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小蔡妈妈就会很生气地冲过来，对老蔡说：“你疯了啊，一个菜才三块钱，又要肉又要油又是免费米饭又要交房租，你这么搞我们还要不要做生意了？!”
小蔡妈妈发飙的时候，学生们就赶紧一吐舌头做个鬼脸纷纷溜走，留下老蔡一个人很无助地被小蔡妈妈劈头盖脸骂一顿。我也听见过老蔡的辩解：“好啦，以后我们的女儿如果在外地上学，要炒个菜的话，有老板这么对她，我们也放心对不对。”
“对对对！！但我们就一个女儿，现在我们有五十多个包月的顾客，每个月都这样跟你说，我们怎么吃得消！要么就取消包月，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做生意。”小蔡妈妈脑子转得好快。
“小蔡，妈妈平时是不是很凶啊？”我偷偷逗小蔡。
“不是啊，妈妈凶是有原因的。”小蔡急着辩解，我看小蔡妈妈走过来了，赶紧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吃饭。
常有同学不能按时交包月的餐费，他们总会偷偷地跟老蔡求情，递上一支烟，什么都好解决。但自从被小蔡妈妈发现两次之后，她就气哼哼地在大大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本店小本经营，恕不赊账！
黑板出来之后，赊账的人果然少了。我跟老蔡说：“老板娘真是厉害，把问题放在面上解决，你看，果然没人赊账了吧。”老蔡呵呵地笑笑，说：“她就是会做生意。”
有一次，连着几天吃饭的时候，有两个男学生总要剩一些菜拿一次性饭盒打包，然后再装一大盒免费米饭，估计是害怕小蔡妈妈看见，所以总是等她出去结账的时候再赶紧打包米饭。连着一个星期，还是被小蔡妈妈撞见了，她问怎么要打包那么多米饭，两个男同学很没底气地说晚上可以当夜宵吃。小蔡妈妈脸一横，让他俩坐下，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已经连着一个星期都剩菜带米饭回去了，我只是假装看不见而已。”
男同学脸红了，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一刻，我特想站起来帮他们把钱给付了，但因为刚实习工作，来回车费、房租、餐费，开销不小，剩余的零花钱根本为零，尚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但我还是竖着耳朵听，一旦小蔡妈妈不允许他们再带米饭回去的话，我就说从我的包月里扣。
那边的男同学很沉默，小蔡妈妈也一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问：“那个小赵呢？以前都是你们仨一起来吃饭，现在怎么只剩你们俩了？”
两个男同学面面相觑，不知道她问这个问题的目的。
“你们说，你们每天打包剩菜回去，是不是给小赵吃的？”小蔡妈妈问。
“啊，我们，不是，是夜宵。嗯，那个，是的。”语无伦次中，男同学承认了是给小赵同学带饭。
“之前他不是包月吗？为什么这个星期不来了，需要你们带呢？”
“那个……哎……”两个男同学对视一下，道出实情，“小赵爸爸打工摔伤了，这个月家里没有给他寄生活费，他本来想跟你说一下先赊一段时间的账，等家里周转过来，再补上。但黑板上，这不是写着吗……”说着，他们指了指黑板上的“小本经营恕不赊账”。“三个人来吃两个人的菜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商量出这个办法。对不起啊。”
小蔡妈妈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两个男同学：
“你让小赵明天来，告诉他可以赊账，别吃剩菜。”
“啊，真的啊，太好了，谢谢啊，谢谢小蔡妈妈，谢谢老蔡。”隔着一小段距离，我都能听出男同学语气中因为感激而有些颤抖的声音。
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小蔡妈妈，一个人坐在柜台前面无表情地数着钱，似乎是在思考明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似乎不想被别人看出她的难处。
第二天再去吃晚饭的时候，两位男同学已经变成了三位，估计有一位就是昨天说的小赵同学。我看了看，黑板依然立在最显眼的位置，但似乎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黑板上依然大大地写着“本店小本经营，恕不赊账”，然而在右下角的位置多了一行小小的字，“如有问题，可找老板娘”。
不知怎的，我笑了起来，整个人暖暖的，昏黄的灯光果然是容易让人觉得温暖。
再看小蔡妈妈，觉得她并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冷漠和刻薄了。
等到隔壁桌男孩要走的时候，小蔡妈妈对小赵说：“那个小赵，你明天把你的学生证给我复印一下，这样的话，大家都放心。”
小赵本来如释重负的脸瞬间尴尬起来，红着脸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说：“好的好的，应该的应该的，谢谢老板娘。”
听到这句话，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虽然感觉不好，仔细想想好像也能接受，这种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不爽。不爽不是指愤怒，也不是指心甘情愿，总归是那种心不甘情不愿但又必须接受的事情，大概都可统称为不爽。
对于这件事我不爽了一小段时间，但后来居然想通了，也理解了。
那时我已经从实习工转成了正式工，但因为身体原因，决定辞职准备考研。把当月工资取出来交了接下来的房租，买了考研的书，经济状况惨淡，杂志发表文章的稿费又没收到，我也面临着要交餐费的问题了。跟爸爸打了一通长电话，爸爸问东问西，我都说很好，全是自己的选择，让他和妈妈不用担心。
挂了电话，忍不住一个人靠在椅子上默默流了一会儿眼泪，大学毕业，二十好几的我再要生活费实在说不出口。
想了很久，决定去找小蔡妈妈赊账。为了让她放心，我准备了身份证，以前的工作证，甚至还带着自己发表的文章以证明不久之后我就会有稿费。那一刻，我特别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但凡一个希望讲究诚信的人，都不会去等别人要求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们早就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让对方减少不必要的担心。
我找到小蔡妈妈，还没有说出长篇大论的腹稿，她立刻就说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就好。
大学生的证件里都会写哪个大学哪个专业，我毕业之后就用回了老家的身份证，并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我想再给她一些东西来证明，小蔡妈妈说不必了。我说：“你找不到我怎么办？”她说：“我干吗要找你？”
考研那段时间吃饭，小蔡总是隔三差五给我端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或紫菜蛋汤或丝瓜肉末汤。我说自己没点这个汤，小蔡说：“别人点了，爸爸水放多了，一个大碗装不了，多出来的就给你了。”
现在想起这些细节，还是觉得很感动，那时只是很木讷地“哦”了一声，权当自己明白了。其实内心是感激的，只是表达不出来，缺乏自信的自己，总不能很饱满很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想起来，那时唯一能表达感谢之情的做法，恐怕就是在老蔡给我炒菜的时候，我从不说：老蔡，给我多放一些肉。
不为难别人，也是一种示好。那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考研结束，我又立刻找了一份工作，等着三月出分数线。老蔡、小蔡妈也会问我成绩，我说还没公布，他们问感觉如何，我说应该考得不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过线。老蔡说：“如果你考到北京，那就不能继续来我家吃饭了啊。”小蔡很失落地问我：“哥哥，你要走了啊？”小蔡妈妈抓着老蔡就是一顿说：“人家考到北京是本事，凭什么让人在你这里吃一辈子饭，除了咱家的人，最好谁也别在这儿吃一辈子，不是好事。五块钱一顿的饭小刘吃了两年，以后就应该吃五十一顿、五百一顿的饭了。人不都是慢慢活得更好的吗？”
老蔡又讪讪地笑，我也不好意思地说：“小蔡妈，不会啦，我就是真的去了北京，回长沙肯定还会来这里吃饭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离分数线公布也越来越近。
一天，同学来找我吃饭，三个人我点了四个菜。四个菜上齐之后，又多了一大碗猪脚汤，又上了一条红烧鱼。这两个菜是大菜，每个菜都要十来块，我从来都不会点的。我着急地问小蔡妈妈：“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啊，吃错了可赔不起。”
小蔡妈妈说：“吃吧，这一天每个人都会加菜，你朋友来了，就给你多加了一个。”
“为什么？”我没懂小蔡妈妈话里的意思。
“今天27号，不是你生日吗？这里过生日的人当天都会加菜的，不只给你加，快吃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话刚问出口，我就想了起来，小蔡妈妈那儿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可身份证复印件不是为了避免我们拖欠餐费吗？谁能想到，小蔡妈妈会把每个人的生日都标记下来。
我叫了几瓶啤酒，喝了几杯有点儿晕，我去敬小蔡妈妈，谢谢她。我这个人喝一杯就上头，一上头就喜欢说心里话，我举着酒杯告诉她一开始我特别讨厌她，觉得她没人情味，后来看见她同意小赵赊账，觉得她还不错。可她又要大家押身份证，又觉得她挺不信任别人的。后来，又有好多好多事，直到今天。
小蔡妈妈听完之后，佯装生气，让我罚酒，等我喝完，她看着我和同学说：“没钱留身份证有什么用，没钱找到你们了，会让你们学生赔钱？收着你们身份证就是觉得你们一个个挺需要人照顾的，一般能把身份证复印件放在我这儿的人，都是老实孩子。”
“哈哈哈，老板娘说我是老实孩子。”我笑着对同学说，其中一个女同学眼眶都红了，我的眼眶也瞬间红了。
一个你以为是陌生人的人，突然用长辈的语气来评价你，回想起这些年，他们对自己的照顾，似乎早就有了家人般的感受。我弯下腰对小蔡说：“谢谢你哦，如果不是当时你答应给哥哥的碗写上名字，哥哥就不会认识你们，也不会来你们家吃饭。”
考研的成绩下来了，英文差了一分，有朋友出主意让我去北京找老师，带着自己发表的小说看看有没有特招的可能性。
我去了北京，特招没有成功，却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是真的要去北京了。临走前，我去老蔡的小饭馆吃了最后一次饭，和他们告别。小蔡哭了，躲在房间不愿意见我。老蔡又开心又失落，小蔡妈妈让老蔡又多给我做了两个菜，说是给我饯行，我没有推脱。小蔡不出来，小蔡妈妈对老蔡说：“死小孩不出来，以后也要学哥哥去北京工作才好。”
吃着饭，小蔡妈妈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还给我，说忘记了，早就应该还我了。我说：“你留着，做个纪念，万一哪天我还要继续赊账呢，哈哈哈。”小蔡妈妈照我脑门儿拍了一下：“别乱说话，你收着吧，我早就背得出你所有的信息了，留着没用。”
一段历史就这么结束了呢。真是好快。
“我走了。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你们的哦。”我挥挥手。
再见，我吃了两年的老蔡小饭馆。再见，那个在我的瓷碗上写名字的小姑娘。再见，特别凶特别计较又特别有人情味的老板娘。谢谢你们给我加的菜。
挥着手，心里想着这些，直到转身不见。
到北京之后工作特别忙，很少有时间回湖南。即使有时间回去，也是直接坐火车回老家郴州，很难在长沙停留。工作到了第三年，我被派到长沙出差录节目，特意抽空回到了当年住的小区，特意带了一些北京的特产去看老蔡全家，心里想着小蔡已经长成大女孩了吧。
到了之后，却发现老蔡的饭馆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服装店。
推开门进去，老板在店里。我说我想找之前店家的老板和老板娘。服装店的老板说他们回老家了。
“不是做得挺好吗？怎么说关就关了？”
老板看看我，笑了，说：“那个店大概关了三年了。那个餐馆早就不赚钱了，他们本来早就打算关店回老家，好像那时有很多孩子交了包月，老板说这些孩子能找到一家便宜的餐馆特别开心。本想能包一个是一个，谁知道那些孩子又到处说这里可以包月，搞得餐馆几乎每个月都赔钱。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商量，那就等当时第一拨包月的孩子大学毕业就收摊。你也是那一拨小孩吗？”
我摇摇头。
我是工作之后再来这里的小孩。
离开老蔡小饭馆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人来人往。
我想，一定会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会过来看一眼。想起那个留着剩菜打包一大盒米饭的自己，想起那个不好意思赊账的自己，想起那个让老板多放一些肉的自己，想起那些难以对亲人开口要生活费的日子，想起那些坐在一个泛着暖色灯光的小饭馆，喝一碗因为老板多放了一些水而变成的汤的日子。
老蔡，谢谢你们哦。
后来
说起来有点儿不争气，到北京头几年吃饭很少请客，后来条件慢慢好起来，开始主动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餐费正好五百块，大家哈哈笑着说好准好准，我突然想起小蔡妈妈说一个人不能总吃五块的饭吧，当有一天一餐五十、一餐五百的时候，就意味着人越来越好了。回忆突然涌上心头，眼泪就飚了出来。朋友们吓坏了，连说不就是吃了你五百块吗？有必要哭吗？
我连忙摇摇手，咧着嘴笑。没有解释为什么。
每个人也许都有一段被自己标注为灰色的日子，在那样的日子里，一点小小的关心都会暖上一整天，一些小小的善意也会让你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很感激老蔡一家人，我也常常想起“放水太多，所以才给你”的一碗西红柿鸡蛋汤，这不是谎言，这是善意，我相信这样的善意一定打动了很多像我当年一样年轻的孩子，这样的善意让我们带着感恩前进，让我们比别人更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小幸福，也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学着老蔡的样子，撒一些善意的谎，把这份雪中送炭的温暖，送给更多的人。
“火车外面好美，我们下去看看吧。”
“如果你不好好待在火车上，怎么能看见这么多的美景？”
时间会任性地为回忆涂上色彩。
就好像明明是五颜六色的回忆，沉淀、加工、过滤，
就只剩下了白色。
米白的墙，雪白的云，纯白的衬衫和T恤，
乳白的下水管道，灰白的远方……
记忆一旦凝固住了某个时间点，
美好的，就呈现出一片泾渭分明的白色。
不变
“世上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大概只有变化。
在永恒的变化中，能拥有一些不变的回忆，老时间，老地点，老相识，老味道，旧时天气旧时衣，当时年少春衫薄，如斯美好。”
她一直在老地方
“方老太走了。”
微信群里突然出现这么一条信息。
前年，正在返家路途中的我呆住了。
同行的朋友问我怎么了。
我把手机里的信息给他看，然后我俩靠在列车的座椅上，陷入沉默。关于方老太的所有回忆，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回放。
大概在二十八年前，我刚读小学的时候，方老太就已经是方老太了。
那时她只是50岁的方老太，每天推着炸臭豆腐的摊车，在学校南面的拐角处叫卖。八分钱一块的臭豆腐摊，每到放学都会排上长长的队。
方老太的臭豆腐好吃，二十多年来，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小时候吃第一口臭豆腐的味道。
豆腐炸得黑黑的、脆脆的，方老太用筷子戳破表皮，一股热气便冒了上来，哗，浇上一大勺汤料，把热气硬生生给压回去，豆腐的每一个下口处都是满满的姜葱蒜和浓浓的黄豆味。
夏天吃，辣得流汗，很带劲。
冬天吃，热气腾腾，瞬间就暖和了。
上小学时，我的零花钱很少，别的同学都是四毛钱一次买五块，我只能一毛钱买一块，稍微富余一点儿也只能两毛钱买两块，然后把剩下找回来的几分钱认真地装好，再凑八分钱又能买一块。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只买一块臭豆腐特别丢脸，排老半天队只能可怜巴巴地掏出一毛钱。所以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都早早地把一毛钱准备好，趁旁人不注意赶紧塞给方老太，也不好意思大声说，自己只要一块。
那时，方老太就会帮我把一块臭豆腐用铲子切成九小块，然后放进碗里，刷地浇上一大勺汤料，再装了袋子给我。
我拎着那个袋子，沉甸甸的，珍而重之，用小竹签一块一块地慢慢吃，就好像吃到九块臭豆腐一样。
后来我发现，每次我买一块臭豆腐的时候，方老太不仅会帮我切成九小块，她还会用勺子在大汤碗底重重地捞上一勺，里面有汤料，还有辣椒、酸菜、萝卜丝……
放了学去方老太那儿买臭豆腐，成为我小学时最美好最开心的回忆。
不知道方老太是哪个星座，当然这也许和她的星座没有任何关系——无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方老太总是雷打不动地待在实验小学正南面的拐角处，时间久了，她记得住每一个小孩的名字，有时小孩的爸爸妈妈来接小孩没看到，也会问方老太：“方老太，我孩子来买臭豆腐了吗？”
“半个小时前买过了，然后和同学一起往坡那边走了。”
“没来，听同学说你小孩还在教室做值日呢。”
方老太不像是臭豆腐的摊主，更像是一个信息交流站。而随着我们的毕业，方老太那儿又成了我们常年聚会碰头的据点。
读初中后，每次大家聚会，地点都是“方老太的臭豆腐摊”。
去得早的同学会坐在小桌子旁吃上几块，去得晚的同学还会在电话里交待：“你跟方老太说是我要吃，她知道要给我的臭豆腐炸得干干的。”
那个时候，方老太的臭豆腐变成一毛五一块了，依旧便宜。
时光飞逝。
我们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虽然不再像之前那样天天能吃到方老太的臭豆腐，但嘴一馋，大家还是会相约一起去方老太那儿，然后遇见好多的老校友。我们很好奇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年了，方老太永远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老公，也没有见过她带着小孩。似乎总是一个人推着小车从拐角处突然出现，从白天到深夜，一个人在路灯下默默收摊，又在拐角处突然消失不见。
小时候有人说方老太是一个只做臭豆腐吃的魔法老太太，来无影去无踪。等读了高中才渐渐听人说起方老太的故事。
方老太三十多岁才嫁人，嫁过去第一年就生了儿子。本以为生活会开始幸福，可惜好景不长。老公每天在外面赌博，赢了还好，输了就回来要钱，要不到钱就打方老太和儿子。后来儿子慢慢长大，方老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谁知道儿子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之下，早早就放弃了学业，每天在外面游荡。父子俩都没有正经工作，要睡觉了就回来，没钱了就闹，方老太就是这么八分八分地挣，然后兑换成整钱给家里的老公和孩子花。
那时我们年纪小，想不通的问题有很多。只是觉得方老太好可怜，寡言少语却对任何人都关怀备至。
随着我们这拨人考上了大学，开始漂泊在异国他乡。有时候聊起大家何时回家聚一聚，总有人会提到方老太，同学就会传一张自己和方老太的合影给大家看，还会即时汇报：方老太的臭豆腐涨价了哦。
“该涨该涨，现在什么都在涨价，臭豆腐也应该涨。多少钱了啊？”
“从一毛五涨到两毛啦！”
“……喂，小武，你能不能多给方老太一点儿，大冷天的多辛苦啊。”
“知道啦。那下次回来咱们一块去吧。她还记得你们呢。”
于是乎，大家都嚷着要过年回去尝尝方老太的臭豆腐。
“对了，小武。你今天去方老太那儿，问问她，学校放假了她还会不会出来摆摊？”
“好嘞！”
那年我们都大一，放假晚。而小学早已经放假，方老太的生意自然会受到影响。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老地方。惊喜的是，方老太居然在，天冷，她把手伸在油锅上烤火，零散几个客人坐在小桌子边聊天，方老太远远抬头看见我们，咧嘴笑了起来。
那种久违的笑，不是大笑，也不是微笑，而是那种——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会意，笑的是人与人之间重逢的美好，开心的是时间过去那么久，而人与人的关系却还停留在老地方。
“好棒啊，学校放假了，居然方老太还在！”
我们叽叽喳喳跑过去，一个人五块臭豆腐，趁着方老太炸豆腐的时候，大家纷纷跟方老太汇报着自己的近况，方老太一直笑着说：“真好真好，你们有出息了就好。”
从小学一年级到我们大一，一晃十三年过去，方老太迎来送往了一年又一年的学生，她目送着毕业的学生比老师还要多。她已经记不住我们的名字了，但是还记得我们的样子，跟每个人都一一打招呼，“你来了就好，你来了就好。”
厚重的情感，最大的好处是模糊掉细节。
我们相信一切都没有变，相信一切都如往年一样好，我们看不到方老太炸豆腐的速度越来越慢，看不到方老太的生意越来越糟糕，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不怎么吃臭豆腐了，也看不到方老太已经弯曲的背和悄悄爬满了皱纹的脸。
随着年纪渐长，身边亲人也都在渐渐老去。以至于后来每次去方老太那儿，一开始都是开心的，吃了几块臭豆腐后心情就变得有些沉重。隐隐问自己，万一哪天，再也吃不到这样的臭豆腐了呢？
又过了几年，网络流行起来。我常常看到老家的媒体写一些新闻，“郴州必须要吃的几种特产小吃”，里面一定会有方老太的臭豆腐，记者说，“这个老太太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炸着一块又一块臭豆腐，以每天炸二百块臭豆腐来算，二十年中她炸了146万块臭豆腐。那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包括写这篇美食报道的我。”
吃过她臭豆腐的孩子，当年都是身高一米不到，踮着脚才能看到锅里的臭豆腐。一晃那么多年过去，有的成了记者，有的成了警察，有的成了律师，威风八面。
我听说实验小学旁边的道路需要改建，所有的小商小贩都不能再继续摆摊了，唯独只有方老太，一直在那儿，没有人赶她，其他的摊主也不眼红，据说管那片的城管也是吃着方老太的臭豆腐长大的。
有人问方老太为什么只有她能够在这里摆摊。
方老太说：“我也不知道，上次那个穿制服的孩子跟我说，让我好好待在这里，如果我离开了，很多吃着这个臭豆腐长大的郴州人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方老太，找不到臭豆腐，更重要的是，找不到自己童年的那段记忆了。
方老太走了。
这个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家乡的朋友圈。
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年纪多大了？家住哪里？那她的推车还有人继续推出来炸臭豆腐吗？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知道。
看着大家问着各种问题，我心里很后悔。
方老太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打交道二十几年，我们争先恐后告诉她自己的近况，无论她记不记得住，我们没有一个人关心过她——也许不是不关心，而是小时候听说的那些故事，让我们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去触碰。
没有人知道方老太具体的岁数，没有人知道方老太的身高，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日，她是哪里人，炸臭豆腐之前做着什么，现在老公和孩子还好吗？
没有人在意她这个人，我们只是在意她是否还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滋养着我们的回忆。
闭上眼睛，无论何时经过小学的拐角路口，那个臭豆腐摊一直都在，就像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感觉这一辈子，那个摊都会在那儿。感觉下辈子，那个摊也一直会长在那儿，生了根一样。
“不亲眼看到，我是不会相信的。”
下了火车，就和同学打车直奔小学。
二十多年熟悉的景象没了。
拐角处空空荡荡，什么人都没有。走过去，曾经滴在地上的油渍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几十年的落灰，风一吹，就没了痕迹，消失在人迹罕至的人行道尽头。
方老太死了。
我和同学对望了一眼，两个人瞬间就红了眼眶。
为什么会哭呢？其实我也不理解。
是哭没有那么好吃的臭豆腐了？是哭再也见不到方老太了？是哭我们丢掉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哭我们以后要换一个新的聚会的碰头地点了？我不知道，反正就站在那个拐角处，吹着寒风，眼泪不停地流下来。那时我才感觉到，原来这里是个风口，原来这里那么冷，原来方老太在这个风口站了二十几年……我们对方老太的了解真的太少太少了。
那之后，群里再也没有人提过臭豆腐这件事，也没有人去过小学的拐角处，要经过也会选一条道绕过去。那之后，我再看见臭豆腐，都本能地避开。有人问：“你以前不是挺喜欢吃臭豆腐的吗？”
也许，我只是不希望有别的东西取代对于方老太的回忆吧。
虽说要把心里清空才能腾出地方放新的东西，但心里为何一定要放新的东西呢？
一晃又是一年过去。
去年快要回家的时候，小武突然在群里闪了一下。
他发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方老太没有死……
“!!!!!!”
“!!!!!!”
“!!!!!!”
一时间群里被各种各样的表情刷屏了。
是震惊。
是欣喜。
是狂怒。
是振奋。
是希望。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
每个人都用各种表情符号来强化自己的内心感受，其实知道方老太还在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再问这些，只是为了想更了解她一点儿而已。
“方老太年纪大了之后，身体不太好。但每天都坚持出来摆摊，后来重感冒引发肺炎，倒在那儿，被送到医院抢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终于好了。那天我路过，她又在那摆摊，我也惊呆了。问了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于是放假第一件事情就是结伴去臭豆腐摊，去见方老太。
远远望去，她正弯着腰在炸豆腐。她身上的水分也好像被这几十年的油过了一道，干干的，不似印象中那么饱满了。
看见她，心里有大哭的冲动，却拼命忍着。这一次，我们不再像之前那么叽叽喳喳，每个人都轻轻地说话，静静地看着她。我问：“方老太，听说你之前身体不好，你怎么还出来摆摊啊？”
方老太看着我说：“听说你们都以为我死了，好多人都哭了。说以后不知道去哪里吃臭豆腐了。你看到没，我加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的汤料的做法……”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牌子上写着：“方老太汤料配方：朝天椒五十克，八角十粒，小茴和花椒各十克，甘草十片，桂皮两片，草果三个，陈皮一个……十杯水用锅子慢火熬，快起锅时加入葱花姜蒜，还有半干的萝卜丝，然后再放三勺新鲜滚烫的茶油浇上去……”我赶紧拿手机拍了下来。
“方老太，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拿八分钱买一块臭豆腐吗？你总是给我打很多汤料，好吃的萝卜丝都在里面。”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别人都是五块五块地买，你总是一块一块地买，后来我看出你不好意思，我就帮你把一块弄成九小块，放很多料，你吃得可开心了。”
“方老太，那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同学问她。
“那我不记得了，我老了，都快八十了，你们原谅我吧。”
“方老太，你是哪里人啊？”
“方老太，你住哪里啊？”
每个人都把这些年憋着没问的问题问了出来。
“方老太，我要一块臭豆腐，你帮我弄成九小块吧。”我说。
后来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两样食物，无论何时吃到、想起，都会感动不已。
有的是割舍不断的乡情，有的是来自家人的温暖。
方老太在我以及很多同龄人的生命中扮演的则是家乡美食的角色。
她的臭豆腐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朋友每次听我说起方老太的时候，都很质疑。好吃与否并不重要，只因它承载了童年的记忆，赋予了灵魂的归宿，味道便独一无二，贵如珍宝。
方老太不是卖臭豆腐的老太太，她是替我们保管记忆的人。
听同学说起，最近，方老太的儿子带着媳妇也会来帮她的忙、接她的班了。方老太会很开心地给大家介绍他们，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了，也希望大家能照顾儿子和儿媳妇的生意。大家都拼命点头说一定一定，顺便还帮着方老太数落他的儿子，缺席了二十几年，他妈妈够累的。
听说方老太的儿子特别不好意思，不停地道歉，说以后再也不会让妈妈操劳了。
我想方老太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应该有两件，第一件是看着我们所有人长大，第二件是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儿子长大。
在记忆中，
光是有具体形状的，雨滴是有具体长度的，太阳是有具体温度的，
你总是那几种表情，闭上眼都挥之不去。
记忆和拍照一样，具备遗憾的属性，在摁下快门的那一刻，即与当下告别。
骑着单车你追我赶的日子，
树枝把天空割裂，
路灯背对着月光自赏。
慌乱自有章法，忐忑也自说自话。
代价
“为了适应社会，为了迎战时间，我们投身于一种职业，为之哭为之笑，有人风生水起，有人怀才不遇。我们会放弃一些梦，也懂得了有些梦根本不会实现，那些深夜的痛哭以及离乡背井的挣扎，都是必须付出的青春的代价。”
你还记得吗
一
和小曦哥再见，是在六年之后。
他听说我在厦门见了我们之前共同的领导张老头，也听说我远远地看到张老头便眼含热泪去拥抱。他带着一股极浓的醋味在微信里问我：那你想见我不？那你看见我会哭不？
六年前，张老头从我的领导岗位离职回福建生小孩，顺便创业。小曦哥跟着他一同回了福建，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年前小曦哥又独自一人去了上海创业，所以他和张老头，我都有六年未见了。
我看见微信上那个问句，想了想，权当安慰他：我也很想见你，我见到你也一定会忍不住哭起来吧。
他立刻回复说：那好，那我们下周就见一下吧？
小曦哥是我进入传媒行业的第一位领导，也是我大学时同学院的师哥。
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听说有个师哥很出色，长得帅，打篮球棒，是湖南广电最年轻的节目制片人……没想到进入电视台之后，居然被分配到了他的节目组——筹备一档互动类型的闯关答题类节目。大概的意思就是观众来参与民生新闻的答题，闯关性质，答得越多，奖金越高。
当他跟所有人形容完这个节目之后，大家都觉得超级棒，拥有全宇宙最有竞争力的几个内核——民生新闻的内容、闯关综艺的刺激、上万奖金的诱惑、普通老百姓的互动……每一个元素都能获得超高的收视率。
我们一群大学生没日没夜地跟着小曦哥筹备节目，奋战了好几个月，录了几期样片都没过关，然后台里正式通知：好了，你们的节目研发资金花没了，你们可以解散了。
这个“噩耗”是一起入职的同事吃午饭时告诉我的，据说团队的人都要分到台里其他节目去，人人自危。变更岗位其实无所谓，没日没夜地熬着看不到希望，分去一个固定的节目，好歹不用再用“临时节目组的编导”的身份来介绍自己了，唯一舍不得的是大家彼此的感情。
刚吃过午饭回到台里，小曦哥找我，平时他不怎么爱搭理我，所以我紧张得要命。他特别谨慎地说：“我决定带你去台里的娱乐资讯节目《娱乐急先锋》。”
我一惊。那是娱乐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我们团队不是失败了吗？我都做好了被台里打入冷宫的准备，没想到居然能跟着制片人去最好的节目。我偷偷观察了一眼小曦哥，他很冷静，一副从小被叫惯校草的表情。他说：“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
我人生中很少听到有人对我说“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这句话，那时我知道，如果有人跟你说了这句话，就意味着他不把你当其他人，而是自己人。
我是小曦哥的自己人？我很兴奋。但是我去做记者了，那他呢？
小曦哥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接着补充了一句：“哦，我是过去接管这个节目的，嗯，也是制片人。”最后补的那句话，得瑟中满是激动的喜悦。
后面的故事惊心又动魄。
在《娱乐急先锋》的日子，每天上班就等着前一天晚上的收视率报表，高了就兴奋五秒，然后立刻投入到更高收视率的制作中。低了，就转身讨论为什么昨天的内容那么差劲。
那时崔永元老师还未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收视率的恶意。
如果没有小曦哥，我也不会被逼成今天这个我吧。
那时，我负责一个选美节目的宣传，就在娱乐节目中开了个五分钟的小版块，每天介绍一位漂亮的女孩直接进入省内每年最大选美比赛的复赛。这个小版块要自己写流程、自己出镜、自己剪辑、自己配音，然后要赶在每天晚上七点直播的时候把节目送到播出机房。
很多人一听，觉得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工作还不到一年，居然就能应付这种强压力的工作节奏，很厉害。
实际情况是：主持人播报完当日的头条之后，就会说：“好了，今天看看我们的记者刘同究竟又给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美女呢？”这时小曦哥就会头戴耳麦很冷静地说：“他的片子还没有剪完，押后几条新闻再播出。”主持人就特别尴尬地对着镜头说：“啊哈，看来今天的女孩太漂亮了，他正在机房做最后的修改，那我们先看两条别的新闻。”
播出别的新闻之后，整个播出机房就会出现小曦哥的咆哮：“你们赶紧让刘同把带子拿过来！再不过来就开除他！”然后我就拿着带子哒哒哒快速地奔进直播机房。
又有人说：“哇，那也挺不错啊，每一次你都能赶上直播。”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直播节目三十分钟，有时候把所有的备播新闻播完之后只剩五分钟了，我的带子才拿过来。眼看就要到节目结束时间了，小曦哥心急火燎地问：“你这个版块还有多长时间。”我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播完这五分钟，还有八分钟……”
我一直没有被开除，我以为是因为我总能在最后关头交上带子，也以为是因为这个版块极其难做，开除了我没有别人能做。
后来才得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有一次在台里，远远地就听到大领导很大声地在办公室呵斥小曦哥，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做的娱乐节目太差劲，要把我开除。
我站在门口不小心听到的时候觉得人生即将全黑了，这时听到小曦哥很认真地说：“这个刘同吧，他大四的时候写过一本小说，十五万字的小说，连写了一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果他都做不好娱乐节目，我觉得其他人也很难做好了。”
我红着眼睛悄悄地离开，那一刻我暗自心想，如果再做不好，就太对不起他对我的信任了。
可第二天一醒来，节目的各种毛病依旧存在，点一点，一个都没有少，个个在那里虎视眈眈。
每次节目播出，小曦哥听见我肤浅的配音说着“这个女孩多美多美”的时候，他都会很生气地吼道：“你当我和观众瞎了吗？”
就在我觉得小曦哥要被我彻底整崩溃的时候，半夜十二点下班的我约见了第二天的拍摄女主角，我先彻底崩溃了。
报名的观众形容女孩长得像玉兰油广告的女主角，而我到了现场，见到了真人，我在心里骂了自己十分钟。现在想起来，这么做特别以貌取人，但那时心里唯一的关注点是：第二天的工作我该怎么交待！！！
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拍摄，临时根本找不到替换的拍摄对象。我坐在那儿，眼神无助地看着女孩，心中绝望地想着，自己将如何被小曦哥放弃。
第二天直播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地拿着节目播出了。
小曦哥眉头皱了起来，说：“今天这个选手如果观众还觉得不够美的话，你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今天这个到底怎样？”
我想了想回答：“你看看观众怎么说的吧。”
电视里，熙熙攘攘的商业步行街，配音简单介绍了一下女主角，然后拿出了一块题板，上面写着：鼻子像刘嘉玲，眼睛像梁咏琪，嘴巴像舒淇，脸型像郑秀文……
接下来所有的镜头都是在女主角的肩膀位置拍摄，一个一个见路人，让他们给选手的五官投票。
小曦哥一开始觉得蛮有意思的，自行脑补了一个刘亦菲的画面。然后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画面里全是路人们的嘴在喋喋不休地对着女选手进行评价。小曦哥眉头又开始紧锁：“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看她的脸？!!”
我说：“快了快了，马上统计数字就出来了。”
题板上出现了多少人投鼻子，多少人投眼睛，多少人投嘴唇……
整个版块时长五分钟，到四分五十秒的时候，配音说：“好的，既然大家评价那么高，我们来看看女孩究竟长得怎样！!!”
一个镜头摇过去，女主角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还没有看清她的脸，配音就出来说：“谢谢大家，明天再见。”
直播室空气凝固了，主持人也凝固了，大家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什么，观众们应该在家里砸电视机吧。小曦哥咬牙切齿地几次想说话，最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我想，他应该看出来我尽力了。
第二天，收视率出来，那个五分钟版块本地收视率破了五，创了一个小新高。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低调。悄悄地进了办公室，准备悄悄地离开。
他看到我，叫住我，说了一句：“节目很烂，想法很好。”
我一时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既然想法很好，为什么节目很烂？又或者为什么节目很烂，想法会好呢？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做法挺过分的，如果换在今天，可能有更妥当的不伤害当事人的方式。之后，我明白了小曦哥那句话，抛开选题本身的质量，节目其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思路做，只要你有你的逻辑，大家就能看得下去。
印象中，我在小曦哥身边好像一直扮演着“讨债鬼”的角色。
又有一次，选美大赛进入了二十强的总决选，二十位女孩的照片挂在巨大的户外广告牌上。我为了测验哪一位女孩有夺冠的可能性，于是在广告牌底下随机采访路过的行人。
也许是当时缺乏经验，每当行人表扬过某个编号的佳丽之后，年轻气盛的我就会把自己当成评委，吐槽该佳丽。比如：“你不知道吧，她笑起来，牙齿很不整齐”、“半身照确实还行，人只有一米五”、“她有男朋友了，而且谈了很多年了”。
要命的是，我又赶在了直播时送播出带，小曦哥没时间审核，直接将节目播出了。
可想而知，每一秒都是在扇做选美活动同事的耳光，每一句点评都是在拆台里的架子。节目刚播完，台领导就冲下来发飙。作为一个能为下属扛事的领导，他只能硬着头皮跟领导说：“我们是觉得，说一些大家听不见的声音，不要老说谁好看谁好看，用这样的方式，有可能观众更想看呢，比如故意说一个姑娘一米五，大家可能就想看她决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一米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