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办好的信用卡用了两个月，突然就不能用了。我嫌麻烦，没再去问银行，就还用回借记卡。过了半年，我到银行办其他手续，顺便问了一句，我的信用卡怎么回事，用着用着就不能用了呢？银行的人说：你刷了2000美元，没有还，已经成黑户了！我一愣，我借记卡上有很多余额啊，怎么会欠钱呢？银行的人说：因为你没有要求我们还钱。我说：银行不就是替我做这个事儿的吗？他说：我们可以替你做这个事儿，但是你得先委托我们。
就这样，他很难受，我也很难受，全球最大住宅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平生最较真自己的信用，却欠银行2000美元没还！欠款利息不是问题，上黑名单这事儿，对一个爱惜名声的人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难以面对的。那我赶紧把钱还了吧？银行的人说，得去跟另外一家公司办理还款，因为银行已经按有20%回收可能性把我这笔坏账卖给另外一家公司了。我哭笑不得的同时，也惊叹美国商业系统的高效。一系列契约，把不同分工的公司连接起来，分摊风险，各自拿到自己最擅长的利润空间，形成一个严密运转的系统。不过，这回可便宜了那家资产管理公司，因为它买到的根本不是一笔真坏账。
第一学期过后，万科执行副总裁周卫军带领一个小组到纽约考察，顺道拐到波士顿来看我，电话里说：“到酒店了，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过去？”
我说：“你们在哪儿，我搭地铁去看你们。”很随意的一句话，让同事们非常意外，怎么还搭地铁？我的逻辑很简单，波士顿我比他们熟悉，我找他们比他们找我效率更高。搭出租车拐来拐去的，还耽误时间，搭地铁只需要两站地，再走几分钟就到了。初到美国，我就像外星人来到陌生的地球社会一样，艰难尝试独立生活，最终挺过来之后，又感觉一种重获自由的喜悦。
在美国生活，如果没有驾照，会非常不方便。我又比较喜欢郊外的休闲生活，登山，滑雪，如果不能驾车去，什么都搞不定——那就考一本吧！我当兵时当的是汽车兵，17岁就开车，开到22岁，5年下来驾驶里程18万公里，车技相当棒。但是创业之后，差不多有30年不开车了。
在中国考驾照，也有各种复杂、刁难，考个三次、四次通不过的，并不少见。但是我们的难度难在倒桩、半坡起步，很少教育司机怎么尊重行人。在美国考驾驶照也难，但难在如何成为一个文明的司机。
首先是笔试，可以选择英文，也可以选择中文、西班牙文。我选英文，是想把笔试当作一个练习英文的机会。
哈佛设计研究生院（GSD）的常征支着儿：考驾照有两种考法，一种是聪明方法，一种是笨方法。笨方法就是把交通规则全背下来。聪明方法呢？首先，考试题目大多是关于各种标志，以及违规之后怎么惩罚，这些内容只占交规1%，把这1%都记住就差不多了。其次，醉酒驾车被抓，是罚一天、三天，还是一个月？如果记不清，就选罚得重的那个选项。第三，剩下的题目怎么办？考试是ABC三选一，选定一个，概率上1/3是对的。这就是聪明方法。
笔试难不难？不难。东方人的头脑应付美国人的考试是容易的，难在路考。路考最难是在前后15分钟不到的时间，通过一个区域，道路上有各种红色交通标志，司机必须迅速判断该不该前进，该不该停，能不能左转，要不要打灯。比如，遇到校车了，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通过？路人违反交通规则过马路，要不要让？在美国考驾照，更多是考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如何尊重人的生命。在一个文明的城市里，当一个人想拥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资格时，考核的是如何变成文明人，如何尊重他人，如何爱惜生命。一个简单的考试，把人往文明人的方向指引。
亲历“占领哈佛”
坐落于哈佛纪念堂的桑德斯剧场可以容纳1000人，算是哈佛最大的讲堂，中国留学生的“新春晚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凡超过500人的大课，也在这里进行。曼昆教授的“经济学原理”非常受本科生欢迎，本学期有700多位学生选他的课。我读过曼昆教授中文版的《经济学原理》，再加上他喜欢用PPT授课，便慕名选择了“Ec10社会分析”，属入门课。
慕名是一回事，能持续有兴趣是另一回事。有关经济学的课程，还选了本杰明教授的“宗教思想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两位教授都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一个是微、宏观经济原理，另一位则是资本主义思想史。风格是如此不同，前者喜欢引用大量的分析数字、图表解释原理，信手拈来的故事引发学生发问讨论，深入浅出；本杰明教授则是自始至终，一口气讲到底，没有提问题，你只管做笔记就是了，课堂上只听到教授的柔和自信的声音和敲到键盘的“唰唰”声。我喜欢听本杰明的课，一堂60分钟的课，行云流水，就像才过了20分钟。本杰明亦属受欢迎的教授，有150人上下选修。在他的课堂上，我遇到一位中科院经济所的博士，每次结束，都情不自禁对刚听的课程评讲几句。
11月2日中午，桑德斯剧场里，曼昆教授刚开讲，一些学生离开座位，聚集在过道上，宣读一份公开信，申明：“我们今天从教室出走是对你（曼昆教授）不全面介绍经济学理论的抗议，我们还要表示对‘抗议美国经济中非正义成分运动’的支持，我们的出走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部分”。有几十号学生退出了，仍坐在位置上议论纷纷。大多数学生没有响应，授课继续进行。
显然，学生的行为不仅仅是罢课、发一封抗议函那么简单。位于哈佛先生坐像前的草坪上，一些学生扎起七顶帐篷，打出“OCCUPY HARVARD”（占领哈佛）的横幅。一顶大帐前的桌子上摆放着《占领哈佛》宣传小册子，静坐学生向过路学生解释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明确他们针对全社会仅占1%的高收入富人阶层。也许因为天气渐冷，也许因为学习压力，响应的学生寥寥。
临近感恩节前，校方关闭了主校区的一些进口，通行的入口则有警察、门卫检查证件，非哈佛师生莫入。与此同时，哈佛女校长福斯特在一份声明中解释：“我们要确保‘占领哈佛’运动开始以来的和平氛围。我们不是要限制自己的学生和教师，而是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住在帐篷附近的将近1400名大一学生的安全。”校方的举动很谨慎，既要控制事态不扩大，又不愿冒犯学生的“占领”行为，给进一步的过激行动制造口实。
从新闻得知，纽约和其他城市的警察部门在同一时间以公共卫生理由，驱逐了占领公共场合的示威者。以崇尚自由为感召力的哈佛大学管理者，这次和政府形成了共谋。感恩节后冷雨沥沥，树叶纷纷落下。“占领哈佛”的帐篷仍然在草坪上扎着，但已人去帐空。
一位访学教授、爱尔兰诗人谢默思·希尼在《探索哈佛》的诗中曾这样抒发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的感情：“一个精灵，漫游在哈佛园，书本还张开着，门都敞开着。”（A spirit moves, John Harvard walks the yard, the books stand open and the gates unbarred.）可现在，校园的一些门被警察把守着，而另一些则上了锁。
又过了几个星期，曼昆对罢课学生做出回应。他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学生运动相当常见。如今大学生更关注润色他们的简历，而不太关心社会改革。这些走出课堂的学生思考的不只是个人利益，而是试图让社会变成所有人更好的社会，对此，我表示赞赏。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这些抗议者的见识是多么狭隘，对此我感到可悲。在我看来，他们的抱怨似乎就是反对现有体制的陈词滥调的堆砌，缺乏冷静的分析，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方法。”
曼昆说：“如果我的职业需要倾向于某种世界观，那我跟其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人一样有罪。但是，与大部分经济学家一样，我并不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充满意识形态。”
中国学生的裸奔
中国留学生常征此前曾经在万科短暂工作过，因为获得哈佛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选择离开万科赴美深造。我来到哈佛之后，与常征接触多了起来，感觉：友善，书生气，擅长理性分析，出色的数理逻辑能力，是学生圈中打“得州扑克”的好手。
有一次，依然独身的常征问我：“我想参加了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您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回答。
“为什么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做电视节目的几分钟时间里找到自己的结婚伴侣？这不现实。”
“嗯。”常征同意我的判断，但最终仍决定参加节目。这次轮到我好奇：“既然同意我的判断，为什么还参加？”
常征回答：“江苏卫视的广告，一分钟值多少钱？《非诚勿扰》节目又是这个台的黄金档节目，我能在上面出镜5分钟，这5分钟里，我是完全的主角，面对全国观众，这又值多少钱？对我未来征婚和求职都大有帮助。稳赚不赔！”
我欣赏他的理性判断，并支持他出镜。
参加《非诚勿扰》让常征成为哈佛中国留学生的焦点。
主持人对哈佛学生裸奔的话题颇感兴趣：“你看过几次？”答：“5次。”“你为什么只看不奔呢？”“有冲动，但不够有勇气，毕竟东西方文化有差异。”“都观摩5年了，还下不了决心？”
在节目中，常征没有选择速配，但正如他计划的，节目播出后两个月里，他收到许多来信，最终与其中一位姑娘定下良缘。
有一回，跟未婚妻讨论起裸奔话题，常征说：“以后有了孩子，一定让他在哈佛裸奔一次。”
未婚妻问：“你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求孩子做到？”
常征被问住了。几天后，他告诉我，他想好了，要参加寒假前的裸奔并邀请我现场助阵。此前，还没有过中国留学生参加裸奔的明确记录。
2011年11月12日晚11点40分，我和裹着一件风衣的常征一起进入主校园区。寒冷的空气中飘荡着欢快诙谐的乐曲，让人感觉既像狂欢节又像置身舞会。看热闹的人群涌向哈佛先生的坐像，学校的铜管乐队围着坐像呈弧形排开，演奏乐曲烘托氛围。从着装上就可以感觉到谁是看热闹的，谁是准备裸奔的。扎堆的学生中，有些更像是准备参加化装舞会，男生扎蝴蝶结、戴礼帽，女生则是淑女扮相或戴动物头像。准备裸奔的男女学生迅速脱掉外衣，跺脚驱赶寒冷，并不忌讳围观学生的闪光灯和摄像机镜头。12点整，哨音响起，裸露着青春躯体的男女学生涌上街道，尖叫着。裸奔队伍的两侧是一同跟跑的兴奋观众，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其景象很像西班牙小镇的奔牛节，奔跑的牛群被驱赶上街头同观众混杂一起的疯狂场面……
围绕大草坪奔跑一圈后，裸奔的队伍开始缩小，两圈之后只剩下1/4，第三圈、第四圈、第五圈，到第六圈时只剩下三位男生仍认真地跑着，就像运动场上竞赛的运动员。眼前的情景不禁让人联想起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裸体竞技，那时，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毫不介意赤身裸体，古希腊人把展示矫健的身躯和夺取竞技会的优胜视为最高的荣誉。资料显示，在最初几届奥运会上，运动员并非裸体参加比赛，选手于腰上束兜裆布。在公元前724年第15届奥运会上，一位运动员在跑步比赛中不慎把兜裆布给散落了，但他仍然坚持比赛。运动员的赤身裸体使观众耳目一新，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肌肉的健美，感到男性特有的魅力，让人觉得裸体竞技更能体现运动员形体的健美和姿态的动人。此后，“裸体竞技”便形成了奥林匹克一种风尚。
哈佛学生的裸奔缘于何时呢？据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嬉皮士文化风行的时期，延续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了。流行的说法，裸奔是学生在考试前的压力释放。我感觉更像是年轻学生对身体、青春和美的自信，所谓考试前的压力释放不过是个说辞。
完成裸奔的常征一脸兴奋，告诉我：“裸奔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
据记载，20世纪初，第一代中国留学生来到哈佛，归国后成为许多学科的奠基人。1949年，中国大陆中断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第二代留学生才又进入哈佛校园深造学习。这批留学生归国后，许多成为两院院士或大学校长，他们是神秘又稀缺、可望而不可即的少数精英。而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数量要大得多，不仅在哈佛，在许多名校都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他们不再神秘，不再稀缺，更有勇气、更有个性、更富活力，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2012年5月，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常征把媳妇“背”到了哈佛校园，在大教堂里举办婚礼。莎士比亚诗句、舒缓浪漫琴曲，庄严承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祝贺常征！
寒假 社会
联盟的力量
2002年9月，中城联盟12家公司决定，每家拿出1000万元，成立中城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家谁也不控股的基金，是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基金之一。10年内，中城投资从“互助基金”到以项目投资为主的“公司型基金”，再到以基金发起和管理为主业的“投资管理股份公司”，股东从12家增加到51家，资本金增加到5个亿，股东和基金投资人合计分红超过7.5亿元，基金规模达到70亿元，累计投资规模达到110亿元。
最令人振奋的是，这个高度体现同行企业之间信任度的基金，投资回报优异，坏账率为零。
2003年，中城房网更名中城联盟。2006年，戴大为担任联盟秘书长，勤奋肯干的他给联盟带来许多活力。如今联盟成员已发展到59家，相互之间往来交流更加频密。中城联盟组织的会议、活动、考察总是高度纪律性、实用性，联盟会员之间亲密友善，在所有非政府组织中已经很有口碑。联盟创立之初提出的“信息共享、共同培训、共同采购、共同投融资”四大目标，除共同采购外，其余目标都在按计划推进。
近年，中城联盟成立了公益委员会。“5·12”地震后，联盟参加“拉住孩子的手”活动。在所有参与组织中，中城联盟是反应最快、资金到位最快的。与此同时，联盟多家成员单位均成立了公益基金会，如万科、万通、南都、建业、天泰、中大、荣华、俊发，等等。“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联盟活动的一大主题。
此时，距离联盟成立已经过去了11年时间。
2010年1月，中城联盟董事长新春家宴。每一年，联盟成员董事长有两次固定聚会，一次是新春家宴，一次是中秋家宴。这回举办新春家宴的同时，还要开一个战略研讨会。
我做些什么，才能够帮助联盟提升整体战略呢？我想，绿色住宅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是我几年来一直有的思路。我打算在会上介绍万科的绿色战略，但仅仅一个会议，作用极其有限，需要更大的动作，来刺激联盟成员接受新事物，提升联盟的“含绿量”。
这些年，除了万科，还有三家企业在绿色建筑方面也享有口碑，甚至比万科做得更加前卫——锋尚、当代和朗诗。这三家新锐开发商大胆使用地源热泵和地板辐射技术，在材料上下功夫，提升住宅气密性，打出“告别空调暖气时代”的口号，令市场耳目一新。
我打算在会上呼吁联盟会员向锋尚、当代和朗诗学习——不过，如何能邀请到这三家企业加入联盟呢？对联盟内大多数企业来说，它们的规模更接近，它们的做法也更有可借鉴性。
1月份，锋尚张在东、当代张雷、朗诗田明三位企业家受邀来到大梅沙万科总部，参加中城联盟董事长新春家宴和战略研讨会。
和田明见面，寒暄几句后，我提出一个问题：“万科有没有可能投资朗诗，成为朗诗的战略股东方？”
田明一愣：“王总这个提议太突然了，很开心，但无法立刻回复。”
我说：“可以理解，这当然需要时间考虑。”
田明：“还是觉得太突然了，王总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回答：“之前对朗诗进行过简单调研，技术领先，管理有体系，企业富有理想激情，透明度也高，和万科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战略投资的事情，后来没有继续操作，但这次长谈一小时，让我感觉政府官员出身的田明身上，带有60后企业家的鲜明特征：受过高等教育，踏实细致，热衷于钻研技术解决方案。
参观万科中心。张在东、张雷和田明尤其对这栋LEED白金认证的大楼充满好奇，这三位企业家对绿色建筑都有自己独到理解，一边参观一边询问各种技术参数，担任导游的万科志愿者招架不住……优秀企业家心里，都有一颗好奇求知的心。
第二天会议上，我向大家热情推荐“绿色三剑客”。锋尚、当代和朗诗也正式加入中城联盟。
这一年，由锋尚、当代、朗诗、万通、万科等企业牵头，在联盟成立了绿色专业委员会，加快绿色建筑的推介和推广。2011年，中城联盟贡献了住建部绿色三星评定项目的大部分，其中万科完成274万平方米，占全国绿色三星项目的41%；朗诗完成74万平方米，占11%。
“绿色三剑客”给联盟带来了新的活力！
“绿色三剑客”刺激和带动中城联盟绿色战略，是我意料中的事情。但此后带来的一些变化，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2011年9月，西安。
中城联盟第一次联合采购签约大会，建业、万通、华远、朗诗等9家成员企业，与TOTO、老板、通力等13家供应商签订2.2亿元的采购协议。从总额看，2.2亿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从效率看，平均采购成本降低了5%～10%。
这次联合采购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些数据，因为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第一单联合采购，意味着中城联盟走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远在美国的我从联盟秘书长戴大为处得知消息，颇感意外，一问，原来正是田明力挑大梁，完成了这个攻关项目！
房地产开发企业扮演的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角色，采购量很大。采购的成本和品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住宅产品的最终成本和品质。联合采购是中城联盟成立之初的四个主要组织目标之一，并且是排在首位的工作。我在担任轮值主席前后曾大力推动，但没有见成效，究其原因：联盟成立之初，成员企业之间开始磨合，缺乏足够信任。其次，各家公司的产品标准化和公司采购流程标准化都做得不够，难以统一行动。
冯仑担任轮值主席期间，也在这方面很下功夫。他独辟蹊径，成立专门公司来推进联合采购，想法极有创意，但也没有见效。
任志强担任轮值主席期间，朗诗地产成为联合采购委员会的主任单位。田明亲自上阵，他麾下的采购总监和采购经理也加入项目小组。朗诗在绿色建筑方面领先，与他们强大的采购能力是分不开的。经过一年摸索，田明和他的团队发挥自己优势，带领联盟兄弟会员走通了这条路，促成了2011年9月西安的签约大会。
趁热打铁，田明立即筹备第二次联合采购。这回除了牵头的朗诗，其他几家公司也分别牵头某一门类的采购，其中电梯灯具由万通牵头，涂料五金由建业牵头，厨房电器由华远牵头，地板、墙地砖由新地牵头。
从2012年1月6日开始，联合采购委员会用95天，在6个城市组织近500场会议，吸引了300多家供应商参加。4月份的签约大会，联盟参加企业达17家，签约供应商达24家，采购额比第一次翻一番还多，达5.5亿元。
分门别类看，电梯平均节约成本4%，灯具节约5.5%，涂料节约11.8%，五金节约8.2%，厨房电器节约12.6%，地板节约8.1%，墙地砖节约22.3%，入户门节约7%，空调节约4.4%，所有品类平均节约了8.4%！
不仅如此，在联合采购的推动下，供应商提高了报价透明度，除了参加签约大会的项目，其他符合条件的在建项目也可以享受同样报价。通过联合的形式，会员企业找到了一些原本没有接触到的优质供应商。
2012年4月，在联盟年会上，田明宣布：预计年底举办的第三次联合采购，将有26家成员企业参与，几乎占到联盟成员的50%，采购品类也大大增加，计划采购金额比第二次再翻一番！
在掌声与激赏中，田明作为联合采购委员会主任期满卸任，此时，中城联盟的联合采购已经走上轨道。
回头来看，联合采购能做成功，除了会员企业之间信任度增加，标准化程度提高外，联盟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来搭建采购平台，实现公开透明，有效降低成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田明个人的努力和才能，更是成功链条上关键的一环吧！
民主的细节
1999年底中城联盟初创时，确定了“主席轮值制”，每两年换届选举，不得连选连任。
2002年初，我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届满，很多联盟会员希望我能再做一届，理由是：利益关系松散的行业联合体，领袖人物的号召力非常重要。
不管这是理性劝说，还是客套话，我都拒绝了。规矩就是规矩，如果开始就不照着规矩来，谁还愿意和你一起玩？
客观地说，中城联盟作为一个行业联合体，虽然强调平等相处，刻意营造家人友情氛围，但很难做到像SEE那样民主、平等的气氛。万科作为行业最大的公司，我作为联盟中最年长的人，很自然具有较大影响力。
在这种组织文化中，虽然实行民主选举，但结果毫无悬念。前三任轮值主席，自然而然是我、冯仑和胡葆森三位创始人。到了2006年，葆森卸任，宣告创始人“坐庄”时代结束，天泰集团董事长王若雄被选为第四届主席，他自称“平民主席”。
实际上，王若雄和接下来的两届主席成都交大房产孟刚、北京华远任志强都有这样的特点：50年代出生，创始人密友，威信比较高，在联盟内部有影响力。这一时期，依然可以称为“大佬政治”，还不能说是“平民”的。
2012年4月27日，中城联盟董事长年会在重庆举行，这也是第七届轮值主席选举大会。在上一届选举后，确定了一项重大修改，本次会议将选出一个轮值主席和一个轮值副主席，这届轮值主席任满，副主席如无重大变故，就担任下一届轮值主席，这样便于保证联盟工作的连续性，也就等于把以后的主席选举变成了副主席选举。
报名竞选的是四位60后企业家：重庆协信吴旭、青岛新地漆洪波、南京新城陈俊、福建泰禾黄其森。大家均认为，联盟真正进入了“平民主席”的崭新时期。
轮值主席与咨询委员会确定选举程序：如果第一轮投票有候选人得票超过50%，就算获胜。如无人超过50%，就选出得票率领先的前两名，再投一次票，得票超过50%的当选。然后再进行副主席选择。
每位候选人有15分钟发言时间。第一位演讲的陈俊已经是第三次参选，屡败屡战绝不气馁的他，这次得到许多会员打气支持。他发言结尾引用雨果的一句话“最终到那一天，我们所有的成员无须丢掉自己的特点和闪光的特性，大家交织在一起的那天”，赢得满堂彩！
第二位演讲的是漆洪波，他宣布自己的执政方针是“萧规曹随”，并声称自己有一个优势，秘书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和他一样，家在青岛，方便开展工作。
第三位吴旭借着会议东道主之便，演讲前先给大家发了一份资料，他的竞选纲领内容最丰富，能看出下了一番功夫。在选举之前，吴旭是最努力造势、拉票的候选人，也是获胜呼声最高的。
四位候选人中，黄其森是唯一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他强调自己公司得益于联盟帮助，过去几年没有拿一块高价地，很好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节奏，2012年将实现百亿销售，期待和大家携手共进。
第一轮投票，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的吴旭得了最高票数19票，漆洪波得15票，陈俊、黄其森各得14票、7票。没有人超过半数票，按规则，将由吴旭和漆洪波进入第二轮投票。
会是第一轮领先的吴旭获胜吗？决定权掌握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给陈俊、黄其森的那21票，在第二轮，它们必须重新确定选择。
第二轮结果出来，第三方票源更多流向了漆洪波，31票，超过半数，漆洪波将成为中城联盟第七任轮值主席。
第一轮领先的吴旭得了23票。看来，第一轮选择陈俊、黄其森的那些人中，只有4个人的第二选择是吴旭。换个说法，如果选举规则是只投一轮，谁得的票多谁获胜的话，吴旭将获胜，而漆洪波将失败，是因为陈俊和黄其森这两位看上去优势较小的候选人分流了他的得票。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美国大选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1992年，企业家老罗斯•佩罗自掏腰包成立“改革党”，加入美国总统竞选，挑战老布什和克林顿，最后赢得了20%的选民票。研究表明，如果不是老佩罗加入战团，这次竞选获胜的将是老布什而不是克林顿，因为老佩罗抢过来的，主要是80年代支持共和党的那些选票。
竞选规则是一门精妙的学问啊！
接下来，将由陈俊、吴旭、黄其森三位候选人竞选副主席。
结果再次令在场所有人一片惊呼：陈俊28票超过半数，吴旭20票，黄其森7票！陈俊当选副主席，如无特殊情况，他也将在两年后成为第八任轮值主席。
第一轮得票领先而且颇有一定优势的吴旭，最后连续输掉主席竞选和副主席竞选，充分体现了选举规则带来的戏剧性。从表面分析，第三轮投票中，第二轮选择了吴旭的人，有4个回流向陈俊或黄其森；第二轮选择了漆洪波的31个人中，除了1个选择吴旭，绝大多数流向了陈俊；而第一轮投票那些选择了漆洪波的人，只有一个投票给了吴旭，有14个转向了陈俊！很明显，漆洪波和陈俊比较“相似”，吸引的是同一类“选民”。
随后，漆洪波发表简短就职演说：第一，我主要是一个勤务员，如果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就找我，我可能不像任总他们这样有影响力，但是我可以替你们去请动任总、冯总；第二，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联盟的选举让我感受到民主的魅力！
嘿，果然是充满“平民主席”色彩的就职演说。
壹基金再生
就在我赴哈佛游学前，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发生了一件深远影响未来的大事。
事情要从一年多前说起。2009年11月底，接到《中国企业家》杂志刘东华电话：“李连杰想约您吃个饭，谈点事情。”
李连杰？很意外！此前与这位红遍全球的武打巨星没有交集，但很欣赏他阳光、爽快的个人形象，从运动员向演艺的成功转型，也令我印象深刻。[66]他找我能有什么事情呢？
12月2日，在北京见到李连杰，第一感觉，个头没有印象中那么壮实，却散发出强大能量。这种能量不单单是一个武术和电影明星的光芒，更在于他非常善用这种光芒，善于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去影响身边的人。[67]
事情源于李连杰三年前发起创立的壹基金。
我对李连杰为壹基金做的广告有印象：“每一个人每一个月拿出一块钱来，大家是一家人。”
利用银行和互联网支付的便利性，倡导一人每月捐一元，新颖的形式加上李连杰的良好形象、巨大影响力，壹基金迅速成长为国内最有名的专项公益基金。收到的捐款不限于中国内地，还来自港澳台、美国和新加坡等，每年大约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2008年汶川大地震，壹基金更是收到了1.2亿捐款。
但是，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此时的壹基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益基金会，也不是一个独立法人，而只是设立在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专项公益基金，用通俗的话讲，是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募集善款和使用款项，都是通过红十字会的账户。
善款募集越来越多了，怎么有效使用？组织越来越大了，如何规范管理？李连杰看到了这些难题。
在壹基金最初成立那几年，阿里巴巴、QQ、招商银行是主要募资平台。李连杰与企业家“三马”——马云、马化腾、马蔚华联系密切，与帮助过壹基金的柳传志、牛根生关系也很好。他和这些企业家交换意见，大家的共识是，壹基金出路在于注册成一家独立的、有公募资格的公益基金会，找到一个有管理经验的执行理事长——最好是企业家。这个人应该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是一个好的管理者；第二，口碑好，正直；第三，有公众性，有影响力；第四，热心公益，认真做事；第五，擅长时间管理，能够为壹基金拿出时间。
李连杰说：“综合条件一算，在中国就是你了。”
我认真询问：“汶川地震‘捐款门’事件，对我个人影响很大，你不担心？”
李连杰：“大家对你的正直和理性有信心。”
他的说法切中我的虚荣心，但是接不接壹基金，考虑要复杂得多。
一旦接下来，就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是个新事物，许多东西一时看不太清，自己心里没把握。壹基金在李连杰的光环下，名头很大，名声很好，如果我担任执行理事长，在战略和管理上没有做好，会造成反弹，损害个人声誉。虽然说我管理万科比较成功，又有担任SEE会长的经验，但是管理不是简单复制，壹基金也是截然不同的组织类型。[68]
但我仍然决定接下来。
对于公益事业，对于中国社会，壹基金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新事物，简单的公益理念、全新的募捐形式，和李连杰个人形象结合在一起，如果做好了，对中国公益事业和公益组织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壹基金具备成为中国第一个民间公募公益基金的底子。几位企业家都热心帮助这项事业，既然找到了我，我义不容辞。
怎么来做壹基金？初步聊聊，我心中有了雏形：延续既有的募捐机制和形象，发挥柳传志、马蔚华、牛根生、冯仑、马云、马化腾这几位知名企业家的能量，成立理事会，把SEE的治理机制和议事规则移植过来。至于管理日常事务的秘书长，心中也有了大概人选：已经辞去SEE秘书长职务、准备回到书桌上进行中国宗教研究的杨鹏。大家也觉得他是适合的人选。
时间进入2010年，李连杰、冯仑、杨鹏和我开始运作注册事宜。我们组成了一个临时团队，相当于筹备组。第一步，我们找到了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王司长热心中国民间公益事业，三年前曾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30年30名社会人物”，和大家都比较熟悉。
通过王司长牵线，2月25日，我们拜会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孙伟林局长，表达注册公募基金会的意愿。孙局长表态很支持我们的尝试，事情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觉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但是，从大环境看，毕竟法律法规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管理没有放开，从民政部这个层面走，落实到具体环节，还是困难重重。经过半年时间反反复复，事情没有进展。
考虑到上海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政策上可能更加灵活，我们又转而尝试与上海民政局接触。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和上海民政局正式接触。
最初我们有一个共识，新注册的公募基金会保留“壹基金”品牌和人马，但与原有业务截断。一旦注册下来，新基金会将接管旧基金账上的善款，旧的壹基金逐渐关闭。[69]
壹基金原来与红十字会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在2010年2月5日就已到期，但新基金会的注册还没有眉目，事情陷入困局。这一年9月12日，在央视 《面对面》节目中，李连杰接受柴静采访，他透露，壹基金面临许多问题，甚至有可能中断。采访播出后，各方面都感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没想到，李连杰这番话，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深圳民政局局长刘润华。
10月的一天，刘润华致电王振耀，请王司长转告李连杰：“如果他到深圳来，我愿意提供一切方便。”民政部走不通，上海走不通，深圳能走得通吗？李连杰半信半疑，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杨鹏。杨鹏找我商量，我自己此前与深圳民政局也没有什么接触，不过何妨见见呢？
就这样，杨鹏与刘润华约在深圳碰头。当天向我报告情况：有戏！
“哦？怎么可能呢？政策上有支持吗？”
杨鹏回答：“民政部曾经与深圳市政府签署过一份合作协议，授权深圳民政局登记注册公益基金会，作为特区的特殊政策。见面时，刘局长一上来就说，‘杨鹏，壹基金的事，没有细节，只有大局。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大局，一切细节要让路！’”
“太好了！”听到政府官员有这样的表态，我十分振奋，“刘局长还说了什么？”
杨鹏：“没有其他的了，后来基本没谈太多关于注册的事。”
“哦。”信息量不足，我有些失落，“怎么回事？”
杨鹏：“饭桌上，刘局基本一直都在谈关于王石的话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担任李灏书记的秘书，通过间接接触，觉得王石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为了社会公益、为了一些正确的事，愿意承担风险和责任。”
哦，原来是故人！听杨鹏描述的刘润华局长，依稀看到李灏书记那种锐意改革的精神！
一个月后，我和杨鹏一同拜访刘润华局长。刘局长向我介绍，多年来，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登记方面一直积极改革，从2006年开始，陆续放开了行业协会、商会、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为此曾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我们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这么多年是有理念、有方向、有步骤，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请王总相信，我们一定做得到！”
听了这番话，我很受感动，连连说：“灯下黑，灯下黑，灯下黑！”
说“灯下黑”，因为我是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却不知道在深圳可以这样有作为。之前把目标瞄准其他地方，就没有把深圳考虑在内，听了刘局长一席话明白，深圳才是我们做慈善的地方啊！
刘局长接过话茬儿：“王总，你把公司总部设在深圳，不妨碍万科成长为全国最优秀的企业。如果壹基金把总部放在深圳，同样不会影响它成长为全国最好的公益组织。”
这位曾荣获2008年“中华慈善奖”的政府官员，鲜明带有深圳“拓荒牛”时代的进取精神和干练作风，有社会抱负，意识超前，令人感佩！
会谈中确定，事不宜迟，接下来马上进入注册具体工作：5000万注册资金到位，开立账户，完成有全部理事签字的文件。这期间，事情高度保密，不能对外界透露任何消息。
事后我才知道，刘局长曾对下属表示，如果出了问题，由他个人担责任，不牵连任何人。
进行到最后关头，刘润华向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进行非正式汇报，立国部长回复：“高度共识，共同奋斗。”与此同时，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均表示支持。
12月3日，由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五家单位发起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注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公募资格的民间公益基金会！
2011年1月11日11点11分，深圳壹基金正式揭牌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我担起了执行理事长的重任。[70]
作为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将担任永久理事。对于公众来说，他也是壹基金唯一的形象代言人，代表壹基金出席各种重大公众场合。
这一天刚好是农历腊八，在晚上的宴会上，即将前往哈佛游学的我作为执行理事长给大家舀腊八粥。第一碗给了创始人李连杰，然后给每一位在场的壹基金员工来一碗。寄语：
这是一份全新的事业，大家一起努力吧！
[66]李连杰十分成功地扮演了三个人生角色：武术冠军、电影明星、慈善家。从1975年到1979年，他连续五年获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980年，他在电影《少林寺》中扮演觉远大获成功。他意识到，自己在武术界和民间的影响力可以转化为惊人财富。1991年，他正式进入香港影坛，10年后，他的片酬跻身国际一流影星行列。2004年12月16日，李连杰在马尔代夫经历印度洋海啸，与家人劫后余生，其间目睹人们在灾难中互相关怀和扶助，促使他从此一心向善，致力于公益事业，并以慈善家身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67]李连杰曾经跟我说过他赴港“二次创业”之前的几件小事，那时候他的收入并不高，有两方人找上门来，一方有资金，一方有地，希望李连杰做第三方，整合资金土地，开发房地产；当时海南的地方政府也找到他，愿意提供一个岛屿，让他开发国际旅游。李连杰都婉拒了，他说：“钱来得太快，让人害怕。”我在早期创业的时候也面临过类似的诱惑，并且也选择了事业和理想，听到李连杰这些故事，我颇有共鸣。
[68]中城联盟一直高度关注企业开展公益事业，多家成员单位均成立了公益基金会，如万科、万通、南都、建业、天泰、中大、荣华、俊发。从法规上看，这些基金会都没有公募资格。
[69]2010年深圳壹基金注册成功后，“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将清算注销，其项目、资金及工作人员由深圳壹基金承接，其中善款资金近7000万元。
[70]理事会由李连杰、周其仁、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冯仑、周惟彦、杨鹏11人组成，监事由刘东华、宋立新、马宏、张敏4人组成。理事会、监事会3年一任期。经济学家周其仁担任理事长，马宏担任监事长，杨鹏担任秘书长。
第三学期 聆听
企业微环境
“在企业家、登山家和‘不行贿’三个标签里，我选择了‘不行贿’。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好奇的期盼，一直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物质生活越丰富，工作形态越超脱，事业成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就越强烈。
“万科企业文化的要点：简单、透明、规范、责任。就中国传统文化和目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要做到上述几点不容易。正是不容易，才值得去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许就是万科精神吧。”
2012年初，由哈佛亚洲中心主办的“亚洲企业伦理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我和来自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家一起，探讨各自企业伦理的形成机制。与会的学者除了哈佛商学院、亚洲中心的教授们，也有杜维明教授这样的中国海峡两岸“新儒学”大师。按计划，这是我在哈佛参与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因为生病不能前来中国，就在家中通过视频发言，介绍中西传统哲学伦理精神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凯博文教授认为，道德经验体现为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往往是从地方立场[71]出发的，但地方立场需要受到伦理的评判，包括外部的审视，内部的细究，挑战原本已经被接受的地方价值观。道德生活与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伦理观念要求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追求有道德生活的人们可能会意识到，他们身处的基于广义道德定义上的道德环境是错误的，于是他们会站出来批评或抗议，并身体力行正义的事情，而不管形势对他们有多不利，也不管这个选择会为自己带来怎样的负面后果。在实际存在的道德经验包围下，这常常会使他们招致麻烦，处境艰难。这就是何以有些人尽管私下对不道德的政策有意见，公开场合却随大溜附和。而当他人因这种不道德的政策蒙受伤害时，又会产生犯罪感，谴责自己错误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