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路，你只需要越来越好，别忘了离开的初衷，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其他的，就去你的吧。
TWO 只要没被世界改变，就改变了世界
只要没被世界改变，就改变了世界
那是我刚迈入军校的第一天。
那个时候的部队，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秩序。第一天，我们被迫剃掉了头发，被要求穿着同样的装束，被命令遵循所有的规定。
我们刚刚结束高三的假期，所有人刚从自由自在中缓过劲儿来，马上就套上了一件军装。
那年，《士兵突击》风靡一时。
那年，我们天真地以为我们都能成为许三多。
第三天晚上，本已训练疲倦、思乡情浓厚的我们，被班长拉了紧急集合。晚上十一点，我们背着被子集合在夜色下跑步。那时的北京，还能看到好多一闪一闪的星星和明亮的月光。
班长一声令下，让我们做一百个俯卧撑，然后就可以回去。
我只记得，做到六十个左右，已经无法继续。但心想做到一百个就能回去，就翘着屁股继续往下一点点做，嘶吼着做，眼泪打着转做。
没想到，做完后，班长依旧不让我们站起来。我们屁股翘着，有时候换着手，这样腰部的肌肉就不用那么费劲。
班长走过来，拿武装带一下下抽我们的屁股，让我们屁股下去，可我们屁股被抽下去后没几分钟又抬了起来，然后继续被抽。汗水浸透了衣服。
忽然间，夜色中传来了一阵哭声，声音很刺耳，“我想妈妈了。”
那个哭的哥们儿，是一个大个子，身高一米九几，他的名字叫痘痘。当他流泪的刹那，所有人强忍的泪水都在往下掉，就像压倒大象的最后一根稻草。滴在地上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
其中一个人没有流泪，他很坚强，不是我，是我的好朋友，达飞。
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不愿意继续写了，因为多年以后，即使我能平静地在咖啡厅写字时，依旧会想到那段噩梦。那是我们第一次挨打，虽然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那段时间，老兵打新兵很正常，不管你听不听话，班长都要用这种方法先树立威信。据说很多新兵挨打后，性格就收敛了很多。
当他们变成老兵的时候，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下一批新兵。于是这种方法就流传了下来。其实，暴力是人无能的表现，《模仿游戏》中艾伦·图灵曾经说过，人类觉得暴力令人满足。但除去这些满足感，暴力行为就变得很空洞。
那天等我们回到宿舍，已经筋疲力尽。
刚准备开口交流两句，班长一脚踢开门，让我们站在床边不让我们睡觉。就这样，我们又站了半个小时，他看着我们一个个哭丧着脸，或许是心疼了，于是他讲话忽然多了些柔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别怪我今天打了你们，告诉你们，这都是为你们好，等你们以后当了班长、排长了，照样会动手打新兵，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今天晚上我做的一切的用意了！
随着门被关上，宿舍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许久，一个声音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一样，是达飞。他说，等我以后当了排长，一定不打新兵，我要用语言教育，用行动感化！
对，我也不会打。
我也一定不会打，凭什么管教士兵是要用打的方式……
就是应该这样！
那天夜晚，所有人都为自己不确定的未来确定了一条美好许诺，等自己当领导了，一定不会动手打新兵。叫得最凶的，是痘痘。
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从军校退学从事电影和写作工作，想起这段故事还是很有感触。当时的战友，都已经分配到部队的各个基层当排长，真实地过上了带兵的日子。
岁月像上了发条，许多朋友即使距离很近，也久久无法相见。
达飞分配到了基层，据说带的兵很多都是95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懂得自我保护和自我价值，他们懂得分辨和独立思考，是很多带兵人头疼的刺儿头。
前些日子，我见到了分别很久的达飞，寒暄了几句就聊到了过去，他感叹现在的自己已经是排长了。
我问到了他最近带兵的感受。
他叹了口气，说，难啊。
我说，为什么？
他说，简单粗暴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不愿意。
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天，新兵报到，和我们当年一样，很难适应新生活，更难适应被管的日子。于是，几个班长约起来把士兵拉了紧急集合，同样的方式，同样是夜晚，同样是哭声。在此之前，达飞再三跟班长说，无论怎么整，别动手就行。
但，那班长听不得哭声，还是动手了。就在那一巴掌快打到新兵脸上的时候，达飞拦住了他，说，别动手！
班长觉得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挑战，大喊，排长，你不懂，有时候就要动手打，我们这里都这样。
达飞咬着牙，像捍卫过去那个纯净的许诺，说：我说过不能，就是不能。
班长愣在了那里，然后不欢而散。
从那天开始，几个班长开始背后挤对达飞，几个新兵怕被班长收拾，也开始对达飞若即若离。
几个班长开始轮番地说达飞的坏话，说达飞不会管理，不会当排长。声音逐渐传到了领导那里，不久达飞被调离了原部队。故事结尾处，达飞跟我说，其实，我只是偶尔会想起，当初我们被欺负时许下的诺言。
我没有评论，只是眼泪在眼眶不停地打转。
有时候你会觉得，当一个自己曾经眼中的坏人很容易，因为当所处环境就有问题时，同流合污比洁身自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多少人，最后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模样，变成了自己曾经瞧不起的样子。
我把达飞的故事讲给了一个朋友听，他说，达飞是不是傻，班长打了就打了啊！拦什么啊！有病，现在很多兵就要动手打啊！何况又不是他自己动手打，再何况也没打他啊！
说这话的人，是几年前那个哭得稀里哗啦说想妈妈的痘痘……
痘痘在自己的圈子里升职很快，他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上面很喜欢他，下面的士兵说，他下手是出了名的黑。他变成了之前他讨厌的人，他的士兵在变成士官后会学习他，甚至变成他。何时才是尽头？
我曾经戗他，说你变了。
他笑了笑，说，我才明白，谁能改变世界呢，让自己不吃亏就好了。
我笑了笑，说，你还是改变了世界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恶心了一点。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在写剧本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许下了改变世界的诺言，但随着自己长大，逐渐被世界改变了。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别觉得改变世界是一件很大很不现实的事情，每个人活着都是为了改变世界的。你是一个好人，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你要是个坏人，世界就因你而变得坏了一点。可悲的是，随着我们长大，很多人忘记了当初的梦想，丢掉了当初的美好，他们一点点地变成了自己曾经不喜欢的模样，当问到为什么，他们都笑笑，说，只是为了谋生嘛。
如果我现在还在部队，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动手毁掉当初自己的承诺。当好人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当好人。
秀丽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媳妇，1962年出生。她嫁给李家的时候，十八岁。
秀丽爸收了李家几百块钱的彩礼，秀丽就改姓了李。秀丽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尴尬年代，吃不饱的日子是经常的。
父亲挨饿，为了让女儿不受苦，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定了亲，嫁入当时的大户李家。
男人没有继承大户人家少爷常有的缺点，他很爱秀丽，保护着秀丽，不让她干太多的农活，说女娃娃，吃饱生个胖小子就好，不用下地费劲。
不幸的是，从嫁入李家的第一天起，婆婆就不停地跟她作对。村里有个传统，媳妇嫁入婆家，需要给婆婆递一碗茶水，只有婆婆喝完，才算入门，秀丽恭恭敬敬地递给婆婆，可婆婆却看似无意地故意摔到了地上。茶杯破碎的声音，就像秀丽之后的日子。
秀丽在男人外出工作后，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她时常被婆婆冷嘲热讽，怀孕那年，还被要求去河边洗衣服。她忍不住，终于哭着跟自己的男人说了。
男人搂着他，跟她讲了自己妈妈当年当媳妇被婆婆欺负的样子，他讲了所有那段荒谬的封建时期母亲作为新媳妇的苦差事。母亲暗自发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婆婆，苦尽甘来。
秀丽没说话，她暗自发誓，告诉自己，等自己成了婆婆，一定不会这样刁难自己的儿媳妇。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地会许一些愿望，来告诫自己以后不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多多少少，我们都与之前的愿望失之交臂。
几年后，秀丽生了个大胖小子。她和男人笑得嘴巴咧到耳朵根，婆婆高兴地冲过去，也不管虚弱的秀丽，只是开心地说，这小子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农民。
秀丽有些不高兴，她看着住了十多年的村庄，和周围的满目疮痍，她暗自告诉自己，儿子一定要去大城市，要飞黄腾达，要不顾一切地努力，她更希望儿子飞黄腾达后能回来看看自己。于是她笑着跟妈妈说，妈，孩子的名字，叫达飞吧。
是的，秀丽，就是达飞的妈妈。
达飞被调去了新单位，可他坚持自己的方法，不违背年轻时自己许下的愿望。
他们去了一个县里招兵，按照以往的传统，招兵一切通过后，都要给过来招兵的排长或者班长一个红包。县里的老百姓愿意给，因为只有给了，他们才放心把儿子交给部队。那次，达飞负责招兵，他吩咐弟兄们的第一条，就是绝对不能收这个钱。
一开始班长很不能理解，说这些都是传统，为什么不能收？
达飞说，传统不一定是对的。
他继续说，如果你们收了，我问你，孩子有肝炎怎么办，孩子视力不合格怎么办，你是退还是不退？不退对部队有影响，退，你拿了别人的钱是不是把自己搭进去了？
班长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这样，这个传统随着达飞的坚持，变了。
带兵也是一样，达飞一开始很难劝服他们，但是他坚持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命令树立威信，后来大家都习惯了语言交流而不是动手，习惯了讲道理而不是暴力。他带的兵有三个立了功，获嘉奖的一大堆，他们排屡次获得荣誉称号，退伍前，几乎所有人都有了一技之长。
达飞也升职了。
其中一个士官，退伍后介绍自己的妹妹给达飞，达飞羞涩地第一次约了淳朴的芳芳，芳芳是一家网络公司的业务员，人踏实能干，很快他们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生活。
他们过得很清贫，但是很踏实。
那年，达飞向芳芳求婚，芳芳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没有同意。几天后，芳芳告诉达飞，她清楚地知道达飞是好人，但怕他爸妈不喜欢自己。
芳芳说，上一次恋爱，就是因为婆婆人不好，最后她忍痛分了手。
达飞笑了笑，然后说，我妈只会是个好婆婆……
秀丽来看他们的时候，带了一只鸡，她握着芳芳的手，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有什么苦告诉我，我们一起扛；达飞欺负你，告诉我，我打死这孩子。
芳芳哭得像个泪人，达飞在一旁欢欣地笑。她嫁给达飞时，达飞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房子，只有一颗真挚可爱的心。婚礼那天，很低调，就请了我们十几个人。
我当伴郎，在敬酒的时候，我哽咽地说，老天爱那些执着的好人。
或许很多罪恶，都是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旧的文化和传统：我当新兵的时候挨打，等我变成老兵也要打新兵，因为我挨过打了；我当媳妇的时候受欺负，等我变成婆婆时也要欺负媳妇，因为我过去被欺负了。
可你是否知道，不因为世界而改变，坚持那些美好的事情，虽然前期很难，但上帝会一直让那些追求本真的人幸福，这种温暖持续的时间更长。
上一周，我遇到了大学期间的好朋友A。记得几年前，他天天一副愤青的模样，每次喝酒都跟我痛斥这个世界的不公，痛斥这个体制的黑暗。他喜欢读书，甚至喜欢“翻墙”看外面的信息，把每次看到的不爽都跟我吐槽，跟朋友们说。
他在人民大学读书，品学兼优，说实话，我喜欢他时刻保持着愤怒的状态。
曾经一次喝多了跟他说，要保持这种愤怒，等这种愤怒没有了，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上周我们喝了一次咖啡，他穿着西装，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愤怒，静静地喝了一口，平淡地说，龙哥，我们都长大了。
我没有说话。
他说，龙哥，我准备留校当老师或者考公务员。
我沉默地看着桌子上的咖啡，很久没有说话。临走前，我问他，你终于还是决定妥协于这个世界了？
他笑着说，×这世界。
那时，我忽然笑了。他一直没变。
我们可以被磨平棱角，但是不能变成自己曾经不喜欢的模样，更不能忘记曾经想让自己变好一点的梦想。或许，我们不能像达飞那样勇敢地去坚持，像秀丽那样去改变，甚至，我们无法改变被世界改变的现实，但至少，在我们老去的路上，不要让自己变坏。至少当我们老了后，可以自豪地说，我这辈子，让这个世界变好了一点点。
即使很少，也心满意足。
这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在北京打拼的前几年，我住在中关村。
住在那里的原因很简单，附近都是学校，学生都是纯洁可爱的，没事干可以去学校听听讲座，闲下来能在校园里走走。一天劳累后，还能看看校园里漫步的情侣，也是幸福的。
其实，之所以选在大学城，在心里还有个阴暗的小角落：每次路过人大西门或五道口时，总有人推着车卖满满的盗版书，周围围着各种各样的年轻人。
我酷爱读书，每次路过盗版书摊，都会看好半天，研究一下最近出了哪本新书。
那时，一本书卖十块钱，我总会买个十本，这样能打折到七十块。
姐刚从美国回来，知道版权的重要性，她跑来问我，大哥，你这样总是买盗版书，长远来看，对中国版权是危害大大的。
我说，我一小小蚂蚁，买两本书而已，那些作者都有钱着呢，何况，大家都在买啊。我怎么会对世界危害大大的。
姐摇了摇头，说，那等你看完借给我看。
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能猜到。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几年后，我的第一本书承蒙大家喜爱，写得还算接地气，两个月，销量瞬间突破二十万册成为出版界的一匹黑马。
那天我去人大见朋友，从西门进，又看到了盗版书摊，几个人围着在看，瞬间，我看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书皮，书皮上写着《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忽然惊讶了，这不是我的书吗？
我翻了几页，除了有几个印刷错误，其他几乎和正版一样。
我急忙说，你这是盗版吧，你怎么能卖盗版书呢！
那人很不服气，竟然说，你叫嚣什么啊，现在谁还看正版书啊……
我擦，好熟悉的对话。
他继续说，放心吧，这些作者可有钱了……
他继续招呼着路人买书，而我穿着几年前的破衣服摇曳在风中，电动车停在一旁，想着他那句“作者可有钱了”久久不能自拔。
忽然，旁边一个女孩子张口，说，同学，放心吧，你我都是一只小蚂蚁，买一本盗版书对这个世界是没影响的。
你才是小蚂蚁，你全家都是小蚂蚁。
你总以为这些东西和你无关，直到这些事情发生到了你的头上，才发现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这些东西和他们也无关。
在成为作者之前，我也以为作者是有钱的，尤其是看到很多作家一个个都富得流油，就猜测原来出书这么赚钱。
后来才知道，作者写一本，书卖出去一本也就能赚两块钱，对了，还是税前。
一本书超过几万册，马上可以称为畅销书。别着急开心，接下来，盗版立刻出来了，电子书分流一部分，你看完了还能借给朋友看，送给哥们儿当礼物。作者还经常被出版公司拖稿费、瞒数据，痛不欲生。他们不停地码字，有些人却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码的是情怀，码的是青春。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作者要有那么多其他头衔，原因很简单，因为光靠写作，人无法为生。
我曾经问过一个作家，他写了三本书，没有一本卖得不错。我问他，没钱还写个鬼？
他说，你知道，当你听到有个人说“我看过你写的那篇文章，改变了我好多好多”那种感觉吗？
的确，那些写作，都是情怀，都是梦想。
很多作者之所以胖，是因为他们很少运动，一坐就是一天。
那天回家，我买了所有之前买过的盗版书的原版，花了几千块，只是为了向这些人致敬，弥补过去犯过的错，并发誓从此一定不再去潜移默化地支持盗版。
你以为自己是只小蚂蚁，却不知道，你不是蚂蚁，是白蚁。可如果人人都是白蚁，创新和创造将会被啃噬到虚无。
曾经见过一个畅销书作家，他告诉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动笔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本书是我写了三本之后终于成功的，卖得很好。可是盗版疯狂，直接冲击了出版社的印刷；后来，网上免费的TXT版本也很快出来了，被疯狂下载。最搞笑的是，大量传播很广的文字，被各大营销号改了作者姓名，仅仅变成了他们的流量。你知道吗，写作者最后一点的荣耀也没了。
我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我就不写作了。
同桌吃饭的一个朋友说，你写书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吗？署名、稿费，这些又有什么重要呢？你的思想传达了不就好了？
他说，那是因为这事没有发生到你头上，当发生在你头上的刹那，你才会知道被尊重重不重要。
我没有谴责那人，因为几年前，我买了这位作者的一本盗版书。
我有告诉过他，自己喜欢他的文字和思想，不幸的是，可能再也看不到他的文字了。
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我没有买盗版书，是不是盗版书商就少了一点动力继续生产下去？
如果我制止了身边的人买盗版，世界是不是会好一点？至少，他会不会继续写下去？
后来，我见过了很多放弃梦想的音乐人，放弃理想的电影人，原因很简单，原创不被尊重。
音乐人写的歌曲被人廉价地使用，电影人写的剧本连名字都不给署。当他们维权的时候，得到的回复很简单：用你的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很难过，但这就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
美国之所以现在是全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注重版权保护。
我曾见过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他靠着自己这本书，能体面地养活自己一辈子。他曾在讲座里说，当我没有温饱问题缠身时，才能有更好的创作氛围。
对原创的保护，美国超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最好的产品：苹果手机，微软，脸书。
在美国，如果遇到了剽窃抄袭，或许剽窃者这辈子就和这个行业告别了。
相比现在祖国的学术论文抄袭，大量原创不受保护的环境，他们好了太多。
讲一个故事。
一个朋友拍摄了一个关于西藏的短片放在了YouTube上，点击量几天过千万。几个月后，他接到了一个外国电影剧组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轻声礼貌地说，您好，我们想用您拍摄的视频的一部分，我们花了很多工夫找到了您。不知道您是否方便授权给我们，我们会支付您一笔费用。
朋友震惊于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在中国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样的待遇和礼貌。
他说，好啊。
几天后，剧组的制片人竟然带着合同来到了他住的地方。
又过了几天，他收到了三万美金，仅仅用了他十八秒的镜头。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他用这笔钱当作路费，去了北极，去拍摄极光。很快，这部作品会跟大家分享。
对比我们，忽然想起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央视《美丽中国行》事件，一个姓王的摄影师，因为自己拍摄的东西被电视台盗用，打电话抗议。却没想到，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央视用你的东西你有意见吗？
公众因为央视的言行爆炸，忽然间纷纷支持原创，讨伐这种抄袭行为，最后，好在央视给出了回应。
这些年，我们对版权的态度和对原创的尊重是在进步的。
我想再分享一个故事。黄东赫导演的根据韩国小说《熔炉》拍摄的同名电影一经上映，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光州，距首尔约四小时车程，当地私立听障学校，下属特殊学校、庇护工厂、社会设施院，是获政府补助又能向企业募款的社福法人单位，同时又是私立学校，受《私立学校法》和现行《社会福祉事业法》的双重保护，经营自主，完全不受外界监督，已发展为家族式企业，高层皆为亲戚姻亲。
当一个机构不受市场影响，又长期见不得光，自然会近亲繁殖。很快，这所私立听障学校就和警察、政府勾结在一起。
那里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性侵犯。有些不从，甚至挨打致死。有些胆大的孩子去报警，却被警察送了回来遭受毒打。他们从小没有父母，都是孤儿，自然就没人疼没人理。
他们的遭遇被一个律师和一个医生知道了，他们坚定地要为孩子们争取权利，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们自发组织了维权团体，一次又一次地上诉，奈何对方势力太强大，那位医生最后被暗杀。律师带着三个孩子，也身患重病，他们寻求媒体的帮助，寻求众人的帮助，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2005年，这是他们维权的第三个年头，最后法院认定四人受到司法审判，其中校长、总务主任一审分别被判5年、10个月，两名性侵老师分别被判2年。然而二审大逆转，校长、总务主任皆因没有前科且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协议（挪用公款给予赔偿）而被判缓刑获释。
小人物，是不是永远都只是鸡蛋碰石头？但你是否想过，鸡蛋也可以孵出小鸡，然后跳过石头，看到明天的曙光。
2008年女作家孔泳枝读到关于此事件的网络新闻，被“在法院下判决的那瞬间听障者哭了”触动，她前往光州，与受害学生相处数日，深入了解孩子们的受创心灵后，将该事件改编为小说，2008年底至2009年中连载于网络，点击率超过1600万人次，瞬间，舆论哗然。
2010年，小说《熔炉》发行单行本，旋即大卖，据说韩国的街头，人手一本。同年，尚在服役中的男主角孔侑在部队读到这本书，深受震撼，他在部队就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说自己一定要拍摄这部电影，并且自己要主演。
经纪公司看完剧本，立刻开始筹备。
2011年《熔炉》开拍，2011年9月，电影《熔炉》上映。很快，这部电影大获成功，因为有血有肉，很快火爆了朋友圈。中国随即出了字幕片，豆瓣打分高达9.1。
接下来，网络上出现要求重启调查百万人签名活动，他们一致认为当时判处太轻，当事情被挑动得越来越大，当权部门也高度重视了起来。
《熔炉》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重新侦办此案。重启调查后发现，现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责太轻，性侵身障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惜的是，公诉期七年，两名性侵教师已过追诉期。
接下来，网民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和废除追诉期。
光州警方提出因强奸致伤，公诉期延长到十年。同时，调查后14人涉嫌性侵，由于涉嫌性侵校长已过世，将由韩国政府负起连带责任，赔偿受害学生。
向光州身心障碍家庭问题咨询商议中心吐露受性侵的听障学生又从当年的12名增加到30多名。
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207票赞成，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炉法”。要点：性侵女身障者、不满十三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废除公诉期。加害者如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可加重处罚，新法于2012年7月实施。
同时催生“熔炉防治法”——《社会福祉事业法》修正案，确保社福机构经营公开透明并引入外部监督机制，目前尚在讨论中。
《熔炉》下档后一个月，光州私立听障学校被取消社会福祉许可证，学校被关闭，由光州政府接管，缴回韩币57亿元法人财产，用于身障者福利基金。
许多人认为这是电影的威力，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律师和医生，不离不弃地奋斗、加油，他们虽然是小小蚂蚁，但是他们永远相信公平公正会到来。
或许你也一样，在人生的低谷，或许你会觉得自己太渺小无能为力，但不代表你不能做一点什么，千万别小看自己，你总能做些事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其实，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世界。
即使你很渺小，是一只小蚂蚁，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只要你还相信。
别觉得任何事情不会发生在你头上就可以不管，你很重要，这个世界上，有你，会更好一些。
你是想帮助别人，还是想实现自我价值
天津爆炸案发生不久，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关注。有些热情的志愿者组团甚至只身来到天津，只是为了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其实每一次天灾人祸后，都会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用热情融化绝望的人，用希望点亮冰冷的心。比起那些整天坐在空调房里指指点点的键盘侠，他们，太值得人尊敬。
朋友N出生在西藏，是典型走南闯北的浪子，这些年去过汶川、玉树，都是在地震最严重的时候。他喜欢帮助别人，他说，只有那个时候，才更能体会生命的宝贵，才知道时间是最珍贵的东西。天津爆炸的当天，他二话没说，收拾了行囊，带了两箱水和物资，骑着自行车，跟我们告别。
临行前，我问N，每次你去帮别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N说，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说，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危吗？
N说，我从小无依无靠，过够了形单影只的生活。能多帮助一个人，就帮助一个人吧。
N似乎喜欢生活中这样的挑战，或许，他喜欢的是帮助别人。这一次，因为京津高速被堵得一动不动，于是，N决定骑自行车出发。他带了备胎、帐篷和被子，备了两天的干粮和水，两个箱子放在后面他改装过的车座上。很快，他就投入了救灾的工作。
当他到了天津，他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几次微信短信留言给他，他那里依旧杳无音信。偶尔晚上看到新闻说哪里又发生了爆炸，我就忽然间心提到了嗓子眼，想想失联的他，无能为力，只能祈祷他一切安康。
幸运的是，几天后，N从天津回来了。自行车已经坏掉，他什么也没拿，什么也没带回来。政府给他买票让他坐火车到了家，回家当天，父母还没来得及问他问题，他倒头就睡，从眼睛看，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他的话很少，不是为了炫耀，似乎很多故事，要沉淀很久，才能开口诉说。
几天后，我们见了面。
直到几杯酒下了肚，他才断断续续说了他亲眼看到的事情。他说的时候很平和，身临其境地讲述着许多救援的无奈，他说到了消防员的奋不顾身，聊到了当地居民的坚强，偶尔也会说到哪里的救灾不给力，然后骂上两句“奶奶的”。N不怎么会讲故事，他甚至不太愿意分享渲染那些天灾人祸背后的悲凉，他的故事都是断断续续，要不是内容好，估计世界上不会有人愿意听他讲话。他或许也不愿意讲述，仿佛他的传播，只能给灾难笼罩上一层更深的阴影。
接着，另一个朋友L说：不瞒你们说，我也去了天津，想去帮忙来着，可是好不容易买了高铁票，都不让出站，后来买了一张票灰溜溜地又回来了。
我们哈哈大笑，觉得他在讲段子，我在一旁，以为他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的是，N青筋暴出，借着酒劲儿大喊：是真的，是因为很多人过去，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凸显自我价值。
我们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静静地听着他讲述。
N说，刚到天津的时候，别人不让他进受灾区，说他没有救援证。他说人命关天，多一个人帮助，就少一个悲剧。这个时候了，要什么救援证。
那人看了看他，让他进了。
很快，他跟着一个志愿者团，驻扎在一个轻灾区，负责给伤员引路以及解决交通问题，大爆炸已经炸坏了周围所有的红绿灯，交通一片混乱，只剩下衣服被烧光皮肤上红白相间的伤者。N所在的小组共十个人，都是外地的志愿者，那时医院人手不够，六个人都去护送伤员，只有四个人留下来，被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两个人负责马路两侧的车辆，另外一组两个人负责护送伤员过马路。N被分到了第一组，任务很简单：疏导交通，禁止大客车大卡车路过，小轿车私家车慢行。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别外一个人竟然跟N说，真没想到来当志愿者竟然只体验了交警的职位。
N说，什么意思？
那人说，我来就是想看看最真实的灾区，可以永生难忘，真没想到，让我来疏导交通，唉。
N说，这也是在帮助人啊。
那人说，你看那几个小组，人家都是去重灾区救援，多有意思，这才不虚此行啊。
N大惊，他说，你……难道不是为了帮助人才来的吗？
那人说，是啊。可是，这样多没意思。
N摇摇头，说，你根本不是为了帮助别人，你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经历。
那人想了想，没有说话。但他继续不耐烦地拦着来往的车辆，其实不用多问，答案全部写在了他的脸上。
一天的劳累后，晚上，N来到了天津站，出站口堆满了水和干粮，以及进不来的志愿者。因为人太多了，又怕有危险，这些志愿者都不再被允许进入灾区。很多所谓的志愿者脸上没有严肃的表情，反倒有一丝兴奋；甚至不少人带着照相机，扛着单反和镜头，似乎在想着拍点什么作留念。
N告诉我们，尚龙你们知道吗？光每天来照顾这些志愿者，来劝志愿者回去，都要浪费很多人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救援，事实上就是来添乱。很多人是凭着一腔热情来到了灾区，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帮助，从什么地方开始，想找个地方住，发现宾馆不是停业就是客满，想吃点东西，饭馆几乎全部不营业。他们自己的生活都无法自理，于是反倒成了被救助的对象。
他继续说，不是天津人不好客，也不是灾区群众不希望大家来帮忙，而是很多所谓的志愿者，本意并不是来帮忙，而是为了体验很刺激、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添乱就在所难免。当你把一件帮助别人的事情，变成了提升自己能力，增加自己阅历的事情，救援这件事情就彻底变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起来很难过。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一次去西藏旅行的路上，那是玉树刚地震不久，N参加完玉树救灾。他当过两年兵，父母早就不在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愿意看到比他还惨的人，几年后他来到北京，开出租车为生。他告诉我们一行人，救灾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玉树地震时，他做了很多准备，查了很多网上的资料，问了不少去过的人才出发。他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但几天后，他还是痛苦地离开，那一路，他见证了太多的永别和泪水，最终，是他心理承受能力崩溃。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帮助别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清楚到底是为了帮助别人，还是为了成就自己。
忽然想起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年我们跟北大合作，创立了一个免费的英语培训机构，我们知道英语培训的市场很乱，大多数穷学生没资源学习英语，一节课的钱恨不得要让自己一个月不吃晚饭。英语老师漫天要价，培训机构价格弹性强。于是，我们找了几个老师，搞起了免费学英语的课程，我们的人很快就越来越多，一个班能超过一百人。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进来，我们决定不在北京发展，一定要去二三线城市，或者更远的地方，因为那里更需要我们。
那是我第一次站在真正意义的讲台上，我喜欢下面很多人在听我讲课的感觉。其实，对刚当老师的我来说，最喜欢的根本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自我的成就感，这种感觉超越了一切。
可是，我产生的幻觉告诉我，我的职业太伟大，我要去人民需要我的地方！
那年我们去了河南信阳的一个小县，叫光山，地方偏僻，学校周围不是鸡打鸣就是猪乱跑。那个学校的校长知道我们是来自北京的老师，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孩子们很开心。
校长问我们，你们准备支教多久？
我说，大概两周。
校长的脸色变了，当知道我们大多数老师都还是在校大学生时，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话：你们来了，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两周后你们走了，你让孩子们怎么办？
这种感觉就是在告诉一群不会走路的孩子，山上有好吃的水果，却没有人陪着他们锻炼爬山的本领。你开开心心地走了，孩子们只是增加了烦恼而已。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支教，到底是实现了自己，还是帮助了别人？
校长说，我们很希望你们来，但是，至少待够两年，陪着一个班的孩子毕业吧。
没有人说话，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魄力。我爱自己甚于爱这个世界。
我们第二天灰溜溜地坐火车回了北京，不到一个月，这个公益组织解散。在此之后，我见过很多公益组织经历了破产、解散和颠沛流离。忽然明白，在你决定做公益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自己都没有足够的收入，都没有富足的资本，都没有度过生存期，所有的公益，都只能是打着帮助别人的幌子，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已。这样仅凭热血的付出，到头来，除了一段记忆，什么也不会留下。
悲剧，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天津爆炸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久久不能平静。边上的同事是天津人，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键盘上，因为父母已经一天没有了联系。
他告诉我，要请假回家。
我点头。
旁边的兄弟小声地问我，按你的脾气怎么没跟着去救灾？
我没说话，取了一些钱，给了天津同事，说，我不知道捐给谁，但是我能捐给你，因为此时此刻，你应该需要我们的帮助。
同事拿走了钱，哭着说了一声谢谢。
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祈福。
其实每个人都能改变世界，虽然你不够强大，但当每个人的爱心被连接在一起时，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足够温暖。一根蜡烛的光，也就只能照亮一间房子而已，倘若要用它点亮一个广场，就只能用它来点燃广场周围的树木。当以蜡烛之力点燃树木以照亮整个广场时，你说这根蜡烛是为了照亮别人，还是为了凸显自己炽热的光？
死者安息，生者勿扰。
中国，请别给那些老外太多
我住在北京外国人最多的东直门，因为周围都是大使馆，不远处是夜生活中心三里屯，外国人时常在这附近游荡。外国人把这里称为“America Town”。我从事英语教学多年，认识的外国人不少。去过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这些年，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我一直抱有一个学习的态度，直到这些故事发生，我才忽然意识到，我们给了老外太多太多。
我的朋友乔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英语专业，从小品学兼优，专四优秀，专八高分，获国家奖学金。唯一不足的，是家里条件不好，没法供她出国留学。你要知道，一个英语好的人，如果因为家境不好无法出国留学，简直是最大的悲哀。
无奈之下，乔找了个老外。
老外叫约翰，四十出头，话不多，不笑的时候文质彬彬，笑起来像个傻瓜。他们走在大街上，总会让我很不舒服。女孩子高挑性感，男人秃顶猥琐。
乔跟我说：他是美国人，家里挺有钱，我准备跟他结婚，就能圆我的美国梦了。
爱情是不分国界的，甚至能不分性别，别人的感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除了说恭喜，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年后，乔和老外分手了。
乔苦笑着说，妈的，跟我玩儿了一年，才知道他有老婆。
我无语。
她继续说，他是外派到中国的，在大使馆工作，在洛杉矶早就结了婚，来中国守口如瓶。他来中国三年，我是他在中国的不知道第几个女朋友，你说中国女孩子怎么都这么作，非要跟疯子似的往外国男人身上扑。
我说，你不就是作死的其中之一吗？
她说，我只要跟他说去美国发展，他就含糊其词，最后被逼急了，居然告诉我他早就结婚了，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
她说着说着，竟然哭了。
我有点生气，说，你自己作死，有什么好哭的？
她说，你不知道，我跟妈妈说找了个老外，老妈可开心了。可我根本不喜欢他，只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去美国实现美国梦。我不知道去美国后会怎么样，但是我父母无知，他们认为国外的一定是好的，却从没问过我的想法。
她哭得很伤心，我却无言以对。我不能透露乔是谁，因为这样一段故事真的不那么光彩，爱情本来是互相来电的产物，怎么能变成交易的砝码？可是，乔的例子，不是特例。曾几何时，中国已经成为外国男人的sex paradise（性爱天堂）。
另一个女孩子Lucy（露西）是我从前的学生，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个老外。接着，她在朋友圈发了他们的合影。
我问她，你干吗找个老外？
我以为她会说我爱他他爱我之类的，没想到她说，你不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吗？
我无语。
我的朋友里，还有为了考研英语分数提升快去找老外的，奇葩的世界奇葩多，也不关我的事，没什么好评价的。
Lucy和他开始后，他平时几乎不和Lucy打电话发短信，只是夜晚去酒吧、开房的时候给她打电话叫她出来。
Lucy觉得，这可能是文化的差异。
吃饭的时候，男生从不请客，他们AA制，有时候甚至是Lucy请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