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美国通过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决议案，并将该款用于为中国培养留学生。第一批47名学生于1909年送到美国，此后至1922年，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人有21位。中国现代气象学之父竺可桢，是在哈佛攻读气象学，191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中国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胡刚复，1918年获哈佛博士学位。还有杨杏佛、林语堂、吴宓、贺麟、梁实秋、胡先骕……
1928年之后，哈佛燕京学会在燕京大学成立，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万科馆讲述的中国环保民间领袖梁从诫先生，他的父亲、著名建筑教育家梁思成就属于这批留学生之一。1928年，梁思成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进入哈佛美术研究院，回国后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创建清华建筑系。
早年负笈海外的哈佛中国留学生，为开拓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眼前的这块汉白玉石碑静静地立在哈佛校园里已有75个春秋，见证着中国学子的求学之路。最新数字，2011年秋季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学者注册人数已超过500人，中国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留学生国。
每天都有大批的游客参观哈佛校园，铜塑哈佛先生坐像是必然参观的项目，其伸出的右脚也被游客摩挲得锃亮。位于西侧的汉白玉石碑却不被人注意。驮石碑的赑屃四爪鼎力，昂首向前，给人以充满力量、不畏艰辛、忍辱负重的印象。中国古代传说龙有九子，各有所好，二子赑屃喜欢背负重物，所以背上总驮着一块重重的石碑。当时中国留学生所承载的不就是沉重的国运、族运吗？
英文演讲
哈佛纪念堂迎春晚会上亮相之后，常春藤联盟各家中国学生会组织发出讲演邀请，担心影响学习，能拒绝的就拒绝，但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WWFus）的邀请，我却爽快答应了。2008年夏天，第一次访问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WWFus，“大熊猫”形象标志深感有亲和力。此后，万科同WWF北京办公室建立了业务关系，共同推动“反盗伐，推动木材绿色环保认证”的环保行动。
WWFus知道我在哈佛访学，邀请我参加WWF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做专题演讲。我主动提出：用英文讲演。
英文由拼音字母组成，即使对话磕磕巴巴，念总能念下来吧？问题只是单词的重音把握对不对，语句说得流畅不流畅。30分钟的讲演，能坚持到底吗？本来睡眠就不足，额外增加讲演练习，几乎有些体力不支了。大考前的感觉。
2月24日，波士顿飞华盛顿。安排接待的是WWFus的牛红卫女士，负责中国业务，红卫的热情、周到让我紧绷的神经略微放松。讲演安排在总部三楼报告厅。做了PPT，就算听众听不懂我讲什么，还有PPT文字辅助。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声音干涩、低沉，不像是从自己嗓子发出的。接着，脑袋有些空白，张开嘴却没有发出声。听众在看着我。是不是就此打住改讲中文？之前红卫关照过：如果感觉中文更能发挥的话，她随时可以做翻译。定了定神，变得嘶哑的嗓子开始念英文稿。虽说是念稿，念的却是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故事一：2002年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据记载这是一座常年积雪的雪山，但我登到顶峰也没有看到雪。全球气候变暖，常年雪山变成了季节雪山。预测30年内，乞力马扎罗顶峰的冰川将全部融化，造成生态灾难。越接近大自然，越感受到全球变暖的趋势。
故事二：热带雨林捕捉、固化二氧化碳，是地球不可或缺的“肺”。但全球砍伐木材70%输出中国；在中国，建筑工地上使用的木材占了总用量的70%，其中的70%又是消耗在住宅工地上。万科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住宅开发企业。万科应该怎么办？我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却吓了对方一跳，因为只有绿色和平组织出击大企业，从未有大企业主动找上门的。
故事三：从日本引进工厂化施工工艺，木材减少使用85%，水减少消耗60%，建筑垃圾减少90%……
此时，念稿的我已经是汗淋淋，但故事引起了共鸣，听众为一家中国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所感染。
悬着的心算是平定下来，但对纠正发音却没有帮助，难发音的词要重复三四次才顺过来。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前排的一些听众这时候小声、打提前量念PPT的稿子，引导我正确发音。
故事结尾：建设部2007年公布了类似美国LEED标准的建筑指标体系——绿色三星。2009年，只有万科的一个项目达标。到2010年，更多的企业申请绿色三星，30多个达标项目，万科占到60%，预计2011年万科仍会占到全国绿色三星项目的50%。在住宅市场上，万科市场份额只是2%，仅仅一花独秀，对全国碳减排指标意义不大，万科不仅自己做绿色建筑，更要在行业内积极推广。这就是为什么万科和WWF合作，从开始减少木材使用，到保护热带雨林。
讲演获得成功，在公共场合说英语，有了心理上的突破。
返回波士顿，即刻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4月份又接到邀请，参加WWF50周年的庆祝活动。
“哎，不是参加过了吗？”
那是美国WWF的庆祝活动，现在是WWF全球总部的，全球总部在日内瓦的格兰德，庆祝活动在瑞士的古城圣加仑。全世界70多个国家WWF基金的负责人聚在圣加仑“年会+50周年庆祝活动”。一天论坛，10个主讲嘉宾，其中两位企业家，一位是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另一位是万科董事长。但这次不仅仅讲演，还有讲演之后的问答环节。“还用英文讲演吗？”当然。“问答环节也用英文？”我可以用英文回答，问题是不确定能不能听懂提问者的问题，也不确定提问者能听懂我的回答。经协商，在回答问题环节时，借助一位英文翻译。
5月初，波士顿飞苏黎世，苏黎世再向东车行约一个小时，到达位于博登湖畔的圣加仑。山湖环抱的圣加仑是座古色古香的小城，曾是瑞士东部地区的宗教中心。8世纪时建成的圣加仑修道院，是中世纪欧洲的学术圣地，空前繁盛。现在建筑已不再作为修道院使用，却因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大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二天晨5点钟起身，乘车30分钟，山径攀登。知道我嗜好户外运动，WWFus特意安排了这个活动，同行的是WWFus的首席执行官司卡特先生。晨曦中，沿山径上行，绿草如茵的缓坡草地，新鲜的牛粪，哞哞的牛叫声，教堂的钟声，金色晨光洒向与德国交界的博登湖。卡特先生也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长期从事环保事业，喜欢猫科动物，心愿是能在大自然环境中亲眼看到雪豹，而不是在动物园里。保护濒临灭绝的雪豹是WWFus正在进行的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两小时登顶，一小时下山。当9点钟出现在会议厅时，感觉浑身清爽。
WWF于1961年成立，已走过51年历程，是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拥有将近520万支持者和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的机构网络。WWF发起超过12000个环保项目，其中保护野生老虎、海洋动物、热带雨林，控制象牙和犀牛角等项目已经深入人心。十几年登山经验，我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能看到WWF的熊猫标志，在中国城市几乎家喻户晓。1996年，WWF成立北京办事处，陆续全国成立8个办公室，资助开展了100多个项目。其特有的黑白两色熊猫标志，为世人熟悉、喜欢。
在我之前的讲演者是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波尔曼先生。一米九几的波尔曼先生脸色红润，讲台上挥洒自如，紧紧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成立于1929年的联合利华由英国Lever公司与荷兰Margarine United公司联合组建，是全球最大的快速消费品公司之一，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7万名雇员。每天有20亿消费者在世界各地使用其产品，包括食品、家庭护理及个人护理产品。联合利华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赢得广泛认可：连续10年荣获“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食品行业第一名。2010年，联合利华提出可持续行动计划，到2020年实现三大目标：环境影响减半，100%农业原料可持续采购，10亿人健康水平提高。
轮到中国企业家了。有过华盛顿的经历，走上讲台不再紧张。仍是三个环保故事的思路，在感受全球变暖的个人经历中，增加了几幅图片：2006年1月在南极点打赤膊翻跟头；2007年5月穿越新疆罗布泊，见证52度高温。“作为一个大自然爱好者，你越接近自然，越能感受大自然在变暖……”亲历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我认为中国政府“2020年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的表态是个重大转折。中国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在减排目标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建筑里的能源消耗（照明、取暖、降温）占了社会总能源消耗的30%~35%。按照万科的绿色建筑目标，2020年，万科可以贡献中国减排指标的1.2‰，如果全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达到万科的水平，将占中国减排的12.5%。
故事形象，数字简洁有说服力，获得掌声。问题出在问答环节。我发现，我的回答翻译成英文，意思同中文差距很大，甚至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忍不住示意翻译打住。“还是我用英语直接回答吧，我的意思是……”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哇啦哇啦回答问题。怎么会有那么多从来没用过的语句一下冒了出来？
会议间隙，许多国家的WWF基金代表邀请交流，有意思的是尼泊尔WWF办公室的代表。2010年5月，我完成南坡登顶珠峰之后，在加德满都休整，其间特意拜访了这家办公室，探讨如何在中尼边境线保护野生动物。可惜，负责人当时在野外，没能见上面。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次在圣加仑见了面。
返回波士顿没多久，WWF总部和WWFus都向我发出邀请，希望加入其董事会。很珍惜这种信任，但选择哪一家合适呢？逻辑上，当然是担任在日内瓦的WWF总部董事，但我人在美国，而且这几年在中国合作的环保项目也是和WWFus接触更多些，人脉比较熟。假如是你，选择哪一家？
WWF两次讲演的成功，给了我鼓舞。似乎找到一条练习讲英语的方法，那就是创造讲演机会。之后，9月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城市未来”论坛、10月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创新”论坛、11月伦敦政经学院举办的“网络时代大都市”论坛等，均以英语讲演。只是问答环节，还要借助翻译。
花花草草的学问
借着WWF在圣加仑开会的机会，同专程飞来瑞士的万科建研中心团队进行城市更新和环保项目考察，包括旧工厂改造区、老城水系保护、热带雨林馆、拜访两所著名大学及苏黎世绿化规划管理部门。其中一个项目没有在行程表上，但却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FIFA（国际足联）的新建总部。说来也怪，中国足球踢得如此臭，却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喜欢足球！血脉贲张、野蛮拼抢、战术配合、神奇进球等等恰是人类远古至今不变的基因吧。
FIFA总部坐落在苏黎世城东侧的山坡上，与动物园相望。5月的苏黎世阳光和煦，茵茵草地上大片黄花，间杂轻盈的蒲公英。一块不显眼的牌子上标示着“FIFA”。
顺着缓坡道穿过植物园，眼前一座银灰透青色的建筑，似方非方、似透明非透明、似豪放非豪放、似纤细非纤细、似简单非简单，哪位大师的“极简主义”作品？说它是方形的，每个立面却是倾斜的伸展；说透明，整个玻璃幕墙外层又罩着一层合金编织的细网；说简单，形状上就是个盒子，细部的衔接和材料的考究以及新环保技术的应用却一点儿也不简单。整个建筑用玻璃罩起来使阳光直接进入大楼，用FIFA主席的话来说，“代表透明度”。玻璃墙之外，用特别的材料编成的网罩，用来吸收太阳光转化的热量。
进入大厅，没有看到保安，虽没有预约却可进入，无声地表明“向任何参观者开放”。建筑内部的装饰令人惊叹，由合金件和玻璃构成的空间里，细部材料极尽精细，可以说是不动声色的奢华。没有门卫，不意味着可以在大厦里畅通无阻。进入内部需要通过电梯上下，这里使用指纹识别体系，指纹不被识别，电梯是不会打开的。一个小小的技术方案，使得大楼服务、管理显得简洁又省人工。
大楼的长度和宽度和足球场差不多，但高度只有12米，看上去有些矮，设计蕴含不少有意思的想法：建筑物有五层沉在地下，地面上只有三层，和周边的绿色植物区融为一体。为什么不把地下这五层建在地面上呢？大概是集财富、权力一身的FIFA总部有意降低身段，通过总部新大楼的扁平形象来弱化财富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国际建筑评论界曾将瑞士当代建筑风格评价为“极简主义盒子”。所谓“极简”并不是为简洁而简洁，而是许多概念和目的的“逻辑结果和干练表现”，是形式和手段的简约。它包含一种人对知觉的追求，是对形式主义泛滥的一种排斥。该建筑由瑞士天才女建筑师提拉·希尤斯设计。
从大楼出来，静谧的环境，置身“地理植物园”，给中国来的游客又一惊喜。按照规划思想，六大洲的各种植物会聚于此，以洲为单位划分不同的植物园区，以体现FIFA的国际性。拥有209个会员的FIFA，规模超过了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是世界第一大民间组织。在非洲植物园区的中央位置，耸立着一座由足球运动员共同托起足球的雕塑。纯木质的雕塑由17名身穿不同国家队服与号码的球员组成——有荷兰的14号，阿根廷的10号，巴西的10号等，但凡熟悉足球史的人都可以迅速联系到熟悉的传奇球员：克鲁伊夫、马拉多纳、贝利等。中国籍队员什么时候才能加入这个“叠罗汉塔”呢？
徘徊在植物园区，分辨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植物花卉，兴致盎然。在亚洲植物园区，发现了正繁花盛放的紫玉兰和中国特有的芍药。欧洲植物园，指着一丛红彤彤的花朵，问：“猜猜，什么花？”
“太阳花？某种茶花？”同事们显然在蒙。
“是罂粟花，想不到吧？”得意地公布答案。
“啊，这就是罂粟花？怎么可能呢？”
我解释：“在欧洲并不难见到罂粟花，佩戴红色的罂粟花是英国纪念‘一战’中牺牲将士的传统形式。谁能说说，这种罂粟花属什么科？”我继续出考题。显然，在植物辨识分类上，我占了上风。凡生活中遇到花草我都会留意观看，不认识的一定拍下照片，上网查个明白，并在微博上交流植物分类心得。一些年轻的网友惋惜万科的董事长丧失斗志，寄情花花草草；还有一些则猜测是韬光养晦。
学期里的某个阴雨天，独自参观哈佛阿诺德植物园。一旁的常征问：“为什么喜欢观察植物？”
“个人偏好，同职业也有密切联系啊。”
“同建筑？”
“当然，建筑和环境密不可分。对于园艺植物的营造，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较大，还停留在制造营销氛围的阶段。如何营造宜居环境，实现环保、可持续？这就是关注花花草草的意图所在。”我一边说，一边从椴树下捡起一块卵石端详，顺手放进背包。常征：“这石子有什么特别吗？”
“没有，只是习惯，每到自己觉得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就选一块。”
“有捡到值钱的吗？”
“石头本身并不值钱，但世界不同地方的小石子儿放在一起，就有了回忆和故事。比如我曾在普利茅斯海滩上捡过石子，那是‘五月花’号登陆的地方。”
喜欢收藏石子、喜欢植物分类，这都是我多年养成的嗜好，犹如其他人嗜好收藏古玩字画、喜欢打高尔夫一样。虽然植物分类是个人嗜好，但对植物的认识修养却和万科的业务密切相关。如果说，万科早期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建筑本身的功能和设计上，现在则应该对小区的植物绿化给予更多关注。2000年成立的建研中心，2007年之前的研发重点是住宅产业化和建筑的减震技术，而之后园林绿化成为一个重点。
住宅精装修、住宅产业化、绿色建筑都是万科首先在行业内推广的。类似于小区户外装修的园林规划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给业主设计赏心悦目的绿化景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绿化选种的合理性，保证小区园林能健康成长，随着时间的延长，树木花草越长越美，同时还要保证合理的维护成本。万科不仅在研发方面投入资源，还在各区域投资建苗木场。10年前出国考察时，住宅小区是重头，现在则过渡到城市规划、老区改造和植物园。个人嗜好和专业方向结合起来，何乐不为？
[64]张敏是万科老员工，当时担任阿拉善SEE财务总监，曾就读香港科大EMBA。
暑假 见识
活命水与“城市矿山”
学习不仅仅在课堂。2011年暑假，趁短暂回国机会，考察新加坡水资源利用系统和日本资源循环系统。时间很短，却让我印象深刻。
曾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毛大庆身兼导游，介绍认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水务专家。
新加坡面积约700平方公里，要养活450万人口，天然资源十分有限，缺乏湖泊和河川等水资源。李光耀曾形象地说：“在活命水面前，其他政策都得下跪。”新加坡靠相邻的马来西亚供水，[65]建国时同马来西亚签订了100年供水合同，可谓一国命运悬于一条供水管线。每当两国发生摩擦时，截断供水便成为马来西亚最有力的要挟。一旦供水中断，新加坡将面临瘫痪。李光耀发誓，要让国家水资源自给自足！
新政府选择了发展蓄雨水、循环再生技术和节约用水。
我眼前的湖水，水面不宽却蜿蜒延伸，实际上是一个汇集雨水形成的水库。在新加坡，这样的集水区有15个，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连接到污水处理系统，所有污水都被收集起来，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再用高科技进行超微过滤、逆渗透和紫外线消毒，最后成为可以饮用的新水。
从水资源的利用来比较，国内生产总值除以用水量，新加坡为北京的16倍。中国60%以上的城市缺水，新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啊！
新加坡公用事业局计划在未来10~15年，修建150个水道美化工程，让原来只具备实用功能的水设施成为美化新加坡人生活的公园。眼前湖面上几处岛屿，仔细看竟在随风微微移动，原来是人工造的花草浮岛，既美化视觉效果，又有利于水质改善，还吸引来水鸟栖息。忍不住与同事们商量：大梅沙万科中心东南侧是一个愿望湖，偶尔有白鹭飞临，曾经一度有一群近20只的白鹭在这里栖息了几个星期，最终还是因为缺少适合的湿地环境飞走了。花草浮岛技术应用到湖里，会不会形成吸引水鸟的小环境呢？
预计2065年，也就是新马供水协议到期前后，新加坡将100%用水自给，并将成为国际水务运转交流中心。一个四面困境，缺少资源的海岛之国，能够朝这个方向前进，令人憧憬，更多的是感佩！
结束新加坡考察，飞往日本。此行是因为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先生郑重推荐，赴日本本州秋田县的“小坂冶炼”进行考察。
小坂冶炼原本是一家矿山一体化的冶炼所，有100多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曾因矿山资源殆尽，面临无矿可炼的境地。20年过去，如今小坂冶炼依然在运转，只不过冶炼对象从矿石变成了家电和电子垃圾。
小坂冶炼厂区位于一块浅丘地整理出的平地上，绿树环绕，青草茵茵。参观人员戴上安全帽、防护手套，先穿过码放着废弃电冰箱、电视机、空调的仓库，铲车将废家电运送至车间拆解线上，繁忙而有秩序。随后的分解车间一侧是长条玻璃窗，专供参观者观看。
据分解车间生产厂长介绍，电冰箱的回收价值最低，而空调则能回收出高比例的金属铜；分解这类家电中，收集氟利昂需要特殊的装具，因为氟利昂是破坏臭氧层的元凶，必须高温燃烧分解。最费工时的则是电子产品，但也因为其中含有黄金、稀有金属而最具价值。所有拆卸后的材料，先被分类，然后经传送带送走。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废塑料壳即刻被粉碎成小碎块。
来到冶炼区，经过拆解的各类金属在这里被送进高炉，经800~1300摄氏度高温加热，分解成各类不同的纯金属。粗口的烟吐放着囱白烟——陪同解释道：“烟囱排放的只是高温水蒸气，没有毒害气体。”再乘车来到成品仓库，特意摆放着一块冶炼出的15公斤重的金块——纯度为99.99%。目前小坂冶炼的年产量为金约6吨、铋约200吨、银约500吨、铜约1.2万吨、铅约2.5万吨。望着仓库码放着的电解铜、铅锭，我不禁感慨、佩服：资源匮乏反而成了日本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动力，并形成了竞争优势。
正是由于资源匮乏，促使日本特别重视资源回收。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仅以含在零件和产品内的各种金属计算，日本可以与不少资源拥有国的储量相匹敌。在日本，含有金、银以及稀有元素“铟”等的旧家电和旧手机被称为“城市矿山”。日本国内的“城市矿山”蕴藏的黄金约有6800吨，白银约6万吨，稀有金属铟1700吨，钽约4400吨，这相当于全球黄金储量的16%，白银储量的22%，铟储量的61%，钽储量的10%。垃圾不利用是公害，利用是财富！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已经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模式、效率、创新能力来看，我们还是大大落后的。不管是经济全球第一的美国，还是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疲态显露的日本，还是弹丸之地新加坡，经济效率远远比中国高，而且科技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升级，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暑期回到美国，不是要等开学，而是参加了万科同事组织的建筑考察，主题：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此前冯仑、葆森等中城联盟成员老总表示希望到美国探望我，那就一同加入考察队伍吧！
建筑大师赖特职业生涯长达70多年，90余岁仍旧伏案创作。他创造了源于欧洲、但属于美国的建筑文化，被誉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赖特从小在草原长大，草原性格融入他的血肉中。水平横向发展、适合美国中西部草原气候的建筑，即“草原风格”，是他的基本美学。
考察起点是橡树园，芝加哥近郊小镇，方圆半英里地界内遍布着赖特最早期的作品，包括12栋别墅和1座教堂，这里也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的诞生地。赖特第一座自住宅就建在镇上。外形相当朴素，要不是赖特的作品，谁会注意到这栋把在丁字路一角的建筑？按现在的标准，两层小楼相当局促，大概当初设计师不够富裕，也没想到自己的妻子那么能生孩子。10年后，赖特已名声卓著，扩建了住宅，并在旁边加建了事务所。
因为是分几期盖起来的，宅子的风格比较杂。赖特把他在甲方那里不敢尝试的想法在自家身上试了个遍，最后发展出“草原风格”。其中诸多元素与思想贯穿他一生的作品，而且给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带来决定性的启发。
镇上还能看到一个宅子，由于业主的坚持，违背赖特意愿采用了很多哥特的形式，成为设计师一生最恨的作品，不愿承认是自己所作。
设计师和甲方的斗争硝烟从未曾消散。对万科来说，如何坚持我们的客户导向，又能做到尊重设计师，体现艺术性和创新性，是必须琢磨的难题。
1932年，65岁的赖特发表了《我的自传》和《消失的城市》，这两本书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建筑师。他又和妻子在塔里森创立了一所建筑学校。在此一年后，他完成了传世名作流水别墅的设计。
1958年，赖特已经90岁，这一年他还拿到31个新项目，并且设计了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最后的10年他著书立说，让自己的思想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有人问大师：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他回答：最满意的作品？下一个。这个回答后来成为许多设计师、艺术家和明星爱用的名言。
赖特崇尚自然的建筑观，他认为建筑如果有生命力，就应该反映此时此刻生动的人类状况。考察中领会大师的理念：建于20世纪初的唯一神派教堂，采用了草原风格的手法将建筑物两边拉开，平面发展，取掉竖向的尖顶和穹顶，对当时的基督教建筑来说绝对是颠覆性的。进入教堂，明亮的空间、温馨的暖调、极简的竖向装饰线条，感觉更像音乐厅。从建筑材料来看，这是一座全钢筋混凝土建筑，可以说是最早的现代建筑之一。
感受赖特的间歇，我们也走访芝加哥其他建筑师的作品：另一个弗兰克——弗兰克·盖里在新世纪设计的千禧公园，设计师阿克尼什·库马尔（Aknish Kapoor）的作品“云门”，还有西班牙雕塑家詹米·皮兰萨的作品“皇冠喷泉”，则给我们印象最深：由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屏幕隐藏在玻璃墙之后，变换着1000张芝加哥市民的脸庞。间隔时间，屏幕上映像的口中会喷出水柱，潺潺形成水帘，给游客带来惊喜，更是孩子们的嬉水乐园。艺术家以超凡的想象力，让静止的物体与游人互动，赋予了雕塑新意。置身其中，你感到空间的开放平等包容友爱。这才是市民需要的公共场所吧？我想，赖特所说“有生命力、反应生动的人类状态的建筑”，正应该是这样。
继续考察赖特。芝大校园的罗比住宅是草原风格代表作。悬挑屋顶、连续开窗、狭长罗马砖……建筑几经易手卖给芝加哥神学院，神学院计划将住宅拆除，改为宿舍和餐厅，最后因为遭受抗议而搁浅。1957年神学院再度计划拆除罗比住宅，引发一场国际性抗议。对这次危机，近90岁高龄的赖特评论：“把有灵魂的东西交给牧师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驱车至伊利诺伊州州府春田，继续赖特建筑巡礼：达纳住宅、劳伦斯图书馆。个性张扬的富豪寡妇苏珊热爱日本艺术，希望通过属于自己的日风建筑彰显个性，确立社会地位。赖特的设计不仅满足了女业主的愿望，更使她的建筑扬名世界。但铜皮饰面、屋檐翘角的所谓日本风格很不协调，看来大师也有走神的时候啊。
继续驱车南下，长时间在沙漠谷地行驶，昏昏欲睡。无意间看窗外，嚯，巨型仙人掌耸立眼前！高大躯体巍然挺立，伸展的手掌托起了太阳，荒芜、干旱、贫瘠的沙漠充满了生机！恶劣生存环境却造就了超强生存本领，叹！赞！美！
抵达沙漠谷地斯科茨代尔。褐色岩丘下有一处不动声色的平层建筑——这是赖特建筑之旅的最后一站：西塔里森。粗粝的石墙、不精细的雕木家具、狭窄暗淡的走廊、豁然开朗的客厅，充满童趣又颇有匠心地与沙漠荒野连通。这儿就是赖特1938年修建的工作室和建筑学院的冬季基地，至今仍在运转。这是大师的建筑理想，沙漠中的人文绿洲，令人有一种沧桑而又真实的感觉，充满艺术的力度！
居住在附近的志愿者讲解员告诉我们，当年基地建成后，当地政府在附近架电线。从基地看出去，能看到一溜电线杆。大师觉得这些后来的丑陋杆子侵犯了自己的景观权利，愤而起诉，官司一直打了几年，甚至惊动总统和国会，也没能改变现状。最后赖特失望地把一边落地玻璃改成矮墙，转过头去欣赏另外一边的风景了。
结束赖特建筑考察回到波士顿公寓，天色已晚。恰逢飓风“艾琳”来袭，已经导致9万户人家断电，230万人需要疏散，包括马萨诸塞州在内的五个州进入紧急状态。到超市去购买饮用水、手电、蜡烛。风雨中，一群光着膀子的年轻人狂奔而去，兴奋呼叫着，仿佛狂欢来了。
本来有饭局，收到朋友短信，吞吞吐吐言及飓风如何厉害，知道外国友人是不便直言，主动提出取消约会，对方如释重负。飓风夹着豪雨，树枝折断的“咔嚓”声此起彼伏。
翻书不觉到凌晨。好像校园里就是有特殊磁场，祛除浮躁，静心读书。第二天，就要进行新一学期的选课了。
[65]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关系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被日本侵占。“二战”后的1946年，新加坡从马来亚联邦中退出，成为英国殖民地。1958年，英国承认“新加坡自治法”。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捞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第二学期 体验
艰难的适应
9月，回到学校，第二学期开始了。时间上做调整：上午哈佛跟大课，下午才去语言学校，把精力转移到了哈佛课程上。选的课程是“资本主义思想史”、“经济学原理”、“城市规划与投资管理”、“新能源经济政策”。以本科生的基础为主，也辅以研究生的课程。只选了全听的两门，其他的选择性跟进。选课虽然和感兴趣的课题有关，但课题方向上却优先考虑教授是否有PPT（幻灯片）演示——听不懂可以通过提示文字、图片明白在说什么。事实证明这种投机的选择对训练听力没有什么好处。阅读和听力不但不互补，反而相互干扰，当阅读PPT的文字时，耳朵就自动封闭了。开始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走了弯路。后来课堂上有PPT时，反而有意不看，但没有PPT的课堂，又盼望PPT，很纠结。
在商学院听了两次课，对老师的教课方式印象深刻。第一堂课，教授是1.85米大个的老外，自始至终在调动大家跟着他的思路走，课堂上全神贯注，神经绷得紧紧的。老师有如三头六臂的八爪鱼，有时一边板书一边提问，感觉身后还有两只眼睛似的，一写完板书，高谈阔论两大步，已经到了教室后面，学生感觉芒刺在背，他两步又到前面去了。一堂课下来老师衬衫全湿透，得马上换衬衫。心想，在哈佛当老师首先是体力活，得身体好，得精力充沛。第二堂课的老师是中国讲师，毕业于复旦大学，个头很小，但富有活力，在教室里活像一颗出膛的子弹，让每个学生必须全神贯注！整个教学过程同样是体力、精力完全投入。这样的商业训练，只有年轻人承受得住。
上午8:40~11:00，在哈佛听主课。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2:45~6:00英语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这就是我的一天，日日如“赶集”。第一堂课下课前就整理书包，一结束就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爬上三楼溜进开始的下一节课。如果后面几排没有座位了，选择一个角落席地而坐。结束课程是午餐时间。哈佛广场随便一间咖啡屋，一个三明治权当午餐。1点半开始广场对面的语言学校下午课。5点钟课程结束。返学校图书馆还书借书、打印资料。出图书馆已经过7点，快餐店买一个4美元的土耳其鸡肉卷，量大，吃一半就饱了；另一半打包带回，下一顿饭也有了着落。回到公寓，烧壶水，开始做家庭作业……
刚开始听课时一片茫然，根本不知道教授在说什么。好在美国的教学法是在课程之前已获得阅读资料，课后继续阅读。如果说第一学期是感到脑袋累，担心自己神经衰弱，第二学期则是眼睛累，老花的程度明显增加，散光严重，重新配了眼镜。眼睛充血，视网膜硬化。我第一次经历这种阅读方法，要快速读大量读物，以此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由于晚上熬夜太厉害，白天上课就会打瞌睡，觉得全无出头之日。每天都是煎熬，盼着可以不用早起床的周末。
匆匆赶路途中，抄花园小径走近路，簇簇沉甸甸花朵压弯枝头，形状似绣球，瞥了一眼怎么是乔木？想停下仔细辨认却不敢停步，担心迟到，走过了，还是忍不住转回头，拍下照片。课后返公寓上网查对，嗯，是绣球科，绣球藜属，一种嫁接的北美特别绣球种。哪怕再忙，也要找点给自己减压的方法。路过花园，总是被各种花卉所分神，停步欣赏，搞不明白的花卉品种则拍照，上网查对。一位朋友知道我的嗜好，介绍谷歌有一款软件，只要拍下照片，很快能显示对应的资料。“真的吗？”朋友当场自拍了一张头像，对比很快出来，是一张发怒的黑猩猩相片。都笑了。软件精确度有待提高。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脑袋不再像年轻时好用，思维凭经验主义，忘性也大。并且总对自己有一些心理暗示，老了，不用再辛苦动脑子了。也成功了，不用再这么辛苦了。但置身学习环境中，每天强记、做作业、强迫接受需要动脑的训练，封存的思维竟开动起了，就像给生锈的机器灌了润滑油，开动起来，激发出新的活力。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豁然开朗的全新感受，强烈感到，脑子回到了20年前的状态。
慢慢地，也许是语言过了关的原因，人就放松了许多。哈佛亚洲中心的一些人知道我刚到时的语言能力，还纳闷儿一年过后我就可以哇啦哇啦讲英语了。实际上，刻苦学习不需说，放下身段敢讲也很重要。如果你熟悉的一位不会讲中国话的老外突然开口同你磕磕巴巴地讲中国话，你会什么感觉？笑话他吗？不会，欣赏还来不及呢。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大声讲！老外能听得懂吗？听不懂的话，也许是你的问题，也许是他的问题，但不要认为肯定就是你的问题。一次，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下，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硬着头皮和主持人对话了20分钟。节目录制后，问主持人：“您听懂了几成？”主持人不大确定地回答：“80%吧。”一个人最大的挑战是自己，对一位所谓成功人士，如果能放下身段，潜力还是很大的。你不抛弃自己，没有人能抛弃你。
语言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它并不能增加才智。但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可以更加自由地交往，最起码和老外交流时不必通过第三者的转译，更不会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选择回避了。有了这个工具，就同外部世界一下建立了直接联系，可以在哈佛这座知识殿堂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犹如获得新生。
语言逐渐掌握了，学习逐渐适应了，研究的课题也选定了，学期却要结束了。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怎么一年已经到头了？申请访学延长一年。
真正感觉到变化，是再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时，助教说：“您讲课的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更有逻辑，二是注重引导学生思考，而不是简单告诉学生一些什么。课堂上互动交流多了，我提出问题，学生来解答，但并不一定有正确答案。我也发现自己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之前觉得自己是老师，传播知识，讲授案例，是在帮助学生提高。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启发者，从学生那里，我也收获颇多。
如何在美国管理万科？
哈佛亚洲中心与我相邻的是一位日本防务省退休将军，一年期的访问学者。交谈中，他以为我是位退休的企业家。在哈佛，几乎没有人相信我是中国最大房地产公司的在职董事长——怎么可能？你哪来的时间？你在美国怎么处理工作呢？比如说业务会、董事会、股东大会？
1999年我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就不再处理日常事务，但作为董事长，需要主持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是一定出席的。也有例外，2003年4月的股东大会我缺席了，因为正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作为上市公司，万科一个季度至少开一次董事会。身在美国怎么出席呢？这就要感谢互联网视频技术。万科很早就建立了视频会议系统，我的电脑上也有视频软件，是否可以用来在公寓中参会？IT部门表示没有问题，董办却表示有压力：毕竟公寓的环境和会议氛围不是很搭配，还是选择到波士顿当地的酒店会议室吧。第一次通过酒店商务中心的远程视频系统同公司连线，商务中心经理感慨：设备投入3年了，你是第一个用户。之后，第一个用户成为常客。
自游学美国以来，我多次在子夜凌晨通过视频召开董事会，其中一次，董事们分别在波士顿、深圳、北京、香港四个城市通过视频网络参加了会议。以现代通信技术，不用面对面也能主持会议是很平常的事。作为董事长不必亲力亲为打理公司，应该做什么事呢？
我以为，万科董事长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战略；第二，用人；第三，担当。
就战略而言，万科选择房地产行业，走专业化道路。专业化的决策相对简单一些，如果是多元化，决策涉及的面就会更广泛、更复杂，决策成本也大。我曾经说：如果中国城市化终结的一天，城市不再需要住房，我希望最后一个住宅社区是由万科人建造并提供服务的。这个表述其实就是万科的战略决策，决策之后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能犹豫。
第二，用人。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每个人都是可疑的，包括我自己。一定要清楚，我们都是凡人。每个人都有正义邪恶、善良丑陋、向善向恶、宽容嫉妒两个层面。用人要怀疑，但是是制度性地怀疑。像企业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合同审查、离职审计等，不就是要限制管理者和员工不犯错误，或者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吗？
不可否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凡人中间有能人。但我的原则是：少用能人。所谓能人，能人所不能，这种人作为发明家是好样的，作为创业家也会是好样的，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却不合适，因为能人喜欢打破常规，不喜欢遵守规章制度。往往能人在企业发挥作用时，对企业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还需要做到的是：机会均等原则，亲属回避制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化。最后把握的一点：员工是企业的最大财富，关心、爱护他们，持续的培训必不可少。
第三，担当。企业做好了，成绩、荣誉和光环自然会往创始人、董事长头上套，但企业出了差错，谁来承担责任呢？当然也是董事长。但许多领导人不这么想，把责任推给部下，“你怎么搞的，辜负了我的信任，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当企业出了问题，一把手不可能没有责任。首先可能是决策失误，这一定是领导者的责任；其次，决策是对的，但用人错了，那就是失察，仍是领导人的责任。当然，错误犯多了，就不能仅仅是检讨了事，要考虑引咎辞职了。
实际上，这之前10年我一直在登山。那时也是一离开就两个月，并不影响万科的正常运营。现在只是登山换成了在校园学习，从通信联系上来说，其实是更便捷了。仍是登山，但不是物理的山峰，而是心中高耸入云的知识的山峰。
老司机遇到新问题
差不多30年前，我来到深圳创业，没有秘书，没有司机，生活自理。公司上轨道后，日程、事务由秘书打理，出门有司机接送，是工作效率的要求。一切都安排妥当，我只是做好心理准备，出现在需要出现的地方，做需要去做的事情。可以说，我已经不习惯生活自理了。到美国之后，发现必须面对一切生活细节，比如说，信用卡。
拿到社保号，到银行去，和工作人员说我要办信用卡。银行的人哇啦哇啦一阵说，似懂非懂，把申请表填好，交上去。
过了一段时间，没动静。去银行问，反复沟通几次，闹明白了，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信用记录，银行又不接受中国提供的征信记录，所以不能直接办信用卡。要先办理借记卡，使用一段时间，有了信用记录之后，才能申请信用卡。
折腾了一个月，办好借记卡，也算摆脱了现金支付的“前工业社会”状态。两个月后，银行通知我，可以来办信用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