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示的一幅幅黑白照片和文字说明，让你深深感受到一位伟大登山者的胸怀、面对荣誉的谦卑和成名之后的社会责任感。
为什么登山？许多人喜欢引用著名登山家马洛里的一句话“因为山在那儿”。其实，询问者要问的是：登山的目的是什么？希拉里的回答更直接些：“我最初想攀登珠穆朗玛峰，是把它作为一次对极限的挑战。”这大概就是人类不畏艰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冒险攀登高峰的动力所在吧。
懂得奋争正是生活本身向上并且永远向上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让攀登者从探险中得到快乐。
我回想自己的登山之路，自1999年攀登第一座雪山以来，10个年头过去了，登雪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并于2003年登顶珠峰。2010年4月份，我准备再次攀登珠峰。清楚记得第一次登珠峰的目标：“证明自己与众不同。”7年过去，在第二次尝试登顶珠峰时，心态则是：通过再次登顶珠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承担社会责任，宣传环保。埃德蒙·希拉里给我们后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2008年1月23日，埃德蒙·希拉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许多登山者希望死后与山为伴，希拉里生前则表示，希望家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奥克兰北部美丽的怀特玛塔港。埃德蒙·希拉里已去，但其伟大的胸怀和精神将激励后人永远向前！
尊重的可能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
1999年，上海政府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10年后，第41届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办，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看到上海世博会主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同万科“让建筑赞美生命”的品牌理念太契合了！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企业家对环境生态的态度和行动。
2007年8月，在一次与上海政府领导会晤的现场，我正式提出：希望在上海世博会做万科企业馆。
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个想法。
上海市政府一位领导坦言：世博会所有建筑都限定在世博园中，而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时建筑，如果想展现企业建筑理念何须参加世博会呢？在公共空间建一座永久性的建筑博物馆不是更好？
万科同事们也不是很理解：距世博会开幕还有两年时间，而即将召开的2008年奥运会当时正是全国焦点，为什么不赞助最赚眼球的奥运会，而是做世博馆？
我的考虑是：奥运会两个星期，世博会有184天。奥运会是运动、竞技，企业参与纯粹是打广告，而世博会主旨就是引领生活、科技创新，二者概念不一样。更重要的，世博会主题与万科一直倡导的理念吻合。根据往届世博会经验推测，上海世博会参观者可能会超过5000万人[62]，这是非常庞大的受众群体，世博会是宣传绿色环保理念的绝佳时机。
我要求上海万科跟进落实，任务落到上海万科行政总监许青川肩上。
小许第一次与世博局工作人员联系，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世博会16个独立馆已经满额，万科独立建馆参加世博会的可能性为零！
根据世博会时间表，万科要申请参展，时间无几。怎么办？万科成长起来的女职业经理人许青川，外表娇柔，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一个电话打到世博局周汉民副局长那里，周局长表示很忙，稍后会打回来。连拨几次，都是如此。小许打听到，周局长第二天10点的飞机，要出差了。
参展需要相当长的筹备周期，失去这次机会，万科可能就无缘上海世博会，在国内第一次参展世博会的梦想即告破灭？
成与不成，一定要跟周汉民见一次面！单是电话沟通，不足以表达万科参展的诚意。
小许再次拨通周局长的电话：“希望您能腾出半小时，哪怕15分钟的时间！”周汉民同意了。
第二天7点，万科人拜会周局长。整整15分钟，一直是万科人在说。小许以爱知世博会上东芝企业馆使日本国人为之振奋为例，表达了万科的决心：全力投入本届世博，一定会代表中国企业做一流场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貌，为上海世博会争得更多荣誉……周局长极少发言，但听得很认真。
几天后，周局长答复：接受万科的想法。
2009年7月29日，万科馆开工建设。一年后的5月1日，7座金灿灿的“麦垛”建筑矗立在浦江西畔。
为万科馆做设计的是几位青年设计师，他们的工作室刚刚成立不到一年，万科馆是他们第一件建成作品。
设计师选取麦秸秆压制成的麦秸板作为建筑材料。
麦子光合作用的产物有一半以上储存在秸秆中，麦秸板就相当于一个二氧化碳的封闭仓库。我们希望万科馆是一座快速搭建、快速拆卸、可搬迁、可重复利用的建筑，用麦秸板做建筑材料就很合适。最终促使设计师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的一项研究成果：从建材生产到建筑施工的总能耗中，建材生产能耗占92%，施工阶段的建材运输能耗占5%，施工作业能耗占3%。这个研究成果远远出乎大多数人甚至专业人士的想象，选择什么材料来盖房子居然如此至关重要。
设计师利用麦秸板的受压优势，构造出7个圆台。正、倒圆台间错布置，形成向心的筒内展厅，和圆台外部的流动空间。圆台顶部用ETFE（高强度氟聚合物）膜做气枕结构，气枕架空，满足通风要求，同时使室内获得充足的光线。建筑考虑了自然材料、自然采光、自然通风降温，更接近自然。
设计风格也非常符合万科的初衷：视觉上，让人联想起田野里的一个个麦秸秆垛，唤起欣赏、尊重、接受自然的观念与信心。
建筑过程中，不规则弧形也带来了许多难度。为了与外立面风格保持一致，筒内的许多东西也都设计成了不规则的弧形，不像普通建筑的成品构建可直接安装，而是需要定制加工。
麦秸板外墙的搭建也是一大难点：板和墙体要错开，才能保证麦秸板能安装上去。7个圆筒大概要安装70万平方米麦秸板，每块麦秸板长度只有4厘米，每个工人安装手法不一样，又是在曲面上安装，很容易导致表面不平。只要有一片安装不平，遇到热胀冷缩就会互相挤压。对建筑工人来说，这真是不小的挑战。
展馆建筑方案确定了，展出内容呢？比起硬件、软件——展出内容的确定是一个远为复杂的题目。关于环境话题，哪些是与我们最紧密相关、最能打动人的？
最终成形的万科馆自始至终没有提万科的名字，没有提房地产，它的核心内容非常纯粹：5个展厅，每个展厅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白蚁建筑、水的故事、沙尘暴与退耕还林、垃圾分类、人类的朋友金丝猴，每个故事都由我们身边一些人物的启发而来，表现人、城市、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启发人们想一想，什么是“尊重的可能”，响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愿景。
美国政府一位领事参观完万科馆后很不理解。在他看来，中国有两种企业，一种是政府的企业，一种是非政府的企业。万科馆所宣传的，本应是政府或政府的企业来做的事情，而不是民营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可万科这么做了。
媒体评论说：“与其说万科馆是一个企业馆，不如说它是一种企业态度的展示。”
再上珠峰
海拔6400米的珠峰南坡前进营地，紧贴着“U”形峡谷的底部，即使晴朗的日子也见不到珠穆朗玛峰的雄姿，吸引眼球的是营地北侧陡峭冰舌形成的冰塔林[63]。向导特别交代，为了防止意外，一般忌讳进入冰塔林，万不得已必须双人成行。
2003年第一次登上珠峰时52岁，为世界华人登山圈最长年龄，而之前的世界最长年龄登山者为62岁。也就在我登顶的前后，一位71岁的日本登山者三浦龙一郎从南坡登顶珠峰。我想，10年后，如果中国人登顶的最年长纪录仍是52岁，我自己来打破。只是过了7年，我已做好了再次登珠峰的准备。
2010年，为配合上海世博会和“2049·尊重的可能”万科馆的活动，我决定把再上珠峰的计划提前两年，把上海世博会旗帜带到珠峰之巅。
因为万科馆中有介绍台北垃圾分类回收的内容，为了推动大众对此的认知，我们在攀登珠峰的同时，发起了以“零公里行动”为主题的垃圾回收活动。
既然是第二次攀登，当然希望有一些全新的体验和挑战。我选择从南坡来攀登珠峰。
2010年4月9日，我们进入海拔5400米的珠穆朗玛峰南玻大本营，雪峰环绕。
这支18人的EMX国际攀登队（其中有7名中国队员）由12个国家的人组成，年龄集中在40~6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70岁的日本女性企业家，然后是一名65岁的美国登山者，我60岁，排在第三位。我这个年岁在国内人们看来就觉得不合适登山了，在国外似乎才刚开始。
大本营设在孔布冰川侧积垄上，由于几座海拔7000米雪峰阻挡，即使晴空万里，也看不到珠峰顶峰，反而是千姿百态的孔布冰川时刻吸引着眼球，刺激神经；不断传来的轰隆声和冒起的雪雾，提醒登山者：冰瀑高悬的孔布冰川在崩塌！
珠穆朗玛峰约有冰川600多条，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在南坡攀登珠峰，路线有七八条之多，但无论哪条路线，都无法回避穿越孔布冰川。
南坡向阳，冰体融化，或倾斜的冰体太重，都会发生冰崩。雪崩可怕，但有葬身之地，冰崩更可怕，人被砸成粉碎，死无可葬之身。缓慢移动的冰川就如同一大堆冰块组合而成，冰崩使冰块沿着峭壁翻滚而下，危险异常。过孔布冰川，就等于把头颅放在老虎口。
4月25日凌晨2点，我们戴上安全盔，全副装备，第一次穿越孔布冰川。按照经验，登山者必须在日出前、冰川相对稳定期间迅速穿越。
头灯闪烁，沿着架好的安全绳上攀，脚下发出冰爪抓冰的嚓嚓声，胸腔是咚咚的心跳声。宽不过1米的冰裂缝，可以一跃而过，但最宽的裂隙甚至超过10米，陡峭的冰壁超过20米。过这些障碍，就只有使用铝梯。咔嚓、咔嚓，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每次过“铝桥”，都会紧张得手心沁汗，心脏似蹦出喉咙般狂跳——类似这样的“铝桥”有近40座在前面等着呢！
过了孔布冰川，天亮了。
太阳出来，周身温暖。很快，温度升高，上身脱得只剩下一件排汗衫仍感到酷热难耐，汗流浃背。此时的孔布冰川成了“反光聚热锅”，冰层开始迅速融化，耳边流水潺潺的声音，景色美极了……
走在身后的是向导伍迪，新西兰人。这位曾5次从南坡登顶珠峰的新西兰向导说：这里温度一年比一年热，冰川融化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之前在网上曾读到：冰川的快速融化对恒河、印度河和湄公河等7大河流下游数亿人的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冰川融化速度快，无法起到缓和水流的“水库”作用，下游在旱季降雨很少，而雨季却很有可能造成洪水泛滥。亚洲面临淡水短缺的威胁：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淡水储量却只占全球的36%……
穿越孔布冰川固然令登山者胆战心惊，但冰川的融化速度大大超过正常值，引起冰川融化的温室效应才是真正的恐怖啊！
组织这次珠峰活动的是罗塞尔公司。罗塞尔告诉我们，去年冰峰台这边的表面还是平的，因为天气变暖，今年已经是坑坑洼洼了，搭好的帐篷也就高高低低了。罗塞尔公司的活动是出了名的重视环保，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各类食品等生活垃圾要严格分类放置，连队员的大便也要自己最后携带回加德满都处理，所以，大小便要分开……
4月17日到18日，大本营搞了一个喜马拉雅变迁展览，陈列展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照片，一张张看过来，明显看到气候变暖的作用。展览发起人是1996年的纪录片《珠穆朗玛》的制片人，现在专职做环保摄影师。他这次来，将使用三维影像技术拍摄珠峰，见证冰川的消融和喜马拉雅的变迁。冰河在慢慢消失，按照目前的人类活动模式，再不进行有计划的环境保护，估计在50年内珠峰附近冰川将全部消失。
5月22日，我成功从南坡登顶珠峰，并将上海世博会旗帜和万科旗帜带上了峰顶。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由腾讯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零公里行动”同时进行，呼应“尊重的可能”的主题。活动包括三个部分：珠峰北坡垃圾清扫、社区垃圾分类和互联网推广垃圾分类。
解决垃圾危机，决定性的环节是前端的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垃圾丢出去的那一刻，这就是“零公里行动”名字的含义。我们举手之劳，将决定垃圾是变成资源，还是威胁。城市环境的好坏，不在若干公里之外兴建的填埋场或焚烧厂，而是取决于零公里处。
“零公里行动”的珠峰北坡清扫行动由西藏登山学校的15名专业登山队员执行，腾讯、万科志愿者配合，贯穿从3月底至5月底的整个珠峰登山季。在每年的登山过程中，都会有不少空氧气瓶被丢弃在珠峰，8000米以下地区，尤其是大本营一带的垃圾，目前已经有持续、定期的清扫，但极高海拔地区的垃圾清扫难度非常大。
此次垃圾清扫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大规模、高海拔清扫活动，将在7790~8844米的极高海拔区域进行，计划清扫超过200个废弃氧气瓶和2吨垃圾。
下撤到大本营，即刻起程转往北坡，参与那里的“零公里行动”，看望清扫队员和腾讯、万科的志愿者。
垃圾分类
作为“零公里行动”的一部分，万科在自己服务的社区发起垃圾分类行动，虽然是在低海拔的活动，但实现的难度远远大于珠峰清扫垃圾。
2004年，我国的城市垃圾生产量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各地纷纷发生垃圾围城的危机，比如北京市的所有垃圾填埋场已经饱和。武汉万科四季花城项目因附近一座垃圾场不能按时关闭引起项目居民的强烈抗议，成为当时武汉媒体关注的事件。如何有效处理城市垃圾已成为中国城市管理的头疼难题。
在巨大压力下，中国开始了庞大的焚烧炉建设计划。2000年以来，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各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频频推出。
垃圾焚烧法比起填埋法，效率高、占地面积小，一度被视为“减量快”的好方法。日本曾一哄而起地建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成为世界垃圾焚烧炉数量第一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进行效仿，把垃圾焚烧推向了高潮。
然而，垃圾焚烧法却一直未能被民众接受，倒不是因为它耗资昂贵、操作复杂、浪费资源这些弊病，而是因为它的潜伏污染更重。文献称，每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约5000立方米废气，还会留下原有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即使是先进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
在有害物质中，最主要成分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致癌物。二噁英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只有通过化学合成才能产生，毒性是氰化钾的100倍，砒霜的900倍。二噁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会在人体内不断积累。
处理垃圾的有效做法其实早已存在：通过提倡循环再用和减少包装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量。即使没有得到循环利用，仅仅是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分类，都能使焚化炉的排放更容易达到标准。因为焚烧单一成分时，温度可以被更精确地控制。这也是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减量、再利用、再循环。重要的是在源头减量，实行垃圾分类。
据统计，城市垃圾总量的30%来源于建筑垃圾。作为住宅行业的领跑者，万科2010年实现主流产品全部装修房，并努力推行住宅产业化，可以将建筑垃圾至少减少70%。
2009年，我在台北参观城市垃圾分类的情况，了解到台北市民通过自发行动，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的同时，民众意识也有很大提升。我有了在万科小区推动垃圾分类的想法，回到大陆，和总部同事谈起这个想法，无意中得知：北京万科有一个小区，三年多以来一直坚持试验社区垃圾分类，并且在小区配备的处理设备中完成厨余垃圾处理！
“哦？”即便是身为董事长的我也很难想象，在没有公司考核指标、没有上司布置任务的情况下，一个小区会主动做难度这么大的工作。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北京万科西山庭院，居民644户1800余人，日产生活垃圾1.2吨左右。2006年5月，这个小区获得当地政府“绿化示范单位”奖项。政府说：有两种奖励方式，一个是给奖金，另外一个是奖一台微生物厨余处理器。
物业的同事一琢磨，跟政府要钱，多不好呀，不如要机器吧。
把机器要回来，发现要让这台机器转起来，光接上电还不行，后面得配上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动员系统。机器就放那儿了。
偏偏这时新上任的小区物业经理骆玉田是个实心眼，一看机器都来了，哪儿能这么荒废呢？用起来总不是坏事吧？
西山庭院要做垃圾分类，有一些优势，首先，这里是高校科研单位集中地，居民素质很高。但是素质再高的业主，一开始也不知道垃圾要如何分类，物业把管理员的电话公示出来后，业主最经常打电话咨询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分类？
骆玉田想到，业主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源头，如何提高他们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是问题关键。她把人群细分为：老人、孩子、保姆、成年业主，分别采用不同方式。比如，保姆和老人参与意识比较薄弱，为他们制作了小卡片，说的是生活当中节水、节电、绿化环保等知识小窍门；给成年业主发放的是环境问题文摘；给家庭主妇的是印有垃圾分类类别的冰箱贴，帮助她们提高分类的准确性。
每个月的第四个周六，西山庭院物业会在小区做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和交易活动，业主们可以用30个利乐包装和1公斤废旧塑料，从物业换得90个垃圾袋，这些塑料袋印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字样，每种30个。
见效不大，但是骆玉田和她的同事坚持了一年，业主没有分好的，物业同事自己再进行“二次分拣”。政府一看，“好家伙，这帮人真有毅力啊！”就做了许多工作帮助解决后端的衔接工作。塑料瓶、报纸等被认为是高附加值的废弃物，一家回收公司为此愿意每年交纳6000元管理费，驻扎在小区里回收。而一次性塑料袋、利乐包等这类被认为是低附加值的废弃物，则被利乐公司回收再利用。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绿化垃圾由环卫局运走。
社区最难处理的是厨余垃圾，因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社区垃圾超过50%都在厨房产生。西山庭院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24小时运转，每300公斤厨余垃圾经过机器高温分解，变成35公斤到40公斤的有机肥。每年的5月和10月，西山庭院的花草树木都要施肥，这些肥料便来源于厨余垃圾分解成的有机肥。物业也会将有机肥作为垃圾分类的奖励，送给业主们。
渐渐地，小区垃圾减量率平均在30%以上，可回收纸箱、报纸、塑料、金属等回收物100公斤，平均每天处理厨余垃圾120公斤左右，并且规范了小区内可回收垃圾的管理。2007年，西山庭院成为北京市垃圾分类试点单位。2010年4月，西山庭院成为北京市垃圾分类“零废弃”试点单位。
我来到西山庭院参观，大感惊讶，又被骆玉田和物业服务中心同事们的执着和努力感动：没有上级指令，不纳入考核目标，是什么支撑他们做这样一件艰难的工作，而且一做四年，终于做出成绩来？
我问小骆，需不需要公司给予什么帮助？小骆回答：政府奖励的机器用了几年，现在老化，处理能力下降，公司能不能配备新的机器？
“当然能！”
我了解到，西山庭院的分类垃圾减少量达到了46%，同时环境也比以前更加整洁干净。调查问卷显示，住宅小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知晓率95%、参与率88%、支持率95%、正确投放率60%——目前，这是万科社区垃圾分类的最高级别S级，被列为参观级社区。政府对西山庭院的做法也高度重视，2011年，这里每天接待参观的人数已经直逼万科总部。
我对在万科社区实行垃圾分类越来越有信心，这信心来自北京西山庭院——既然这里可行，意味着万科的社区都可推行。
下一步目标，是万科在全国29个城市的100多个社区。
[62]上海世博会原来预测参观人数5000万人，实际最终突破了7000万人。
[63]冰塔林是只有在低纬度、大陆腹地的冰川才可能出现的景观。起初是冰川末端的冰面融化，出现一些裂缝，然后纵横相间的裂隙继续融化，把冰川表面分割成一个个冰块，最终变成塔状。能完成这个过程的条件是“融化速度慢”和“阳光角度接近垂直”。
身处大陆腹地、缺少海洋暖湿气流补给雨雪的冰川叫“大陆性冰川”，这样的冰川，向下运动的速度慢，末端冰舌有充分的时间慢慢融化。而“海洋性冰川”运动速度相对较快，末端冰舌能延伸到海拔很低的地方，海拔低意味着气温高，冰融化的速度也快，所以难以形成冰塔林。在低纬度地区，夏季太阳光近乎垂直照射，像一把饱含热量的刀子，直直戳入厚厚的冰川，把冰川从垂直方向切割。而高纬度地区即使在正午，阳光也是斜射的。如果“刀子”是斜的，切开冰块的裂缝也不会垂直，当然难以形成塔形的冰柱。
冰塔缝隙中显示出的蓝色，是冰川冰的一大特征，因为冰雪在冰川内部要承受巨大的重压，冰晶细微的结构发生改变，对光线的折射与反射也发生变化，才能显示出独特的蓝色。
第三部分
2011~2013年
第一学期 游学
百战归来再读书
1983年只身从广州到深圳创业时，看不清经济特区的前途，只是想过渡两年，把深圳作为出国留学的跳板。当时我向往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中意的学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想，做企业之后就没动过窝。时间飞快消逝，年龄增大，留学的梦想倒是始终在脑袋里萦绕，直到近50岁才感觉过了留学年龄，不再去想了。过去10年，公司之外，我将精力主要用在户外探险和社会公益活动上，亦觉得很充实。但一件偶然事情却改变了我的生活节奏，这一改变，让一个从未设想的舞台徐徐展开……
事情还得从一次会议说起。2010年初，应高希均先生邀请，参加由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在台北举办的论坛。会议间隙，阿拉善SEE财务总监张敏[64]介绍我认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一位干练的教育管理专家。我以为陈院长也是论坛讲演嘉宾，但她的回答令我意外：“我就是特意为了来见你的。”
为什么在台北？深圳与香港相邻，见面不是更容易吗？
“因为和万科相关部门约了几次，都约不上。”
是这样，什么事呢？
“邀请你去香港科技大商学院给EMBA班学员讲课。我听过你的讲演，很有感染力。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一定会受学员欢迎。你知道我们商学院EMBA在国际上的排位吗？……”
陈院长再介绍了些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内心很激动，被院长的诚恳和用心而感动。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几年我产生了到大学商学院教书的念头，而且在不同场合同几所商学院的主管都有所表示。或许他们以为我是说笑，或许商学院的兴趣只在我每次两个小时的讲演问答，总之，没有回应。没想到陈院长主动登门拜访，竟找到了台北。被感动，又有需求，一拍即合。
很快，科大商学院安排了一个小型欢迎会，科大陈院长给我发了正式聘书，合同一年。案例教学，同以往大学讲演有两点区别：首先，讲演一般一个半小时，再加一个小时的问答交流，再怎么延长也超不过四个小时；讲课却至少要安排两天12个学时或三天16个学时。其次，讲演即兴发挥的空间很大，也适合有感而发；授课却要拟大纲编讲义，不仅要考虑逻辑上站得住脚，还要在管理学上寻找理论依据。嘿嘿，看来，以前各家商学院不回应我做兼职教授的话题是有道理的！
站在教授的讲台上，我失去了作为企业家讲演时的信心和风采。教学和讲演是两回事。我早年创业和登山探险的故事固然引人入胜，但如何整理成可举一反三的案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的不足，显然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都不是负责的态度。在教了两个班的课程之后，我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那年4月，我在北京参加哈佛大学中国基金安排的答谢宴会。三年前，万科成为哈佛合作伙伴，每年接待哈佛本科生的暑期实习。合作的中国单位有泰康保险、招商银行、TCL、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饭桌上没有固定的谈话主题，聊到东西方教育差异时，中国基金执行主任以不经意的口吻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短的三个月或半年，长的一年。”我没有任何思索，本能地回应：“有兴趣，一年。”
答谢晚会上，哈佛实习生做汇报演出。现代舞、小提琴、钢琴、非洲土风舞、女高音独唱，演出水准之高令人意外！坐在一侧的执行主任凑近耳语：“两位跳现代舞的，一位学经济，一位是学化学，已分别被波士顿和芝加哥的专业舞团招聘。”“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教育体系看来，是不务正业啊。哈佛生果然不同凡响。”
演出结束，执行主任在答谢词中特别提到哈佛生的素质：“哈佛生除了智商高以外，还必须具备三者之一：体育好，或具有某类艺术专长，如果两者不具备，第三个条件是要有过苦难经历。对有理想、具备知识的人来说，苦难经历是财富，比如这次在场的实习生中就有经历过从越南逃离、途中又遭遇海盗的。对于缺乏胸怀、没有能力的大众来说，苦难就是苦难，多了就是灾难；但对有理想追求、有道德情操的人来说，苦难经历就是财富。比如曼德拉因反对种族隔离被判入狱失去自由29年，但正是这种苦难铸就了伟大的心灵和胸怀，出狱后坚定地奉行宽恕、和解，促进了南非非暴力民主进程，造就了南非的新生……”
答谢宴会后，就等着哈佛的邀请。
迟迟没有消息。我疑惑了，难道这次邀请只是餐桌上谈谈而已，我给认真了？后来才知道，在学校内部讨论会上，对为什么邀请一位中国企业家到哈佛做访问学者有很大争议，一时争执不下。7月份，又在香港安排了一次会面，对方是哈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凯博文教授是哈佛医学院资深神经心理学专家，80年代曾在长沙湘雅医学院教学，又是一位汉学家。对话是用中文进行的。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不行贿”是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教授的认可和积极回应：“哈佛欢迎你，来吧！”哦，面试通过了。后来收到的邀请函是凯博文签发的。我到哈佛之后，一些朋友很纳闷儿：进哈佛需要办哪些手续？就我的感觉，只要哈佛的教授发一封邀请函就行了，邀请函就是进哈佛的通行证。
收到邀请函，助理开始办相关手续。我却心虚了：英语只保留了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听、说只能应付酒店出入，就这水平，怎么到哈佛学习？7、8月份到深圳某英语培训机构恶补英语口语，进展几乎是零。就要开学了，空投到波士顿再说吧？语言就是个环境，车到山前必有路。后来因为不可抗力原因，哈佛秋季开学时我没能成行，没有懊恼，反而庆幸有了更多准备时间——扪心自问，我还没有做好去英语环境中生活、学习的思想准备。就这样，秋季学期溜了过去。
转眼到了2011年。春季开学在1月25日，而这一年春节在2月份。我让助理转告学校：在中国过春节后再去哈佛——这是还没报到就准备逃课了！
助理转告助理主任米尔先生的回话：“办公室早已经安排好了，你到底来不来？我们这是哈佛。”听这话中有话，我即刻表态：“到波士顿去过春节！”
捡几本薄册子随身：弗兰西斯·柯林斯《生命的语言》、雅克·德里达《宗教》、詹姆斯·康斯勒《没有石油的明天》、迈克尔·博尔特《进化与人类的终结》，匆匆出发。香港飞波士顿，旧金山中转入关。脱鞋解腰带提裤子过安检门，提示板：安全第一！稍有可疑，旅客就被请进一间玻璃亭，举双手，鼓风吹全身，就像投降的战俘。很滑稽！美国航母战斧导弹可以耀武扬威将一个不听话的国家政权颠覆，本土安全却如履薄冰，丝毫没有安全感。
继续飞行，降落在波士顿机场。东北大学的杨晓晖教授和她先生、设计师邓东，以及曾经在万科工作、正在哈佛读博士的常征接机。夜色中驱车进波士顿市区。
波士顿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积聚着财富，也孕育着文化。它曾经是重要的航运港口和制造业中心，今天则是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产业中心。穿过冰封的查尔斯河，进入剑桥。我租住的公寓属校产，只对访问学者出租。据说，中国才女张爱玲也曾住过这栋红砖楼。
早上起来，哈佛校区，雪花纷纷扬扬。裹得严实的学生步履匆匆，寒风凛冽，红砖楼、尖顶教堂、钟声、雪地上跳跃追逐的小松鼠、披上一层雪毯的哈佛先生坐像……注册，布置公寓，超市购物，熟悉地铁。
常征安排了我参加常春藤盟校中国留学生会联合举办的2011年迎新春晚会。晚会在哈佛纪念堂举行，1000座的剧场被挤得满腾腾的，同东亚研究有关的一些教授也应邀参加。印象深刻的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的致辞。西装笔挺的教授叽里呱啦一通说，显然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听众正疑惑之际，教授解释：致辞用的是古满语。常征小声解释，欧立德教授以研究清朝满文档案著称，以满人眼光看清史，是哈佛清史研究的新领军人物……
中国留学生的表演很精彩，又很亲切。我正兴致勃勃观看，一旁的常征传递过来一张纸条：“王总，一会儿配合做一个魔术节目，介意吗？”我点了点头。
是一个综合杂技和魔术的节目，表演者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哈佛教育学院的研究生。主持人介绍：“有一位神秘嘉宾将上台协助表演。”说出我名字时，台下中国学子发出意外惊叹、掌声。我的角色是抽取表演者手中的扑克牌，看他能不能猜中牌的花色和点数。因为简单，配合得蛮默契。节目完，主持人让我说两句，我引用哈佛中国基金执行主任的说法：“今晚感到了中国留学生的文艺才华，不知道大家体育运动的水平如何呢？如果有喜欢滑雪的，可以周末一起去新罕布什尔州的滑雪场滑雪。有响应的吗？”
硬闯语言关
在亚洲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块用作日程提示的软木板，我钉上了课程表和各种讲座招贴。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课程表不是哈佛的，而是语言学校的。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我上午在语言学校，下午在哈佛听讲座，兼试听课程。
语言学校位置在公寓和校区之间，步行只需6分钟，很方便。英语课程分初、中、高、最高级四个等级。入学考试，根据测试的水平分班。我进了中级班。每个等级10个星期的课程，周末考试，10个星期后大考，通过了上一个等级，不及格就再上一轮原来等级10个星期的课，以此类推。也有选修课，不计考试成绩。去语言学校报到那天，同学误以为来了位老教师。
8:30~11:30是正式语言课，11:40~13:00选修商业英语、速读速写等课程。一个班约十二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国，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二三岁，很少超过三十岁的。感觉是和一群小屁孩儿混。课堂强调互动，经常把同学一对一分组，一个同学比画单词的意思，另一个猜，看哪个小组先胜——我所在的小组经常垫底。周末考试，有的同学不到30分钟交卷扬长而去，其他的也陆续交卷，最后教室只剩下一个埋头答卷的学生。监考老师走到面前，伸出手：“皮特，已经超时了。”把考卷交出的瞬间，放松和疲劳感充满全身，只想返回公寓倒头就睡。从星期一早起上课，就盼着可以睡懒觉的星期六。
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的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7点半结束晚饭，8点做语言学校布置的作业：语法造句和一篇作文。作文费些功夫，但10点前能够完成。不过，费神的还没开始。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波士顿的2月大雪纷飞，老式公寓里暖气热度不足，得来杯热咖啡暖身提神，开始翻下午哈佛讲座的英文笔记。我是怎么听英语讲座的呢？第一，选择讲座时，首选讲演者用PPT的讲座；再就是，由杨教授安排，请一位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随我一起听讲座，帮做英文笔记。熬夜的功课，就是要弄明白眼前的英文笔记。一些单词、术语，甭说英文，就是翻成中文我也一头雾水。
公寓临街，凌晨清晰听到扫雪车“叮当叮当”的警铃声。感到浑身冰凉时，下意识起身去厨房，水壶在电炉上，水早已烧干，壶底烧得红彤彤的，壶盖上的塑料扣已经熔化。冷却之后，水壶照样还能烧水！这质量——德国牌子。当听到垃圾车的隆隆噪声时，窗外透出曙光，看表，4点钟，做完做不完都必须停下来去休息了。
躺在床上，无法入眠，神经仍处在兴奋状态，告诫自己必须要睡一会儿，但怎么都睡不着。创业那些年，压力非常大，但睡眠一直很好，而且越是困难时期，睡眠越好，反正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登山的时候只是肉体上折磨，心理上恐惧，但登珠峰也就是熬两个月，在哈佛至少要熬12个月！问题是：登山熬两个月，能登顶珠峰，而在哈佛熬下去——没有结果就罢了，别熬出个抑郁症来。
其实泡泡图书馆，做自己喜欢的选题，再聘请个翻译，也不影响和教授交流，何必如此苛求自己呢？但就此放弃吗？我真的尽到最大努力了吗？能到哈佛进修的机会对我来说，就此一次。这样放弃了将来不后悔吗？不记得是哪位哲人的话：存在可以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中自我造就，活得精彩。人需要不断发展自身、更新自身，而不应该被任何本质或性格所预设。过去20多年，创业、探险，好奇、自我不满足，不正是努力摆脱预定、自我造就、修为的轨迹吗？继续熬，无论如何，太阳照样会从东方升起。
第二天清晨，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3分钟早餐。背上背包，精神抖擞走在学校路上。
原来周末滑雪的计划，去了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太阳谷滑雪场就再也没有动力了，因为周末也用来学习语言。根据访问学者的语言能力，亚洲研究中心会介绍英语导师。给我安排的是一位女士，出版社的退休编辑，有很好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每周三次交际语言训练，一次一个半小时。周一至周日，每天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的，尽量避免应酬，尤其避免和中国学者、中国留学生应酬。这样做两个原因：第一，晚饭应酬至少一个半小时，平时做作业就要做到凌晨两三点钟，如果有应酬就得做到凌晨4点钟了；第二，和中国学者、学生是用中文交流，对学习英文没有任何帮助。哈佛的学生组织非常活跃，包括中国留学生的组织，但他们请去讲演，我都拒绝了，只有讲环保话题、绿色经济的才例外，而且前提是让我用英文讲演，既宣传环保又训练英语能力，一举两得。
3月的波士顿雨雪交替，整个城市湿漉漉的，雨伞成了必备，雨靴也要添置。乍暖还寒，校园的玉兰树、北美狗木树冒出嫩芽。即使匆匆赶路，见到草地活泼跳跃追逐的灰松鼠，还是忍不住停留片刻观察，太可爱了。
所住公寓的隔壁曾是一所神学院，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每天清晨，透过窗户望过去，竟有置身修道院的感觉。一提修道院，不免和清苦呆板幽闭营养不良联系在一起。其实，清苦（不是饥饿）倒是有益健康的，现代人营养过剩，疾病多多；隔绝的环境有益于潜心学习、接近真理。哈佛的校训是“真理”，然而身处繁华浮躁的环境中如何追求、接近真理？追求真理必须全神贯注，否则只会无功而返。努力吧，清苦一点是必需的。
中国碑
哈佛校园有许多门，我习惯选择去主图书馆比较方便的校门出入。小径一侧是庞大的图书馆大楼的红砖侧墙，另一侧则是小尺度教学楼、白雪覆盖的草坪。雪地上追逐的小松鼠引我停步，机警的它又一溜烟蹿到了附近的树干上消失。注意到草坪上一座似雕塑的物品，约5米高，被一件绿色的防雨布罩子严严实实遮盖着。什么东西呢？
樱树花蕾在微风中跃跃欲试，昨夜还紧闭的玉兰花蕾，突然绽放枝头，馨香沁鼻。春天已到哈佛园。雪消融，绿草坪上的罩子拿掉了，竖立着的竟是一座汉白玉碑。出乎意料！中华传统制式的石碑同周边的环境不大协调。我凑近看：龟身狮头的神兽驮着石碑，碑额浮雕“二龙戏珠”及祥云图案，碑体两侧祥云、龙身环绕，碑文浅刻着行楷汉字。岁月侵蚀，石碑呈现裂纹，文字已模糊不容易辨认。身处哈佛校园，仰视如此精美的高大石碑，不禁感叹！是谁把这座汉白玉碑立在哈佛校园，但又是如此不起眼的角落呢？
细辨碑文：“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繇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繇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300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士顿市，嗣在剑桥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大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30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灌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馨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落款：“公历1936年9月哈佛中国留学生全体同学敬立。”
时间上算，学成归国的中国哈佛留学生进校时间不早于20世纪初，正是古老中国求变图存的洋务运动后期留学热。25年前，我曾读过的一本书《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先生少入教会学校，1847年以19岁的年龄赴美留学，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书中记述：“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容闳1855年回国，旋即投入到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奔走呼吁17年，倡议派幼童前往美国留学。1872年，担任学监的容闳带领第一批30名幼童远赴美国，开创了中国近代官派留学之路。之后，陆续到达美国的学童共120名。幼童留美计划持续了10年，最后因朝廷保守派的阻挠而中断。虽然归国的“幼童生”受到朝廷的歧视，像囚犯一样被看管起来，但还是产生了詹天佑、唐绍仪、吴仰曾、蔡绍基等一批杰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