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普利策开始采取退守的战术，减少办报成本，减少报纸版面，减少对华尔街的报道，取消书评等等。这些紧缩意味着普利策的地位已面临巨大的威胁。
纽约报界人士密切注视着这两个巨人的搏斗，甚至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不过，结果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赫斯特成功了，普利策也并没有失败，这位作风稳健的报业大王经过一番努力，还是站住了脚，并仍保持着他报界领袖的地位。那场大战至今在美国报界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当赫斯特把高德和“黄色幼童”一起挖去后，普利策又雇请了著名画家乔治·卢克斯继续绘《霍根小巷》的漫画。这样一来，纽约就出现了两家报纸同时刊载同一题材连环漫画的怪事。而这两家报纸的广告招贴画上都画着那个身穿黄色肥大衣服、没有牙齿、永远在笑的“黄色幼童”。为了竞争，这两家报纸都争相报道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并开始了靠黄色新闻打开销路的恶习。所谓黄色新闻，就是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暴力和色情，内容不外乎要人丑闻、凶案、名女人及明星们的私生活等等。
美国的黄色新闻泛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究其罪魁祸首，人们都将赫斯特视为始作俑者。
1896年，他曾不惜重金派出三名记者和画家前往巴黎，访问当时正红的女演员安娜，以醒目标题“穿着睡衣的安娜”辟一专栏，并配上女演员肉感的速写，果然大受欢迎。
1896年在纽约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头无四肢的男尸，被油布裹着；后来在附近又发现同样用油布包裹的其它部分肢体。赫斯特重金悬赏，发动30名记者去侦探此案——说起来有点可笑，但这些记者们从油布的来源着手追寻，找到了出售油布的商店，查出有一对男女曾来此买过油布；于是跟踪调查，终于发现了凶杀的证据，向警方报了案。这一充满暴力而又带色情因素的桃色新闻，被赫斯特的报纸大力渲染，一时，全美国都轰动了。
为了招揽读者，赫斯特对一切能加以夸张的消息都不放过。他善于发现那些为其它报社老板视而不见的事件，更善于把那些绿豆大的小事夸张成耸人听闻的消息——至于报道的真实性，在他看来是最次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达到轰动效果，从而吸引读者。他一方面以劳工阶层为对象，用最简单的文字，以娱乐、“激情”和所谓“除害运动”来打动读者；一方面自我夸耀，自我宣传，号称有胆量为社会打抱不平，敢于揭发贪污，打击罪恶。他总标榜自己的实干精神。《新闻早报》曾千方百计对法院施加影响，使一家煤气公司得不到在城里开业的许可证。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他们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予以抨击。
这些做法，既是赫斯特办报的策略，又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只要能对报纸发行有利，对抬高他的形象有利，采用任何方式他都不在乎。他有足够的胆量和热情去做一切事。
1898年，爆发了美国——西班牙战争，这是“最无痛苦的一场战争”，它仅持续了几个月，美国人牺牲很少，却换来在广阔的古巴国土上插遍美国国旗的骄傲。这是一次不义的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是以赫斯特为主的美国报纸制造战争气氛，煽动战争情绪造成的恶果。赫斯特意识到战争这种充满激情的题材对报纸发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也利用了正在发展阶段的美国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扩张领土、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的愿望，极力在报纸上渲染西班牙对它占领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证明对西班牙宣战、匡扶正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为了煽动战争，赫斯特寻找一切可以说明西班牙人在古巴胡作非为的例子。1897年，终于让他抓住了小辫子。这一年，古巴反西班牙革命党人卡马奎被控叛乱罪，将被处以死刑。他16岁的女儿西施尼洛丝勇敢地向西班牙当局请求将她的父亲减刑为终身囚禁。被称为巨兽的魏勒将军同意了少女的请求，将卡马奎监禁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允许西施尼洛丝住在岛上一间离她父亲很近的房子里。而西施尼洛丝就利用这个便利，开始了营救父亲的行动。这位以美艳著称的少女将岛上的司令官邀请到她的小屋里，结果司令官差点丧命。西施尼洛丝被控“色诱并企图杀害司令官”，也被判叛乱罪，遭到囚禁。
赫斯特决定抓住这件事来掀起一场反西班牙运动，他派出记者莱普生访问了狱中的西施尼洛丝，并在报道中将西施尼洛丝的被囚说成是抗拒司令官企图强暴。赫斯特把这条新闻当作妇女保护贞操和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暴行的事件，在报纸上极力渲染。
同时，《新闻早报》还拟了一封请愿信，请各地有影响力的妇女签名，然后向西班牙摄政王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请求赦免。《新闻早报》用12栏篇幅刊出参加签名妇女的姓名。后来，签名范围扩大到英国，增加了约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王后表示：少女即使犯了罪，也不应该受到侮辱。
赫斯特见西班牙人有可能赦免西施尼洛丝，便火速派他的得力记者卡尔·德克前往哈瓦那去营救西施尼洛丝；并嘱咐他：“一定要在西班牙人赦免她之前完成。”卡尔向狱吏行贿，救出了西施尼洛丝，将她女扮男装潜送纽约。事后，赫斯特得意扬扬地大肆夸耀这一壮举。为了造成更轰动的效果，他还举办了极为隆重的露天欢迎会，让美国人民见见这位古巴女英雄。
在这次欢迎大会上，美国总统麦金莱迫于民众的压力，也前来与西施尼洛丝握手问候。此举使《纽约日报》名声大振，同时也激怒了西班牙政府，美西之间终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1898年2月9日，由古巴革命政府成员偷来的西班牙驻美大使杜皮波·德·洛美给西班牙报纸编辑的信，被《新闻早报》拿到手并刊登出来。这封信把美国总统麦金莱说成是“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这极大地激怒了美国政府。接着，在6天以后，美军“缅因号”舰在夏湾拿港口被炸沉。《新闻早报》又载文指责此事与西班牙有间接关系，并煽动美国人的复仇情绪。
经过一系列煽风点火活动，尤其是以后两件事为导火索，4月18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决议。
在这次战争中，赫斯特亲率记者赴前线采访。一天，他们在海上偶然日击西班牙军舰被美军炸沉的情景，并发现有20名西班牙海军人员正逃向海滩。赫斯特立即带领记者们持枪冲向海滩，将这些人拘捕，并迭往美军司令部。这种冒险精神是美国人最欣赏的；再加上报纸的自吹自擂，大肆夸耀，《新闻早报》记者的壮举一时竟轰动全美国。
《纽约日报》在美西战争期间销量直线上升，战争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其它报纸也尾随其后，参与了战争宣传。就连一开始指责《新闻早报》报道不实的《世界报》在全国一致的呼声下，也卷进去了。
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在谈到赫斯特欺骗人民和煽动战争的无耻行径时，他又坦率地说：“尽管我认为《新闻早报》有错——我不愿去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纽约日报》在赫斯特一连串的怪招下，发展得十分迅速。美西战争时期是它最辉煌的年代。但到了战争结束后，销量骤然下跌，它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1901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遇刺身亡。《纽约日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纽约日报》带来了噩运——同年9月，麦金莱总统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纽约日报》，上面赫然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一人们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文章间接导致了总统的遇害。
其它报社见此情景，认为机会到了，一齐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掀起一次猛烈抨击《纽约日报》的狂潮。此后，继任的老罗斯福总统也针对《纽约日报》这类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痛斥。从此，这份报纸便臭名昭著，美国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纽约日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终于受到惩罚了。他不得不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从此不敢再肆意刊登黄色新闻，对各类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也加以收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赫斯特遭到的打击接踵而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已卷入战争，而美国政府则迟迟下不了参战的决心。当时美国朝野上下意见极不统一，有的主张支持英法，也有的主张支持德国，还有的主张中立。政府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当时支持德国人的占少数，而赫斯特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美国的报纸除了《晚邮报》早为德国人收买成为其喉舌，只有赫斯特的《美国人报》支持德国。美国政府在较长时期持中立态度，但到了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即1917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赫斯特这时便有了错搭贼船的恐惧，赶忙一改腔调，骂起德国人来。然而，为时已晚，报纸的形象已大大受损。
赫斯特经营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加入民主党，利用报纸极力攻击共和党政府。1902年他当选为民主党议员，竞野心勃勃地想去竞选总统，但却没有得到民主党的提名。1905年他竞选纽约市市长，也失败了。后来在1909年，他不惜重金再次参加市长竞选，结果仍旧是失败。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清醒了许多，原来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
从赫斯特这人本质上说，充其量不过是个素质低下的文化商人，但他有经营头脑，这一点是别人所不及的。而且他能不择手段，做别人不愿做的事。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十多年中陆续收购了30多家报纸。在报业界，他可称得上是个大富豪了。
赫斯特一生挥金如土，1922年，他离开纽约，搬回加州，建造了一所豪华如同皇宫的寓所。这座寓所占地24万英亩，里面有农场、花园及一系列别墅式建筑。他还花费5000万美元巨资购买大批珍贵古玩，陈设在这所别墅里。
赫斯特一生最灰暗的日子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那次所谓“黑色星期五”，股市暴跌使得他损失极为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事业实际已在走下坡路，《美国人报》销量直线下滑，到1929年，已亏损100万美元。他手下的报社也只剩17家。此时，为了还请银行的债务，赫斯特不得不又卖掉几种报纸，并将包括《美国人报》在内的大部分报纸都抵押给银行。
报纸被银行接管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937年，他74岁生日时，债务仍未还清。到1947年他84岁高龄的时候，他的报纸终于还清了银行的欠款，被抵押的报纸又都回到他的名下。虽然年事已高，赫斯特却仍旧野心不改，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地从加州来到纽约，开始亲自重新主理那些报社和杂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也是他的对手们所不及的。
赫斯特一生做的最后一笔大生意是在1948年收购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这家公司拥有提供造纸原料的森林，厂房设备都是新型的。这样一来，赫斯特所有报纸的用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951年8月14日，赫斯特这个报业怪杰病逝了，享年88岁。他死时，手上仍有18家报社、9种杂志、8个广播电台以及一家国际通讯社。
赫斯特的一生是风光的。但是，他还是没有能敌过堪称报业大王的普利策——虽然他曾给普利策造成无限痛苦和烦恼。由于普利策作风稳健，从没有像赫斯特那样大起大落，这使他长期在报界保持着巩固的地位。时至今日，新闻界仍无人不知普利策的大名，但知道赫斯特的人却不多了。
（孙石夫）
商业巨擘西尔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商业无非就是做买卖，你买我卖，如此而已。但事实上，商业不仅对整个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也并非任何人经营商业都能成功，要想经营好商业也必须有赖于灵敏的头脑和现代化的管理。百年老店美国西尔斯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从一家乡村小店发展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以零售为主的商业企业。目前它的总部设在世界上最高的110层的摩天大楼——芝加哥西尔斯大厦里，拥有各类商店2500多家，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高达300多亿美元，是美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其发展稳定就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望尘莫及。在西尔斯如此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背后，凝聚着几代经营者敏锐的眼光、辛勤的汗水和卓越的管理技巧，也许，这就是它发迹的奥秘所在。
西尔斯公司的创建人叫理查德·W·西尔斯。他原来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雷德伍德火车站的工作人员。1886年，23岁的西尔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听说当地有个珠宝商有批镀金的怀表要处理。他就东借西借筹集了一笔钱买下这批怀表，然后以每只净赚2美元的价格转卖给车站的其他人。这次买卖，使他尝到甜头，一下子赚到几百美元。他干脆辞去火车站的工作，开了一家钟表店，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西尔斯钟表公司”。
一开始，西尔斯就把他的主要销售对象放在农民身上。那时，美国农民购买东西大都是到当地普通商店。这些商店效率低，价格高，品种少。因此，如果有一些价廉物美的商品送下乡，就大受农民的欢迎。西尔斯从他转手买卖怀表中得到启发，他便四处打听，专门收购一些因积压或欠债而遭扣押的商品。一些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只是因款式不合城里人需要才积压，但对农民来说，式样并不过时。果然，这些积压商品在乡下成了旺销货。
久而久之，西尔斯对农村市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是个很特别的市场。由于交通不便，农村与城市相隔遥远，农民的需要与城市消费者个同，追求实用而不一定要求时髦；农民购买力低，但潜在市场庞大；农民有一种保守性，生怕城里人欺负乡巴佬，即使送货上门，也担心上当受骗，怕买了假冒商品。这些特点决定了要做农民的生意，非动点脑筋不可。很显然，商品对路，价格低廉，货源稳定，信誉良好，这些都不难办到，只是如何克服信息不通的障碍尚是一道难题。
西尔斯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窗外传来他熟悉的火车鸣叫声，使他想起他在火车站工作时，每天都有大量的邮寄包裹通过火车运送。“对了！”他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如果我利用这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经营邮购商品业务，向散居在各地的与世隔绝的农民发送邮购目录，邮售各种日用品，不就能解决农民们的信息不灵、与城市相隔太远的难题了吗？
1888年，第一张西尔斯邮购商品目录问世了，不过第一张目录上只有手表等少数几种商品。他的公司设在芝加哥市，随着铁路的开通，芝加哥已发展成经济中心，成了农民向往的大都市，因此公司推荐的邮购商品颇受农民欢迎。不久，第一批邮购的汇款单就寄到公司所在地。西尔斯的这一招果真很灵。他又寄出第二张、第三张邮购目录。到了1894年，西尔斯公司的邮购商品目录已经有厚厚的507页了，经营的商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当然，公司名称也由“钟表公司”改为“西尔斯公司”了。在“目录”的封面上，醒目地写着“世界上最便宜的商品，我们的贸易遍布全球”这两句标准而又吸引人的广告语言。邮购的汇款单像雪花一样飞来。西尔斯确实赚了不少钱。可惜，面对到手的一叠一叠的钞票，他不思进取，不去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而是考虑如何从每一份汇款单中榨取更多的油水。鼠目寸光使他的业务量锐减，公司濒临破产，他不得不把公司卖给芝加哥的一个服装商米利雅斯·罗森沃尔德。
罗森沃尔德从1895年起主持和经营这家公司。他接受前任教训，不再光把两眼盯在营业额上，而是想尽办法给客户提供方便，让顾客满意。他针对当时市场的特点，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推出一套发展邮购业务的新举措：印发邮购产品手册，并由此建立邮购工厂。随着他在芝加哥的邮购工厂建成开工，西尔斯公司开始形成工贸一体化的正规企业。到1903年，邮购工厂已是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采用标准化的流水作业线。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公司以“农民之友”为号召，制定了“保证满意，否则退款”的销售政策，定期印发货真价实的邮购商品手册。手册中所列邮购商品事先都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均系农民所需产品，从生产工具到衣袜鞋帽、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如不满意，原款退还”，使农民消除了害怕上当的心理，不仅使西尔斯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声，而且把长期以来买方提心吊胆的情况转变为卖方谨慎从事的局面。这些独到的创见和做法，给农民极大的便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此，西尔斯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猛。罗森沃尔德这一套管理办法为西尔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2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伍德的退役将军加入西尔斯公司，并接任公司的经理。这时市场已出现了新变化：农民有了汽车，进城买东西非常方便，不再和城市隔离了。伍德在进入西尔斯之前就作好了调查分析，早已成竹在胸，他上任伊始，就决定着重发展零售商店，同时为城市居民和农民服务。1926年，他在城郊建立了第一家零售商店，把原来以邮购为主改变为以经营百货零售商店为主，并努力满足驱车而来的农民和城里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需要。为此，公司经营的商品范围进一步扩大，陈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增加了厨房用具、电冰箱等各种电器。零售业务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而前一阶段的邮购业务却没有为西尔斯培养大批的管理人员，这就成了西尔斯发展零售商店初期的最大困难。于是，伍德在改革销售和管理制度的同时，大批地培训商店的管理人员，从而使西尔斯零售商店发展成为50年代的新型城郊购物中心，它对美国人购物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城市面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非常之大。
伍德于1954年退休。在他任职的近30年里，他是西尔斯公司的绝对统治者。西尔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已确立了现代商业企业的雏形。
伍德之后，西尔斯公司一直由一个主席、一个总裁和一个执行副总裁集体领导，而且5～7年就换上新一任领导。人事的定期变动使西尔斯的经营方式也随之变化，从而使西尔斯公司始终保持活力，能随着美国人口构成和家庭模式的变化而及时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公司特别注重了解美国的家庭，并不断地分析和研究美国家庭未来的变化会有什么新的要求，然后设计和生产相应的产品。在六七十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家庭逐渐支配了美国市场，他们的需求和消费量增长最快。西尔斯公司敏锐地看到这一市场新变化，迅即推出相应的措施，以适应年轻人对教育、保健、旅游及财务咨询和业务辅导等方面的新的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除提供厨房用具一类商品外，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商和美国最大的书商之一，甚至是一个艺术品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由于西尔斯公司坚持以市场为中心、顾客至上的经营方针，公司发展异常迅猛。到70年代初期，公司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店已发展到2000多家，年销售额达200多亿美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以零售为主的现代化商业企业。它还投资于31个公司，这些公司生产和供应的产品占西尔斯销售额的28％左右。
然而，在7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西尔斯公司由于当时在经营上过分侧重为上流社会服务，面对突如其来的商品减价的浪潮，有些措手不及。结果，这一“商业帝国”也同美国许多企业一样，出现了危机。它在美国零售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下降，从1967年的9.3％下降到70年代末的8.2％，年销售额也下跌到200亿美元，西尔斯公司的财务面临空前的困难。
就在西尔斯陷入困境的严重关头，在西尔斯工作32年之久的特林，受命于危难之中，在1979年当上了西尔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特林上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公司的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认为，要改变西尔斯以老大自居、不求进取的状态，使它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定要大胆地提拔那些比较年轻、有开创精神、不怕承担风险的人。他首先把一位年仅46岁的地区分公司经理布伦南提到分管全公司商品销售的重要岗位上，全权负责重组公司商品部。接着，又让55岁以上、工作无多大起色的经理人员提前退休，让有干劲、有志向的年轻人来接替。这样，仅在1980年，公司商品部就有1500名经理人员提早退休。
与此同时，特林坚决把国内外那些经营不善的商店和子公司统统关闭、变卖，不管它开办有多久，也不管它是否是新创办的。从1979年到1982年，西尔斯关闭的商店就有200家左右，连1925年开业的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劳代尔区零售商店也不能幸免。经过这番整顿，公司变得更加精干有力了。
特林深知，顾客的信任是无价之宝，是商业企业取得成功的生命线。因而，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争取顾客信任的措施。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顾客的要求，西尔斯设立了美国规模最大的居民需求凋研部。每天公司营业结束后，分设在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必须在当天晚上，把当日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品名、数量、花色、厂牌名称和价格等，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出来，电报总公司。调研部收到各销售网点的报告后，立即对上述各种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并据此对市场销售趋势和顾客的爱好进行分析，对货物的增减提出建议。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当西尔斯公司的决策者走进办公室，打开计算机终端的显示屏时，他们想知道的东西都呈现在眼前，从而能迅速地作出正确的决策。
要赢得顾客的信任，就要有值得顾客信任的商品。为了确保商品质量，西尔斯专门选派366名采购员和302名技术员，到供应西尔斯公司产品的生产线进行监督。供应商的产品必须符合西尔斯公司的产品检验标准。为此，特林专门在西尔斯大厦设立产品实验室，产品实验室拥有138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每年对大约1万种产品进行测试。为了检验床垫的耐用程度，他们用重达225磅的木制圆筒在床垫上滚10万次。为了检验皮靴的耐穿性能，他们将皮靴在水池里浸泡或是穿在自动行走机上检验数小时。为了保证抽水马桶的可靠性，他们让它连续工作10万次，每次1分钟。每样商品检验合格了，才准许摆上柜台出售。
即便这样，仍难以避免有个别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被卖出去。因此，为彻底消除消费者的顾虑，西尔斯重申创办初期提出的“包您满意，否则原价退款”的口号，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退回来的东西从不争论，收回任何原因退回来的商品。这样一来，个别顾客偶尔也会滥用这一制度，如把磨得不像样的鞋退回来，把已用了6个月的泡沫材料家具拿来退……但西尔斯仍毫无怨言，微笑地收下。因为他们相信：在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今天，这类顾客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这样的服务，会使这些顾客去买其它他们不会退回的商品。更重要的是，此举为西尔斯赢得了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良好声誉。
特林在公司的经营上还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跟上时代，着眼未来。”西尔斯是家百年老店，许多零售商店坐落在老商业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不少店铺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设施，与现代工业生产出的新型商品很不相称，以致难以吸引更多的顾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特林批准了布伦南提出的“未来的商店”的计划，决定投资17亿美元，对600家商店进行装修改建，并新建62家现代化商场。这些“未来的商店”，采用协调的颜色、柔和的灯光和美丽的天花板装饰，商店里建有更多的陈放货物的侧廊，商品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排列，陈列得更为得体显眼。时装模特儿穿着世界著名的时装公司生产的时装，亭亭玉立，凝视着顾客。为了方便自选购物，商品标签上印着更为详细的商品介绍，还配备有新的现金收入记录机系统，结账时间从平均3分钟缩短到1分半钟。总之，“未来的商店”为顾客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环境和更为周到的服务，以吸引顾客到西尔斯商店消费更多的金钱。
曾为西尔斯立过汗马功劳的邮购业务，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一步完善。西尔斯目前的邮购对象已面向全国，邮售的商品目录已增加到1000多项，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383个利用商品目录进行销售的中心。时至今日，西尔斯的邮售营业额仍占全公司销售额的20％左右。
特林不仅把目光停留在传统的商品上，而且努力扩大经营范围，使公司向多元化经营的方向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抗风险的能力。1981年，西尔斯大胆地介入金融服务业，花巨额资金买下两家金融公司，成立西尔斯金融服务部，经营提供信贷和销售股票的业务。由于它经济实力强大，深得顾客信任。仅1983年，就获利7亿美元。此后，特林又制定扩展金融服务的大胆战略：把公司的信用卡变为借方卡，这样就能自动从储蓄账户上扣除购买商品的价款。此外，西尔斯还成立了“西尔斯通讯网公司”，提供长途电话服务，使用电话的顾客的电话费，可以在每个月西尔斯开给他们的账单内支付。
经过特林几年的苦心经营，西尔斯冲出了困境。西尔斯重展世界头号商业企业的雄姿，生意兴隆，利润上升。1983年，它的营业额达到近360亿美元，超过了杜邦、通用电气、海湾石油等美国大公司，仅次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居美国第三位。在1.28亿美国成年人中，每4人中就有3人到西尔斯公司的商店购物，有6300万人持有西尔斯的信用卡，每人每年平均到西尔斯购买500美元物品。西尔斯这家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店成了美国人心中最理想的购物天堂。
（陈文）
实业巨子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是安徽建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早年投奔在李鸿章手下充当幕僚，后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大官。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可是一直没能中进士。就在他留在京城继续攻读的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决定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在1897年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负责在上海推销煤炭的工作，第二年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又升任总办。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使用的是外国进口的机器，生产的是优质煤炭，日产量达到五六百吨。煤矿生产用不着周学熙太费心，他的目光就转到了水泥上面。当时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都很快，水泥需要量越来越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而且价钱非常贵。清政府曾经试图在河北唐山开办水泥厂，因为经营不善，不久又停办了。周学熙看着外国人独占中国的水泥市场，心里很不舒服，经过调查，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便宜，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并且在当地找到了合适的原料。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水泥厂就要开工了。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混乱中，英国商人连吓带骗，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当时周学熙不在矿上，他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他们的威胁，断然拒绝签字，并愤而辞去了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提倡“实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便委任他当大学堂的总办。周学熙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运用西洋科技来振兴中国。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
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少货币；而北洋机器局造币厂也毁于战火。袁世凯当即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周学熙四处勘查，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这一方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一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周学熙就利用这笔钱发展工商实业。袁世凯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北洋一切工商业都交给周学熙主持，使周学熙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专程到日本考察，在40多天里，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我们中国只要坚持变法维新，也就一定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以后，周学熙就积极倡议，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5年里，他先后筹集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却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照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准备到总督府去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便明智地调头回家。他也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人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周学熙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反而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这时，英国人诈骗开平煤矿的事，终于暴露出来了。由于当事人张翼和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所以清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张翼的责任，只责成他收回开平煤矿。1904年10月，张翼到伦敦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当时英国海军迫切需要东方的煤炭基地，所以法庭虽然承认英国商人有欺骗行为，却仍然将开平煤矿判给英方。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国，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水泥厂。
周学熙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初他筹划复建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照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接着，周学熙一边整顿旧厂，一边筹建新厂，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汉斯的帮助下，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水泥厂，产品质量又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学熙仍时时不忘收回开平煤矿的使命。1907年，他发现英国人又在开平煤矿周围进行勘查，企图开设新矿，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周学熙当机立断，说服袁世凯建立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四周有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以中国的滦州煤矿来制约开平煤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未了，并由周学熙担任总经理。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使滦州煤矿很快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开平煤矿周围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土矿井。滦州公司的煤矿经理赵元理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早就佩服周学熙的为人和办事效率，他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角色。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每日生产煤1700多吨；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了专用铁路，安装了电话。与此同时，周学熙派精通德文的得力助手李希明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滦州煤矿安装使用了这些最新采掘机器后，如虎添翼，产量猛增，又因为所产煤炭质量比开平煤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正在这时，周学熙的母亲在扬州去世了。周学熙请假回去办理丧事。在家中过完年，便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到北京去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使人头痛。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居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经办人而泡了汤，这一次终于选中了周学熙。周学熙曾几度在北京居住，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上任以后，他立即挑选富于实干精神、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
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有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工程很快投入施工。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决定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立即蜂拥而至，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看他们表演；同时悄悄地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商业信誉比其它洋行要好，工程报价也接近原先的设计估价，而且瑞记洋行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天时地利都相当熟悉，所以最后选定了瑞记洋行，与他们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
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玩花样，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他们以为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也像中国其它一些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糊里糊涂，容易上当，没想到周学熙不但理财经验丰富，而且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又比预算大为减少。1910年2月，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施工，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一生的“兴学办厂”中，这也是最直接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