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内尔的这一招吓坏了阿塔里公司的新主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小子还会回来与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一争高低。离协议到期的日子越近，知道布什内尔要杀回来的人也就越多。阿塔里公司甚至想控告布什内尔，指控他不遵守协议，在协议未到期时便开始设计生产新的游戏机。由此可见，阿塔里公司已大不如从前了，其实布什内尔根本就没有什么新的设计，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才放出风声，就把这个拥有几百种产品、销售额达20亿美元的大公司老板吓得半死。
不久之后，阿塔里公司宣布它同布什内尔已达成法庭外和解，为了保证它生产游戏机的专利权，公司又付给布什内尔一笔未公开数目的巨款。布什内尔又要得意洋洋地去银行了。
（孙长春）
运动鞋大王耐特
过去只属于体育用品的运动鞋，今天已变成时髦的象征，许多买东西讲究商标牌号的青少年，也对体育用运动鞋趋之若鹜。当今中国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里，纷纷辟出专柜销售各种各样名牌的运动鞋，而其中要数美国的“耐克”牌最受人们的欢迎。
“耐克”鞋是在十几年前开始进入我国的。1979年，一个41岁的美国鞋商逗留在香港，办理前往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入境手续，但等了一个星期也没得到入境签证。这个深知等待和忍耐价值的美国商人并没有灰心丧气，1980年7月再次尝试，终于获准入境。他到达北京后，便与我国有关方面签订了制造运动鞋的合同。现在，中国已有4家工厂与这位美国商人合资制造运动鞋，统一贴上“耐克”商标，既运往美国销售，又在中国内销。这位美国鞋商，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耐克体育用品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菲尔·耐特。
正是这位菲尔·耐特，使耐克公司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家输入日本运动鞋的小进口商一跃而成为美国头号的运动鞋制造厂商。1976年，耐克公司年销售额仅为2800万美元，1980年达到5亿美元，一举超过在美国领先多年的阿迪达斯公司。到1990年，耐克年销售额高达30亿美元，把老对手阿迪达斯远远地抛在后面，稳坐美国运动鞋的头把交椅。菲尔·耐特由此也被誉为“运动鞋大王”。
运动鞋市场上强手如林，耐克公司是怎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的呢？这得从运动鞋发展的历史说起。
20世纪初，在德国法兰克福地区有个小城赫尔佐格瑙拉赫，它以生产精致耐用的体育运动器材而闻名。1920年，该城的鞋匠阿道夫·达斯勒在这浓厚的体育氛围中，联想到运动员需要合适的鞋子，而在自己的小作坊里设计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双运动鞋。二次大战后，他在那儿开办了阿迪达斯公司，专门生产运动鞋和其它体育用品。
达斯勒深知运动员的心愿就是希望有双适用运动鞋帮助取得好成绩，因此特别强调质量。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上，西德足球队员穿着由他的公司精工制作的运动鞋，取得了世界冠军。从此，阿迪达斯公司名扬天下。竞技场上，无论是足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手球运动员，还是拳击运动员，都清一色地穿上印有三条杠标志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受其影响，一般的体育爱好者，苦于身体发福渴望减肥的人，也都纷纷购买这种阿迪达斯运动鞋。阿迪达斯公司的产品销量直线上升，利润也随之大增，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公司。
在60年代和70年代，阿迪达斯一直执世界运动鞋生产的牛耳，领导着运动鞋和运动服的新潮流。它傲视群雄，独步青云，怎么也没想到它未来的敌手竟是一家以1000美元资产起家的小公司。
在美国尤金市俄勒冈大学三年制学院里，有一名径项运动教练，名叫比尔·鲍尔曼。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一心要使自己的运动队超过其他队。训练比赛中，最令他头痛的是运动员常犯脚病。他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如果每个运动员都有一双合适的鞋，底轻而支撑又好，摩擦力小且稳定性强，就可以减少运动员脚部的伤痛，有助于出好成绩。于是，鲍尔曼精心设计了几幅运动鞋的图样。他找了好几家制鞋公司，可回答却几乎千篇一律：“外行怎能指导内行，我们不想教你如何当教练，你也别想指手画脚教我们如何制鞋。”
讥讽和嘲笑并没使鲍尔曼气馁，相反却激励他自己干。他请教补鞋匠，拜皮鞋工人为师，当上了鞋匠。他日以继夜，不怕失败，终于掌握了制鞋手艺。在一次运动会上，他的运动员穿上了由他亲手制作的、外表难看但轻巧舒适的鞋，结果跑出了比以往任何一次比赛都好的名次。
鲍尔曼这种对运动员充满爱心、为制鞋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的一个学生大为感动，这个学生就是菲尔·耐特。他当时是个优秀的赛跑运动员，是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学生。耐特以此写了毕业论文，并与鲍尔曼商量，决心与他一起干。他认定这不仅仅是一双鞋的事，而是一项大有作为的事业，是一项为运动员造福的大好事，应尽快联系厂家生产推广。
遗憾的是，偌大一个美国，竟找不到一家鞋厂愿意与他们签订合同。耐特在一次鞋类产品交易会上，遇到了日本的制鞋商鬼冢虎，这个精明的日本人看过设计图样后大喜。这可是难得的发财机会！何况他有可能成为第一家打入美国市场的日本鞋商。他们当即签订了合同，由美方设计经销，在日本制造。
就这样，耐克公司的前身——蓝绶带公司诞生了。这家小小的公司，由鲍尔曼、耐特等几个人组建，资产只有1000美元。一年后，日本方面送来200双运动鞋，公司才正式开始营业。
鲍尔曼和耐特有一个共同的良好愿望，就是为运动员服务，而从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营业室，他们销售产品时，住房就是店铺，推销车就是办公室。为了节省租金，他们选在垃圾站附近开了个店面；为了运货及时，他们常常顾不上吃饭；包装费太高，他们从废品收购站买来旧的包装纸作包装。由于没有雄厚的资金，开创初期的艰难可以想见。
不久，日商鬼冢虎察觉产品销路不错，便要求他们先汇款后发货。这样一来，鲍尔曼他们的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只好加倍努力推销。鬼冢虎还常常不按期交货，甚至把一等品偷偷地留在日本销售，把次品送往美国。一次，鲍尔曼他们收到一批鞋，顾客穿了两个星期，鞋底鞋帮就分家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为了维护信誉，及时给顾客退换了。
鲍尔曼的公司销量逐月递增。1971年，鲍尔曼的公司销售额已近700万美元。鬼冢虎派代表来到尤金市，提出由鬼冢虎购买鲍尔曼公司51％的股份，并在5个董事中占两席，如果拒绝这个要求，立即停止供货。受尽日商刁难的鲍尔曼和耐特忍无可忍，断然拒绝这一非分的要求。凭着自己的设计专利，他们很快找到了合伙人，并且就在这年年底正式改名为耐克公司。
美国的大制鞋商，特别是最大的阿迪达斯公司，根本没把耐克这类销量仅几百万的小公司放在眼里。他们依旧生产着老款式的运动鞋。直到70年代中期，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运动员都喜欢穿耐克公司的新款运动鞋，这时，阿迪达斯等大公司才着了急，千方百计想挤垮崭露头角的耐克公司。
1976年，耐克公司的年收益大约是790万美元，比起数十亿美元的阿迪达斯，当然算不了什么，但阿迪达斯已感受到它的潜在威胁。这一年的奥运会，照例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尤其对体育用品公司更是如此。耐克派了9名推销员参加，阿迪达斯却派了300人，组成一支强大的推销队伍。耐克花去广告推销费7.5万美元，阿迪达斯却花费600万到900万美元。财大气粗的阿迪达斯争取了相当一批金牌获得者试穿他们的运动鞋和运动服。而耐克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名有可能拿到冠军的马拉松长跑运动员签约穿耐克鞋参赛。谁知就在这名运动员进入赛场的前一分钟，某大公司做了手脚，使他脱下耐克鞋，换上了别的品牌鞋。菲尔·耐特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气得大吼一声，啪地关掉电视，又熄掉灯，在黑暗中坐在沙发上过了一整夜。
商场上的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并没有使鲍尔曼改变初衷。他把经营权交给耐特主持，自己则继续潜心于研究运动鞋式样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鲍尔曼发了财仍不忘本，过了两年，他干脆离开公司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当教练去了。从此，耐克公司就由菲尔·耐特独自一人担当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育运动变成了时髦风尚，尽管并非人人都从事体育运动。电视屏幕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介绍包装精美、不用熨烫的运动服和式样新颖的运动鞋，以及几乎天天都有的体育比赛实况转播，使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体育运动的诱惑，即使从来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也为之怦然心动。体育运动的魅力、活力、意志力和胜利的喜悦，促使人人都去穿运动鞋和运动服。于是，人们开始将美国黑人流行艺术引用到运动衣和运动鞋上，使之成为时髦的标志。
耐特敏锐地注意到体育用品市场上这一重大变化。他一方面坚持初创时的信念，坚持办体育用品公司，而不办时装公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产品多样化策略，除生产运动鞋外，还推出了童鞋、非运动休闲用鞋、旅游鞋、工作鞋和运动服装。由于这一举措，耐克公司的销售额当年就猛增50％，纯利几乎翻了一番。
耐特巧妙地迎合了美国人的流行艺术意识，在做广告上尤为注意这一点。广告既强调体育运动，又具有强烈的煽动性，起着流行时尚的导向作用。耐克公司加强了与体育界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员的合作，但所选人物均属备受广大青少年崇拜的“好斗型”选手。例如网球明星麦肯罗，人们老是看到他在网球场上大发脾气，与权威们争吵。还有网球名将阿加西，他留胡子，长发蓬乱，将牛仔裤剪短当网球裤，而这种牛仔网球裤也就成了耐克公司的特色产品。黑人篮球明星乔丹，他是美国青少年心目中的榜样与英雄，由他参与设计生产的航空乔丹运动鞋，成了耐克公司最畅销的产品。有了这些大牌体育明星做活广告，耐克运动鞋已不再仅仅是运动鞋，而成了偶像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物。阔气昂贵的运动鞋成了追求时髦的美国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耐克公司的产品就像其他流行艺术一样迅即在全美国走俏。耐克鞋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为赶时髦，不少人甚至不惜驱车50英里去买耐克鞋。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耐克鞋出尽风头，不少体育名将借助它赢得了金牌，这与4年前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老大自居的阿迪达斯公司对这股体育用品市场上的时髦风开始似乎还无动于衷，直到1980年被耐克公司迎头赶上才慌了手足。商店中，标有三条杠标志的阿迪达斯老式的运动鞋和运动衣裤堆积如山，无人问津。而阿迪达斯全力推崇的网球明星埃德博格和格拉夫，其品性过于慢条斯理、规规矩矩，不能体现青少年体育爱好者的叛逆意志，产生不了广告效果，又怎么能起到促销的作用呢？
阿迪达斯公司在耐克公司凌历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终于从80年代起丧失了自己在体育运动用品币场称霸数十年的主宰地位。
作为耐克公司最高负责人的耐特．并不因在美国本土上的胜利而满足，他决定发动一场全球性的促销攻势，使该公司的海外销货比率大大提高。美国、西欧和日本是世界上三大运动鞋市场，耐特试图挟其在美国取胜的余威，与竞争对手角逐于西欧和日本两大战场，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
然而，进军海外市场并非一件易事，可谓障碍重重。首先，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不景气，生产下降，原料价格剧跌，失业浪潮冲击着每一个工业部门。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使西欧、北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在这种世界经济背景下扩展海外市场，自然是举步维艰。例如．要日本减少或降低关税就很难做到。换句话说，任何产品也不可能畅通无阻地长驱直入日本市场。日本传统风俗习惯意识比较强烈，成为外国货打入的无形障碍，同时由于国际贸易间的竞争，日本市场的排外性就更强烈。这种情形在西欧各国中似乎少一点，但贸易保护主义在法国等西欧国家正日益盛行，限制外贸进口的措施也有增无减。
此外，耐克公司在海外市场上遇到的竞争对手也更为强大。除了阿迪达斯外．还有在美国运动鞋厂商中排名第二的普马公司，以及新布兰斯、康伏西和小马等国际著名公司。这些公司早就跨出国门，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比耐克要大得多。他们决不允许自己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受到耐克的冲击。阿迪达斯的一名海外销售经理就公开声称：“耐克公司必须明白，它在美国取胜的那一套推销策略在西欧市场是绝对行不通的。”但是，他未免太低估耐克了。耐克自有一套办法。它针对西欧即将出现的跑步热，集中力量打开西欧的高性能跑步鞋市场，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加强在欧洲的推销能力，耐克公司还在英国和奥地刊设立了配销站，同时利用它在爱尔兰的装配工厂，就近供货给欧洲大陆市场，避开了经济共同体的高关税壁垒。
在日本，耐克公司针对该国门户不易打开、传统风俗不易改变，但体育潮流追随美国且比西欧迅捷的特点，与日方建立了联营公司。1981年10月，耐克公司与日本第六大公司岩井公司合资建成耐克日本公司，股权各半，共同生产和销售运动鞋。就这样，耐克公司产品迅速地打入日本低价运动鞋市场。与此同时，耐克高价运动鞋也通过这家合资公司进入了日本市场。
随着耐克公司在海外销售额的增加，它又把生产运动鞋的工厂从日本迁到韩国和台港，因为那儿的劳动力相对低廉，借此又向这些地区推出中等价格的跑步鞋。不久，耐克又在中国大陆合资办厂。耐克牌运动鞋自然也就随之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鞋类市场。
耐克公司发动的全球性销售攻势连连告捷，海外市场所占份额大大提高。耐克取得的这一连串成功，就连把它视为仇敌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大加赞扬。新布兰斯公司营业部的副总裁瓦尔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很漂亮！”
迎合时代的潮流，驾驭流行的趋势，富于创新的设计，以及高超灵活的推销技巧，是菲尔·耐特制胜的法宝。时至今日，耐克体育用品公司依旧牢牢地占据着运动鞋市场的霸主地位。
（陈众）
兼并巨头佩雷尔曼
世界富豪发迹的模式，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或从事贸易，或开办工厂，或经营商店，以成功的企业经营管理而致富的。不过，还有一类富豪，却是以较为雄厚的资本去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或控股，或兼并，或转卖，靠高额的股权收益而晋升大富豪行列的，美国多种投资控股公司总裁罗纳德·佩雷尔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1991年美国《公共事业投资》杂志统计，在过去的10年里，罗纳德·佩雷尔曼拥有的资产超过7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而成为1991年度的美国首富。即使按当年《福布斯》杂志所作的较为保守的估计，佩雷尔曼也堪称美国第三大富豪。
佩雷尔曼1943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保罗。他的家族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祖父摩利斯从事金属加工业，并有3亿美元的控股公司。父亲莱蒙德拥有庞大的贝尔蒙特工业集团。佩雷尔曼作为长子，从小就跟父亲学做生意。他在费城读中学时，课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父亲公司的财务收支图表和各种报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他更是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参与父亲公司的经营。到1964年大学毕业，这位经济学学士早已是满腹生意经了。
在上大学期间，他成功地做成了他的第一笔生意。他以80万美元买下一家啤酒厂的股份，3年后又将其分两次卖掉，分别获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的转让金，净赚200多万美元，充分显示出他的经营才能。
大学毕业不久，佩雷尔曼又到沃顿商业学院深造，1966年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此后，父子俩创建了资金积累公司，加快了发展步伐。他们从不借贷资金，并反对无利交易，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佩氏经营风格。
1967年到1978年，父子俩分别收购了几家机器制造厂和钢铁厂，随后运用他们握有的股份，对这几家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清除掉一些低利润的生产部门，优化了资产结构。经过这几次收购、兼并，佩雷尔曼在尝到甜头的同时，也掌握了一些兼并技巧和操作方法，为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8年，年已35岁的佩雷尔曼非常渴望能真正独立地干一番事业。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向老父亲提出这一要求：“爸爸，您老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几年清福了，公司的事就交给我好了。”哪知，倔强的老头子是个工作狂，听了儿子这番话，竟勃然大怒：“你这横小子翅膀长硬了，就想夺我的权了。告诉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任何时候也不打算退休！”这番话深深地刺激了佩雷尔曼，使他独闯天下的欲望更为强烈。不久，他与妻子菲丝·戈尔丁以及他们的孩子搬到纽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1978年4月，佩雷尔曼以200万美元购得科恩—哈特菲尔德产业的34％股份，成为他独立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没过多久，他又卖掉了自己所拥有的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将资金集中起来炒股票。靠这一买一卖一炒，他不但收回了原有资本，还获利1500万美元，使本金一下子翻了8倍多。
初战告捷，佩雷尔曼饱尝甜头。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收购、倒卖、控股、吞并，将其兼并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总是把目光瞄准那些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手里不停地拨弄着计算器，计算着这些企业报表中的各种数字，盘算着购买多少股份便能达到控股目的，控股后又须淘汰哪些不获利的设备、机构，使之优化结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进而达到大幅增值的目标。难怪有人这样评论他：“佩雷尔曼根本不像个当代企业家，倒像个手拿计算器在市场瞎转悠倒买倒卖的贩子！”对此，他嗤之以鼻，并正式成立了“美国多种投资控股公司”，自任总裁。他的这一举动，似乎在向那些持异议者表明：自己不仅是个当代企业家，而且是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大企业家！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佩雷尔曼靠切斯·曼哈顿国际银行组织的资助，先后从投资商布迪·考夫曼手里买进了5000万美元的股份，显示出他雄厚的实力。1980年，财大气粗的佩雷尔曼开始实现他20年前的愿望。那时他们父子俩曾看中了新泽西州从事甘草提炼和巧克力生产的麦克和福布斯联合公司，只是苦于资金不足无法收购它，而现在可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了。他一口气买下这家公司4500万美元的股份。这笔生意的成功，使他的公司实力陡增。1983年，他干脆买下了麦克和福布斯联合公司的全部股份，使之成为他的全资子公司。1984年3月，佩雷尔曼又将手伸向杰克西尔公司，他买进该公司9000万美元的股份，控制了它的经济权。
将个人的喜好和安危与公司的经营融为一体，是佩雷尔曼的独特风格。抽烟是他的一大嗜好，从平时对各种名烟的品评，到对各烟草公司经营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使他产生收购烟草公司的强烈欲望。在北卡罗莱纳州，他与那里的烟草制造商经常商讨如何增加产量，并几次派人到中国、土耳其、伊拉克和苏联去采购价廉物美的烟草原料。1984年，他不惜出资1.24亿美元买下了美国烟草联合公司。一夜之间，“烟草大王”的桂冠便戴到他的头上。
在佩雷尔曼兼并控股生涯中，他最为得意之举是收购瑞福伦化妆品公司了。瑞福伦是一家庞大的化妆品跨国公司，其产品畅销130个国家和地区。到80年代中期，该公司每年销售价值10亿美元的化妆品和10亿美元的保健品。佩雷尔曼对它窥视已久，只不过一时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吞下这个庞然大物。
1985年初，佩雷尔曼决定先将其攫取的目标转向佛罗里达州的潘瑞·布莱德超级市场集团，这家集团刚刚摆脱破产的危险，急需要钱，出价较低。但最令佩雷尔曼感兴趣的却是该集团拥有3.3亿税收转账权。6月初，佩雷尔曼买下该集团6000万美元的优先股份，占其全部股份的38％。接着，他就靠变卖这家控股公司存货和7亿旧货债券，向瑞福伦化妆品公司公开出价，展开了这场令世人瞩目的收购战。
6月中旬，佩雷尔曼正式向瑞福伦公司总裁米歇尔·伯杰雷克提出收购要求。遭到拒绝后，佩雷尔曼就以潘瑞·布莱德集团的名义公开以每股47.5美元向瑞福伦出价。1985年底，潘瑞集团将每股收购价提高到50美元，后又提到53美元。这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报价56美元，瑞福伦同意卖给这家公司一部分资产，前提条件是需另一个报价者购买40％的股份。佩雷尔曼认为这个协议违反了股东权益法，而向特拉华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瑞福伦公司的方案宣布为非法和无效。
在听候法院裁决前，福斯特曼利待尔又将报价提到每股57.25美元，而佩雷尔曼毫不示弱，将其报价提高到58美元。10月中旬，特拉华州法院作出裁决，瑞福伦卖给福斯特曼利特尔的股份的协议无效。佩雷尔曼在这场收购战中终于获得胜利。1985年11月5日，伯杰雷克被迫辞职，佩雷尔曼作为第一大股东当上了瑞福伦化妆品公司的新总裁。
佩雷尔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公司的组织结构。他以14亿美元卖掉瑞福伦大部分生产保健品的分支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赢利甚少，有的还亏本。接着，又将所属机构从100个削减到20个，并卖掉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只是保留了隐形眼镜厂和国民健康实验室。
在大力裁减保健品生产的同时，佩雷尔曼却将恢复美容化妆品业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他把该公司美容业的创始人查尔斯·瑞福森的半身塑像置放在办公大楼的显著位置，时时刻刻提醒广大员工一定要注重美容化妆品这种传统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诚然，美容业在1974年至1984年间曾处于低谷时期。受国际美容品市场疲软的影响，瑞福伦公司的营业额也大幅下降了79％，1985年亏损2800万美元。但佩雷尔曼清醒地看到，化妆品业已经有复苏的迹象，此刻正是抢占市场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任命索尔·莱文任瑞福伦的总经理，全力恢复对化妆品新产品的开发，同时改进广告和销售措施。佩雷尔曼也亲自出马，到销售瑞福伦化妆品的各百货商店去慰问那里的高级职员。他还选中电视明星苏珊·露茜作为公司的发言人，同时选择著名摄影师理查德·埃夫登拍摄公司的产品广告，广告结尾语令人怦然心动：“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女人都使用瑞福伦化妆品。”佩雷尔曼在试验产品流水线的同时，又将研究和开发预算增加了两倍，以研制出更多的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不久，瑞福伦就接二连三接出了海尔森香水、爱尔梅化妆品等高档名牌产品。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瑞福伦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1987年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比1986年猛增41％。佩雷尔曼终于将臣服在其控股帝国麾下的瑞福伦公司，改造成能够创造更高利润的专门研究开发化妆品的新型公司。这无疑成了佩雷尔曼兼并成功的典范之一。
瑞福伦公司是佩雷尔曼80年代的经营重点，但他在其他领域仍屡有建树。1986年10月，他收购环球公司15％的股份，当上了饭店饮食业的总经理。同年11月，他又买下CPC公司5％的资产，不久又将其股份卖给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中盈利4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他把收购的目标瞄准到世界著名的吉列剃须刀片公司。他在该公司已占有16％的股份，但他还想出价41.2亿美元把整个吉列公司收购下来，以此控制吉列在全世界的分公司，进而促进瑞福伦化妆品公司的国际经营能力。吉列公司面对佩雷尔曼咄咄逼人的攻势，只得答应出卖5.38亿美元股份以结束佩雷尔曼的吞并战，并让他获纯利4300万美元。后来，吉列公司见佩雷尔曼仍持强硬态度，便威胁道：如果瑞福伦继续进行吞并，那他们将把吉列20％的股份出卖给其他公司。佩雷尔曼被迫接受了吉列的要求，同时应允今后10年内，未经吉列公司同意，他将不再购买吉列的股份，并不再控制吉列的经营。
当然，在80年代，佩雷尔曼的兼并行动也并非都是成功的，他也遭受过挫折。还是在1987年秋天，佩雷尔曼听说南非米诺考采矿公司打算将自己14％的股份出售给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他立刻决定插上一杠，抢先买下这部分股份。尽管佩雷尔曼保证最多只拥有20％的股份，但所罗门公司却不予理会，断然阻止了佩雷尔曼的行动，他们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把这些股份弄到手，而且还要将这些股份作优先股转卖给伯克舍尔·哈萨维公司。9月28日，佩雷尔曼强接下心中的怒火，表示愿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优先股，即以每股42美元购买下该公司的10.9％的股份，但仍遭到所罗门公司的拒绝。原来老对手所罗门公司在以前的收购战中经常败在佩雷尔曼手下，这一次显然是要报一箭之仇，给他一个难堪。
1988年9月，佩雷尔曼这个兼并大王又作出惊人之举，他以1.37亿美元将TW食品公司卖掉，以7.8亿美元卖掉彩色印刷控股公司，还以2.25亿美元卖掉了烟草联合公司。熟知佩雷尔曼兼并风格的人，纷纷推测他很可能又在积累资金瞄准新的大宗生意了。果然不出所料，1988年底，佩雷尔曼接管了5个陷入困境的信用合作社，将其合并后组成了吉布拉尔塔第一银行。接着，他又在政府的支持下，买下了拥有23亿资产的圣安东尼奥信用社。看来，他是想过一下当“金融巨头”的痛了。
佩雷尔曼以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在1991年成为该年度美国首富后，开始注重改变他的公众形象。他特地雇来著名的公关小姐琳达·罗宾森为自己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企业家或创造者，而不是专门并吞别人的兼并者。其实，他也未免过虑了，控股、兼并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发展不无益处，当一名“兼并大王”也是会受到人们尊敬的。
（齐水）
乐善好施的陈凯希
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华人和华裔社会，提起陈凯希，几乎无人不知，没人不晓。
陈凯希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祖籍是中国福建，像许多华裔们一样，他幼时的生活极其艰难。因家境贫寒，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他在胶园割过胶，在罐头厂削过菠萝，还摆过地摊，修过自行车。1965年2月13日，陈凯希作为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一蹲就是8年。但8年的铁窗生活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强。
陈凯希出狱后，一贫如洗，别说想发财啦，连糊口都难。有人劝他打工或是摆个地摊维持生计。陈凯希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东南亚各国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经济时期，马来西亚也是如此，人民不希望出现动乱的局面，而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陈凯希认为此时如果投身于经济领域，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是，两手空空，要想在商海中闯荡，谈何容易！有人说他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凯希并不灰心，他找到几个当时人称所谓“左仔”的朋友，各人分头募股，一共募集了80个小股东，凑了16万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在马来西亚西海岸的小县城巴生开设了一爿小店。小店以经营中国货为主，其中包括药酒。
陈凯希经营中国保健品，可谓慧眼独具。从大环境来说，中马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马友谊与日俱增，商业往来日益频繁；从国内来说，这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人们从糊口开始转向健身益寿。尤其是华人社会中的老人和妇女，对保健品的需求更是日益增长。
出乎意料的是，小店经营药酒起步并不顺利，第一年就亏了本。股东们纷纷提出退股。但是陈凯希并不灰心，他认为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错，首战不利是因为顾客对他们还缺乏了解。
陈凯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创业。终于时来运转，不久，他们取得了蚕蛾公酒的专营权。这时，小店已正式改名为海鸥公司。公司员工按陈凯希提出的“海鸥”精神：“我们要与众不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像海鸥一样拥有毅力、勇气，确定人生志向，努力展开双翼高飞”，加大了宣传力度。蚕蛾公酒渐渐为消费者所接受，海鸥公司开始扭亏为盈。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海鸥公司大胆地另辟蹊径，采取不同于其它商家的方式，将中药酒介绍给中药材商店。在马来西亚，有许许多多的中药材商店，甚至在公路旁，中药材店也随处可见。中药材店的数量大大超过酒庄、饭店。这等于开辟了千百个零售点。
另一方面，陈凯希大力加强广告宣传，公司聘请合格的中医师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家主理宣传部门。宣传部门想出了许多好点子，如举办千人宴会、幸运抽奖、烹饪比赛促销活动等，并且出版特刊、印发传单、赠送食谱，将宣传材料送发千家万户。
在强劲的广告宣传和有效的市场策划下，海鸥公司代理的中药酒从18年前的一种年销售几百箱，到后来的100多种、年销售几万箱，占据了马来西亚中药酒市场的一半以上。
海鸥公司现在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拥有20多家子公司、5家联号商店、18家门市部。经营范围也从药酒扩展到对外贸易、信贷业、饮食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方面。但主要商品仍是中国的商品。中国商品占目前经营商品的85％。
海鸥公司成长壮大了。陈凯希自然也发财了，成了一个有名的大亨。但他的思想境界仍和从前一样，那就是多为广大民众着想。他从创业之初，就一直坚持自己的商业经营思想。他说：“群子爱财，取之有道；取自社会，用于社会。”这一富有哲学意义的经商之道，也是海鸥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
陈凯希在当地社会中，最为人称赞的就是乐善好施。多年来，他的海鸥公司从未间断过对教育、慈善、文化团体的赞助。1991年，中国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海鸥公司先后捐助了20万林吉特。
每年，海鸥公司搞周年纪念时，总少不了捐助社会公益这项内容。周年纪念之外，凡是社会团体搞活动、办特刊，海鸥公司不是出钱为他们登广告，就是赠送礼物，有时还为这些社会团体代付印刷费、代制海报，甚至派人协助卖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乐此不疲。
陈凯希作为海鸥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在繁忙的经商活动中，还抽空亲自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担任了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吉隆坡及雪兰莪中华工商会商业组主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顾问等一系列的社会职务。
陈凯希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十分乐意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近年来，海鸥集团赞助的马华文化界的活动，就有“源头活水文学之夜”、“松柏长青文学之夜”、第一和第二届“马华文学节”、马华作协访华团、马来西亚报业访华团、茶文化节观光团、马来西亚著名书画家访华团等等。
海鸥集团赞助和接待的访马中国文化代表团有：中国民族艺术团、中国相声团、中国歌舞团、上海模特团、中国杂技团等。1993年元月初，中国江苏、上海的作家代表团到达吉隆坡时，陈凯希特意设宴款待远道来的客人。席上，宾主进行了联欢，有的唱歌，有的讲笑话，欢声笑语不断，亲如一家人。合影留念时，陈凯希挽着80高龄的柯灵老先生的臂膀说：“早就拜读过您的作品，今日能和您见面，真是不胜荣幸。”
陈凯希不仅给马华文化的发展以直接的经济支持，而且还为之提供了相互了解、相互切磋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百老汇歌舞厅”。它不同于马来西亚其它歌舞厅。海鸥百老汇歌舞厅洋溢着30年代上海滩百老汇的情调，近百平方米的大厅周围墙壁上，挂着周璇、白光、姚莉、龚秋霞等三四十年代影星、歌星的剧照，舞台上歌手演唱的是这些明星当年的成名之作，舞台背景是当年的上海外滩。百老汇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优雅、温馨的环境。
很多当地华人以及马来西亚人、印度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都愿意来这里听听歌，跳跳舞，消除日间疲劳，获得精神享受。马来西亚文化界人士更是把这里当做活动之家，常来此聚会。中国来访的作家、演员、学者、记者也常来这里联欢。
陈凯希热心于社会公益的捐助和支持，自有他的想法。他认为文学、艺术、教育是一个社会走向进步、走向繁荣必不可少的重要事业。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从事文教事业的人，生活并不太富裕，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展这些很有意义的事业。比较起来，工商业者手头要宽裕得多。既然作为一个工商业者要忙于自己的业务，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开展这些活动，那么出一点钱支持别人去组织这些活动，就不应该看成是一种施舍，而是工商业者道义上的责任，是参与推动社会前进、活跃社会文化的具体行动。
陈凯希说，人们对钱财应该有正确的观念。企业的利润固然来之不易。是一分钱一分钱赚回来的，但无论如何，这一分钱也是来自社会。把来自社会的利润再用回到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上面，让大家来分享，是天公地道的，出钱者不应该居功自傲，也没有止境。只要企业能生存、发展，就不能停止对社会的回报。
陈凯希的海鸥集团，以回报社会为己任，既支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赢得了企业的成功。可以试想：当一个顾客在“海鸥”购货时，也许他会想到，他所付出的钱，其中说不定将有一部分，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转化为文教、慈善事业的捐献；而捐献的对象也许就是包括自己孩子或亲友孩子所在的学校，或是自己将要参加的一项文化活动，毫无疑问，他会心甘情愿付钱的。
陈凯希不仅是一个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家，而已是位热心促进马中人民友谊的“桥梁”架设者。
1992年，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奥斯曼阿旺，倡议筹备成立马中人民友好协会，陈凯希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刻响应并积极参与。他调动公司职员，提供车辆和办公设备，为筹备工作积极出力。就在这一年底，在各方推动下，马中人民友好协会终于成立了。
马中友协的成立，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马中友协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陈凯希的一份辛劳和汗水。1994年5月30日，马中友协在吉隆坡公主大酒店，举办了“庆祝马中建交20周年”友好之夜活动。庆祝活动就是由陈凯希具体操办的。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许群先生专程从北京赶去参加。随同许副会长前来的，还有中马友协理事马希惠先生等。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和夫人出席了活动，钱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马中友协顾问黄文彬、会长奥斯曼阿旺，以及当地社会各界名流也热情发言，衷心祝愿马中友谊像马来西亚的热带树木一样，万古长青。
海鸥集团作为以经销中国商品为主的机构，陈凯希给它制订的宗旨，就是促进马中人民的相互了解、文化往来和经贸合作。公司全体员工都把这一宗旨铭记在心。所以，公司对访马的中国代表团，总是热情接待。而公司的各级负责人，则是中国大陆的常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年两度的广交会，以及华东、华北的交易会，海鸥每会必到，积极投入。马来西亚各团体访问中国，有不少是由海鸥组织操办的。海鸥还和中国陕西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联合投资，在马来西亚兴办了马中联营的第一家酒楼——大唐山庄。
陈凯希的确是一位有远见、有胆识的企业家。他认为，马中两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都很快，增长率分别保持在8％和12％之间，所以马中两国将几乎在同一时期，进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马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惊人，已从几年前的每年10亿林吉特，增至50亿林吉特，这种增长趋势会持续下去。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向亚太地区的转移，马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携手合作，势必能分享这份前所未有的繁荣，让两国人民受惠。
（何丹）
新中国第一个富翁
1952年，张果喜出生在江西省余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
余江县在中国曾经很出名，因为毛泽东主席专门写过两首诗，赞扬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为害数百年的血吸虫。可是，只用几年时间就送走了血吸虫这个“瘟神”的余江人，花了多出几倍的时间，也没能送走“穷神”。
张果喜在贫困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读完了小学，刚刚升入初中，“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了余江县，学校里已经无书可读。15岁的张果喜只好到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去当学徒。
五年以后，张果喜成了一个好木工，并且担任了木工车间主任。可是，他所在的厂，却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到1972年，已濒临倒闭散伙的局面。结果，无法自负盈亏的木工车间被从厂里割离出来，单独成为木器厂。年轻的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
名为厂长，可是他从农具社得到的，除了3平板车木头和几间破工棚，就只有21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庭近百口人的吃饭难题，以及“分”到他们头上的2.4万元的沉重债务！
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厂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血气方刚的张果喜找到父亲，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那房子还是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家的，已经住过张家祖孙三代人。人家当了厂长，忙着给自家盖房子，张果喜这个厂长却急着卖自家的房子！然而，通情达理的父亲，知道儿子的难处，还是同意了。房子卖了1400元，张果喜全部拿到了厂里，这成了他们最初的本钱。
单靠这点钱，发工资也发不了几回。木器厂必须找到能挣钱的活干。可附近农村里，就是有点活计，又能做出多少钱？张果喜必须另找出路。
他想到了上海。那个大世界中，或者能找到他们做的活呢！张果喜和他的伙伴，4个人带了200元钱，闯进了大上海。因为怕被扒手扒去这笔“巨款”，他们躲进厕所里，每人分50元藏在贴身口袋里。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就蜷缩在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打盹。他们打听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大厦坐落在九江路。九江可是江西的地名呀！他们感到了几分亲切，也更增加了几分希望。
九江路没有辜负他们。在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陈列样品的大厅里，张果喜看上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套箱是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的，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当他听说每件套箱的收购价是300元时，简直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300元啊，他们四个人千里迢迢来闯上海，全部盘缠也才不过200元呀！他决定接下这批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