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哗哗大雨。队员们换上了当地人衣服，几分似“偷渡民工”，被装进一辆车窗封得严严实实的白色面包车，上路了。
漆黑雨夜，车在标准沥青路上疾驰。透过驾驶窗，瞥见一闪而过的矿区路标。经过检查口时，按照交代，弯腰埋头，不敢发声。有惊无险，如此过了三道检查岗。行驶约两个小时，进入矿区：大型机械设备、高大厂房、输电网，灯火通明、作业隆隆，如同一座秩序井然的不夜城。开进一处独栋二层楼院子，看环境，像是警卫值班室。我们明白了，安排“偷渡”的人事先和矿区警卫串通好了。换上事先准备的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看起来是厂区工人的模样。装备也倒到两辆吉普车上。吉普车司机的后腰位置鼓鼓囊囊的，露出微型冲锋枪管。车上路，驶进神秘的矿井坑道。
坑道行车一个小时后，重见雨夜。吉普车四轮驱动，颤抖喘息着，在雨水冲刷的泥泞土路上颠簸；路两侧堆放着小山似的矿渣，不见寸草，更不见树林。凌晨3点驶出铜金矿区，已经是海拔3800米，一座陡峭的岩壁耸立眼前。
23日上午适应性训练。爬上100多米高的岩坡，查亚主峰豁然出现。查亚峰海拔5030米，位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巴布亚岛，是大洋洲有争议的两座最高峰之一，也是世界岛屿海拔最高峰。巨大、陡峭的石灰岩山体，经千万年雨水冲刷，形成一道道岩沟和锋利的棱角。岩体很结实，假如交通方便，一定是高海拔攀岩者的天堂。
24日凌晨3点，在满天繁星下，我们出发冲顶。陡壁千仞，向导开路，我跟其后，接着是梁群、钟凌，曹峻断后。1962年，三位奥地利登山家首次登顶查亚峰，后来者都是沿着他们开辟的北坡路线攀登。攀爬上陡峭山脊，太阳跃出东方，脚下云海漂浮，远处冰川反射晨光。一个巨大“U”形槽呈现在我们眼前，跨度40米，深20米。20天前一支德国攀登队架设的溜索绳仍保留着。我们有两个选择：利用溜索滑过去，或者下降到难以立足的槽地，再负角攀登上去。溜索过去当然省时省力，但因无法检查对面安全绳固定得是否牢靠，还是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速降绳套上8字环，悬空下降到深20米的底槽，再把两副上升器卡到另一端安全绳上，悬在近500米高的峭壁上，借助上升器交替上攀。平时训练积累的能量充分释放了。
过了“U”形槽，趴在岩石上，差点儿背过气，此时顶峰已不在话下。
9点钟，全体队员登顶。
下山过“U”形槽时，北大山鹰社第二任社长曹峻露了一手，检查绳索安全后，把自己仰挂在溜索绳上，“嗖嗖”，顺利滑到了对面山脊。其他队员仍是用老方法过槽，费了不少时间和体力。
下山路线没有大碍，胜利在望，我却出了状况。在一段安全地带，我一度脱离安全绳下撤，却没能找到下一段安全绳，试着无保护下山。几乎贴在垂直的岩壁上，没有保护下降，随时可能从悬崖上滑坠。再返回有安全绳的地方？那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上下两难，动弹不得。
“有人吗？有人吗？”我发出求救呼喊。没有回应。只能横下一条心，继续下撤。全身贴紧岩壁，四肢寻找支撑点，慢慢往下挪动。脸颊、双手、四肢被粗粝尖锐的岩石刮破多处，却感觉不到疼痛。也就是这刺破四肢的岩壁救了我的命，凸凹不平的尖锐表面是唯一能找到的支撑点。太阳毒晒，体力已透支，一个多小时才下降了70米，好在也终于发现了有安全绳的路线。
就这一个小时的消耗和心理折磨，几乎耗尽体力，水也喝光了。走几步就要停下喘气，再走几步再停下喘气，尽管是下坡路，却比攀登还要慢。熬到大本营，开口嚷嚷：“快给水喝，要凉的！”钻进帐篷不久，一阵乌云飘过，哗哗大雨。
“回程可以堂而皇之进出矿区吗？”
“不行。”向导摇摇头。
夜雨中，我们换上矿山工人的服装，乘车再次溜进格拉斯伯格矿区……
矿区道路系统给游客和登山者提供方便有什么不好呢？多好的企业形象宣传机会！如此严密警戒的矿区，总觉得哪一点不大对劲儿。
返回提米卡镇，再转到巴厘岛休整。上网查格拉斯伯格铜金矿的信息，搜索结果吓我一跳：这是矿业巨头弗里波特·麦克莫兰企业旗下最赚钱的矿区，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黑名单，名声极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和铜矿生产企业，毫不顾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排放含有重金属毒害的矿渣23万吨，侵蚀原始热带雨林200平方公里。不仅如此，格拉斯伯格铜金矿还把土著人的圣山铲平。许多当地居民在矿区工作，但矿区并没有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相反，提米卡镇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犯罪、卖淫和艾滋病问题逐年增加。国际人权组织声称，格拉斯伯格铜矿犯下侵犯人权和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要求关闭矿井。
[44]按照设计方案，位于曼哈顿金融区核心地带的世贸重建工程包括自由塔、纪念公园、表演艺术中心、文化中心、运输中枢等，工程异常复杂艰巨。然而更复杂的却是土地所有者和地产开发商、市民诉求、设计师之间利害的博弈，再加上突然袭来的金融风暴，10年过去了，“归零地”仍然是一处遍地坑基的工地。现在，按照新调整的方案，新增加了3栋写字楼以增加商业利益。“目前在工地上的工作人员有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施工。”向导不无自豪地介绍。按照进度表，“9·11”10周年的时候，世贸中心公园将举行仪式对公众开放。即使如此，最后一幢楼也要到2030年才能完工。一项渗透美国人情感的世贸重建项目必定是项漫长复杂、充满变数的工程。
[45]这是一座直径72米、6层高的圆形建筑，根据传统客家土楼的形式，从密度、尺度、空间模式、功能组合模式上进行演绎而成，占地面积约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容积率为1.3，最多可容纳1800人居住。其中，集体宿舍的户型约40平方米，可容纳6人居住，每个住户均有一套集单人床、书桌、储存柜为一体的组合家具。隔间式公寓面积35~40平方米，设有两个卧室、客餐厅，以及独立厨房和卫生间，每间卧室有双人床和书桌、衣柜，可解决一对夫妇的基本居住，月租金在450元左右。
2007年 暗流
马不停蹄的一年
“2007”这个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系列谍战片“007”。这一年，为500亿之后的万科做经营管理升级储备，集团人力资源部制订了一个国际精英人才招聘计划，就被命名为“007行动”。我在5月份参加的大同航校滑翔机培训班，也被调侃为“007班”，虽只有5名学员，却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航校第一次办班招生。
10年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大刀阔斧地全面启动了中国商品化住宅市场，作为刺激国内投资消费的主要手段。这之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非典”爆发等事件，这些不利因素都没有阻挡住中国住宅市场高歌猛进。进入2007年，以住宅市场为主导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被定义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当年产值超过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一年，在东莞万科建研中心，我参加了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的挂牌仪式。也就是这一年，用预制方法建造的住宅项目在上海投放市场。面对城市化过程需求和业务快速扩张，从日本引进的产业化预制生产工艺进入操盘阶段。
……
2007年2月23日，从北京飞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再转机飞军警戒备森严的凡城（Van），随后驱车三小时抵边境小镇东古巴亚兹特，准备攀登海拔5165米的大阿勒山。
大阿勒山位于土耳其东部边境，常年积雪，因为是《圣经·创世记》篇中诺亚方舟的停泊地，在基督教世界十分有名。对登山者来说，这是土耳其境内最高峰，却因民族冲突等原因被军方长期封锁，使攀登大阿勒山成为奢望。
两个月前，《DEEP中国科学探险》杂志年度活动，我恰巧同土耳其大使夫人坐一张桌子。这次邂逅，促成了中土联合攀登大阿勒山的活动。中方队员由香港钟建民先生、西藏登山向导旺堆和我组成。
清晨，透过酒店玻璃窗，壮阔的大阿勒山雪峰一览无遗。这是诺亚方舟搁浅的地方？
对我而言，诺亚方舟之说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当它是人类应该如何摆脱自己遭遇的困境的启迪，已经足够。记得2005年在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看到潘文石教授的学生画的一幅壁画：贪婪的人类将野生动物居住圈挤迫得越来越小，一旦动物消失了，人类还能独立存在吗？人类再不检点克制自己，将面临自我毁灭的境地。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人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就这一点而言，诺亚方舟的启示仍有现实意义。
25日，同土耳其队员会合，驱车抵大阿勒山脚下，朝大本营徒步。举目戈壁、荒原、火山碎石。
26日，天气晴朗，顶峰豁然在眼前，谷底云雾遮掩。队伍行进到海拔4200米的突击营地，中方队员三人挤睡一顶帐篷。大风呼啸，睡袋冰冷，头疼难眠。
27日，凌晨4点起床，强风中出发攻顶。狂风卷起雪粒，随时可能将人掀翻，滚下悬崖。一小步一小步往上挪动。途中，攀登队的6名土耳其队员有3人放弃。
200米陡峭冰壁。铁索扣到预设的安全绳上，冰爪踩着光溜溜的冰壁，“咔嚓咔嚓”，一个接一个爬上去。再翻过一道冰坎，顶峰就在眼前，通向顶峰的冰坡寒光闪闪。无论风多大，今天一定要登顶！
事先得知，在攀登大阿勒山的历史上，一些登山者就是在接近顶峰的冰面上滑坠遇难。接近顶峰，脚下变成硬雪，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顶峰是个雪檐，竖着一根手杖形的钢管，系在钢管上的标志旗在狂风中抖动。风太大，单独一个人恐怕会被刮走！我被两名先期抵达的土方队员夹在中间，互相依托，站到了大阿勒山顶峰。这一天，3名土方队员和3名中方队员登顶，另有两支队伍因强风放弃。
下撤途中，双脚疼痛，磨破的脚趾不能受力，几次趔趄，慢慢落在后面。窝在手套里的手指冻得麻木生疼。即使如此，我仍忍不住脱下鸭绒手套，端起相机，“咔嚓咔嚓”一番拍照，景色太美了！
抵达突击营地，太阳落下，天际线一抹橘红。狂风更甚白天，阿旺给帐篷边沿压了一圈岩石，再用三把冰镐固定防风绳。风中抖动的帐篷仿佛随时会被撕裂。我感觉恶心、头痛，又不敢吃东西，怕呕吐在帐篷里讨人嫌。睡袋里湿乎乎的，很不舒服，脚冰冷，脚趾伤口处疼痛。风中的帐篷摇摆着。是否穿上鸭绒衣，以防帐篷被撕裂万一？嗨，想点好事吧，撤回小镇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泡个热水澡，嗯，舒舒服服躺在热水池里享受人生……当置身在恶劣环境中，人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现代都市人物质条件太好了，反而不珍惜所获得的幸福。
2007年是我探险登山快节奏的一年：2月攀登大阿勒山；5月初，和几位科学家一起徒步穿越燥热的罗布泊；7月，远赴瑞士攀登山国最高峰，海拔4634米的杜富尔峰；两个月之后，进藏攀登世界第6高峰，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从西藏撤回内地，稍事休整，又同中城联盟的企业家队赴马来西亚，登顶该国境内最高峰，海拔4095米的沙巴神山；然后再转战台湾，再次攀登台湾最高峰，海拔3952米的玉山。
斐波那契增长？
2006年，在筹备集团春季例会时，一向对数字很敏感的郁亮无意中发现：万科历年净利润数与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竟十分吻合！
意大利商人兼数学家列奥纳多·斐波那契在其1202年出版的《算经》里提出一个问题：一般而言，兔子在出生两个月后就有繁殖能力，一对兔子每个月能生出一对小兔子来。如果所有兔子都不死，一年以后有多少对兔子？
第一个月小兔子没有繁殖能力，所以还是1对。第二个月生下1对小兔，共有2对。第三个月老兔子又生下1对，小兔子还没有繁殖能力，一共3对。第四个月，老兔子和第一对小兔子各生1对，共5对……这样推算，就可以得出一个数列：1，2，3，5，8，13，21，34，55，89，144，233……人们称之斐波那契数列。它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前面相邻两项之和等于后一项。斐波那契数列还有一些有趣的性质，体现了和谐的自然之美。
万科2002~2006年净利润符合斐波那契数列：3，5，8，13，2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巧合呢？无法解释，或许也是按照某种商业规律发展进化的结果？或许是某种“优化方式”，使企业可以相对快速发展，又能保证效益和质量？
那两年，尤其2007年，中国股市、房市两头热，人们纷纷把钱投入，再次出现了市井无人不谈股票、无人不谈房价的疯狂情景。按照斐波那契数列发展，万科2007年的净利润应该是13+21=34亿元左右。事实上呢？市场过热背景下，2007年万科净利润48.4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10.8％！
眼看万科就要扶摇直上的时候，斐波那契数列又发挥作用了——2008年净利润40.33亿元。如果把2007年超出斐波那契的部分（48.4–34=14.4）加到2008年的净利润上来：14.4+40.33，四舍五入，正好等于55，回到了斐波那契数列的轨迹：3，5，8，13，21，34，55……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要求万科遵从这样的发展规律，一旦过热超速，就会在未来年份里跌落，恢复应有的轨迹。
如果未来几年照2007年110.8％的增速增长，万科会怎样？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这个速度绝不可能持续。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和建筑行业仍处于粗放经营的阶段，现状是：1. 产品质量问题。传统的渗漏、空鼓等问题至今仍困扰房地产同行，传统生产方式形成了瓶颈，难以根本性提高产品质量。
2. 生产效率问题。许多地产公司人均管理项目不到0.05个，同时，项目周期长，资产周转率只有0.5上下。
3. 施工和使用过程的环保节能问题。全国每年排放建筑垃圾上亿吨，占城市垃圾的40%。绝大多数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填埋。另外，全国城乡建筑达到节能标准的仅占5%，而住宅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
其次，我们的管理水平也处于十分粗放的阶段，哪怕是行业领先的万科，无论人力资源、组织结构还是企业文化都没有为千亿级企业做好准备——这也是中国优秀新兴企业做到千亿级时都会遇到瓶颈的共同原因。
从社会、经济的层面看，经历几十年高速增长后，大气变暖、水资源稀缺、能源危机、物种灭绝等环境问题，贫富分化、犯罪增多、诚信缺失、人际冷漠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并且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产业调整只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到很大规模，必将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所湮没，对个人、企业、环境和社会都只能是一场灾难。
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整体转型已经势在必行，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也不可避免——万科的住宅产业化变革，正是基于对这个大背景的认识。
住宅产业化第一枪
2006年底，二号实验楼开工并很快建成。建成研究成果能否让一线公司乐意投入使用，这是建研中心面临的最大困惑。对建研中心的同事来说，研发目的是为了实用，而不是发表理论文章。如果成果无法在一线公司的项目中推广，建研也就失去了作为企业下属研究机构的优势。
在公司内各种场合，我反复跟大家解释建研中心和住宅产业化的意义。应该说，一线公司管理层了解建研的工作，对产业化的理念也认可。但他们又认为这些理念太超前，若干年后用可以，但对当下来说意义不大。理解是一件事，真正使用又是另一回事，中间需要一段过程。
谁来打响第一枪？
最初我对深圳公司寄予厚望。一是深圳公司效益好，最成熟，二是万科在深圳也最有影响力。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步尝试却是从上海开始的。这看上去偶然，实际上有内在的必然逻辑。
一直以来，深圳万科是一支以营销见长的队伍，以样板房为特征的营销手法受市场认可，也为同行推崇。深圳万科内部曾有句笑话：期房比现房好卖，客户一看样板房就想去掏钱。时任深圳公司总经理的徐洪舸是设计出身，设计中重视对产品卖点的挖掘，工作中偏重于抓设计与销售。所以，当总部想把住宅产业化的试点任务交给深圳公司时，深圳公司没有接茬儿。
与此相反，当时上海公司总经理刘爱明，清华土木系毕业，万科“海盗行动”期间从中海进入万科。他对建筑工程技术上的探索更为敏感，也更有热情。最终，上海公司接棒工厂化住宅落地的任务，在新里程项目20、21号楼应用。曾在日本笑话我住宅产业化做不成的付志强，则负责配合爱明。
在上海公司的全员大会上，刘爱明抒发自己对工业化项目的骄傲：“整洁有序的工地，精致严谨的产品，让人恨不得穿着西装躺在台阶上！”工厂化技术落地了，工地上洋溢着特别的热情。
2007年9月，新里程20、21号楼封顶，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栋用工厂化方法建成的商品住宅楼，工艺工法、现场管理、产品品质都获得了客户和专家好评。万科一线公司向来有不服输的精神，相互比拼，不甘落后。住宅产业化在上海取得成果后，深圳公司感到压力，在以现代中式风格著称的第五园，也用工厂化技术建了一栋住宅楼，名为“第五寓”。
另一方面，在建研基地，二号实验楼之后，三号实验楼继续对技术进行优化与更新，使万科VSI工业化住宅技术体系具备推广应用的基础和条件。四号楼首次完整运用工业化住宅产品开发流程来设计建造，标志着开发平台的形成。五号楼则以首次改善需求的客户群体为目标，涵盖了首改客户中的“三代家庭”、“小小太阳”，以及青年群体中的“居家型”三类产品。六号楼以大规模的工业化推广为目标，制作出了手工无法达到的精致效果……
很可惜，上海公司继续推动住宅产业化落地的另一个项目，局部工艺工法失误，导致产品出现瑕疵。这时恰好遇到2008年市场下行，客户群诉压力非常大。上海公司负责任、无条件为客户维修产品，事情最终得到解决。虽然产品出现瑕疵与工业化技术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客户由于不了解，把二者画上等号。出于这样的顾虑，上海公司在两年后暂停了住宅产业化推进的步伐。
在后来拜会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时，我提出由万科采用工厂化方式来为上海建保障房。俞书记很重视，提出由浦东区来配合。但上海公司管理层一哆嗦，没接这个招。产业化落地在上海突然刹车，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我至今还想，如果当时冲一把，或许现在的局面会完全不同。
不过，好在此时的万科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东方不亮西方亮。产业化的另一个突破口出现在了北京。2008年，毛大庆从凯德置地加盟万科，担任北京公司总经理。他此前任职的凯德置地是一家优秀的新加坡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新加坡，住宅产业化已较为成功，这也让毛大庆对此有较深的理解。随着他的到来，住宅产业化落地的领跑棒，就交到了北京万科。
作为首都，北京的天时地利都胜于上海和广东，住宅产业化的影响力在北京得以凸显。现阶段，政府是否提供政策上的倾斜，对产业化落地有关键性影响。一线公司总经理要计算成本，从经营的角度权衡利弊，这种时候，王石说话的作用也很有限。2009年，北京市建委率先补贴产业化住宅，这令我非常兴奋。陆续地，上海、昆明等城市也开始了政策性补贴，局面慢慢打开。在深圳，由万科为政府代建的龙华公租屋，由于使用工业化等一系列技术革新，施工进度明显比同时开工的其他项目更快，品质观感也更好，成为部里、省里、市里高度关注和认可的项目。2012年以后，南京、佛山等公司又在这方面各自取得突破。
2010年7月28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副市长陈刚出席万科承建的半步桥工业化公租房项目开工仪式。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同时出席一个项目的开工仪式，这不仅在万科，甚至在房地产行业史上，也是唯一一次。很显然，他们的出席不是因为万科，而是因为工业化。
从日本经验看，也正是政府的政策大大推动了住宅产业化的发展。从第一个住宅建设五年计划开始，日本制定了住宅生产工业化补贴制度，以及技术开发补助金制度。此外，还对新部件的生产提供低息贷款。这些配套政策很快产生了效果，40年后的今天，日本工厂可以十分灵活地生产各种大批量住宅部件。
我曾提出，到2012年，万科主流市场中80%以上应是产业化住宅。几年前，万科委托麦肯锡对时间表进行了重新测算。麦肯锡提出，2012年完成住宅产业化时间太短，2014年更为适宜。我马上同意，而且我心里很清楚，即便2014年做不到，我也不悲观，更重要的是住宅产业化的趋势已经因为我们的努力发生了改变。具体的时间节点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不给出个时间限定，大家都没压力，推广会变得遥遥无期。
住宅产业化做起来确实很难，其实也没那么难——好比登山，王石登上珠峰，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难。我们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套再去做下一套，一步步走了过来。[46]
住宅产业化，仍在路上。
热困罗布泊
5月，罗布泊。黄褐色湖底无限延伸，远处的热气在晃动中升腾，仿佛在燃烧，天空飘浮着绒毛薄云。
探险队伍从若羌进入罗布泊，计划徒步三天，行走100公里，穿越湖中心点，抵达北岸目的地。队伍中除了我，还有成都企业家余德芳，北京华大基因两位科学家汪建、王俊，在读博士阿山，乌鲁木齐企业家老唐、郭总和赵忠。
罗布泊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河流，源源不断地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这里还曾是野骆驼、野鸭子、黄羊的天堂。近半个多世纪，上游大量截流分水，20世纪70年代，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变成了一片干涸盐泽。
之所以选择5月，是因为这个季节气温比较适合。如果再晚一两个月，夏季的高温将使得徒步探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记录，5月份的温度可达45摄氏度。
早上11点钟，温度已经超过40摄氏度。温度还在升高。行进18公里后，老唐、赵忠不抵高温退出；到26公里的位置，郭总退出徒步行列。温度到了45摄氏度之后仍然跳升……已超过了50摄氏度！
远远高于经验值的高温，是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头晕，感到缺氧，大口呼吸，精神有些恍惚。
晴朗的天空突然混沌起来，瞬间天昏地暗，风沙弥漫。不好，沙尘暴！本能地趴在地上，脸朝下，头发、脸颊、鼻孔、耳朵眼儿，全身上下全是沙子。沙尘暴呼啸而去，继续上路，此时温度显示51度。龟裂的板结路面坚硬锐利，行走非常伤脚，小腿肚、大腿根隐隐抽筋。咬牙坚持行走。
我尝试深呼吸，调整步伐，走节奏，慢慢速度提高了起来，浑身也感到轻松少许。余德芳落在我后面。前方400米处行走的，看着像是阿山博士，似乎步履维艰。800米处两个模糊的影子，是走在最前面的老汪和王俊。我加快脚步，30分钟后赶上了阿山，这位藏族博士曾登顶过卓奥友，走沙漠却不是他的优势。
超过阿山后继续追赶领头队员，到还差300米的位置就再也无法提速了，甭说提速，维持现有节奏也感吃力！这时看到一面标志牌：罗布泊湖中心。噢，已经到了！从早8点30分到19点20分，走了11个小时，41公里路程。我选择一辆游客吉普车阴影处，头枕着背囊，身体成一个“大”字摊开，平躺在盐碱地上，闭上眼，喘粗气，四肢既感到超强度肌肉痉挛的疼痛，又有一下子放松下来的舒坦。
第二天一早，脑袋伸出帐篷左顾右盼，看见银灰色圆月西斜地平线上，蛋黄色太阳正从东侧地平线跃出。看傻眼了。日月同辉，太壮观了！
8点45分出发。约走10公里，抵达余纯顺纪念碑，碑上刻着：余纯顺遇难处。
遥想余壮士徒步8万余里，五进西藏，行走寒冷缺氧的高原，他有丰富的经历，却没有穿越高温沙漠的经验。为什么选择6月份穿越难度极高的罗布泊呢？这个疑问多少年来萦绕在脑海，却不能解释。
环顾四周，升腾的灼热空气似在燃烧，灰蒙蒙的龟裂湖底，地平线呈现的弧线，围合成一个超级圆，严酷，寥廓，极简，联想到早上日月同辉的景象，这种环境不正是壮士英灵最好的安歇地吗？
壮士选择了罗布泊，罗布泊接受了壮士！
继续上路。一望无际的龟裂盐碱地，一块块翘起，露出结晶，剔透发亮。温度在上升，头发晕，双脚被硬面盐碱地硌得生疼，步伐减慢下来，眼看两位科学家渐行渐远；老余顽强地跟在后面，一瘸一拐。
“老余，腿怎么了？”“旧伤发作，每走一步都像针扎般疼痛。”老余被迫放弃了行走。
冉冉晃动的空气，热浪难当！又超过了50度。无遮挡的毒日下徒步，方明白为何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要把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直接暴露的皮肤很快就会灼伤。书上常常描写酷热环境：人汗流浃背，汗水湿透了衣衫……但这些描写不适合干旱的沙漠环境：没有任何出汗的感觉，皮肤、衣衫始终是干的，汗水刚从毛孔排出就蒸发掉了。嗓子冒烟，头晕，思维迟钝，稍不精力集中就可能栽倒。
疼痛、肿胀的双脚在忍受煎熬，左大腿开始痉挛。差点就没走出罗布泊！这一天行走30公里的难度远超过前一天的41公里。
经验中最高温度45摄氏度的季节，我们却记录到50摄氏度甚至51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强烈感受到气候变暖的信号。地球气候每变暖1摄氏度，对环境和生命意味着什么呢？
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的粮仓，这个州的沙山地区出产最好的牛肉，但肥美牧场的下面却是黄沙。地质学家考证，6000年前，美国的气温比现在高1摄氏度，这片肥美的草原曾是寸草不生的大漠。假如气温上升1摄氏度，美国的“粮仓”将变回大漠。全球最热的撒哈拉大漠却可能会变得湿润起来，重现6000年前岩画中大象、水牛、野羊在草原巡游的景象。11000年来一直戴着雪帽的乞力马扎罗将不再有冰川，阿尔卑斯山的冰雪全部融化，频繁发生山体滑坡等恶性灾难；北极圈的冰体大量消失，北极熊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二氧化碳排量增加，海水酸性上升，这对海洋低级生命是致命的，大堡礁的珊瑚将会全部死亡。
当气候变暖2摄氏度，地中海沿岸将酷热难当，人们纷纷北迁。格陵兰岛冰盖彻底融化，海平面上升7米。科学家的依据是，12万年前，地球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1~2摄氏度，全球冰盖都是融化的。1/3的动植物种群因气温变化而灭绝。
当地球平均气温上升3摄氏度，占地100万平方公里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将频频遭遇火灾；南部非洲和美国西部将出现更大面积的沙漠，上千万从事农牧业的人离乡背井；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水位会开始下降，印巴因为抢水而爆发新的冲突；欧洲大陆和英国，夏季干旱与冬天极冷相伴，一些低海拔的沿岸地区将被淹没。
当地球平均气温上升4摄氏度，地球将遭遇“第6次生物大灭绝”，充满酸性的海洋使很多鱼类灭绝，复杂的海洋生物链失去平衡；许多地方缺少水源，大量植物和动物遭遇灭绝的厄运。
平均气温上升5~6摄氏度，绿色阔叶林重现在加拿大北极圈。由于陆地大部分被淹没，动植物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有95％的种类灭绝，地球面临与史前大灭绝一样的最后劫难。
“这是我们人类想要的吗？我们短视的、不负责的行为却在将自己引向灾难。”侧风行走，细沙吹打在脸上，生疼。眼前是雅丹地貌，雄浑苍凉，大美无言。
民主改选
2007年7月28日，SEE在北京首创大厦召开第四次理事会员大会，也是它的首次换届选举。为了这次换届选举，一个月前的联席会上，进行了《章程》修改动议的讨论，并成立选举委员会，拟出选举办法。
选举委员会由监事会代表林荣强牵头，成员包括理事冯仑、韩家寰、刘晓光、田溯宁、王维嘉、秘书长杨平及专家杨鹏。
SEE第一届领导班子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传统能否延续下去，首次换届选举是一次考验。会场笼罩着一种神圣感。有准备、有安排地通过民主选举进行公权的和平交接，这对除了台湾理事会员的其他会员来说，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虽然，这只是个民间非政府组织。
大会开始，刘晓光发表离职感言。他说：“在担任会长的三年时间里，我最关心的是咱们别散伙，不仅老会员别散伙，还要有更多的新会员加盟进来，这个做到了。我回想，第一届理事大会非常非常重要，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逐渐形成了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文化。如果没有这一条，今天到会的人就不会这样多了。”
在会议之前，发生了一起“永久名誉会长风波”。首届领导班子任期满，如何安排这些“老领导”呢？这是中国特色的焦虑。有理事向秘书长建议，应当让刘晓光担任永久名誉会长。秘书处没细想，直接在会议议程中加入了这个环节。
晓光在离职感言中说：“后来，有几位理事找到我说，假如你当选永久名誉会长，协会的价值就淡了，消退了很多颜色。大家提的是对的。我们这些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后起来的，我们走到一起做公益事业，应该有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有新的价值、新的组织模式。对于‘永久名誉会长’这个荣誉，我感谢，但是不能接受。按照协会新修改的《章程》，我这次不参加会长选举，退下来做一个执行理事，会继续做好工作，请大家相信我！”
晓光真情实感的发言获得一阵阵掌声。
下午议程，韩家寰宣读选举办法，大会进行讨论表决，除执行理事会候选人“在任职期间至少要发展3名会员，如做不到，自己要承担3名会员的会费”这条被否定外，其余条款都获得通过。
到了竞选演说和投票选举的时间。先选章程委员会委员，然后是监事会成员，最后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大会邀请了其他公益组织负责人和媒体记者列席，“自然之友”梁晓燕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沈东曙承担了监票人的工作。
章程委员会委员共有6人报名参选，最后王维嘉、周俊吉、万捷当选。王维嘉这位三年前在监事选举中落选的企业家，高票当选首届章程委员会主席。
监事共有8人报名，结果任志强、武克钢、陈致远、马蔚华、钱晓华当选。监事选举任志强担任监事长。
在2004年的监事选举中，任志强得34票，比王维嘉多1票，二人一起落选。2005年，因卢正昕不能继续担任监事，大会进行增补选举，任志强再次参选，但败给了台湾企业家陈田文。这次选举，任志强本不想参选，但有很多理事鼓动他：“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势人物监督这些更强势的执行理事。”杨鹏说，大家感到新一届执行理事会可能会更加强势，因为王石最有可能当选会长。
执行理事共有14人报名，最后王石、冯仑、李谋伟、陈宇廷、宋军、张树新、杨利川、戴志康当选，与上任会长刘晓光一起组成9人执行理事会。随后执行理事选举我担任会长，张树新担任第一副会长，陈宇廷担任第二副会长。
选举结束后，我发表了当选感言：
虽然我年龄比晓光大，但是在做非政府组织方面，我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成立大会那天，晓光还是很强势，突然不知怎么就变了，什么事都是好好好，对对对，哈哈哈，你说什么，他都笑脸相迎。一直到晓光组织最后一次执行理事会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他原来的色彩又出来了，当机立断。实际上，他是在适应他发起和开创的非政府组织，他是在调整另外一种做法，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一种包容，这样的自我批评、自我否定，没有这样一种妥协的精神，显然，我们华人圈企业家是不可能形成今天SEE这种局面的。
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很多人都说，我给别人总是一种很傲慢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我希望自己在会长任期内，也能向晓光看齐，改变自我，放下自我，更多包容，更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在上一届会长任期内，晓光做得很出色，这点有目共睹。所以，我想，我担任会长期间最适合的施政方针是“萧规曹随”。
领导班子的更替从来是组织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2004年自发萌芽的民主选举开始，到2007年严格规范的换届选举，SEE的理事会员们已学会了民主选举的规则。
近百名理事会员用民主选举制度来进行领导班子的有序替换，这在中国社会中是少见的。换届选举参与者都感到心情很舒朗。民主选举是按选票数量定胜负，竞选规则公平透明，参选人在这样的规则下，不容易陷入黑箱操作的扭曲心理状态。从2004年首届选举开始，SEE就设计了落选者感言的环节。吴士宏这次参选执行理事落选，她在感言中说：生平第一次落选，选票念到1/3的时候，我的心就通通直跳，这人丢大了！然后再看跟我一块儿落选的人，感觉还行。
在第一届选举中，大陆会员第一次拿到选票，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投票。后来我们发现，台湾会员投票之前，是进行过协调工作的，他们投票的方向比较统一。这样，台湾会员占总票数1/4，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
这一次选举前，台湾会员专门设宴招待SEE会员，隆重推荐台湾籍参选人，公开拜票，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发挥能量，结果是，台湾籍参选人全部当选！显然，台湾会员的选战经验比大陆会员丰富得多，也就能在公平选举中发挥更大能量。
这以后，大陆会员开始学习台湾经验，到后来的第三届选举，华南、华东、华北区域的会员开始有了协调动作，游说，拉票，拜票。这样，选举中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少了。
第三届选举前，要选台湾大成集团总裁韩家寰当会长的协调工作就已开始，理由是第一届、第二届的会长分别来自北京片和华南片，第三届难道不该由台湾片代表来担任，以更好动员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加盟SEE吗？这个理由基本得到华南、北京、华东、云南片企业家的认可，加上韩家寰本人一直热心SEE事务，极具号召力，最终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地当选了第三届会长。选举结束后，大家开玩笑说：“其实解决海峡两岸的问题并不困难。”
三个月后的二届二次执行理事、监事会联席会议上，我提名杨鹏担任秘书长、张敏担任财务总监，均获得执行理事会全票通过。
发现潜能
2007年9月，按计划前往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
抵达大本营时，天下着毛毛小雪，一队从前进营地下撤的牦牛从远处缓缓而来，牦牛身上和眼帘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霜，晶莹剔透……
和公司保持顺畅沟通。刚刚被选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长，进藏这些天一直与协会副会长、执行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保持联络，处理协会一些具体事务。
通过选举获任阿拉善SEE会长，是企业家会员们对我的认可。可是，环保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运作规律毕竟有很大不同，能管理好一家企业的企业家，就一定能管理好一家非政府组织吗？
答案是不一定。
从公司治理看，万科的股东根据自己持有股份投票决定公司重大事务。因为股权分散，管理层拥有较大话语权。在公司内部，董事长更可以用行政命令指挥和调动下属。在阿拉善SEE呢？会长面临的是平等的会员，不能靠行政命令，而只能实施民主。会员是企业家，是各自领域中的风云人物，看事情都有独到理解和强烈个性，谁也不服谁。怎么能让这样一群人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一起行动起来呢？
阿拉善SEE不仅治理自然中的荒漠，更重要的是治理心灵中的荒漠。从管理企业到管理非政府组织，感觉自己在另一个平台上进步，还有许多潜能能够发现和发挥。
9月20日，天气晴好，经幡猎猎，桑烟袅袅。领队阿旺带领队员煨桑，这是出发前的敬山神仪式。[47]
从铝制盘子里抓把大米，抬头望望彩色经幡，虔诚地撒出去。一旁，两只黑乌鸦耐心等待着。乌鸦似乎成了山神的代表，准备享受撒到地上的大米。
自热爱上登雪山运动，对乌鸦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从讨厌到佩服，虽然说不上喜欢。
一般说到飞禽的飞行高度，就想到鹰、鹫。在高寒的喜马拉雅山地区，海拔6000米左右，你能看到鸽子、麻雀、乌鸦、雪鸡，偶尔也能看到鹰。再往高去，海拔7000米以上，能够见到的就只有一身黑羽毛的乌鸦了。似乎只要人类能到达的高度，乌鸦也能达到。印象中，2003年登珠峰，在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仍然能看到乌鸦。乌鸦之所以跟着登山队，就是要从登山队获取食物，如果不能满足愿望，它们会设法抢夺。在食物争夺战中，登山队厨师无论怎样收藏食物，都会被搜寻出来。乌鸦的智慧和技巧常常令我们赞叹。
我以为乌鸦是飞翔最高的鸟类，看了国家地理频道的一部介绍候鸟的片子，才知道山外有山：中国青海高山湖泊地区生活着一种候鸟——斑头雁，每年秋季，斑头雁都要长途跋涉，飞越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脉，到达目的地印度过冬。那飞行的高度得是多高呢？
行装背好，出发了。卓奥友峰笼罩在云雾中。
漫无边际的大雪坡。
上攀路线，改成横切，近60度雪坡。上升器换成铁锁，挂在安全绳上。
资料显示，排在世界第六的卓奥友峰攀登难度不是很高，顶峰的坡度比较缓，不容易产生致命的雪崩，故登顶成功率比较高。关键在对高海拔缺氧环境的适应以及登顶时机的把握。
一般来说，攀登一座8000米的高峰，队员要在冲击顶峰之前在高海拔地区上上下下适应训练半个月以上。我所在的队伍9月2日在拉萨集结，算来已经有20天的高海拔适应时间。由于公务原因，我拖到14日才进山，适应训练只抵达海拔6400米，但自我感觉还不错。按照高山运动医学理论，人体对高山缺氧环境的适应有六个月的记忆残存。2007年中，我2月攀登了海拔5000米的土耳其大阿勒峰，7月攀登海拔4600米的瑞士杜富尔峰，8月攀登海拔4000米的马来西亚吉纳巴鲁峰。所以，我有信心同队友们一起登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