。施兰弗无奈，表示愿意把全部4个厂子卖给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人肯代他还债。债务约为6000万法郎。可是一个甘冒风险的买主都没有。
施兰弗的公司被列为财务清算状态。市政当局任命了一位著名的公司经理艾伯特来设法挽救这个集团。艾伯特建议用汽车博物馆来还债。他对施兰弗说，如果把你收集的旧汽车卖掉，就可以使你的纺织厂继续经营下去。他举例说，有个艺术品收藏家就是用他的藏画挽救了他的企业。可是艾伯特怎么也说不通施兰弗。
面对着大规模解雇的威胁，心坏不满的纺织工人们占领了工厂。施兰弗和妻子、女儿被迫躲了起来。工会组织工人们包围了施兰弗一家躲藏的别墅，把他们一家整整围困了72个小时。
施兰弗认为这实在太过分了，就向警方打了电话。法国防暴警察于第二天上午来到，他们全副武装，把施兰弗一家搭救出来。这一回全世界的报纸都充分报道了此事。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米卢兹的市政大厅里就传开，说那些收藏的汽车是如何如何的精美。时不时就会有市长身边的人来向施兰弗提出建议，希望他立遗嘱，死后把博物馆赠给市里。施兰弗说：“不行！那博物馆是我的。至于以后怎么处理，留到以后再说。现在我80岁，可是我会活到100岁，还有20年好活。20年以后就把它交给我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离开法国之后才8天，又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对施兰弗说，如果你把博物馆捐给市里、省里或国家，那么你的问题立时就可以解决。施兰弗又把他们撵走了。以后他们又来了好几回。施兰弗照样给他们吃闭门羹。他说：“要是没有我就不会有什么博物馆。而没有博物馆，米卢兹市就一分钱也不值。正是因为我才使米卢兹市闻名于世的。”
后来工会控告施兰弗，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国法庭于是向施兰弗发了逮捕令。
事后施兰弗回忆说：“他们这样做，为的是不让我在法庭上辩护。他们说发出逮捕令，是因为我可能胡乱支出公司的资产。我和我弟弟共有25家公司，我可以说没有一辆汽车是用公司的钱买的……”
施兰弗对那些收藏品的确爱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一共有600辆汽车，这些汽车一辆接一辆排起来，就能排出5公里的行列。为了不让汽车风吹雨淋，他得设法弄到2万平方米的地皮盖大厅，那大厅大得简直难以想象！多年来，施兰弗曾接到好些国家的建议，这些国家愿意帮他搬迁博物馆。当时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曾建议他把汽车搬到马德里去。此外他还接到过瑞士、意大利和阿根廷的邀请。可是施兰弗都谢绝了。他说他母亲是米卢兹人，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她的。
施兰弗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了。
米卢兹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计，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约660万美元），买下了施兰弗的汽车博物馆。
施兰弗说，如今实价应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在国际市场上，仅仅施兰弗的8辆1932年布加蒂牌轿车就值4400万法郎了。前不久，索斯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那时就相当于500万法郎。
再看看41型布加蒂牌轿车吧！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6.7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说是奢侈至极。此车由一部8汽缸、12.7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施兰弗收藏。
要想知道布加蒂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并不难。其中的一辆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拍卖价是惊人的1000万美元！可是，施兰弗的两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这辆车是世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蒂为他自己乘坐而造出来的。引擎顶盖占全车三分之二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样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华丽，内部装饰极度奢侈。前边两个座位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最保守的估价，也值3000万美元！
因此，在施兰弗宣布公司破产的时候，法国专家们把他的600辆收藏品轿车作价4400万法郎（660万美元），实在是够荒唐可笑的了。
米卢兹市政官员带领专家们，来到施兰弗的汽车博物馆给汽车作价的时候，都说这些车子又难看，又不好，不值钱，没有证件，而且复原得也不好。他们故意贬低这些收藏品，无非是为了压价。施兰弗气愤地说，他们简直是从我手里抢走的！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收藏品了。原先被他们说得一文不值，现在却成了引起轰动的东西。
法庭指定来分类并估价的一名专家名叫波莱恩。此人是个巴黎的拍卖商，常非法出售古画、法国家具、东方陶瓷和当代雕塑。波莱恩在米卢兹逗留了3个月。他说，许多车子不值得陈列到博物馆里，是些仿制品。他说这话显然指的是41型布加蒂的罗亚尔牌轿车，那是施兰弗要工人装成复制品但还未曾完工的。波莱恩又说，这里简直是个汽车房，不是博物馆。
施兰弗就像任何一个汽车收藏迷一样，对波莱恩的话嗤之以鼻。他说，你懂什么？你不过是个拍卖商，对于古老汽车一窍不通。
后来法庭请来一位真正的行家查佩伦先生，此人是巴黎工艺品博物馆的工程师。查佩伦看了布加蒂轿车，要求把引擎顶盖打开。为了填写报告单，查佩伦数了数那辆库珀·拿破仑型轿车，嘿，统共有16只汽缸！他坚持说这种车统共只有8只汽缸，因而认为这辆车不是真品而是仿制的。施兰弗很遗憾，竟连查佩他也不识货，真可惜！
直到1981年，施兰弗请来了巴黎的克里斯琴·许尔，这是法国高等法院和克里斯蒂国际拍卖行认可的唯一的一位古老轿车专家。许尔以严肃认真的而且是诚实的态度，把施兰弗的汽车定价为3.07亿法郎。他说他还可以多说些，因为克里斯蒂拍卖行作价为3.25亿法郎。真可耻，那些人把价钱定得那么低。他们简直是一伙盗窃集团。
施兰弗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里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的套问。套间在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里摆满了古旧家具，这并不给人以破败的印象。
施兰弗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卢兹市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弗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人自然不呆，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出国外。施兰弗又不甘心，于是他就在法国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卢兹市打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可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
有人问施兰弗，有朝一日你官司打赢了，你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笑笑说，不会的，因为我母亲是米卢兹市人。这场官司谁胜谁败还很难说，但是，施兰弗至少已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名。
（贺兰）
索尼巨子盛田昭夫
1946年的东京，到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残垣断壁，疮痍满目，一片凄凉。这年的5月7日，在东京市区一家被炸毁的名为“白木屋”的百货商店楼上，有两个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年轻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靠借来的527美元作资本，雇来了20名帮手，成立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这就是当今日本最大的电子公司——索尼公司的前身。现在，这家公司拥有职140多万人，在世界各地设有72家子公司及37家工厂，向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1万多种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年销售额高达50多亿美元，成为生产电子设备、电子仪器和电子装置的大型跨国公司。索尼公司以500多美元起家，经过40多年的发展，终于跃居日本电子制造业榜首，这无疑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推公司的创办人、现任董事长盛田昭夫先生。
盛田昭夫1921年1月26日生于爱知县的一个酿酒世家。盛田家族是日本最古老、最有名望的从事酿酒业的家族，其生产的名牌米酒“年节松”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作为家中长子，盛田昭夫理应子继祖业。因此，在他念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带他到酿酒公司的办公室参加业务会议，力图使他学会酿酒的经营之道。但盛田却对现代科学技术更感兴趣。他上中学时就对电唱机、收音机等新发明着迷，把放学后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装修这些电子玩意儿上。他亲手装了一部电唱机和一台无线电接收器，还制作了一张录有他自己声音的唱片，并在自己的电唱机上放了出来。到了高中三年级，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专业。后来，他不顾父亲要他选考经济专业以继承祖业的愿望，而考上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大学4年的学习，为他日后在电子行业的驰骋奔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44年大学毕业后，盛田被征召入伍，在海军里当技术尉官；不久就在海军研究中心仟技术工程师，从事热追踪武器的研究工作。这时，他认识了日本精密仪器会社的总工程师、比他大13岁的井深大先生，两人由此建立了长达40年的合伙关系，并共同创建了索尼公司。
1945年战争结束后，盛田昭夫回到家乡，不久在东京工业大学任教。一天，他偶尔从报纸上看到老友井深大正在筹办一家电讯公司的消息，便立即与井深大取得联系。经过多次磋商，他俩决定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家族长子，不继承自己的家业而与别人合伙开办公司，在日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井深大及其曾是文部大臣的岳父前田先生特地和盛田昭夫一起去他家，与他父亲商谈此事。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刚说明来意，早有思想准备的父亲便爽快地说：“我确实盼望昭夫能接我的班，掌管家业。但如果孩子为了事业的发达和发挥他的才干，而决心从事别的工作的话，我也认为他应该去干。”然后他笑着对盛田昭夫说，“你放心去干你最喜欢的事业吧。”原来，思想开通的父亲早就看透长子的心思，已安排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三子和昭来继承其家族的米酒酿造业了。事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回到东京，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就凑了500多美元的资金，在那座被炸毁的百货商店的楼上，创办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创建工作十分艰难，人手少，工资也发不出来。好在有盛田昭夫的父亲经常借款资助他们，使他们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当时日本市场上新式电动机和电磁扩音器十分紧缺，盛田昭夫他们抓紧研制，很快就生产出高质量的新型唱机电动机和扩音器，满足了市场需要，也保证了公司的财务周转，使这家小小的公司在强手如林的电子行业站稳了脚跟。
但是，盛田和井深大的真正目标，是致力于创造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不仅仅是做配件生意。
1949年的一天，井深大前往日本广播公司办事，偶然在那里看到一台美国造的磁带录音机。他不禁怦然心动，马上意识到这种高科技商品的巨大潜力。他回去后与盛田一商量，决定买下其生产专利。由于有早期制造钢丝机的经验，试制录音机并不难，而磁带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日本根本没有。盛田和井深大亲自动手，研制出以日本传统的“和纸”为底、上涂磁性粉的录音粉带。他们经过一年的奋斗，第一台盒式录音机终于在日本问世。只是这种录音机过于笨重，达35公斤，且价格昂贵，每台约500美元，在当时的日本很难卖出去。于是，公司召集有关人员，连续进行10天的智囊大会战，终于找到了降低成本、减小体积的种种办法。公司的第一代电子产品——磁带录音机开始走向市场。
为了推销录音机，他们可费尽了心机。一开始很难打开局面。他们意识到，仅有独特的技术，生产出独特产品，并不等于事业就一定成功，还必须重视商品的推销。于是，盛田昭夫从抓技术转向抓销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知法院的书记员紧缺，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盛田昭夫立即带着他的产品上门推销，仅日本高等法院就购置了20台，其它法院也纷纷效仿，带去的产品很快销售一空。初战告捷了。
接着，盛田开发了一种H型录音机，它的体积只比公文包大一点。这种H型录音机非常适合用来充当学校的教学工具，盛田就用它很快打开学校的销路，并且普及到全国。
盛田和井深大并不满足，进一步研制更具吸引力的新产品。正在这时从太平洋彼岸传来一个信息：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美国西方电子公司仅仅把这种晶体管用于助听器的生产。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门知识的井深大和盛田闻讯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良好的发展远景。1952年，井深大和盛因飞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西方电子公司的这项专利。西方公司的工程师殷勤地向他们建议，这东西可以也只能用于制造助听器。当然盛田和井深大对助听器不感兴趣，而是想运用它生产人人可用的电器产品。
回国后，他们欣喜地发现，晶体管和使用了40年的电子管一样能够放大信号，而且反应快、体积小、耗电省、可靠性强，非常有可能取代电子管。不知经过多少次试验和失败，盛田和井深大终于在1957年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在广告中，他们强调这种收音机小到可以放在衬衫口袋里。实际上，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还是比标准的男衬衣口袋大一点。为此，盛田要求公司所有推销员都穿上特制的衬衫，口袋比普通衬衣的大一点，刚好可以放下这种收音机。
为了给这个即将诞生的“亲生长子”取个响亮的名字，盛田和井深大冥思苦想，最后决定用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都能通用。不论哪个民族的人都不会读错而且易记的“SONY”命名。其含义是由拉丁文的“SONUS”（声音）和英语的“SONNY”（聪明可爱的小孩）两词合并而成，即“聪明可爱的孩子们组成的发声电器公司”。从此，盛田和井深大创办的“东京通讯工业公司”也正式更名为“SONY公司”，即“索尼株式会社”。
打上“SONY”商标首批生产的200万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刚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出现了爆发性销售的热潮。销售额高达250万美元，正好是购买专利所用资金的100倍。“索尼”的名称也响遍了全世界。1958年1月，索尼公司的股票正式以“索尼株式会社”命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晶体管的采用成了索尼公司迈向开发一系列电子产品的跳板。公司在1958年推出第一个调频晶体管收音机，1959年推出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视机，1960年则又推出晶体管录像机，1961年推出第一台小屏幕晶体管电视机。索尼在世界电子行业中由此获得了“先驱者”的美誉。
随着事业的发展，索尼公司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早在1953年，盛田就去欧洲访问，参观举世闻名的大企业。在荷兰，他参观了菲利浦电气公司，一方面为它取得的巨大成就惊叹不已，另一方面，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面积比日本九州岛还小的荷兰，像菲利浦这样大规模的电器制造公司，是怎样从制造灯泡的小工厂发展起来的？深入调查后，他明白了菲利浦是个国际性企业，其本部虽在荷兰，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早已扩展到世界各国。他恍然大悟：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如同池塘和鱼的关系，只有在大池塘中，才能养出大鱼来。从此，索尼公司的经营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上了国际企业化的道路。盛田与井深大进行了分工。井深大在国内潜心研究，不断推出新发明，而盛田则在欧洲及北美调查国际市场行情，推销新产品，设立国外分部。
50年代后期，正是美国经济的高涨时期，就业率很高，国民富有进取精神，崇尚新事物、新产品。索尼公司开始进军美国市场，盛田推出的第一张王牌产品就是晶体管收音机。
盛田带着几打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的样品，到纽约的零售商店按户推销。“只有人手一台，才能互不干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自己喜爱的节目啊。”盛田令人信服的劝说，使一份份的订单蜂拥而至。索尼的产品就这样进入了美国市场。
尽管索尼当时在美国尚没有什么名气，但盛田对自己的品牌十分珍惜。在推销中，有一家大公司特别看好袖珍收音机，开口就说：“如果让我们经销，先订货10万台。”10万台，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盛田在进一步商谈细节后竟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这笔订货。原来，该公司按照惯例都有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把他们的OEM商标标在袖珍收音机上，而不能用索尼商标。因为他们公司的名字是块金字招牌，有50多年悠久历史了，而索尼的名字美国人几乎闻所未闻。
对此，这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大惑不解：“你们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好名声赚一大笔钱呢？”盛田却有自己的见解：“10万台的订货量的确很有诱惑力。如果接受这笔生意，索尼的经营现状就会大大改善。但我拒绝了。因为我今天带来的新产品正是为了我们公司的SONY商标在50年后能风行全世界，能像你们的招牌一样成为金字招牌。如果按你们的条件用OEM商标的话，我的这个梦想就永远不能实现了。”
几年后，当带有“SONY”商标的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充斥美国市场时，人们才不得不佩服盛田当年的做法。美国“增你智”公司董事长约翰·尼温对此赞叹不已：“如果他接受了那个条件，索尼这个名字在美国就无人知晓了。”
随着在美国的业务的发展，盛田在1960年2月正式创建了“美国索尼公司”。1961年6月，索尼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发行200万股股票，成为第一家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的日本企业。
1967年10月的一个晚上，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井深大等主要负责人与技术人员一起坐在实验室里，经过整整6年的奋战，世界上第一台单枪三束彩色电视机终于在这里诞生了。盛田认准这种新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后，就决定立即在美国就地生产。197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索尼电视机厂正式投产。“美国制造”的索尼彩电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美国和中南美市场。
几年后，日本其它一些企业由于大量向美国倾销产品，日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索尼公司由于已在美国办厂，在这场贸易战中，竟然相安无事，充分证明当初盛田决策的正确性。
1974年，索尼又在英国的布里金德开办了彩电工厂。接着，在亚拉巴马州的多桑开办了音频、视频磁带厂。1981年在法国的贝思尼创建了一家磁带厂。1988年，索尼又作出惊人之举，以3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从而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
“菲利浦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30多年前，盛田昭夫参观荷兰菲利浦公司发出的豪言壮语终于被证实了。如今，索尼公司已在西欧、美国、东欧、巴西、中国等地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公司的出口额占总营业额的60％以上，其经营的项目也由单一的电器转为多元，成为与通用汽车公司、西门子、菲利浦等并驾齐驱的第一流跨国大公司，蜚声全世界。
索尼公司能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与盛田昭夫一贯重视人才开发、不拘一格使用贤才有极大的关系。他曾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学历无用论》。他认为，学历无用并非看不起学历，而是不能光是以学历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以资历为主和看重学历的做法是阻挡许多年轻有为的工作人员发挥自己能力的一大障碍。因此，索尼公司必须以“人尽其才，根据实际成绩和工作能力来安排人才”作为指导思想，才能使索尼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盛田自己便率先实践这一思想。1971年他接替井深大担任索尼公司总裁。1979年他就公开表示：我不想恋栈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我也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我的儿女，我只是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
3年后，一位男中音演员出身的人出人意料地坐在了索尼公司总裁的宝座上。
他叫大贺典雄。他与盛田相识纯属偶然。1950年，盛田生产了第一台磁带录音机。当时，大贺还是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的学生。他以一个歌唱家的眼光写信给盛田，用未经斟酌的语句告诉他，这种机器的性能不好，声音失真太厉害，歌唱家需要的是一面镜子——听得见他声音的镜子，因此，他认为这种录音机只不过是一堆废物。对他的尖锐批评，盛田非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所谓的镜子想法非常中肯恰当，具有挑战性，就给大贺回信，聘请他担任公司的兼职顾问。
1954年，大贺大学毕业后到柏林留学，接受为期3年的音乐深造，并在欧洲参加巡回演出。在这一时期内，盛田依旧积极地与大贺取得联系，坚持不断地把工资寄给大贺，并要求他留学回国后继续帮索尼干事。盛田所做的一切令大贺深为感动。1959年，他们两人结伴前往欧洲旅行，盛田想通过这次旅行为索尼推销调频晶体管收音机等产品。最后他们乘船从英国出发转道纽约回国。在4天零10小时的漫长旅程中，他俩无所事事，只是不停地促膝谈心。盛田昭夫发现大贺典雄的音乐造诣对以声音和影像为主的索尼很有用处，而大贺也颇懂得一些经营之道，于是就对他说：“你作为一位声乐家是一流的，但是，我认为你作为实业家的才能将更加突出。”就这样，在盛田的鼓励下，这位男中音歌唱家弃艺经商，跨进了实业界的大门。
大贺典雄最初担任索尼公司磁带录音机生产部门的总经理。1961年，盛田又提拔他为产品设计部部长。几年后，他又出任索尼与美商组建的合资企业“哥伦比亚—索尼唱片公司”的社长。大贺没有辜负盛田的期望，工作十分勤奋，在经营战略上也很有研究。他还发挥自己在声乐方面的特长，在选择录音曲目、保持音色纯正方面非常在行。为了发展新兴的唱片业，在80年代初，大贺着力于开发可在数控状态下复制音乐的激光唱片。他先后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和卡拉扬合作，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激光唱片和激光唱机。他领导的唱片公司也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第一流的唱片公司。
1982年9月，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股东非常大会上正式宣布任命大贺典雄为公司新任总裁。“伯乐”盛田作出的这项明智、正确的决策，获得了股东们的一致赞扬。
在盛田和大贺的共同努力下，索尼公司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手提式CD磁碟唱机、随身听、3.5英寸小型软式磁碟片、超速录像机系统、8毫米“伴君走”55型摄像机、家用立体音响组合、电子摄影机、高清晰度电视摄像机……一个个领先世界的新产品伴随着索尼公司的美名传遍了全球。
盛田昭夫如今虽年逾七旬，但对事业的勃勃雄心仍不减当年，正为实现他的“世界的索尼公司”而四处奔波着。40多年来，他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了解各国的市场行情和推销产品，累计飞行里程达5000多万公里，等于绕地球130周。现在一他一如既往，遍访五大洲，正在为绘制索尼公司21世纪的宏伟蓝图而终日辛勤工作着。
（陈济众）
香港大亨霍英东
在港台的亿万富翁中，霍英东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这不仅因为他个人资产大约有130亿港元，更因为他连续几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在1993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然而，霍英东的出身，也许要算亿万富翁中最苦的一个！
他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甚至贬称为“水流柴”、“蛋家仔”，意思是这样的人无家无业，像水上漂浮的柴片一样到处漂流，像浮在水面的半个鸡蛋壳，随时都可能被打翻沉入水底！
1922年秋天，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他最初的名字叫霍好钊，后来改叫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自己改名英东，意思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在香港做驳运生意，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卸上自己的驳船，再运到岸边码头。出的是牛马力，挣的是血汗钱，一家人艰难度日。全家人一年到头连鞋子都不穿，这也成了他们被人取笑的特征。霍英东至今还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特别穿了双新鞋上岸，可是在大排档吃馄饨时，他不知不觉间就把鞋子脱掉了，吃完后赤着脚就走，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一双鞋！“舢板客”的生活不但贫困，而且危机四伏。霍英东7岁那年，在一次风灾中，他的父亲因为翻船被淹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绝。俗话说“祸不单行”，仅仅过了50多天，霍家的小船又一次翻在大海里，两个哥哥葬身鱼腹，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母亲死命抱住一块船板，侥幸被过路的渔船救下一条命。当时霍英东因为在海边找野蚝，不在船上，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母亲再也不敢居住在舢板上了，带着霍英东和2个女儿，搬进了湾仔的棚户区，同另外50多家人，同住一幢破旧的房屋。这里一半的人都患有肺病，经常有人死去。母亲勉强维持着驳运的生意，同时还为船员洗补衣服，艰难地养活一家人。小小的霍英东，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住上高楼大厦，而他们家却这样贫困。在河滩上玩耍时，他常常用泥土盖起一幢幢的“房屋”，兴冲冲地说：“妈妈，这是给你的！姐姐，这是给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