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因为自己不识字，在经营中常常吃亏，所以宁可自己多吃苦受累，也不让霍英东当童工，而坚持让他去免费的新梅小学读书。天性聪明的霍英东，学习极其刻苦。偶尔有一次考试成绩在第三名以下，他就觉得脸红，感到对不起母亲和姐妹。听到儿子琅琅的读书声，母亲便感到心中有了新的希望。12岁那年，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拿回了小学毕业证书，对母亲说：“我读完小学了，以后让我帮你干活吧！”母亲拍拍懂事的孩子，说：“儿啊，我要供你多读几年书，让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全家人节衣缩食，把霍英东送进了香港有名的皇仁书院读中学。皇仁书院每个月的学费就是5元钱。这对于他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实在是过于昂贵了！霍英东第一次交学费，母亲四处筹措，仍然没凑齐5元钱。这时，他14岁的姐姐，默默地翻出一个手绢包，取出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那一枚枚磨得发亮的铜板，是她牺牲了多少女孩子吃零食、买小玩艺的快乐才保留下来的啊，她却心甘情愿地给弟弟做了学费。霍英东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化为自己勤奋读书的动力！每天晚上，他还要帮母亲做账、送发票，然后才能坐下来，一直读书到深夜。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霍英东常常想倒下来大睡几天，但他仍支撑着那瘦弱的身子，一天一天地熬过来了。
他读到中学三年级时，日本侵略军打到了广东。家里再也交不起学费，霍英东也不愿再死啃书本，他恳求母亲说：“我已经是18岁的男子汉了，让我干活吧！我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母亲终于辛酸地默许了。
赤手空拳的霍英东，从香港社会的最低层，开始了他的人生奋斗。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单薄了，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刚上岗就被辞退了。不久，日本占领军扩建启德机场，需要大量劳工，但工资非常低，每天只给半磅配给米和七角五分钱。而霍英东从他家所在的湾仔乘车到机场，路费就得要八角钱！霍英东没有办法，只好多吃苦跑路，省下这笔交通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步行赶到码头，花一角钱渡过海，然后骑车赶到机场上班。劳工们干的都是苦力活，挖石抬土，消耗很大，但食物却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一碗粥和一块米糕。霍英东总是感到又累又饿。有一天，工头让他去搬重达50加仑的煤油桶，结果被砸断了一根手指！那工头也是中国人，出于同情，把霍英东调去学做汽车修理工。可是没过多久，喜欢冒险的霍英东自己试开汽车，结果把车撞坏了，又被炒了鱿鱼。
那几年中，霍英东简直像俗话说的，“倒霉人喝水都牙痛”。有一天，他听说日本人高价收购海草制造药材，于是用经商的积蓄买了一艘大摩托艇，在炎热的夏天，带着80个渔民到东沙群岛上去采集海草。由于荒岛上缺乏淡水，缺乏食物，而温度又高达40多度，他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苦苦熬了半年，结果打回的海草卖得的钱，刚刚能够开支，连一分钱都没赚到！
不过，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却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了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当时，在湾仔附近，有一家不大的杂货店，那是他母亲和13个合伙人共同买下的，霍英东曾在那里负责管理店务。那个店虽然小，生意并不差，有时他必须面对十几个顾客，应酬稍不周到，顾客就会掉头离去。他尽量做到眼快、嘴快、手快，留住顾客，做好生意。这种实际训练使他培养出了灵活的处事方法和敏捷的算术头脑，为他以后做大生意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小店早晨6点就开门，晚上10点才关门，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晚上打烊时还留着一扇小门，以备顾客的临时需要。这样做，霍英东自然非常辛苦，但小店的经营却很有起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英东终于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可以卖出不坏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成了个读报迷，专门注意报纸上拍卖日军剩余物资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由于缺少资金，他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8万港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地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可是由于他经常冒险，母亲在生意上从来不肯信任他，也不肯给他钱去冒险。霍英东眼睁睁地看着一笔大买卖就要落空，正在着急，幸亏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净赚了2.2万港元，这是他在那几年中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了。虽然利润不算太大，但却为霍英东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霍英东就预料到，香港航运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也和别人一样，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当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就比较慢。他苦苦地思索改革房地产经营的方法，却没有结果。
有一天、有个老邻居到工地上找他，说是要买楼。霍英东抱歉地告诉他，盖好的楼已经卖完了。邻居指着工地上正在盖的楼说：“就这一幢，你卖一层给我好不好？”霍英东灵机一动，说：“你能不能先付定金？”邻居笑着说：“行，我先付定金，到盖好后你把我指定的楼层给我，我就把钱交齐。”两人就这样成交了。
这个偶然的事件，却使霍英东得到了启发。他立刻想到，他完全可以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想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个办法不但能为他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还能大大推动销售！
因为，房产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要想买一幢楼，就得准备好几十万元的现金，一手交钱，一手接屋，少不得一角一分，拖不得一时一刻。当时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房产，所以房地产的经营也就不可能太兴旺。现在霍英东采取的房产预售的新办法，只要先交付10％的定金，就可以购得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新楼。也就是说，要买一幢价值10万港元的新楼，只要付1万港元，就可以买到所有权，以后分期付款。这对于房地产商人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人家交付的现金，他们原来只够盖1幢楼的钱，现在就可以同时动手盖10幢楼，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购买房产的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先付一小笔钱，就可以取得所有权，待到楼房建成时，很可能地价、房价都已上涨，而已付定金的买方只要把房产卖掉，就有可能赚一大笔钱！因此，很快就有一批人变成了专门买卖楼房所有权的商人，这就是后来香港盛行的“炒楼花”。
霍英东把这叫做“房地产业的工业化”。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大大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实行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创造性的经营方式。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会内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霍英东还有个美称叫“海沙大王”，也来自他在经营上的创新。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进入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也必将有大发展，所以大胆地吃起了这只“螃蟹”。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挖泥船，命名为“有荣四号”。当时亲朋好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将如此之大的投资用于风险很大的淘沙业，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啊！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出霍英东所料，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淘沙的效率，降低了成本，赢得了利润，淘沙船在霍英东手中简直就成了神话中的淘金船！霍英东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又从国外订购了一批淘沙机械船。香港经济起飞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作建筑材料的黄沙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队因此财源滚滚，成了他的又一株“摇钱树”。
身为亿万富翁的霍英东，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从70年代开始，热爱体育的霍英东，就积极努力争取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74年，他以香港足球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亚洲足球协会会议时，努力争取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使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协会的会员席位，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的通道。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出了个特级体育大使霍英东！
此后，在中国取得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羽毛球协会、国际篮球组织等体育组织席位的过程中，霍英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同时，他还不惜资产，在经济上支持发展祖国体育事业。1979年他成立了总资产达15亿港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霍英东率先积极地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从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从公路到桥梁，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从暨南大学到英东游泳馆……霍英东的总投资在10亿港元以上！他一再表示，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并不希望把钱留给子孙，只想在去见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一时竟回答不出来，却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薛冰）
从脚夫到富豪
佐川清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货运大王，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创建的“佐川捷运”货运公司从一无所有、肩背手提起家，30年中迅速地发展为在日本商业运输界名列第一的超级企业，在国际运输界也占有重要地位。佐川清的成功被视为日本战后的一大奇迹，而一些喜欢渲染的大众传播媒介更将其称为“现代的神话”。
佐川清是怎样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说起来，倒是很有些传奇色彩。
应该说，他的出身并不贫苦，佐川家在新渇县颈城郡板仓村可谓第一世家，同时也是大地主。佐川清的父亲彻治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家里一切均由妻子掌管。佐川清在家里是老三，他有两个哥哥和一弟一妹，从小被称为“佐川少爷”。
然而，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在亲戚的撮合下，又娶了一个女子小学的教师为继室。这个继母的到来，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佐川清是他们兄弟几个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也数他对这个继母最为反感；继母对丈夫前妻的孩子本来就没有感情，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更是厌恶之极，想尽办法虐待他，主要手段是不给他吃饭。父亲不经常在家，后来他知道老三与继母的关系紧张，但拿后妻也没有办法，只好装作不知道。继母的手段越来越狠，佐川清小小年纪就产生了逃出“地狱”、离家出走的想法。
在学校里，他学习成绩不好，各门功课都是勉强及格。但他喜欢运动，从小又被继母逼着干一些重体力劳动，身体锻炼得非常强健。他也经常跟人打架，是当地有名的“孩子王”。小学读完，到了初中他就越来越差，几乎门门都不及格。教师希望他退学，但碍于他父亲的面子不好明说。佐川清意识到了，于是他瞒着父亲写了一份退学报告。教师问他父亲是否知道这件事。他点了点头。于是，教师当时就给他办了退学手续。父亲知道老三不是块读书的料，事后发了一通火，也就算了。
这时，佐川清已经下决心离家出走，那一年，他15岁。离家的时候，身上仅有5毛钱，买了一张火车站台票，混上火车，到了京都却出不了站。在站台上，他看见一个身穿“丸源”号衣的脚夫，他记得，有个表兄叫伊藤芳治，就在一家丸源运输公司工作。
佐川清觉得自己有一身力气，正可以干脚夫。于是那位脚夫把他带到广岛县的尾道市，“丸源”公司总部就在那里。在尾道，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货运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也就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日本江户时代，脚夫这个行业相当于后来的邮政快递。到了明治时代，有了国家邮政，脚夫业在制度上被取消，但民间快递形式仍旧存在，主要是运送包裹。
后来他的父亲从表兄处得知这个消息，专程赶到尾道，将他带回家去。但过了没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仍去尾道干他的脚夫。放着少爷不当，却要当脚夫，在一般人想来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他这人天生就注定与这一行有缘。
1942年，佐川清20岁了。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他已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当他去接受体检时，虽然他的体格十分健壮，却因小时候打架造成右耳失聪，被判为“第二乙种”，也就是不合格，竟因此让他躲过了服兵役。
后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死伤惨重，战争已经打到日本本土。军国主义政府还想作垂死挣扎，那时便不管是“第二乙种”还是“丙种”体格，统统都要上战场了。佐川清接到入伍命令后，接受了3个月船员训练，接着就被派到7000吨运输轮“罗新丸”上当船员。这时是1945年8月，战争已经即将结束，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他想，这一去多半是回不来了。怀着这种伤感的心情去餐馆喝酒，不料竟喝醉了，等他赶到码头，船已经开走了。“罗新丸”是只运兵船，在开赴前线的途中被美军潜水艇击沉。若不是他喝醉了酒，定然是葬身海底无疑了。如果战争仍继续进行，佐川清也不免会被以临阵脱逃罪处决。但幸运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投降了，军队解除了武装，也就没有人再来找他麻烦。
由于战争末期遭到美军飞机不分昼夜的空袭，战后，日本许多都市已是一片废墟。重新建设需要大量人力，佐川清毫不费力就在一家承包土木工程的叫“栗和田组”的建筑队找到一份工作。他干得很出色，不久就被提拔为老板的助理。之后，老板又想招他为女婿，而佐川清心中却一直思念着家乡的一位名叫幸惠的农家女，两人已经私下订了婚约。老板的一番美意使他觉得不便当面拒绝，只好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不辞而别，到东京都立川市另一家建筑队“池田组”工作。因为此时他已经熟悉了土木工程，很快地又在那里崭露头角，老板有什么事都把他叫去商量。
池田组承包的是美国占领军方面的工程，工作多得做不了。这时的日本，最缺乏的是人力。招募能干活的青壮年是很困难的。有一天，老板把他找去，问他能否想办法招些工人来。佐川清答应试试看。他回到家乡板仓村寻找童年时的朋友，请他们分别再去招募一些人。后来，居然凑了75个人。他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老板，那边立刻接下了占领军的全部工程。
佐川清理所当然地成了这75个人的头儿。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提前完成了那批工程。为了感谢和慰劳这些乡亲们，佐川清摆酒设宴。在酒宴上，有人提出今后仍想跟他干，其他人都附和。佐川清知道，工程一旦结束，工程队只有解散，池田组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收容。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立独立的工程队，由他来当老板。
佐川清思量再三，当他向池田组老板说明这个意思时，没料到对方竟很爽快地应允了：“就这样吧，我知道你这人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的人。”
于是，佐川清在1948年成立了“佐川组”。这一年，他才26岁，在这一群人中，他是老大哥。他并没有以老板自居，付给手下工人的工资是当时一般土木工的2倍。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来，这些工人干起活来个个像拼命一样不遗余力，工作效率出奇的高。
事业有了起步，佐川清又想到与幸惠的婚约。可是自从栗和田组的老板想招他为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幸惠就离家去城里打工，一直下落不明。幸惠这样做是为了佐川清，想到这，他心里就很难受。有一次，他喝了酒以后，无意中把心里的秘密吐露了。因为都是乡亲，大家都知道幸惠，也知道她是个既能吃苦又非常贤惠的女子。
过了不久，有人打听到，幸惠在大阪的一家餐馆当女招待。为了成全老板，做一件好事，他们中的一个专程赶到大阪，找到幸惠。这人并没有说佐川清还在思念她之类的话，而是撒了个谎，说佐川清在立川被人打成重伤，“老板奄奄一息，说想见你一面，请务必帮忙！”
幸惠什么也顾不得了，随即跟那人赶到佐川组所在地。
佐川清自然是蒙在鼓里。恰巧那一天他们收工早，半路上又喝了杯酒，当他有说有笑地回到工棚，突然看见幸惠坐在那儿，两人都大吃一惊，以为是在梦中。
就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既没有煤人，也没有盛大的婚宴，买了酒来，大家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就算结了婚。婚后，夫妻俩仍住在工棚里。幸惠给工人们做饭，他们都将她视为大姐。整个佐川组像个热闹的大家庭。
1955年，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为了孩子读书，夫妻俩决定结束到处漂泊的工棚生活，在京都车站附近买了一处住房，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年轻的组员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他们家吃喝，幸惠一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一样看待，不论他们怎么胡闹也不会摆脸色。后来，这些组员吃过后就索性住在这里。老板的家也就成了他们的家。陆陆续续一共住进来二三十个人，本来就不宽敞的房子这一来就变得很拥挤，加之他们毕竟都是没有文化的单身汉，少不了酗酒、唱歌、喧闹、说粗话，川清对此感到非常头痛。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是不利的，但又碍于情面，不便开口请工人们搬走。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解散佐川组。为了不使组员们感到被抛弃，他和幸惠把剩下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分给他们，这样，大家总算客客气气地分了手。
这时，他们除了有一处住房之外，几乎又是两手空空，甚至连自己眼前的生活费都没有留下。佐川清埋怨妻子：“平均分配也应该有我一份呀！”
幸惠笑道：“你不是说把钱平均分给大家吗？我没想到还有你的一份。”
“难道我们不过日子了？”
“我们不是还有力气吗？再从头做起就是。”幸惠是个乐观的女子，什么困难都不放在心上。她的这种豁达和大度感染了丈夫，他的情绪又变得开朗起来。
“从明天起，我还干脚夫。”佐川清在尾道干过脚夫的行当。这是个只需要力气，没有本钱也能从事的职业。不过这一次他不想给人家干。他要独立门户，打出自己的招牌。
1957年3月是“佐川捷运”创业的日子。
招牌有了，然而却没有雇主前来光顾。佐川清在京都和大阪之间挨着门去问那些批发商：“要不要脚夫？”回答总是令他失望。其实这也不奇怪，脚夫是替人送货的，信誉非常重要，谁敢随随便便把货物交给一个毫无信誉的年轻人？
开业一个多月了，佐川清每天像乞讨一样挨着门一家家问有没有货要送。他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用自己的真诚打动这些商人。终于，在第45天，大阪鳗谷街一家叫千田商会的老板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跟他闲聊了一会儿，千田先生提到丸源的伊藤芳治，佐川清说是他的表兄。
千田先生吃惊道：“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至少他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呀！”
佐川清说：“我曾经在丸源干过脚夫，现在想独立，但不想借着表兄和丸源的信誉而谋生。我要靠自己的力量。”
千田先生点了点头，他很赏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做照相机生意的，当即就拿出10台照相机，请佐川清送到京都的一家店里去，而且不收他保证金。
“真的可以吗？”佐川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田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
佐川清接受了货物，飞快地送到了目的地。从此以后，情况渐渐好了起来，京都和大阪的批发商之间开始有了这样的说法：“常常来拜访讨工作的佐川清好像是个勤奋能干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越来越多的商人愿意把他们的货物交给佐川清。而他，也分外地珍惜这每一份工作的机会，其他脚夫不大愿意承揽的活，只要找到他，不管是否吃得消，他总是一口答应下来。
也是在大阪的鳗谷，一家叫做“光洋轴承”的机械商请佐川清送轴承到京都，每个轴承重50公斤，他每天运送7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他硬是咬牙坚持着干，绝不说吃不消之类的话。机械商深受感动，决定将他定为商行的专属脚夫。
幸惠不忍心让丈夫这样受累，她提议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辆放在大阪车站，另一辆放在京都车站，这样，市区的路上就可以省点力气。后来，需要运送的货物越来越多，佐川清一个人显然是来不及运了。幸惠要去帮着运，丈夫没答应。可是，幸惠也很倔犟，瞒着佐川清当起了脚夫。好在她从小是吃惯了苦的，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货物，居然还面带微笑跟熟人打招呼。后来，人们都称他们这对夫妻为“大阪的鸳鸯脚夫”。
有一次，佐川清送了货，骑着空车回来，无意之中看到幸惠在街对面提着一件很大的货物向相反的方向走，她另一只手牵着老二，老大正明走在后面，手里也提着一小件货物。佐川清站住了，望着母子3人的背影，潸然泪下。这情景使他终生难忘。
佐川清真正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他深深地懂得，要想得到客户的信任，只有凭自己的一片诚意。
生意像滚雪球一样，终于发展到夫妇俩无法处理的程度，佐川清这时就决定雇用人手。
到1959年，“佐川捷运”已经在大阪、敦贺、福井、金泽、富山建立了5个分支营业处。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他先后添置了13辆摩托。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给运输业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佐川捷运”以脚夫精神为公司的根本，创造了良好的信誉，自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后来摩托又换成汽车，而且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到1978年，“佐川捷运”成立30周年时，已拥有8700辆汽车，221家店铺，从业人员1.65万名，年营业额2850亿日元（约合19亿美元），收益超过了“日本通运”，名列日本商业运输界第一。
目前，“佐川捷运”已经完全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它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电脑系统，具备第一流的巨大流通中心。为了不使“佐川捷运”沾染上所谓“大企业病”，佐川清毫不放松对职工进行“脚夫精神”教育，强调“回到原点”，那就是保持创业之初的艰难奋进精神。他打算在21世纪将公司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陆地、海上和家中。他给自己准备的墓志铭是：“一个一生额头上流着汗拼命工作的人，长眠于此。”
（华炳）
皮尔·卡丹的帝国
法国服装大师皮尔·卡丹如今可谓名传天下，誉满全球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皮尔·卡丹凭着他超人的才气崛起于服装设计业。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神话，法国人公认他是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人，一个极具传奇性的人物。不仅是他的名气，他的企业也是遍布全球。他拥有98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公司，共有雇员18万人；他领到的营业执照多达720个。眼下，他所经营的产品已远不止服装了：汽车、飞机、家具、地毯、灯具……几乎一切商品都包罗在他的庞大帝国中，并且都印有皮尔·卡丹的商标。这个“卡丹帝国”的总部就设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旁边。
其实，皮尔·卡丹并非法国人，他192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近郊。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以种植葡萄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家迁往法国。当时皮尔·卡丹只有2岁。他父亲不会法语，在法国找不到工作，家境相当贫困。皮尔·卡丹的童年是在格勒诺布尔和工业城市圣艾蒂安度过的。他从小就非常向往巴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不到20岁。有一天早晨，他对父母说：“我要去巴黎。”父母没有表示反对。次日，他便带着一只破箱子，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动身了。
到了巴黎后，他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于是四处流浪。当时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巴黎，由于他违反了宵禁令，被关进了监狱。后来经过审查，证明他不是犹太人，德国人才把他释放了。
身无分文的皮尔·卡丹仍到处游荡，走投无路时，偶然看见一家时装店的橱窗上贴着招募学徒的广告，于是便走进去应试。由于他从前曾学过裁缝，所以被顺利地录取了。从此，他在服装业的天地里左冲右突，尽情地施展他的才华，开始了奋斗的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头到尾学这个行业的。我喜欢把一件衣服从头做到尾，从画图、剪裁、缝合、试样直至销售。”他一丝不苟地学习，掌握制衣的每一个细小环节。
这家服装店是专门出售男性服装的。和女性服装比起来，男式服装花样少一些，但制衣的要求却比女式服装高。在这里，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5年，皮尔·卡丹转到“帕坎”时装店搞设计。当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在这家店订做服装，这也给了他一个得以崭露头角的机会。在皮尔·卡丹成长的过程中，法国现代派作家让·郭都和画家克里斯蒂昂·贝腊的美学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1946年，他又转到著名的“迪奥”时装店工作，在那里，他获益匪浅，学会了制作既符合时尚、又大方高雅的时装的技能；凭着他的聪明才能，渐渐在法国时装业中站稳了脚跟。
1950年是皮尔·卡丹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里什庞斯街租了一间房，首次展出了他设计的戏剧服装和面具。虽然展出地点条件比较差，却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小小的成功给了他更多的信心，他决心大显身手干一番了。
3年后，他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女装设计，并一举成名。
皮尔·卡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巴黎的大小报纸上。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们不嫌他的门面小，纷至沓来，要求订做。1954年，他的时装店正式开张了，地点在圣君子旧郊大街。
皮尔·卡丹是一个非常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具有独特的商业眼光，加之他的锐意进取精神，不久就打开了时装业的新天地。在法国，时装业本来是一个限制极严、顾客有限的特殊行业。巴黎时装店虽多，但够得上“高级时装”水平的服装企业也只有23家。皮尔·卡丹首先意识到，高级时装只有在群众中开辟市场，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1953年，由于他改变了时装经营的方式，把量体裁衣、个别订做改成小批量生产成衣，并不断地更新款式。这样做，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给他的服装业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小批量投放市场的时装，既不落套，又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无异于是给他自己的设计做广告。而喜欢他作品的女子都有可能穿上他设计的长裙，这又打破了服装的阶层局限，可以说是服装业的一次革命。
后来，他又把主攻方向改为男式时装。这在服装业中又激起一致的愤慨，因为，按照法国的传统，一位出色的时装设计师，只应该缝制女人的服装。
当皮尔·卡丹第一次展出各式成衣时，人们就像在参加一次真正的葬礼，他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结果，他被雇主联合会除了名。不过，几年以后，当他重返这个组织时，他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
他从大学里直接聘请时装模特儿，使人们更了解他的服装，这一招确保了他的成功。然而，他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他的成就得到同行们一致公认的时候，他却预言高档时装正缓慢地走向死亡。他毅然地抛弃了服装业的明星制，把大批成衣送到各大百货商店去销售。此举又一次招来同行们的怨怒和责备，他们认为皮尔·卡丹这样做是肯定要毁掉时装业的。
时至今日，哪家服装厂不在广泛地销售自己生产的成衣呢？然而在当时，他的做法的确是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皮尔·卡丹承受了同行的攻击，他知道，那是开创和振兴服装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959年，皮尔·卡丹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措，他异想天开地办了一次借贷展销。可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他从时装业的象牙之塔上栽了下来。服装业的保护性组织时装行会对他此举感到万分震惊，再次将他抛弃。
痛定思痛，皮尔·卡丹并没有彻底灰心，他决心东山再起。不到三四年工夫，他居然又被这个组织请去当主席。
皮尔·卡丹的名气与日俱增，名流和贵族们纷纷请他设计时装。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对此厌倦不堪。他想：为什么光为这些人服务呢？不仅要向富人，也要向大众提供更多我设计的服装。
于是，他扩大经营的范围，不仅有男装、童装、手套、围巾、鞋帽、挎包，而且还有手表、眼镜、打火机和化妆品。并且，他将自己的企业不断地向国外扩张，首先在欧洲、美洲和日本得到了许可证，打开了市场。1968年，他又增加了家具设计，渐渐形成了“皮尔·卡丹”商标的系列产品。他成了拥有自己银行的时装家，在世界五大洲80个国家内，有他的600多家工厂、企业，产品基本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开始拥有一个帝国。
他曾经自豪地说：“我可以睡卡丹床，坐卡丹椅，在一切由我设计的饭厅里吃饭，用我的照明灯，去剧院看戏或参观展览，都可以不出我的帝国。”
“卡丹帝国”从时装起家，30年来，始终是法国时装界的先锋。1983年，他在巴黎举办了题为“活的雕塑”的表演，展示了他这些年设计的妇女时装。漂亮的时装模特儿穿着他历年设计的有代表性的服装依次出场，手中拿着标明年代的牌子。令人叹服的是，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他设计的时装却仍显得很有生命力，并无过时之感。
毫无疑问，皮尔·卡丹在审美的领域中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他非常大胆，不拘泥于传统。他的服装线条明快，富有青春感和时代感。他设计的家具、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如大衣柜、桌子、沙发、台灯、钢笔、餐具无不造型新颖，光彩夺目。他也曾为美国的大西洋飞机公司设计小型的私人飞机造型。此外，他还为美国的“凯迪拉克”牌豪华车和一次汽车展览会作过设计。人们相信皮尔·卡丹的设计永远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创造力永无止境。
1981年，皮尔·卡丹又有一个惊人之举：他买下了巴黎协和广场旁边、皇家路上的“美心饭店”。两年以前，他已经拥有“美心”餐室集团的控股权，可以使用“美心”这个名称经营餐馆了；随后，他又收购了27％的股份。他买下“美心”这块金字招牌，不仅是要把它作为法国烹调业的一个光辉标志珍藏起来，更主要是用来招财进宝，变成一件能够产生高额利润的工具。他以这个商标经营各种食品，包括饼干、糖果、沙丁旦、果酱、香槟酒以及各种罐头，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把法国式的烹调和时装结合起来，作为法兰西文明的体现。
皮尔·卡丹终究还是位艺术家，事业发展的同时，他还办了名为“卡丹场所”的综合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协和广场和总统府之间的加勃里埃尔街，面对香榭里舍大街花园。这座乳白色别墅型建筑，上下共三层，设立了剧场、展览厅、会议室等，经常上演戏剧，举办美术展览和皮尔·卡丹自己设计的服装表演。
皮尔·卡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年轻时，他只在维希红十字会开设的学校里学过不长时间的会计课程，而今，他居然裁减了一位财务主任，由他亲自掌握财权。这件事又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令人惊叹：他管理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事业，这要花费他多少精力呀！
他所以能做到随心所欲，是以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为代价换来的，他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铅笔，每当他不想睡的时候，就进行他的伟大的设计和构想。他在自己的商务活动中过分操劳，顾不上休息。度假对他来说竟是难以忍受的。他选择了勤奋，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他曾饱尝了开拓者的孤独，但他宁可孤独也不愿混迹上流社会。他总是独来独往，思维像一匹野马跑在时代的前面。正因为他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能超越时代，所以他在竞争中总是能获胜。他认真地总结了每次的胜利，有的其实是无利可图的，他的看法是，既要挣钱，又要赢得尊敬，有时候不可能两全，但只要能胜利，就是一种标志。这样看来，似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生的价值，物质财富则退到次要的位置。
皮尔·卡丹是个既有魅力、又有些神秘的人物。他至今没有结婚，没有配偶，几乎是过着一种苦行僧或是修道士般的生活。他把个人的需要降到最低限度，他不雇佣人，也不用司机，经常自己开着一辆送货面包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奔驰。
1987年，皮尔·卡丹首次到中国访问。第二年又到北京、上海展览他的时装。他开始迷上具有东方情调的中国，西方将这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又一次轰动了世界。人们发现，凡是中国艺术家到法国演出，皮尔·卡丹总要到场观看，有时还邀请他们到他的“卡丹场所”参观，请艺术家们吃饭。
1991年，他在北京设立了时装陈列室和举办时装展览会，当时人们都在猜测：他真想在10亿人的中国开辟市场？卡丹非常欣赏中国的丝绸、呢绒和布料，他已经选用了一批中国衣料来设计制作时装，展出效果果然很好。
1993年12月，他与北京市签订了协议，在北京开办一家双方合营的法国式餐厅。他还在“崇文门饭店”辟出两层楼，分别供应高级西菜和快餐。
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来到北京时，在这里工作的法国官员都劝阻他，他们认为他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事实是，他已经建立了经济收益大、生产效率高的服装厂，他的产品在中国各地很畅销。他的马克西姆餐厅也总是顾客盈门。
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皮尔·卡丹从服装、饮食领域开辟了一条中法合作之路。这难道不是又一次体现了他超人的见识吗？
对自己的事业不断进取和执着追求，这就是皮尔·卡丹。他的身上有着一股非同常人的力量，他的创新意识几乎永不衰竭。
（孙石夫）
证券巨头冯景禧
冯景禧1923年出生于广州市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起早摸黑做些小本生意，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加上冯景禧的生母去世早，继母与他的关系不好，16岁那年，他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到香港的卑利船厂当学徒。学徒的工钱少得可怜，每天只有1角3分。后来，老板看冯景禧勤快能干，每天加了他5分钱。然而靠这点钱，他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劳累了一天的冯景禧，只能一个人站在海边，遥望远方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糊口，他每天晚上还要拖着疲倦的身子到一家工人夜校去教课。
1941年，日本侵略军强占了香港，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生性倔强的冯景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匆匆逃回了家乡。可是，广州同样也成了日本鬼子的天下。由于与继母的关系仍然不好，冯景禧有家难归，只好到一家金银首饰店去做学徒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利用跑街的机会，光顾别的店铺，留心观察人家的货品款式和经营方法，用以改善自己店里的不足。因为他聪明能干，爱才的老板提拔他担任商行的管事，后来又让他负责管理整个商行的财务。冯景禧虽然没学过会计，但他在工作中虚心求教，竟能把商行的一本账理得清清楚楚，烂熟于心。老板有什么问题，他都能随口应答，所以深得老板的信任。冯景禧虽然也从中摸索到不少“生意经”，然而他对于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始终不满意。
抗战胜利以后，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冯景禧便辞去了金银店里的差事，和几个朋友一起贩卖大米，这样干了2年，只赚到几百元钱；后来他又同朋友们集资开了一座酒楼，生意也不是太兴旺。雄心勃勃的冯景禧，时刻想找到一个能让他大展鸿图的事业。1948年，他听说台湾鱼苗的价格高，从广州贩鱼苗到台湾能赚大钱，便决心要做这贩鱼苗的生意。
当时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做这种生意，因为，他既不熟悉水性，又不了解鱼苗的特点，加上当时海上盗匪出没，万一中上一颗炮弹，那就连自己都赔在里面了！可是冯景禧坚持要干，他认定这生意能为他赚大钱！为了筹集资本，他将自已经营的酒楼都卖掉了。他从广州买下鱼苗，运到香港，又租了船运往台湾。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鱼苗船驶出广州湾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暴，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冯景禧差点连苦胆都吐出来！船只在风暴中随波逐流，等到惊涛骇浪平息下来，总算平安抵达台湾岛。然而不幸的是，船上的鱼苗在颠簸中早已死光！
冯景禧多年经营积累的本钱，这下赔了个精光！
冯景禧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返，他还想再搏一搏，于是打起了船老板的主意。他同船老板商量，要以这条船作抵押，从台湾运香蕉回广州。船老板当然不肯冒这个风险。冯景禧对他说：“你不肯，我回去也没法付运费给你，看来只好跳到海里去了！”船老板半是同情半是无奈，最后只好同意了。然而命运老人却一点也不同情冯景禧，归途中海上一直大风不息，船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回到香港，香蕉已经烂得一根好的都没有了！
冯景禧不但没赚到一文钱，反而欠下了一大笔债！
尽管广州这一跤摔得太惨，冯景禧却能沉得住气，他回到广州，重新做起了代人买卖金银的生意。凭着他的丰富经验，逐渐又赚了一些钱。
有了本钱，冯景禧就瞄准了香港的房地产业。5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极快，由于人多地少，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然而投资房地产，没有雄厚的资金是不行的。冯景禧灵机一动，找到了生意场上的好朋友郭德胜和李兆基，商量合资创办房地产公司的事情。他们3人当时都是刚刚开始创业的小财主，又都看好房地产业，所以一拍即合，招股建立了“永业企业公司”。3人当中，年纪最大的郭德胜老谋深算，年纪最小的李兆基反应敏捷，冯景禧则精通财务，擅长分析。他们发誓：“同心协力，进军地产，你发我发，大家都发！”公司的资金当然比个人资金大多了，但对于房地产业来说，仍然只能算个小户头，只能购买较小的地盘。从购买原沙田酒店开始，他们在房地产业初试身手。他们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低价收购旧楼，拆掉重建新楼出售，还以“分层出售”、“10年分期付款”等方法招徕顾客，颇受客户的欢迎，逐渐积累起了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