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尴尬，硬着头皮说：“反正我也不喜欢，干吗浪费？”
“反正我也不喜欢，我想着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你带来了。”又一年过年，我对兴高采烈的福田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直接和他分享，也许是怕被别人看出内疚。
“走，我给你照相去。”我举着相机，朝福田晃了晃。福田可开心了，像个小孩一样手舞足蹈，说：“照相去喽，照相去喽，你等一下，我上去换件衣服。”
那时我很羡慕福田，因为他这样的人随时都很开心，不用去思考成长中必须面对的那些艰难，比如同学之间的关系，比如对未来的规划，比如应付父母对自己的期望。这些福田都不会想，似乎，他只需要好好地活着，对谁都可以不负责任。我很羡慕他，单纯地羡慕他，羡慕他可以成绩不好，但大家能理解；羡慕他可以犯错误，大家也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去水塘南边拍照好不好，那里有水。”福田往前面带路，我和小姑姑跟在后面。
一卷胶卷只能拍三十张照片，福田什么都想拍，又想拍田埂上的花，又想拍路边懒洋洋的狗，又边走边回过头来比一个手势，希望我能给他拍。
这时，小姑姑看到路边有一棵长得很挺拔的树，希望能靠在上面拍一张。我看了看四周，打算爬到旁边的坡上给她俯拍。
没有想到山坡上的泥又滑又松，我一脚踩上去便打了滑，整个人重重地仰面摔倒，从坡上滚了下来，手里的相机整个飞了出去，掉进了积着水的烂泥潭里。
福田赶紧跑过来把我扶起，然后很着急地站在泥潭旁边，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看着整个相机都淹没在了烂泥潭里，觉得相机肯定毁了，就对福田和小姑姑说：“算了，相机肯定坏了，捡上来也没用了，而且那么远，怎么捡得着。”小姑姑觉得是因为她，相机才坏掉，默默地流眼泪。福田则很焦躁地走来走去，怒气冲冲的样子。
回到家之后，爸爸问我怎么了，我说因为自己不小心，把相机掉进了泥潭里。说着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福田在杂房里换上了去田里挖藕的连体防水衣。因为是冬天，衣服又多又厚，穿不进防水衣，福田就脱了外面的大衣和毛衣，只剩了一件秋衣，然后套着防水衣就出去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浑身冻得发抖，右手拎着沾满了泥巴的相机带子，还一路滴着水。大家都骂他傻，我也骂他傻，小奶奶赶紧烧上热水让他好好洗个澡暖和暖和。
我又生气又心疼，真是傻到家了啊。
大家围着火炉烤火，你一言我一语在聊福田。
一个亲戚说：小时候，小爷爷去县城卖东西，让福田在一个地方待着等他，小爷爷卖完东西后就忘记了，自己径直回了家。回到家才想起福田没有回来，这时已经凌晨两三点了。等再回到县城，去到那个小爷爷让福田等的地方，发现福田蜷缩在地上靠着墙睡着了……
还有亲戚说：有段时间福田每天都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肯起床，一开始以为他生病了，后来发现他没病，拼死拼活把他拽起来后，才发现福田的被子里藏着十几个鸡蛋。因为不知道听谁说的鸡蛋可以孵出小鸡，就偷了好多鸡蛋放在自己被子里孵……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福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怪的存在，一开始是长辈表叔，后来是害怕被传染低智商的敌人，再后来是想好好爱护的朋友，现在又变成了全家人的笑料。
他和我们都不一样，也许并不需要我们的理解吧。
福田洗完澡，站在厨房的门口很神秘地叫我过去。
他笑嘻嘻地看着我，一直看着我，当我问他“干吗”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从身后伸出来，掏出一个东西吓了我一跳。
相机已经被他洗得非常干净了，机身上一点儿泥巴都没有，相机绳也洗得很干净，不说的话，没有人能看出相机掉进过泥潭。唯一的破绽是，机身一直朝外滴着水。
“嘿嘿，你看，我洗得干不干净？你看，是不是和新的一样？”福田扬起头看着我，一副很得意的样子。
我看着那个相机，又看着他的表情，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福田一愣，问：“你怎么哭了？”我擦擦眼泪，说：“没有，就是隐形眼镜太涩了。”
我接过相机对他说：“谢谢你啊，真的跟新的一样。”
福田很开心地说：“我认真洗了几遍，还用刷子刷了。”
我问他：“你还要不要照相？”
他说：“要！”
我陪着他拍照，再也没有提过只能拍三十张照片的事，只要他摆好姿势，我就认真拍。
我看着远远的福田，觉得那一刻我比任何人都懂他。
他根本不是一个没有智商、不善思考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真真正正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所有的热情去爱别人的人。
他听信任何人的话，从未怀疑。
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孵出小鸡，就能给予它们新的生命。
他把相机刷干净，让它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他相信我一定会开心。
他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更希望别人好。曾经的我以为，他只要没心没肺地活着，对谁都可以不负责。其实他每天活得比我们更认真，因为他想对每一个人都负责。
后来，我、福田还有小姑姑都长大了，家里免不了会聊到福田结婚的问题。我问福田：“你的钱能不能借给我啊，我以后挣更多的钱还给你。”福田摇摇头，断然拒绝，他说：“我的钱是娶老婆用的，谁都不给。”我听后哈哈大笑：“好的好的，祝你早日娶到一个好老婆。”
坦白讲，要给福田介绍对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常姑娘都不会嫁给他，愿意见见面的姑娘，身体又总是有一些缺陷。
这件事越拖越久，最后村子里有人给福田介绍了隔壁村子的女孩，对方父母也是近亲结婚。媒人说：“虽然傻是傻了一点儿，但做事跟正常人一样。”
那天是大年初二，福田起得很早，穿得很帅，意气风发地跟着小爷爷他们出去了。还没到中午，福田就回来了，怒气冲冲地，一进院子就大骂：“为什么要给我介绍一个傻子？！我不要娶一个傻子当老婆！”
然后在院子里拿起各种东西乱摔，搞得鸡飞狗跳。
换作以前，如果看见福田说“为什么我要娶一个傻子”，我一定会笑出来。
那一天，我远远地看着福田，虽然他的智商只有十几岁。但他毕竟25岁了，像个真正的男人了。摔着摔着，他自己就蹲在院子里哭，我过去劝他，他呜呜地一边哭一边说：“我一直被人说成傻子，我不想再娶一个傻子老婆，我不想再生一个儿子也是傻子……”
福田不傻，只是有些事情凭他自己一个人想不明白。
福田不傻，他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不到，使了劲也不行，能力不够。
而那一次，是我最后见到福田的样子。
后来我在北京稳定下来，很少回郴州，更少回老家。
有一天老家来人了，我突然想起福田，问福田结婚了没？
老家人摇摇头说：“福田啊，前两年走了。”
走了？什么意思？我愣了一下。
老家的亲戚说他在楼顶帮晒黄豆，不小心踩空了，从三楼摔下来，血流不止。后来去医院抢救也没用，伤口太大，血根本止不住。
就这样走了。
我问爸爸是否知道，爸爸说：“知道，那时你在外地读书，就没有告诉你。”
后来听说，福田走的那天，小姑姑去看他，他一直说着“存钱罐……存钱罐……”因为离家太远了，没办法回去拿，可家人怎么劝都没用，福田一直吵一直吵。等福田走了之后，家里人去收拾福田的东西，发现他房间里的一个存钱罐变成了两个，一个写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写了小姑姑的名字。那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写小姑姑名字的存钱罐是福田把自己存了二十七年的钱分了一大半给小姑姑结婚用的。
那天，所有人，尤其是小姑姑，都哭成了傻子。
回忆起福田的时候，爸爸说，有一年，山路泥泞，爸爸他们开的车进不来，只能把车停在进山的路口。晚上打牌的时候提了一句“担心车放在外面不安全”，当时谁都没当回事。第二天一大早，大家看见福田抱着一大堆被子和尼龙布回来，便问他去哪儿了，福田说：“昨天哥哥怕车停在外面有事，我就在车的旁边睡了一晚，好冷哦。”
现在想起来，其实，福田一点儿都不傻。
他只是太好了。好傻，好傻。
后来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些年，每次回老家提到福田的时候，爸爸总会说起一些关于他的新故事。每次听，都觉得很想哭，觉得过去没有珍惜福田的好。爸爸说福田离开前的最后那几年，身上总会带一个本子，每次听到大家说什么成语，就记下来，不明白意思就回去查字典，然后自己也用成语说话。福田说用成语说话显得很像大人。
你看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任何掩饰，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心思，听懂他想说的话。他是一个如此透明的人，和他交往丝毫不费心力。有时我会觉得做一个傻子多好，不纠结、不计较，自己活得快乐，还被那么多人喜欢。而福田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那种没皮没脸、奋不顾身的态度与决心，每每想起，也让我很羡慕。
小时候，
楼与楼贴得紧，现在看起来简直无法呼吸。
那时，却觉得有劲，想要全身心地长大，才能长到光里去。
用眼光丈量出的距离，也许一辈子都走不完。
妥协
“世界复杂，人生多变，现实残酷，我们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估价与预期。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如果总是“什么都想要”，那最终就是“什么都得不到”。面对不尽如意，懂得妥协是金。”
春天睡了，种子醒着
12岁，我和豆芽因初中同班而相遇，又因为成绩总排在后几名而成为朋友。说来也怪，成绩差的人从不喜欢看自己的试卷，也不计较多少分，可我们俩却跟二百五似的喜欢攀比。
“你看我48分，比你高两分。”
“你才51分，哈哈哈，我58分。”
老师对于我们这种奇怪的好胜心感到不可思议，当着全班的面叫我们起立，大声地呵斥：“你们俩比来比去好意思吗？一个倒数第四，一个倒数第五。你们的人生有目标吗？”
豆芽大声地说：“有的，老师。我的目标就是比他好就行了。”他严肃地指着我，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我们俩都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有时他的眼镜摔坏了，就会直接抢我的眼镜戴，也不顾度数不一致，一戴就是一天，直到头昏眼花还眼镜给我的时候才骂一句：什么破眼镜！
“怎么你爸妈不给你配一副新的呢？”
“要你管！”
老师为了照顾我们的视力，把我们安排在第一排，后来发现我们上课从来不看黑板，就一点点慢慢地调整。直到有一天，豆芽突然问我：“我们俩什么时候坐到最后一排来了？”我一愣，说：“也对哦，我们怎么到最后一排来了？”
我等着他爆发之后趁火打劫一把，要求老师把我们调回去。谁知他骂了一句脏话后什么也不说了。
“你难道不想坐前面吗？”
“坐什么坐，坐前面难道就会超级赛亚人变身啊？”
抱怨还没超过半天，我们就发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好处，可以随时偷偷从后门溜出教室，一开始老师还会大发雷霆，后来发现我俩也不影响其他同学，也就把我们列入了视觉盲区。
开家长会的时候，我俩的家长总是同时缺席。
豆芽问：你爸妈呢？我说我爸妈都在医院工作，特别忙，昨天刚到一批严重烧伤的病人。
我问：你爸妈呢？他说他爸妈都在经商，昨天刚到了一批特别稀缺的货。
这么一对话，他就对我父母充满了敬仰，我也对他父母充满了好奇。
中午放学，我决定跟豆芽去他家看看。他家住在市郊，要走很长一段山路，再从田野中穿过。那时关于有人诱骗小孩取眼角膜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我提心吊胆地问他：“你不会把我骗到一个地方，把我的器官卖了吧？”
他说：“放心吧，我们这样的眼角膜都不合适，他们不要视力太差的。”
豆芽家住的是平房，三间房连在一起，只有一个院门。从围墙外面看，三间房以及整个院子都用黑油布盖得严严实实，比我爸的手术室还吓人。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豆芽大喊一声：“妈，我同学来啦。”
然后就看见豆芽的妈妈，穿着塑料围裙红光满面地站在门口，用一口乡音极重的普通话欢迎我。“快进来，快进来，豆芽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跨过门槛，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院子里放了几十个大铁盘，里面种满了豆芽。
“你不是说你家是经商的吗？”
“是啊，卖豆芽的啊。”
“你不是说你家都是卖很稀缺的货吗？！！”
“这一批货很好啊，好豆芽本来就稀缺啊。”
“卖豆芽是经商吗？？？”
“你瞧不起卖豆芽的哦。”
“……”
豆芽父母生了三个小孩，因为豆芽的外公外婆不同意他父母的婚事，所以豆芽的父母带着三个小孩从农村逃出来，在我们这个小城市的边缘安身，靠卖豆芽为生。
豆芽妈妈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问豆芽：“你下午能不能请假啊？下午我和你爸要把这些都弄到市场去。”
豆芽求救般看着我，我连忙说：“下午要考试，不能请假吧。”
豆芽妈妈说：“考什么试嘛，反正成绩也不好，考了也没用。”
也许是当着我这么一个外人的面被妈妈批评，豆芽面子上挂不住，有点儿生气：“谁说我成绩不好，我比刘同好。你问他。”
豆芽妈妈看着我，我看着豆芽，支支吾吾地说：“是的，豆芽成绩比我好，每次都比我高很多分。”
豆芽妈妈说：“能算数就行了，学习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回来卖豆芽，我和他爸忙不过来啊。”
离开的时候，豆芽妈妈让他给我装一些豆芽回家，豆芽拿起袋子就装，他妈立刻朝他后脑勺用力拍了一下：“让你好好学你就不学，这些豆芽都是放了增大剂和漂白剂的，你要拿屋子里面的啊！”
豆芽很尴尬地笑了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增大剂和漂白剂这种东西。豆芽轻声说：“就是让豆芽变得又壮又白的那种东西。”
从他家出来，我问豆芽：“如果你考不上大学的话，是不是也要回来卖豆芽啊？”他摸了摸自己被妈妈重重拍过的后脑勺，给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考上大学也许也要回来卖豆芽吧？”“为什么啊？”“我爸妈都不让我读书了啊，希望我初中毕业之后就回来帮他们，我还有弟弟妹妹要读书。”
“哦。”
“哦。”
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再聊天。等到他把我送上大路打算回去的时候，我突然问：“反正你也不打算读书了，那你干吗还那么在意要比我分数高啊？”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比你高，是我觉得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啊。”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的眼镜坏了，家里人从来不会及时给他更换；为什么他的家长从来不参加家长会。我是因为害怕叫父母，而豆芽父母是根本不打算让他读书了。
我好像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考大学，他未来的生活早已经被束缚在了那片一百多平方米的天地里。
左手牵着弟弟，右手抱着妹妹，13岁的豆芽，在我面前像个大人。因为断了对未来的念想，所以沉稳得像个大人：没有企盼的热情，也没有抗拒的怒火。
那天之后，我和他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该笑笑，该闹闹，可我一直在想应该怎样和豆芽聊聊，只是初中的我尚且不知道如何突破自己的迷茫，哪有能力去拯救别人的命运。我就希望有一天，当我能像大人一样说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跟豆芽谈谈，他那样的顺从，就是不对。
可是还没等到我长成大人，豆芽就退学了。原因是豆芽的爸爸在市场上卖豆芽被收保护费的人打了，伤得很严重，凶手又逃了，他爸爸卧病在床，没法再维持这个家了。
豆芽离开的那天，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又打开书包把他最爱惜的一支笔递给我。
“这是我用压岁钱买的钢笔，好用，反正以后我也用不到了，就用来报答你借我那么多次眼镜吧，虽然每次都很头晕。以前我的成绩总是比你好，我走了之后，没有人再压着你了，要好好念书，超过别人，不要丢脸啊。”
“……你以后肯定还有机会读书的，千万不要放弃啊。”我嗫嚅地说出这句话。
“哈哈哈，你是蠢货吗？！我终于可以不用上课了，我才不要再读书呢。你把我那份一起读完吧。我走喽，就不和别人告别了。”
他潇洒地转身，头也不回。
我看着他的背影，很难过。
不是因为我只剩一个人了，而是他只剩一个人了。
后来，我跟我妈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与他偶有相遇，可惜的是我们聊不了几句他就要忙着招呼客人。我妈夸他脑子很灵、嘴很甜，不读书可惜了。每当这个时候，豆芽就会笑起来，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卖豆芽其实也挺好。我总是很尴尬地站在旁边，希望妈妈赶紧带我走。
后来，我也会偷偷地跑到菜市场远远地看着他，想打招呼，又不敢。有时没客人，就看见豆芽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呆呆地看着远方，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我不敢靠近。
生活把我们拉得越来越远，靠近反而成了一种俯视。
再后来，妈妈带我去买菜，我说不如换一个菜市场吧。
我不想看到豆芽。
其实是不想让豆芽看到我。
后来，我考上了高中，想了想，绕道走到菜市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豆芽的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
那一刻，我知道，其实我们还是初中的同桌，即便他转身也从未走远。
豆芽请我到路边摊喝了几瓶啤酒。聊到他的生活、家里的生意：他爸爸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打爸爸的凶手抓到了，也赔了钱给他家；弟弟妹妹读书了，成绩都比他好；他现在已经不在豆芽里放化学药剂了，他有了很多回头客，来了两次之后，他就会告知实情，大家因此更信任他了，现在整个市场，他的豆芽卖得最好。说到这些的时候，他很骄傲，我也觉得很骄傲。
告别时的最后一杯酒，他有点儿上头，不知是因醉了眼睛有血丝，还是真的动了情，他说：“你能考上高中真了不起，如果你能考上大学的话，我就显得更有面子了。带着我的那一份，好好读哦。”
这一次，我不尴尬了。那就带着他的那一份，好好地读。
三年后，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初中同学聚会为我庆祝，豆芽也来了。他特别开心，手一直搭在我的肩膀上，就好像他从未离开一样，也好像是自己考上了一样。豆芽抢着买单，抢着请大家去KTV唱下半场。
他看着我说：“真好，原来你那么棒。”
我看着他说：“嗯，你也挺棒的，现在都成老板了。”
哈哈哈。我们俩都很开心。
经过曾以为不会再见的分岔路口，两个人还能遇见，就代表永远不会走远。
告别的时候，豆芽喝得有点儿晕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的好了不起。如果当年我读书的话，肯定也能考上大学。”
我也喝得有点儿晕，我也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别读了，你读书的话，现在菜市场就少了一个有良心的卖豆芽的大老板了。”
回家之后，已经很晚了。洗漱完毕，正准备睡觉，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叫我。我打开窗户，看见豆芽骑着单车停在我家楼下。他说：“你下来。”
我下楼，豆芽的单车后座放了一个巨大的塑料袋，里面全是豆芽。他一脚蹬着单车踏板，一脚撑着地，微醺之后的正经，样子特别精神。
他把袋子递给我：“这些豆芽都没放化学药品，你放心吃。等你以后去了大城市，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安全的豆芽了。”
后来
后来的十几年，我的菜单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豆芽这道菜，也许是我一直记得豆芽说的，等我到了大城市，就再也吃不到那么安全的豆芽了。其实，比起安全的豆芽，我更愿意相信的是那个12岁就相识的少年，前所未有笃定的语气吧。
现在的豆芽很了不起，一个人承包了整个菜市场，专门辟出了一块地给交不起摊位费的菜农。年前给我打电话，问如果市场开通送菜上门的服务，是不是能更方便周围的居民一些，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实现。
我一一给他解答，也给他介绍了一些做技术的朋友。介绍他的时候，我从不说他是一个大市场的老板，只会说这是我们那卖豆芽卖到第一名的兄弟，大家听到之后都很佩服。
一个人如果能够很投入去做一件事情，很相信这件事情能够给他、给家庭带来回报，撒下去的诚意一定会成百上千倍地回馈于他。
对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敢再瞧不起任何人。因为12岁的豆芽曾经说过：“你瞧不起卖豆芽的哦。”然后就做给所有人看了。
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在别处，甚至没得选择。
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种境地，都要试着去做环境的主人，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机会
不一定在远方
当年想逃离家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辈们说：“我们帮你找一份好工作，稳定就行。”
这句话不仅说明老家很多事情都需要关系，也说明未来的生活目标是稳定。
那时我活得懵懂，交际圈里只有老同学，看不到生活圈以外的世界（或者说没有看到生活圈以外世界的能力），但如果连挣扎都学不会的话，毕业之后面临的将是“牢笼里的自由”。
重点不是父母和生活的禁锢，而是一个尚未找到自我的人，将生活在一片无意识的迷茫中。
毕业之后，我选择了留在长沙，再后来，我又选择了北京。
这几年，面对同样北漂的人，我总是给予鼓励。
因为这是一个你说自己的梦想没有人会骂你傻的城市。
敢去做梦，很厉害。
敢说出来，很厉害。
敢为梦想去付出，很厉害。
敢用同一个梦去找到同类，很厉害。
敢输，很厉害。
那么多的厉害，哪怕只能实现一两个，也比以前的那个自己好多了。
每一年回家，都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好一点儿，给家里人带更好的礼物，过年时能带着家人去更好的地方旅行。渐渐地，我们在变，家人在变，家乡的城市也在变。
马路越来越宽，高铁站的人越来越多，街道越来越干净，路上的车越来越好。
房子越来越高，商场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国际化。
当你带家人去的地方和大城市见过的景色没什么两样，你会突然意识到：其实家乡和自己一样，都在努力改变。
家乡不再是“只能靠关系”的地方，也不再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城市。
这里的亲戚朋友也向往着更丰富的生活，制造着更多不一样的机会。
“稳定”已然不是这个城市聊天的主题，“不一样”才是。
家乡有一种粉叫鱼粉，郴州人从小便开始吃。
正宗的鱼粉店，老板都是凌晨两点开始，把花鲢鱼扔进撒满了辣椒粉的锅里熬，熬几个小时，又香又浓又辣的鱼汤熬好了。
再把手工的，在太阳下暴晒了一整天而成型的切粉过一道滚水，加入鱼汤和熬得烂泥似的鱼肉。
小学时我五分钟就能干掉一碗粉，并且喝光一大碗又油又辣的鱼汤。
在北京很多年，总是对鱼粉心心念念。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下车先去吃一碗鱼粉以解乡愁。
后来出了便携式真空包装款，虽然不够正宗，但特有的豆豉油也足以解馋。
去年过年，听弟弟的朋友说要在北京开一家鱼粉店，心里很期待。
今年过年，弟弟的朋友汇报：做起来了，来了好多家乡人，准备明年开始外送业务，要把家乡的特产发扬光大。
有在国外学设计的朋友，回到老家在最古朴的街道开了一家服装订制店，看他精神抖擞的样子，完全不担心万一生意不好怎么办。
有喜欢园艺的朋友，辞了工作，开了一家多肉植物店。有顾客说：“一棵白菜才几毛钱，你那么一点儿的小卷心菜竟然要卖三十块钱！”朋友笑了笑，很耐心地解释，大妈并没有听懂，她也不懊恼。谁说一颗小小的多肉植物不能和家乡一起长成苍天大树呢？
大三的美术生去日本体验了恐怖屋，回来后就在大商场里租了几个月的大门面，发挥自己的美术特长。我问挣钱吗？她说：“旁边有好电影的时候，人就多；电影不好的时候，人就少。但是起码回本了，我觉得这个尝试很有意思。”
学习了烘焙的人，本想去大城市做学徒，求职无果，干脆回到家乡自己动手做糕点。没有本钱没有门面，每天花一百块买原材料做点心，在几十人的朋友圈里卖。可能是真的用了心，吃过的人都说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位极其挑剔又善良的妈妈级客户，吃了一次之后，赞不绝口，连发三条朋友圈。那个妈妈级客户的朋友圈有上千人。从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开始改变，现在有了自己的门面和学徒。他说：“生意好到不能睡觉，但必须自己亲手做才行，培训徒弟的时间都没有，只能让他们在旁边看着。”
还在读大学的两个兄弟，觉得自己长得阳光，就骑着小摩托在不大的城市里送外卖，不到三个月就风靡了整座城。
谁说找到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就一定需要关系，就一定需要进入事业单位。
你有一份自己的爱好，有养大爱好的决心，你静静地看着家乡，家乡也会静静地看着你。
当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时，我们害怕会被家乡淹没。
当我们远远地看着家乡时，却能感受到她的脉搏。
在我回北京的前一晚，有朋友问我：“我在上海工作快十年了，这一次回来，家乡的变化让我觉得震撼。在上海稍微好一点儿的街道，不到十平方米的门面，一个月的租金都在两三万，这个租金在老家可以租一两百平方米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自己创业了，你支持吗？”
我当然支持。
这些年你在外面看到的、感受到的、学到的，都应该回到家乡告诉更多的人。
不仅因为这里物价更低，这里的人也会给你更多变好的时间和机会。
我记得早些年，每次和老朋友聚会喝多的时候，我们总会问彼此一个问题：究竟要在外面漂到什么时候？
当年我选择大城市，是因为能力不够，看不到更多的机会。
现在知道答案了——当你能看得更远，学得进去，听得清楚，心还能沉下来的时候，你在哪里都能发芽，更何况是一个能让你接到地气的地方。
努力
“越来越糟，还是会侥幸变好，取决于你的努力，以及面对大方向的选择。这基本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浮沉。
做一个努力的人好处在于，人人见了你都会想帮你。如果你自己不做出一点儿努力的样子，人家想拉你一把，都不知你的手在哪里。”
光，打在你身后
2015年春节，接到陌生来电，高中同学Copy告诉我，大家在一起喝酒聚会，不知我是否回来了，试着给我打个电话。
如果我在的话，他们希望我能过去一趟。
我说我在，问起“他们”是指哪些人。Copy说了一长串熟悉又略带陌生的名字，他最后说老贺也从广州回来过年了，点名要见见我。
老贺。真的是很久没见了。
我们是老贺带的最后一届毕业班，后来他们全家去了广州工作。中间十五年，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你们等等我。
心情激动，但更是紧张。
换了几件外套。
穿大衣觉得自己老了。
穿皮衣觉得自己不够真诚。
围上围巾觉得有点儿刻意。
最后选择了一件大大的棉衣。
看起来臃肿，但大衣里的人，跟高中并无二致，瘦瘦的，对任何事都带着一点点拘谨。
高中的时候，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班里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小表弟”。
“小表弟”代表着幼稚、天真、不懂事，也代表着好说话，跟谁都能相处，不会拒绝别人。
我不喜欢这个外号，甚至是讨厌，觉得全是自己的缺点。更可气的是女生每次听完男生的解释之后，都会用妈妈一样慈爱的眼光看着我，说：“哇，‘小表弟’真的好适合你，好可爱。”
一次课间的时候，老贺路过走廊，听同学这么叫我，随口评论了一句：“嗯，还是很像你的。”
奇了怪了，自从老贺说这个外号还不错之后，我也就觉得这个外号还真不错。那种感觉大概是——能被自己崇拜的人认可，无论认可的是什么方面，都觉得蛮开心的。起码，对方记住自己了。
老贺是文科重点班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年级所有文科班的英文老师。而我高一时就读于理科重点班。
高二的时候，文理正式分班。
分班考试我考得很糟糕。
爸妈急坏了，亲戚劝说赶紧送礼，如果名额定了，送再多东西也不管用。
我和老贺不熟，他高高壮壮，像个北方人，一直笑眯眯的，学校里都是他的传说：教课很厉害啦、英文口语全市冠军啦、老婆很漂亮啦，以及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我们当地最高级的夜总会吹萨克斯啦。
现在来说，会吹萨克斯都很了不起，更何况在十几年前。
但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一个老师怎么能去夜总会兼职呢？一个老师晚上难道不需要备课吗？一个英文老师再新潮也不能这样啊？！
这种说法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听多了，也会让人产生疑惑，好像是这么回事。
可老贺每次出现在学校的时候，样子自信，脸上挂着微笑，好像别人的议论，于他而言只是掸掸身上的灰尘那么简单。
我很羡慕这样的人，从不把焦虑挂在脸上，说话有条有理，你甚至能感觉到他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规规矩矩地码好，一个一个往上垒。这代表着他的态度，也代表着他的根基，一番话说完，面前不是情绪，而是一座高楼拔地而起。
总之，那时只要远远地看见老贺，都觉得浑身涌起一股力量，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因为崇拜久了，总是会想他那样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点，久而久之，就好像和他很熟一样。
以至于父母讨论完我的分班失利之后，鬼使神差地，我鼓起勇气站在了老贺他们班的门口，等着他下课。
老贺夹着教材走出来，怯懦的我站在走廊上，生生脆脆地喊了一声：“贺老师。”
他停下来看着我。
我说：“我想找你。”
高中的我不是一个敢于发表自己观点和意见的人，因为害怕意见被人忽略，也怕被人瞧不起，任何事情都不敢出头。对同学如此，对于老师则更甚。
但不知为何，看到老贺，我有想表达的欲望。
一米八五的他停下来，低头看着当时一米五八的我，目光有压迫感，可是我看到他的嘴角突然扬起了微笑，我突然就拥有了能够与他平视的力量。那种鼓励特别亲切，暖暖的，让人丝毫不会紧张。
我说：“贺老师，我是理科班的学生刘同。也许您不认识我。我想告诉您，我很想进入您的班，我知道这一次考试我还差一些，但是我肯定可以的，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说完这些话的，老贺中途并没有打断我，他带着笑意的目光甚至鼓励着我继续把想说的话说完。
“好的。我知道了。我回去考虑一下。你也不用太着急。”老贺带着微笑这么说。
后来，妈妈终于通过各种关系约到贺老师在办公室见面，当妈妈带我去办公室的时候，老贺坐在椅子上，抬起头笑着对我妈说：“不用了，刘同他自己已经来找过我了。”
我妈很疑惑。在她眼里，我只能把事情搞砸，她一直以来的任务就是把我从偏离方向的轨道上扶正。
老贺笑笑地看着我，说：“刘同跟我说了他的想法，我也明白了他的想法。你们等消息就好。”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是因为自己有多成熟，而是因为老贺在心里把我当成了一个大人。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也尴尬地笑了笑。
后来，当我的名字真的出现在文科重点班的编排表里时，我在心里痛哭了一场，并且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也要为老贺对我的信任。
可惜的是，进入高二之后，我的成绩依然起色不明显。说白了，我依然是那个跟在很多同学后面的小孩，依然不怎么敢说话，不怎么敢发言。对此我一直很羞愧，觉得给贺老师丢脸了，虽然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可对我而言，就像是贺老师把全部家当都给扔了，只是为了从外面抱回一个蛋，可回家孵了几个月，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我学不进数学，因为高一的基础就很差，根本听不懂。
我学不进语文，觉得死记硬背的东西我就是做不来，我又不如其他同学那样凭感觉就能答语文试题，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或许是自己没有开窍，把语文当试题，而不是真正的沟通工具。
因为语文和数学学得不好，对于老贺教的英文更是没脸面对，英文也烂得一塌糊涂。
又因为主科很差，剩下历史政治什么的，更是觉得没信心。
本来觉得自己如雨后的春笋，就要冒芽了。没想到，一场大雨过后，不仅没有冒芽，反而被一场泥石流埋得更深了。
我开始躲着老贺。什么都不积极。不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是怕他更失望。与其让他一次又一次失望，不如待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就好。
老贺似乎发现了我的异样。他也不找我聊天，而是点名让我参加各种文科班的课余活动。
我的普通话很烂，他偏偏让我参加演讲比赛。
我逻辑也不是特别清楚，他偏偏让我组织班级的辩论队。
我根本不会跳舞，他让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跳民族舞《珠穆朗玛》。
英文更不用提了，但他给我一篇稿子让我参加英文口语比赛，还告诉我，只有几百个单词，背熟，就能拿奖。
我不会美术，他让我组织同学参加全校黑板报大赛……
还有五千米的无线电定向越野……他略带笑意地说反正你也没事……
反正我也没事……
我是真的没什么事。听课听不进去，每天无精打采，觉得世界全是黑的，唯一的光，可能就是老贺发现我沉到海底，冷不丁把我打捞上来那一下。虽然我想一直沉底，但他每次点到我名字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告诉自己：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一定要做好啊，要做好。
我和几个学舞蹈的同学一起跳的《珠穆朗玛》拿了一等奖。
我参加的英文口语比赛拿了优秀奖。
我定向越野五千米跑完了全程。
我把黑板报搞得乱七八糟拿了最佳创意。
我成绩不好，但老贺让我用另一种方式体验到了做学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是他在学习上没有给我提出任何意见，甚至家长会他也不批评我。我想他可能在为我寻找另一条出路吧。
高三的时候，班级进入全面复习。那时我开始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
我以前一直以为学习好，是为了父母开心，老师开心，考上好学校什么的。
当高三前夕，我去了省会的大学参观之后，突然意识到，原来一个人成绩好的话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选择自己想要交往的朋友。而成绩差的人被迫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小范围选择，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精彩，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努力了，就能在大学里遇见和你一样努力的人。
你付出多少代价，你考去了哪个大学，那个大学的大多数人和你付出的代价也一样。
一个人的人生中，大学同学占很大的比重。所以，大学同学是怎样的人，对每个人来说很重要。
刚进高三，老贺找我。
他说：“你对考大学有信心吗？”
我不知道。我的成绩都很差。但我知道，提高成绩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他说：“现在数学开始复习了，你要不要试着从高一数学的每一小节开始复习？试一试。”
他接着说：“很多东西你不懂，最后也都能懂个七八分。数学比那些东西更容易。”
那时我突然明白，老贺为什么让我参加各种活动了，也许他是想让我明白，学习很重要，但学习的能力更重要。很多人觉得自己成绩不行，就什么都不行了。只要有学习的能力，还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按照老贺的方法去做了。
每天把数学的每一个小节弄懂，做题，再晚都行，就是不能拖。
慢慢地，小节考试我能考到前十名，一到大的月考，就掉下去了。但我不会再轻易地觉得自己不行了，我觉得等到全部复习完毕，数学满分150分，起码能考个90分吧。
也是因为数学慢慢好起来，语文也开始慢慢地有了自信，接着是其他的科目。人生的齿轮，就这样慢慢地开始运转了起来。
高考的结果是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老贺特别开心，升学宴上他喝了几杯酒，说刘同你要好好的，要加油。然后他对我爸说，你儿子总是能从一片废墟中找到一点点光，打也打不死。
那时我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我知道这一定是老贺觉得我很有用的地方。
也许是老贺当初说“他是一个会在黑暗中找光的人”，所以后来无论遇见怎样的事情，再令人崩溃，我的第一个念头都不是“怎么办，完蛋了”，而是“来，我们来看看光在哪里吧”。
写了十年的小说卖得都不算好，身边的朋友都在用努力来形容我。
当初我出第一本书，哪怕一分钱稿费都不要，也没出版社愿意出版，现在和那时相比，已经进步不小了。
很多年的工资都不高，但对比了一下过去的自己，起码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只是还没有变现而已。
恋人提出分手，我想，也好。不然过几年再分手，比现在更难受。
工作的伙伴不给自己好脸色，我想，那就一笔一笔记下来吧，等到有一天真的要撕破脸的时候，再一笔一笔当众告诉对方。
谈了很久的合作最后一刻崩盘了，我想：果然，其实一早就知道可能会出问题，只是不愿意面对或者根本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原来自己离成功还差那么远。这么一想，觉得收获更大了。毕竟，谈成一件事情只是让别人觉得厉害，失败反而让自己学到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