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狮门在海外投资，美国媒体不会说铁狮门是不看好美国市场，而是能理解，一家大型企业需要全球布局，需要考虑风险和资产的配置。万科进入国际市场的最后一个逻辑，和铁狮门一样，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产，分散风险。
万科国际化，在过去更多是“国际资源为我所用”的阶段，国际资金、国际人才、国际设计资源、国际供应商……旧金山项目，标志着万科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阶段。
2012年7月，万科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南联地产”75％的股权，并将其更名为万科置业（海外）有限公司，拥有了一个海外上市平台。随着未来B股转H股大势所趋，使得万科可能会拥有两个海外上市平台。
拥有上市平台之便，在香港启动项目投资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说水到渠成，还有另一层意思：这时候，香港新世界集团找到万科，表达意愿，希望在香港、内地两个市场进行战略合作，优势互补。2013年1月底，万科、新世界联手，在有长江实业、新鸿基、恒基地产等8家香港财团参与的竞标中胜出，以约34亿港元价格竞得荃湾西站六区物业发展项目，正式进入香港市场。
2013年4月，万科与新加坡吉宝置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发林曦阁住宅项目，进入新加坡市场。与铁狮门、新世界、吉宝的合作有相同逻辑：首先，选择市场领先的合作伙伴。铁狮门是全球领先的地产商，新世界发展是香港最具实力的财团之一，吉宝则是新加坡淡马锡旗下企业。其次，合作是优势互补。第三，在中国内地市场和海外市场同时开展战略合作。
我相信，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一定也必须体现为国际竞争力。很高兴万科走出了这一步，更高兴看到，当说起国际同行的创新模式，万科人眼里透出来的兴奋光芒！
契约精神的意义
在国际化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是，这些项目进展之快，都远出我的意料。比如与铁狮门合作的旧金山项目，2012年底开始谈，2013年2月签署合作协议，6月就动工了。万科同事告诉我，虽然是第一次与美国公司合作，但感觉没什么太大文化冲击。铁狮门和万科之间沟通得非常顺畅，甚至比我们跟中国公司合作都顺畅。
说到这里，我回想起万科真正的“第一次”与美国人合作。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万科在做一些加工出口贸易，美国企业富兰克林铸币找到我们，希望合资建厂。他们到深圳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本书那么厚的合同，里边甚至连工厂关门后该如何分配厂房的门窗都写好了。这份合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当时甚至感觉有点被冒犯：这买卖还没开起来呢，就想着散伙以后怎么做，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而当时万科跟别人签的合同，基本上也就几页纸。
也就是这份合同，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从那以后，万科的合同就是一本书那么厚，对各种可能发生情况都有详细约定。几年以后，我们开始专心做房地产，也是第一个在楼书和现场展示中公示“红线外不利因素”的房地产企业。这一切，都源自当年那一堂“契约精神”的课。万科的国际化，如果能走得比一些中国企业顺利，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透明化、制度化的企业理念，是符合这种契约精神的。
契约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非常重要。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守承诺，往往来自于社区熟人之间口口相传和因此形成的道德压力。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流动性的增加，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一个有契约精神的社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因为陌生人之间也可以相互信任——新教徒在抵达新大陆之后，往往根据一个人的教派信仰来决定是否与之合作。
而契约精神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圣经》。《圣经》中写道，以扫和雅各两兄弟分别为亚伯拉罕的长子和次子。有一天以扫打猎归来又累又饿，雅各提出用一晚红豆汤交换以扫的长子权，以扫以主之名起誓。后来当亚伯拉罕想把来自上帝的祝福传给儿子时，就只能传给雅各而不能传给以扫。在这个故事里，上帝是唯一的裁决人，超然于世俗的权威。而缔结契约的双方，都必须履约。
正是这种在神的契约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在宗教革命之后被基督新教发扬光大，成为现代性的要件之一。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讨论欧洲各国古代民法传统时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有一点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失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签订合同达成交易，这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古罗马和古代中国都有法律对合同和契约进行管理，但这种合同和契约，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
中国古代的户律中就有“典主亲邻优先权”，如果一个人想出让土地，首先应该考虑上一手出让的典主，然后要在家族中看有没有人愿意买，最后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是政府在立法时就考虑了儒家的人伦观念。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最大的家长，“受命于天”，令子民们都各安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甚至子民之间订立合同，家长都要参与进来，将伦理道德灌输其中，由国家意志来体现照顾亲族，照顾弱者。
这在古罗马也不鲜见，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就规定了“家父权”，一家之长拥有多项特权，可以处置家族中其他人的财产。古罗马的民法，基本上只到家长这一级别，规定的是各个家族集团之间的关系。
这在传统社会当然是有效的，一个古罗马或者宋朝的农民，可能一辈子就在自己的村庄里生活。他的生活圈子在出生时就固定下来了，朝夕相处，当然能建立起长期而持久的依附与信赖关系。只要大家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社会就能保持稳定。但现代社会，这种方式获得的信任就因为效率低下而不可行。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必然是陌生人之间可以迅速达成合作的契约社会。
但是，传统社会对心理的影响是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的，尤其在被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契约精神的发展并不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尝试着用传统社会的方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
比如，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你我不是陌生人吗？那就先一起喝酒、唱歌，建立交情，成为熟人，彼此认可人品、价值观，甚至家庭出身，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在刚改革开发的时候尤其如此，东南沿海地区则比内地的情况要好一些。可以说，离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熟人社会越近的时代或地区，这种做法越盛行。
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一个人能建立多少熟人关系？能维护多少熟人关系？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
把规模做大的民营企业，都是能够摆脱这种依赖熟人关系和身份地位来达成合作，从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契约为核心的委托代理机制，不依赖于个人或者个人的关系网络，不会像当年山西票号一样，东家想辞掉掌柜，掌柜就要求手下所有人一起辞职，这企业就办不下去了。
为了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精神应当体现在现代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国家、社会、企业，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这就是知情同意的力量，自由的个体之间，在掌握了充分信息，不故意欺瞒，不被外力胁迫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契约，就是一份需要每个签署人遵守的神圣约定。这份约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或者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执行中打折扣。而国家的责任，不是在个体之间寻找需要保护的弱者或者亲者，而是保证契约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
华沙中国角
2013年11月19日，华沙，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会场设在华沙国家体育场，体育场造型如皇冠，夜晚点缀灯光，似通透的大蛋糕。华沙市中心的公共交通工具方便，来往酒店会场之间可以搭乘轻铁，或骑车。天气阴雨，车过维斯瓦河上，只见河面一层黑乎乎的油污，污染程度不亚于中国内地的河流啊。远处，火力发电厂的大烟囱喷吐浓烟。历史上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的波兰，环境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2009年第一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边会期间，中国企业家四处晃荡。看到各国在边会场地设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断发出声音，让世界对本国环保事业和成绩增进了解。其中，尤其以欧盟馆和美国馆人气最旺。这次华沙大会，中国馆的人气不亚于欧盟和美国馆。
中国在全球气候大会上办“中国角”，这是第三届。前两届分别由央企中石油、中节能承办，第三届“中国角”由万科承办并组织其中两场论坛。自2008年同联合国环保署建立合作关系，万科的环保行动先于业务活跃国际舞台。
进入中国角，公共空间设有沙发和自助咖啡机，硬纸板制作的概念椅子体现环保诉求；展厅门口设计为一张笑脸，“smiling door”；会场入口则寥寥几笔水墨，勾勒出徽派门楼的轮廓。没有万科标志，没有万科标准色，却体现出万科特有的审美风格。
最体现万科风格的是迎面一排五彩水泥预制的立体字：“中国角WARSAW”；英文标签上说明：“中国的水泥使用量高达全球的2/3，作为建筑最主要的材料，水泥因其平凡，常常被我们忽略了。或许我们应该增加与它的对话，要知道，建筑能耗占到了中国全社会的1/3。”毫无疑问，这是万科建研中心的作品。
“企业日”上，我做主题发言“搞环保比登珠峰要难得多”，因为登珠峰是个人爱好，是个人和个人的较量，但做环保仅仅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是政府、企业和社会一起做。开始海外游学后，我就放弃了第三次登顶珠峰的想法，因为登知识的珠峰比登物理的珠峰要难得多——是登更难的呢，还是登比较容易的？这就像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资源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进行选择。选择之一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保护环境。
四年前，我去拜访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向他们请教万科的碳足迹计算问题。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中国企业对他们这个组织一向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绿色和平的负责人问我为什么要来拜访他们，我说，万科是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与其让你最后来找我，还不如我先来找你。
来到华沙后，很多国际友人和媒体都问我，万科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想扮演什么角色？
我第一次组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拜访联合国环保署，是2008年。那时候我就知道，环境保护不仅仅是联合国的事，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是企业家的事，就这么简单，环境保护是我们大家的事。我希望让别人知道中国企业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我一直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转折。那次会议上，舆论对美国和中国的表现都很失望，我的感觉却不一样。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表现是非常精彩的，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调的行动。在这之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按《京都议定书》的约束，并没有减排义务，但中国政府却表态承担减排责任，开启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这次我看到，美国馆展示了许多最先进的新技术。技术只是一方面，中国也许在技术创新上不如西方工业国家，但我们的很多传统价值和西方现代可持续文化是相契合的，这些传统文化是我们低成本、低技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源泉。
比如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竹有非常重要的美学价值，文人墨客竞相赞颂。中国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今日，竹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速生的环保建筑材料，万科一直在推广竹材在绿色建筑中的使用。
建筑节能主要看两方面，一是如何建，建造过程中如何减少能源消耗；再一个是建什么样的房子。关于这一点，国际上有很多标准：英国标准、德国标准、法国标准、美国标准，中国也有一个绿色三星标准，是建设部在2007年公布的。哥本哈根会议那一年，中国只有一栋建筑达到绿色三星标准，就是万科的项目。绿色三星不是强迫的标准，可做可不做，但我们做了。到2012年，万科占中国新建绿色三星建筑还是大约一半的比例。
我希望，到2015年，万科开发的房子全部达到绿色三星。现在万科一年开工量大约1500万平方米，在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我们推动绿色三星的速度也没有放慢。万科在中国市场份额是2%，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数字，它让我们看到，绿色建筑在中国有多大的推广空间。
国家的绿色战略重点，现在还停留在能源、汽车、海洋这些领域。实际上，建筑消耗的能源占到社会总耗能的1/3，甚至还更多。建筑是否节能，对环境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建造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就目前来看，万科的努力仅能帮助中国实现0.1%的碳减排。2012年，中国政府宣布新开工项目增加30%的绿色建筑并提供补贴，这个目标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如果全行业都能加入我们开发绿色建筑的行列，这将帮助中国在202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12%。
即使政府给予补贴，绿色建筑的成本还是比一般建筑高，市场推广存在阻力。市场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环保理念。万科承办“中国角”，就是希望通过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样一个平台，向更多的人宣传低碳生活，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参与全球气候大会？——我回答您的问题了吗？
尾声：在剑桥
2013年10月，我来到剑桥，开始了新的学习旅程。在此之前，对英国人矜持内敛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加上初访剑桥时目睹他们身着长袍、讲究礼数的一套，心里颇有点忌惮。美国人以热情大方、不拘小节著称，在美国我还经历了那么长一段磕磕碰碰，到了英国岂不是更加不适应？比如说，中国人不熟悉吃西餐礼仪，也不习惯用刀叉，但这在美国不是问题。美国人比较随便，平时吃饭——就算是晚宴也不那么循规蹈矩，高兴起来，他们自己也会十指大动，用手拿起来吃，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多大问题，这一点让中国人觉得很舒服。英国人吃饭的刀叉功夫，就是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衣着方面，美国人也随意得多，学校里的教授有西装革履的，也有轻装便衣的。剑桥则不然，校园里的教授、学生身着古老的长袍用餐、上课、参加典礼，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用“袍”和“镇”的称呼来区分学校师生和镇上的居民。哈佛是自由奔放的，剑桥有800多年积累，清规戒律多，有等级色彩，我能适应吗？心里有点打鼓。
没想到，我适应得非常快。有了哈佛的经验，轻车熟路安排听课、泡图书馆、锻炼，主动联系教授、导师，单调而充实的生活，很快找回节奏。在哈佛，由于我几乎是从零开始，多多少少有点怯场，即便有了主动的能力，仍然做不到主动。在剑桥开始的时候，不管语言上还是经验上都有一定基础，使得我敢于主动，也能够主动，学习和生活的圈子一下子打开了。
跟学院对接，确定犹太宗教和文化为研究方向。彭布鲁克学院对研究开展的质量和时间要求很高。赛门·勒蒙特教授给我列了书单，我一看，跟犹太主题没什么关系。拿回家一读，明白了，这几本书都是告诉一个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人：社会学科课题研究应该怎么开展，论文应该怎么写，都是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基础训练。一个月之后，学院又向我推荐，犹太文化研究中什么问题可以登门请教哪位教授，什么问题又可以去听哪位教授的课，指点给我清晰的研究路径。剑桥对访问学者的要求之严谨，路径之清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我在哈佛的时候，是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哈佛有一个传统，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包括介绍课程，推荐教授，交流心得，指点窍门……我既不是本科生又不是研究生，也就没有高年级学生来传帮带。到哈佛之后，我和常征来往比较密切。原本认为，作为前万科员工，常征出于热心，也出于对公司的感情，免不了经常拜访前老板，聊聊天。现在想起来，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频繁交流中，常征和我就是一种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指路入门的关系。
在这里也遇到很多有趣的老师。彭布鲁克学院给我介绍一位老师提高英文。这位老师训练办法之独特、有效，让我想起《国王的演讲》电影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这样训练过我，我也从来没学得这么快过。我跟老师说，我学的是美国英语，不熟悉英国英语，老师回答：“不存在什么美国英语，世界上只有两种英语，一种是英国英语，一种是错误的英语！”
在剑桥，衣着是个大问题。比如，这次放假之前，我所在的彭布鲁克学院要在圣诞节之前召集教授团、学者团晚宴，通知上没有要求穿正装，而是写着“请打黑领带”。什么意思？我特地问秘书：“你确定是打黑领带？”“确定。”我就琢磨，黑领带是什么意思？可能只是人家一个习惯说法——我想圣诞前夜的晚餐，肯定很正规吧？就穿上晚礼服。不过又担心：如果“请打黑领带”就真的只是要求打黑领带，到了现场只有我一个人穿礼服，也会很狼狈。于是背了一个包，里边塞一套便装。到了宴会场地外边，偷偷往里瞥一眼，果然全都穿着晚礼服，猜对了。
剑桥处处能感受到等级。例如，每个学院门外，只有fellowship才有停车位，只有fellowship才能把自行车停在门洞里，只有fellowship才有资格在草坪上走。正式集会场合，从每位fellowship的长袍能看出不同等级序列。每天学院晚餐，如果院长在场，一声钟响过后，身着长袍的他会站起来，用拉丁语诵祷文，然后请大家开始用餐。如果院长不在，很自然地，最资深的那位fellowship会站起来执行这个职责。取食的时候也一样，依照等级资历，等级高的在先，依次排队。通过长袍一眼就能看明白，没有人会乱了秩序。理论上，如果各位fellowship、学者都不去晚餐，只有我去，用拉丁文领祷的职责就会落到我身上了。问题是我既不会祈祷，也不懂拉丁文，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那还真够尴尬的！
剑桥这些传统，有些是正式制度，有的是约定俗成。慢慢我体会到，这些清规戒律中表现出来的等级制，不是行政和人格的等级制，而是一种学术等级，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贡献的高度敬重。在这种氛围里，让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文化力量。
“我思，故我在。”按笛卡儿对人的定义，理性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当人不在理性思考之中时，这人就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就表现为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知识的发现与创造，使人成其为人，使人类拥有了与动物世界不同的文明的演进。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持续积累，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财富。从野蛮生长到专业生长，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大关隘。一个社会之中，什么成就是最受大家尊重的？从寻常人的回答可看出这个社会的文明层次。当“这个孩子有官相，长大要当官”成为赞美之词时，当学校的最高权威是行政领导而非专家教授时，这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员拥有权力和资源，受大众羡慕。但官员只是财富分配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员并非知识、财富的创造者，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知识持续突破的社会，也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带来新知识者和带来新财富者被尊崇时，人们心智的力量才会流向知识创新和经济创新。未来的制度变革，本质就是重新调整社会的价值，尊重什么，否定什么，以此来引导资源的配置。
彭布鲁克学院的教授、访问学者中，只有两个中国人。除了我，另一位是位华人fellowship，也是第一个华人fellowship。他毕业于剑桥，进入传媒领域，商业上成功后，又在剑桥办了一所私人大学，800个学生，主要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我们认识后，他很惊讶地问我：“怎么这里人都认识你？”他说，作为fellowship，他拥有学校专门提供的停车位，但这么多年在剑桥，与这些英国教授并没有多少交往。我很快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在剑桥，我选择了融入当地生活方式，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里好得不得了，这里的西餐也比哈佛的好吃多了，所以晚餐时间我基本全部安排在学院的“哈利·波特式”饭堂。三个月下来，和英国人混个脸熟，见面都会打招呼。而这位非常非常成功的华人老弟基本不在这里吃饭，就融入不了这个圈子。这个原因的后面，又是因为他有一个中国胃，吃不惯西餐，每顿饭都要回家吃中餐。而英国教授们多在学院里吃饭，来一小杯红酒，就是最好的沟通机会，有时一顿饭会吃到晚上10点，思想和情感充分交流。这位华人fellowship的中国胃，就使他错过了许多与同事朋友交流分享、相互链接的机会。
这种交流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我在学院食堂里认识一个老头儿，91岁，是个布谷鸟专家。我一听愣了，以前只听说动物学家，顶多细分到鸟类专家、海洋动物专家，这老头儿可好，专门研究布谷鸟！我跟他说，布谷鸟在中国是比较吉祥的，它的鸣叫代表春天来到，催促大家开始播种耕作。他告诉我，布谷鸟在欧洲是不吉祥的，听了布谷鸟叫要赶快跑开。如果两个人听到布谷鸟叫，谁跑得快，谁就安全，跑得不够远的，灾难就来了。就这样，饭桌上我常常得到许多有趣的信息。
以前万科有一句话，要惩罚谁，就让他赔董事长一起出国。因为我每到一个新国家、新地方，都坚持吃当地食物，其他同事都受不了，因为出去就是吃西餐。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过犹不及，因为同事们硬着头皮和我一起吃完西餐，回头再偷偷溜出去找中餐吃。他们很难受，也没有解决问题。但是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学习西方文化，饮食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连西餐都不愿意去适应，还怎么适应文化？想要拥抱世界，首先要有一个拥抱世界的胃。拥抱世界的胃，帮我很快融入了剑桥大学的圈子。
坚守一个习惯，就等于向世界关上了一扇门。开放自己，接纳新事物，就是融入新世界。从深圳创业到欧美求学，我一直坚持对外部世界保持好奇，乐于交流、分享、链接，力求去理解、接纳对自己来说是新鲜的事物，海纳百川，纳入外部的新知识、新感受、新资源和新力量。
52岁时，我登顶珠峰下来，对记者说：“50岁是一个成功男人辉煌的开始。”现在63岁，我感到，人生60，才是开始。
打开自己，自我更新。追求完美，允许残缺。
后记
企业家精神
2009年，我和一些朋友响应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野生救援”（WildAid）的号召，发起倡议拒吃鱼翅。我们发起企业家联署，有位企业家朋友说：“这个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这位企业家朋友最后没有签字，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企业家因为不吃鱼翅做不成生意的。姚明还给野生救援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出现在大街小巷，还有人在网上拿来恶搞。似乎姚明的事业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惹政府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的定位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于人——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假设，不符合现实情况。
万科从很早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不行贿。一直以来也有人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结果证明，我们不行贿不仅做成了房地产生意，还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
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中国企业家群体高度关注的话题。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我们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商业文明，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第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如胡雪岩、雷履泰等，都是经营大师。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徽商”或“晋商”，相应地，社会也就认为他们仅仅是“士农工商”的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貌。他们不仅仅是企业家，还自认是社会的砥柱：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揣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张謇当选“最受敬仰之人物”，是清末民初那个大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人。如果张謇、荣德生还是和他们的前辈胡雪岩、雷履泰一样，仅仅以创办一家成功商号为目标，我无法想象他们能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比起英文entrepreneur，中文语境中的“企业家”这个词大大局限了，仅仅是指管理商业机构的专门人士，缺少英文中原有的奋进、创新的涵义。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
在科学研究领域，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内部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需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这是企业家精神。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公益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短短30年间，中国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今天以40%的社会资源，完成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承担着80%的就业。企业家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码。新中国成立头30年，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被打断了。而后30年，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则被大大浓缩了。上一轮现代化中两代企业家完成的蜕变，现在几乎被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问题是，中国企业家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创办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产品到技术到管理，都走在中国企业最前沿。但在拒吃鱼翅这件事上，他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企业家才华。企业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更需要以企业家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家擅长的是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那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所以，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与学者、明星不同，我们擅长的不是发言，也不是仅仅发言就算了。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沟通技巧。
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改革不仅需要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变革和创新。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企业家精神。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座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那之后，美国社会建构起了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正是因为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企业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我期许，企业家才能对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企业家不仅仅为社会提供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勇气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努力，更意味着在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改变发生。
附录
王石登山探险活动表
1998年9月，攀登四川省大邑县境内西岭雪山，到达海拔3310米的顶峰。
1998年9月，攀登四川省峨眉山，到达海拔3099米的万佛顶。
1998年10月，攀登台湾岛最高峰，到达海拔3952米的玉山主峰。
1999年5月2日12:06，攀登昆仑山脉的玉珠峰，到达海拔6178米的顶峰。
1999年9月13日13:50，攀登岷山山脉的雪宝顶峰，到达海拔5588米的顶峰。
2000年2月10日14:40，攀登念青唐古拉山脉启孜峰，到达海拔6206米的顶峰。
2000年5月5日14:48，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章子峰，到达海拔7543米的顶峰。
2001年5月3日18:50，攀登昆仑山脉的玉珠峰，到达海拔5800米（北侧）高度，为抢救队友，全队放弃登顶。
2001年8月2日，攀登昆仑山脉慕士塔格峰，到达海拔7546米的顶峰。
2002年2月8日6:30，攀登非洲乞力马扎罗山，到达海拔5985米的顶峰。
2002年5月28日15:20，攀登北美美国麦金利山，到达海拔6194米的顶峰。
2002年10月5日13:15，攀登四姑娘山，到达海拔5035米的顶峰。
2003年2月7日13:20，攀登云南哈巴雪山，到达海拔5396米的顶峰。
2003年5月22日14:45，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到达海拔8848.13米（2005年测量高度为8844.43米）的顶峰。
2003年10月4日13:00，攀登云南哈巴雪山，到达海拔5396米的顶峰。
2003年12月28日4:28，攀登南极文森峰，到达海拔5140米的顶峰。
2004年1月23日00:00，攀登南美阿空加瓜峰，到达海拔6964米的顶峰。
2004年5月2日10:30，攀登四川四姑娘山二峰，到达海拔5454米的顶峰。
2004年7月6日12:35，攀登俄罗斯厄尔布鲁士峰，到达海拔5642米的顶峰。
2004年7月28日12:10，攀登澳大利亚科修斯科峰，到达海拔2228米的顶峰。
2004年8月，攀登日本第一高峰3775米的富士山。
2005年4月24日凌晨1:00，探险抵达北极点。
2005年12月28日凌晨1:05，探险抵达南极点。
2006年4月17日，攀登珠峰东侧向东峰，到达海拔7000米的顶峰。
2006年7月，攀登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海拔4478米的马特宏峰。
2006年8月8日，攀登陕西秦岭山脉太白山，到达海拔3767米主峰拔仙台。
2006年10月10日至11月23日，参加“玄奘之路”文化考察活动。
2006年12月24日，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到达海拔5030米的顶峰。
2007年2月27日13:30，攀登土耳其最高峰大阿勒山，到达海拔5156米的顶峰。
2007年5月1~6日，行走100公里，穿越罗布泊。
2007年7月8日11:32，成功攀登瑞士最高峰，到达海拔4634米的杜富尔峰。
2007年9月，攀登马来西亚沙巴神山，到达海拔4095米的顶峰。
2007年11月16日，再次攀登台湾岛最高峰，到达海拔3952米的玉山主峰。
2008年2月，攀登四川大邑县境内西岭雪山，到达海拔3310米的顶峰。
2008年8月，再次攀登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到达海拔3775米的顶峰。
2008年10月2日11:00，攀登希夏邦马峰，到达海拔8012米的顶峰。
2008年11月15日，第三次攀登台湾岛最高峰，到达海拔3952米的玉山主峰。
2009年3月，攀登新西兰阿斯派灵国家公园海拔3033米阿斯派灵山。（天气恶劣，未攀登成功。）
2009年7月23日16:15，再次攀登昆仑山脉玉珠峰，到达海拔6178米的顶峰。
2009年9月27日09:40，攀登米玛纳斯鲁峰，到达海拔8156米的顶峰。
2010年1月20日，攀登新西兰最高峰海拔3755米的库克峰。（山区雪崩，未攀登成功。）
2010年4月，再次攀登四川省大邑县境内西岭雪山，到达海拔3310米的顶峰。
2010年4月24日14:00，攀登珠峰大本营附近蓝布奇峰（Lobiche），到达海拔6100米的顶峰。
2010年5月22日08:00，南坡攀登西藏珠穆朗玛峰，到达海拔8844.43米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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