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组由22名工程专业背景的质量内使组成，制订整改施工计划、交付计划，提出资源需求计划，掌握整改进展，关注成品保护。
后勤保障组的任务是支援客户组和整改组工作。
接下来，邀请客户预验收，收集客户意见。这个步骤的细节是最重要的，质量外使随身携带相机，记录下看房时不明白的地方，以及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便于随后与各方研判。拍照时，要先拍楼号、楼门号、房间号，再拍实景，避免大量照片信息混淆。
进入整改阶段，落实客户要求，请客户确认，再收集新的整改意见。
每天晨会，明确当天施工任务，对前一天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要求。
晚例会，讨论客户反馈、整改进展、分组自查、跟踪保洁和交付情况。
8月6日，一位客户预约第二天看房，他所在的15号楼刚进入整改阶段，尚不具备看房条件。怎么办？工作组决定特事特办，提前整改并完成细部清洁工作。短短10个小时，很考验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操作经验。最后拿出来的是整洁的内部环境，零缺陷的房屋质量，贴心周到的看房服务，获得了客户肯定。
一位客户在前两次工地开放时没提出任何整改意见，但与他对接的工程师佟国东在自查过程中发现该户存在10处问题，怎么办？与客户沟通，告知情况，并说明整改安排，邀请客户整改后来看房。
客户的考场，不是那么容易蒙混过关的。
一位“维权小组”的客户：“我们的强化复合地板居然是纸做的，你们开发商也太黑心了吧？要求更换，否则退房！”
万科工程总监陈东彪：“我们用的地板确实是纸做的——强化复合地板学名叫作‘浸质纸承压复合板’，是一种新型的地板材料，防腐蚀、耐磨、防日晒，有质量保障。可以提供相关材料供您了解。”
客户二：“江苏省标，卫生间的面积不得小于4平方米，万科却只有3.5平方米，违反规范，要求退房！”
陈：“非常抱歉，的确不符合江苏省标，但卫生间大了势必压缩房间其他部分的面积，而该房型总面积只有55平方米，比较有限。万科一点儿面积都没偷，全部交给客户，请斟酌这些面积的分配。另外，国家标准卫生间面积是不小于3平方米，3.5平方米的设计完全能保证使用。”
客户三：“马桶坑距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根据国家标准，马桶装好后，水箱距墙面的距离应该在1厘米以内，万科没有做到！”
陈：“您确定国家规范是在1厘米以内吗？3厘米以内，都符合国家标准！”
客户三：“呃，我们是故意考你的……”
客户四：“国家规定门扇下沿与地板间距为5~8毫米，万科的门达到了1厘米，不符合规范，要求整改！”
陈：“对不起，为我们2毫米的误差道歉！是我们做错了，保证全部整改！”
客户四：“我们的小户型，进户门设计为内开，平白多占了面积，要求整改，统一为外开！”
陈：“对不起，如果都设置为外开门的话，对门两家同时开门会碰撞。对于长外廊，外开门也会影响通行，甚至有撞人的风险。因此不能同意这项要求，请谅解！”
……
交房前一个月，我破天荒到南京万科检查交付质量。在我进楼前，周俊庭请我脱鞋，递给我一副白手套，一双白袜子。看我疑惑的神情，他解释：“请进去随处摸，摸到有灰就算质量不合格。”
穿白袜戴白手套验房是周俊庭的创意——精细保洁的房屋，力求以最佳状态呈现给客户：以白手套接触房屋内任何位置，不得有一丝灰尘；不锈钢龙头、台面等以清晰照出人影为标准；有阳台的门扇保持一拳宽的通风口，有空调机位的窗户留有一拳宽的通风口，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物业专人负责天气监控，遇雨天，提前及时关闭门窗。
我回答：“不看了！过关。如果这样的质量，业主拒绝收楼，我有信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交房那天我又去了现场，看到那些声称要拒收的业主在太阳伞下摆开桌子，派发小册子，建议业主联手抵制——当然，伞和桌子是万科提供的。
结果顺利交付80%。
如果没有南京物价局的天价罚单，南京万科能做到这么高的交付标准吗？换一个角度考虑，万科交房的质量标准能不能稳定在这个水平？从此之后，万科有了“南京标准”。管理层决定，自2008年9月起，在全集团范围内推广南京公司光明城市项目以下保障措施：第一，功能性设计缺陷整改；第二，质量大使；第三，质量控制及成品保护；第四，室内环境保障；第五，精细保洁。
万科的核心价值观中有一条：客户是我们永远的伙伴。此前万科已经连续7年聘请第三方盖洛普机构做年度客户满意度调查，据以改进产品和服务。2007年的调查结果，客户满意度89%，客户忠诚度66%，重复购买意向75%，推荐购买意向84%，平均每个客户向7.11个亲友推荐过万科的产品。这样的指标，即使放在有众多国际优秀企业的盖洛普数据库中，也是十分出色的。但不难看出，这和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大势良好、物业不断升值有关。2008年市场趋势扭转，房地产价格跌落，客户关系难免受损。怎么办？
这个不平静的夏天，外界看万科，风口浪尖上忙着处理投诉，应对舆论危机，与客户谈判……外界看不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尤其是面对客户投诉时，万科做的第一件事，是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当质量与速度发生冲突时，质量第一；当质量与成本发生冲突时，质量第一。这是原则。任何忽略质量的行为都会加大企业的运作成本，更会造成对企业品牌的伤害。质量是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和很多企业一样，万科每年都有年会和颁奖典礼，其中一个奖项是质量奖。2009年年会上，我发言说，能颁发质量奖是非常好的，因为这表示我们重视。但是我希望，三年之后就可以不再设置这个奖项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强调质量是底线，这类似于大家都知道的“不行贿”是万科的底线一样。我滑雪滑了10年，最近才感觉到脚下那块滑雪板好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当产品质量成为底线，就不用再强调和鼓励，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它已成为共识，是生命很自然的一部分。
2008年，由于降价群诉等原因，万科新交付住宅的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跌到46分和29分的低谷。三年后的2011年，这批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升到83和72，分别高于总体客户水平1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调查结果显示，在实际入住之后，通过对万科产品和服务的体验，万科重新赢得了这批客户的信任。
“007行动”
到2007年，万科业绩已经连续数年快速增长，销售额眼看突破500亿。不难预见，未来几年内规模将攀上千亿，达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高海拔线。我和管理层意识到，万科亟须提前为千亿级企业做好人才储备，补上短板。
中国大陆销售规模超过千亿的大多数是“国”字头的企业，尤其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大型央企，超千亿的民营公司凤毛麟角，不过联想、海尔、TCL、华为等几家。通过和IBM、惠普、宝洁等大型跨国公司交流比较，我们决定将这次人才储备计划的方向定为：完善组织能力。
我们估计，当公司发展到千亿规模之后，供应链管理和经营管理流程会显得相对薄弱，公司品牌管理会越来越重要，与各种利益相关方对话的能力，甚至税务筹划的能力也都需要加强。
2000年前后，万科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开发商，而此时，我们已经更换了参照系，希望自己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几年前的“海盗行动”引进了一批项目管理人才，为万科的全国性扩张提供人才保障。与“海盗行动”不同，这次招聘的第一目标是跨国企业高级经理，范围并不局限于房地产行业。万科更看重他们的国际视野，以及管理过大规模企业的经验。
比如快消行业，它的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系统一定会比房地产公司要好。比如沃尔玛，店面遍布全球，商品成百上千，如果没有发达的信息化系统、清晰的流程，能及时反映每件货品的库存、保质期等，经营就会陷入混乱。所以，它的管理一定比地产行业要难、要精细很多。
这次行动被命名为“007行动”。“007”，寓意网罗有国际化视野的跨国社会精英。
2007年底，分管人力资源的解冻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在哈佛广场旁的一个酒吧认识了留学生孙嘉。年轻人给解冻留下深刻印象：眼界很宽，思路清晰，说话做事干脆利落。解冻萌生了挖他来万科的念头。
孙嘉拒绝了，他是麦肯锡送出去学习的，与公司有合约，毕业后第一选择还是回麦肯锡。解冻怂恿说：“毕业到回麦肯锡正式报到之间有两三个月，为什么不来万科实习看看？麦肯锡早晚要拓展房地产企业这个服务领域，对房地产不了解怎么行？机会就放在你面前，不需要任何承诺。”
孙嘉被说服了，到万科战投部实习，其间几位公司高管都和他多次交谈、沟通，甚至邀请他家人前来参观万科总部。一个月后，孙嘉表示：“好像找到点儿感觉，但一个月时间还不够。”解冻回答：“没问题，再延长一个月。”第二个月后，孙嘉决定留下，在战投部工作。
2008年，一次私下场合中讨论及广东碧桂园公司，我颇草率地给出评价：没什么了不起。不久在珠海召开集团季度例会，照例有一个分析竞争对手的报告，时任战投部副总经理的孙嘉在走访碧桂园后做了一份报告，把我的观点推翻，数据翔实，有理有据。显然，他为了反驳我的观点做了认真研究。
回深圳路上，我就致电碧桂园老板杨国强：我原来对碧桂园的看法是错的，希望能与杨先生交流学习。杨先生爽快地一口应允。
孙嘉后来先后担任战投部、西安万科第一负责人职务，业绩出色，2012年初调任上海万科总经理。
现任集团执行副总裁、北京公司总经理毛大庆，是“007行动”的最后一个目标。
其实，此前解冻已经盯住毛大庆两年多了，两人的饭局不下两位数。
毛大庆加入万科之前所任职的凯德置地，是新加坡知名房地产企业。这是他第一家长期任职的公司，一共待了15年，感情深厚。凯德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很高，注重制度规范，又比较阳光。对毛大庆而言，如果要选择跳槽，他期待的公司也应该是规范、阳光的，应该是一家职业经理人驱动的公众公司。
第一次见面，毛大庆就说：“万科终于来找我了。”
平时猎头找他，他拒而不见，有时连电话也不接。毛大庆说，在社会闯荡这么多年，冥冥之中就是觉得与万科契合。
毛大庆一直关注万科、中海、龙湖、保利等发展比较稳健的国内房地产企业，对万科的产品与组织系统不乏了解，在他负责凯德环渤海地区业务时，曾与北京万科有过工作层面的交流。
他自认是个不太喜欢做生意的人，看到万科董事长爬山，探险，走“玄奘之路”，创立非政府组织……他很好奇。
2004年，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现在房地产行业的状态就跟传统农业差不多，职业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很低，主要在倒腾土地，有点儿钱弄两套房子就卖了。”大庆找到我说，这些话让他有共鸣，整个行业水准确实太低，他非常认可房地产行业的专业化方向。
当然，万科吸引毛大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还缺少在中国房地产企业工作的经历，外资房地产企业毕竟很难完全融入中国市场。他能去哪呢？——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是万科。
郁亮去北京出差，常常约毛大庆见面，这种交流前前后后持续快一年，毛大庆对万科和万科职业经理人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2008年奥运会前后，我在北京约见大庆，吃了3个多小时的饭，交流对行业的看法，论经济、环保、登山、阿拉善，说到哪儿算哪儿，就是没谈跳槽的事。
那天我下午还有个会，眼看要迟到。司机一直催我走，我没搭理，最后司机不得不给大庆打电话：“你们别聊了！”
最后我告诉大庆，希望他来执掌北京万科。北京万科历史很长，但一直没有红火起来，这不像万科应有的状态。大庆是北京人，我们希望有个对北京比较了解的总经理，毕竟房地产还是很本地的事儿，包括跟政府沟通、媒体关系，这些方面他都挺合适。希望他来了之后能把北京万科带起来，有所突破。
我问他：“你怎么想的？”
大庆明确回答：“我真心喜欢万科，但是我在凯德待15年了，人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怎么割舍？我现在非常矛盾。一个职业经理人最起码要职业，不能胳膊一甩就走了。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想不清楚这件事儿要怎么办，真是没想好。凯德是家国际公司，万科又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我介于这两者之间，对不起谁都不合适。”
我摆明两个态度：“第一，如果需要，我会亲自到新加坡找你老板谈，你一句话，我就去！正好我也好久没去看他了。第二，你现在的顾虑我都很理解，你确实不能就这样走了，你要是这种人我也不敢要。一定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万科等着你。”
又一段时间过去了，大庆还是跟凯德开不了口。
一个周六，万科总部人力资源部一位同事从深圳飞到北京，给大庆打电话：“我这次的使命就是合同，你一定要签，签完我带走。”大庆说：“我开会啊，不一定有空。”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力资源部同事到大庆家门口堵，恰巧当天大庆去了父母家，手机又没电。那位同事等到凌晨4点，没等来，第二天一早接着等。大庆早上打开手机，看到短信，电话回过来：“这事儿就它了！”
最后，我给凯德置地董事长去信，感谢凯德对毛大庆的培养，万科也希望能与凯德进一步合作。另外，如果凯德以后需要大庆，万科也绝不拦着。
凯德回信：确实很惋惜，但是万科是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凯德与万科的关系不会因此改变。
几年后，再回顾“007行动”，在那一阶段招聘的人中只有20%的人留下来了，80%的人在两三年后陆续离开，其中一些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管理经验与房地产行业间的契合点，他们带着抱负和期待而来，但在尝试改变万科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
万科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与之前的“海盗行动”相比，“007行动”的招聘计划和管理方向都不是很明确。另一方面，这些来自房地产行业以外的经理人拥有不同的职业经历，与“海盗行动”挖来一批有团队内在联系的人也不同。“007”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属于“单兵作战”，面对的却是万科的强势文化。我们没有在组织上、文化上给他们提供充分的支持——毕竟，契合点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寻找的。
不过，如今的万科已经留有他们的痕迹，比如打通业务平台的努力、信息系统的建设、物业系统的变革等等。他们的到来令万科文化更多元了，对跨国公司的管理也有了更多认识，其中许多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只不过因为组织条件不成熟，或许还只能等待日后实现。
议事规则
2008年4月，SEE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的译者袁天鹏签订协议，委托他起草《SEE议事规则》。
袁天鹏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硕士，在邮电电信总局和外企当过工程师。在合作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译本之后，他放弃工程师的工作，全心全意在中国推行这个规则。
SEE是中国第一家为了议事规则而与袁天鹏签约的机构。
企业家阅历丰富，各有各的经验和主张，他们个性都很鲜明，表达欲望强烈，又很难被人说服。SEE最初开会是比较凌乱的，随便打断别人讲话，不经举手申请就发言，讲话不控制时间，不围绕动议展开，讲的过程中跑题……也因此，有的企业家会员参加一次会后就再不参加了，认为讨论七嘴八舌，东拉西扯，议事不深，效率太低。
SEE的会员之间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关系，没有任何人具有独裁的力量。自由平等的会员们要组织起来做公益，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决策模式。没有平等参与吸引不了会员，而没有组织层级就没有效率，要在平等参与的原则下拥有组织效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这方面，SEE多数参与者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就算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会员，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大家聚在一起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开好会。
2004年的一次执行理事、监事联席会上，秘书长杨平正在汇报工作，晓光一边评点一边决策：“好，就这样了！”“不错，我认为这样行！”参会的其他执行理事及列席理事围坐两边，基本不参与讨论，和企业内部常见的独裁氛围差不多。
正当会议以习惯方式顺水推舟走向结束时，列席理事武克钢打断了议程，他站起来质疑：“你们会不会开会？”
“开会要有动议！提议！大家讨论，然后表决！主持人是会议讨论和表决的组织者，而不应该是决策者！中国许多事情搞不好，就是因为不会开会！”
这一闹，会议气氛活跃了起来。刘晓光乐呵呵地组织大家讨论和表决，再不一言做主了。有时他甚至该表态时也不表态，只说“看大家的”。晓光常常说自己的优点之一就是“有错就改”。
武克钢这次“闹事”，对推动SEE逐渐形成自己的议事规则起了不小作用，后来的会议，刘晓光有意识地扮演一个合格的会议主持人，组织讨论和表决，自己很少发表意见。决策之前各执行理事都要表达看法，然后进入投票表决。晓光身为公司董事长，久已习惯了决策人的角色。但SEE是一个与公司截然不同的组织，会长只是执行理事会的召集人和会议主持人，并不是决策人。
民主选举和民主议事的习惯是慢慢形成的，由不习惯慢慢习惯，由习惯形成规则，由规则变成传统，大家都需要训练和学习。
4年后，专家袁天鹏着手研究了SEE历次会议的记录和视频资料，结合《罗伯特议事规则》，提交了100条SEE议事规则的初稿。
杨鹏组织秘书处各部主管逐条讨论，将100条压缩为43条，提请章程委员会审议修改，然后提交执行理事、监事联席会讨论，会议表决：同意向理事大会提出动议。
说白了，《SEE议事规则》就是关于怎么开会的文件，例如第2条：每位参会者的意见都是宝贵的，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以“多数决定”的表决形式来形成决议。
第4条，会议授权主持人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并执行会议规则，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参与会议内容的讨论。
第5条，参会者在发言之前必须首先举手向主持人申请发言权，不能打断其他人的发言。
第6条，在辩论过程中，发言人表达意见的对象只能是会议主持人，不能直接与意见不同的人展开面对面辩论。
第7条，“动议”是会议议事的基本单元，“动议”必须是具体而明确的行动建议。会议遵循“先动议后讨论，没动议不讨论，讨论则只讨论当前动议”的原则。
据说，孙中山先生是最早试图把“罗伯特规则”带到中国的人。当年，他应该是有感于中国人议事做事缺少规则，就无法形成民主共识，也无法组织起来吧？
2008年12月底，理事大会通过投票批准：将《SEE议事规则》作为《章程》的附件，从此，这些规则在SEE拥有与《章程》一样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我作为会长，在讲台上充当主持人。理事想发言，必须先举手申请，在我同意后才能发言，每次发言不得超过3分钟。时间一到，我敲响手中的槌子，发言理事必须立刻停下。
不过，主持人一点也不风光。规则约束了与会会员（理事），更对主持人（会长）形成强大限制。当秘书处提交的项目预算遭到质疑时，我几次忍不住想发表意见。但按规则，主持人不能就讨论内容发表看法，除非他将主持权力暂时移交给别人。这看似放松了对会长的限制，不过，一旦将主持权力移交给别人，又必须在一个动议讨论表决结束之后，才能收回这个授权。所以，即便我有强烈意愿要发言，这种程序安排也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发言的思维，使得身为会长的我难以强势起来。
尽管有争论，有异议，但大家按照“动议——附议——表决”的流程进行，与主题无关的争吵、为议事规则而产生的争吵减少了，这次会议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SEE的民主议事规则逐渐走向成熟。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大会表决通过了“乌兰布和沙漠200万亩梭梭林生态保护区”的项目建议。
保护梭梭林
2008年8月9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我和SEE协会的同事杨鹏、刘力一同飞抵兰州。下机后立刻驱车武威市，拜访甘肃省沙漠研究所。
武威是我国历史名城，古称凉州。1969年，这里出土了一批东汉青铜文物，其中便有后来世界闻名的“马踏飞燕”。著名诗人王翰为这座古城写下的名篇《凉州词》，可以说家喻户晓。
傍晚，习习凉风中抵达武威，见到研究所王继和所长。
王所长和我差不多年龄，典型的西北汉子面孔，肤色透露出：这是一个长期与沙漠打交道的男人。
1959年，甘肃省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成立，是隶属于中科院治沙队的单位，1980年升级为甘肃省沙漠研究所。经40年发展，已经是国内荒漠化防治与沙漠资源研究的权威机构。王所长从大学时代起，就一直没有离开与沙漠植物相关的课题。
王所长向我们介绍研究所的项目。进入沙漠地貌，远远地看到有几个人在沙丘上忙碌。走近一看，技术人员正在指导当地农民铺设一种塑料尼龙网，大约1米见方、20厘米厚的格子，网格相连，网格内栽上梭梭树。
王所长介绍：“在极度干旱地区，植物难以存活，传统的植树造林防沙效率很低，以工程防沙为主、植物防沙为辅更加可行。除了尼龙网格，因为本地多棉花秆，我们还研究用棉秆做成沙障栅栏。塑料尼龙网格、棉秆栅栏技术，经过6年的实验成功，已经在巴丹吉林沙漠推广了120亩。”
“成本呢？”
“塑料尼龙网格一亩沙丘花费660元成本，4个人1天可以铺设完成，使用寿命大约10年。棉秆栅栏属于废物利用，成本更低。”
各种旅行途中，我都曾经见过固定沙丘的尼龙网格，这是第一次了解它的性能和成本。
另一边的沙丘上，远看种有大片的灌木，走近了，发现不是活树，而是人造灌木，有树枝有树叶，大小和城市里常见的冬青、四季桂差不多。王所长边走边说：“这些人造灌木，是模拟油蒿、梭梭树等植物的生态效果。注意看它们的根部周围，都有一堆流沙被滞留在这里，以大片来看，流动沙丘就被固定了下来。人造灌木的思路虽然简单，但它不受季节、降雨量、地下水位限制，固沙效果和油蒿、梭梭树等沙生植物一样。”
我提问：“人造材料在生态脆弱的荒漠中使用，时间长了会不会造成环境破坏？”
“人造灌木的回收需要专门考虑，在选材方面已经有所体现，我们使用的是可降解的原料。”王所长话锋一转，“防沙治沙技术只是本所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看，单纯因害设防的治沙思维是行不通的，我们重视沙漠综合治理与沙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把内陆河流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进行综合治理。在我们所，既研究人工梭梭林的生长和衰败，也研究盐渍化土地的治理技术，耐旱植物和新品种肉羊的引进，还对农民们开展培训……”
听王所长介绍，SEE一行人颇受启发。考察结束，向所长发出邀请：希望甘肃沙漠研究所参与SEE在阿拉善地区的生态保护行动。
半个月后，阿拉善盟龚家栋副盟长带领政府官员和林业专家、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和SEE的同事们一道，赴乌兰布和沙漠考察梭梭林。甘肃沙漠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受邀加入这次行动。
阿拉善盟一共有梭梭林1461万亩，包括人工林13.8万亩，其中盖度在30%以上的590万亩，盖度在5%~29%的870万亩，未成林地的0.9万亩。
有了各路专家的帮助，考察过程中，我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技术框架：第一，生态保护对象要具体明确；第二，科研要在行动之前进行；第三，动员社区村民参与。
保护梭梭林，是可以具体量化的任务。乌兰布和有200多万亩梭梭林，从保护这片梭梭林开始，延伸到阿拉善1600多万亩梭梭林，这是一项专业化的任务。通过保护梭梭林，减少荒漠区的地表沙尘裸露，遏制荒漠化的扩大，就可能减少沙尘暴。长期坚持下去，SEE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专业的梭梭林保护组织。
梭梭树，藜科灌木，被称为“荒漠植被之王”，是温带荒漠中生物产量最高的植被类型之一，具有极强的抗旱抗风沙能力。
SEE的标识就是一棵梭梭树。协会成立之初，梭梭树曾经是关注的焦点。第一个项目就是帮助农牧民自我组织起来，保护吉兰泰社区的2万多亩梭梭林。后来，随着对沙漠治理认识的加深，SEE逐渐把注意力转向社区扶贫发展，奶牛农场成为最大的项目，梭梭林逐渐淡出。
过去三年中，SEE的业务一直存在困惑：我们缺乏生态保护领域的核心专业能力，面对外人，就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SEE是最专业的荒漠治理组织吗？如果是这个定位，每年治理荒漠化的面积应该成为考核指标，但这个定位的结果却是SEE无法控制的。“防治沙尘暴”的目标，如果量化为每年减少的沙尘暴次数，显然完全超出SEE的能力，因为影响沙尘暴的原因很多，包括干旱、大风、地表沙尘裸露等等。
实际上，SEE目前更像一个扶持社区发展的公益组织：动员村民开展经济和公共项目，投入资金帮助农牧民建立奶牛场。
如果以社区发展为目标，生态保护项目就成了手段。如果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社区发展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也没有形成共识。我担任会长后，希望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组织目标，二是为实现目标，寻求技术上的支持。
2008年1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一份采访：阿拉善左旗在草原退牧调查中发现，位于乌斯太镇巴音敖包嘎查科泊尔地区的野生梭梭林区东西长约6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总面积达200多万亩。资料显示，世界上有记录的现存面积最大的原始梭梭林在新疆甘家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82万亩，是中国研究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基地。但科泊尔梭梭林区远大于新疆梭梭林保护区！
向分管林业的副盟长龚家栋求证，龚盟长告诉我们，阿拉善盟共有1400多万亩梭梭林，面积最大的一片是在拐子湖，约有400多万亩——记者的说法可能不准确。
龚盟长还提到：黄河有80多公里河段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经过，因为河床高于沙漠，地方政府曾经向国家发改委请求引黄河水入沙漠，这样可以增加几十万亩的耕地——一些老干部至今仍希望把乌兰布和变成粮食生产区。从地方角度看，这是有经济收益的，但从全国生态经济的层面来看则是负面的。乌兰布和的梭梭林生态很宝贵，如果SEE在这里开展保护项目，有助于平息引黄入乌的冲动，消除当地生态的潜在危险。
我本能地感觉：梭梭林保护可能是重要的一步棋。
同杨鹏探讨。杨鹏表达：“不少企业家理事对社区发展项目很有好感，对于梭梭林保护，理事们会质疑组织目标转向以生态为中心，这是对过去几年做法的放弃。”
我说：“怎么会放弃？社区发展项目很重要，但不能为社区而社区啊！社区工作还是要突出生态目标。”
杨鹏建议：“毕竟是全新想法，要过立项，得在执行理事中寻求支持！”
立项是项目委员会的事情。执行理事中，项目委员会主任杨利川是社区发展最积极的支持者，他会赞同我的思路吗？
我叮嘱杨鹏：“尽快安排项目委员会成员考察乌兰布和，我跟大家谈谈思路，争取共识。”
项目委员会很快动身去考察了。
在几个专门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是运行最繁忙的，特能于建东、绿城钱晓华、天创周洲都是参与协会事务的积极分子，主任杨利川更是出名的充满干劲。
出乎我预料，在考察中，项目委员会逐步认可了我的想法，认为这有助于解决SEE长期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他们还了解到，目前各方面并没有关于乌兰布和沙漠的系统性研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研工作就围绕牲畜、土地草场、梭梭林和肉苁蓉的利用展开，生态保护方面几乎缺位。例如，当地人认为沙鼠是破坏梭梭林的主要因素，但我们连一张沙鼠破坏梭梭树的照片都找不到。科研人员相信地下水位变化对梭梭林生存有重大影响，但也没有关于地下水位变化与梭梭林生态关系的研究资料。
我们都认识到，没有科研指导，行动就无从下手。乌兰布和梭梭林保护的科研工作几乎必须从头开始，这需要做大量工作，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
人是其所非，非其所是
9月16日下午3点半，王静、华仔、居士、汪建、田同生、花雕、李捷、云南的金飞彪金飞豹兄弟、张梁和我11名队员组成的登山队抵达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马大本营。我们组成了可能是中国登山史上年纪最大的一支队伍，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最年轻的也是70后！
在我身后，“拐点论”的争论仍在继续，对“捐款门”的滔滔质疑更是让万科和我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登山10年，这一次进山的心情是最沉重的。
希夏邦马海拔8012米，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是世界14座8000米级高峰中排最后的一座，但也是人类登顶最晚的一座。到2003年，登顶希夏邦马峰的人已经超过200人次，但遇难率高过同期攀登珠峰的遇难率。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时，遭遇雪崩遇难。
进山后几天，一个中午，队伍修整，我正坐在大帐里喝酥油茶，闲聊，意外有客人来访。荒山僻野，来访的是刘炎林——2002年那支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登山队的队长。他这次来，是要和朋友为6年前遇难的好友建一个纪念碑。
纪念碑的位置选在距ABC营地东侧1公里，碎石形成的谷地平坦、开阔，雪山环绕。了无生气的碎石夹缝中，生长、绽放着洁白的雪莲花。辨认一朵朵雪莲花，让人感慨生命的坚韧、顽强。在登山过程中，我们还常常看到岩石上黏附着斑斑点点赭红色印记——看似石头的花纹，其实是生长着的苔藓。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介绍，在高海拔低温低压条件下，这些苔藓可能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才能长到眼前这样大小。在几年时间里，它们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不禁沉思：这沉默的生命，其意义何在？它们没有任何野心，生长是如此缓慢，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新陈代谢、生命繁衍，匆匆而过的登山者会完全忽视它的存在。高海拔上顽强的生命让我感叹：这些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本身！
我们用大块的片石铺垫，完成奠基。第二天，炎林过来垒纪念碑。遗憾的是，我们因为还要训练，不能参加。
9月21日一早，约上汪建来到新建成的纪念碑前。纪念碑用谷地里的碎石垒成，1.2米高，呈金字塔形。东北方向一侧，五块金属牌一字排开，上面分别刻着五名遇难队员的名字、出生年月及肖像：林礼清、雷宇、卢臻、杨磊、张兴柏。刘炎林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让碑面向西边的希夏邦马峰，而是面向东北方——那是队员们故乡的方向，温馨的寓意：让托体雪域的他们能够回望故乡。
我们按藏族习俗，在纪念碑上挂经幡。碑前一把残留的藏香。打开小瓶装二锅头，洒向碑前的碎石，默默三鞠躬。纪念碑沐浴金色晨光，抛光的银色铭牌闪闪发亮。无言站立着，逐一辨别铭牌上激光打印的头像，阳光强烈反射，只能辨认出头像的轮廓。冷色调岩石、碎石，不锈钢铭牌显得很冰冷，与四周环境协调。激光打印的头像散射温暖的色彩，却又显出生命的活力。
我端着相机拍摄纪念碑、铭牌，试图把每个铭牌上的肖像拍下来做纪念。在数码相机显示屏上查看照片效果，不理想，激光打印的头像不容易对焦。继续贴近了拍，再打开显示屏，惊讶地发现，铭牌上出现的是摄影者的清晰身影！出现了我自己的影像！
五块铭牌似五面镜子，反射着活人的影像。我猛地一愣。雪山环绕的纪念碑前，我突然醒悟到：魂归雪山的五位学子不再是人们所理解的、所赞许的、所惋惜的或所责难的对象，而仅仅是五个已经消逝的生命。生命的消逝竟然如此突如其来，让人不由得想探究它的去处。
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换位思考：假设铭牌上的名字是我的，假设死后会有另外一个意识存在，王石的灵魂是否会后悔攀登希夏邦马？倘若王石的灵魂能够选择彼岸和此岸，又会选择哪里呢？天堂、地狱或者人间，哪里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
我迷惑了，因为我还活着。登了那么多的雪山，感受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感受从死神手中抢救回山友生命的喜悦，感受亲手掩埋遇难山友的悲痛。我曾体验过极端恶劣环境下对死亡的默许，亦经历了濒临死亡时，临近“天堂大门”的美妙……我以为，这些经历足以让我坦然面对死亡。
“我思，故我在。”意识到死亡，人才开始学会思考，也才开始成其为一个个体。如果没有死亡，我们一生中就能经历无限多的东西，也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经历，人类就会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在乎时间、机会甚至所有一切。因为没有死亡，我们将有无穷多的时间、机会和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失去价值。
死亡的确定性，使得每个生命成为唯一和不可重复的，从而具有了严肃的意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为之思索。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珍惜时间，珍惜机会，因为事物有了价值，我们心中建立了一个衡量体系。
站在纪念碑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这两天我这么投入地参与山鹰社立碑？又来到碑前反复徘徊？山鹰社五位遇难山友带给我的心灵冲击，不仅仅是缅怀他们的死亡，还有反思生命的价值——如何使活着更有意义。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人非神灵，神是完美的，无所谓得到，无所谓欲求，也无从谈论神的意义——因为神意不可测。人又非动物。动物生命的意义就是存在，进而繁衍——延续存在，它们没有野心。相对于神而言，人是有缺陷的。人曾经将自己的意义归结于神。人生一世种种努力，是为了印证神的存在，增加神的荣耀，回到神的怀抱。相对于动物而言，人是有野心的，人总是不安于现状，试图创造出生命的意义，而且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人同动物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我们将自己视为一种有理性的动物、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类是永不满足的，总是在满足自己一些需要的同时，又觊觎着新出现的需要。每个人都有许多新的、不确定的或非特定的目的。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发现新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其他动物的智能只是用来获得它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终其“一生”，都呈现它们本来应该是的那个样子，“被安排于”某个固定的位置。只有人类，始终是一种半成品，保持一种开放和不确定的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尊严塑造自身”，既可以堕落到与野兽为伍，也可以升华自己，与有神性的事物平起平坐——一切都由人自己来决定。
如黑格尔所说，人非其所是，是其所非。我非我所是，我不是我天生所是的那个中国人、汉族人、男人，我也不是被生活环境决定的那个王石、万科董事长、业余登山家或者阿拉善SEE轮值主席；我是我所非，我是我所不是的东西，是我尚未成为和希望成为的东西。如果真的有创造人类的神，我们应该感谢他把人类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有一种永无止境地更新自我、超越自我边界的能力，有否定我们之前所是的东西的能力，有不断选择和否定我们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的永恒倾向。
五位山鹰社山友用生命所体现的，不正是这样一种能力和倾向吗？人的存在可以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中自我造就，活得精彩。所以人需要不断发展自身、更新自身，而不应被任何本质或性格所预定。此时在山鹰社纪念碑前徘徊的王石呢？过去20多年里，登山也罢，创业也罢，也正是一条努力摆脱预定、自我造就、活得精彩的“开放和不确定”的轨迹啊。
10月2日11点，我波澜不惊地来到了希夏邦马的顶峰，比原计划略晚。
峰顶风很大，把万科旗帜拿出来，请汪建、阿旺拉着，拍下在峰顶展旗的照片。
孔子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境界会“耳顺”。这次登山，进山时心情沉重忐忑，最后冲顶时，我的感觉却很“脚顺”。一路上来，不觉得紧张，也没有特别放松，不觉得很有难度，也不觉得易如反掌，不觉得苦累，也不是甘之如饴。姿态从容，内心淡定，没什么特别感觉，波澜不惊地就抵达顶峰了。
弹劾，弹劾！
2008年10月10日，SEE在上海召开年度理事大会。刚刚从希夏邦马峰登顶归来的我做执行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刘晓光、戴志康、杨利川、宋军[58]分别做会员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项目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进入监事会报告时间，监事长任志强一开始发言，会场气氛就紧张起来，他对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提出严厉批评：
第一，本届执行理事会成立后，提出要先把内控问题解决好再花钱。我们同意，但我们认为这是6个月就能解决的问题，12个月过去了，存款余额是2000多万，今年只花了500多万，也就是说，只完成了工作计划的77%。
第二，执行理事会批准将500万资金投向泰康人寿保险，增值保值，但是后来又多投了800万，虽然安全回收并有几十万盈利，但在程序上是严重违规的。如果问题出在执行理事会，应该责成执行理事会检讨；如果问题出在秘书处，那就应该由秘书处检讨。不能让秘书处变成决策机构，也不是秘书处来决定SEE如何发展！
尖锐直接，典型的任式风格。监事长“放炮”刚结束，参会的香港商界环保协会中国区总监吴有家获得发言机会，他认为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严重破坏规则，应该弹劾！
会场气氛越发凝重。
监事长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执行理事会同意秘书处将500万用于增值投资，但秘书处实际分两次共投了1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