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1年感恩节前的事了，祖科蒂公园现在还有示威者留守吗？趁着一次在纽约转机的时候，我再次探访这个公园。
包围的栅栏全撤光了，但守备却未松懈戒备：一溜警车一字摆开，警察三五成群，不时巡视一番。公园里十几个人松散地聚在一起：三位朋克打扮的青年在切磋吉他技巧；一位街头艺术家在挥毫作画；身披黑色斗篷、假面脸谱戴在后脑勺、佩戴“99%”臂章标志的年轻人在发放传单；一位个子矮小、戴着防毒面具的妇女，则展示着胸前挂着的标语牌，牌子上写道：“说，你想要一次革命！”两位女大学生模样的人，正热心向好奇的围观者讲解着什么；最引人注目的是位工人模样的长者，身前挂着宣传牌，站在石桌上，伸展双臂喊口号，只是缺少响应者……
曾造成社会冲击、波及全球许多城市的运动，就这样暂告段落了。前一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处于高潮时，国内有媒体预言将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致命性冲击，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即将发生……实在是危言耸听了。
在美国社会的法律框架下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甚至公开表示对现任总统的不信任，是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或剥夺人民言论及出版之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瞅着眼前这位精力充沛、振臂喊口号的长者，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焚烧美国国旗案。
1984年，共和党在得州达拉斯市举行全国大会期间，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先生在参加反对里根政府的政治游行中，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警察逮捕约翰逊，并指控他违犯了州法。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判他无罪。根据是公众在示威中焚烧国旗，受美国宪法“表达自由”的保护。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3/4的美国人都被激怒了，他们希望用法律来保护高贵的国旗。在这一愿望的推动下，《国旗保护法》迅速在国会获得通过。
然而，就在该法律生效的当天（1989年10月30日），一位叫埃里奇兰的女士，在国会山下当众焚旗。“得州诉约翰逊案”戏剧性变成了“美国诉埃里奇兰案”。按司法程序，这个官司又打到了最高法院。尽管有来自民众和国会的压力，尽管通过了新的《国旗保护法》，但最高法院再次以5比4的票数，宣布1989年《国旗保护法》违宪。
自由和爱国，都是人们所向往的美好情操。我们常常看到，互联网上许许多多人热忱地表达他们对自由的向往，也有许许多多人倾诉着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自由和爱国，又常常是一体的，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成为诸多艺术作品讴歌的对象。但自由和爱国也可能并非是一体的，如果一天，你面临自由和爱国之间存在某种冲突，自由则不能爱国，爱国则不能自由，你会作何选择？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想起，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府，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
枪炮与玫瑰
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爱恨，不同民情形成不同的制度。切换在中美两个大国社会之间，很容易观察到，两国人民存在许多价值观上的差异，从而爱恨、对错的判断截然不同。从一国文化立场看另一国，有时会觉得奇怪、诧异，乃至不可理喻。
这些差异，有的属于文化传统上的东西差异，有的属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观念开放程度不同造成的南北差异，有的则属于较个别性的中美差异。这其中，枪炮与玫瑰——武器和性的话题，是最容易看出不同来的吧！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惨案震惊世界。美国民众对死者的哀悼随即转化为对枪支泛滥的愤怒，指责允许普遍持有枪支的政策。奥巴马总统亲赴惨案发生的胡克小学，参加哀悼仪式，显露出深沉悲痛的情感，令在场者动容，但奥巴马却没有提到“控枪”这个词。
在美国政治中，“控枪”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帕罗尔（Parol）是我在商务场上认识的美国朋友。记得三年前去其达拉斯的庄园做客，大厅里摆放着熊皮，墙上挂着带角的驯鹿头、雄狮头等狩猎战利品。主人一一介绍狩猎的时间、地点，显然家族有狩猎的爱好。枪库里摆放着各式枪械弹药，着实让我这个来自禁枪国家的中国人开了眼界。美国是一个酷爱和依赖枪支的民族。500年前，当欧洲人第一次踏上美洲新大陆时，他们用枪来保护自己，用枪来驱赶曾善待他们的原住民，并用枪来摆脱英国殖民地的统治，获得独立。在这个崇尚自由的民族的心中，枪代表着与世界权衡的力量。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纪律严明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正是这一修正案在法律上给予美国民众持枪的自由，也造成了美国深入人心的枪支文化。在美国武器学校，只要交纳40美元，就可以学习射击课；交费99美元就可以完成申请持枪许可的课程，比获取驾驶本还容易。
枪从本质上改变了人民的自卫能力，也带来由于滥用枪支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自2011年初到美国访学，之前不时看到美国社会新闻对枪杀案的报道，所以我对美国社会治安颇为担忧，但时间长了，无论在安静的波士顿，还是在喧闹的纽约，都觉得还是蛮安全的。当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校园枪杀案新闻时，反而有一种置身其外的感觉。在校园熟悉的几位学者，我都分别去过家里做客，感觉他们不像拥有私人枪支，但谈论私人枪支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却表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种态度。
温文尔雅的傅高义教授认为：枪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忧虑限制持枪可能不利于遏制政府权力的膨胀：“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稍不留意，贪污腐化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更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强势政府时，公民怎么办呢？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
东亚研究中心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今天的环境同美国立国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修正案》过于简单，需要修正，需要将公共安全的价值放在高于猎鹿和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扭曲理解之上，严格的枪械管制才能制止美国接连发生的枪杀惨案。
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拥有枪支比例最高的国家（也门居第二位，但拥有率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没有哪个国家的平民能像美国人一样，可以武装到牙齿。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拥有枪，因为持枪人口中的3/4拥有两支以上。包弼德教授认为，连任的奥巴马总统（曾经是芝加哥大学自由派宪法教师、哈佛法学院劳伦斯教授的门徒）会在限枪问题上，超越党派纷争，动用总统权力管制枪支。
一项分析报告表明，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枪支销量提高了，销量提高是因为人们担心奥巴马很可能采取行动限制买枪，所以购买更积极。真具讽刺意义！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惨案一个月之后，奥巴马签署了23项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国会重新立法控枪，措施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背景审查体系，禁止进攻性武器和大容量的弹夹。可以说，奥巴马还不想激怒全美步枪协会（NRA)。拥有400万会员的全美步枪协会是美国社会中最为强大的单一问题利益集团。它具有数量庞大的会员，组织严密，凝聚力强，握有大量资金，具有枪支管制组织所难以企及的游说资源，足以左右部分选举。在美国国会选举中，全美步枪协会的选票只投向拥护《第二修正案》的候选人。很多人认为，2000年大选是全美步枪协会左右总统选举的例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支持控枪；而小布什是全美步枪协会的会员，反对枪支管制，得到了全美步枪协会的大力支持。
在历次国会枪支立法的过程中，全美步枪协会都扮演了核心角色。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惨案之后，被抛到风口浪尖上的全美步枪协会声明：“唯一制止持枪坏人的做法就是用持枪好人来应对。”全美步枪协会的逻辑是好人持枪，以暴制暴，携带武器才能保证人身安全，可这还是正常平民生活的逻辑吗？
美联社最新的民调显示，84%的受访者支持建立全国标准的背景审查，近60%的人支持收紧枪支法律。不过，在付出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何民意中仍然有四成的人支持持枪呢？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从美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和政府就是一对矛盾，也许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
持枪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特有的文化，它牢牢树立在对自由不懈追求的观念基础之上。中国历史上有较长时间禁止民间拥有武器，中国人看美国的枪文化，简直无法理解！而在性观念上，则更多体现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观念开放程度不同造成的差异。
前一年的6月，我路过纽约，恰逢同性恋组织举行的一年一度“自豪日”庆祝活动。这一年的“自豪日”非比寻常，就在两天前，纽约州参议院通过了《婚姻平等法案》，使纽约成为美国第六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州。
刚出地铁站，就被融入欢庆的游行人流：嘉年华舞会的盛装、欢呼的人群，维持秩序的警察面带包容的笑脸，飞舞的彩虹旗、彩虹气球……
非政府组织的宣导站派发宣传小册子和印有两道“黄杠”标志的衬衫和小旗。一位志愿者解释：“黄色等号”的符号是美国人权组织的标志，其意思是“平等”。同性恋群体要求的平等的含义是什么呢？无论一个人的性倾向为何，都应当在法律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价值；性倾向并非一种选择，而是遗传所决定，是无法改变的天赋；一个人应该拥有表达其性认同而不需要害怕遭到迫害的自由。
即使在特别强调权利平等的美国社会，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空间仍然受到很大的挤压。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争取黑人平等权利而遭到暗杀时，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是排斥的，公开场合同性恋的接吻、牵手，甚至在同性恋酒吧出现都是被警察逮捕的理由。
位于纽约西村的石墙酒吧是同性恋经常聚集的场所。1969年6月27日，警察在对石墙酒吧例行搜查行动中与同性恋者发生了冲突，导致连续数天的骚乱。这一事件点燃了同性恋维权运动的导火索，成为同性恋群体从压抑到抗争的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相似的组织在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建立。石墙骚乱事件使每年6月成为全球同性恋“自豪日”庆典的月份。纽约市同性恋骄傲游行在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举行。
按照社会学者的推算，同性恋的人群大致所占的人口比例为2%~4%，即使取小值，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也约有3000万。21世纪初，我国在新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上已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剔除。同性恋在中国古书上就有“断袖之癖”的记载，但同传统社会习俗相悖，至今，同性恋群体依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石墙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平等权利只有靠自己去争取才能获得。同理，尊重不是被赐予的，它也需要争取得来。
日本还是第一吗？
秋日驱车30公里抵康科德镇。出小镇拐一条岔路进入密林，来到一座斜屋顶，灰蓝色调的独栋别墅，没有围篱。迎接的主人是约翰·米尔先生和夫人田子，一位娇小的日本女性。同美式风格的建筑外观反差的是内装饰典型日式风格：屏风、榻榻米、纸拉门，工艺细腻。亚洲研究中心行政主任米尔先生年轻时在日本教书，并迎得佳人归。
这是一次庆贺乔迁新居的聚会。除我之外，应邀的是亚洲研究中心的几位日本研究专家，其中一位是退休老教授Ezra Feivel Vogel，汉名更有名：傅高义，20世纪70年代末发表了《日本第一》专著，轰动美日，对正在学习日本现代化经验的中国也产生了冲击。日本自然是聚会中的主要话题。
80年代初，我只身到深圳创业，虽当时没有读过《日本第一》这本书，却对成功现代化的日本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1986年第一次访问日本，业务考察之余，特意要求安排到寺院、精神病医院、浮世绘博物馆参观访问，意图跳出走马观花的表层，深一步了解日本社会。之后，每年的日本生意谈判、业务考察都会有一些额外的考察安排。80年代，初访日本的中国人无不为风驰电掣般的新干线、美丽富士山、机械手流水线所折服，此时我的兴趣却是一个人从东京出发，换乘不同交通工具抵奈良，参观唐招提寺，感受1200前的日本如何如饥似渴引进中国文化。途经京都，又专程拜访了万福禅寺。清初，从福建东渡的隐元大和尚在日近20年，建立临济黄檗宗，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日本学术界称之为黄檗文化，影响了江户时代的社会生活。
返回东京，参观位于日中友好会馆一侧的小石川后乐园。园林的布局以湖为中心的回游式泉水庭园，长堤、圆月桥、中式亭阁，遍植梅花、杜鹃、山茶，充满中国元素。“后乐园”名字取自中国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园为德川家康的孙子——水户藩主德川光圀所建，设计完全依据在江户（今东京）讲学的明末大儒朱舜水的意见和指导。朱舜水侨居日本20年，提倡实学、史学，对日本水户学派及幕末“尊王倒幕”思想影响甚大，他还把中国的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业园艺医、种痘等知识技能介绍到日本。
可以感觉到，在提出“脱亚入欧”的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整个江户时代，学习儒家文化仍是促进日本社会进步改革的主流。我在日本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印象最深刻、受刺激最大的是1995年穿越日本列岛之旅。驾车从九州的熊本出发，第一站是连接本州和四国的濑户大桥。桥横跨海上5个岛屿，由3座悬索桥、2座斜拉桥、1座桁架桥连贯而成，全长13.1公里，跨海部分约9.4公里，绵延长达37.3公里，建设耗时9年，为世界桥梁史上的空前杰作。大桥的一侧有座小型博物馆，馆中一张不起眼的手绘草图引起我关注。这是100多年前，一名日本工程师构思的大桥草图——不由得想到，同一时期处在清末的中国能工巧匠又在构思建造什么呢？
中国人至今仍被一个必须解答而始终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所困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政策，中日两国大致在同一时期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失败了，为什么？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砥柱的工商阶层，在日本明治维新改革运动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中国洋务运动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中国不乏经商的传统和技能，否则不会出现张择端画笔下《清明上河图》的商业大都市盛景。但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商业阶层的地位却是低下的，伦理层面被士大夫所鄙视，政治层面被官僚集团所利用、挤压。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前，商人阶层地位甚至还不如中国同行，商贩几近同小偷、骗子同类。更甚者，在武士使用新刀“开刃”时，杀两种人是无罪的，一是死刑犯，二是贩夫。260年的江户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促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仍滞留在传统社会？访学哈佛的机会，希望能把心中疑惑梳理出个头绪。嗯，不能错过请教傅高义教授的机会。
傅高义教授住在哈佛校区内，距亚洲研究中心不到5分钟步行路程。我按此前约定拜访老教授。送走前一位客人，教授示意我等一下，返身进了书房。客厅茶几上摆放着一摞英文版新书，书名《邓小平传》。刚到亚洲研究中心时，我就听说一位退休老教授在酝酿出版一本研究10年之久的邓小平专著。教授不仅是研究日本的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汉学家，退休前任哈佛东亚研究所主任。
返回客厅，教授递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时，我在香港利用收集资料研究的结果，另一本是应广东政府约请，写广东省改革开放的。你是广东来的，我想你会感兴趣。第二本书我就只有这一本了，你看完要还的！来吧，谈谈你感兴趣的日本话题。我们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对话呢？”
“都行。”我含糊地回应。我的英文远没有达到清晰叙述观点的程度，老教授虽然能讲汉语，却很缓慢。对话的过程一会儿汉语一会儿英语，夹杂着说。我介绍选择江户时代研究的三个视点：一、江户时代结束时，日本国民教育普及率不仅远高于中国，还高于英国，令我们难以置信，显然普及国民教育是现代启蒙运动的基础，可以通过“寺子屋”的发展透析这一成因。二、长崎是江户时代主要的对外贸易窗口，和80年代的深圳有点类似。长崎也扮演着文化交流的角色，其中通过对荷兰的贸易引进了西方科学思想，江户中期开办兰学私塾（即教授“荷兰学问”的私立学校），从医学开始，延伸到数学、天文、地质、兵器学等。至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分子已完成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准备，比如福泽喻吉创办的庆应大学前身就是兰学私塾。三、德川幕府的兵农分离、石高制和参觐制，主观目的是维持农本主义的集权统治，客观上却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町人阶层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坚实社会力量，而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在维新前夕经济上已经破产。简言之，国民文化教育的普及、知识阶层普遍接受西方科学思想和工商阶层的能力是促使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对于选择江户时代来考察日本向现代社会转型，傅高义是赞成的，但他又提醒三点：一、整个江户时代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学术上考虑，越窄越容易进入；二、慎重研究之前已经有定论的课题，也许在整理论据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中日同时期的比较尤其要慎重：“文化比较很诱惑人，但需要花费很多功夫，也不一定有结果。我是同时研究日本和中国的，但却没有做过日中之间的社会学比较课题。”教授的语调和风细雨，却句句点中问题所在。分手时，教授开了一份江户时代研究的书单，约定下次见面在一个月之后——因《邓小平传》出版，安排巡回讲演，时间满满。83岁了，如此充沛精力和清醒头脑，令人敬佩。
43年前，作为社会学青年学者的傅高义在日本生活了两年，研究日本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完成《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己社会的经典著作。关于这段经历，教授回忆：“我确定了东京六个普通家庭作为调查对象，他们对我非常友好，很真诚。当时日本还很穷，美国普通人家都有电视机和冰箱，他们没有。日本人说，他们穷是因为打仗，打仗是错的，‘二战’时期军政府欺骗了他们，不讲真话。战后日本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40多年过去了，我和这些家庭依然是朋友，他们的孩子、孙子和我的孩子、孙子也交了朋友。我看日本人是通过这种日常接触，这些经历也帮助我完成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直到现在，我还会被问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体会到日本社会许多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特点，比如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当然也有腐败，但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很好等等。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写这本书，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日本人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
《日本第一》成为当时美国非小说类的第一畅销书，傅高义教授成为日本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持续不景气，“日本第一”的说法遭到了质疑，最典型的是把日本成功神话的破灭比喻为西西弗斯魔咒。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竞争和可持续研究机构”（IMD）公布的2000年竞争力排行榜，日本跌落到第30位。面对诘问质疑，傅高义教授出版了《日本仍是第一吗？》。
关于10年前的这本书，教授认为：“日本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经历了一个经济低迷期，到现在仍未结束。尽管日本亟须改革以摆脱当前困境，但还是应该看到日本发展过程中的可取之处，比如，日本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没有被抛弃，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进取心。日本民族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的社会公平与和谐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仍然值得美国学习。”岂止是值得美国学习？也许更值得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学习。可惜的是，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已经超越日本”的盲目乐观情绪。当你拒绝学习一个值得学习的民族时，对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损失，损失的是你自己。
我曾经好奇地问教授为什么取中文名“傅高义”，因为Vogel译音应该是“沃格尔”，相去甚远。教授笑眯眯地解释：“‘傅高’取自Vogel的德语发音，‘义’取自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E谐音，也意味着很高的道德标准。”
伊甸园与垃圾厂
11月7日，从波士顿飞伦敦，当地时间早晨5点15分落地时，美国大选结果已揭晓，奥巴马连任总统。
同万科建研中心考察组会合，驱车前往位于康沃郡的伊甸园植物园。途中，薄雾升腾，村庄隐现起伏原野中。行程四个半小时，在车上看到了日出。
宛如藏在山谷里的四个巨大气泡，像电影《魔戒》里的神话场景，又像电影《独立日》里的外星基地。我很自然地想起去年赖特建筑之旅途中造访的美国“生物圈2号”，那是一组形似玻璃金字塔和玻璃天文台的建筑，坐落在亚利桑那州荒野的沙漠上。1989年，得克萨斯石油大王爱德华·巴斯主持，花费1.5亿美元，造成一座巨大的人工生态系统封闭式温室，包括珊瑚礁、热带雨林、海岸荒漠、热带稀树草原等热带、亚热带的生态系统。1.25公顷的系统包含有17万立方米大气、150万升淡水、380万升海水和17000立方米土壤，旨在模拟外太空封闭状态下，人类自我生存和生态平衡的可能。系统真实性、密封性堪比太空舱。六位志愿人员在内生活了两年，发现水循环能够平衡，氧气含量却下降了30%。“生物圈2号”热带雨林的植物茂盛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封闭循环下，多数植物无法正常生长繁殖，灭绝速度比预期要快。这表明在已知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类离开地球将难以永续生存。几年后，实验宣告失败，转为一个旅游项目，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效应的研究中心。
探访世界各地植物园，已经成为必选项目，几年中走过华盛顿特区国家温室植物园、纽约植物园、费城植物园、圣保罗植物园、苏黎世植物园……
眼前的伊甸园占地面积12公顷，原址是一块被当地人称作“死地”的废弃陶锡矿坑。1995年，暴风雨袭击康沃尔郡，造成很多历史建筑和植物的损毁，热爱植物的蒂姆·斯密特有了建设一个伊甸园的构想，发誓要在人类制造的生命绝地上创造明天的伊甸园，但这显然是一个耗资上亿英镑的构想。蒂姆·斯密特不是巴斯那样的富豪，他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建筑师，而是一个出身考古学家的音乐制片人。
一年后，建筑师格雷姆·肖形成了最初的建筑方案，方案慢慢变成今天的气泡状，因为气泡能适应任何地形，尤其是不规则的矿坑。筹款耗去蒂姆5年的时间。但没等筹到全款，1998年，蒂姆就迫不及待开工了。他想办法改良矿坑里的土壤，不是从别的地方移来优良土壤，而是将当地的黏土废弃物与绿色废弃物堆肥混合，开发出正常地质过程需要百年时间才会形成的8.5万吨肥沃土壤。项目刚开始建造的几个月一直在下雨，现场积水超过了4.3万吨。
2000年9月，项目基础设施完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温室，占地1.56万平方米，最高处54米，最大跨度109米，没有任何内部支撑。温室由双层ETFE膜覆盖，结构重量比它所包裹的空气还轻。室内保持18~35摄氏度，有人工加湿、造雨系统，里边有超过1100种不同物种。建设工程使用了370公里长的管材搭建脚手架，被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10年后，伊甸园获得许可建设地热发电站，采集地下5000米的热能，为项目和周边4000户家庭提供电力和供暖。
伊甸园正式开放那天，数千游客涌入伊甸园。到2008年7月，即已录得1000万人次访客。园内先后开设了园艺课程、真冰溜冰场、绿色汽车展……2002年8月，一支乐队在这里举办音乐会，此后，音乐节成为伊甸园最著名的活动。
2006年，英国女王造访伊甸园并发表演讲，呼吁人们珍视生活、保护环境。2011年，伊甸园创始人蒂姆获得荣誉爵士勋章。
如今，伊甸园的日常收入主要来自门票、会员费、出售纪念品、培训费和捐赠。其中门票是第一大收入，它是英国第四大生态旅游景点，年接待量超过100万人。
走出“气泡”回望，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蜂巢式穹顶，展示出人类对于自然的正面力量，集园艺、生物信息、艺术创作、娱乐休闲、环保教育于一体的环境再生典范。叹为观止！
“晚上住这边，还是回伦敦？”收回赞叹的心，回到现实问题上来。
“呃……今天参观用时比预计要长，现在回伦敦，到那儿恐怕已经很晚了，舟车劳顿……不过明天中午还安排了和BRE餐叙，下午Powerday考察。”
“那就还是到伦敦住宿吧！工作重要。”
8日下午，在英国建筑科学研究院（BRE）未来住宅主任奥利弗·诺瓦科维奇陪同下前往Powerday公司考察，这是伦敦地区最大的建筑混合垃圾、公共垃圾处理公司。我们参观的是它位于伦敦北郊的工厂，工厂在两条铁路之间的树叶形地块上，对居民区的影响降低。万科同事打趣：“刚从伊甸园出来，就一头扎进垃圾厂，反差太大了！”不过，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真实写照吗？
Powerday市场营销部主任赛门·李图带领，挨个车间参观。“这个垃圾厂总投资约3亿元，年处理能力为160万吨，运营3年即收回全部投资。”
“嗯？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
“伦敦地区垃圾平均运输成本为每吨31镑。”
“好家伙，这几乎是惩罚性的收费标准。”
“对极了。对于伦敦居民来说，这很心烦。但从投资角度看，垃圾处理是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哎，哎，司机先生，开错路了！”
进入垃圾场时司机开错了路，开到了垃圾车的称重平台上。大家会心一笑：“今天我们都算入场的垃圾量。”
李图先生继续带领参观：“公司拥有3个大型垃圾处理工厂，这是其中之一。最昂贵的设备、最高效的垃圾运输网络，可以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接受垃圾回收处理服务。Powerday的工作涵盖垃圾的产生、现场管理、运输和回收处理。”
“涵盖垃圾的产生？这话怎么讲？”
“对于建筑垃圾，我们可以从项目规划之初就介入，帮助业主提出减少垃圾，提高废物利用的完整方案，并且全程跟进项目，实行一站式服务。”
“效果如何评估呢？”
“我们会给业主出具完整的垃圾处理报告，跟踪记录各个环节，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价当前项目，并为下一个类似项目提出改善建议。对于建筑混合垃圾和公共垃圾，目标是做到100%回收，目前实现了90%，不到10%仍然需要填埋……”
考察伊甸园和Powerday一行，是为了给东莞建研中心和未来的北京绿色建筑公园提供借鉴。一圈走下来，却发现问题不在方式方法上，而是理念上的巨大不同。探索绿色建筑未来之路，我们想好了吗？
初访剑桥
考察结束，下一个行程是前往剑桥大学，并在商学院演讲。
事情的起因要从2012年初一次回国公务时说起。一天，助理冯楠问我：“剑桥商学院EMBA考察团下周拜访万科中心，您有没有兴趣见一见？”
“好啊，十分乐意！”
率团的是剑桥商学院MBA主任赛门·勒蒙特教授。参观交流、问答环节结束，教授问：“听说王先生结束哈佛日程后，有意到英国继续游学？”
“啊，是，目前正在接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嗐，去什么伦敦政经？要去英国，当然是去剑桥，别无他家！剑桥商学院现在开始就对您敞开大门！”
我感谢了教授的好意，但没有明确表示。不管剑桥还是伦敦政经，在我看来都是好学府，去哪一家都很荣幸。话说回来，我心里也不乏有一点点虚荣：最好的哈佛我也去过了，下一个是剑桥还是伦敦政经，区别有那么大吗？
半年后，收到勒蒙特教授发来的邀请：希望王先生有机会到剑桥商学院来演讲，并洽谈游学事宜。
11月9日早上，车行进入剑桥校园，即刻感受到震撼：与其说我是震撼于那些古老、庄严的建筑，不如说是震撼于游荡在古老校园里的精灵——处处令人感觉到，仿佛真有一个求知的精灵在校园游荡。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哈佛大学最初即得名于此，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在哈佛无法体会到的？
走上演讲台，听众席上坐满了人。这一次，不像哈佛那样满满是青年学子，而是许多白发苍苍的教授，身着长袍。辨认出前排是刚才勒蒙特教授为我介绍认识的：彭布鲁克学院院长理查德·迪尔洛夫爵士，商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拉齐教授……稍微感到紧张，似乎自己不是来演讲，而是来作毕业论文答辩。
演讲主题是“创新”，其中一个故事：日本人从中国学会了精湛的瓷器制作，但并未能超过中国占领欧洲家用瓷器市场，怎么办？中国人生产的茶杯，窄口，上下差不多一样大。日本商人注意到西方客户的特点，作了创新：敞口茶杯，更加适合高鼻子的欧美人。
听众席上的高鼻子教授都会心地笑了。
演讲结束，勒蒙特教授安排校园参观，导游是镇上的一位老太太珍妮·杰科克。刚一走到街上，老太太珍妮突然拽住我的胳膊：“王先生，您去过牛津吗？”
我一愣：“嗯？没有。”
“啊，太好了！”老太太认真地说，“千万别去！”脸一板，很严肃。
“哎……那是必需的。”
“关于剑桥，您一定听过许多故事，比如皇后学院的数学桥，据说是牛顿设计的，没用一根钉子。后来有个学生心想，牛顿有什么了不起，就把桥拆了想重装，然后……就装不上去了，所以现在桥上有钉子。这些孩子气的传说，我就不重复了。今天，我先带您去一个酒吧。要知道，酒吧才是剑桥的特色。”
珍妮把我们引到一家酒吧门口，推门进去，找到一张桌子，背后墙上镶嵌了一块铜牌，凑近了看：“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嚯，好家伙！
老太太介绍道：“沃森的自传中说，1953年的一天，克里克冲进老鹰酒吧，大声宣布：‘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沃森认为，这样说过于自大了。不过克里克也在回忆录中说，他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冲动。”
“就算克里克真的这么说过，我也不觉得他过于自大呀。”我回答。
“我同意您的看法，”珍妮乐呵呵地说，“剑桥有89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数字只计算学生或fellowship，还不包括曾经在这里工作或执教过的人。类似这样的奇人异事，在校园里比比皆是，每个角落里都能找到故事。现在，您抬头看天花板上的字迹，这是‘二战’时期，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用打火机烧出自己名字和部队番号，然后从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发去轰炸德国！这个酒吧出去不远就是老卡文迪什实验室，1897年，J·J·汤姆逊在那里发现了电子。”
推开酒吧门，回到街上：“好了，现在我带你们去找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碑。顺便说一下，许多人来到剑桥，都会对这里优美平整的草坪印象深刻。还有，学院里的草坪，是只有穿袍子的fellowship才有资格踩上去穿行的！”
“剑桥的草坪这么美，有什么秘诀吗？”
“噢，并没有特别的秘诀，只不过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修剪。”珍妮回答。
“那么，得用多长的时间呢？”
“800年，王先生，要修剪800年，哈哈哈！”老太太边走边说，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扭头对冯楠说：“对了，蒂姆，我打印了《再别康桥》的中文，一会儿到了那里，你要为我们朗诵一遍哦！”
说到剑桥有名的中国人，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金庸。一提到剑桥，中国人就会想到徐志摩和他的《再别康桥》。不过，在剑桥这个知识殿堂中，一首咏别诗恐怕还排不上位子。金庸则是82岁到剑桥来读书，读完了硕士和博士，都是硬邦邦拿下来的，令人钦佩！
参观校园结束，回到彭布鲁克学院办公室，与理查德爵士、拉齐院长、勒蒙特教授会谈，口头商定：2013年秋季学期，我将进入剑桥大学开始访学，开展犹太文化的研究课题。
理查德爵士：“欢迎您，王先生！这只是一份口头协定，随后学院会准备正式合同，与您或您的授权人共同签署。”
嘿，我心想：老牌帝国主义跟哈佛还真是不一样，访学这件事情都这么正式、严肃啊！事实上，待来到剑桥后我才发现，他们对待访问学者确实是严肃认真管理，要求老老实实做功课、做学问的。
那是后话了。
寒假 愿景
推动工厂化
没有搅拌机的噪声，没有扬尘，工地上安静、清洁得让房地产从业人员有点不习惯。
11月19日，在南京考察万科开发的上坊保障房项目。几年前，当地政府拿这个项目找到万科：120万平方米，南京市最大的保障房安居工程，利润薄，社会关注度高，质量要求高，南京万科敢不敢接？咬咬牙，接了下来。接下来之后，就一直让总经理头疼。南京公司总经理付凯，毕业于北大，书生面孔，此前一直从事人力和管理类工作，能不能打赢这场工程的硬仗？
进入工地是一个样板间，展示墙上，以剖面形式展示模板、预留洞口、内墙抹灰等工法、标准和测量方法。付凯介绍：“与中建二局摸索的‘样板引路’制度，包括材料样板、加工样板、工序样板、装修样板，先明确质量目标，统一操作规范，再进行大面积施工。”
目前阶段，中国建筑工地上的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是农民工，他们具备的是农业技能而不是建筑技能，刚放下锄头就拿起瓦刀，这种情况下，是难以达到质量标准要求的。通过“样板引路”方法，方便工人熟悉工艺流程，提高施工的标准化，稳步提高工程质量。上坊保障房项目被南京市列为示范标杆，“工程质量敢和任何一栋商品房PK（比拼）的保障房”，许多同行前往观摩学习。
这一行走访重点是上坊项目“6-05实体楼”，现场工程师一一介绍墙体、楼板、阳台、电梯井、楼梯等构件预制情况。回想2007年，万科的PC（预制混凝土）技术在上海项目第一次运用，部品化率30%。南京万科第一次试水工业化建设，部品化率在79%以上，接近日本同行水平，成本也得到较好控制，可喜可贺！住宅产业化是提高建造质量、节能环保的施工工艺，只是施工技术严格、成本提升而难以推广。我想不到的是，万科许多工程系统出身的一线公司总经理，视工厂化建筑如畏途时，“外行”出身的总经理付凯，却鼓捣出这样一个高品质的项目来。有时候，丰富的经验反而是创新的障碍？不管怎么说，上坊保障房工厂化项目的成功具里程碑意义。意外！惊喜！
我一直坚信，中国现阶段迅速的城市化，越来越使住宅产业化成为可能，而产业化建造的住宅又将成为环保绿色的建筑先锋。一年前暑假回国，走访深圳万科开发的龙华保障房项目：采用工业化建造方式，外墙、楼梯、外廊全部工厂预制，现浇结构施工中采用大钢模技术，爬架、交叉施工，理论上可以减少施工周期30%，质量也能明显提高。绿色施工：项目现场实行垃圾分类、施工道路采用钢板铺设、场内孤石利用作景观、原有山体保留、原有树木移植绿化、使用绿色环保厕所等。作为保障房，户型设计和装修方案也颇有亮点。龙华工厂化保障房项目成为建设部和深圳市的示范标杆，作为老牌一线公司，深圳万科展现出雄厚底蕴，而锐气十足的南京上坊项目，则显示出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
2012年10月的一天，受哈佛商学院约瑟夫·保尔教授邀请协助授课。课程在下午1点半，由于刚从国内返回哈佛，一觉睡醒已经过了中午时间，匆匆赶到课堂，差点错过！
应教授要求，与学生分享万科不行贿的伦理价值、尊重人的文化，以及环保绿色理念、住宅产业化。我讲完后，保尔教授走到黑板前，用数字模型演示低碳技术的收益分析。我意外地发现，这个模型居然是当年麦肯锡为万科作住宅产业化可行性分析时使用的模型！据麦肯锡专家介绍，这个研究还为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碳强度减少45%的承诺提供了理论支持。
保尔教授的模型证明：绿色建筑虽然目前成本较高，但是从长远看是节省成本。教授的证明，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2013年初，分管工程系统的副总裁周俊庭提出工业化三年计划，以“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减少人工，节能减排”为纲，到2015年底基本实现新开工项目预制率40%，100%采用装配内墙，100%无抹灰。计划提出后，令人想不到的是，佛山万科承诺：在2013年新开工的5个项目中，将实现10%预制外墙，100%装配内墙，90%整体现浇外墙，几乎已经逼近周俊庭提出的2015年目标！
深入了解，得知工程系统出身的佛山公司总经理李升阳，在公司近年业绩出色、质量提升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研究日本工艺，实现了全混凝土现浇外墙，并且在当地组建铝模厂、PC构件厂，提前布局，为未来工业化打好基础。新年伊始，佛山万科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目标！
佛山公司打响的这一枪，让集团上下都是一愣：以往只有总部提工业化要求，一线公司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一回，怎么成了总部提要求，话音刚落，一线公司主动冲了上来？在佛山公司表态刺激下，一些成熟公司明里暗里都修正了工业化目标和时间表。
2013年2月、6月，我连续走访集团内两个项目，均为工厂化项目：佛山缤纷四季、沈阳春河里。
沈阳春河里项目由万科与3家日本公司合资开发，17号楼使用日本鹿岛建设的框架装配式施工工法，4号楼采用万科北京区域自主研发的剪力墙工法。上到4号楼17层，参观工人进行外墙板吊装作业，沈阳万科总经理黄凯在一旁解说。一个吊装作业顺利完成，我满意地准备离开，突然想起什么：“黄凯，你不会是特意准备吊装给我看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