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燕继续说：“听说，淮海路上写字楼里的上班族都跑到大马路上了！”
大家都来不及多想，立刻赶下一个拜会行程。路上接到女儿电话：“爹地，北京地震了！”
询问得知女儿也已经跑到空旷地带躲避，女儿和家人一切平安，稍放心。这边报上海地震，那边报北京地震，我感觉有点不寻常。中国是个多地震多灾害国家，人们不得不面对大自然狂暴的一面，用加倍的艰辛和努力，换取生存的空间。
上海，一路上，看到人群在空旷地带聚集躲避……
傍晚，结束拜会，走出来，得知消息：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04秒，四川发生7级以上强震，震中位于汶川、北川一带，川陕甘三省有严重震情，全国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各省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甚至曼谷、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也有震感！
此时仍不了解灾区确切的受灾情况和人员伤亡情况，但凭直觉判断情况比较糟糕。
地震发生后，照惯例，万科总裁办公室启动应急程序，向各一线地产、物业公司了解业主、员工和公司项目受影响情况。万科集团内部已经形成紧急情况下的习惯动作，在总部指令到达之前，一些公司已经统计受灾情况并上报。
成都与外界的通信中断，长达22分钟的时间里，总部与成都万科无法取得联系！集团执行副总裁解冻和工程部总工程师赵汉昌拿上卫星电话，驾车冲向深圳机场。机场方面告知：成都机场临时关闭，只能作罢。14点50分，时任成都万科副总经理的蔡立彬好不容易打通解冻的电话，办公室主任谭文也通过一位北京朋友突然打进来的电话，与总部取得了联系。
这个傍晚，刚刚成立的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紧急行动，向灾区捐献200万元人民币。
晚上9点36分，我在博客上回复网友“兴来每独往”的提问：“这次四川大地震对你公司是否造成经济损失？能否今晚发布一下解释性公告，以免对你（公司）股价造成大的波动。”
我写道：“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后，成都一段时间中断了联系。万科在成都开发有项目，受地震影响的武汉万科有项目；此外，受地震波及的西安、重庆万科在筹建公司。（随后）成都联络恢复正常，了解的情况：万科小区的住户和万科员工均无伤亡。西安万科有两位工人轻伤。地震发生后，万科总部和涉及地震的城市分公司成立了应急小组，彼此保持24小时联络，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接下来我还写道：“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末以来，全球进入了第五个地震活跃期，日本、印尼、巴基斯坦等地区相继发生特大破坏性地震，中国云南丽江、新疆伽师和河北张北等地也发生了地震。此次汶川7.8级地震属强烈地震，高于日本的阪神大地震7.6级。”同时，也列了几个避震小常识，与网友们分享。
消息陆续传来，此次地震震级的公布数据不断调高，最后官方宣布为里氏8级强震，震中烈度最大11度，估计伤亡人数10万人！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
此时，万科总部和成都公司的同事已经投入紧张的救灾工作，而我和网友们在互联网上的对话却不知不觉中积聚着某种危险。5月14日，一位新浪网友在我的博客中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害，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面对这个质疑，我没有解释万科在做什么，只是说出了自己一个观点：“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紧接着，又有一位网友WLV1质疑：“王总，不放高音喇叭确实可以做善事，但爬山和玩皮划艇不是。”
对此，我的回答是，不要把做不做慈善同一项体育竞赛和个人运动喜好相提并论。发生大地震了，但并不是一切都要围绕地震转才合适，我们不应该“泛慈善化”。专业提供住宅产品的万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要考虑的是保障购买万科住宅的客户的生命安全。其次，履行社会责任，支援灾区，包括从资金、个人影响力、号召力方面，尽自己所能。
又有一位网友回复我：“（万科）才（捐）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
5月15日凌晨，我回复：“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人民币200万。一些网友对这个数字很不以为然，大呼和万科形象不相称。什么形象呢？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不要显得寒酸、抠门儿。
“对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万科在内部号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当天中午，我邀请部分媒体吃饭，席间我还和大家讨论及自己发的这个帖子，又谈了谈自己的观点。当日下午，我计划出席新浪“小带子改变大世界”的发布会——万科与新浪提出“绿丝带行动”，呼吁网友们为“5·12”佩戴绿色丝带。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篇博客当时已经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质疑、嘲讽和谩骂，一天之内，“王石”成了十恶不赦的“吝啬”“小人”，“虽然登上珠峰，但是你的高度还没有坟头高”，有些谩骂更是照顾到了祖宗十八代。我被全国网民共讨之，口诛之，随后，强烈的情绪发酵，爆发，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一次舆论危机。
不用说，因为骂声四起，万科最终被迫退出“绿丝带行动”了。此后一些全国性知名论坛，有人一听到王石也是嘉宾，就退避三舍。万科某家一线公司去车管所给新车上牌照，车管所工作人员回答：“万科的？明天再来！”正在积极抗震救灾的万科员工，被迫负担了超乎想象的道德压力。
网络上的暴烈情绪也对跨国企业普遍提出质疑，包括麦当劳、麦德龙、可口可乐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要去砸掉麦德龙，围攻麦当劳，恨不得把这些企业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这些企业当中，当然包括万科。可悲的是，这些跨国企业至少还有商务部替他们挡一挡，为他们说说话，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谁能替万科说说话？
网络上的暴力会不会转变为肢体上的暴力？我非常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不会跑，因为这是对我个人的考验，只能面对。万科无所依靠，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万科如此孤独。
15日晚上，我刚回到深圳，就接到总部同事电话：建议我前往成都。
16日早晨，我到达成都。中午，郁亮也赶到成都与我会合。下午，郁亮留在成都万科召集救灾工作人员开会，我进入都江堰灾区，了解灾情。当天，一张我身穿抗震救灾志愿者T恤的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当时我正在废墟前与同行专家讨论房屋结构安全话题，讨论中的手势被网友们解读为象征着胜利的“V”字，这已经近乎“莫须有”的罪名了，但网络一边强加解读，一边放任激愤的群情。
17日，我去了受灾最严重的北川，随后又与郁亮一起抵达遵道镇。这是一个辖有10个行政村、2万多农业人口的小镇。在地震中，98%房屋被损毁，包括镇政府办公楼在内的大批建筑倒塌，镇政府班子半数成员在地震中遇难。由于人员伤亡“相对较少”，遵道在紧急救援阶段未被列为重点地区，政府力量暂时顾及不到，救灾工作反而显得更艰难。此时余震不断，物资紧缺，当地灾民急需援助。
万科是第一支进入遵道的专业救灾队伍。5月18日早晨，成都万科近30辆工程车开到遵道，开始铲平土地、搭建帐篷。
按照中国人的丧殡习俗，死者亡后第七天是“头七”。灾难发生后的第七天，5月19日，也被国务院定为哀悼日。这一天，万科董事会以通信表决方式全票通过决议，决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提请追加1亿元的特别授权额度，用于以遵道镇为重点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无偿援建工作。
文件特别强调援建是“以纯粹援助，不取任何回报的方式”，同时附加“郑重声明”，不在遵道镇乃至整个绵竹市开展商品住宅、旅游开发或其他任何内容的商业投资活动——这其实是多余的强调，但在当时却是必需的，因为那时的万科，任何表态都可能招来极端偏激的解读。
在去往灾区的路上，“时代纪录”的纪录片导演洪海曾用摄像机对着我问：“你想道歉吗？”我说：“道什么歉？我说错了什么？”但几天之后，我道歉了。虽然无论是当时、现在还是将来，我依然不认为我的帖子说错了什么。
5月21日，我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对方自始至终没有把万科的捐款和道德话题牵扯到一起。说着说着，主持人曾静漪突然问：“王总您介不介意就那个帖子向网民道歉？”我一愣。首先，我感到了她的善意，知道她是想借这个机会让我澄清一下，另外，如果我有道歉的姿态，确实对平息事件有所助益。
我说我不介意。关于道歉，我避开帖子内容本身，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
所有的压力，都体现在6月5日的股东大会上。按照之前公布的计划，这一天，我代表经理人团队，提请股东大会允许向灾区追加1亿捐款。我百感交集。我对股东说，发现自己还像个青涩苹果。由于万科的影响力，社会对你有了不同要求，我却浑然不觉。这是社会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显然，社会有问题，但更多的是我和万科在成长中未能意识到自身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万科这几年成长太快了。
最终，大会以99.8%的高票通过向灾区捐赠1亿元的议案，投同意票的股东占股18.96亿股。万科管理层决定私人出资1000万，捐赠灾区。令我感动的是，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个人股东刘元生就表示：若大会不能批准追加赈灾款项的预案，他将个人出资完成此前万科与地方政府签署的赈灾框架协议——向成都下属两个镇援建政务中心及避难所。
在会上，我也坚持了之前的态度：无条件为此前言行道歉，但对所有质疑不做任何辩解。
两个半小时的股东大会，以我的道歉开始，以我的道歉结束。就在我发言刚刚结束时，一个小股东抛出难题：“王石以前是万科的金字招牌，现在却成为万科的负资产，你将如何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这个问题没有让我觉得很突然。当时我甚至做好了辞职的准备。我表态，如果发生以下三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我都会辞职：第一，因我的言论引起万科股票逆市下跌，导致投资者损失，我应该引咎辞职；第二，当时已有网友号召不买万科的房子，如果万科的产品因此明显销售不畅，我会引咎辞职；第三，如果万科员工因此而辞职、怠工或是想不通，我也会辞职。
这三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但当时，许多万科员工内心也认为董事长帖子里说的话是错的——虽然他们不会有像外部那样激烈的表达。一位全情投入抗震救灾的员工志愿者在《万科》周刊上写道：“每天都会有几个朋友、同学质问我，你在万科这样的公司上班，不觉得可耻么?!我无言以对。因为那时我也不能理解，素来令人敬仰的董事长是怎么了？”
我那时才注意到，网民中大多是八零后，而八零后员工已经占到万科员工的65%。显然，网上的情绪会影响到万科一半以上的员工，他们可能并不像那些与我一起创业拼搏过来的老员工一样理解我。为此，我专门召开了全集团的沟通会，向同事们解释帖子的本意。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们眼睛里的困惑和委屈。
股东大会的气氛压抑得让很多女同事哭了出来。万科人诚恳、务实的态度，最终还是得到了股东和公众的信任，追加1亿捐款的动议获得99%票数支持通过。这次股东大会之后，万科所面临的舆论危机，也逐渐平息了下来。
即使现在再来反思，我也不觉得博客内容有什么错。但我也在反思，为什么网民的反应这么大？因为他们对王石这个人有所期许，但我没有符合这样的期许不但没有，还说捐200万就不少，甚至说普通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这种反差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情绪。[54]当然，我当时的发言是不合适的，在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后那样的时间和场合，讨论这个话题，表现自己的理性，当然是不够谨慎的。无论如何看待慈善，看待赈灾，都不应该在那种时候表达“冷静思考”。
事过多年，还有很多人问我：觉得委屈吗？我并不觉得委屈，但郁闷是有的。多年之后再谈论起这个事件，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当时的负面压力，我们灾后重建的效率不会这么高，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成果。当社会对你有成见和误解，而你却在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你可以放弃，也可以去做得更好。
“捐款门”之后，我依然频繁上网，发表博客，现在又在使用微博、微信。我不会因此和互联网赌气。但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而言、随意而发、有感而发。公司也对我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我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
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的日记，看完之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要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舆论旋涡中的万科
为什么我要对公司内部捐款设置10元的上限？
群体性是需要警惕的。慈善捐款一定带有强烈感情——强烈的同情或悲伤，人们往往是在这种强烈感情驱动下募捐和捐款。这种强烈感情一旦在群体中蔓延、渲染，很容易形成情感绑架和道德强迫，在熟人环境下更是如此。同事捐了100元，我好意思不捐同样金额吗？领导捐了1万，我怎么也要捐2000吧？隔壁部门每人捐了1000，我们是不是考虑每人捐1500？这就形成一种自觉不自觉的逼捐，对经济能力较弱者，就是负担，甚至最终造成所有人的负担。更极端一点，多数人的慈善也会走向多数人的暴力。
2008年的时候，万科有员工2.8万人。他们的经济收入有差异，普通员工收入少一些，经理人员收入多一些。地产员工收入高一些，物业员工收入低一些。万科物业是人力密集型行业，有近2万一线物业保安，他们的收入是比较微薄的。如果公司内部捐款不设置上限，不力图遏制逼捐倾向，很容易造成普通员工尤其物业保安员工的负担！
公司与员工，可以说是一个主体，也不是一个主体。公司在公益慈善活动中号召、要求员工捐款，客观上的结果，是公司利用员工个人资源赢得社会好名声，甚至是公司管理层利用员工个人资源赢得社会好名声。只要过程中没有采用强迫手段，可以认为，员工在自愿捐款的一瞬间与公司（管理层）达成默契协议，同意对方利用自己让渡的个人资源，无可厚非。但身为管理层，尤其身为公司董事长，就有责任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帮助员工规避常识的陷阱，捍卫公益慈善活动中的个体自由和权利。怎么能利用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大占员工的便宜？怎么能不体谅员工，让他们承担一种不知情的隐形赋税？
所以我提出：公司内部捐款设置10元上限。同时我也不阻拦员工进一步的慈善行为，有更高捐助意愿的，可以捐给公司以外的慈善机构。公司有体现责任和爱心的机制，同时杜绝逼捐，不增加员工负担，不贪占本应属于员工的美誉。
这就是我的初衷。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我提出这个要求，并请职工委员会落实。职委会考虑到这个要求与公司习惯、与大家的认知有很大差异，于是“执行董事长的命令要过夜”，并没有立刻执行。
在万科集团内部，很多普通员工自发捐款都超过500元，多的有近万元。仅深圳万科200多名普通员工就捐了19万元，人均捐款额大约千元。总部没有执行“10元上限”的要求，一线公司更是没有收到有关“10元上限”的规定，甚至听说都没听说过。自己捐了钱，却还要遭受社会舆论质疑甚至谴责“只捐10元”，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
5月20日，网上流传一篇万科同事的辩解，充满对董事长言论的怨气：“我真的去捐款箱看了，除了两张10元的，没有100元以下的钞票。两张10元的，是因为一名员工掏光了钱包里所有的钱，捐了1020元。还有一位员工，在捐款第一天将钱包中所有钱捐出之后，第二天又补捐了500元钱。”“我们很难过。”公司内部论坛上，也有很多同事表达了不理解，如果说还不至于“口诛笔伐”的话，只是因为同事们给董事长留了面子。
“我们也不清楚董事长说‘10元上限’的初衷，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建议，并不是一种限制。”对于董事长的表态，许多员工情感上很难接受，“在这次灾难后，万科所遇到的危机，让员工也成了意外受害者”。
员工对灾难的反应，也体现了团队在必要时候对董事长的纠偏：无论我个人说了些什么，万科的志愿和捐赠行动没有受影响。
地震后这段时间里，万科员工在干什么呢？
14时28分，大地剧烈持续晃动了5分钟，人们一下子陷入恐慌之中。
成都万科办公楼对面，城市花园小区附近的一个狭小丁字路口，物业总经理李旭东第一时间冲出来，没有警察，他就开始指挥交通，疏散车辆。地产、物业的员工也陆续下来帮忙，大家立刻形成分工，有的员工到附近小学去疏散人员，有的员工驱车前往其他项目帮助住户。
半小时后，余震袭来，疏散出来的小学老师带着全体小朋友，集中在操场上。
万科所有安全员在岗，以防止非常时期的盗窃案件发生。各小区迅速停用电梯，关掉燃气阀，电话打不通的，就开车往一个一个的项目传消息。很快，万科服务的六个小区全部恢复秩序，互相通报最新消息。
过程中发现城市花园9名业主被困电梯，技术员在15点50分将他们全部解救出来。物业服务人员对所有电梯进行了三次地毯式排查，确保绝无一名业主被困。
成都万科员工还立刻动手搭帐篷，给车加油气。随后几天的情况证明，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做法。魅力之城的售楼处旁，城市花园的学校操场中，金色家园……帐篷迅速搭起，把业主集中安置。此后，不少业主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四天。因为帐篷不够，万科员工自己只能睡在车里，四个人挤一辆车。
地震中冲出来的业主什么都没带，不少万科员工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老人家，随手摸出二三十元递过去，以备紧急之需。5月13日一大早，一位万科员工正睡眼惺忪地走出城市花园，迎头过来一位大妈抓住他，说：“年轻人，我还你钱！”借给大妈钱的是不是这位员工？他自己也不记得。
5月13日，部分重灾区下雨，万科员工开始对小区房屋进行排查。一些成都万科人穿上志愿者T恤，组成志愿小组，为灾区采购救援物资。两天后，由2辆轿车、1辆面包车、1辆货车连同13名义工组成的救援队携带20万元的急救药品及2万元饮水和食物到达绵竹县土门镇。得知救援机械设备不足，成都万科通过合作伙伴迅速租下6台大型平板车、6台挖掘机和4台装卸车送到灾区救援队伍手中。
从这天起，直到5月19日余震，总经理刘军下令放假一天，成都万科员工才在震后第一次真正休息下来。
同一天，万科总部，两名《万科》周刊的同事前往灾区，并于14日抵达震中北川。建筑研究中心的工程专家会同清华大学地震研究所的专家，取道重庆辗转前往成都，在万科开发的住宅小区开展勘查工作。在完成万科小区的勘察之后，他们协助有关部门对成都的建筑进行安全鉴定。汶川、都江堰等震区的救人抢险告一段落，万科专家组就进入这些地区对建筑物进行勘察，总结抗震能力和损坏程度。
5月14日，我得知集团一些员工和家属在灾区无法取得联系，便联系深圳登山协会，因为他们有山区救灾经验，希望由他们成立一支民间救援队来帮忙。
这支队伍很快飞到成都，并于15日向北川和绵竹进发，寻找困在灾区的万科人以及亲属。同时，成都万科也邀请了刃脊山地救援队，于15日前往南充搜救遂宁市、盐亭县已失去联络的两位返乡员工以及位于蓬溪县的一户员工家属。17日晚上21点47分，万科总部物业服务中心的一位同事接到消息，万科救援队的队员找到了她外婆家，发现外婆和外公在一个倒塌的房屋角落坐着，已经三天多没有吃东西。此前帐篷和好心人送来唯一的两条青瓜都被无良年轻人抢走了。至此，在灾区的万科人及家属全部取得了联系。
情系灾区，成都万科在行动，总部在行动，武汉万科在行动……万科员工被灾区传来的画面震撼得坐不住，整个万科集团都动了起来，每个人都想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
也正是这时，万科员工因为我的言论遭受巨大社会压力，不仅要承受灾难带来的伤痛，还要承受压力带来的委屈。我能感到，这段时间对每一位万科员工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
万科管理层和高级经理承受着更多压力。他们要面对舆论，安抚亲友，跟合作伙伴和员工做解释工作；时值房市和股市都十分低迷的时候，还要努力减轻事件对股东和客户的冲击；额外要应对突如其来的政府方面的责问和施压；与此同时，他们还关注着灾区的情况，纷纷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之中。郁亮等万科管理层成员与我深入汶川，一起救助灾区同胞，并推动随后的重建工作。其中几位管理层成员频繁往返汶川，在灾区度过了2008年下半年的许多时光。
灾区NGO生态
5月17日，我与专家组赴受灾最严重的北川继续考察，评估地震对建筑结构的影响，看看万科能够为灾区提供什么帮助。同日，郁亮带队到达遵道镇。
汶川是这次地震的震中，北川和都江堰人口密集，被列为救援的重点，政府的救援力量主要集中于该地。而绵阳和德阳绵竹的救援力量却相对薄弱。
遵道镇又是绵竹市的重灾区：镇上本有23000人，18个自然村，近1万人需要安置。灾难中，镇政府楼房倒塌，领导班子6人中3人遇难。镇上95％的建筑倒塌，400多人遇难，需要安置超过5000人。最不幸的是一所私立幼儿园，80个孩子，只有23个幸存，课本、玩具散落在废墟之中。万幸的是，镇公共建筑的中小学、医院在大震中未坍塌，中小学生没有伤亡。
一到遵道，我们就问代理镇长林建华：需要什么帮助？林建华原是绵竹市司法局干部，交换到遵道镇还不到两个月。他回答：“帐篷、柴油和收割机。”
这一路上，我们曾问过很多镇上官员需要什么，还从来没人提到过收割机，只有林建华将它列为必需品。他解释说：“小麦已经成熟，收割季节即将到来，收割完毕需要再种上水稻，否则农民就会在冬天挨饿。”我们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冷静、有条理的人。
当时，灾区药品奇缺，不少地方看到药品和物资都全部收下以备万一。林建华看过我们给他的药品清单后，只从中圈出了一部分说：“我要这些，其他的给别的镇子吧。”这再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万科决定重点援建遵道。我们也逐步意识到到自己的专业力量：利用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实施能力去做一般机构做不到的事情。
5月18日早晨，成都万科组织施工单位近30辆工程车开到遵道，开始清理土地、搭建帐篷。废墟之上，大型机械最为缺乏——道路开辟、危险建筑拆除、平整场地、挖厕所都需要它。
工程车进入遵道后，经过两天全力抢战，整个小镇才依稀恢复昔日的轮廓。道路畅通了，军队的救援才得以展开。
组织施工单位工程车，起初，是由成都万科每日支付报酬的，原计划要征用10天。10天后，遵道镇附近的平整工作基本完成，成都万科通知车辆退出，所有司机都拒绝了。他们回答：“你们觉得我这时候能退出吗？”他们选择了自愿前往有需要的地区实施救助。
5000~10000名灾民的安置，迫在眉睫。天气预报：21日有雨。万科内部下令：21日前必须完成220平方米的帐篷、板房搭建。联系万科各地公司：需要帐篷！5月17日下午，各公司同事加班寻购帐篷。
武汉，常规渠道没货。找帐篷厂，厂长表示支架可以生产出来，但是篷布实在是没办法。马上联系帆布制品加工厂，带着帆布厂的负责人去帐篷厂，两相一对，分头加工。
下订单：400顶帐篷，19日交货，20日送抵灾区。帐篷厂厂长左右为难：“不行，生产不出来，要不我们把供应别人的先匀一点给你们？”万科同事回答：“不需要！大家都是送到灾区去的，匀给我们，少了别人的，有什么价值？”最后谈定100顶——有总是好的，100顶帐篷就可以安置800个流离失所的人。
20日，武汉万科包下一架专机，向灾区送去包括这100顶帐篷在内的16个品种急需物资。
帐篷从武汉、西安、重庆、深圳、广州多地陆续运到。到21日，已解决了4000多人的住宿问题。同时建立了医疗中心，送去了发电机，以供灾民生活照明。大雨来临之时，万科为大部分灾民抢建出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镇政府牵头，万科配合，成立了救援指挥中心。一间板房划归指挥中心使用。此前来到遵道的非政府组织，只能在逼仄的帐篷里，现在都搬到指挥中心的板房一起工作，协同行动。指挥中心由代理镇长林建华担任主任，万科志愿者领队朱保全担任副主任，统一分配各家非政府组织物资，协调任务。板房的墙壁被各种纸张、纸条贴得密密麻麻，其中一张巨大的进度表，显示各家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任务、进展和需要协调的内容。
灾区的救援队伍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生态系统。
24日一早，我再次前往遵道镇。看到镇救灾指挥部前，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正在发放方便面和矿泉水，军队也建立了医疗救助站，并负责治安。但仍有一些灾民住在自己搭建的棚子里。雨季马上来临，救助行动还要再加快速度。
震后那几天，除了安置，水源是另一个大问题。
本镇唯一水源来自玉妃泉，地震的时候山间巨石坠落，堵住了泉眼。6天过去了，供水问题无法解决。尽管各方支援了不少瓶装水，但也只能维持短暂需求。
19日下午，万科组织工程专家实地勘探。水源距镇政府10分钟车程。现场情况触目惊心：大部分山体严重滑坡，完全没有道路可走，如果几个人同时攀爬，随时可能出现再次滑坡的危险，极端情况可能会一行人全军覆没！
大家还是鼓足勇气上山，找到了水源。泉眼不大，隐藏在山洞之中。因为清泉明澈，味道甜美，专家鉴定是优质矿泉，当地政府原来没有特别处理，直接接管引出。一块近3立方米的花岗岩堵在洞口，将引水管道压碎，并把洞口牢牢封死。
根本无法绕开石头，重新搭接水管。更让人头疼的是，花岗岩是岩石中较硬的石材，除非爆破，否则无法撼动。但此时搞爆破，无异于二次地震，会导致山体大面积垮塌。
万科人围着岩石各种打量，不停讨论，最后发现有个地方岩石和崖体接触较少，决定让工人用最原始的方法，斧钻劈石，拓出一条缝隙来。
次日，天蒙蒙亮，一个组长带领8名石匠和其他相关技工，再次上山来，准备穿石。现场工作面十分狭窄，每次只能勉强让一个工人作业，每个工人30分钟轮岗施工，人歇斧不歇。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微弱震动，山上不时有石块滑落，每个人的心都悬着，焦急、紧张，不敢随意走动。
就这样一直奋战8个小时，到下午4点，巨石终于屈服，闪出一道缝隙，泉水徐徐流出。开始管件连接，到下午5点，全镇百姓的用水问题解决了。
镇上有一座水库，是农业用水的来源，就悬在小镇头上。土夯的大坝，水泥的台阶已有裂痕。为防不测，水库还在放水。大坝是否存在隐患？必须即刻组织检测，不敢丝毫马虎。那天晚上，成都万科要留人在遵道值班。不管谁留下，都必须面对水库溃坝的危险。留谁呢？
负责人蔡立彬请大家自愿举手，没有人举手。
最后，一位同事代表大家发言：“蔡总，大家都知道留下的危险，没有人会主动举手。但只要你指派，不管指派到谁，我们都坚决留下执行任务！”
当天晚餐在部队的工兵营，营部设在一座震塌的酒厂里。简单的餐桌上，少校营长讲述冒险穿越泥石流营救老百姓的故事：两次想放弃，两次开会讨论，最终还是咬牙穿越过去。要是上面泥石流滑坡，队伍不是被埋，就是滑进江里……聊天中，获悉少校的家乡也在震区，至今还没有联系上父母亲。敬佩油然而生。
临分手，少校见我只穿半截袖衬衫，送了一套折叠干净的迷彩服。“执行任务中，只有穿过的——你要是不在意。”他有点不好意思。
感动无从表达，我请英雄营长在迷彩服的左上衣口袋位置签上名字。
防震建筑
最初几天的紧张救援和安置工作之后，开始面临一些难度更大的问题。
首先是建筑垃圾。
遵道镇的建筑95%以上倒塌，初步测算需清除建筑垃圾50万吨。估计灾区类似的行政镇有58个，假定平均建筑倒塌在80％，需清除的建筑垃圾约2300万吨。建筑废墟重量和体积巨大，运输成本高，不容易解决。但生活在几被夷成平地的废墟里，灾民怎么能摆脱灾难阴影，重振精神建设家园呢？消除地震阴影，清除疫情死角，为建设美好家园腾挪出空间，清除建筑废墟其实刻不容缓。
和建研中心的同事一起为建筑垃圾填埋场选址。距镇上约3公里，紧靠公路有一处凹陷地，土地贫瘠不适宜种农作物，承包的农户栽种了速生杨树。
狭窄的凹地深3米，两侧高处是灌木丛，一边茶园，另一边栀子园。湿润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栀子花香。
我跳下楔形凹地，蹚着湿漉漉的杂草，穿杂树林，纵深约500米是一道1.5米的坎，坎下是较平坦的农田。这里距离镇上有一定间隔，又不太远，亦不占良田，是较理想的位置。
6月初[55]，正是双抢季节。待收的麦田、油菜子田焦黄，待种的葱绿秧田间夹其中。我同深登协和万科的志愿者一起参与赈灾物资发放。灾后重建，政府把握全局，进行社会资源总调配，基层组织在有效运转。但实施个体救助，却是民间组织的强项。
在援助过程中，我们慢慢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作为一家专业的住宅开发企业，万科的责任应该是到地震第一线，掌握一手建筑资料[56]，会同专家提出适合的防震住宅方案，同时，考虑如何增强其他地区已建住宅的抗震性能。
5月底，万科援建的学校、医院、避难中心设计方案就已上报政府审批。6月5日，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参与灾后重建议案，第二天，万科与绵竹市签订捐建协议。这是万科参加的签约仪式中最简朴的一次，却也从来没有这样隆重过：有建设部、省建设厅和地方市、县、镇各级领导，还有解放军红军师以及民间公益机构代表出席。
6月21日，距地震发生40日，遵道镇的路两边已经摆上了地摊——生猪肉、熟食、啤酒、青菜、日用品，还有香烟和饮食店，镇里到绵竹市的公交线路恢复。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家从事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的专卖店也开张了。尽管都是星星落落的小营生，但到底已经有了集镇的样子。
街道两侧30米范围基本清理完毕，卫生院的危楼也拆除了，几台挖掘机和货车不停往镇外运输建筑垃圾。镇政府指挥中心非常忙碌，万科援建的临时卫生院已经开始正常运转，内科、外科、放射科、手术室一应俱全，沈阳军区和镇卫生院的医生联合坐诊。
志愿者办公室没有了之前的慌乱与嘈杂，墙壁上张贴近日完成的事务和即将要做的工作计划，一页页排得满满的。横幅上的字刚劲有力：“站起来！”四周志愿者密密麻麻地签满名字。
7月1日，万科第一批援建项目正式启动。
这些项目应用了17项防震减灾技术，提高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更关注减灾、备灾、避难理念的实现。
建筑物都选择对抗震有利的平面规则体型，采用框架结构、连续回字形平面与等跨布置，楼层不超过三层，保证足够的结构抗震性能。
我们还运用了“橡胶隔震支座”技术，使地震带来的破坏集中于隔震层，隔断能量传递。这项技术可以理解为在建筑物与基础之间安装橡胶垫，从而大幅降低建筑上部的水平振幅，提高内部设施及人员的安全系数。
遵道镇中心幼儿园设计为一层，依靠阻尼减震技术实现9度抗震设防等级。
我们使用延性抗倾覆轻钢作为内外墙体主材，每平方米墙体重量仅为传统砌块墙体的1/5~1/7；同时，轻钢可承担一定的变形系数，轻钢墙体与结构主体之间采用“柔性连接”，允许水平与垂直方向上发生相对位移，减少墙体倾覆的可能性，震后也易于修复。即使发生倒塌，轻质材料对人的伤害也能降到最小。
在救援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在众多未垮塌的建筑中，设施对人体的间接伤害是造成人员重伤的主要原因。在万科捐建项目中，配置了钢化玻璃、轻质灯具、壁挂风扇、加固护栏等设施，学校和幼儿园更是如此。
遵道学校教室内，较大的家具设施与墙体、地面固定连接，防止倾倒伤人或造成撤离障碍；学生课桌经过特殊设计，选择强化木材作为面板材料，缩小课桌抽屉大小，桌下预留临时躲避空间。线槽和照明灯具都通过缓冲装置来安装，防止坠落。
遵道学校教学楼设计了完善的紧急疏散系统，每层设置6个楼梯，扩大通道宽度，加快人员疏散速度。遇到紧急情况时，监控中心发出警报，黑板旁的报警灯闪烁，同时响起报警声。师生从前后门跑出教室，根据地面和墙面的疏散指示，从四个疏散出口疏散。考虑到儿童的识别习惯，所有疏散通道都以小动物的形象标示。经多次演练，1300多名师生可在65秒内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
幼儿园教室则前后均设有开阔的活动场地，儿童从教室内任意位置到达安全区域的距离最远不超过8米。
在设计时，还考虑到建筑用作避难中心的需要。遵道学校和向峨乡政务中心配备有应急水源、净水设备、备用供电系统、应急照明和通信设施，还设有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卫生间。
2008年12月31日，万科交付遵道学校及卫生院，这是整个灾区最早交付、抗震设防等级最高的永久性建筑。从这一天起，遵道镇上千名孩子就开始在新学校的教室上课了。
遵道卫生院在交付的第二天就接生了一个孩子，灾后第一年里，卫生院迎接了167个新生命的诞生。
至2009年底，万科捐资并建设的遵道幼儿园、政务中心、向峨政务中心以及遵道梨花广场先后交付，均达到最高抗震设防标准。此外，万科还向绵竹、什邡、都江堰、彭州、雅安、巴中等极重灾区和重灾区捐款，用于重建公共建筑。
由第三方中砝集团编制的万科捐建项目独立审计报告显示：万科公司、万科公益基金会、万科员工及万科合作伙伴在四川共捐资1.23亿元，捐建项目约5.4万平方米。
“5·12”大地震之前，万科建筑研究中心就有一个防震研究室。在遵道重建过程中，万科将涉及防震建筑的技术都打磨了一遍，整合了一流的防震技术，意义远远超过建筑一两幢房屋。不少其他县市的灾后重建项目，都参照了遵道学校的技术解决方案——遵道学校能够为当地1000多名孩子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当越来越多的学校参考和采用这一技术解决方案，则会有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的孩子得到安全保障。
4000万罚单
2008年是万科跌宕起伏的一年，记得这一年过完时，我曾说过三个感谢：第一，感谢“捐款门”时网民对我的指责谩骂，这让我回归为零，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检讨言行，重新认识自己。失望和沮丧是难免的，但也因此改变了我的态度，现在的路走得更踏实。
第二是“拐点论”，当“拐点论”造成的负面压力铺天盖地时，公司管理层和骨干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此之前，对年轻管理层团队是否能经受住重大危机考验，我并不特别有底。虽然他们经历过“君万之争”那样的商战恶斗，但宏观调控加上突发舆论危机是另一种考验。结果他们扛住了残酷环境带来的压力。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南京物价局给万科开出的4000万罚款单。
2008年8月到9月，身处降价风波中的南京光明城市三期707套新房子面临交付。工地开放日，一些客户看了未完工的房子，发现不少问题，在网上提出“三十一条”整改意见，并发起拒收房签名。
就在此时，南京物价局给南京万科开出一张4000万元的罚单，认为万科上年销售的住宅不符合物价部门核准的价格，要处以行政罚款。
这是中国房地产史上的最大罚单。4000万罚款如果执行下来，何以向股东交代？对公司来说，这是难以承受之重。但4000万的罚款金额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它说明在客户逼万科退房的问题上，政府的砝码是偏向业主的。
怎么办？
当房地产价格开始缩水，客户会对房子质量更加挑剔。在市场好的时候，房子不容易买到，能买到就很满意了，甚至还会带来增值，所以有瑕疵也无所谓。但现状是万科带头降价，房子没有原来值钱，消费者买了房子，不好硬说要退房，就在质量上找毛病。而当客户找到质量问题时，媒体很容易倾向他们。因此，关键在交房的质量。如果质量不过硬，面对天价罚单，不管它是否合理，万科都没有底气面对。如果最终交到客户手中的房子质量过关[57]，业主却不收房，我就有底气开新闻发布会。
势如救火。
在当时，万科的装修房经验仍然不够。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强的装修队伍。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换帅，经验丰富的上海区域副总经理周俊庭调往南京，代行总经理职责。南京万科要跟自己打一场硬仗。
交付工作小组成立了，首先用一天时间组织内部验房，发现质量问题并不多，主要是功能缺陷问题，但整改代价很大。“改，还是不改？”部分管理人员接受不了全面整改的要求，“基本能达到要求，为什么要改？”
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大家才达成共识：改！
成立三个小组：客户组、整改组、后勤组。客户组由23名质量外使组成（并设6名替补），每位对接不超过50户业主，任务是站在客户角度，用客户的眼光做出判断：陪同客户预验收，跟进客户所提问题直到100%满意，交付过程中全程陪同验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