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秋末，黄昏的秋末。黄昏里的落日，在豫东的平原上，因着黄昏，它就血成一团，漫天漫地红着。铺红着，就有了秋天的黄昏。秋天深了，寒也浓了。因着那寒，村街庄头，也就绝了行人。
狗回窝了。
鸡上架了
牛棚里的牛，也都提前卧着了暖。
庄里的静，浓烈的静，绝了声息。丁庄活着，和死了一样。因为绝静，因为秋深，因为黄昏，村落萎了，人也萎了。萎缩着，日子也跟着枯干，像埋在地里的尸。
日子如尸。
平原上的草，它就枯了。
平原上的树，它就干了。
平原上的沙地和庄稼，血红之后，它就萎了。
丁庄的人，他就缩在家里，不再出门了。
爷爷丁水阳，从城里回来时，黄昏已经铺在了平原上。拉他的长途车，从沩县开过来，又朝远处的东京开过去，把他留在路边上，像秋天把树叶丢在路边上。通往丁庄的路，是十年前丁庄里家家、人人卖血时，修下了的水泥路。爷就立在那路旁，望着眼前的丁庄村，风一吹，一路模糊的脑子有些清醒了。一路没有明白的麻乱有了头绪了。就明白，他一早离开庄，坐车到城里听上边的人说了半天模糊的事，在通往丁庄的路道上，有些日出天晴样灵醒了。
灵醒了有云就有雨。
灵醒了秋深要生寒。
灵醒了十年前卖血的人，今天必会得热病。得了热病就要死，就要树叶飘落一样下世了。
热病是藏在血里边。爷爷是藏在梦里边。
热病恋着血，爷爷恋着梦。
爷爷每天都做梦。三天来爷爷每天都做同一个梦，梦见他先前去过的沩县城里和东京城里边，地下的管道和蛛网一模样，每根管道里都是流着血。那些没有接好的管道缝，还有管道的转弯处，血如水样喷出来，朝着半空溅，如落着殷红的雨，血腥气红艳艳地呛鼻子。而在平原上，爷爷看见井里、河里的水，都红艳艳、腥烈烈的成血了。所有城里、乡下的大夫们，都在为热病放大悲声地哭，却每天都有个大夫坐在丁庄的街上笑。日光金黄，丁庄里安安静静，庄人们关门闭户，可那个中年大夫，穿一身雪白大褂，把他的药箱放在脚边，然后，然后他就坐在庄街上的老槐树下面笑。坐在槐树下的石头上笑。哈哈笑。大声地笑。那笑声金光灿烂，朗朗当当，振得庄里的黄叶纷纷下落，如秋风在庄里不停歇地吹拂一模样。
做完了梦，上边就召爷爷去县上开会了。丁庄没村长，就让爷爷替着开会了。这一开，一回来，爷爷他明白了一连串的事。
明白了一是热病其实并不叫热病，它的学名是叫艾滋病；二是只要当年卖过血的人，那时候十天半月间，有过发烧的，今天必是艾滋病；三是有了艾滋病，先来的症状和十年、八年前一样，和感冒发烧一模样，吃点退烧药，烧退了，人就回了原样儿，然在半年后，也许三、五个月，那病发作了，浑身没有力气了，身上生疮，舌头溃烂，日子就枯干得没有水份了。人熬着，三个月至半年间，也许你能撑上八个月，可你很难撑过一年整。然后，然后你就死掉了。
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
灯灭了，人就不在世上了。
爷爷明白的第四个事，是这不足二年里，丁庄每月都死人。差不多家家都死人。一连死了四十几个人，庄头的坟，如卧在田野上密匝匝的麦捆儿。病的人，有的以为是肝炎，有的说是肺上有影儿，有的肝、肺都好着，就是吃不下一口饭。半月后，人饿得如了柴草样，三朝两日吐口血，或吐出半盆儿血，人就下世了。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灯灭一样不在世上了。那时候，都说他或她是有了胃病了，有了肝病了，有了肺病了，其实间，这都是热病。都是艾滋病。明白的第五个事，是原来热病都是外国人的病，城里人的病，心行不正的人才肯有的病，现在中国也有了，乡下也有了，有病的都还是正派人。而且是一有一大片，如蝗虫飞过庄稼地，一飞一大片。六是有了这病必得死，是人世上的新绝症，花多少钱你都治不愈。七是这病其实也才刚开始，大爆发要到明年、后年才来到。那时候，死个人就像死只麻雀样、飞蛾样、蚂蚁样。现在死个人像是死条狗。狗在世上比飞蛾、麻雀贵重得多。八是埋在爷爷屋后墙下的我，刚过十二岁，读了五年书，我就死掉了。吃个蕃茄我就死掉了。在庄头捡个蕃茄一吃我就死掉了。毒死了。半年前我们家的鸡被人下药毒死了。又过一个月，我娘喂的猪在庄街上吃了谁扔的一段萝卜死掉了。再过几个月，我在庄头上吃了人家一个蕃茄死掉了。那蕃茄是谁放在我下学的路边石头上的一个毒蕃茄，我一吃，满肚的肠子就如用剪子剪着样，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庄街上，待我爹跑着把我抱回家，放在床上我就口吐白沫死掉了。
我死了，可我不是死于热病或说艾滋病。我是死于十年前我爹在丁庄的大采血。买血和卖血。死于他是丁庄、柳庄、黄水、李二庄等十庄八村最大的血头儿。是个血头王。我死的那一天，我爹没有哭，他坐在我身边吸了一根烟，就和着我二叔，一人拿了一张锋利的锨，另一人，拿了一把闪着光的大砍刀。两个人立在丁庄中央的十字路口上，撕着嗓子唤，撕着嗓子骂：
我叔唤：“有种的出来啊，别他妈躲在暗处下毒药，出来看我丁亮不一刀劈了你。”
我爹柱着锋利的铁锨骂：“看我丁辉有钱没病就眼红是不是？就嫉妒是不是？我丁辉日你们祖先八辈子，你们毒死我家鸡，毒死我家猪，我敢给我孩娃下毒药！”
一声声地唤，一声声地骂，从午时骂到大天黑，也没见着有人出来接我爹的话。接我叔的话。
到末了，就把我埋了。
也就埋掉了。
因为我才十二岁，还不是成年人，依规矩，不能埋进祖坟里，爷就抱着我的小身子，把我埋在了他住的丁庄小学的屋后边，在窄小的白木棺材里，放了课本、作业和写作业的笔。
爷爷读过书，在学校管敲钟，有一身语文气，庄里人都叫他丁老师，他就在棺材里又给我放了故事书。故事选。还有几本神话和传说。还有字典和词典。
然后呢，然后我爷没事了，就会立在我的坟前想，庄里人会不会再给丁家下毒呢？会不会再给他的孙女、我的妹妹英子下毒呢？给他剩下的孙子、我叔家的小军下毒呢？就想让我爹、我叔到庄里每家每户都去给人家磕个头，求人家千万再别给丁家下毒了。别让丁家断子绝孙了。这想着想着间，二叔也有热病了，他就知道叔的热病其实是报应，是替我爹买血、卖血得了的，就不想着我叔去给丁庄各家磕头的事，只想着让我爹去各家磕个头的事。
还有九。九是爷爷明白了一年、二年后，热病会在平原上大爆发。会在丁庄、柳庄、黄水、李二庄，和别的千村和百户，洪水泛滥一样大爆发，黄河决堤样从百庄千村卷过去，那时候，死个人如同死只蚂蚁样，死个人如同落下一片树叶样。灯一灭，人就不在世上了，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那时候，丁庄人差不多就要死尽了。丁庄就要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丁庄人像一棵老树上的叶，先萎后黄，最后哗哗啦啦全都落下来，一阵风后树叶和丁庄样不知哪去了。
丁庄和树叶样不知去哪了。
再是十。十是上边让立马把庄里的病号都集中起来住，怕热病传到没有卖过血的人身上。说：“丁老师，当年卖血时，你家老大是血王，今天你就出点力，出面把丁庄的病人都集中到学校去住吧。”听了这样的话，爷爷默了大半天，直到现在心里都还满是说不出的味。到现在，一想到我死了，爹是平原上的血王时，爷爷就想让爹在庄里挨家挨户磕个头，想让他磕完头了去死掉，投井、服毒、上吊都可以。
立马就死掉。
只要在庄人面前死掉就行了。
一想到让我爹在全庄人面前磕个头后去死掉，爷爷惊一下。惊一下，我爷就往庄里走去了。
就往我们家里走去了。
真的走去了。
他要去对我爹说他想让爹磕头死掉的话。
丁庄是出了天大的事，不到八百口的人，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庄子，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竟死了四十几口人。算下来，在过去的年月间，丁庄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死掉一个人，每月大约要死三个人。而且是那死人的季节也才刚来到，到明年，死人会和秋天的粮食一样多。坟墓会和夏天的麦捆一样多。死过的，大的五十几，小的三岁或五岁。每人规律在病发前，都要发烧十天或半月，所以那病就叫着热病了。热病大蔓延，已经掐住了丁庄的喉咙了，使丁庄死人不断、哭声不绝了。
庄里打棺材的木匠们，锯和斧子都已换了三、四套。
死，好像暗黑黑的夜，实实地罩住了丁庄村，也罩住了周围的临村临庄子。每日间，来往在庄街上的消息全是黑颜色，不是谁家的谁又发烧了，就是谁家的谁昨儿半夜死掉了。谁家的谁，男人下了世，媳妇正在准备改嫁呢，要嫁到远极、远极的山里去，离开这平原上热病蔓延的鬼地方。
日子是无法煎熬了。死，每天都在各家的门口摇晃着，如飞来飞去的蚊，往谁家拐个弯，谁家就会染热病，就会在三几个月的日子里，有人死在床上去。
死人多了，东家哭上一日或半天，也就努力破费一把钱，用黑木棺材把人埋掉了；西的家，也许并不哭，只是围着那死尸闷坐大半天，叹些气，也就将人埋掉了。
庄里能做棺材的泡桐树，成材的都已砍光净尽了。
三个老木匠，因为天天做棺材，有两个累下了腰疼病。
能扎着纸花做花圈的王姓人，扎花多了，动剪又动刀，先在手上磨出十几个的大水泡，后来那泡破裂了，破皮也干了，他的手上就多出了十几个剪子磨出的黄茧儿。
活人已经到了死懒散。死就守在门口上，谁家也都懒得再种地，也不出门打工挣钱去，就那么守在家，日日地关着门，闭着户，生怕热病从门外闯进来。其实呢，也在等着热病闯进来。一日一日等，一日一日地守。有人说，谁家有热病，政府就派军用大卡车，把病人拉到甘肃的沙漠活活去埋掉，像传说中当年活埋瘟疫样。明知消息是谣言，却在心里还信着。就那么守在家里等，关门闭户地等，一守一等热病就来了，人就死掉了。
死多了，村庄也跟着死掉了。
地荒了，不去锄。
田旱了，不去浇。
有的人家里，死了人，饭还一顿一顿吃，却不再洗那锅碗了。自上顿到了下一顿，还用那没洗的饭锅去烧饭，还用那没洗的碗、筷去吃饭。
有一个人，十天半月不再在庄街上见到他，那就不用再问他去了哪，心想准是死掉了。
他也准是死掉了。
可忽然你要去井上打水时，碰见他也在井上打着水，两个人会猛地都怔着，同时看上大半天，一个问：“天，你还活着呀？”另一个答：“头疼了几天，以为是热病，结果却不是。”都庆幸地笑一笑，一个挑着一担水，一个挑着一对空木桶，从井台上擦肩过去了。
这就是了丁庄村。
这就是丁庄苦熬苦等的热病和日子。
爷爷从马路边上回庄里，到了庄口上，见了得了热病、又一辈子死爱说唱坠子的马香林。马香林坐在他家房檐下的落日里，收拾着他那几年不用、漆皮剥落的坠胡儿，。他家的三间红砖瓦屋是他卖血盖了起来的，现在他就坐在那屋檐下，收拾着坠胡儿，还用他的树皮嗓子唱：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卖粮挣些零花钱，多也一天，少也一天……
样子和没病一个样。可爷却在他的脸上看到死色了，青的光，一缕一缕飘在他的枯脸上，还有那一粒一粒霉干了的疮痘浓泡儿，暗红如晒在脸上干瘪了的豌豆般。见了爷，他收了坠胡儿，脸上挂着黄的笑，眼里有着饿了想要吃的光，说话的声音里还有一丝唱的腔：
“丁老师，你是去上边开会了？”
我爷望着他：“香林啊——你瘦成这样啦？”
他就说：“不瘦啊，一顿能吃两个馍……上边说这病能治吗？”
我爷想一会：
“能——人家说新药马上就到了。新药一到，打上一针就好了。”
他的脸上有了润色儿：
“新药啥时候到？”
“不过多久就到啦。”
“不过多久是多久？”
“不过多久就是没有多少天。”
“到底多少天？”
我爷说：“过些日子我再到上边问一问。”
说完话，我爷就走了。
我爷沿着胡同往前走，胡同两边各家各户的门框上，家家户户都贴着白对联，新的和旧的，白得刺眼睛，走过去，像穿过一条堆满雪的白胡同。他就沿着胡同走，看见有户未出五符的同胞弟家的大门上，家里不到三十岁的儿子有了热病死掉了，那大门上的白门联就写着了“人走屋空三秋戏，灯灭日落熬夕阳。”还有一家李姓的人，死了新娶不久的儿媳妇，那儿媳妇的热病是从她娘家带来的，并又染给了她的男人了，生了娃儿又染娃儿了，为了他儿孙的热病能好转，那门联上就写了“月落星稀一家黑，但愿来日光明照。”还有下一家的门，那门上除了两条白色的门联纸，纸上却是没有墨的字。爷不明白贴了白门联，却又不写字，就过去看了看，摸了摸，才发现那白门联下竟还有两层白门联。就知道他家热病只少死过三个人，贴那白联已经贴怕了，贴烦了，也就索性只贴门联不写墨字了。
爷就在那门前呆立着，听见马香林从他的后追来喊着说：
“丁老师，新药快到了，庆贺庆贺吧，你组织大伙都到学校让我给大伙唱唱坠子吧。我唱得好听呢――现在庄人们都在家快要憋死啦。”
爷就扭头望着他。
马香林又往前边走了几步说：“学校是唱坠子的好地方，你招呼一声就行了，当年丁庄卖血就是你招呼了一声就都去卖了。都卖给你家老大丁辉了。那时候他采血一个药棉能在三个人的胳膊上擦九遍……现在啥都不说了，擦九遍我也每次都是卖给他。全都卖给他。卖给他――到现在在街上碰到他，他也懒得和我说句话……现在啥都不说了，事都过去了，我只要你把庄人们招呼到学校里，让我给庄人们唱上几场书。”
说：“丁老师，啥都不说了，我就想唱上几场豫坠子。让我唱着坠子等那新药吧，不然心里憋得慌，怕不唱就等不到新药下来我就下世了。”
说完后，马香林就站在我爷面前几步远，满脸都是饿了乞吃、渴了讨喝的光。我爷望着他，把目光从他的肩头翻过去，看见他的身后还站着几个人，是庄里有了热病的李三仁、赵秀芹和赵德全，脸上、眼里也都是要问啥儿的光。
爷知道他们都是要问那新药的事，就大着嗓门说：
“新药立马就到了。香林啊——你想啥时候唱？”
马香林脸上立刻挂了亮红色：
“今夜儿要来不及了我明夜儿唱，庄人们要爱听了我天天唱。”
和马香林们分了手，爷就答应着朝了我家走去了。
我家住在庄南的新街上。
新街到底是新街。新街是丁庄富裕后新规设的一条街。你家有钱了，要盖新房了，那你家就从庄里搬到新街上，依着政府的规设盖成两层楼。一亩地，上端是楼房，三面是围墙，楼房全都贴了白磁砖，围墙全是红机砖。磁砖一年四季都散着白味儿，机砖一年四季都散着红味儿。味儿一合碰，就成了红红白白、带着金色的硫磺味儿了。
一条街上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
一年四季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
一世界都是新砖新瓦的硫磺味。
我家就竖在这硫磺的味道里。硫磺的味道日日夜夜碰鼻子，撞耳朵，扎眼睛，可它招人心。庄里很多人家都生活在这硫磺的味道里。很多人家都想生活在这硫磺的味道里，所以都卖血。
所以都有热病了。
新街上统共住着二十几户人，二十几户人家的主人当年都是血头儿。血头儿挣钱多，所以就在新街盖了房。就都住在新街了。就有新街了。我爹当年是最早的血头儿，后来是最大的血头儿。是血王。所以我家住在新街的最中央，不是两层楼，而是三层楼。政府的规设是每家只能盖成两层楼，可我家却盖成了三层楼。
别的人家盖三层政府是要出面干涉的，可我家盖三层时没人管。
房也不是一开始就盖成三层的。它是别人家里都住着草房和土坯瓦房时，爹就盖纯砖纯瓦了。
别人盖纯砖纯瓦时，爹就扒掉纯砖纯瓦盖成两层楼房了。别人要盖两层楼房时，他就又加一层成了三层了。别人要加一层或直接盖成三层时，政府就出面干涉了，说县里的样板庄都是二层楼，不是三层楼。
我家是三层。三层比二层高一层。
在我们家的院落里，和那楼房不般不配的是那洋楼院里有猪窝和鸡窝，楼檐下还有鸽子窝。盖楼时，爹是完全瞄着东京的洋楼样式盖下的，楼屋的地上铺了粉白、淡红的大磁砖，院落地上铺了一米一个方格的水泥地。把千百年来露天厕所用的蹲坑改成了屋里的坐器儿，可我爹、我娘坐着那器儿，坐死也拉不出来屎，只好又在楼后的露天地里挖了蹲坑儿。
楼屋的洗漱间里有一台洗衣机，可我娘就爱端着洗衣盆儿到那院里用手洗。
这样儿，那坐器儿就成摆设了。
洗衣机也成摆设了。
有冰箱，冰箱也成摆设了。
饭屋、饭桌都成摆设了。
我爷到我家里时，一家人正关着大门在院里吃夜饭。白蒸馍，大米汤，粉丝萝卜炖白菜。白菜叶上漂的辣椒红得和撕碎的年画样。爹娘们坐在小凳上，院中央摆了一张小桌子，一家人围着小桌吃夜饭，我爷敲了门。我妹开门后，娘就给我爷端上了汤，摆下了凳，可正要吃饭时，我爷拿着筷子直盯盯地看着爹，像冷冷看着一个不相识的人。
我爹也冷着看我爷，像看一个不相识的人。
到末了，我爹说：“爹，你吃呀。”
我爷说：“老大，我想来想去得给你说件事。”
我爹说：“不用说，你吃吧。”
我爷说：“不说我吃不下，夜里也睡不着。”
我爹把手里的碗放在了饭桌上，把筷子放到碗上边，瞟了我爷一眼道：“你说吧。”
我爷说：“我今儿去上边开了一个会。”
“是不是说热病就是艾滋病？艾滋病是这世上的新绝症？”我爹说：“爹，吃饭吧，这些你不说我也知道了。庄里三分之二的人都知道。只有那些得了热病的人不知道。得了热病的知道他们也装着不知道。”然后，我爹又瞟了一眼爷，一脸的冷漠和不屑，像学生瞟着老师手里拿的他早就会做的卷子样。末了后，爹就端起碗，拿起筷，自管自地吃起来。
我爷算老师，其实是在学校敲了一辈子钟，直到今年过了六十周岁依然还敲钟。有时也替生病有事的老师管管孩娃们，教半天一年级语文上的课：“上中下，左和右。”把粉笔字写得和碗一样大。
我爹也是被我爷教过的，可他现在不像先前敬着老师样敬着我爷了。我爷从爹的眼里看出这些不敬了。爷看我爹自管自地端着碗，吃着饭，就把自己的饭碗轻轻磕在了饭桌上。
终于说：“老大，我不说让你到全庄人面前去死了，可你总得到全庄人面前磕个头。”
我爹瞪着爷：“我凭啥？”
“你是血头儿。”
“这新街上住的都是血头儿。”
“他们都是跟着你学的。他们谁也没有你挣的血钱多。”
爹把碗又一次猛地撂在饭桌上，碗里的汤溅出来落在桌面上；把筷子扔在饭桌上，筷子滚下来落在地面上。
“爹，”我爹瞪着我爷说：“从今后你再提让我在丁庄磕头的事，那你就不是我爹啦，你也别想着让我给你养老送终的事。”
爷就木在那，筷子僵在手里边，轻声地说：“算你爹求你行不行？求你去给庄人跪下磕个头你都不愿吗？”
我爹大声说：“爹，你走吧。你再多说一句你就真的不是我爹了。”
我爷说：“辉，也就是磕个头，磕个头事情也就过去了。”
我爹说：“你走吧。从今儿起，你就不是我爹了。你不是我爹，你死了我也会把你送到坟上去。”
我爷呆一会，把筷子慢慢放在碗上边，站起身子说：“庄里死了四十多个人，你一家磕个头，也就四十多个头，这就累着你了是不是？累着你了是不是？”问着话，我爷也好像累着了，力气用尽了，瞟了一眼娘，又把目光落在英子的脸上去，说：“英子，明儿天你去学校吧，爷给你补补语文课。你们老师再也不来了，我们今后都上语文课。”
说完话，爷就起身出去了。
出去了，爹没出门送，娘也没有送，爷就慢慢走掉了。弓着背，勾着头，慢缓缓地走，象走了一天路的老山羊。
说几句丁庄吧。
丁庄座落在从东京到沩县的马路南，庄里统共有着三条街。东西一条街，南北两条街。两条街里一条是新街。要没有那新街，丁庄的街就是规正的“十”字形，有了那新街，街形就成“土”字了。
我爷从新街走出来，到二叔家里闷闷坐一会，就回学校了。往庄南，一里半的路，那儿原来是一座关公庙，学校在那庙的偏房里，关公就在正堂里。丁庄人想发财都到正堂去上香，上了几十年，末了还是卖血挣了钱，也就扒了庙。不信关公了，信着卖血了。
信着卖血了，也就盖了这所新学校。
盖了新学校，爷爷也就常住学校了。
十几亩的地，在平原的旷野上，垒了红砖花围墙，在面东最上的地方盖了两层楼，楼窗上装了大玻璃，门口写了“一、一班”，“二、一班”，“五、一班”的木牌子，校院里竖了一个篮球架，大门口的铁门边上挂了“丁庄小学”的木牌子，这也就是着学校了。学校里除了爷，还有数学和文体老师两个人。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外庄人，一听说丁庄有了热病就不来教书了。
再也不来了。
死也不来了。
学校里，就只剩着我爷一个了，守着学校的门窗、玻璃、桌椅和黑板，守着丁庄和平原上热病满地的苦日子。
学校里，到现在都还有新砖新瓦的硫磺味。在这秋深的半夜间，硫磺味比庄里的新街还要浓。爷爷每次一闻到学校新砖新瓦的硫磺味，他心里的燥就会静下来，就会想起许多的事。这时候，黄昏过去了，平原上的静，川流不息的静，把学校包围着，像雾从学校漫了过去样。爷坐在校园中间球架的底座上，仰头望着天，让秋夜的潮气从他脸上滑过去。他有些饿，去沩县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因为饿，心里有些慌。因为慌，心里便如绳子勒着样。细绳子，每勒着疼一下，他的肩膀就跟着抖上一阵儿。
这一抖，他就又想起了那年春天的事。
那年春天的事，像草绿树发样铺展到了爷面前；明明白白着，像月光一样铺在他的面前了。
爷便看见了那年春天的事，明明白白着。
刮了风，树叶摆呀摆，肩靠肩地摆。这一摆，那年的春天就来了。县里的教育局长也来了，领了两个县干部，来庄上动员卖血的事。是仲春，庄里屯着很多春天的暖和爽，街上的清香扑鼻子。教育局长就在这香里，去找了村长李三仁，说了上边要组织百姓大卖血的事。
李三仁便惊着张大了嘴，说：“天呀，你让卖血呀！”
张大了嘴：“老天爷，让百姓卖血呀！”
李三仁不去开会动员丁庄人，三天后教育局长又来了，又让他组织丁庄去卖血，他便不说话，只蹲在地上抽着烟。
又半月，教育局长又来了，找着李三仁，不再动员他去组织丁庄卖血的事。不再动员他，却把他的村长给撤了。
把他当了四十年的村长给撤了。
开会宣布一下就撤了。
撤了后，李三仁还是张大着嘴，半天没有说出话。就在那会上，教育局长亲自动员丁庄卖血了，他在庄民会上说了很多话。说了前，说了后，说了发展血浆经济，力图民富国强的话，最后在那会上盯着庄民们唤：“我说的你们听见没？算我求了你们丁庄人，求你们说句话，不能我在这讲了大半天，你们的耳朵都忘在家里床上啦！”
他唤着，吓飞的鸡，离开会场老远咕咕咕地叫。惊吓了的狗，从主人身边站起来，对着局长汪汪地怒。狗的怒，又把主人吓坏了，照着狗的肚上猛一脚，骂：“叫！叫！谁你都敢叫，谁你都敢叫呀！”
末了后，那狗叽叽地叫着跑走了。
末了后，教育局长把手里的文件扔在了桌面上，泄气地坐下来。坐一会他就去学校找着我爷了。
在学校，我爷不是老师。可我爷算老师。最老的老师了。小时候，他能念《三字经》，会背《百家姓》，还能计算《万年历》上的生辰和八字。解放后，上边要求庄庄要有扫盲班，丁庄就在庄南关帝庙中办了小学校，我爷就去关帝庙里当先生，先教学生们去读《百家姓》，后教学生们在地上用木棍学写《三字经》，再后来，上边派来了专门教书的先生了，就把柳庄、黄水、李二庄的学生都集中到丁庄的关帝庙，由那老师开始去教“上中下，左中右”，和“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还有“一行大雁往南飞”。我爷不再教书后，就在学校打着杂。敲着钟。管庙里的东西不让别人偷。
这一管，就是几十年，老师的报酬是工资，我爷的报酬是厕所里的屎和尿。那屎那尿都归着我爷家里种的地，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了几十年，庄里都把我爷当成老师了，学校发工资不把我爷当成老师看，可缺着老师了，要有人顶缺上课了，也都把我爷当成老师了。
爷不是老师。爷也算老师。上边的教育局长到学校去找我爷时，爷正在学校扫院子，听说局长要找他，脸上汪了红，把手里的扫帚一丢掉，忙慌慌地朝着学校门口走。急急地走，看见站在学校大门里的教育局长时，脸上的兴奋和秋天的景色样。
我爷说：“局长、局长，你屋里坐。”
“不坐了，”局长说：“丁老师，全县的各局、各委都到下边动员农民卖血呢，教育局分了五十个动员村，我这一到丁庄还没动员几句就碰上钉子啦。”
我爷说：“卖血呀？！”
局长说：“你德高望重哩，丁庄这时没干部，这时候你不能不出面。”
我爷说：“天呀，让卖血？”
局长说：“教育局必须动员出五十个血源村，丁庄你不出面谁出面？”
我爷说：“老天爷，是动员卖血呀。”
局长说：“丁老师，你是读书人，咋连人身上血的和泉一样越卖越旺的道理都不懂。”
立在那，爷脸上的惘然如了平原上的枯冬天。
教育局长说：“丁老师，你在学校敲钟看大门，不算是老师，可学校报你几次当模范老师我都批准了。每次当模范，又发奖状又发钱，现在我这教育局长给你这一点任务你都不完成，你是瞧不起我这局长吧？”
站在学校的门口上，我爷不吭声。不吭声他就想起每年评模范老师时，数学老师、语文老师都要争。这一争，谁也不让当，最后就把他报到县里了。县里就批准他当上模范老师了，到县上又领奖状又领钱。钱不多，能买两袋化肥的钱，可那奖状艳红着，现在还贴在他的屋子里。
教育局长说：“别的局一动员就动员出七十个、八十个的血源村，我连五十个、四十个都动员不出来，以后我这局长咋当呀。”
我爷不吭声。学校的学生都在扒着门口、窗口朝外看，头像一片西瓜码在门口、窗口上。
那两个总也当不上模范的老师也在看，脸上有着异样的光，想过去和局长说说话，可局长却压根不认识他们俩。
局长只认识我爷一个人。
局长说：“丁老师，我不让你做别的事，只让你去给丁庄人说说卖血确实不是大不了的事。确实血和泉一样，是越卖越旺呢。就这几句话，就这一点儿事，你不愿替教育局去办是不是？”
我爷终于嘟囔着说：“那我试试看。”
局长说：“就是嘛，几句话的事。”
再次敲了钟，把庄人们都又召集到庄中央，局长让我爷给庄人们讲上几句话，讲讲血和泉样越卖越旺的理。我爷就立在庄子中央的槐树下，望着黑鸦鸦的庄人们，望了大半天，不轻不重地对着人们说：
“都来吧”。我爷说：“都跟着我到庄东的河滩看一看。”
庄人也就跟着他，到了庄东的干河滩。仲春天，有雨水，可丁庄是天生座落在黄河的古道上。一座落就是上千年。这里的村庄都座落在黄河古道上。都座落了几百、上千年。沙滩地，虽然涸得很，可毕竟落过仲春雨。我爷他找来一把锨，提在右手里，走在最前边。教育局长和县里的干部跟在他后边。庄人们也都跟在他后边，来到河滩捡下一块润，抓把沙在手里捏一捏，在沙地挖一挖。挖出了水。半坑儿水。从哪弄来一个破的碗，舀一舀，又舀舀；一碗一碗舀，以为快把那坑水舀干了，停一会，那坑里却又有半坑水。
终也舀不干，竟是越来越旺着。
我爷把那碗扔在沙地上，擦擦手，瞟一眼丁庄的人：“看见了吧？”他扯着嗓子说：“这就是人的血，越舀越旺哩。”
“舀不干，越舀越旺哩。”
说完后，爷就把目光搁到教育局长的身上去：“学校还等着我回去敲钟呢，我不敲，孩娃们不知道下课呢。”
局长没有管学生下课不下课的事，他看看我爷，又瞟瞟丁庄人，扯着嗓子叫：“懂了吧？舀不干的水，卖不完的血。血和这泉水样，这是科学哩。”
又最后把沙地上的碗，一脚踢到一边去，说：“是穷是富，都由你们自己定；是走金光大道奔小康，还是过独木桥重当穷光蛋——你们丁庄可是全县最穷的庄，穷得叮当响――是穷是富都回家想想吧。”
局长说：“都回家想想吧。”
“想想吧”，局长说：“别的县卖血早就卖疯啦，村庄里盖的楼房一座接一座，可你们丁庄解放几十年，共产党领导你们几十年，社会主义干了几十年，你们庄还是草房一片连一片。”
局长说完就走了。
我爷就走了。
丁庄人，也都散去了。回家了，是穷是富都由他们了。
黄昏里，古道河滩上浓下一片野荒凉，面沙的暗红在落日中泛着光，深褐着，血汪汪的红。远处的庄稼地，小麦地里的青棵味，飘过来，在那沙滩地上荡着走。
荡着走，如那看不见的水波纹。
我爹没有走。没有离开古河道。没有离开我爷挖的水坑儿。他一直站在水坑边上看。看了看，弯腰到坑里掬手喝了水，洗了手，然后就笑了。
爹把手伸进那坑里，挖了挖，那水坑生成活泉了。泉水咕嘟嘟地冒，水从坑沿漫出来，朝着干涸涸的沙地流过去。
筷子一股流走了。
柳枝般一条越流越远了。
二十三岁的我爹就笑了。
到了下半爷，我爷去睡了。
睡着了。
做了梦。梦里边，那卖血的事情借了夜风朝他刮过来，他便看清了那热病的来胧和去脉。卖血的来胧和去脉。殷富的来胧和去脉。就像弄明白了春种秋收的许多事，种豆得豆的许多事。
他睡的屋子在学校大门口的一侧上，红砖墙，平顶房，里间摆了床和桌；在外间，立了锅灶摆了凳，放了碗筷和盆盘。我爷已经无数次地明白了一桩事，就是他只要把这两间屋子收拾得利索些，把外间的凳子睡前摆在墙下边，碗筷摆到案板上，把吃水的桶搁到灶台下；在里间，只要把拾来的半盒粉笔头儿摆在桌子的右上角，把拾来的一叠旧书和作业，搁在桌子里。把那些该放到哪儿的东西放到哪儿去，让这两间屋子井井有条着，我爷他夜里的梦准也井井有条着，直到来日醒来睁开眼，夜里的梦都还麦是麦、豆是豆地浮在他眼前，一句话也不会忘，一个细节也不忘。
我爷每夜睡前都要把他的屋子整一遍。
他的梦，准和好学生的作业一样明明白白着。
他就在梦里明明白白着，看清了那一年卖血的事情了。
县里的第一个血站在丁庄的庄头咣当一声扎起来，深绿的帆布棚在日光下闪着青萝卜的光。那写着县医院血站五个大红字的白木牌子竖在帐棚下，可是一整天，丁庄却没有一人去卖血。第二天，也没有一人去卖血。第三天，教育局的高局长，又坐着他的吉普车去找我爷了，在学校大门口，又和我爷说了几句话。
他说，丁老师，县长要把我这局长撤掉了，你说丁庄这血源咋办吧。
他说，我不为难你丁老师。我明天要派两辆卡车来，要拉着丁庄人到蔡县去参观。蔡县是全省的致富模范县。你只要替我组织每家派一个人都到蔡县参观就行了。
他说，去蔡县每人每天不光补助十块钱，路过省会还让大家到二·七纪念塔上转一转。到亚西亚百货大楼看一看。
说，对不起了丁老师，你要不帮我组织庄人们去参观，以后这学校的钟你就别敲了，丁庄小学也不用再办了。
说完局长就又坐着吉普往别的村庄走去了。在漫无边际的平原上，那吉普的响声比拖拉机的响声要柔和。我爷就立在校门口，望着那吉普车后面的烟，脸上僵着一层浅浅的白。他知道，蔡县属另外一个地区的赤贫县，可他不知道蔡县如何就成了省里的致富模范县。高局长风一样刮走了，我爷就不能不去庄里一家一户的动员和通知，让明早每家派个人，到庄口等着县上的大卡车，都到蔡县去参观。
问，真的去了每人每天补助十块钱？
我爷说，高局长说了，他能不给嘛。
问，参观回来还真的都让去省会看一看？
我爷说，高局长说了，他能不让下车看一看？
就这么，人和事情都动员起来了，为丁庄卖血做好铺垫了，像春天为秋收埋下了底肥样。当我爷在梦里看到丁庄人在蔡县参况的景观时，他在床上长叹了一口气，翻个身，有两滴泪挂在他的眼上了。
蔡县距沩县三百多里路，丁庄人起早坐着卡车到了蔡县时，已经是临近午时候。不知道参观的是蔡县哪个乡的上杨庄，汽车一入蔡县的境界内，就如同汽车驶进了天堂般。料不到公路两边的村庄里，家家住的都是洋楼房。都是红砖红瓦两层楼，一排儿拉开如同划在纸上的整齐样。各家门前摆了花。各家的院里都栽了冬青树。大街上一律铺了水泥地。一律在各家门口的墙上挂有一个镶有红边黄底的方牌子。牌子里有的挂了五颗闪亮的五角星，有的挂了四颗五角星。不消说，那挂五星的就是五星卖血好家庭，挂四星的就是四星卖血好家庭，挂三星的自然就是一般的卖血家庭了。
高局长就带着丁庄人到上杨庄里去参观，他们从这一家里走出来，又到哪一家里走进去。没想到上杨庄竟和城市一模样，庄胡同都起名为极好听的“光明街”、“大同街”、“阳光街”、“幸福街”。各家门前都有编好的门牌和号码。各家的门前和院里原来的泥猪圈、土鸡窝，都被集中到了庄头上。猪圈鸡窝也都是红砖垒的矮围墙。而在各家里，冰箱都一律放在走进屋门的左边门口处，电视机都摆在沙发对面的红色机架上。洗衣机都在和灶房相邻的洗浴间。各家的门窗都是铝合金。各家的箱子、立柜、组合柜，都是红漆印黄花。各家的床上都是叠着绸缎被，铺着羊绒毯，屋里全都漫着一股喷香的味。
高局长走在最前边。
我爹跟在局长的身后边。
丁庄人又都跟在我爹身后边。
见到几个上杨庄的妇女从庄街那头走过来，说说和笑笑，每个人的手里都是提着几斤肉，拿着一捆新鲜的菜，问她们说是去买菜了，她们说去哪买菜呀，是去村委会里领菜了。说各家每天到了烧饭时，就到村委会里去领菜，想要菠菜去菠菜架上取菠菜，想要韭菜就去韭菜架上取韭菜。说想吃猪肉就去领猪肉，想要吃鱼就去鱼塘捞条鱼。
丁庄人不敢相信地望着那些妇女们，脸上的疑惑和城墙一样厚。爹问是真的？又说不会吧。那些妇女冷冷瞟了一眼丁庄人，瞟了一眼爹，便都回家烧饭了。像爹的问话污辱了她们样，她们再也懒得和爹们说话了，走了以后还又扭头很不屑地剜了爹一眼。
爹就木呆着，立在上杨庄齐整干净的街道上，看见又有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提着鱼和青菜走过来，慌忙上前拦着人家说，喂，你们这鱼、这菜真的是分的？
那个三十几岁的妇女就反过来又用疑飘飘的目光望着爹。
爹就问，天天分鱼分肉你们钱从哪来的？
那个妇女就把她的袖子撸到胳膊肘儿上，露出她胳膊上的一片红芝麻似的针眼儿，乜斜地看了一眼爹，说你们来上杨参观不知道我们上杨是县里、省里的模范血源村？不知道我们家家户户都卖血？
爹便看着她胳膊上那一片芝麻似的针眼儿，默了半晌后，替她吸了一口凉气说，这针眼疼不疼？
那妇女笑了笑，说雨天有些痒，和蚂蚁夹了样。
爹又说，天天卖血你们不头晕？
那妇女又有些吃惊地望着爹，说哪能天天卖，十天、半月还不卖一次哩。不让你卖你身上还胀得不舒服，就像有奶憋着不喂给孩娃样。
也就问完了。
就让那妇女提着鱼和青菜回她的编号为光明街２５号的家里了。
丁庄人就又开始分散着走在上杨的庄街上，在一街两行的楼院里，在庄头的猪圈和鸡窝，或是庄前红瓦绿顶的幼儿园，庄后不见尘土的小学校，想看什么看什么，想问什么问什么，不由你不信他们是省里、地区、县上的血源模范村，天堂般的日子就是靠卖血卖了出来的。地区和县上的血站就盖在村中央的十字路口上，和医院一样门口的顶上竖了红十字，医生从那里进进和出出，每天的工作就是抽血和化验，然后再分类把各种型号的血浆集中到每个十斤装的大瓶里，消好毒，封好口，经过处理以后拉到别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