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呢？这是俺们正常的作业。”黄凯一口东北口音普通话。
“那就再来一次吊装，咱们看一次？”
“没问题，主席您就等着看吧！”黄凯信心满满。
看完两个作业，顺道去参观工人生活区，途中与日本工程师、中方合作伙伴探讨日本工法和“万科工法”的差异。
合作伙伴中天建筑的工程师表示，与万科合作，通过向日本同行学习，实现建造误差从厘米级降到毫米级，自豪感油然而生！更相信：工厂化建筑一定要搞！渴望投入、学习，与万科一同推动住宅产业化。
6年前，我曾对万科的承建商说：“跟万科一起做住宅产业化吧，否则将来就接不到万科的工程了。”做住宅产业化需要技术、需要资金投入、需要承担风险、需要远见，因为它是对传统的颠覆。6年过去了，万科的合作伙伴做得很出色，并且成为主动推动变革的力量。
向合作伙伴致敬！
回望万科三十年
作为企业家，我和一般的访学学者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哈佛的学习令我对万科未来的思考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我读书是为了个人修为，但又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修为。作为企业家，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究竟要走向何处？我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过去我思考的是“如何让企业成功”，但现在思考的是“企业成功的背后是什么”。之前更多想的是“如何成为”，而没有想过“为什么能够成为”。
创业后，我管理的万科更多参照“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模式，比如索尼、松下、丰田。它们不仅仅是成功的国际企业，它们的文化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我希望万科可以成为这样的企业，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如何从文化上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前我的探索是不够的。是不是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市场经济，有了私营企业，就能成功，就能成为像索尼、丰田这样的企业？过去我认为有可能，现在感觉，这些因素还构不成答案。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过去我的经营、管理理念一直是“拿来主义”，因为现代工业、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我的做法就是学习西方，并且和中国传统文化隔离开来。再加上我接受教育的时候，正值“文革”爆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反而在后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接受障碍，比如万科“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不行贿”，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假如这些做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那么我就进行国际化，通过开展国际业务来回避中国市场的局限性。万科投资美国旧金山的项目，整体进展非常顺利，顺利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不难明白，是因为我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完善的市场里一直坚持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并且做到了，所以到成熟的、制度化的市场环境里，就觉得更加适应。在困难的环境中都做到了，再到一个规范的、透明的、可预期的环境里，就会感觉非常舒服，也很适应。
是不是这样做下去，就解决所有问题了？不是。比如我一直很仰慕的诺基亚，突然就不行了，与此同时，涌现出许多创新型的美国企业，它们树立了更加不可撼动的地位。似乎其他国家的品牌或许会在某一时期独领风骚，但创新的主力、企业界的领先力量还是在美国。一时的、一步的领先，不能保证你能一直领先下去。
改革和开放是中国的两大红利，加上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万科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现在全球很多行业前十位的公司中不乏中国企业的身影。但我们的竞争力是否真的能排进前十位？万科是不是真的已经世界第一？不是的。如何从量的第一到质的提升，配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发展，这是万科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2013年之前，万科一直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竭尽全力提高销量和收入。2010年万科销售额过了1000亿元，2011年我们希望有所控制，计划不超过1400亿，实际完成了1200亿。最后并不是我们故意少卖，实际是尽力去卖才卖了1200亿。这说明市场已经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
我和万科管理层一致的考虑是，万科最重要的不是去求量，而是要努力提高质，完成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型，这也和中国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一致。企业要和国家共同成长。第二，就是要充分考虑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市场泡沫是在加剧的过程中。我很担心中国会走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老路。当时的日本中产阶层占社会人口很大比例，而中国的贫富悬殊较大，如果有一天泡沫破灭，后果会更加严重。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量机会，万科除了做好住宅，还要从城市配套和公共建设的角度规划自身发展，做城市服务配套商。比如我们的社区商业要考虑如何为社区增加价值，居民的生活服务，城市的水处理、垃圾处理，都可能提供发展的机会。
2000年前后，万科实现了多元化到专业化的转型，现在是从量到质的新的转型。从人员构成看，原来万科地产员工最多的是销售人员，我们慢慢把销售工作交给代理商，不再有销售队伍。而现在员工中工程师所占比例最大，占6000多员工的40%还多，甚至比一些大型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人数还要多。
万科像我期待的那样，正在成为一家技术型公司。
第五学期 更新
向谷歌学什么？
2013年2月10日，从波士顿飞往旧金山，参加WWFus董事会。会址选在硅谷的山景城谷歌总部。WWFus总部设在华盛顿，开年董事会之所以选在谷歌总部，意旨之一是：探讨如何将新的信息搜索技术应用到保护濒危物种上。濒危物种是指由于滥捕、盗猎、环境破坏、数量稀少、栖地狭窄等种种原因导致面临灭绝危机的物种。一个关键物种的灭绝可能破坏当地的食物链，造成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并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解。全球一体化，受经济利益驱使，自然保护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的现象愈演愈烈。如何防范非法盗猎行为成为环保工作的难题。
2012年，谷歌资助WWF，研发出小型无人侦察机，协助打击盗猎行为。董事会上展示了这项成果：重约4.5公斤、翼展3米的无人驾驶侦察机可以爬升高度195米，低速静音，巡逻保护区。无人侦察机可以通过手提电脑遥控，搭配动物标签技术，随时掌握动物行踪，协助保护大范围的野生动物。一旦发现有盗猎者接近，立刻通过机载GPS将即时影像回传给基地，让救援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研发成果已经着手在尼泊尔国家公园保护孟加拉虎、独角犀牛的项目上应用。
2008年，我带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考察美国专门从事环保的非政府组织。在交流活动中，我曾说：“过去我们访问美国，主要是学习如何建立现代企业运营模式，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如何利用资金杠杆兼并扩张；这次访美，是专门学习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做公益慈善环保……”5年过去了，中国企业家组织、参加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环保活动中的一支中坚力量，但中国环保开展的水平与国际水平、中国企业家整体环保意识与行动能力之间，差距明显。
环保行为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喜马拉雅雪豹保护活动，WWFus就是通过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来推进，一出手就先声夺人。2004年,中国企业家成立的SEE，在防治沙尘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能够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沟通并得到支持，但中国大多民间组织的环保活动还处在和政府少沟通，甚至对抗的状态。
WWFus董事会成员由三种类型的人士构成：有社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精通环保的科学家、社会知名人士（政治家、律师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科学家，任何环保项目的设立和实施，首先要取得科学家的认同，基金会的行政机构有一个由科学家领衔的科学部，相比来看，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决策还是以拍脑袋、灵机一动的想当然为主。
环保是项很高尚的工作，但高尚不等于容易被人接受。如何宣传环保项目，让自己易于被政府、媒体、大众接受至关重要。如何宣传自己的使命？WWF做得相当成功，比如它建立的“大熊猫”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得到全世界认可。WWF保护的濒临灭绝的物种非常之多，为何专门拣出大熊猫做其标识？就因它不仅是濒临灭绝物种，还在它可爱的形象，成人儿童都喜欢。选择这种保护的物种做形象被称为旗舰物种。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这类动物的保护容易得到更多的资金，从而保护大片生态环境。实际上，喜马拉雅山雪豹的保护，又是一个旗舰物种的巧妙选择。相比之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做了许多环保实际工作，如SEE，9年来在内蒙古阿拉善沙漠地区做了很多防治沙漠化的工作，但却很难一下说清自己的业务图景。
WWFus的决策民主与会议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在谷歌总部召开，董事们自然对谷歌的独特文化管理感兴趣，但参观仅安排一个小时。会议一天半，从第一天8点早餐会开始，午餐前有15分钟休息，午餐会后没有休息，接着会议直接开到下午5点半，晚餐会从7点持续到9点半；第二天早餐会开始，持续到午餐会1点半结束。一天半的会议却两次安排分组讨论，20多位董事成员分成三个组，对议题充分酝酿，每个成员都要表明自己的观点，秘书处工作人员将每一个不同的观点、见解、建议写在黑板上。之后委托发言人在总结会上代表小组发言，组织者再依据三个小组的意见进行汇总平衡，既充分发挥民主又极具效率。相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会议，要不“议而不决”缺乏效率，要不就“一言堂”缺少民主程序。有意思的是，WWFus邀请我加入董事会的前提是：必须参加每年两次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不是一项荣誉，而是一项责任。
在谷歌总部召开的董事会结束。董事们各自携带自己的行李，挤乘会议安排的面包车前往机场，各奔东西。挤在面包车里的有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世界最大广告公司的董事长、前国会资深众议员、著名科学家……
为了中国的环保，为了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我作为万科的创始人，一直在学习。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万科把自己喻为领跑者，而在如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面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上，领跑者的责任更重大。
金沙江的涓涓细水
2月22日，黑龙江，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会场前下车。嚯，今年真够冷的！打了个冷战。雪花飘飘，银装素裹，雪道就在距离会场不远处。远看山上一个个黑点，是滑雪爱好者的人影“嗖嗖”直下，令人肾上腺素加速分泌！
参加亚布力论坛许多年，习惯了到达就直奔雪道，体会回旋和速降的刺激。今年却不得不按捺住爱好，待在房间里参与会见、讨论议程、发言稿，因为今年有了个不同身份：轮值主席。企业家可以去滑雪，轮值主席就得待着干活儿呀。
不久前，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主任科尔比教授在哈佛商学院开设中国企业案例系列课，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作为案例之一。受教授邀请，我开设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家自我更新”的讲座，讲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三个非政府组织故事。
故事一：1999年，由万通冯仑、建业胡葆森、万科王石作为发起人，创建了中国城市发展商网络联盟（简称：中城联盟），我为首任轮值主席，一任两年。2002年初任期满，许多会员建议我连任，因为新创建的民间商会组织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需要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婉言拒绝，因为章程规定轮值主席只任一期不能连任，新任主席由原任主席推荐，理事成员表决通过。第二任、第三任主席分别为冯仑和胡葆森。之后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两年一期的新任轮值主席由将卸任的主席和已卸任的前主席共同推举，但要至少一半以上的理事会员通过方生效。既然是选举，至少两名候选人，但其中一名心知肚明，只是陪衬。不言而喻，每次都是大佬们推举的候选人当选，持续了六届。表面上是民主选举，实际上是幕后的大佬们操作。到了2012年换届选举，没等大佬们推出新的候选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理事们自由报名参选的气氛，出现四名候选人，并在选前进行拉票游说，选情突变。“后大佬时代”的候选人实力比较平均，选举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大家认为实力较强、拜票工作比较到位的候选人没有当选，反而是更年轻、更具有服务意识的候选人获最多票数，当选中城联盟第七届主席。意想不到的选举结果，却是令人高兴，因为中城联盟的民主建设提高了一大步，但这一大步走了整整12年。一个商会组织如此，更何况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中国的民主道路漫漫，企业家从自己做起，任重道远。
故事二：2004年6月3日，刘晓光等67位来自内地、港澳台、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家聚会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月亮湖，筹建阿拉善沙漠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简称：SEE）。当晚筹备会要通过协会章程并选举出常务理事会和正副会长。晚上8点半开会，预计一个半个小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对章程草稿提出不同的建议和修改，很难达成统一意见。刘晓光提议：“是不是先原则上通过章程？如果章程不能通过，如何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什么叫原则性通过？”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质疑。来自内地的本土企业家很容易理解“原则性通过”的含义，赞成刘晓光的提议；但“海龟”和来自海外的企业家却不依不饶，坚决反对章程含含糊糊地“原则性通过”。会议陷入僵局。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不能统一的条款写到白板上，逐一表决通过或否定，待章程修改完成时已过了零点。接着，参会代表又对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的候选名单提出质疑：谁定的候选名单？能不能自己报名参选？是等额还是差额？会议再次失控，七嘴八舌中决定重新推举候选人。会议持续到半夜……
组织发起人当晚几乎一晚没睡。没想到辛辛苦苦设计的组织模式，就这么容易被推翻了，原有的公共生活方式遭到了挑战。但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却在乱哄哄的意见中寻找到共同语言——最基本的民主程序。正是这一晚上的会议奠定了SEE今后的文化基因。经9年成长，SEE成为公认最规范管理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多次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亦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沙漠生物多样性环保组织，SEE遵循“罗伯特议事规程”的民主程序已经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标杆，它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环保层面。
故事三：自2011年到哈佛访学，我便决定集中精力进修，不再参加国内企业家的社会活动。但2012年4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我做下一年的轮值主席时，我却应承了。
为什么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民营企业的个体成长，行业商会性质的组织也在成长，只是在政府的控制下，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成长得较为缓慢，较具影响力的有亚布力论坛、中城联盟、阿拉善、欧美2005同学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但就广泛性和对企业家群体的号召力来说，都有局限性。2008年汶川大地震，8家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曾以“拉住孩子的手”的题目联手行动，帮助汶川灾后重建，行动有效率并较为成功，但之后的联手活动没有持续。要为跨行业的民营企业代言，上述非政府组织都有局限性：中城联盟只局限房地产行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一个封闭的、功成名就的小圈子，阿拉善局限于环保公益活动；2005欧美同学会把没有留学背景的企业家拒之门外……较为开放的、有10年历史并有条件来推动联合的是亚布力论坛，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过去7年轮值主席中有5位是北京的企业家；70位企业家理事成员中，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只有3位，显然参与活动的骨干成员偏重于北京和北方地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血缘、地缘关系，企业家非政府组织里也不例外，其局限性多源于发起人所在地区和学习工作背景。从学历背景上，亚布力论坛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武汉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的博士生，且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背景，我调侃亚布力论坛的核心为“武大帮”。但第七任轮值主席由上海复兴集团的郭广昌来担任，却使论坛结构有了更合理的分布，改变了偏重北方企业家群的格局。
200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成立，当时陈东升创业的泰康人寿保费收入是15.6亿；2012年，保费收入已经是754亿。今天，亚布力理事会成员单位的收入，相当于国内两个富裕省份财政收入的总和，或相当于丹麦一个国家的收入总和。亚布力理事会成员单位平均创业时间超过20年，而一般企业创业10年之后，还能活下来的只有5%。经过多年发展，亚布力已经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年会之一，理事企业家范围不断扩大，内涵更加丰富，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
我被亚布力核心领导的开放和郭先生的作为所感染，应承了邀请，做2012～2013年度的轮值主席，因为我知道，邀请我，实际是希望我能动员珠三角的企业家参与亚布力论坛的活动，使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成为代表中国企业家心声和互相交流、自我更新的论坛。所以我给自己未来一年的轮值主席工作定下目标：第一，发展更多会员，让北京区域企业家占多数的亚布力更具有丰富性。第二，引入达沃斯式的会议模式。既然亚布力号称“中国的达沃斯”，那不妨把这件事情做彻底，做纯粹。第三，让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联系起来。
这一届亚布力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新局”，显示出企业家群体对国家大环境的强烈期许——论坛许多发言在后来都被很大范围传播，引起强烈共鸣。随之引发的讨论是，企业家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说话？想不到，这个讨论几乎持续了未来整整一年。
在轮值主席的开幕发言中，我所谈的主题是企业家的“自我更新”。
我跟企业家们说，就像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一样，亚布力论坛也是一个聪明脑袋瓜聚集的地方。不过，聪明的脑袋瓜子也有迷茫的时候。今天，中国企业家就面临一些困惑和迷茫，面临社会的曲解和丑化。在差不多在100年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洛克菲勒也曾面临同样的痛苦。他的做法是，用企业的成功和公益慈善来回应社会。许多年之后，洛克菲勒才赢得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形象，赢得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今天我们也在走过同样的道路，企业家不要抱怨，也不要消极对待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冒险精神，在不确定情况下，才更需要企业家。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不该逃避。我鼓励企业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教育成才，我更呼吁企业家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那是没有希望的。
我与企业家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那是四年前，我到金沙江漂流。我们对金沙江的印象都是水流湍急，但是后来会来到一段水面非常平静的河道。在平静的水流上，筏子漂得非常慢，我可以从容地看见，非常陡峭的两岸有一股一股的涓涓细水汇入金沙江。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滔滔的江水就是由一股一股溪流汇集而成的。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中国的未来如果有希望，需要我们每个人就像那涓涓细水，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我们汇集成的，就是那滔滔的江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总是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的。
最后寄语：企业家阶层应该更多自省、自律、自我更新，还有自我保护。明天和未来就在肩上，请承担起我们的责任，面向未来！
“前方记者王石”
4月春寒，亚洲交流中心举行中美企业家圆桌会议，90岁高龄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侃侃而谈，寄语未来世纪中美关系。
结束哈佛中国论坛，送走亚布力论坛的中国企业家，又迎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万科队15名队员，其中有9名万科员工，2位业主和4位合作伙伴。领队的是执行副总裁、财务专家王文金，自从热爱上长跑之后，他整个人变得精瘦、黝黑，却充满活力。这是中国企业首次组队参加波马，一些个人参赛的跑手喜欢在一起热闹，也图有个照应，便加入万科队行动，使得队伍实际达到了31人。2012年参加波马的中国人有47人，2013年达到了87人，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1897年，也就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举办后一年，就有了波士顿马拉松赛事。虽然那一次只有15位跑者参加，但已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马拉松。此后波马每年一次，从未间断。每年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即美国爱国者日，是波马的比赛日。在1986年以前，它一直沿用古希腊方式，对优胜者只有头戴橄榄叶冠的奖励，没有奖金。由于波士顿道路起伏很大，波马男子比赛没出过世界最好成绩，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是世界最顶级的马拉松赛事，每年参赛者在2万以上，观众50多万。对于长跑爱好者而言，能跑一次波马有如朝圣，可惜绝大多数长跑爱好者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它同时也是对参赛资格实行最严格限制的赛事——门槛极高，几乎是专业水平。
不过，波马还是留了一个机会：成为波马赞助商，就有可能获得体验参赛资格。万科有没有可能为中国普通长跑爱好者敲开波马大门？2012年7月，万科尝试与主办方——波士顿田径协会联系。
中国的住宅开发商？接待万科访客的工作人员显得很诧异，介绍波马荣誉陈列室的同时，也礼貌地暗示：波马亦非什么赞助都接受，它对赞助商的身份和声誉是很挑剔的。
万科访客耐心介绍自己的公司：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波士顿田协的人扬扬眉毛，半信半疑，不为所动。
“致力于绿色住宅开发，在中国，每两栋绿色三星住宅，就有一栋是万科开发的。”万科访客继续介绍。美国人似乎被说动了：“哦，我们可以尝试进一步接触！”
三个月后，波士顿田径协会确认万科成为未来三年波马赞助商，万科每年获得15个参赛名额。
美东时间4月15日中午，万科队第一个队员举着国旗冲过终点，这是北京四季花城业主魏志刚，绰号黑鹰，时间是3小时7分钟，创下个人最好成绩。20多分钟后，万科长跑协会的夏海荫冲线，然后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万科员工、福州公司的肖敏。中城投资的衷存皇、万科总部的王文金几乎同时冲过终点……
陈蔚文、王彬、朱文明……就在参赛队员陆续抵达终点之际，我所在看台对面右侧近终点位置突然一声闷响，白烟腾起。下意识觉得似汽车爆胎，但比爆胎更大声。周边人们略显惊愕，但没有惊慌。大约10秒后，左侧又一声闷响，距离我们只有20米，物体被炸碎飞溅，白烟再次腾起。我这才感觉不对！看台上慌乱起来，本能告诉我，所在这个地方目前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忙喊：“趴下！趴下！不要跑！”缓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在一群慌乱的老美丛中说起中文！
心里快速评估环境危险性，一边拿出手机拍下现场情景。
爆炸后，现场陷入短暂混乱，甚至有警卫人员朝远离爆炸点的方向跑开。但很快，没有听到任何命令，但又像有人指挥一般，甚至比有指挥更加高效快速，警卫人员拆除赛道围栏，抢救伤员；旁人有的冷静步行撤离，有的加入援救之中，或维持秩序；警笛声起……；孩子在发抖；救援车疾驰恐怖袭击现场；附近居民开始给跑者送衣服和热水。感慨：美国应急部门和美国社会的反应非常快！
撤离现场，召集万科队员和朋友们，确认大家都安全。一起回到酒店房间，打开电视，已经证实是一场恐怖袭击！中国、美国的电话涌进来，关心打听万科队员的安全。
把现场拍摄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很快传播开来。央视记者联系我，希望火线采访。电话接通，主持人可能是过于紧张，直呼我为“前方记者王石”。听到这个称谓，我愣了一下，反问：“我怎么成了记者了？”转念一想，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于是，我成了波士顿爆炸事件最前线的报道者：“当时我正在看台的VIP（贵宾）区域，我们万科队已经有8名选手完成比赛了，然后听到终点的右侧一声巨响……”
过了一会儿，大伙儿心情渐渐平缓，说话时也多了些轻松成分。我的助理冯楠当时距离爆炸点最近，那天正好是他生日，苦中作乐打趣：“差点生日变忌日呀！”广州公司陈蔚文的家人在终点附近等候，裤脚被爆炸物击出一个小洞，浑然不觉。北京公司贾晓萌正好跑到离爆炸点500米的地方，撤离时，收到美国老人送来香蕉，还有一位中国男孩送来衣服。完赛的王文金后怕地说，幸亏路过韦尔斯利女校时，没有在那些脸上写着“kiss me”（吻我）的女生身边停下，否则耽误了时间，正好就该爆炸时点经过爆炸地点了！
傍晚，几位中国留学生找到我们，说一直联系不上他们一位同学，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向友善的万科人求助。冯楠马上拿起电话联系警方，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线索。后来我们得知这位同学在恐怖袭击中不幸逝世，她的名字叫吕令子。
几天后，借哈佛教师俱乐部办午餐会，为万科队送行。谈到比赛，几位队员说，跑到41公里位置，已感到冲刺的喜悦，却因炸弹袭击而终止，太遗憾。一位队员谈体会：虽没能冲刺，经历更充实，体会到波士顿居民对参赛运动员的关怀。如果恐怖组织者的目的是制造恐怖，结果却让我们感到了温暖。
波士顿，一座伟大的城市。
三头铜牛的故事
2013年6月初，上海。傍晚，华灯初上，夜幕中的浦东镀上一层淡淡光辉，繁华胜景。
漫步外滩金融广场。“外滩牛”撅着打了个圈的尾巴冲着霓虹闪烁的陆家嘴, 摆出决斗的姿态, 牛气冲天。突然想起，“外滩牛”同平素大家眼熟能详的华尔街铜牛何其相似？随手用手机搜索，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的华尔街铜牛年纪没有我们想当然的那么老，它诞生于1989年，和2010年创作的“外滩牛”均出自美籍意大利裔设计师阿图罗·迪·莫迪卡之手。
眼前这头憋着劲儿往前冲的“外滩牛”使我联想到另一头牛——潘鹤先生为深圳特区创作的“拓荒牛”，创作时间是1984年，比“华尔街铜牛”还早了5年。那一年是我到深圳创业第二年。深圳特区刚成立不久，全国各地揣着梦想的年轻人聚集到这里开创新的家园，推土机、泥头车、吊塔林立，沙尘滚滚，整个特区像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拓荒牛”就是作为特区精神的象征而建造的。潘教授曾回忆创造过程，他说有天偶尔看到两个盘根错节的老树根，顿生灵感：“我想到辛亥革命虽然砍掉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大树，但是封建意识残余的树根还在，拓荒牛就是要把封建意识、小农意识、官僚作风连根拔起。”创作蕴意本来十分深刻。但据说，一位中央领导看了“拓荒牛”作品之后，盛赞是为人民勤恳耕种的“孺子牛”。此后，深圳“拓荒牛”的形象，包括各种纪念品上，就不出现被拓荒牛连根拔出的老树根了。
在中国语言里，“孺子牛”和“拓荒牛”都是褒义词，但是意思不同。孺子牛原意是表示父母对子女的过分疼爱，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比喻心甘情愿为大众服务、奉献。这里，雕塑家力图表现拔除陈旧意识的决心被消解了。拓荒牛还是孺子牛，体现了两种观念：一种是打破现状、创新开拓，另一种是安于现状、埋头干活、不计报酬、无私奉献。
在深圳特区创办初期，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存在巨大的争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曾是蛇口招商局的标语牌，表现出对通过奋斗实现价值的渴望和对金钱的热爱，体现了最质朴的创业动机。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认为财富有原罪，“只有品德败坏的人才可能巨富”。“拓荒牛”演变成“孺子牛”也不是偶然的。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文明认为，财富的唯一源泉是人类的创造性生产。人们通过积极投身于交换，为对方创造价值而获得财富是理所当然受到保护的。在一个迅速奔向现代化的社会，如果这种财富观念不能成为主流的普世价值观，它获得的繁荣和幸福难以持久。今天，民营企业已成为深圳的主要经济动力。就中国内地而言，民营企业以不到国有企业一半的资产总额，创造出超过国有企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但国有资本垄断了高获利行业，歧视性的政策倾斜，使得民营企业被剥夺了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行业准入、定价、融资渠道、市场竞争上面临不公平待遇。这样的现状如果不能改变，必将导致中国民间资本将资金投向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中。
血缘上追随“华尔街铜牛”的“外滩牛”暗喻上海滩曾经的辉煌，明喻对再造辉煌的渴求。曾经的辉煌得益于上海在远东的特殊地理位置，但生命力更源于透明、效率、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1949年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外滩很快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重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离不开一个公平、透明竞争的金融体系，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它和国有金融机构并不是一种替代和补充的关系，而是一种公平竞争关系。如果金融市场能够充分开放，保证国有资本、境外资本、民营资本公平地竞逐，会给金融行业及整个经济体系带来持久、旺盛的活力，上海金融中心再创辉煌才成为可能。
有意思的是，“华尔街铜牛”本来就是一个不守规则、大胆出奇的故事。莫迪卡是一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艺术家，来到美国多年，一直没混出名堂，便想做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好出人头地。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心脏，如果自己的作品能放在这里，肯定会引人注意。1989年12月15日午夜，莫迪卡用一辆大卡车将他创作的重达6300公斤的铜牛，偷偷运到纽交所门前那棵巨大的圣诞树下面。第二天一大早他跑去看，果然铜牛已经被记者和警察围得水泄不通。纽约市政府勒令莫迪卡赶紧把铜牛拉走，而百老汇大街南端一家公园的负责人找到他，想把铜牛放到公园里。莫迪卡很有胆气，他的做法是，把铜牛出售给开价最高的买主，但买主必须将雕像留在原地，并捐赠给纽约市。现在铜牛已经名满天下，它是纽约市的公共财产，不准任何人买卖，但莫迪卡拥有肖像权，而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这一次曲折的“逆袭”。
信数据，不信小道消息
在一次论坛上认识了李成教授，他对美中关系的可能变化分析得明快透彻，让我印象深刻。那之后美中关系的论坛上均看到李成教授身影，无论讲演还是讲座都很精彩，深受欢迎。一次芝加哥会上再碰面，知道我要结束美国的游学，邀我去布鲁金斯做访问学者。“为什么呢？”“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权力中心，不体验一下怎么能算了解美国呢？”
借华盛顿开会机会，我拜访了布鲁金斯学会。5月初的华盛顿，樱花、映山红、郁金香盛放，气候宜人。
在一楼的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个子不高、精力充沛的李成教授带着两位年轻助手，开门见山地介绍中心的研究方向：“关注中国发展及中国发展对美国和世界的意义。研究的课题包括中国的经济与贸易、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国内政治发展等问题。中心同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在上海受本科教育的李成，1987年留学美国，于普林斯顿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受聘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他被聘为中国事务顾问。
李成教授指着桌上摊开的一排书：“翻译出版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著作是中心的一项工作，为让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从2009年开始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出版若干学者的著作，如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贺卫方的《民主与法制》、胡鞍钢的《2020年的中国》、李成主编的《中国崛起的中产阶层》……”
我好奇李教授如何预测捉摸不定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选更替，教授回答：“首先建立数据库，对100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只有三位例外）都建有详细的个人档案，档案信息都来自公开的资料。当然如何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就不那么简单了，否则数据就是一些数据。对于高层领导变动的判断，有时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和所谓权威小道消息不一致，相信谁呢？当然相信分析的结果。政治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预测需要承担风险。”最终是理性的数据分析战胜小道消息，很受启发！
李成教授侃侃而谈，说到中国的愤青：“20年前，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崇拜西方，而20年后，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西方却持批判的态度，我们怀着尊敬的眼光试图理解这一现象。”我强烈感到，他所领导的专家团队，在用西方的逻辑和方法论来向美国人解释中国的变化，同时也用中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的考虑。显然，这样的“中国通”，美中双方都很欢迎。
李成教授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智库之一，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所处的街区又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集中的地方，被戏称为华盛顿的“华尔街”。
美国民众有公开辩论的政治文化，有积极影响政府决策的兴趣，更希望通过智库思想加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这种主观能动性，鼓励了政治精英和社会各阶层民众通过智库发挥作用。美国政治体制以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为基本特征，权力分散、决策机制公开化，政策制定者强烈需求并依赖于独立性的政策信息。美国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两大部门分立，经常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形，需要斡旋协调。国会审议和立法的复杂，也需要“外脑”辅助。这为美国智库创造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美国智库人才济济、生意兴隆，这点还不能不提到“旋转门”。美国政府的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所谓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要真正体会美国社会，我接受李成教授的建议，到华盛顿待一段时间。
万科国际化
6月26日，我在旧金山为万科在美国的第一个项目——富升街201号地块奠基，合作方是铁狮门。当天晴空万里，这在旧金山这座以气候多变、阴雨连绵著称的城市实在是不多见的天气，现场有人开玩笑说：都快被晒成龙虾了。
万科投资美国项目的第一个逻辑是“学习”。此前，万科团队考察了意大利、日本、美国、英国等很多市场，包括第一次接触铁狮门，无论是资本市场操作还是项目管理，我们都感受到了和成熟市场的差距。我相信，某一天中国房地产市场过了“房子不愁卖”的阶段，对项目开发会提出更高要求，我们也需要更熟悉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这些经验，都可以通过向成熟市场学习而获得。这个项目就是如此，铁狮门仅以很小一部分投资比例，就撬动一个大项目，获得丰厚回报。
万科准备到海外投资的消息一传出去，就有媒体开始解读成万科不看好中国市场。其实，就在我们准备进入美国市场时，铁狮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不久。2012年年中，铁狮门团队来深圳拜会万科，我们还没向他们表达希望在美投资的设想，他们就先提出，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开发天津的项目——铁狮门在欧洲、亚洲、拉美都有投资、开发和管理物业。一流的企业一定是国际化的企业。我们投资海外市场，是因为有志于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也是希望能与更多世界级企业同场竞技，希望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因为不看好中国市场。
正式接触到旧金山项目的资料，已经是2012年底的事情了。当时，负责投资业务的副总裁张旭向我汇报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项目，无论城市、地段还是附近的交通，都是万科在中国没见过的，他们准备投资。我说好。本以为这个项目还得有些时日，谁知不到一个月，张旭又来找我，让我准备参加合作签字仪式。甚至奠基仪式都已经选好日子了。2013年2月14日情人节里，万科和美国业务的第一个伙伴铁狮门正式签约。
签约的当天，我才第一次去项目现场。合作方介绍说，这个地块，最初是旧金山邮局的货场，后来因为城市发展，货场外迁，才成为再开发项目。这让我对这个项目更有了信心：美国的邮政系统组建于19世纪末期，当时的邮政系统，就像现在的互联网一样，是商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因为邮政系统，才使得“日报”成为可能，才使得当天芝加哥期货交易的价格，第二天早上就能传到明尼苏达州农民的早餐桌上，影响他们种植作物的决策。因为邮政，才使得“美利坚合众国”由几十个联合在一起的国家，变成了真正的“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度”。因此，“二战”以前建立起来的城市，邮政局一定占据着非常核心的地块。果不其然，加州政府投资数千亿美金打造的旧金山至洛杉矶高铁，未来就将把终点站设在这附近。
消息传出，万科人都接到几百个国内朋友电话，打听甚至就想要买富升街201号的房子。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很多中国人都有在海外置业的需求，但却不熟悉海外市场。但他们相信万科的品牌、管理和投资眼光，甚至很多人就是万科的业主。反正到美国买谁的房子都是买，为什么不买一个熟悉的品牌开发商。其实，此时距离我们开售还很遥远。
“如果从美国的那些开发商手里买房子，房子有问题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投诉，至少万科的房子我知道你们就在深圳大梅沙！”这种说法代表了很多客户的心声。
这就是我们投资美国的第二个逻辑，跟随客户。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培养了一个相对富裕的阶层，无论是全球资产配置，还是子女教育、改善生活环境方面的考虑，他们都希望能在海外置业。而美国自然成首选。
6月26日的奠基仪式上，旧金山市长李孟贤也出席并致辞，这位祖籍广东台山的第二代华人是旧金山市160年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李孟贤告诉我，2003年旧金山政府就将这片土地的再开发权授予了铁狮门，但因为2008年次贷危机，这个项目一直没能开工。因为是铁狮门，旧金山市政府一直保持信心，没有收回开发权。现在，铁狮门引入万科，合作双方分别是中美两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先企业，他有信心这个项目一定能在他的任期完工。“到时候，我还要来参加竣工仪式。”李市长许诺。
旧金山华埠历史悠久，因为加州淘金热，太平洋铁路修建，这里成为华人移民北美第一站。庞大的华人人口涌入，也使这里成为20世纪初美国排华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在旧金山的项目，建成后将有600多套住宅出售，这在国内不算什么，但在旧金山，已是城区历史上最大的住宅开发项目。无论是李市长的当选，还是富升街201号的开工和受追捧，都是世界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最好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