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弼臣为人宽厚、平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客户，无论在他成功之前还是发迹以后，从没有丝毫骄横和傲慢。这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和气生财”。
陈弼臣的次子陈有汉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能够在逆境中进取的领导者。在分析盘谷银行20年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时，他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尽力吸收优秀的有银行工作经验的人才。”陈弼臣善于物色人才，使用人才，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深知自己在银行业务知识方面的欠缺，所以，特别重视起用人才。他不仅亲自物色和网罗一大批学有所长的能人，还建立了研究与计划部门，这个部门是他的智囊团，为他制定重大的战略方针，避免竞争中的盲目性。
每位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经营之道，陈弼臣的经营哲学与众不同。他说：“开办银行是做生意，而不只是金融业务。我判断一笔生意是否可做时，只是观察这个顾客本人，他的过去和他的家庭情况。”盘谷银行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陈弼臣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捕捉时机以及预见未来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陈有汉还说：“盘谷银行的业务获得迅速发展，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掌握各种机会发展国际业务……因为我们最先开始扩展国际业务，所以我们就占了便宜。”
西方金融界人士分析盘谷银行崛起的原因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支配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洋商银行忽略了海外华人的经商能力。陈弼臣则抓住了这个机会，盘谷银行发展业务就是以东南亚各地的及香港的经济活动能力为基础，扶助他们发展国际贸易和各种工商业务。盘谷银行本身的业务也后来居上，超过了许多洋商银行，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直至陈弼臣年逾古稀，他依然精力充沛，不仅参加每周两次的董事例会，而且每天要到总行督阵，亲自处理重要事务，就主要贷款和关键问题提出意见。他身边的亲信说：“关于银行每日财务变化的情况，陈弼臣了如指掌，他甚至比许多具体操作的员工了解得更清楚。”
据美联社报道描述：“陈弼臣，貌不惊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性情中人。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船王、地产王等富豪的资产不相上下。到1981年，盘谷银行的总资产已达58亿美元。”
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则报道说：“盘谷银行1981年资产总额已达73亿美元。同年获利4840万美元。”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将陈弼臣列为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之一。这里面有些夸张，但作为泰国头号大亨以至亚洲最大的富翁，他是当之无愧的。
陈弼臣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曼谷的一位美国企业管理顾问彼得·彼东指出：现在，陈先生共有140家公司。盘谷银行在泰国共设有263家分行，在国外有15个分支机构，分别分布在吉隆坡、雅加达、大阪、新加坡、东京、纽约、洛杉矶、汉堡、伦敦和香港台北等地，共雇佣1.66万多名雇员。另外还有许多不动产没有公布。
泰国每年的出口贸易中有40％是盘谷银行资助的，此外，盘谷银行还经营泰国40％的大米贸易。
陈弼臣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海外华人，深知创业的艰难，更知道华人在国外的艰难，所以，他时刻不忘团结、帮助自己的同胞。早在创业之初，陈弼臣就经常帮助那些被外国大银行拒之门外的华裔商人，为他们解决资金和业务上的困难。有些身穿短裤、走投无路的小商人直接闯进他的办公室，陈弼臣并不因此而生气，却是满怀同情地接待他们，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在盘谷银行初建时，陈弼臣就与亚洲各地的华人商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今他已经跃身亚洲最大的富豪之列，可每个月还抽出两个周末赶赴东南亚各大城市和香港，与他的华人老朋友们洽谈业务。
美联社记者在一篇特稿中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这四十几个华人家族在海外华人中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东南亚的一片赤贫土地上努力奋斗，网罗大众阶级，互相帮助，如同中国古代富族互相通婚一样。他们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陈弼臣的后代都出生在泰国，受的是西方的高等教育。从表面上看，他们都越来越西方化和泰国化，但他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有一颗中国心。提起祖籍，他们都以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而感到自豪。
陈弼臣不仅是一位金融界的巨子，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当泰国被日本人占领时，他就一边做生意，一边支持、参与抗日，与东南亚华人社团保持联系。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影响了下一代，他的次子陈有汉于1980年出任泰国副总理。
人们常说，创业固然艰难，守业则更难。的确是这么回事。尤其在当今商业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豪强并起，守业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陈弼臣深知这个道理，他要求他的儿子们一定要比他更强。陈有汉在大学里攻读的是银行学，毕业后曾在苏格兰银行供职。在这期间，他对欧美经济制度研究颇深，并掌握了世界金融知识。1952年，他回到泰国出任盘谷银行内部审计员，成功地解决了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的严重的流动资金问题。1979年，陈有汉升任为总裁。
在他出任泰国副总理后，总裁的位置转交给他的弟弟。这位年轻的总裁在父兄的关心和栽培下，也具有相当出色的经济才能和敏锐的商业触角，在整个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他3年之中使盘谷银行的资产增加了20亿美元。
1982年，盘谷银行从曼谷古老的中国城狭窄的小街搬到了最繁华的商业大道上，这不仅意味着盘谷银行的蒸蒸日上，也象征着陈氏家族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崛起。
陈氏企业不仅与东南亚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城市也都有他们的分支机构。陈弼臣是泰国金融机构涉足国外的一位先驱者，他敢于在国外开拓新的业务领域，50年代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海外银行，接着又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立分支机构，盘谷银行在这些地方不仅经营着五金、木材、食品等贸易，而且还有炼糖业和纺织业等。
目前，陈氏家族企业已经摆脱了一般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解决了继承和创新的问题。1975年在市场上公开发行股票，正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盘谷银行作为泰国的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经营着泰国近三分之一的信贷业务，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弼臣大获成功，当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说：“我的事业，都只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仅此而已。”
（孙石夫）
邱德根与“亚视”
邱德根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老板，也是香港一位有名的大富翁。
1925年，邱德根生于上海，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家境清贫的邱德根中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所幸他的聪明和智慧并没有因此被埋没，一个独具慧眼的女大学生裘锦秋看出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暗暗地爱上了他。抗战胜利后，他们结为伉俪。
1950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后不久，这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仅有的100多块钱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开始了他们闯世界的生涯。
当时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并不发达，上海人初到那里，语言也不通，生存很艰难。邱德根在上海曾经营过小戏园，放过幻灯片，就凭着这么一点小技，他勉强在香港站住了脚。放幻灯片收入虽然微薄，但他们夫妻省吃俭用，慢慢地也攒下了一笔钱，足以开个小小的电影院了。
邱德根知道，他这点资本实在是不能在城里和别人竞争的。因为城里人只对新上映的影片感兴趣，而新片的租金很贵，只要有一两部片子上座率不高，就足以使他赔光老本。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农村。
当时香港周围的农村电影业还很落后，农民很难看上一场电影。农闲时，他们无事可干，只能串门、聊天、睡大觉。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老片子也是很新鲜的。而老片的租金极为便宜，花1港元就可以租一天。在农村开个电影院，既有市场，成本又低，肯定大有前途。主意已定，邱德根夫妇就开始行动。
果然不出他们预料，农村电影院很受农民欢迎，上座率极高。一开始，农民还不习惯白天看电影，但因为晚上经常买不到票，他们也就只好白天看了。到1960年，前后仅10年时间，他们已在农村经营了14家影剧院，手头也有了一笔不小的资金。脚下一块地，头上一方天，邱德根被同行们称为“白手起家的上海佬”。
在农村站稳了脚跟，邱德根开始考虑到城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了。但他的资金并不很充裕，要在城里干，还得筹集一部分资金。他看到那些乡民们想存钱和借钱都很不容易，而大银行家的目光总是盯着城市的富豪和中产阶级，无暇顾及农村。实际上，农民钱虽少，但他们人数众多，应该说市场前景是广阔的。于是，远东钱庄便应运而生，专营农村中的存款和借贷业务。与此同时，邱德根也买了一些地皮，投资其它行业。与这些业务相辅相成，远东钱庄的生意也颇红火。这个钱庄就是日后香港银行界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大银行——远东银行的前身。
1964年，邱德根有幸认识了一位叫陆运涛的大富翁，此君对他的才干很欣赏，打算和他合作发展电影事业。这正是邱德根多年的梦想。可是，事情才刚刚开头，灾难却降临了，与他多年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妻子在与陆运涛一起出访时，因飞机失事在台湾遇难。这给邱德根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而且，陆运涛的死，也使他发展电影的宏图骤然破灭了。
为了纪念爱妻，邱德根办了裘锦秋书院；并将妻子的放大照片挂在远东银行会议室里面，让她永远参与银行的各项决策。
裘锦秋有个妹妹裘锦兰，也是个非常贤慧的女子。姐姐的意外事故，同样也使她悲痛万分，但她看到姐夫在这巨大的打击下几乎支持不住，便打起精神，主动承担了照看孩子和料理邱德根日常生活的事务。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邱德根暂时放弃了从事电影业的计划，继续经营并发展原有的业务。他的投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银行、地产、证券、旅游、食品、面粉、酒店、货仓、影剧院、报纸都有他的投资，在印尼、美国、加拿大都有他创办的企业，事业蒸蒸日上。
邱德根相信，只要讲究信誉，以客户的需要为第一行动准则，事业就能发展。当年，他经营钱庄的时候，既没有经验，规模也不大，完全靠自己摸索，凭着对客户的一片至诚，终于办成有一定实力的远东银行。在业务上，银行还为客户的子弟留学作担保，为客户家庭的婚丧大事提供服务。
1965年，香港发生了挤兑风潮，震荡了整个香港银行界，许多银行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都被迫让出一半股份给英资银行，才得以稳住脚跟。远东银行也难免在风雨中飘摇。邱德根决心要挺过去。银行的声誉就是他邱德根的声誉，他把他所控制的其它业务的资金尽最大可能调来充实银行，终于渡过了难关。从此以后，邱德根和远东银行更是声威大振，雄踞一方。
1962年，邱德根买下了九龙荔枝角大桥旁边的荔园游乐场，经过追加投资，悉心经营，游乐场发展成为一家规模很大而且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娱乐中心。园中设有游戏机、过山车等现代化游乐设备，还有戏剧演出及饮食店等设施。70年代末，荔园游乐场旁边又兴建了投资1500万港元的“宋城”，占地广大，城中建筑都是仿宋代建筑，商店、钱庄、剧院、神庙、庭园等鳞次栉比，城中居住者和卖艺者都是古装打扮。现代人走进这座宋城，就好像回到古代社会。因此，这里吸引了无数游客，每年都给邱德根带来丰厚的利润。
邱德根在印尼、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地的企业多为娱乐设施和酒店，他希望将来在欧美建立一个酒店系统，以此改变海外华人的地位。
经过30年的奋斗，邱德根成为“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同时也成了香港名列前茅的亿万富翁。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他庞大的产业都是以艰辛的奋斗换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邱德根老了，他的儿子们分担了许多事务，他比以前要轻松了一点。这时，他想起一直没有如愿的电影事业。他是在电影业上起家的，现在，有了雄厚的资本，他又想来圆他的旧梦了。儿子们反对，他们不愿让父亲在晚年为此再操劳。可是邱德根决意要做的事，谁也不能阻止，他认为自己离退休还远着哩！
当时香港有两家电视台：无线电视台和丽的电视台，前者经营较好，实力也强，拍过不少有影响的电视剧。而“丽的”属于英国一家集团，经营不善，亏损严重。邱德根于1982年购买了这家电视台50％的股权，改名为“亚洲电视台”，并改组机构，自任董事主席。
邱德根知道，要发展电视台，既要有资金，也要有人才，还要有好的剧本。他从影视界请来李壮烈和徐小明两位干将，分别担任总监制和节目经理，负责“亚视”的制作业务。这两人果然不负邱德根厚望，先后推出古装武打片《霍元甲》、《陈真》、《霍东阁》等片；“忠孝仁义”向来为中国人所推崇，这3部电视剧宣传的正是这个传统，因此一经播出便立即轰动香港和大陆。“亚视”自然效益大增。
此后，“亚视”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古装戏：《武则天》、《秦始皇》、《西施》，都获得成功，收视率极高。其中《武则天》还在海外播出，操着各种语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英、法等国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
亚洲电视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无线电视台的恐慌，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夺观众，“亚视”和“无线”同时推出“亚洲小姐”和“健美小姐”的选举活动，而且在同一天晚上现场播出。事前，双方都作了大量宣传，一时间，整个香港沸沸扬扬，都在谈论这件事。人们对此既兴奋又抱怨，只好在收看时不停地转换频道。由此可见“亚视”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从1984年以后，电视台每年都有盈余。邱德根也算是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邱德根是青年时期从大陆去香港的，对祖国，他仍怀着一片深情，一直在关注着大陆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经济界人士，他也深知中国是个极有潜力的庞大市场，远东集团积极在中国大陆寻求发展机会，他曾在宁波投资3000万美元建造华侨饭店。1985年5月，邱氏家族将远东银行25％的股权出售给中资背景的华美国际有限公司，以此加强与大陆的业务联系。
邱德根是全国政协委员、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理事，他曾多次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筹划合资兴办旅游业，并设想在杭州也建一座“宋城”。在一次上海对外友好合作讨论会上，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大陆某些行政主管机构办事繁琐拖拉的看法，正是这种直率的批评，体现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孙霁）
珠宝巨子郑裕彤
1925年8月26日，郑裕彤出生于广东顺德县贫穷偏远的伦教镇。
郑家不是个有钱人家，加上当时广东境内连年战火不停，生活就更加困难，只好全家避难到澳门去谋生。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澳门也不是穷人的天堂，少年郑裕彤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的，多是人间的苦难和不平之事。小学毕业后，郑裕彤就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母亲无可奈何地对他说：“不要再读什么书了，你也长大了，该去找点零活干，挣点钱养家糊口了。”
就这样，郑裕彤走上了打工仔的道路。那时的郑裕彤，个子不高，身材单薄，但是机灵而乐观，整天有说有笑的，打工的苦和累似乎也减轻了。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父亲的朋友周至无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最初的工作只是扫地、倒痰盂、洗厕所，空余时间才在店面学习接待点小生意。
那时，在店里做伙计、当学徒的人，总指望自己将来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能成功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连学徒之间都免不了明争暗斗。每个人掌握的做生意的诀窍，绝对保密，再不肯告诉别人；一有机会总还想到老板面前告别人的状。郑裕彤做事勤快，爱动脑筋，机灵可爱，常常得到老板的夸奖，所以就更多地受到别人的关注。有一段时间，郑裕彤早晨上班总是跑得气喘吁吁，还常常迟到，很快便有人去向周老板告状，说郑裕彤学徒不安心，很可能是想“跳槽”了！
周老板也觉得郑裕彤近来有些反常。这天早晨，周老板故意早早地来到金店，伙计们开工好一会儿了，才看见郑裕彤跑得头上冒汗赶来。周老板板起脸，严厉地责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迟到？”
郑裕彤解释说：“我看人家珠宝行做生意去了。”
周老板好奇地望着这个小伙计，忍不住问他：“那你说说，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
郑裕彤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别人家的生意，比我们店里做得精明，只要客人一踏进店门，店里老板、伙计总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无论生意大小，一视同仁；即使这回生意做不成，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下回还会光顾……待客礼貌、周到是非常重要的！”
周老板听了十分高兴，他当然明白，这些都是经商的诀窍，能从一个小学徒口中说出来，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他沉吟片刻，又问：“就是这些了？”
郑裕彤见老板高兴，便兴致勃勃地朝下说：“还有，店铺一定要选在生意旺地，门面要装演得新颖别致，珠宝行和金铺更要豪华气派，不能简陋寒伧……我看人家把钻石放在紫色丝绒布上，宝光闪闪，拍出来的广告照片，效果很理想！我想我们金店也应该扩大珠宝生意。”
郑裕彤这一席话，使老板从此对他另眼相看，认定这小伙计将来会有前途。当天晚上，周老板就递给郑裕彤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他对郑裕彤的奖励。那以后，周老板总是有意识地培养郑裕彤，提拔他当店里的主管，使他能施展才华。逢年过节，周老板总是把郑裕彤叫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到他成年之后，周老板又把女儿周翠英嫁给了他。人们都羡慕郑裕彤的运气好，郑裕彤的母亲说：“你们只看到了幸运，却没有看到我儿子工作起来像拼命！”
郑裕彤和周老板成了一家人，周老板在经营上也就更加放手让他去干。1945年，周老板让郑裕彤到香港大道开设了一家分店，到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管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账务，并且负责黄金交易和钻石、珠宝生意。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郑裕彤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业务也越来越广。1956年，周大福珠宝行的一位老股东，把自己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郑裕彤；岳父周至元也只保留了部分股份，而把经营权全部交给了郑裕彤。
当上了老板的郑裕彤，立即大刀阔斧地放手大干起来。为了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他在1960年将珠宝行改成“周大福有限公司”，将一部分股份派分给那些多年以来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员，使公司的效益和职工的利益直接挂上了钩，大家更加同心协力地为公司赚钱，结果当年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万港元！郑裕彤深有感触地说：“要办好一项事业，最困难的是寻找人才。要找到真正有才干、可信任的人，是最不容易的事！”只有在长期的共事中，才有可能发现这样的人才。当然他也乐意雇用大学毕业的新手，但这些人都得在基层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可能得到他的重用。
今天的周大福有限公司，除了位于香港中环华人行的总行外，在香港和九龙两地，还有10余家分行，而且都处于闹市区。每家分行都由一名经理负责，但重大业务仍由总行控制。每逢星期日，郑裕彤就召集所有的经理开会，共同研究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休息日。
要想经营好珠宝生意，首先要经营好钻石。因为钻石号称“珠宝之王”。钻石的主要产地是南非，那里有一个垄断性组织戴比尔公司，它控制了全世界80％的钻石生意。这家公司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的珠宝商分发许可证牌照，没有这种牌照就不能从戴比尔公司购买钻石。这种牌照在全世界一共只发出了大约500张，香港只有1张，属于当时号称“钻石大王”的廖桂昌。
郑裕彤想方设法要搞到一张戴比尔公司的牌照。他通过调查了解到，南非的钻石虽然归国家所有，但钻石加工厂却是民间私营的，这些钻石加工厂大多拥有戴比尔牌照。郑裕彤亲自前往南非，动用巨款买下了一家钻石加工厂，这样自然就获得了戴比尔牌照，同时也解决了钻石加工的问题。随着业务的扩展，郑裕彤又设法弄到了第二张、第三张戴比尔牌照，如今他已经拥有十几张戴比尔牌照，每年进口钻石的数量大约占香港总进口量的30％；同时，他还从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进口钻石，成了香港最大的钻石商！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
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郑裕彤成为香港实业界的知名人物。然而，当人们还在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已经不动声色地杀进了房地产业。
郑裕彤第一次投资房地产，是1952年在跑马场建造蓝扩别墅；此后又在香港闹市区的铜锣湾建造了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发生动乱，许多富人都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而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李嘉诚是这样，郑裕彤也是这样。1968年，郑裕彤购置的地产最多。他说，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相信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事实证明他果然没有做错。
到了70年代，郑裕彤决定要在地产业中放手拼搏了。
有一天，郑裕彤把自己的部下都召集起来，说有要事相商。大家到齐后，郑裕彤却并不开会，反而轻松地说：“先听听音乐吧！”
一支雄壮激昂的乐曲，回荡在办公大厅里。职员们多半不懂音乐，更不懂他们的头儿怎么会有这种雅兴。乐曲放完了，郑裕彤大声问：“你们听出点意思来了么？这是什么曲子？是谁的作品？”
大伙儿张口结舌。只有一个年轻的职员，站起来怯生生地说：“好像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
郑裕彤站起身来，庄严而激动地说：“对，这是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由美国广播公司录制。当年德沃夏克到美国去，想到移民的创业精神，想到新大陆的开拓事业，作出了这首振奋人心的交响曲。大家不要奇怪，我经常对你们说，我是喜欢大计划的人，计划越大，我的兴趣也越大。现在机会来了，就看各位有没有信心和勇气与我一同来实行这一宏大的计划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郑裕彤这才告诉大家，他打算斥巨资买下九龙尖沙咀区“蓝烟囱”旧址的地皮，用来建造“新世界中心”！
转眼间10年过去了，1982年，全世界超一流的豪华建筑新世界中心竣工了。这个被称为“城中之城”的宏伟建筑，包括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当年郑裕彤购下这块地皮时，付出的是香港最高的地价，而今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仅这块地就已值10亿港元！而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都进入了世界十大酒店的行列，每年都要为他赚数亿港元！
郑裕彤很为自己的这一杰作得意，他常常独自在这里徘徊，流连忘返。他说：“我爱‘新世界’，就像父亲爱自己完美无缺的孩子！”
然而，郑裕彤是永不满足的，仅仅两年之后，他又在进行新的宏伟策划了。这一次，他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达成协议，投资18亿港元，在港岛湾仔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这个中心将是亚洲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全、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会议展览场所，总面积约41万平方米，包括一座55米高的会议展览中心、一幢豪华住宅大楼、两幢酒店。它将是80年代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建筑之一！
可是，计划拟好之后，郑裕彤却久久让它停留在纸上，没有付诸实行。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他们都知道郑裕彤的魄力，也知道郑裕彤的财力，只要是郑裕彤决定要干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他，他究竟在等待什么呢？最后，连他的夫人也忍不住去问他：“什么时候破土动工？”
郑裕彤没回答，好像这是一个过分重大的秘密。
只有深知内情的人才注意到，郑裕彤的一些心腹和臂膀，不断行色匆匆地走进郑裕彤的办公室，又行色匆匆地踏上新的旅程！
1986年10月，一条重大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英国女王将出访香港。当时，中国和英国两个大国，正在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磋商，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已成定局。此时此际，英国女王出访香港，心情一定是十分微妙的！各国新闻界纷纷派出记者赶赴香港，争着采访报道这一特大新闻。
就在这时，郑裕彤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将在英国女王抵达香港的那一天破土动工！人们不禁都对郑裕彤摇头，认为他绝对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一天，全香港、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肯定都是英国女王，谁会注意到你的展览中心呢！
郑裕彤毫不动摇。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如期举行奠基典礼。那一天，郑裕彤的全体职员身着礼服，头戴五颜六色的塑料工帽，排成了整齐的队列；工地上拉着大幅红绸标语，写着斗大的仿宋字和相应的英文。气氛隆重又热烈，简直像是接待外国国家元首的场面。人们不禁在猜想，会是谁来为这一奠基活动挖起第一锹土呢？
谁也没有想到，英国女王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香港总督的陪同下，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工地上。在场的人顿时欢声雷动，意外地议论着：“是女王！女王也来了！”
女王的出现，将郑裕彤和他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推到了全世界的面前，等于为他作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广告。
奠基礼后，郑裕彤全力以赴，建筑工程夜以继日，以神话般的速度崛起。2年之后，当人们对女王的奠基记忆犹新之际，郑裕彤又一次制造轰动效应，居然请到了查尔斯王储夫妇为展览中心的落成主持了揭幕仪式！
人们无法知道郑裕彤究竟是如何调动英国王室成员为他服务的，他们只好惊异地将郑裕彤称作“皇帝的宠儿”！
成为亿万富豪的郑裕彤，在别人问起他的致富之道时，回答了24个字：“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他解释说，人生即使有幸运，也不过偶然的一次两次，更多的时候则要靠自己的勤勤恳恳；同时，对朋友必须坦诚，对事业必须热诚。至于饮水思源，那应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对祖国和家乡，他更是不忘涌泉相报。1977年，他和香港证券巨头冯景禧两人将250万港元捐献给中山大学；他与胡应湘在广州投资建设了豪华的中国大酒店；他的酒店业务陆续扩展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他在广州投资数十亿港元兴建发电厂和高速公路。在故乡顺德，郑裕彤更是多次捐款，建造医院，扩建中学，还以父亲的名义，设立了“纪念郑敬洽奖学金”……据统计，他在大陆的总投资已超过80亿港元，占他的新世界集团总资产的20％左右。他并且表示还要不断发展他在大陆的事业。
（薛冰）
“超人”李嘉诚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父亲李云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以教书为职业。李嘉诚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3岁就开始读唐诗，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红楼梦》、《老残游记》、《资治通鉴》了。
可是，李嘉诚3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几次被迫丢下教鞭，到南洋去做生意，然而都没赚到钱，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来教书，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李嘉诚放学后，常常到码头边去捡煤屑。父亲生了病，也没有钱去医院，还要坚持工作，有时候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一边大口大口地吐血，使小嘉诚深感心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先后在汕头、惠阳、广州等地流浪，经常露宿车站。父母和小嘉诚都不得不到大街上卖香烟、糖果、针线挣点钱，忍饥挨饿过日子，最后一家人逃到香港避难。李云经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床。1943年，还不到40岁的李云经就离开了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从此失学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
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有一次，因为太疲倦了，他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当时他很紧张，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可是那位客人反而为他开脱，不准老板开除他。这件事给李嘉诚的印象很深，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后，还感慨地说；“如果能找到那位客人，我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他还说：“这也是一次教训，谁叫自己不谨慎？父亲曾多次告诫我，要作男子汉，就要‘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要会吃苦。”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这时练出的本领，对他生的事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地成熟了。
来往茶楼的客人里，最让李嘉诚羡慕的是实业家。他发奋向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发誓也要做一个实业家。可是，像他这样没有后台、没有本钱的人，该怎样才能投身实业呢？李嘉诚17岁那年，大胆地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找到一份为塑胶厂当推销员的工作，便辞掉了茶楼里的活。
推销员，被很多人称作“成为富豪的必由之路”，但也被认为是“天下最复杂的职业”！做推销员要有特殊的本领。首先是要能跑，这一点，李嘉诚不在乎，在茶楼里跑堂，他能连续12小时不落座，也不感到腰酸腿痛。为了节省路费，他上下班从不乘车，十来里路，总是走来走去；出外联系业务，一个上午，能在香港大街上打个来回！做推销员的另一件本事是脸皮厚，能磨会缠，使客户不得不买自己的商品。不过李嘉诚从不愿意死皮赖脸地缠人家，他总是事前想好几套方案，使人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商品。有一次他推销一种塑料洒水器，走了几家办公室都没有人要，他灵机一动，对办公室的人说，洒水器可能出了点问题，想借人家的水管试一下，于是乘机在办公室里表演起洒水来，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次就卖掉了十几个。有人认为，推销员一定要能说会道，李嘉诚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高谈阔论，讲话也是不快不慢，没有那种所谓外交家的口才。但是他非常注意市场和消费者使用这类商品的情况，别人不需要或者已经有了的东西，你去推销当然是白费劲！当时他把香港划分成很多区域，把每个区域的居民生活情况和市场情况都记下来，这样就知道什么产品该到什么地方去推销。短短一年以后，李嘉诚推销商品的数量超过了厂里那些老推销员。
由于李嘉诚推销有术，别人做不成的生意他能做成，他所在的那家塑胶厂的效益也就越来越好。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发现竞争胜负的关键竟在这小小的推销员身上，便想花大代价把李嘉诚挖过去。李嘉诚的老板得到消息，惟恐李嘉诚真的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于是抢先下手，把李嘉诚提拔为业务经理，并破例给了李嘉诚20％的红股。李嘉诚通过报刊了解国外市场的变化，通过茶馆和娱乐场所掌握本地的行情，心中有数，指挥有方，他手下的推销员都能根据他的指导完成任务。而李嘉诚也因此熟悉了塑胶行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并且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交往，提高了管理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吃透了这一方云雨”。
3年以后，正当厂里准备重用李嘉诚的时候，他却坚决地辞职了。
20岁的李嘉诚认为自己已看清了形势，做好了准备，他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用自己几年来积蓄的7000港元，又向朋友借了些钱，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下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下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厂只有这块招牌是新的，别的全是旧货！但是李嘉诚不这样想，他选择“长江”作厂名，是有深刻用意的。他说：“如果你不广泛吸纳细小的支流，就不能成为大河。一个干实业的人，就必须有广阔的胸襟与别人一起工作！”充分显示出一个实业家的眼界。厂子刚创办，缺乏资金，更缺乏人才，采购、设计、生产、推销，都得李嘉诚亲自过问。每天一大早，他出门去联系业务，这时他是采购员兼推销员；到他回厂后，厂里一天的生产才能开始，这时他是师傅、老板；晚上搞设计，以便工人们第二天能照图施工，他又成了工程师……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年轻的李嘉诚就像别的创业老板一样，希望事业发达，他急于扩大再生产，缺少资金，就向朋友去借。但是他也碰到了所有初涉市场的企业家惯常碰上的问题：产品出现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他没有阔亲戚、富朋友，人家借给他的钱，都是准备自己办事用的，所以一定要如期归还。可是李嘉诚借来的钱已经变成了产品，而产品还没能变成钱，他拿不出钱还人家，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据说他有一天晚上围着工厂转了大半夜，几次向河边走去，但终于又走了回来。他没有自杀，第二天，他又找来一个经销商，希望这个人能支持他渡过难关。可是那个经销商边看边摇头，围着厂子转了一圈，在河边撒了一泡尿，走了。
朋友们都劝李嘉诚，算了，干脆把厂子卖掉，还了债，自己到别人的厂里去做工。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得到老板的赏识，待遇不会差的。
李嘉诚不愿意这样做。
只有在困境中不屈服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
他冷静地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操之过急，生产与销售配合得不好。他果断地收缩生产，把得力的工人派出去搞推销。他自己也背着产品跑遍了香港，拜访了上百个代理商。长江厂的产品毕竟质量好，很快就得到了几个代理商的支持，他们预付了一笔定金给李嘉诚，使他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
李嘉诚又发现，各大商店几乎都没有塑胶花卖。香港人是喜欢摆设的，应该会欢迎逼真、漂亮又便宜的塑胶花；而塑胶花的生产技术要求并不高。他毅然决定，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塑胶花。果然，塑胶花很快进入了千家万户，也为李嘉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长江塑胶厂的兴旺，不久就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有人专门跑来拍了长江厂那间破厂房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宣传说，长江厂就是这么个破烂样，怎么可能生产出好东西来呢？然而那帮人却没想到，这反而使长江塑胶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本来并不经销长江厂产品的代理商，跑来考察过以后，都认为这个小厂厂房虽旧，但组织得力，生产合乎规范，产品质量信得过，可以同他们做生意。结果长江厂的订货单大大增加。更让李嘉诚惊喜的是，有一些外国商人也跑来了。李嘉诚从这些商人口中，得到了一个黄金般的信息，就是欧洲人最喜欢塑胶花。苏联人扫墓不用纸花，而用塑胶花，表示生命虽已结束，但留下的思想、品质、精神是长青的；北欧人则喜欢用塑胶花装饰庭院、房间；美洲人连汽车上和工作场所也会挂一些塑胶花。于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李嘉诚大量生产塑胶花，销往欧美市场。工厂的年利润也猛升到上千万港币。
古人说“三十而立”，30岁的李嘉诚，已经成了老少皆知的“塑胶花大王”。他从一个茶楼跑堂成为千万富翁，只不过用了10年多的时间。长江塑胶厂的牌子换成了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昔日的破厂房也变成了窗明几净的高大厂房，工人们都穿上了制服。
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的大好局面下，李嘉诚却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塑胶行业高利润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拥人塑胶行业，这就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好日子很快会过去”，于是，他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了。
这一次他找到的是房地产业。
香港本来就是弹丸之地，自50年代末期经济开始复苏，世界各国冒险家、投机家纷纷拥入香港，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很快出现了短缺的苗头，所以地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李嘉诚和夫人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果断地决定转向房地产业。幸运的是，这时，恰好有一个经销塑胶产品的美国财团，为了得到充足的货源，愿意以300万港元的高价买下长江塑胶厂。李嘉诚在心里盘算，他的厂子最多只值100万港元，就是再经营三五年，也不一定能赚到200万港元，于是毅然卖掉了塑胶厂，用这笔资本开始买进房地产。几年之中，房价果然暴涨，先走一步的李嘉诚一下子从千万富翁跨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
60年代中期，内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闹得香港也人心惶惶，整个社会乱成一片。很多富翁纷纷逃离香港，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因为那时就是建成了也没人会买。如果按照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来算，李嘉诚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