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同年8月9日，美国人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钚239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邦家族渗透到了美国政界。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原就是杜邦的法律顾问；当时的司法部长克拉克，是杜邦的心腹；国防部长詹森也是杜邦的人。就连中央情报局长达列也曾在杜邦直属的联合水果公司任董事长。
1954年4月5日，为杜邦帝国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皮埃尔·杜邦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全美50个州，无论何处，无不受到杜邦家族的影响，至今依然。这绝不是夸张。杜邦复合企业大集团，就像一株巨大的根深叶茂的树，其势力范围的分布，简直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缩影。杜邦集团下属的企业，包括工业、铁路、石油、航空、银行、波音飞机制造、可口可乐、保险、军工、化学、食品、电视、电脑……几乎渗透到全美和全世界国民经济的每个领域。有人形容杜邦集团是一株覆盖世界的巨树。它是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之一。
（贺信）
香烟大王简氏兄弟
1871年农历正月初八，中国农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广东佛山南海县黎涌乡的简汉达家，又喜上加喜地添了头生儿子。
不过，欢乐中的人们绝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名叫简照南的男孩，30年后创办了“广东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佛山的地理位置紧靠广州，交通便利，在明清时代就是全国闻名的手工业区，商业也比较发达。简汉达靠着从事建筑业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国资本家倾销商品的市场，佛山的手工业也开始衰落。简汉达家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小照南正在上小学的年纪，简汉达就因为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家里一下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潘氏集用模具捏制泥茶煲出售，挣得微薄的收入，养活小照南兄弟5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3岁的小照南已经懂事了，他主动向母亲提出，他不再去上学了。身为长子，他要以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的重担。母亲虽然不忍心品学兼优的儿子失学，但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小照南每天清早脚蹬草鞋，手握利斧，上山砍柴，到傍晚背着沉重的柴捆下山。晚上，他又在微弱的豆油灯下，自学着学校的功课。他牢记着父亲生前的教诲：人穷志不短，才能成大器！要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出人头地的人，首先要有知识、有学问、有真本领！年轻的小照南从书本上认识了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期待着能有一天走向山外的世界……
17岁那年，简照南终于得到了走出穷山沟的机会。他有个在香港做生意的叔父简铭石，回乡探亲，愿意把小侄儿带到香港闯天下。简照南虽然舍不得离开故乡、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但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守在家中吧！而且他也深知，只有在外边闯出名堂来，才有可能改变家中的贫困状况。母亲理解自己的儿子，尽管在临别前夜，母子抱头大哭，但是第二天，她仍坚强地把儿子送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轮船驶出了港湾。简照南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顿时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暗暗下定了决心：不管等待着他的是怎样的命运，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像当年上山砍柴那样，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攀登！
简铭石原来在香港朋友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做事，主要工作是去日本收取账款。简照南来后，他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侄儿。简照南往返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虽然旅途奔波，但他不怕吃苦，办事细心、严谨，收取账款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很受老板的赏识。不久，老板又派简铭石和简照南去越南处理客户的欠款。可是巨隆瓷器店却因为资金不足而倒闭了，简铭石和简照南只好在越南自己做生意谋生，先后开办了陶器、玉器和棉布店。几年以后，叔侄俩积累了一些资本。简铭石看侄儿确有经商才能，便拨出一笔资金，让他自立门户谋求发展。
简照南想到，他当年多次去日本收款，对日本商业市场的情况比较熟悉，也认识不少客户，加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商业更为发达，便将生意转到了日本。他在海滨城市神户开设了东盛泰商号，经营日本海产品和布匹，并将其贩运到泰国（当时称暹罗）、新加坡等地销售。业务扩大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在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学习经商，帮他抄写电文和记账。玉阶是个聪明精干的青年，弟兄俩同心协力，就这样开始了事业。
当时，香港的商业已经十分繁荣。简照南经过比较，认为最好的经商地点还是香港，所以便带着弟弟又回到了香港，开设了怡兴泰商号，从日本贩运瓷器等杂货，向东南亚各国推销。由于简氏兄弟在经营中讲究信誉，尊重客户，很得南洋商业界的好评，不久就在剧烈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跟，收入也逐渐提高。
因为他们的业务一直与航运有关，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很自然地将眼光瞄准了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开始是租船跑运输，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后来买下了“广东丸号”船。“广东丸号”的航线越跑越远，简氏兄弟在南洋一带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幸的是，“广东丸号”在一次驶向日本的航程中，遇到台风海潮而沉没，船上的旅客虽被抢救脱险，但顺泰轮船公司蒙受损失太大，不得不宣告破产。
简照南在经商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但他并没有消沉。几年来涉足商界，使他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只能鼓气，不能泄气！而且，他已经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山沟的穷小子，而是南洋一带颇有名气的富商了。他的人生经验和经济实力，都使他能够经得起失败了。
正当简照南重新设计自己的创业道路时，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实业救国热潮。这对海外华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简照南兄弟受了爱国精神的感召，决心转向国内谋求发展，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但是，回国之后究竟干什么呢？简照南选定了香烟工业。
自从17世纪初，烟草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中国就有人吸食烟草，而且在很多地区种植烟草。烟瘾大的人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肯少吸一袋烟。但是中国人过去只习惯于用水烟袋吸水烟或用旱烟袋吸旱烟，并不生产香烟。19世纪末，外国香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外国烟商雇用了大批中国人担任推销员，在街头推销“洋烟”，这些推销员头戴礼帽，身穿西装，专拣繁华热闹地段宣传：“快来看，快来瞧，水烟旱烟哪有洋烟好，抽水烟伤肚子，抽旱烟呛鼻子，洋烟又有味来又过瘾……”不但当场表演吸洋烟，而且免费散发请人品尝。这些人一已吸惯了香烟，就只好自己掏钱去买来抽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国香烟不征收进口关税，英国和美国的烟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这个巨大的香烟市场，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烟草资源生产香烟，牟取更高的利润，1902年，英美烟商联合起来，成立了“驻华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并很快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等地开设了烟厂，还建立了伸向全国城镇的销售组织。一时间，“大英”、“老刀”、“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铺天盖地而来，残酷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
简照南看到了这个情况，他想，既然中国能种植烟叶，又有着广阔的香烟消费市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为什么要把这巨大的财富让外国人轻易赚去呢？因此，他决定创办中国的民族香烟工业，抵制西方的“洋烟”，让中国人都吸中国烟。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还是一无技术，二缺资金。简氏兄弟为此专程到日本去考察香烟生产技术，并买回了四台蝴蝶式卷烟机；同时，简照南又结识了日本川井烟厂的几名技师，他们答应帮助简氏兄弟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回香港后，简照南兄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在叔父简铭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共同筹集资金，作为开办烟厂的资本。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的35岁生日那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公司取名南洋，是为了表示要和当时中国人在天津开设的“北洋烟草公司”一致对外的意思。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挂着醒目的大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
从这一天起，简氏兄弟与香烟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创业之初，由于简氏兄弟对香烟生产外行，配料不当，质量不好，出品的香烟销路不畅。简照南将这看作关系到南洋公司命运的大事，便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亲自东渡日本，用高薪聘请来几位烟厂技师。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公司资金已经很紧张，怎么能再花费这样高的代价？简照南坚定地说：“公司要兴旺，就必须提高香烟质量。我请来的都是‘财神爷’啊！”
果然，不久以后，技术问题一一解决，南洋公司也生产出卷纸柔软、烟丝整齐饱满、色泽鲜亮、口味醇和的香烟。简照南又动脑筋，广泛征求香烟牌号，从众多应征者中选择出具有中国民间特色、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语作为产品牌号，如“双喜”、“白鹤”、“白金龙”、“飞马”等，很受老百姓的欢迎，香烟也就大为畅销。
可是，一心想独霸中国香烟市场的英美烟商，是不能容忍中国民族香烟工业的发展的，他们企图把南洋烟草公司扼杀在摇篮里，于是节外生枝，借口“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产品“玫瑰”牌相似，向香港当局提起诉讼，要求惩治“破坏专利权”的南洋公司。这本来是毫无道理的事，但香港当局害怕洋人，居然蛮横地做出判决，强令南洋烟草公司烧毁生产出的香烟和印好的商标，使南洋公司蒙受重大损失。当时，简照南正卧病在家，他得到消息，当即披衣下床，在家人的扶持下赶到现场，想据理力争，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英美烟商得寸进尺，随后又用同样的伎俩，使南洋烟草公司的“飞马”、“双喜”牌香烟遭到同样厄运。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原来就势单力薄的南洋烟草公司元气大伤，开工仅13个月，就债台高筑！简氏兄弟不甘失败，宁可关闭恰兴泰商号，以全力维持烟草公司，但还是无济于事，到1908年5月，由于亏损太大，不得不宣告歇业。
一时间，烟厂工人们不得不卷起铺盖另谋生路，高大的厂房冷冷清清，等着出卖；办公桌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债主们纷纷上门来讨债……此情此景，使病中的简照南悲愤交加，病情顿时加重：虽然经过多方医治，稍有好转，但肝病一直没能痊愈。
初战的失败，不但没有动摇简氏兄弟创办民族工业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再次奋斗的决心。1909年2月，在叔父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他们重整旗鼓，再度开业，并将公司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激励公司的同事们共渡难关，谋求发展，他说：“不是我简氏兄弟想发财，而是我们中国人要为中国争日气！”他的话激起了同事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大家表示一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与“南洋”共存亡！为了防备英美烟商再利用专利权、商标法做文章，简照南专门请来了经济专家与经济事务律师给大家上课。同时，他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向海外华侨求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南洋”面临危机时扶持一把，共同为中国人争气！那一段日子，简氏兄弟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筹划。简照南累得好几次肝病发作，他强忍着疼痛，继续操劳。通过改良制造工艺、调整产品结构，经营大有起色。为了筹备足够的周转资金，简照南决定让弟弟简玉阶重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经商，从事贩运风灯、槟榔盒、毛巾、瓷器等生意，充实“南洋”的资金。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运动，在“实业救国”的口号鼓动下，各地纷纷兴办实业。简氏兄弟紧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再次推出“双喜”、“飞马”、“白鹤”等国产香烟，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大得人心。连海外烟商也纷纷来电来函要求代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路一畅通，生产也就蒸蒸日上。这一年，南洋公司获利了，第二年利润又翻了一番；到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匹“飞马”终于飞起来了！
1916年，为了开发国内市场，简氏兄弟在上海设立了分厂，随后又在广州、汉口、北京设立分厂，并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群岛一带设立销售机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死而复生，使英美烟商十分恐慌。他们在1914年和1917年先后两次想以重金收买南洋公司，被简照南巧妙地拒绝了；后来又想破坏南洋公司扩建新厂的工作，也没能得逞。面对英美烟草公司接二连三的刁难，南洋公司的一些股东胆怯了。他们认为，凭南洋公司的资本与基础，是不可能与英美公司对抗的，所以想与英美烟草公司妥协，苟且偷生。一时间，南洋公司内部争论不已，人心浮动。
正在海外筹款的简玉阶听到消息后，十分气愤，当即来信表示，南洋公司的发展，正在于用提倡国货做号召，一旦屈服于洋人，即使不被社会唾骂，也会让提倡国货的人灰心，这种事是万万不得的！在简氏兄弟的坚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企图吞并南洋公司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于是，不甘心失败的英美烟草公司，决定仗着自己的优势，用市场竞争挤垮南洋烟草公司。因为像香烟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一旦销路不畅，生产就难以维持了。他们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宣称英美香烟价廉物美，不惜暂时亏本，将质量优异的新牌香烟削价出售，并在卖烟时赠送彩票、礼品来吸引顾客。同时，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种种手段，迫使香烟店只卖英美烟而不卖南洋公司的香烟。更为恶毒的是，英美烟草公司不惜花费钱财大量收购南洋公司的香烟，故意放到发霉时才拿出来卖，以此来败坏南洋公司的声誉。他们甚至收买了南洋公司的印尼雅加达的仓库管理员，让他把烟搁霉了才卖出去。许多人拿着发霉的香烟要求换货，使南洋公司在经济上和名声上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面对这一切，简照南十分冷静。他知道，英美烟商的手段固然卑鄙，但光是生气也没有用处。市场竞争从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关键要看谁能赢得消费者！在总体力量上，南洋公司无法与英美公司抗衡；然而香烟一旦进入市场，便必须服从市场法则。南洋公司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善于随机应变，仍然有可能再一个一个局部战胜这个庞然大物似的对手。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简照南针对英美公司的诡计，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宣传振兴国货，一方面也尽量使购买南洋香烟的顾客得到实惠，如在烟盒内装入兑奖券，奖品从美术画到金戒指应有尽有，使想碰运气的顾客纷纷购买南洋香烟。他们对销售南洋香烟的商店，提高代销提成，放宽交款期限，并且补贴运输费用，使店家得到的好处比卖英美香烟更大。他们积极向各地烟商征求意见，并派人到各地进行市场调查，按不同消费者的要求生产不同口味的香烟，如为北方人生产烟味浓烈的产品，为南方人生产口味平和的产品。此外，他们还深入偏远地区，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使更多消费者爱上了南洋香烟。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积累达到600多万元，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爱国反帝的热情空前高涨，南洋公司提出的“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产品销售额的猛增，刺激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南洋公司决定对外招股，这一决定当即得到爱国商人的响应，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纷纷入股，使南洋公司的资本激增。股东们一致选举筒照南为公司的“终身总经理”，简玉阶为公司协理。简照南将总公司从香港迁到上海，分公司遍布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同时还在新加坡、泰国等地设有分公司；公司为了扩展生产，添置了新设备；又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草产地设立收购站并新建和扩建了多处烤烟厂；为解决包装印刷和所需锡纸问题，又自办了印刷厂和纸厂。公司职工总数增加到1.4万人，年利润达到三四百万银元，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私营企业之一。
经过与外国资本家近20年的拼搏，简氏兄弟终于成为中国的“香烟大王”！简照南在实业界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曾先后兼任广东实业团副团长、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商联合会董事等职。1922年，简照南又发起成立上海东亚银行，并担任银行董事。
这位在生意上十分精明的富商，却将钱财看得很淡，他多次向外界宣告，营业所得利润取于社会，亦当用于社会。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工作，对教育事业的扶助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少年时代曾经身受因家贫而失学的痛苦，后来在振兴实业过程中，又深深感到技术的重要，所以认定“兴学育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他的倡导下，南洋公司曾经捐巨款资助暨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及复旦大学建造校舍。这些名牌大学的校史上，永远记载着南洋公司的功德。此外，他还在香港、上海开设职工子弟学校、残疾人收养院和孤儿教养院等。由于这些事业，简照南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商界师表，南洋菩萨”！
（薛冰）
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1901年，随着20世纪的开始，荣氏兄弟的事业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荣德生经过实地勘察，反复比较，选中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这里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原料小麦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厂里，成品面粉也可以顺利运往市场。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二月初八破土动工时，引起全城轰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工厂这才能够继续施工建设。1902年3月，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入生产。开机那一天，前来祝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股东们和亲朋好友，也有当初反对过建厂的人，连那个差点把官帽子玩掉了的县太爷亦在其中。
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较小的一家，它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但它采用了60马力的引擎，装备技术与当时各厂相比是较先进的。全厂雇佣工人30多人，一昼夜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这个小厂的诞生却标志着荣氏兄弟开创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面粉大王”事业的基础！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荣宗敬当场对他说：“你到“保兴”来吧，我每月给你12块银元。”见王禹卿没作声，荣宗敬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销售面粉的佣金，惯例是2％，我给你10％。这笔钱全部由你支配！”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赚到了钱，荣氏兄弟首先考虑的，还是事业的发展。他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赚来的钱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扩大实业中去，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从1家厂发展为12家厂，生产能力占到全国面粉业的1/34，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荣氏兄弟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面粉大王”。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
（薛冰）
荣德生遭绑架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
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汽车转入了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到了一处小河浜。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塞进窄窄的船舱，不许活动，不给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荣德生在夜色迷茫中隐约认出这是上海火车南站的货站。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改乘三轮车，左转右转，最后来到了曹家渡老公益里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上了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也只得听天由命了。他伸手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到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叫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却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笑着，说：“财神爷，我是专门派来看守你的。以后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了！”
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但是，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又有些安心：看来，匪徒不打算要他的性命。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