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开发的前景一定会好，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他一贯重视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说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拜访。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面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面写信回家乡，招集张氏子弟和亲戚来做帮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张振勋亲自书写了金光闪闪的大字招牌，高高地挂在了大门上。
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张振勋曾经经营过酒行，对于各国名酒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又经营过垦殖公司，对于原料基地葡萄园的生产管理心中有数，这些都是他开办酿酒公司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技术，他却是完全不懂的了、最初，他请人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打算自己试验。然而，我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始终以粮食酒为主，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张振勋不得不寄希望于外国酿酒师。189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张振勋以重金聘请英国有名的酿酒师俄磷来烟台，两人合作得比较愉快。没想到两年以后，俄磷因为拔牙而突然身亡。正值筹建酒厂的关键时刻，张振勋只得急着再请新的酿酒师。这次请到的是荷兰人雷德弗。张振勋让雷德弗开始试酿葡萄酒，自己又回到新加坡去处理南洋的事务。不久，雷德弗带着试制的酒样，到新加坡来向张振勋报喜，开口就大吹自己的酒酿得如何如何好，简直能比得上王母娘娘的仙酒。可是张振勋把酒样拿到当地的一家酿酒公司化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化验师对他说：“从化验结果看，贵国的葡萄质量非常好，但你们的酿造技术实在不行，可能你的酿酒师根本不懂得酿酒！”张振勋这才知道，雷德弗原来是个骗子。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这才把大局托付给他。
哇务不但对酿酒工艺进行指导，而且对当地的葡萄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振助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振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面在烟台购买两座荒山，辟山造田，扩大原料基地；一面派侄儿张子章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不幸的是，购买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经过印度洋，因为烈日的暴晒，几乎全都枯萎了，一下就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子章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张振勋虽然也很痛心，但他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张振勋成为一名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提出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主持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了。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1976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万事俱备，张振勋一声令下，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正式开工投产了。
张振勋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且引进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周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振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懂得“货卖一张皮”的道理，深知一个新产品要想打开国内外市场，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要注重产品的外包装。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他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精致美观的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可是产品上市以后，仍然很少有人买。销路打不开，愁坏了张振勋。他认真地分析了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国内大都市的酒类市场，发现都已被美、英、法等国的名酒打人。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阔气，喝低度酒，就要喝外国的白兰地、葡萄酒和香槟；喝高度酒，就要喝中国的茅台、汾酒。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图实惠，习惯于饮用普通的高粱酒。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没有被消费者所认识，当然卖不出去！
问题的关键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张振勋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招摇过市，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很快发生了作用，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风行全中国，并且在海外华侨中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张振勋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清醒的眼光。在长期“实业兴邦”的实践中，他深深地看透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以对未来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辛亥革命兴起时，他不但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捐助福建革命军民。因此，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经过济南时，曾专程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在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欣然写下了“品重醴金”四个字，表示他的赞赏之情；孙中山还邀请张振勋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委托他组织中国和华侨商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同一年，康有为去张裕公司参观后，也写下了赞美的诗句：“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及南洋宣抚使等职。张振勋对于当官没有热情，却利用这个机会，为张裕产品大作广告。每次到饭店酒楼用餐，他都指名要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并且向周围的人说：“你们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世界各地，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真是举世无双啊！”引得人们都想尝尝这种美酒。
张裕产品的成功，离不开酿酒师投保的贡献，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拨保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得不应征回国参战。为了感谢张振勋多年以来的热情相待，拨保在临行前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人来担任酿酒师。张振勋想，办厂这么多年了，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总不是长远之计，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他暗暗嘱咐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要他们每天跟紧洋酿酒师，偷学他的技术。可是这位意大利人也十分精明，技术上非常保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任何人偷看。张子章和朱寿山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发现，这意大利人好酒，喝醉以后还好说话，于是就设法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把他灌得半醉，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结果意大利酿酒师果然中计，无意中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都说了出来。张子章他们赶紧记录下来，照这办法去进行试验，一次就成功了！张振勋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师，从此在技术上也可以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了！
张子章和朱寿山还根据张振勋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人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来由。
张振勋在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1916年9月，张振勋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巴城。
（薛冰）
新闻巨人普利策
1864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正如火如荼，紧张的气氛弥漫在北美的每个角落。
在北方东海岸的波士顿港，深夜是一片死寂，漆黑的水面除了船上闪烁的点点微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港湾内的一艘船上，有一个17岁的男孩四下张望了一会儿，趁船上人没注意，迅速跃入冰凉的海水中。他潜入水底，一直潜游到远离那艘船，才探出头来呼吸一口气。他在下午船快驶近海岸时，就已经事先看准了陆地的方位。
他开始向岸边游去。游了一会儿，他已筋疲力尽。他仰浮在水面上休息了一会儿，浑身冰冷。他几乎支持不住了。他想喊“救命”，但这一喊，美国海岸警卫队士兵就会向他开枪射击。就是不被击毙，海防人员将他遣送回船上，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他于是咬着牙又向前游。突然，有个硬硬的东西把他撞得疼痛难忍，啊，这不是岸边的木桩吗？他总算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冒险跳海的17岁男孩，名叫约瑟夫·普利策。这位后来在美国功成名就，成为大富豪和新闻界创始人的普利策，就是这样踏上美国大陆的。
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这里靠近罗马尼亚边境，有着一片肥沃的土地。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女，是个天主教徒。普利策排行老二，老大已经夭折，老三叫亚伯特，老四是个女孩子，名叫艾玛。兄妹三人从小就由家庭教师负责管教，尤其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
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可是不久，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他的生活就起了很大变化。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
起先，普利策想当个奥地利军人，但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单薄遭到拒绝。于是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后来他又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佬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佬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再说普利策偷渡上岸后，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
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他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
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
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道地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军队纪律是严明的。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
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
骑兵的伙食是不错的，正在发育的普利策一天一个样，长得壮实而又高大。渐渐地连长蓝赛上尉开始喜欢他了，没事时还把他喊到帐篷里跟他下棋。蓝赛上尉告诉他说，兴趣广泛、好问博学，这在战后是优点，可是在兵营里就不能有个人行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家要你向前，你就不能退后，长官会为你思考。去猜想骑兵队长做什么，或林肯总统会做什么决定，这些可不是二等兵普利策的事。篮赛上尉还称赞他说他的骑术是全连数一数二的。普利策频频点头，似乎明白了许多。
可是第二天大清早，普利策就又闯祸了。大清早集合的时候，他迟到了，而且衣冠不整。值星班长咆哮着命令他出列，大声地对他训斥，什么狠毒的字眼都搬了出来，连他的祖宗三代和祖国都骂到了。普利策顿时怒气冲天，他使尽吃奶的力气朝班长脸上猛揍。他的个性是，谁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就会大动肝火。
士兵们个个目瞪口呆，待回过神来之后才上去拉开他。这时一位排长闻声赶来，排长一听士兵竟敢殴打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普利策被带到总部大楼，被武装士兵看守在禁闭室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这在战争时期，他也许会被枪毙。但他对所做的并不后悔。如果有人还敢辱骂他，他还会那么做的。
不一会儿蓝赛上尉来了。普利策问道：“是不是拉我出去枪毙？”蓝赛上尉说：“你又胡思乱想啦，军队是不会这样处置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的。不过挨你接的班长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幸亏许多战士为你说情。”
普利策感激地望着上尉，两腮挂满了泪水。
蓝赛上尉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将调往别的部队。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不要跟军队挑战。”
普利策被解除禁闭后，回到了连队。他记住了蓝赛上尉的忠告，从此，在军队的这段最后时光里，他一直没出过纸漏。他再也不是一个乐观、活泼的小男孩了。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创伤，造成他今后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身上寻找友谊的性格。
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次游行，林肯总统宣布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
战后的纽约，大批退伍军人使本来难寻职业的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有几百人前往应聘。普利策英文还是不行，又没什么专长，要找个工作谈何容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后来外套有了破洞都没钱买件新的。
尽管如此，普利策也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口袋里有个角币，他仍然会到法国旅馆附设的一家小店找人为他擦皮鞋。有一天，擦鞋的对他这个阿兵哥说，请他帮帮忙以后别再来擦皮鞋了。普利策问这是为什么？擦皮鞋的只好说，法国旅馆的阔佬不愿意跟他这个穷孩子坐在一起擦皮鞋。普利策看看身上破旧的衣服，再看看阔佬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使普利策决心离开这个城市；而且他发誓，有朝一日他要返回此地，买下这家法国旅馆，然后把它夷为平地，在这里重新盖上一栋举世无双的摩天大楼。
那天，普利策碰巧遇到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到西部去，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决定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去。他深信他的希望到了那里会实现。
普利策在离开纽约时，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他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条丝质手帕。他以步行和搭乘火车的方式前往圣路易斯。当他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不但已身无分文，还卖掉了一部分的衣服。他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布达佩斯经过巴黎到伦敦那么远。他把母亲美丽的照片带在身边，寂寞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这是他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短暂片刻。
普利策于10月10日傍晚到达密西西比河畔，正好碰到一阵雷暴雨。他又冷又饿，眼睁睁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却无可奈何。一座桥也没有，又没钱坐轮渡。他浑身颤抖着，不知道如何能捱过这个夜晚。他站在岸边看着渡轮来来去去，船夫叫他走开，他只装没听见。
普利策等又一艘渡轮靠岸后，硬起头皮问船夫：“请问你们需要人手吗？我必须去圣路易斯，可是我身上没钱。如果我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冻死的……”船夫仔细地打量着他因寒冷而变成紫色的脸，终于代他向船长求情。船长答应让他上船烧锅炉，借此免费乘船过河。
船终于靠岸了。普利策铲了一夜的煤，四肢无力，全身发痛，下船时差点跌倒。船长给了他一点钱，告诉他到哪儿去找吃住的地方。他找了个最便宜的客栈，倒下去就睡着了。
下午，普利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起床朝窗外一看，只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上艳阳高照，圣路易斯市是那么生气蓬勃。他来到大街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此刻，街上到处都是猎人和生意人，当然还有婀娜多姿的淑女和穷兮兮的工人。新盖的商业大厦、银行、学校处处可见，这些美好的形象，使得普利策深信圣路易斯是个可以寻求光明前途的城市。
普利策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由于他身体瘦弱，没办法干粗活，而且脾气也不好，又有几分傲气，不太愿意干那种让人呼来唤去的事，所以他接二连三地换工作，做过骡夫、水手、建筑工人、码头苦力、餐厅跑堂和马车夫，但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欢喜的。
普利策幸运地租到了一间好房子，和一个德国家庭住一块儿。房东劝他找个固定的工作。要找到一份固定的体面工作，就得先学好英语。他于是来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每天为图书馆工作2小时，换取可以任意借阅图书的便利。
每天早上，普利策赶到图书馆，边工作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上班时间一到，他又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在图书馆，他遇上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的教授。虚心好学的普利策赢得了托马斯的好感，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托马斯日后对普利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8年，普利策当上了律师后，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
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
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
普利策一听不由伸了伸舌头，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
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
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
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
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果如苏兹所言，1869年12月，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进了议会后，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普利策回到美国后，直奔圣路易斯。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不少钱。赚钱的原因是他买下了一家报社，转手又卖给了当时的新闻业巨头麦克拉，净赚了2万美元。圣路易斯的居民不得不承认，普利策同时还是个有生意眼光的人。
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
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的一家老报——《圣路易斯快报》因经营不善，正打算出售，便以2.5万美元买下《快报》。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但是这家报纸发行量只有24份。为了改变它的老面孔，普利策把它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在新报纸头版刊出了发行宗旨——本报除了人民之外，不为任何政党服务；本报不是共和党的发言人，只报道真实的一切；本报不会支持总统或国会，只公平慎重地给予批评；本报将攻击一切罪行及腐败行为……
《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普利策还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普利策把最后一张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他自己则躲在一旁，静听拥挤的读者对报纸的反应。
普利策这样做自然会得罪人。一些大商人恼羞成怒，串联那些逃税大户，撤消了在《快邮报》上的广告。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
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
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
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
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于是他买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世界报》。
1883年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
《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普利策还利用报纸这个阵地，支持克利夫兰参加总统竞选。《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
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普利策准备筹募一笔款项，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