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简直不能相信他听到的是什么。他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是他家的传统美德。他母亲把全身心献给了父亲——他们最近刚庆祝完50年金婚纪念。特朗普就是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长大的。不管怎样，他还是答应了董事长的要求。特朗普被吸收进俱乐部，这使他在社会交往和业务联络方面都迈进了一大步。他在俱乐部里遇到过许多年轻漂亮的单身女性，几乎每晚都有约会，但他从没陷进去。这些人确实很漂亮，但不能倾心交谈。她们当中有的爱慕虚荣，有的疯疯癫癫，有的放荡不羁，有的则是骗子。特朗普觉得没有一位可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但特朗普最终还是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碰巧这姑娘和他父母一样，也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
同时，特朗普还认识了“LE俱乐部”许多事业上非常成功、非常富有的人。他经常在俱乐部玩到深夜，但这也是工作。他了解到纽约这个人生大舞台是怎样被操纵的，他去结识那些他要与之做生意的人。他还结识了一些大富豪，特别是欧洲人和南美人，他们后来都买了特朗普大厦和特朗普广场饭店最昂贵的公寓房问。
在“LE俱乐部”，特朗普结识的第一个人是罗伊·科恩律师。他早就仰慕他的大名，科恩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一天晚上，特朗普发现科恩就坐在他的桌旁。他们相互自我介绍，谈了一会儿，接着特朗普向他挑战。他喜欢考验人。他对科恩律师说：“我不喜欢律师。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耽误时间、延误生意而不是做生意。他们给你的每一个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总是期待调停，而不是斗争。”科恩说他同意这个观点。科恩这么说，特朗普很高兴，于是说：“我不是软皮蛋，宁可斗争，决不妥协。因为只要你一妥协，你就会得到一个胆小怕事的名声。”
特朗普看出科恩已来了兴趣。果然，科恩耸耸肩说：“这只是学术交谈吗？”特朗普说；“不是，根本不是学术交谈。事情是这样，政府根据民权法，对我们的公司提出诉讼，说我们的住宅开发区歧视黑人。我和我父亲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谈了这个问题，而他们劝我们调停。政府经常敲开发商们的竹杠，而商人们总是照付款不误，因为他们不希望有什么坏宣传，不想惹火烧身。但事实上，我的楼房里有黑人住户，只是没有给予优惠出租，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没有享受优惠而已。科恩先生，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科恩律师说：“我的观点是叫他们见鬼去，到法院去跟他们斗，只要你们盖的楼房里有黑人住户，就不怕他们。”特朗普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政府无权干涉我的生意。”于是他决定请科恩律师处理这个案件，他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此时的特朗普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他好斗。他和科恩律师一道去法院，为那租金而争辩，而斗争。最终，政府对该案拿不出任何证据。法院从中作了小小的调停，特朗普父子没有认罪。取而代之的是他公司同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空房以同等的机会出租，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黑人、白人一视同仁。这场官司就此了结。
通过这场官司，特朗普觉得科恩律师是个可靠的朋友。科恩很精明，能和你站在一边，那很荣幸。科恩从不两面三刀，不像有些“有身份的”家伙，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他们会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如何诚实，如何正直，但实际上都是些伪君子，他们绝没有忠诚可言。他们想的是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如果朋友成了一个包袱，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决不会考虑朋友的安危。
特朗普搬到曼哈顿以后认识了许多人，了解了许多房地产，但仍没有发现他能买得起的、价格适中的不动产。到了1973年，曼哈顿的情况突然变糟，由于通货膨胀，建筑费用猛涨。更大的问题是纽约城本身，该城的债务上升到了令人紧张不安的地步。人们惶恐不安，简直不能相信这座城市。这种环境不利于新的房地产开发。特朗普担心纽约城的未来，但还不至于彻夜不眠，他是个乐天派。他看到该城的困境，而那也正是他大显身手的良机。在他的心目中，曼哈顿一直是最佳住处，是世界的中心。纽约在短期内不管有什么困难，事情一定会彻底改观，这一点他毫不怀疑。还有哪座城市能取代纽约呢？
一直吸引特朗普的，是哈得孙河边的一个废弃了的庞大铁路站场。每次他沿西岸河滨的高速公路开车过来时，他就设想能在那儿建什么。但在该城处于财政危机时，考虑开发这大约100英亩的庞大地产则需要胆略。那时候，人们认为西岸河滨是个危险去处。街的西边，有廉价旅店，各公园都有毒品贩子。《纽约时报》曾刊载文章说，那真是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尽管如此，特朗普认为不必顾虑重重，要全面改观并非太难，人们发现它的价值只是时间问题。
1973年夏季的一天，特朗普在报纸上破产广告一栏中，偶然看到一则启事，说一个叫维克多的人负责出售废弃站场的资产。他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说他想买60号街的站场。对方约他去洽谈。维克多是个很圆滑、很有吸引力的家伙。特朗普故意说那站场如何糟糕得不可收拾，街坊和整个城市正陷入困难，我对这宗地产有兴趣，可能真是发疯了。特朗普又说，这么大一块未开发的地皮，要获得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真比登天还难！他故意卖关子，然后又靠精力和热情，终于取得了维克多的信任。
尽管到目前为止，27岁的特朗普自己没建过任何建筑，但他愿意去追求那些条件比他优越的人不想追求的东西。特朗曾和维克多拟定了一个协议，由特朗普买下那个废弃站场，但盖房子须经市规划委员会批准。资金由特朗普筹集，还须办一切手续。此时特朗普自己的公司还没有任何名称，他称它为“特朗普组织”。所谓“特朗普组织”只是市郊的几间小办公室。
特朗普花了4年时间为开发那块地做宣传。通过宣传，“LE俱乐部”里的大亨们都愿意做他的后盾。他和父亲还捐款给民主党俱乐部，支持比姆竞选纽约市长，从而和政治家拉上了关系。维克多又帮特朗普在新闻界获得信誉。当记者问维克多，为什么选特朗普不选别人时，他说：“其他房地产商是极其危险的无底黑洞，而我一眼就看中了特朗普这个年轻人。他在整个城市处于奄奄一息的时候，在无人想搞建筑时买下这块地，这需要勇气和胆识。”但也有人讽刺挖苦特朗普说．特朗普买了那么一大块孬地，面砖和砂浆在哪儿？
特朗普买下那块地后，先打算盖住宅楼，供中等收入的人租用。他筹集了一笔资金，又从政府那里贷到一笔款子，但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市开发公司，就是那个专门出售债券给公众、向住宅建筑商贷款的机构，由于纽约的经济越来越糟，竟拖欠了1亿多美元不付。特朗普从政府贷的款子成了空头支票。接着，市长比姆宣布，由于财政危机，暂停所有新住宅的施工。
特朗普的建房计划受挫，他于是打算用那块地皮搞一个集会中心。但这也遭到一些纽约政坛上有权势人物的反对。州参议员基尔就说，把集会中心放在那里，就像是在坟场上开办一个夜总会。直到1978年4月，纽约市长宣布决定购买那块场地并在那儿建集会中心。有关方面认定那块地皮的价格为1200万美元，特朗普可得酬金83.3万元。特朗普提出，这个中心如果用特朗普名字命名的话，他愿意放弃全部酬金，结果被官方拒绝了。
特朗普是个经商天才，他当然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早在1974年年底，他就看中了那块地皮附近的一家饭店。信息是维克多提供的。名叫康莫多尔的大饭店由于管理不善，已经破败不堪，多年亏损。但特朗普却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每天上下班从这里的地铁站钻上钻下，绝对是一流的好位置。除非该城确实灭亡，否则，将来这里一定会大有前途。
特朗普把买饭店的事告诉他父亲。开始，父亲听说儿子在城中买下那家破饭店，以为儿子跟他开玩笑，因为许多精明的房地产商都认为那是笔赔本的买卖。特朗普心里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不过他耍了一系列的花招，他一方面让卖主相信他一定会买，却又迟迟不付订金。他尽量拖延时间，他要说服一个有经验的饭店经营人，一道去寻求贷款。他还要争取市政官员破例给他减免全部税务。
特朗普终于买下了康莫多尔饭店，投资进行装修，并改名为海特大饭店。海特大饭店富丽堂皇，它的楼面是用华丽的褐色大理石铺的，用漂亮的黄铜做栏杆和柱子，楼顶建了一个玻璃宫餐厅。它的门廊很有特色，成了人人想参观的地方。海特大饭店于1980年9月开张，从开张的第一天起就交好运，总利润一年超过3000万美元。特朗普拥有饭店50％的股权。
特朗普从海特大饭店尝到了甜头，他的目光又落在曼哈顿繁华路段的一座11层大楼上。从1971年他搬进曼哈顿，并在那儿逛大街起，他就看中了它，那是房地产中一流的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建一座摩天大楼，它将成为纽约城独一无二的最大不动产。特朗普通过明查暗访，了解到那11层大楼属于邦威特商店，但楼下的地皮属于一个名叫杰克的房地产商。特朗普先去找杰克。杰克是个很精明的人，但他不是纽约人，不知道这块地皮的真正价值，更闹不明白在大萧条之中，仍有人打它的主意。特朗普通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最终以2500万美元买下了11层大楼和下面的地皮。
特朗普打算拆掉旧楼，建一座高68层的大厦，命名为特朗普大厦。他费尽周折，得到了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1980年10月，曼哈顿银行同意为特朗普大厦的施工提供贷款。特朗普把整个工程承包给了HRH施工公司，并委派33岁的女高级助手巴巴拉负责监督施工。巴巴拉在翻修康莫多尔饭店时，曾显示出她的出众的才能。
开始爆破旧大楼时，《纽约时报》刊登了炸毁门口雕塑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许多谴责特朗普的文章，说开发商只顾赚钱，不惜毁坏文物和艺术品。尽管文物和艺术管理部门并没有出面干涉，事后特朗普也后悔不该毁了那些雕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轩然大波却给特朗普出售大楼帮了大忙。由此引起的文章，总是在开头千篇一律这样说：“为了给世界上最豪华的大楼让路……”
特朗普大厦拔地而起，建造得既富丽堂皇又非常新颖独特。光是门廊中沿东墙下来的瀑布，就有80英尺高，造价200万美元。从第30层到68层是公寓房间，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北面的中央公园，南面的自由女神像，东面的九特河，西面的哈得孙河。大楼的锯齿形设计，使所有单元住宅的主要房间至少可以看到两面的景色。
毫无疑问，特朗普大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每套单元售价从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不等。特朗普雇佣高级公关公司做宣传，吸引了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人士争相购房。由于供不应求，特朗普不断涨价，总共涨了12次。房子还没竣工就卖出了一大半，滚滚钞票进了特朗普的腰包。特朗普大厦共有住宅单元263套，他自己留下10多套不卖，自家住进了最顶层。他们夫妇花了近两年时间改建，特朗普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套公寓间可以与之媲美。
特朗普闯荡曼哈顿，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富豪。但他并没有满足。他又投资兴办游乐场、度假村，成立海湾和西部娱乐集团等。他的妻子伊瓦娜干得也非常出色。她亲自掌管的特朗普城堡，是大西洋城12家游乐场中收入最多的一家，也是城中最盈利的一家饭店，仅3个月就收入7680万美元。特朗普还生产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凯迪拉克轿车，这是一种最豪华的超长轿车，金黄色外壳。
1987年2月，特朗普收到苏联驻美国大使杜比宁的一封信，说苏联国际旅行社想与他合资兴建并经营一座饭店。特朗普和妻子伊瓦娜及助手丽莎和诺玛，乘私人飞机飞往莫斯科洽谈有关事宜。这架新的波音727飞机，原属于香罗克公司，由于该公司陷于困境，被迫出售它偿还债务。卖主报价1800万美元，通过讨价还价，特朗普用800万美元买到了手。这架飞机能容纳200名乘客，但改装为15座，包括非常豪华的卧室、洗澡间和隔开的工作区。
专机起飞了，特朗普从舷窗往下望，曼哈顿区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他回想当年闯荡曼哈顿的情景，感慨万千。他成了个大富豪，但他并不满足，他要干的事业还有很多，很多……
（贺兰）
儒商牟其中
1940年，牟其中出生于四川省万县市——一个濒临长江的中等城市。
牟其中从小聪明伶俐，好动脑子。由于家庭成份不好，牟其中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当了万县玻璃厂的一名合同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他由此接触到了不少人，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看不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写出一篇长文《中国向何处去？》，揭露有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这还了得！1975年8月25日，牟其中和他的“马列主义研究会”伙伴锒铛入狱。作为首犯，牟其中被判处死刑。他在牢中一坐就是4年半，随时有被拉出去枪毙的可能。
不知什么原因，死刑的执行令一直没有下达。相反，4年的铁窗生活让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出狱后的牟其中更加成熟，从一个青年工人变成了一位饱学之土，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0年，恢复自由的牟其中辞去了玻璃厂的工作，一心一意地要干一些事业。他从朋友那里借来300元钱作为本钱，开始贩卖万县的特产藤椅，加入了中国第一批个体户的行列。应该说牟其中是很有胆识的，在他的努力之下，1982年，他和10余名待业青年共同创立了四川省唯一的民营企业“万县市江北贸易部”，后更名为“中德商店”，中德商店不生产任何产品，而着力为别人的商品，而且往往是滞销的商品打开销路。在当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中国，这一招真灵！牟其中成功了，他一时成为全国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好多人不理解，认为牟其中这样做是投机倒把，结果以“偷税漏税”第二次入狱！
高层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牟其中的再度蒙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经过多方调查，发现对牟其中的指控压根就不属实，牟其中不仅没有“偷税漏税”，而且还比实际应交金额多交了4000多元！
真相大白！牟其中在被单独关押了346天后，终于再度获得自由。
出狱后，牟其中面对的是社会各界的支持，他几乎是在瞬间就获得了没有限制的银行贷款和四面八方的掌声和鲜花。中德集团复活了，牟其中眼看着就要走上一条通畅的成功大道，然而，命运却又给这个不屈不挠的汉子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85年3月，国家对失控的宏观经济进行了损失巨大但又无可奈何的“一刀切”，中德的流动资金从700余万元陷入了“0”的深渊。
结果，牟其中欠债160万元，一个天文数字！困境中的牟其中也曾想过要自杀，甚至还写下了遗书！但是，这个一生坎坷、渴望成功的硬汉子终于挺了过来，带领他的中德进入了惨淡经营的长达3年的“上下求索”阶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通过牟其中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中德终于走出了低谷，摆脱了沉重的债务，迎来了企业的春天！自此，牟其中的事业一帆风顺，他带领员工走出封闭的四川盆地，来到风光秀丽的海南岛，创立了南德经济集团。不久，又把总部迁入深圳、天津等地，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牟其中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从相当程度上说，来自于他对市场准确的估计，以及企业家的精明和英雄般的胆识。
1991年，牟其中做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事情。他一下子买了4架崭新的俄罗斯产中型客机。起初谁也不相信牟其中能做这么大的买卖。直到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根据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更令人们惊讶的是，图—154客机比美国的同类飞机便宜2/3，而且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牟其中做成这笔买卖的秘诀是：他知道俄罗斯有飞机卖不出去，又迫切需要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而中国有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积压在仓库里，国内航空公司却缺少飞机，牟其中就利用这些条件“组装”出了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人们常说一个主意值万金。牟其中的这个创举为随后中俄易货贸易的飞速发展开了先河，其创造的价值何止万金！
牟其中后来发起的满洲里铁路项目与他的飞机生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两年，中俄边境贸易急速增长，但由于中俄铁路路轨宽窄不同，过货速度太慢，导致满洲里边境货物堆积如山，无法出入。增加满洲里边境铁路的过货能力，于国于民都有利，牟其中热情地投入了这个项目的设计。他独辟蹊径，在满洲里边境开辟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双方火车可直接开入贸易区，迅速卸下货物重新装车，真正实现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牟其中所有的商业活动几乎都围绕“组装市场”来展开，而“组装市场”的基础即是他的“99度加1度”的理论。
牟其中形象地说道：“有一壶水烧到99度，还没有沸腾，没有产生价值，有人就建议干脆把它倒掉重烧一壶。这种人是傻瓜。聪明的做法是，在这壶已烧到99度的水下再加一把柴，水就会开了，价值就会产生了。成功与否往往就在于这关键的一步。那么，这宝贵重要的1度是什么呢？它就是市场。”
牟其中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好主意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财富。说牟其中“腰缠万贯”也没有人怀疑。但牟其中的爱国心并没有因此有半点减弱。香港《民报》曾经报道，南德经济集团在经济上是极端激进的，而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的。《民报》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指牟其中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该报说的一点不假，牟其中最佩服的人就是邓小平，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最英明的发展之路。牟其中说：“我认准一点，中国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否则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机会，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一定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会始终坚持下去。”
牟其中富了，但他还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充实自己，并在很多场合提出了“儒商”这一概念。“儒”是孔夫子的学说，“儒生”是指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度看重仕途，看不起生意人。但知识分子下海是时代所需，牟其中希望这两者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儒商”是有文化、有教养、有道德的企业家。牟其中的确做到了。虽然“腰缠万贯”，但他生活简朴，从没有过分的要求，即使是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也穿着随便，手上常年戴的是50元一只的石英表。牟其中还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同情弱小，常常伸出热情的双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对公司的下属也非常温和、热心，处处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深得员工的爱戴。
牟其中现在领导着有400多名雇员的南德经济集团，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幢大楼里。公司业务除进口飞机外，还涉及卫星发射、航海、铁路运输、高速公路建设、水电站建设等。公司调动资金以亿元计算。牟其中那传奇式经历成为中外上百家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
“白手起家”的牟其中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不容易，但是他毕竟成功了。也许，除了他聪明地抓住了人生的机遇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具有勇于承受命运的坎坷、笑对生活磨难的非凡品质。
（饶雪）
景泰蓝大王陈玉书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香港景泰蓝商人陈玉书就是一个例子。陈玉书是靠经营景泰蓝发家的，他至今还占有香港50％的景泰蓝市场，而且同时经营贸易、地产、工业、娱乐业。
陈玉书的父母都是华侨，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岁那年，他出于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回到中国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没有多久，便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不免受到冲击。他受不了那种人格的伤害，被迫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72年去了香港。
刚到香港，他一无所有，还要养活妻子和女儿，只能靠打短二维持生计。干的是苦力活不说，还经常找不到活做。有一次，正当他失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陈玉书人生的转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又失业了，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这个坏消息，早上，他仍假装去上班，实际上是出去寻找工作。他在外面转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没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走到维多利亚公园门口，因为无处可去，想到里面坐下来歇一会儿。他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在荡秋千，那秋千总也荡不起来，便走上前去帮助推了一把。那位妇女从秋千架上下来后便跟他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没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这个妇女的丈夫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的高级官员，他给陈玉书谋取了一个给印尼华商办理签证充当中介入的机会，一下就让他赚了5万港元。在7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陈玉书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当然是不行的，应该趁着有点本钱，做点生意。他办了一个“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虽然规模尚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经此打击，陈玉书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缩营业规模，稳住公司；另一方面积极收集信息，以图重整旗鼓。
1979年，大陆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为全球性经济衰退，香港市场对景泰蓝的需求量减少。陈玉书订的货比较多，一时难以售出，形成积压，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纷纷收缩业务、抛售存货的时候，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一连开了4家新店，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广告。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他把大部分销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时，陈玉书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景泰蓝产品花色品种单一，功能只限于观赏，已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改革产品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趋向通报给生产厂家，并指导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景泰蓝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繁荣”公司销售量不但没有下降，相反还逐年增加。
1982年，陈玉书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由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港商谁也不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订下这批货！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货运到香港，他理所当然地打出“景泰蓝大王”的金字招牌，号称“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窃笑：看他怎么抛掉这个大包袱！陈玉书心里也悬着，他外表装得坦然，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现在他是负债经营，每拖一天，贷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
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狂涨不已。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将三个阶段比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靠大的战役起家的。”
陈玉书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艺品生产厂家，依靠祖国的传统工艺而致富的，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间的遭遇而减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资50万美元组建景泰蓝钟表公司，生产各种景泰蓝工艺手表和挂钟；与北京首饰公司合作生产各种景泰蓝首饰。他还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资兴建酒店、卡拉OK厅以及高级住宅。他不仅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信心十足。
他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应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他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总共向大陆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他的义举，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孙霁）
街市大亨周起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越来越繁荣。无数的企业家、商业家、投机家和冒险家，纷纷拥进这个号称“遍地黄金”的宝地，指望着能在这里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美梦。
但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成功的人又实在太少了。
在香港无数的小店铺里，有一家小小的“鸿福南货店”。店主姓周，全家6口人，靠着这小店生意上的微薄利润，勉强糊口。一家人没条件再租住房，只好都挤住在店铺上方的窄小的阁楼中。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父母对小儿子周起鸿却百般宠爱，吃的、穿的都尽量满足他，哥哥、姐姐凡事都让着他。结果把个周起鸿惯得任性蛮横，成了家里的“小霸王”。
到了上学的年纪，周起鸿却不好好读书，经常逃学在外面玩，有一天，他总算到学校去了，正巧看见一个富家子弟在玩电动小汽车。这玩艺儿在当时要算个新鲜稀奇的玩具了，周起鸿就要向人家借来玩，但那富家子弟不买他的账，不屑一顾地说：“要玩？叫你爸爸买去。玩人家的玩具有什么意思！”周起鸿碰了个硬钉子，也知道在别人面前大哭大闹不抵用，于是装作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稀奇！我爸爸早就答应给我买，而且肯定比你的大，比你的好！你就等着瞧吧！”
周起鸿大话吹出去了，可回到家里，他也明白，家里并不富裕，爸爸是不可能拿钱给他买这么贵的玩具的。本来是想争面子的，如果明天拿不出小汽车，岂不是更丢面子？想来想去，周起鸿就想到歪路上去了，他知道店堂的钱箱里总是有钱的，不如干脆自己去拿钱买小汽车！主意拿定，他立刻动手，从阁楼上溜下来，顺着货架摸到钱箱边上。乘着父母在接待顾客，他将小手伸进钱箱，慌慌张张地抓起一把，塞进怀里，就跑到大街上去了。他找到玩具店，把怀里的钱都掏出来，数也不数，就扔给售货员，说：“我要电动小汽车，要全香港最好最贵的！”那售货员在心里暗笑着，给了他一辆玩具跑车。
周起鸿得意洋洋地来到学校，把他的小汽车拿给所有的同学看，总算出够了风头。可是放学回家，刚进门，他就被家里紧张的气氛吓坏了。哥哥、姐姐一溜排跪在地上，母亲在一边抹眼泪，父亲暴跳如雷，不住地吼叫：“说！到底是谁拿的？这么多钱，全家人一个月的饭钱啊……我怎么养了你们这群不争气的东西！”
周起鸿呆在门边，他知道自己是闯了大祸了。父亲看见他，更是一肚子气，骂道：“还有你，学业不长进，打架闹事，不交作业，还逃学！老师今天又来过了，你今天跑到哪里去了？”
周起鸿小声地说：“我到学校去了。”这更激怒了父亲，伸手来夺他的书包，一下就发现了他书包中的小汽车。这一来父亲全明白了：偷钱的坏事是周起鸿干的！他扬起皮鞭，把周起鸿打了个半死，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都爬不起来。
这顿皮鞭把周起鸿打醒了。躺在床上的几天中，母亲悄悄地同他说了许多话，有些话他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生在世界上，不是为了吃吃玩玩的；他应该做出正当的事情来，让人家记住他。至少，他也应该堂堂正正地活着，不能靠偷偷摸摸鬼混。
11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小小的南货店顿时更显得衰败，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咬紧牙关，在店里老伙计的帮助下，硬撑起了店里的生意。
周起鸿小学毕业，因为成绩不理想，家里又正缺人帮忙，便休学回家，在店里干起活来。出外送货是件苦差事，雇人送就要付相当高的工钱。周起鸿毅然把这工作担当起来，让母亲能多省下些养家活口的钱。有时他用送货的自行车推着一箱鸡蛋上半山腰，又累又紧张，汗水流下来涩眼睛，他都不敢抬手擦一擦。但他一点怨气都没有。他想，既然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现在只有好好干活，才能有出路呀！
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照顾店里的事务越来越感到吃力。这时，周起鸿的大姐回到了大陆，二姐移民去了英国，三哥在澳洲求学，经营“鸿福南货店”的担子，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周起鸿雄心勃勃，决意要以这个小店为基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然而，当他看到店里的账本时，心里不禁冒起一股凉气。原来，店里早就入不敷出，几乎就要破产了！
生性好强的周起鸿没有泄气。他仔细地分析了小店经营上的缺点，觉得母亲的作风过于保守，几十年来卖的货物简直就没见有什么变化，自然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吸引不了顾客，怎么能赚钱呢！
周起鸿决意改革。他集中起店里仅有的资金，增加新品种，首先将眼光对准了人们生活必需的大米。为了做好大米生意，他几乎跑遍了香港所有的米店，认真地研究：为什么有的米店顾客盈门，有的米店却冷冷清清呢？除了服务态度外，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大米的质量。买米的人都会抓起一把米，在亮处细看，从大米的饱满度、晶亮度、均匀度，到有无稗子、砂粒、异物等，而且往往跑上几家，相互比较。周起鸿心中有了底，也就有了促销的办法。他请来技艺高超的调米师傅，又特意在店中做了一个大米柜，安装了吹米机。店里的老伙计看不惯，背地里对他母亲叽咕：“古往今来，做大米生意的，没见过有哪个像他这样折腾的！做生意搞上这么多花架子，还想赚钱？！”
母亲当面为周起鸿分辩，可私下里也劝他说：“我们家本钱小，折腾不起。做生意主要还是靠心诚货好，‘诚招天下客，货好生意兴’啊！”
周起鸿胸有成竹地说：“母亲请放心，我搞这些，就是为了你这句‘货好生意兴’！”
果然，调米师傅用吹米机吹去了大米中的杂物，再一点一点地朝米里滴些生油，在风力的搓动下，生油渐渐附着在大米的表面上，使米粒变得晶莹剔透，润如珠玉，让人越看越爱。米店开门后，顾客看到这样漂亮的米，都赞不绝口，说：“这米简直就像珍珠了！”
周起鸿灵机一动，接上去大声说：“这正是本店独家经营的珍珠米！”
消息传开，附近几条街的居民都争着前来买“珍珠米”，这样也带动了店里其它货物的生意。母亲见小店起死回生，高兴得逢人就说：“我这个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做生意倒肯动脑筋！”人逢喜事精神爽，她的身体也明显地好起来。
周起鸿没有因为最初的成功而满足，他仍时刻注意寻找新的机遇。有一大，朋友在一家有名的大饭店请客，最后一道菜上来，大家一起欢呼，原来这是出产在常熟阳澄湖的大螃蟹！周起鸿当时就心中一动：“大螃蟹如此受欢迎，我为什么不经营螃蟹生意呢？”
周起鸿没有料到，他把这主意对母亲一说，母亲竟哭了起来！原来，他父亲当年曾经做过螃蟹生意，因为销路不好，忙得九死一生，差点把老本赔光。
周起鸿等母亲平静下来，才慢慢地告诉她，现在的市场行情和当年不一样了。那时候，香港人还同广东人一样，喜欢吃的是蛇猫虫鸟，螃蟹虽然稀罕，但吃的人不多；现在请客吃饭，都以有没有螃蟹来衡量档次的高低，只要有螃蟹，就不怕卖不出好价钱。
母亲仍然忧心忡忡。可她知道儿子的脾气，只好让他试试看，并且一再叮嘱儿子不要投入太多的资本。
周起鸿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仔细分析了经营螃蟹的利弊，利润高是不用说的了，而最大的困难，是运输时间问题，螃蟹离水时间一长就会死，死了就是白送也没有人要！现在的经营者，多半是靠火车、汽车运输，螃蟹的死亡率在50％以上，如果采用飞机运输，运费固然贵了，可时间大大缩短，螃蟹的死亡率可以降到5％以下，利润反而可以高得多。
但这只是进货方面的账。运来的螃蟹，必须卖出去才能赚到钱。怎样才能尽快地把螃蟹卖出去呢？周起鸿也有主意，他一家一家地去拜访闹市区经营得好的大饭店，终于找到一位擅长经营的老板，同他谈起了螃蟹生意。老板客气地说：“螃蟹当然是好东西，可是太娇嫩，难以保持鲜活。如果一次进得太多，我这小店只怕承受不起。”
周起鸿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个难题，他说：“这有办法。只要你同意，我派人在你的酒楼里做一个冰柜，费用由我承担，你看行不行？”
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事！老板顿时眉开眼笑地说：“让老弟破费，这真是不好意思了！老实说，大螃蟹只要鲜活，在我这酒楼里，是有多少卖多少！”
周起鸿与老板签好了供销合同，抽出资金进货。飞机空运到香港，第一趟就大获其利。可是，经营螃蟹的季节性很强，怎样才能在短时期内多做点生意呢？周起鸿又有了新主意，他同酒楼老板商定，扩大进货量，利用酒楼这个据点，对小饭店、小吃摊搞螃蟹批发。那些小店缺少保鲜条件，但能及时批到鲜活螃蟹，他们也是很高兴的。结果一个秋季，周起鸿和酒楼老板仅从螃蟹生意上就大赚了一笔。
那几年中，“鸿福南货店”发展相当迅速。然而，周起鸿却越来越感到，这个小店束缚了他的理想和才干，他应该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终于，他把南货店卖给了别人，甩开双手去寻找新的发展基点。
正在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竟自己落到了周起鸿的头上。
原来，香港有个名叫罗信的英国商人，早在15年前就是“牛奶”物业部经理。他为了发展香港大坑渣甸山的购物中心，到处搜罗人材。因为听说周起鸿在经营上很有一套，他主动打电话，约请周起鸿在他新开发的地区里“发展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