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岸蜿蜒的便道上，有一条伸向小山丘的岔道。沿着岔道的缓坡，来到一处林中空地。石桩围起的矩形篱笆，其上的标识牌上注明：梭罗建造小木屋的遗址。遗址临近湖的一侧，散乱地堆放着大小不一的石头，一些石头上写着纪念梭罗的文字；还有一些石块被细心地摆放成“玛尼堆”的样子，有些石块下压着纸鹤……游客、凭吊者用自然的方式纪念这位热爱自然、身体力行的超验主义者。
在湖的另一边的停车场一侧，按照当年建房子的草图模拟了一间小木屋供游人参观。狭小的房间里家具非常简单：一只做饭的铸铁炉子、一张简易的床、一张小学生尺寸的桌子和三把椅子。啊，三把椅子，再多一把的话，中国的一些读者要猜测：他冬季没事儿也打麻将？对于这三把椅子，梭罗解释：独坐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就得用三把了。
梭罗亲近自然、自食其力、俭朴生活的实践，在今天看来不是对贪婪物质追求的一种人生目的的追问和反思吗？反观今日的中国，人们迷失在自己所创造的种种物质需求之中，而这种种需求如果失去了精神家园，那么就算拥有整个世界又有何用？梭罗对工业文明、喧嚣社会挤压人类、侵蚀人性心怀忧虑，他认为人类只有过简单淳朴的生活，才能享受到内心的轻松和愉悦。那么，如何抵御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引诱？梭罗通过《瓦尔登湖》，带给我们的启示是“simplify，simplify，simplify”（简单、简单、再简单）。
[71]这里所说的地方立场，并不局限于地理上的局部，而是广义的利益群体上的局部，接近于中国人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72]按照采购规定，对供应商的选择是重中之重。在对投标对象的考察期间，如果质量抽检不合格，即取消投标资格。入围的供应商不仅必须经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还应是行业知名企业。同时，由于万科采购规模很大，我们对供应商数量要求不是单一的一家，由此引入竞争机制，除了价格竞争，还有合作的态度，包括合作质量的竞争。
万科与供应商约定，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有些指标甚至高出国家的技术标准。在投标前，万科有飞行检查制度，多个部门的同事共同参与，质量不合格的供应商被取消资格。材料在进场时，万科还将进行质量抽样检验。而内部管控则是“三权分立”的架构：合约、技术标、经济标三项工作管理分设三个部门，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同时相互制约。
遵循阳光、透明的价值观，在与供应商签约时，万科还要同时签署一份阳光合作协议。如果发现供应商有行贿行为，第一次黄牌警告，并处合同金额10%的罚款；第二次，出示红牌，暂停或终止合同。
[73]安信地板门事件后，万科建筑研究中心建成整套环境仓测试系统，在检测建筑家具材料、部品污染程度方面，具备国内最领先的设备和技术。
[74]有趣的是，梭罗这把斧头是向小说家路易莎·梅·奥尔柯特借来的。奥尔柯特是美国小说名著《小妇人》的作者，是梭罗的康科德老乡。
暑假 世界
用经历，定义自己
2011年底，《中国国家地理》社长李栓科给我打来电话，杂志社合作方克莱斯勒想在中国物色一名形象代言人，为全新的Jeep大切诺基拍摄一部视频广告。想来想去，觉得在认识的人当中，跟Jeep品牌的精神气质最符合的还是王石。有意思，我已经很多年不开车了，现在正在美国重新捡回这门“手艺”。决定接下这则广告，并像往常一样，广告收入全部捐给公益基金会。
几乎是前后脚，瑞士手表品牌百年灵也邀请我参加一年一度的飞行节，并且探讨广告合作事宜。知道百年灵，是主打航空的手表，崇尚冒险、自由精神、精确性。此前曾有另一家瑞士名表找到我，婉拒了，因为对方是顶级奢华的形象，和我一贯风格不同。百年灵呢？我表示：喜欢飞滑翔伞，也有滑翔机驾照，但没有动力飞行器驾照，不可能驾驶动力飞机。瑞士人回复：可以先教会王石先生开飞机，再拍广告！
自2000年开始接拍广告，感觉每次参与都是新的体验，获得报酬全部做慈善公益，何乐不为？收到拍广告的邀请，什么邀请接，什么邀请不接？我的原则很简单：第一，双方品牌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精神气质配合，互相给对方加分；第二，既然广告收入要捐给公益，做广告的产品不能与公益内容有冲突。多年前接的途锐、中移动是这样，今年接的“深航加入星空联盟”广告，则是出于为深圳企业加油助力。
拍摄安排在北京，导演和摄像是2010年金马奖最佳导演钟孟宏，来自台湾。广告公司暗地里叮嘱我：“请到钟导拍广告可不容易！”接触之后，感受到钟导团队非常专业，为我拟订了详细的拍摄计划，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一清二楚。拍摄前给我准备了三种风格的服装备选：正式西装，休闲西装和登山服，还特意叮嘱我带一套自己的深色西装，以防他们准备的服装尺码不合适。重视细节的专业态度，让我非常欣赏。
第一天在石京龙滑雪场拍摄登山画面，给我安排的到场时间是早晨8点，工作人员6点多就到了现场。登山画面拍完，紧接着拍汽车在路上奔驰的各种场景，还有路牌等元素。第二天移师怀柔篱苑图书馆，拍摄读书镜头。这是清华大学李晓东教授设计的一个公益图书馆，依山傍水，钢架结构，全玻璃外窗，建筑四周以几万根柴火棒环绕，既可以透光，也避免强光的暴晒。内部宽大的空间和错落有致的台阶设计更是让人赏心悦目，最后片子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第三天去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拍摄，最后用到的镜头是我逆着进站的机场轻轨列车行走，这个镜头的意思很明显，所以是成片里的最后一个镜头。
片子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我端坐，凝视着桌子上一条被激怒、昂着头的眼镜蛇。导演介绍：计划入镜的我和眼镜蛇分别拍摄，后期合成凝视对峙的画面。
“不能一次完成吗？”我问导演。
“你不害怕被毒蛇咬吗？”钟导演反问。
“你不招惹蛇，它是不会进攻的。怕什么？”
导演采纳我的建议，镜头一次拍摄完成。
成片主线是我的画外音叙述：“当你仰视着我，你看到的是王石，还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充斥着，被世俗反复夸耀的成功，却跟我毫无关系。真正靠近自己，你明白那些融进你生命里的，不是万科，不是珠穆朗玛，或是乞力马扎罗，而是走向它们，和告别它们时，留下的脚印，正是这样的经历，而非名字，决定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我，和一个独一无二的你。用你的经历，定义自己。”
广告播出后，许多朋友和同行问我，这段话是不是我亲自执笔撰写？嘿，我哪里来这么好的文笔？大家公认，这是最符合王石个人气质的一则广告，而这段画外音，如同心声。
大切诺基选择了欧洲杯战火时段播出广告，万科同事发来短信：看欧洲杯，中场休息时间，突然出现老板的广告，感觉好像是在加班！
不少企业通过朋友渠道来打听：哪位导演拍的广告？能不能介绍给我们？遗憾，据说钟导演志不在此，一年只接一两部广告，一拍完，就进山去继续追求他的电影艺术了。
邂逅联合利华
暑假来了，阿巴拉契亚山中放松几天。阿巴拉契亚山脉位于美洲东部，山系森林茂密，景观独特，其间的阿巴拉契山道蜿蜒3380公里，成为徒步旅行者的“圣道”，全程走下来需3个月，每年完成者寥寥。我只能选择麻省境内的一段纵走。森林氧吧，鸟鸣溪流声，分辨动物足印，驱赶蚊虫。轻松，愉悦，一学期的紧张压力抛在脑后。
6月，连续考察华盛顿、费城、纽约三个植物园，飞往圣保罗，还是参观植物园。转飞里约，应巴西外交部邀请，参加为期4天的全球气候应对大会，之后再和万科同事会合继续欧洲植物园考察。
6月15日飞抵里约。三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与会的中国民营企业不超过5家，这次里约大会，注册的有21家，主要是SEE的会员。在中国民间环保活动中，民营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绿色环保，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企业做起，潺潺溪水，能汇成大川。
会议日程排得很紧凑：出席SEE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的“绿色中国竞跑未来”中国边会并做主题致辞，介绍万科产业化和绿色建筑。率领SEE企业家会员与联合国环境署署长施泰纳见面。出席联合国环境署、WWF、德国边会活动并发言。由WWF推荐，向大会联合主席、巴西外交部长帕特里奥塔、巴西环境部长特谢拉递交民间行动建议书，呼吁各国政府利用民间资源，尽快采取合作行动，并组成国际民间团体推进气候环境议题的对话。日程中还有一天是世界经济论坛“里约+20朋友”圆桌会议。“里约+20朋友”由全球30位企业领袖、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学界领袖组成，在其中，我再次看到了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波尔曼先生的身影。
波尔曼先生分享了联合利华在节水方面的环保项目：在整个价值链过程中减少用水，向供应商推广番茄和其他农作物滴灌技术。此外，联合利华还在开发产品使用过程中用水量较少的洗衣、洗发和洗手产品，希望到2020年之前，在7个主要消费国家，使用该公司洗涤剂、洗发精等产品时的用水量较2008年减少一半。
在这次会议后，“里约+20朋友”组建了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治理日程理事会，按照区域和主题划分88个日程理事会，成员由学者、非政府组织领袖、商业界领袖和意见领袖组成，类似于一个全球商业界的智囊机构，目的是为次年的冬季达沃斯峰会制定日程。我被推荐为理事，同样在理事会中的还有雀巢、联合利华等公司领导人。会后，与波尔曼先生简短交谈，表达对联合利华全价值链节水项目和环境目标的赞赏，并提及数年前我与联合利华的偶然结缘：在英国考察住宅期间，造访1887年肥皂生产商利弗兄弟在阳光港工业区为雇员兴建的住宅、学校、商店、公园、休闲娱乐设施、公共设施等，向伟大的百年企业致敬。
有趣的是，万科和联合利华是两家根本不可能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近年却数次在正式场合相遇。
2011年，在瑞士出席WWF50周年庆祝活动，波尔曼和我同为主题演讲嘉宾。那时我正逐步尝试正式场合用英文演讲和回答问题，磕磕巴巴讲下来，依然赢得掌声喝彩——因为演讲内容相关的环保话题，都是我在探险活动中亲身经历，故事动人加上演示文件的照片画面震撼，颇具吸引力；更因为英文口语不好却敢于用英文演讲的勇气和友善态度，值得听众们献上鼓励的掌声。不过，既然还说不好英文，也就没有和波尔曼单独沟通的机会，但作为企业领袖的他对环保议题的投入，使我感到认同。
几个月后，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日程理事会迪拜峰会上，我与联合利华全球对外事务总监托马斯·林加德再次交集，向大家分享了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节约木材和节水的案例，共同推动将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纳入冬季达沃斯议题。这次峰会期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领导组织课程”院长普罗布斯特专门找到我，表达意图：将万科住宅产业化与宝马、雅培的可持续行动进行比较研究，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日内瓦大学的案例库中进行发布。
哈佛游学第五学期，我已经渐渐有了自由自在的感觉，活动空间也更加扩大。2013年1月，受主席施瓦布教授邀请出席达沃斯论坛，并出席“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晤”。这是冬季达沃斯的最高级别会晤，讨论对于全球商界具有影响力的议题，规模不大，安保严格，与会者限于受邀请的各国部长级官员、联合国高官、知名学者人士。这一年主题是“2015年千年发展计划”结束后的发展目标。我的发言主旨是住宅产业化对于气候变化、热带雨林保护的作用，呼吁发挥企业供应链的作用。会议上发言的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行长金永吉等国际机构首脑和各国官员，比尔·盖茨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领袖与会。当然，我又看到了保罗·波尔曼先生，他和我是仅有两个受邀参会的企业界领袖。
与联合利华的五次邂逅，看似两个不同国度企业的偶然交集，实际上体现了企业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企业公民的一员，全球化的主角，环保运动的中坚力量。更感受到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合作伙伴，公平积极地参与到环境议程的制定和推动中。
你好，米兰！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万科以“尊重的可能”主题独立建馆参展，向世界介绍中国企业在绿色环保领域的理念和行动。上海世博会刚刚落幕，筹备参与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小组就开动了起来。
2013年6月到9月，我两次率队前往米兰考察。第一次考察目标是世博会工地，探讨万科馆可能的形式和方案，确定万科馆由李博斯金担纲设计。第二次则要与世博会办公室进行正式洽谈。
早晨8点半，SDL米兰事务所集合，万科团队和设计师李博斯金夫妇一同前往世博会办公室，拜会米兰世博局首席执行官萨拉（Sala）先生。会谈快速进入主题，万科团队做参展主题演示。
对于奥运会、世博会，中国人还习惯作为国家盛事来看，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办一场体体面面的大会，还颇有点古时候中央上国“让八方来贺，万国来朝”的意思。从世博会最初的历史来看，外国人也是近似的态度。第一届世博会，是“日不落帝国”展示工业革命成果和帝国肌肉的盛会，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发出外交邀请函。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以“一个世纪的进步”为主题，展示美国和世界工业的伟大成就，霓虹灯、航空技术、空调建筑出现在那次世博会上。1970年大阪世博会，展示继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发展成就，此后10年，日本经济加速腾飞。
随着技术革命成果普及，信息时代到来，各国对世博会的态度产生微妙变化，“举国体制”的色彩渐渐淡化，美国国会甚至立法禁止联邦政府以财政收入参加世博会建馆。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就是这种思潮的体现，与北京奥运会华丽宏大的风格恰恰形成鲜明对比。
我在开幕式前夕抵达伦敦，即发现除了候机楼的广告，几乎难以感到奥运在即的气氛。如果说北京奥运场馆是不计工本的投入，伦敦奥运场馆则体现从铺张炫耀走向实用高效，许多新建场馆都是临建，主场馆甚至已预卖给里约，作为下届奥运会的主场馆！田园牧歌、羊群、驭马耕作、戏耍的青年男女……开幕式展现的是英格兰乡村的散板。或许，正急速城市化的中国不大能领会这种怀旧情感。但对英国佬来说，冷清寂然的乡居才能生出牢靠的美德和纯净的欢快，亦是留给现代生活的宝贵遗产。开幕式风格节制、轻松、幽默，如同老百姓参与的大派对，权贵名人只是不可忽略的佐料，仅此而已。
更典型的是，伦敦人作为东道主，对奥运会并非像北京人那样持有好感，喜迎八方客。恰恰相反，他们多是对奥运占用城市交通设施的抱怨牢骚，甚至趁机大罢其工。开幕几天后，抱怨声因晴朗的天气而减少了一些，但罢工却没有因此停下，甚至连海关也罢工了。伦敦佬自嘲，他们罢工的动机只有一个：拒外国运动员于国门外，金牌就全部属于英国了。
总之，让生活继续，让奥运会、世博会回归功能，回归快乐，是大的趋势。这次米兰世博会万科馆的主题是什么呢？
食堂。从何说起？和意大利人对美食的热爱一样，中国人甚至说，民以食为天。计划经济时代的公社食堂，大学校园里的食堂，万科社区开设的“第五食堂”……呈现的是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和线路。
演示结束，简单回答世博委员会的提问。最后，萨拉先生代表米兰世博委员会表示，“食堂”实在是个很好的主题，欢迎万科成为2015年世博会第一家企业参展方。
窗外风和日丽，双方工作人员在世博办公室拍照留念，象征性开香槟，举杯庆祝。
威尼斯华人
参展米兰世博会的申请通过，万科一行人从米兰搭乘火车前往威尼斯。此时的威尼斯满是各种艺术活动的海报和时尚气息，正是双年展举办的日子。
本届双年展主策展人是英国建筑师戴维·齐珀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主题：共同基础，和城市、建筑、居住贴近，很棒！不过相比上届，更偏向前卫装置艺术，让圈外人云里雾里。从福斯特的“媒体森林”开始，恍如置身关键词和信息不断漂浮的黑房间里。我看得入迷，不知不觉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午饭时间，同事们纷纷叫饿，让他们去认认真真吃顿饭，我买了个三文鱼三明治，嚯，可真难吃！垫巴垫巴，继续看展览。步入中国馆，几位建筑师的作品也似乎偏纯艺术表述，相对来说，我更欣赏日本、俄罗斯、意大利、法国、以色列等馆的风格。
近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已经处处可见，“中国势力”隐隐升起。2011年秋季，我在哈佛大学设计与规划研究院遇到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讲席教授，其中就有中国美院的王澍教授。之前与王澍教授没有交往，只是在参观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时，观摩过其作品，印象颇深。
2006年，第十二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第一次以“国家馆”的形式参展，展览作品就是王澍与许江合作的“瓦园”：一大片青瓦屋顶呈现眼前，毛竹架做支撑，一面硕大的青瓦顶从地面倾斜着向上延伸，形成一个典型中国特征的“屋顶”，上面有可供行人走动的“竹桥”。绿荫遮掩、蝉声鼓噪，沿着简易的竹桥徜徉，一下把你拉回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境之中。将中国传统建筑材料的“瓦”和建筑样式“瓦顶”如此简洁、夸张、艺术地呈现出来，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当天在馆内恰巧碰到中国馆总策展人范迪安先生。他介绍了为何选择王澍：在当今中国超乎寻常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传统建筑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城市记忆的高层建筑集群，本土建筑“失语”现象日益严重。中国本土建筑师试图对此做出回应，以他们的实验性作品，探讨中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并为未来的城市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王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实验建筑代表人物，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当代建筑中，实验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当代化，着迷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方式，并形成了个人独特的建筑语言。其代表作有苏州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宁波美术馆和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这次为建造“瓦园”，王澍从中国运来6万片青瓦。这些回收的青瓦都是来自城市拆迁的废料。“瓦园”不仅表现了本土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执着和文化记忆，还隐喻中国城乡变化的速度和资源的惊人浪费。
2010年威尼斯双年展，又不经意间看到了王澍以个人名义参展的作品“腐朽的穹隆”：一件由许多长木条标准件互相拼接成的“穹顶”造型，占满了整个空间，简单、通透、轻盈。透过连接件之间的矩形格子空当钻进“穹顶”中，我试着揣摩创作者的意图：“穹顶”是典型的罗马传统建筑造型，其特点在中世纪基督教建筑中最为明显，并延续至今为许多公共建筑所采用，可追溯到罗马的万神殿。但就建筑材料而言，罗马人运用坚固的石料和轻质混凝土（天然火山灰）拼接成穹顶，而眼前的穹窿结构却采用轻质的长木条搭接。作者的“妙”正在于这木条之间的搭接。
木条之间的搭接只是用最简单的金属连接钉，却连续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穹顶结构，让人不免联想到传统建筑结构的梁柱体系中特有的“斗拱”结构。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试图通过木条构成的“穹顶”，来进行东西建筑差异的对话和交融，或是在霸权的西方建筑形制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对当今中国传统建筑形制衰落的无奈和抗争？
2012年初，在一年一度的普利兹克建筑大奖评比中，候选人有“万科中心”设计者斯蒂文·霍尔，但最终评委会把大奖颁给了中国本土建筑师王澍。王澍是1979年普利兹克奖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获奖者，也是第四年轻的获奖者。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都特别兴奋地议论这件事，因为他还是哈佛的“丹下健三”客座教授。毕业于东南大学的王澍是本土成长的建筑师，弃绝浮躁地模仿现代流行，孜孜追求本土建筑的特质和形式，终于获得国际建筑界的认可。我以为，在中国振兴经济、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建筑师迟早会获得普利兹克大奖，但来得这么快是出乎意料的。大奖落到王澍身上实至名归。
第四学期 思索
对话肯尼迪政府学院
肯尼迪政府学院（HKS）位于查尔斯河一侧，同哈佛商学院隔河相望，距哈佛主校区只有几步之遥。虽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新建筑，其气质和哈佛主校区上百年的佐治亚风格保持一致：红砖、石屋顶、烟囱、三角山墙。进了主入口，有些憋屈，上截短楼梯才进入大堂。这是个摆满了餐桌的大堂，餐厅？不仅是餐厅，还是会议中心、交流中心，来访的重要政治家讲演也在这里。位置不够时，多层围合的走廊上摆满椅子权当听众席，有点类似音乐厅。不拘一格的空间感飘散着古希腊广场的辩论遗韵。单从功能上考虑，不得不折服于设计者把有限的公共空间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政府的办公场所都是如此紧凑，那是纳税者的福气了。
托尼·赛奇教授是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年龄相若，再加上略带京腔的汉语，一下拉近了距离。1976年，我在兰州铁道学院上大二，赛奇参加英中教育交流项目来到中国，成为“文革”以来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年轻学者之一，现在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负责东亚研究的资深教授。虽说是礼节性拜访，我们谈得很投机。听完我对万科的介绍，赛奇不动声色地发出邀请：“下星期约个时间，我安排一位研究员，再谈一次，将万科‘不行贿’的经营实践整理成案例，在转型期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一来二往，熟络起来。
在教授堆满书的书房谈中国“文革”经历。教授：“来中国前，我在伦敦大学读书，研究方向是东亚政治和社会发展。那时，欧洲左翼学生运动澎湃，我也卷入其中，但不是狂热分子。对一些学生而言，毛泽东就是左翼运动符号，还有格瓦拉，游行中举着毛泽东画像示威，必不可少。对于中国，我是带着兴奋和渴望的心情来了解，读过《毛泽东选集》和许多宣传材料，说中国如何好，‘文化大革命’如何伟大，但真实情况又如何呢？充满了好奇。刚到中国时，毛泽东还没去世。我几乎不懂中文，只会几句常用语。但很快发现，即使能讲中文，也无法沟通，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很警惕，对我们这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更是充满戒备和疑惧。经济很萧条，政治气氛特别紧张、诡异和复杂。
“和先前想象的迥然不同。那时中国大学的教材枯燥，授课呆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能学的东西很少。进修‘中国当代史’，但老师只讲授两条路线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帝反修，很没意思。”
回忆我在大学的生活，因为是工科，数学、力学、工程结构、工艺设计，老师教得也认真。在批“臭老九”的时代，这很难得。但我不喜欢所学的专业，也不想当工程师，课余时间潦草完成作业，就去泡图书馆读文史哲的书籍。
说到改革开放，话题就更多了。印象深刻的是教授对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提法的评论：“这是一个特别聪明的说法，充满东方人的逻辑和智慧：第一，不明确讲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就不会招致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减少了人为阻力和纠缠，赢得了改革发展的时间。第二，这也表明，改革开放是一种试验，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摸索。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都是经过试验，证明可行了，再加以推广。王总，你所处的深圳特区就是最早的试验田，你也属于最早吃螃蟹的。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我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每当中国发展出现困难，西方认为中国可能出问题的时候，它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所以说，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我内心乐观的一面这样告诉自己，但……”
对小平充满敬意的教授话锋一转：“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增长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等，一些新的挑战摆在了面前；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也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河宽水很深，怎么办？如果还一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那就很危险了。宏观经济、城市发展、环境问题、市场经济管理、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科学论证和决策，绘制可持续发展蓝图。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还不够清晰，目的还不够清楚。
“当前的改革绝大部分是行政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社会与文化的多元特质，以及表现出来的政治多元特点，没有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层面上说，中国也存在巨大挑战。说到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这只是中国政治的特色，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也意味着它要处理一些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出现和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在经济起飞之后，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又一个奇迹。”
教授关于“中国一党执政是中国政治特色，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提法，我的直接反应是“中国文化传统特色决定了它的政治特色，但这种文化传统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文化，随着城市化的人口比例增高，必须适应另外一种政治特色——城市文明。也许还需要100年？”不管怎么说，受教了。
几周后，肯尼迪政府学院联系我，希望为中国政府的官员培训班上课，欣然答应。可容纳80人教室，课桌围绕讲师的位置成弧形，方便师生互动交流。每个同学桌前摆放着姓名牌。这堂课讲三个话题：一、万科的底线——不行贿；二、多元化转为专业化；三、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意思的是，在问答时间，官员们首先关心的还是房价走势和对中央房价调控政策的评价，再往下才问和课程有关的内容：
问：怎么讲“不行贿”成了万科竞争力？
答：不行贿是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如果90%以上企业遵守，当然构不成竞争力。但如果行贿受贿形成社会风气，不行贿企业就会处在不利的经营位置，怎么办？或同流，或到市场上找出路，如何在地偏价高的地块上创造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和服务？久而久之就形成适应消费者需求的竞争力，当然这要经历一个过程。
问：你说不行贿是现在，以前呢？也有人说，董事长不用行贿，手下呢？
答：不行贿是底线，万科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允许任何员工有行贿行为。
问：很难啊！
答：实际做了，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问：您强调万科不行贿，如何做到不受贿呢？
答：无法做到不受贿，但一旦发现追究责任绝不姑息。有几次，公司发生受贿案子，万科人事将涉案人送到检察机关，表明万科的态度。对一线管理层有定期不定期财务审计，人事上实行亲属回避，将受贿现象降到最低水平。树立员工良好职业操守，是管理层的责任。
问：社会风气不正，做好人难。
答：做坏人容易？行贿受贿双方都会受良心谴责，沉迷应酬寻醉，是不是麻痹痛苦的自己呢？
问：没有台下交易能拿到好地吗？
答：随着市场化、透明化，拿地的公平性提高，但早期肯定拿不到好地。万科地块在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的地方，且土地价格贵。80年代末，有一家同万科同期发行股票的企业，也做房地产，其协议拿地的能力是万科的10倍，而且价格便宜。但这家企业多年前就退市了。而高价拿偏僻地的万科却很好地生存下来。不行贿成就了竞争力。
问：在哈佛的学习方向？
答：企业伦理。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追根溯源，是基督教新教对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再往下就要追到耶路撒冷了。所以下一步游学计划是欧洲、以色列。
问：佛教博大精深，什么学问都包括在内了。
答：就现代企业制度而言，同佛教思想没有太多关系。
问：游学结束还回万科？
答：没有离开呀，何谈回？
问：我的意思是，哈佛深造后可发挥更大社会作用。
答：到这里系统学习有两个目的：一、个人修为；二、考虑未来10年用更多精力在大学教书，所以百战之后要读书。至于更大社会作用，人生犹如一条抛物线，我的最高峰已成过去时，未来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才代表未来。
问：王总，在哈佛做饭吗？
答：睡前，少许大米粒放进暖水瓶，灌满烧开水，翌日成米粥，再倒进小锅熬几分钟，早餐告成。
整体感受，领导们提问、质疑、交流的积极性很高，显示出中国精英的素质，也显示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效果。
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选修了两门课，一门阿兰·奥特肖勒教授的“城市规划”，一门鲍威尔教授的“能源政策分析和新能源展望”，星期一至星期四都有课。上课时间，教学楼大厅总是热闹得像个集市，充满了备课、下课、准备上课或正在分组讨论的学生、长短期培训班、研讨会、论坛的代表。不仅是大厅、楼梯的拐角，甚至连半地下的图书馆也人满为患。我相信，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全世界学校中，教学楼单位面积使用效率最高的建筑。
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董事
10月18日，华盛顿白宫一侧，尖顶基督教堂，肃穆庄重又平静优美的《安魂曲》，唱诗班时而清唱，时而响起管风琴伴奏。
参加WWFus年会，其中一项日程是追思WWFus创始人罗斯先生。典型的基督教仪式，发言的没有领导和“单位代表”，只有逝者亲属。内容也绝不宏大，仅有追思逝者生平，谈到生活趣事，肃穆教堂里荡漾众人赞赏的笑声。追思会后，一位董事慨然表示，轮到他自己的追思会时，要安排为环保事业做最后一次筹款！
与WWF结缘数年，对其全世界推广环保理念和环保活动深感认同。这一次年会，WWFus董事会决定接纳我成为董事会成员，这是这家机构历史上第一位外国董事，对我个人、对万科来说，既是荣耀，也是责任。
万科同WWF的合作由来已久。2009年，我们响应WWF发起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与135个国家的人民一起，在3月最后一个周末关灯一小时，表达对地球变暖和环境问题的关注。而我也有幸成为“地球一小时”在中国的形象代言人之一。后来，万科在“地球一小时”基础上，又策划增加了垃圾分类回收活动，变一小时活动为一天的生活状态。这个活动被称为“立及行动日”。“立及”取垃圾字形的半边，寓意垃圾回收，变废为宝，又是“立即行动”起来的意思。2010年双方合作进一步加深，项目扩展到珠峰地区环境保护等跨区域、跨边界的环保合作项目，尤其根据住宅建筑工地大量使用木材的特点，推广绿色木材认证、减少木材砍伐、保护热带雨林资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世界瞩目，我们大量消耗能源和排放碳，也引起争议和担忧。会议上，专家给出目前中国消耗世界资源的百分比：铜38.2%，锌41.3%，钢45.5%，煤46.6%，水泥52.2%……高耗能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中国政府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所表现的重视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措施，得到WWFus专家的正面评价。相比之下，倒是奥巴马政府，被专家们批评不作为。
而作为一家在产品中大量消耗木材的中国企业怎么想？怎么做？走一条绿色产品之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万科的回答。
曾经有一次听首席执行官卡特先生讲演：10年前女儿出生，诊断为白血病，救活概率7%，夫妇共同努力，挽救了孩子生命。如今我们面临全球气候巨变、环境污染严重、许多野生动物灭绝或濒临灭绝。我们只有抱着积极保护的态度，学会和环境和睦相处，才能继续享有唯一的地球给人类提供的自然环境。讲演令人动容。
2012年的会议之后，万科与WWF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意在利用WWF的技术和监督机制，推动万科企业公民行为。而WWF也希望通过与万科的合作，推动全球（尤其是高速发展中的经济体）木材认证和保护森林资源的行动，正如同其多年以来与可口可乐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合作一样。2012年底，万科加入WWF最新项目：保护喜马拉雅山地区雪豹。雪豹是濒危的猫科动物，也是动物在世界最高海拔生存的显著象征。因为活动路线较为固定，容易捕获，加之豹骨与豹皮价格昂贵，人类不断捕杀雪豹，使其数量急剧下降。人类活动给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没有人确切知道野外现存多少只雪豹，估计种群数量仅有几千只。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推出一项为期4年的横跨亚洲可持续发展项目，对雪豹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项目将在不丹、印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实施，并将与所有有雪豹出没的国家建立联盟。该项目的宗旨是要在雪豹踪迹所至各国，从地方、国家和地区各级唤起人们更多的意识和行动，帮助保护这个标志性的濒危物种。在项目中，万科公益基金承诺投入资金，资助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雪豹保护工作，并于2014年，联手WWF在中国、尼泊尔两国交界的雪豹保护区组织一次调查雪豹资源的科考活动，同时吸引国际上对保护雪豹的关注。
半年多后，我再到华盛顿参加WWFus董事会，很高兴得知保护雪豹项目形成了行动方案。自2011年游学哈佛，再没有登过雪山，借着保护雪豹项目的契机，一定再到喜马拉雅山！
赛艇与协作精神
查尔斯河蜿蜒流经波士顿入海。20世纪中叶，随着工厂和居民增加，未经处理的污水将河流染成粉红和橙色，鱼类死亡，飘散有毒气味。1972年《清洁水法案》通过，逐步建立现代污水处理厂，改善下水道系统，搬走工厂。措施见效，鱼群回来了。现在，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水上运动公园。2011年、2012年春天，因万科赛艇队参加查尔斯河国际赛艇节，这里飘荡的各国旗帜中出现了五星红旗。
当某种运动成为生活的一种状态，你就离不开它了。算来，我接触赛艇运动有12年了，进入状态是近6年的事，琢磨着，至少还可以再划10年吧！
赛艇是奥运会最传统的比赛项目之一，讲究团队协作，与万科倡导的企业精神相吻合。龙舟运动在中国有深厚基础，受到老百姓欢迎，但更具科学性和运动技巧的赛艇运动在民间却几乎是零，同各类国家专业队奥运冲金的气场形成巨大反差。2008年，上海万科员工组队参加户田国际赛艇邀请赛。翌年参赛，队员中增加了杭州公司员工。2010年始，逐鹿香港沙田国际邀请赛……成为中国内地唯一活跃于国际赛事的赛艇队。一路走来，终于进入了国际顶级赛艇比赛——波士顿查尔斯河的赛道。2012年查尔斯河国际赛艇节，我所在的万科八人艇取得不错成绩，较2011年提高28秒；四人艇出现碰艇犯规，扣罚1分钟，成绩不理想。不过河边观战的中国留学生志愿者、华大基因啦啦队热情呐喊依旧。
这次比赛后，上海万科部分队员自费组织前往参加香港第34届国际赛艇锦标赛，在四人单桨赛中，万科力克港铁、渣打银行、李锦记、里克卡勒斯等六支企业队夺第一名。衷心希望曾是贵族运动的赛艇能在中国内地流行起来——至少在多湖泊的南方城市！在万科的员工体育活动中，足球联赛最有历史；登山虽然久负盛名，但终究是小众运动；高尔夫始终少人疼爱；羽毛球群众基础良好，尤其受女员工青睐；公路自行车、长跑则是新的时尚，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2013年5月，万科赛艇队再战户田，并且第一次有女队员参赛：女子双人双桨！赛艇各类别中，八人艇最能反映参赛队伍的整体协作能力。四年前，万科只能勉强组织一只八人艇参赛，今年已经组了两只艇。看来，号召力在增强，整体实力在进步啊。
队伍中见到付桑，2008年那次比赛他就担任舵手，当时体重65公斤，6年过去仍任舵手，体重已减至60公斤，但舵手合理重量应在55公斤上下，故很多男队的舵手都由体重较轻的女性担当。还是继续减重吧！
厉兵秣马，一战江湖！我担任一桨位的八人艇最终获得一枚铜牌。上海公司组队的男子四人单桨战胜宿敌香港皇家帆船俱乐部，夺得金牌，亦创造自己历史最好水平！另有杭州公司的四人双桨和单人双桨各得一枚金牌；杭州公司女子双人双桨首次参赛，意外拿下一个冠军，赞！
2013年下半年，从哈佛来到英国剑桥，住的地方离康河很近，对面是一个个赛艇俱乐部。一天，学院里的主管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划赛艇，愿不愿参加赛艇俱乐部？”我说好啊，他就帮我安排，告诉我何时何地去找谁开始训练。我按照指示去了，到了俱乐部，没让我下水划船，先接受训练。教练练了我一个半小时，训练强度之大，不逊参加一次大赛，那个累！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累过，腿抽筋了！训练后，我推着自行车，一拐一拐回宿舍，是哼着歌回去的！那个舒畅！
第二次训练，我问教练：“俱乐部其他队员一周几次训练？”
回答：“10次。”。
“几次？”我以为听错了。
“周一至周五，每天两次，早上6点开始……”
这么高密度的训练？！几天后，和英国朋友聊天说起这件事情，对方笑了：“剑桥的赛艇队什么水平？那都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你怎么能跑去跟他们训练？”
我不以为然：“嘿，剑桥那么多赛艇队，还能每支队伍都参加奥运会？俱乐部安排我一起训练的队伍，当然不会是这种高水平的。”说是这么说，自己却留了个心眼。回到家里，上网一查自己跟随训练的那支赛艇队——好家伙，这叫“剑桥大学赛艇俱乐部”，有上百年历史，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赛艇队，就是参加奥运会，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俱乐部！
我这是在做梦？
自由与爱国
纽约祖科蒂公园位于曼哈顿下城金融区。所谓公园，不过是一块3000多平方米的三角地，因“占领华尔街”运动起源于此而名声大噪。运动发生两个月后，纽约警察以“清扫卫生”为由，强行迫使抗议者离开。清扫后，警察用铁栅栏将公园围了两圈，并开了进、出口，形制就像圈牛羊的“畜栏”。抗议者可以自由出入，继续表达“占领华尔街”的意愿，但纽约警察以维护公共卫生为由：不允许在公园扎帐篷，不允许钻进睡袋过夜，由此示威者从数百人骤减到五六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