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其他文化载体，建筑的持久性，使得它更忠实地记录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从雅典到威尼斯，从神话时代到历史故事，再到现代商业文明兴起，时间被凝固在巍峨的古老建筑中，我们今天步入其中，依然能真切感受到。
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中国人，我第一次站在古希腊建筑的面前，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仿佛神就存在于那里，感受到人对神的崇敬，以及神给人带来的文明。
德尔菲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着神谕：“认识你自己。”看到古希腊人在岩壁中腰修建的巨大运动场，环视壮观的竞技场和环形看台，才能理解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是多么深刻：健美的体魄是一切善和美的本源。
古老的建筑虽然已残破缺损，但其恢宏的结构、严谨的技巧，让人确凿无疑地印证：这便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审美和秩序。
我相信，好的建筑，是我们对人和土地的尊重，是我们对环境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人文足迹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传统建筑审美？
如何在现代住宅建筑中体现中国传统审美？这是万科在建筑文化另一个维度上的探索。说到中式建筑，近年各地许多别墅项目都走了再现传统四合院的路子。万科第五园则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探索：把中式建筑的元素抽取出来，用现代建筑的方式去实现，空间是现代的，审美是传统的。用工业社会最常见的工字钢，来表达徽派建筑白墙黑瓦的“黑瓦”，异曲同工，尽得其妙。一条窄窄的冷巷，体现中国古人舒适居住的智慧，又带有现代建筑简约的趣味。
冷巷是中国古代建筑之间狭窄的巷道，它让空气流动加快形成风，使炎热的夏天凉快下来。对于大陆性气候的中国，这非常实用。天气更热的时候，往小巷两边的墙泼几盆水，风过蒸发，降热效果加倍的好。这是古人的智慧，久而久之，实用的设计形成中式传统审美——而今天，我们要逆向操作，让中式传统审美具有现代居住的实用性。
2005年，第五园建成，继深圳四季花城之后，成为又一个全国房地产开发商必参观的项目。如果说，参观四季花城是对万科开发模式的肯定，参观第五园，则是对万科建筑文化的肯定。
2008年5月，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评选建筑奖，万科成为中国的获奖大户：良渚文化博物馆获“最佳公共建筑奖”，位于万科总部大楼内的体验中心获“最佳室内设计奖”，而万科则被评为“最佳业主”。
得知消息，我十分开心。但因为评奖的是外国机构，许多同事感到意外，尤其纳闷儿：良渚文化博物馆，这是哪里的建筑？
良渚文化村是万科和南都合作之后，从南都带过来的优质项目。这个博物馆更多是在合作之前由南都操作完成的。由于这些曲折的原因，在万科内部，它多多少少变得低调了。
万科人已经如此傲慢了吗？大家对这件优秀建筑作品有意无意的忽视，值得检讨。
良渚博物馆的设计师戴维·奇普菲尔德，是目前世界上设计博物馆最多的设计师之一。良渚博物馆的设计构思是“一把玉锥散落地面”：馆内有三个天井式主题庭院，简约主义风格的建筑中，穿插有美人靠和源自玉琮、玉璧理念的建筑小品，体现出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
博物馆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建筑高度18米，由不完全平行的四个长条形建筑组成，外墙使用黄洞石，远看给人玉石一般的质感。一家杂志评论：“站在良渚文化博物馆18米的黄洞石高墙下，你很难不感到震动——这种震动也许来自于对一座史前文明博物馆的预想和眼前这座极其现代简约建筑之间的强大反差，也许来自于它过于纯粹的造型和材料所体现的力度和强度。”
良渚的山水资源出众。万科接手开发良渚文化村时，它已经是杭州甚至整个长三角集聚文化人最多的楼盘。每一个来到良渚的万科人，都会对南都此前的精工细作心怀感佩。万科接手，能维持南都原有的品质和美誉吗？杭州城里的同行，尤其是主要竞争对手，是不看好这一点的。调任杭州万科总经理的周俊庭暗暗下决心，他要正面地赢得尊重。
白鹭郡、玉鸟流苏、阳光天际、春漫里、探梅里、柳映坊、随园嘉树……一期期累积下来，功夫越来越深，杭州万科研发的精工住宅超越同行，赢得市场口碑。
周俊庭苦心孤诣两年，推出“村民公约”，倡导垃圾分类、邻里见面问候、行车不按喇叭等文明行为，业主住户支持并且遵行良好。良渚文化村成为万科“好房子、好服务、好邻居”的标杆，许多社区照抄“村民公约”去用，却不见效果，问题还是在于心用得够不够深，功夫做得够不够细。
一次带领参观良渚文化村过程中，周俊庭问我：“要不要在这里建一座教堂？”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相信在大社区里建这样一个公共建筑，会成为信徒的精神归属地，还会提升社区的品质。“可是，我们怎么可能获得批准在社区里建教堂呢？”我质疑。
周俊庭：“小区一位业主，手上就有建教堂的批文，也筹集了资金。”
“啊，那我们用他的批文来建，但是资金就请他用在更有需要的地方吧，万科社区里的公共建筑，当然应该由万科来出钱建造。”
这就有了后来的“美丽洲堂”。2009年11月，东京的津岛设计事务所开始动手为良渚文化村设计教堂。今天，这座轻盈简洁的木质建筑已经成为小区里最受青睐的公建。
“美丽洲堂”是一个开放式建筑，人字形大跨结构，石板瓦覆盖。它用金属部件将木材集成材连接，架于两道混凝土矮墙之上，将中国传统的“硬山”式屋顶与西方宗教建筑融合在一起，简约大方。木结构是由日本的木工师傅现场安装的，日本师傅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孙还能继续为结构维护出力两百年。日本木匠人对材料充满信心啊！
接下来呢？周俊庭告诉我，良渚文化村还需要一个社区文化中心。这一次，我想到了有“清水混凝土诗人”美称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联系安藤。了解到杭州和良渚的文化背景，大师立即表现出浓烈兴趣：“原来白居易在杭州做过市长啊！”
我告诉他，苏东坡也在这里当过市长！
热带雨林之梦
雨声滴滴答答。摸索床头，“咔嗒”，灯亮了，光线昏黄，电压不足。窗外漆黑。什么地方？哎？正是旱季，怎么下起雨来了？
黎明的森林显得有些诡秘，浓雾中树影若隐若现。地面并不见潮湿，树叶上滑落的水珠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中国客人登上约2.5米高的木架，坐上大象的背椅，随环保专家深入浓雾弥漫的雨林……
脸膛黢黑的阿K嘀咕：“昨天老虎闯进营区了。”
“你看到了？”
“没有。”
“谁看到的?”
“谁也没有。”
“那怎么知道老虎来了？”
“听到猴子惊恐的叫声，还有大象不安的骚动，就知道是老虎来了。”
啊哦，明白。
茅草丛有3米高，人即使坐在象背上，也淹没在草丛中了。边走动边用长鼻子卷起茅草吞咽的大象突然停住脚步，显得很不安。阿K指向右前方约20米处，跟我耳语：“犀牛，一共三只。”……
珍稀的独角犀牛、河滩上晒太阳的鳄鱼、机警的叶猴、胆小的孔雀、鸣唱的鸟类……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就算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区，能看到大型食肉动物的机会也很小。即便如此，弥漫的雾气中蹚过莽野丛林，分辨动物路径上的老虎爪印、熊掌挠树皮的抓痕、挨蚂蟥叮咬、观赏落日的辉煌、繁星苍穹的清澈，仍令人浑身充满欣悦。快节奏都市的人们需要这种与自然的接触和交流啊。
奇旺国家公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南120公里的雷普提谷地，占地932平方公里，是尼泊尔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也是亚洲最大的森林公园之一。公园于1962年建成后，明令禁止捕杀动物，逐渐成为大象、犀牛、虎、豹、鳄鱼的繁衍天堂。
国家公园的历史可上溯至1872年美国国会批准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从那时候以来，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设立了多达1200个规模不等的国家公园。2006年，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正式开放。
各国国家公园规模大小各异，但一般都是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策略，通过较小范围开发实现大范围生态保护，还具备科研、教育的功能，是经验上较有效的保护模式。在生态环保和自然资源利用矛盾尖锐的中国大陆，建立更多国家公园已是当务之急。
7月，我接受瑞士旅游局邀请，担任瑞士旅游形象大使，穿越莫尔特拉奇冰川，随后参观苏黎世马苏阿拉热带雨林植物园。
马苏阿拉是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区，苏黎世动物园同马苏阿拉管理局合作建造了这个巨大温室。温室再现了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生态，包括温度、湿度还有气味，里面有478种植物、近百种动物，温度必须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湿度超过80%，每天降雨量达6毫米。
造这个热带雨林温室的目的，为的是呼吁世人关注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滥伐问题。马达加斯加的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气候还是动植物，都具有独特的多样性。近年来，由于岛上急剧增加的人口以及极度贫困的条件，环境系统受到很大威胁，每5分钟就有一个与马苏阿拉热带雨林馆同样面积的雨林被砍伐，而换取的只是微薄的经济利益。
在瑞士建造热带雨林馆是一个极其精密的系统：大部分植物先要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苗圃内培养，长到一定程度后，转植到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佛罗里达的苗圃，让植物逐渐适应变化，条件许可后再运到苏黎世，种类达17000余种。
5年后，我受邀前往瑞士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WWF）50周年年会，并尝试用英文做主题演讲，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正式的场合用英文演讲。内容是关于万科社区和树的故事，我向外国朋友介绍：万科正在推行的住宅产业化将会减少对热带雨林的破坏。一番话引起世界自然基金会高层的共鸣，会间立即启动洽谈，希望与万科推动开展木材认证，减少木材使用，保护热带雨林，并就此启动全方位的环保合作。
会后，再次参观马苏阿拉热带雨林植物园。得知万科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开展热带雨林保护，略显保守的馆长来劲了，仿佛拿出一个收藏已久的宝贝：“我知道您曾参观过这里两次，但您并没有看到这个植物园真正的精华部分。真正的精华，是这里的后台技术和管理！我们的整个温室没有使用任何温度湿度感应器，为什么？大自然并没有使用感应器，如果你使用感应器，那一定是错的。至于如何重造大自然的气候，得到建筑的地下部分去看一看！”
进入地下空间，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为温室提供温度和湿度恒定的充沛风源。行走在地下室里，更像行走在一个气候控制器的主机和管道中，见识瑞士人如何精确地控制风的温度、湿度、走向、出口的角度。馆长提醒我们：注意看管道的走向，并不是把机器一装上就了事，大的前提，是还必须根据温室的南北朝向而定。
所有管道铺设工整、干净、井井有条。瑞士人的科学性、精确性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天，我们来到一户普通公务员家做客，在阳台上喝下午茶。主人是个园艺爱好者，大阳台上种满各种鲜花和植物。边喝茶边聊天，阳台上有几种器具引起我们注意，这是什么？主人家解释：“测降雨量的量筒，你看，昨天晚上刚下了6毫米的雨。不光要测雨量，这是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计，还有一个小风车，观察风速和风向。”
“为什么阳台上有两个水龙头？”
“有一个是滴灌。”主人的回答引起中国客人小小的惊呼，这才真正认识到瑞士人的生活态度！
阳台上布了细细的水管，延伸到每株植物盆边。主人说：“来到阳台上，喝一杯啤酒心情舒畅，喝两杯精神抖擞，这时候动手调节滴灌，我可以做到所有植物的盆中刚刚好同时浇透，又不渗出一滴水来。”
我曾因为要维修一台相机，对日本人视产品如生命的观念印象深刻，他们注重细节、力求完美的性格，与茶道、花道、剑道中体现的民族气质密不可分。在瑞士，我被另一个民族的细节打动，阳台上的对话，让我感受到瑞士人严谨、精确的文化根源。
国际化的时代，万科与越来越多国际资源进行合作，甚至包括霍尔、李布斯金、赖斯、安藤忠雄等建筑大师。大师的参与当然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工作，但我们能做到与大师有效沟通，传递市场和客户的需要吗？单单请来国际资源是不够的，万科内部还要建立起一个科学、人文、绿色的工作系统，把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传播到所有项目上。而这一切，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从细节开始，培养一种科学、人文、绿色的精神涵养和生活方式。
2006年夏天的社会活动频繁，大都和户外运动沾边：担任瑞士旅游形象大使；8月会同华润总经理宋林、中城联盟前三任主席和现任主席穿越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主峰；筹措“玄奘之路”大型活动费用，担任江西陆风汽车形象代言人；10月国庆假期，印尼雅加达、巴厘岛飞伞；12月再次进入印尼，飞巴布亚省，攀登印尼最高峰，海拔5030米的查亚峰，于24日登顶。
企业公民元年
2002年，媒体陆续曝光一些企业黑箱操作、做假账的行为，企业界面临诚信危机。这期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搞了一个调查，在国内1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评选最受人尊敬的10家企业。调查结果很有意思，10家都凑不齐，大家基本都能认可的就那么7家，万科排在第三。中央电视台邀请这7家企业的代表做一档节目，给嘉宾们出题目，各自写出认为企业值得尊敬的理由。多数人写的是“诚信”或者类似的内容，我写的是“社会责任”。
主持人表示惊讶，问我：“难道您认为诚信不重要吗？”
在我看来，诚信的确重要，但诚信是一条底线。对上市公司而言，诚信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就不要讲别的了。
对一家合格的公司来说，做到负起社会责任，才能说是值得尊敬的。如果没有负起社会责任，即使企业短期内能创造可观的财富，但长远看来，它可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更大。
2004年底，我到北京领取“最佳企业公民”奖项时，有感而发：对我来说“企业公民”这个词还很陌生，但是万科却站到了最佳企业公民的领奖台上——只是因为万科的企业文化、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观与企业公民的一些要求不谋而合。
在万科成长过程中，尤其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的那几年，公司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在一路坎坷、工资不高、没有额外福利的情况下，还能聚集一批年轻人为事业奋斗呢？我想是因为对人的尊重，万科给他们公平选择的机会，给他们发挥能力、发表意见的自由空间。
从对员工的尊重，自然而然地，也会延伸到对消费者尊重、对合作伙伴尊重，进而是对社会尊重。
在过去，万科什么业务都做，什么赚钱做什么，这是赢利导向；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后，因为是卖方市场，就转向以产品为导向。这意味着尊重自己的专业，尊重自己的选择，但却不是对客户的尊重。几年前，我们提出以客户为导向提供住宅产品，花费更多的力气来研究消费者需求，钻研细分市场，衍生出对客户尊重的理念。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检讨、改善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的采购市场是买方市场，供应过剩，所以压价压得非常厉害，对待供货商也十分苛刻。我们认识到与产业链上下游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对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这是对合作伙伴的尊重。
以前我并不常参加公益活动，但个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公益。比如我接拍了不少广告，不是免费拍，价格随行就市，但收入百分之百用于公益。从2001年到2006年，捐出了8位数的收入。过程中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罢了。
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曾经对我说：“我每年都积极纳税，为员工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因为我的事业，造就了许多千万富翁，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万科也十分看重企业的纳税责任。2011年，万科纳税174.21亿元，在国家工商联最新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是纳税第二多的企业，多年来纳税额持续超过企业净利润总额。
改革开放浪潮中，万科和我经历20多年狂飙猛进，对周围社会始终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不行贿，不拉关系，做自己的事业，内心抱定一种独善其身的姿态，在出世心态下做入世的事。被评为最佳企业公民，并对企业公民了解渐多之后，我们开始了自省和变化。我们发现，万科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也今非昔比。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仅仅洁身自好已经不够，必须以不同以往的姿态积极地履行自己所应负的社会责任。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从暗合转向主动的契机。
2005年10月，在建设部支持下，发起“海螺行动”，在全国征集“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解决方案”，表明万科不仅仅考虑股东、员工、客户等直接利益相关者，还要考虑间接利益相关者，目前尤其不得不考虑的是社会安定和谐的问题。面对贫富悬殊，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现实，房地产开发商怎能说和自己没有关系？
这个行动在公司内部取名“海螺”，有两层意义：第一，海螺的壳常常为寄居蟹所居住，我们关注的是居住问题；第二，海螺常常被用作号角，吹响一种声音，呼吁更多的人关注。
第一届“海螺行动”中，我们收到了263个“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解决方案”，最终将13份优秀方案作为成果上呈国家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
对于我们的行动，社会舆论给了很正面的回馈。我颇受震动，我们只是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社会就明确地给予善意的回应。“海螺行动”投入100万，有50万是给予优秀方案的奖金，还有50万是10个月里的活动开支，在社会上便已好评如潮。要知道，在深圳立一块户外广告牌，一年得300万。
在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能够提供有品质保证、有安全保证、价格公道的房子给大众，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对万科的理想，曾经也只是盖好房子而已。但在房源紧张、房价急速飙升、多数人缺乏购房能力的现在，万科必须正视这种矛盾，谋求更好的解决途径。关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是在政府应该考虑的范围，但作为房地产商也必须意识到自己肩负责任，尽己所能帮助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海螺行动”之后，我和几位万科建筑师到福建山沟里去考察围屋——目前保存完整的传统客家住宅。
改革开放后，广东有大量外来人口；广东本地的客家人则是广东最早的移民，他们的住宅都有移民人群的特征。考察后头脑里形成了一种廉租房的大致形象：借鉴客家围屋圆形的外形，根据城市地块紧张的特点，改造成半圆形、1/4圆形；围屋厚实的土墙，在现代建筑中可以用双层墙壁来实现，既美观又可加速空气流通；而底层则可以建成开放式的下沉广场，变成聚会场所。
2006年11月27日，“万汇楼”即万科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试点项目奠基；2008年5月，万汇楼投入使用并被广东省建设厅列为“面向低收入群体租赁住房试点项目”。[45]
万汇楼建有283间普通公寓及集体宿舍，以35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为主。公寓面对那些“通过互联网寻找租房，又不是开车来签约”的人群，即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一般签约半年，最多签一年，不能转租但可以合租，一间公寓最多不得住超过6人。万汇楼明确规定可以打娱乐纸牌，但不能打麻将，养宠物也不能影响到邻居。楼内只提供简单的物业服务，公共区域的卫生需要大家共同维持和打扫，并且实行垃圾分类投放。在未进行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万汇楼平均入住率高于90%，部分时点还达到了100%。
这一时期，我更多参与一些行业和企业家的非政府组织。2004年我加入了阿拉善治沙协会SEE。SEE探寻不同利益背景的人群之间的理性议事规则，探索华人社会民间组织的民主自治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治理我们心中的荒漠。
我1983年到深圳，直到2005年，我才真正感觉自己不仅仅“成功”，而且还“比较高尚”。
2006年，万科发布了自己的企业公民规划，这一年成为万科企业公民元年，主题年口号“变革先锋，企业公民”。
接下来的2007年，主题是“大道当然，精细致远”，同样是表达万科对自己的企业公民期许。这一年，发布了《万科企业社会责任绿皮书——暨2007年企业公民报告》。绿皮书，不仅是对万科过去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总结，还是未来的战略蓝图和行动纲领，公司从独善其身走向大道当然，从懵懂暗合走向系统实践，并希望接受利益相关群体与公众的监督。
万科自觉自愿地戴上了几年前被媒体加冕的一顶礼帽——企业公民。这顶帽子不再只是加冕仪式中的一个道具，而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深入我个人和万科骨髓的惯性之举。
从激情到琐碎
SEE成立初期的民主程序并非预先策划好的，而是争论出来的。民主选举的热情过后，进入琐碎繁杂的日常管理。大家在实践中慢慢体会到，选举仅是开始，选举并不能决定一个组织能否成功。由于会员们并没有治理一个民主组织的经验，麻烦事开始接踵而至。
从2004年6月到2007年7月，SEE第一届管理班子共召开过7次执行理事、监事联席会和3次理事会员大会，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组织风格。刘晓光作为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以他的充沛热情和豁达胸襟，包容和团结了理事和工作人员，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届一次执行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上，否定了关于秘书长资金审批权限的建议，决定以预算制度作为协会运作的方式，秘书长没有财务权限；关于资金管理和运作，决定不做增值投资，只做生态环保方向的项目；否决了秘书长提交的筹备期财务决算报告及2004年预算报告，这两份报告，要到一届二次会议上才获得通过。
十几个精通财务管理、个性鲜明的企业家面对一个并不熟悉财务管理的秘书处，批评又往往是直言不讳的，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感受到巨大压力。
一届三次会议，在冯仑动议下，要求秘书处组织活动必须突出生态主题，避免政治类议题。在后来形成的《战略规划》中也提到：“SEE采取非对抗的合作原则，在业务上寻求政府的理解与合作。”不过，这次会议上，秘书处的工作总算得到了执行理事、监事们一次正式肯定。
一届四次会议上，秘书长杨平汇报工作安排：1. 推动基金会注册；2. 组建专业化团队；3. 深化与完善现有项目，形成SEE项目模式，包括社区发展项目、腰坝滩生态农业项目、能源替代项目、SEE生态基金资助体系、国际合作项目、梭梭林保护项目……
因为缺乏经验，秘书处的汇报缺少战略目标，要点不突出，而且过多文字表达，缺少数据和图表，不符合企业家的思维方式。会议气氛不是很好，不少企业家情绪烦躁，激烈指责秘书处，甚至以公开退出SEE相威胁。缺少议事规则，会场也显得混乱。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企业家因有事提前离会，最后留下的执行理事甚至构不成形成决议需要的半数。
这次不成功的会议结束后，秘书处和执行理事会没有就2006年的规划与预算召开会议。SEE这个要求以预算制度作为管理和运作方式的组织，2006年竟成了没有预算的一年！
从充满激情的开始到日常琐碎的事务，SEE开始显示出了组织文化危机。
目睹这些问题，有一位理事坐不住了。杨利川，东莞东亚包装公司董事长，毕业于北大，身上带有母校那种充满理想与热情的鲜明基因。此前利川和企业家群体交往不多，他是在看到SEE成立大会的新闻后，主动找上门来加入SEE的。2006年春天，SEE面临组织文化危机之际，利川给会长会、执行理事会写了一封抗议信：
开会没有规则，会员随意缺席，盲目投票决定……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有问题连与最核心的会长们都不能沟通，这本身就是问题。
理事们把开会看得太随便，我估计会长、副会长们在会前也很少交流，对会议内容也不甚了了，所以才会东拉西扯，在不深入讨论的情况下草率投票，打击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尽管按照民主原则不应控制思想，但不等于不需要控制会议程序，也不等于不需要充分说明会议内容，任凭“会议闲逛者”草率表决。
协会成立时，在实践民主程序上不是曾经相当富有创新性吗？那么，在所有公共事务上，也完全可以体现新的理念、新的精神。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需要灵魂的，是需要精神和文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诚、尽职、民主、守则、合作。这是基本的理念，也是基本的规则，不然，就不会有凝聚力。我希望会长们、执行理事们首先担当起这个责任。
在会长会上，张树新宣读了杨利川的来信全文，会长们和执行理事们很受震动！大家不禁进行反省：来自五湖四海，港台的、海归的，还有本土成长起来的这么多企业家，为了环保公益理想走到一起，这本是十分可贵的。现在的局面，是否我们已经忘记了初衷？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这个事业，把事情做好啊！
我发言：协会的决策管理确实缺位，对此，会长、副会长有责任。上次会议效果不好，我提前退场，更要承担责任。协会自成立以来的大方向应该肯定，有一些缺点要及时改正。理事的角色可以有两种，一是名誉的，二是干活的。会长、副会长应该都是干活的。
随后，晓光提出要求：会长会要每月开一次，研究问题。将议定的事情给秘书处明确的工作信号。各位会长要拿出更多时间为大家服务，并且进行了分工，树新负责战略，文宁负责国际，王石负责会员联络，宋军负责项目，他本人负责媒体与政府事务。
SEE经历了一次内部驱动的自我改善，在摸索中继续前进。
临危受命SEE会长
2006年6月9日，北京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志华被“双规”。6月17日，刘晓光被带走协查刘志华案。三天后，首创置业在香港公告停牌，各方怀疑和猜测不断，网络风传——晓光也被“双规”了。
军人出身的刘晓光，80年代初从北京商学院毕业，进入北京市计委商贸处工作，曾任市计委总经济师、副主任。1995年参与重建首都创业集团，在他的努力下，9年时间里，首创从一个效益不好的企业发展成旗下拥有170家公司，包括6家上市公司、3家上市基金的集团公司，总资产达400多亿元，成为市政府旗下的大型国企。
作为创始会长，刘晓光被“协助调查”，势必对SEE有很大冲击，最大威胁是理事们出于警惕和不安全感而退会。我们从各方收到反馈，理事们相互打电话，了解情况，交流看法。少数理事很紧张，要求尽快改选会长，认为如果不改选将会给SEE带来危害。
不过，更多理事在沟通中逐渐形成共识：目前情况不明，不能轻举妄动，还是等情况明了后再做决定。
我们考虑到，刘晓光“协助调查”是与首创有关，与他担任SEE会长无关。无论他最后出不出事，法律上与SEE没有关联。既然是“协助调查”，并没有被法院裁定有刑事罪行，SEE《章程》也没有规定会长如果被“协助调查”就要被撤销职务，SEE以有社会责任、追求现代民主制度的组织自诩，应该讲法治精神，不能过于政治敏感。
退一步说，在朋友遇到麻烦、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也不该落井下石，不讲起码的江湖道义。
执行理事们和监事们决心承担起责任，一个月后，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最重要的议题自然是“讨论会长暂不能履行职责期间的应对策略”。刘晓光的助手聂晓华介绍了情况：调查基本到达尾声，目前首创集团情况稳定，北京市国资委很支持，帮助首创度过动荡期。
冯仑对北京社会生态了解比较深，他相信刘晓光不会有问题，但从协会的发展考虑，建议把个人优势转换成制度优势，保证随时有人来主持工作。
最后会议决定，在刘晓光会长暂时不能履行职责期间，由王石主持SEE协会工作，代行SEE《章程》规定的会长职责。
我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
这个决议说明，参会人并没有紧张恐惧，坚守了法治和做人的准则。执行理事和监事团队表现出面对危机时的担当精神，让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下来。
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使中国人的神经都有了高度政治敏感，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就是政治上是否妥当、是否安全。一般来说，因为大案被请去“协助调查”的，凶多吉少。如果是体制内的组织，主要负责人出事，上级重新指派一个负责人，组织就可以继续运行。但对一个民间组织来说，主要负责人被抓，如果出不来，很容易就树倒猢狲散。最初提议马上重新选举会长的人，并非是对刘晓光本人有意见，而是希望切断SEE与刘晓光的关系，以此保存组织。但是，执行理事与监事联席会议没有采纳这个提议。从更深层面看，能够做到这一点，体现了SEE是一个现代理念的法人组织，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担当的团体。
2006年9月22日晚，SEE在阿拉善月亮湖召开一届六次执行理事会。刘晓光结束“协助调查”，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的重获自由，让会员们松了一口气，大家有一种共同克服危机后的团队感。刘晓光出事期间，秘书处工作没有出现混乱和中断，大家对我和杨平的工作表示肯定，气氛不像过去几次会议那样紧张激烈。
放下与坚持
2006年10月16日，塔尔寺前。
参加“玄奘之路”戈壁徒步竞赛的队伍在玩一个叫“放下”的游戏。
每个队员各伸出一只手，手握拳，探出食指，全队队员的食指形成一个平面，然后水平地放上一根细竹竿。游戏要求队员一齐将竹竿水平放到地面，过程中，食指离开竹竿的将被淘汰出局，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看似很简单的游戏，做起来却出乎意料的难，每个队员的手臂像着了魔似的，不仅不往下放，反而竞相抬高，竹竿也跟着抬升，直到失去平衡滑落。换第二支队伍，竹竿还是被抬升到手臂无法往上抬的程度。换第三支队伍，结果一样。
游戏逗得参赛和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也带来困惑：为什么放不下？
道理其实很简单，每个参加游戏的队员都怕食指离开竹竿被淘汰，结果是每个人都手指紧贴竹竿，无意中起到抬升作用。手指不断紧贴竹竿，竹竿不断被抬升，形成抬升循环。没有一个游戏者被淘汰，直到竹竿失去平衡滑落，结果每个人都是失败者。
领队曲向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要放下什么呢？放下负担，放下面子，放下繁忙，放下功利，放下爱恨，放下情仇……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直坚持走！”
能有所放下才能有所坚持。我若有所思，在万科发展史上，我们何尝不是放下了许多，逐渐走向专业化，才能够有所坚持？我们何尝不是放下了许多贪婪和急功近利，坚持规范化和透明化，才能够坚持至今？
沿着唐古道前行。
这段路东起塔尔寺，正是玄奘西行路上最孤独、最艰难的一段。从瓜州走向伊吾，这段800里的莫贺延碛路，平沙浩渺，黄浪滚滚，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地无水草。
潜出玉门，玄奘孤身一人，无人相助。面对“人马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暗下决心：“宁可西进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一连走了“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终于晕倒在地。这一倒，也不知多少时间，直到“忽有凉风触身”，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玄奘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越中亚，进入南亚次大陆，印度境内比哈尔邦那烂陀，行程12000公里。17年后，他带着大量佛经，从印度载誉而归。
在“玄奘之路”戈壁徒步过程中，每个队伍要取一个名字。我率领的万科队共8名队员，起名“八戒”队，要求8名队员在徒步期间每个人戒掉一个坏习惯，比如贪吃、懒惰、吸烟、饮酒等。
队员问我选择戒什么，我随口回答戒酒吧。当时这个回答，并没有经过细想。但徒步期间，坚持没有喝酒。
一个多星期后，来到乌鲁木齐，恰逢开斋节。从历史演变来看，斋戒应是沙漠游牧民族在生活资源极度匮乏下的一种被迫适应、以求生存的习惯，但经过伊斯兰教义升华，却起到了净化心灵、高尚情操的作用，还能让富人在一段时间内体验忍饥挨饿的滋味，学会节制。
在当今物质过剩时代，节制越发显得重要。第二天就要进入中亚国家，出于对伊斯兰信仰的尊重，何不尝试一下节制的滋味？我发愿：在穿越中亚伊斯兰国家期间，戒酒。
说来奇怪，这一天说戒酒，第二天开始见了酒，一点想喝的欲望都没有，好像换了一个人。一路上经历严寒天气，极其疲惫，适合抿一口酒呼呼大睡，有时候是好友款待，盛情难却，但我都没有再喝一口。
“玄奘之路”活动结束后，照理说发愿结束，可以恢复喝酒，但我继续发愿，再戒两年。两年下来，没有喝一口，决定从此长期戒酒。
我年轻时就不善饮酒，但平时朋友聚会或每逢佳节，喝上两杯的习惯是有的。至于公务应酬场合，也少不了常常要喝酒，因为自己不胜酒力，所以就是苦不堪言的感觉。
早些年到东北某市洽谈项目，市委书记、市长热情款待晚宴，步入包间，看到几瓶高档白酒摆在一旁，心中暗暗叫苦。
书记客气地问我，喜欢喝什么酒？我赶紧利用这机会，试图摆脱困境：“我的习惯是喝本地酿的土酒。”书记、市长面露难色，本地哪里有什么土酒？但又不忍心拂了远方客人的爱好，吩咐办公厅主任去找酒。主任开车出去好半天，好不容易买回来几瓶东北产廉价酒，口感极差，好客的主人哪里还有什么酒兴？就这样，我逃过一劫，自以为得计，心中颇为得意。
时隔半年，再次拜访该市，书记、市长依旧热情款待。刚入席，书记就说：“王总，上次来你要喝本地产的酒，我们一时找不到，没有招待好你。这一次，我早早就准备了一坛本地酿的好酒，咱们喝个痛快！”
我明白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套。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只能硬头皮喝。那一次，回到酒店房间吐了一晚上。从此，在应酬场合不耍小聪明，干脆直言自己不能喝，以免失态伤身。
不时看到万科的干部常常要应酬喝酒，我不由得十分担忧。毕竟他们是万科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如果这么重要的人力资源，因为饮酒损害了健康，那就太不值得了。但我知道，中国人的酒文化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尤其在商务场合，酒是最好的润滑剂，如果要促成项目促成合作，使劲喝酒就更是避免不了。
有一回走访一线公司，恰巧总经理中午有应酬，见到我的时候满脸通红，酒气四溢。我虽然能体谅他的苦衷，但也更加担心。
此后，我数次在公司大会上提出：第一，希望大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健康生活工作多十年；第二，希望万科职业经理人有一天能够做到不用喝酒应酬。朋友之间情投意合或者人逢喜事，喝上两盅不是坏事，但不希望为了公司业务发展去拼酒。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万科的产品，万科的品牌和能力。如果有一天，万科住宅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能够有苹果手机那样的号召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人争先恐后想要去拥有，总经理还用去拼酒应酬吗？
我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这才是万科健康丰盛人生的最好阐释。
与“玄奘之路”陆风车队追随高僧足迹……一个月后，来到文明古国印度，抵达那烂陀——玄奘的取经地，如今已是废墟，但睹其规模，仍能感觉千年前佛教的兴旺。披星戴月，行程12000公里，我们只是接近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
传说，从喜马拉雅山脚下云游而来的释迦牟尼形容枯槁，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行走。一位牧羊女恰好路过，让他喝乳粥恢复体力。释迦牟尼便来到了菩提伽耶，在一棵菩提树下静思，发誓若不能大彻大悟，终身不起。他就这样坚持苦思冥想，直到有一天，一种思考方式被激活，让他清明澄澈，心灵穿过各种烦恼迷雾，如一轮明月高挂空中，明白了生命的真相，于是成了觉悟者——佛陀。
是放下？还是坚持？
“偷渡”查亚峰
2006年12月20日，由深圳登协曹峻、深大梁群、万科王石、杭州吕钟凌组成的查亚峰攀登队从香港出发，开始了一次诡异神秘的攀登经历。
第一站飞抵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晚，探险公司告知：“气候原因，至少一个星期，直升机无法飞往查亚峰大本营。”
“至少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也不好说，你们之前的德国队等了12天，气候始终恶劣，不得不放弃打道回府。”
“陆地方式到大本营需要多长时间？”
“陆地交通有两种选择：一是徒步，至少4天，途径食人族部落；二是乘汽车穿越矿区，只需4个小时。”
“那当然选择乘车了。”
“矿区对外封闭，严格限制外人进入。登山者走这条路线就要装扮成矿山工人，接受吗？”
我们没有犹豫，接受了“偷渡”方案。
翌日早班机飞巴布亚岛。登山装备用破旧的编织袋重新包装，登山队员也被要求着游客装。探险向导解释：如果登山装备和登山队员出现在岛上矿区专设的提米卡机场，会引起保安部门的警觉。有这么严重吗？
沿着赤道线从西向东飞5个小时，抵达提米卡镇。热带雨林风光，阳光灼肤。接头人将登山队安置在远离城镇一处雨林遮掩的村庄。
一座独处的小旅社，蚊虫飞舞。我们的护照被收缴去当地警察局签发旅游许可，同时还被告知：“晚8点乘车穿越雨林，之前绝对不许外出！”此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关了禁闭。
好不容易熬到8点，却没任何动静。忐忑袭上心头。和向导闲聊，抠出一些信息：格拉斯伯格铜金矿场已运行开采几十年，是世界最大的金矿场，年产黄金超过140万盎司。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绝对禁止外人进入，警戒矿区的保安至少2000人以上。提米卡镇经济主要靠矿区支撑，但当地原住民非常贫穷，和矿区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少数民族闹独立运动更是使得当地治安恶化，外来者非常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