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杨柳四月天，由华硕笔记本电脑赞助的北极点穿越队聚集北京，飞往挪威奥斯陆，再飞到大陆北端的罗伊宾岛。这个四季冰封的小岛有1000多个居民，和5000头北极熊。如果北极熊要瓜分这里的居民，5头北极熊只能分配到1个人，不够分哪！现实是，不会制造火器也不懂耍阴谋诡计的北极熊却要靠人类的怜悯才能生存下去。为了不使人、熊正面冲突，小岛许多地方设红线，越界必须携带防身武器。如果开枪射杀北极熊，又不能证明是出于防卫，要接受法庭审判，可能入狱服刑。令人更想不到的是，岛上有座煤矿，居民的主要职业不是捕鱼，而是采煤。这表明几百万年前，北极曾是热带雨林覆盖的气候，或是更远古的时候，北极地壳板块曾位于赤道附近，历经漫长岁月漂移到现在的地方。
搭乘飞机继续北飞，降落位于北纬88度的俄罗斯科考站。科考站设在一大块浮冰上，房屋全是充气囊临时搭建起来的，飞机跑道也是临时建成的。没亲临北极的人，多以为冰原一马平川，其实不然，由于冰裂缝互相挤压，冰面极其凸凹坑洼。俄罗斯人给中国探险队放了部片子，记录修建机场的过程：苏式直升机将第一批人员运抵现场；盘旋上空的运输机空投各种装备和物资，其中包括推雪机、发电机和燃料箱，天女散花般的降落伞徐徐降落；地勤人员为铲雪机灌注燃料，“突突突”发动起来，铲出临时跑道；充气帐篷四个一组，中间是发动机和充气机，只是瞬间，一组橡皮气囊房屋拔地而起；跑道铲平，特殊型号的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裹着风雪，呼啸而降……乖乖，整个一部好莱坞大片！临时机场2月建立，只使用到4月份，再往后浮冰融化，就必须撤营了。也就是说，每年都要重建一次营地和机场。俄罗斯人的重装备机动能力和严酷环境的生存能力给中国探险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虽然只是一支科考队的活动，却体现了俄罗斯人的科学求知态度，也彰显了这个北方国家对占有北极资源的渴望和贪婪。
全队搭乘苏式直升机降落在北纬89度浮冰上，开始向极点行走，预计要走8~12天时间。我们采用典型的阿尔卑斯式，全部行囊装在两头翘起的雪橇车上，约40公斤重量，由每个队员自己拖运。第一天行走了11公里，但翌日一早一测GPS（全球定位系统），显示只走了9.6公里，怎么回事？一夜间，漂移的浮冰反方向移动了1.4公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探险公司为我们配的向导一位是挪威人、一位是英国人，向导要求我们，每行走一个小时就要休息、喝饮料、吃高热量的食品。数年登山经历，我已经养成登山途中不休息、连续行走的方式，即使就餐也是站着，不把能量浪费在坐下、起来这个过程上。我实在无法适应行走一小时就休息吃喝的行走方法，全队坐在雪橇上休息吃喝时，我一个人站着默默等待，也不能快一步出发，因为一个人行走非常危险，尤其是在过冰河或冰湖的地段。所谓冰河就是两块浮冰裂开的缝隙，窄的可以一跃而过，宽至20米以上称为冰河，更宽的，直径100米以上的就称为冰湖。刚裂开的冰裂缝，能看到黑黪黪的海水，滑雪杖伸进去搅动，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向导警告：“北冰洋海水平均深度1225米，平均水温零下1摄氏度，人最好不要掉进去！”实际上，抵达北极点的路线就是在浮冰块上穿越，遇到躲不过的冰河、冰湖，也只有冒险通过。通过时，要求套在腰上的拖拽带必须处于解开状态，万一掉进海里，人和雪橇能迅速脱离，便于营救。遇到刚裂开不久的大裂缝，冰裂缝又太长，行走几个小时都绕不过去，只能就地扎营，等待十几个小时，冰面坚硬一些了再通过。
我仍然按自己的方式行走，休息时站着，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明显感到体力不支，落在队伍后面，甚至队伍坐下休息后再起来前进时，我还没抵达休息点。怎么回事？“我要虚脱啦！”大声叫喊。没人理会。索性一屁股坐到雪橇车上，掏出水壶、食品吃喝一番。感觉好一些了，继续赶路。什么问题呢？我琢磨着，看来向导安排每一小时行走后休息补充体力是有科学道理的，在极端寒冷的环境里，拼全力行走一个小时会消耗大量的体能，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营养；而在高山攀登环境里，虽然也是寒冷气候，却是慢慢行进，体力是慢慢消耗，不及时补充营养水分也无大碍。登雪山是以有氧运动为主的运动，类似跑马拉松，而极点纵走则是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类似中长跑。
那以后，一到中途休息时间，我就坐下掏出食品，迅速地嚼咽奶酪和葡萄干，补充营养。这次经历的启发：让我不适应极点行走的因素，竟是对登山经验的盲目迷信、路径依赖。过去的成功成了新环境下挑战的包袱。要想在极点行走中成为强者，适应新的挑战，需要放下成功登顶七大洲最高峰的骄傲，心态归零。探险如此，做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行进速度明显加快，最快的一天行走了13公里。晚上住宿是两个队员合用一顶帐篷，同我住一起的是香港的钟建民先生。钟先生是第二次穿越北极了，行走把握得很有节奏，过冰河也很有经验，但人的状态却不是很好，因为晚上失眠，身体疲劳不能有效恢复。如果继续这种状态，他可能会坚持不下去。我劝他临睡前服用安眠片，他担心会形成依赖，没有用药。第七天途中，钟先生体力不支，无法继续行走，全队临时安营扎寨。临睡前，在我再三劝说下，钟先生服用了据说没有副作用的安眠片，不到3分钟，鼾声如雷。这个晚上，我失眠了。
北极没有大陆，全是飘动的浮冰，极点也就没有任何标志物，全凭GPS确定位置。
第一个抵达极点的吕钟凌掏出装在铝合金壶里的威士忌，请大家轮流抿一口以示庆贺。“小心喝！”小吕提醒大家。我接过酒壶，贴着壶嘴抿了一口，下嘴唇却和壶嘴黏冻到了一起，一拽，撕下一块皮。嚯，太冻了！
回到俄罗斯科考站。科考站已做好撤离准备，我们是今年最后一个抵达极点的探险队。室外温度零下35摄氏度，手风琴伴奏，科学家们喝着伏特加，载歌载舞，庆祝科考的结束。此时的极点，夜晚和白天没有什么区别，太阳始终在头顶上转圈。
日光之下无新事。但对万科来说，做住宅产业化却是全新的事物，新得没人相信能做成——包括万科的管理团队。从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住宅产业化要么是建筑企业，要么是建筑部品供应商来完成，从未有开发商来做的先例，更不要说成功的先例了。但以万科越来越大的规模经营，如果建筑质量没有保障，规模大了将是灾难。住宅产业化是保证工程质量的有效手段，但现实是，在中国地产行业，没有一家建筑公司或部品供应商愿意率先应用产业化技术，因为仅仅万科一家的需求，远远达不到技术应用的规模效益。怎么办？万科应该自己先走一步吗？我们不是行业的领跑者吗？要在创新领域领跑，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重新做起的归零心态。
颠覆，引领，共生
从1995年开始，万科形成一个管理传统：每年初确定一个年度口号，称为“主题年”。那一年，万科的主题年口号是：资金年。
这也反映出设立主题年最初的动机：公司经营管理存在短板，我们必须全年聚焦于此，集中精力改进。
每年伊始，公司管理层甚至公司全体都要坐下来头脑风暴，讨论当年的主题。回头去看，主题年口号不仅是极富万科特色的管理传统，更是一部万科简史。
1996年是质量管理年，1997年是客户年。
1998年后，主题年没有再针对具体短板，而更聚焦于管理上的改善和创新：职业经理年、团队精神年、职业精神年、网络联盟年、客户微笑年、生活无限年。
2004年是万科创业20周年，主题年就采用了20周年司庆主题：成就·生活·梦想。
迎来2005年，许多同行把精力放在开拓新项目的时候，对万科而言，项目已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公司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外部环境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此前一年，中国的加息政策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股市频传利好，却始终不能扭转熊市；庞大的商业王国德隆系因资金链断裂轰然倒掉；联想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行业在快速发展，万科更应主动求变，以突破未来三五年可能遭遇的发展瓶颈。2005年是万科第三个十年战略规划的开端，要如何定位这一年的主题，才能有足够分量？
在关于主题年的讨论中，我极力主张使用一个词：颠覆。我想这个词适合给未来十年的战略开头，它足够分量，足够凛冽，令人清醒。
公司同事开玩笑说：这个词，也只有董事长敢用，我们哪里能对自己的公司说“颠覆”？
万科所走的道路不仅是颠覆自己，也是在颠覆整个行业，带动行业的发展，这就是“引领”，是我们期望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理想。
企业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有志于“颠覆、引领”的企业，还应当做到与客户、股东、合作伙伴、同行，与大环境共生发展，这就是“共生”。
我们把这一年的主题词定为：颠覆，引领，共生。
合盟南都
万科“有质量增长”三大策略中有一条，是城市圈聚焦策略。长三角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经济圈，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增长极。长三角在未来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上海成为亚洲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前景，几乎是无人否认的。任何一个有志扮演主角的中国地产企业，都不可能放弃或忽视这个最大的舞台。
2004年，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片繁华景象，但质疑之声同时响起。上海房价、地价是否过高？是否存在泡沫？争论纷纭，但没有人能预测市场。对于一贯稳健经营的万科来说，既不能贸然放弃这个巨大市场，也不能高举高打，在土地市场上展开肉搏。要积极布局长三角，又要注意防范风险，必须颠覆一贯的投资拿地思路，与拥有丰富土地储备的本地企业进行合作，是一个选择。
这年3月，万科和南都进行战略合作，为房地产行业制造了这一年度最大的新闻。[42]
1998年，我向中海掌门人提出中海万科合作的建议，没有得到回应。2000年，万科向华润定向增发B股后，再次向行业内一家出色的企业提出合作设想——称雄华东地区的南都集团，但南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庆治当时没有回应我的建议。
4年后，由于宏观调控影响，很多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的局面。在中城联盟共同投资开发郑州联盟新城的动工仪式上，南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庆治询问我：“你当年说的话还算数吗？”
这是这几年听到的最好消息之一！我说：“当然算数！”
很快，两家公司商讨战略合作事宜，随即万科准备对南都进行审慎分析。但到了9月份，市场形势好转，双方的对话也显得暧昧了许多。似乎南都的态度是：市场好了，南都与万科的合作变得可有可无，但起因是南都在困难时主动找万科，现在不合作，好像欠了万科一个人情，所以，还得继续合作。
我清楚表明万科的态度：“合作无法成功，没有关系，南都也不欠万科的情。我相信，万科与南都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道路。可惜的是，我们错过了一次合作机会，不能实现强强联合。”
我的态度反而加快了合作进程。第二年3月3日，在上海，万科集团旗下上海万科公司、万科浦东公司、深圳万科公司与南都集团下属的上海中桥基建公司签署协议，万科集团以总计18.5875亿元人民币受让南都集团通过中桥持有的在上海、江苏的70%权益，以及在浙江的20%权益。这是房地产行业呈现资源整合趋势以来，企业间最大的一次合作。
在初期接触过程中，周庆治向万科介绍了南都的基本状况。合作开始后，万科财务人员进入南都了解其财务和资产状况，了解到的结果与周庆治的介绍没有什么出入。这个结果，令万科人对南都这家公司和周庆治本人越发尊敬。
通过这次合作，万科新增项目储备近220万平方米，成本远低于当时土地的市价。万一长三角房地产市场出现回调，市场风险将首先由那些以高价购置土地的企业承受，万科可以有更多机会度过风险期；如果长三角房地产市场继续平稳增长，这样获取项目资源的方式也可以更快产生经营现金流，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在浙江，依托南都在市场上数一数二的地位，以及在消费者中的品牌影响力，万科以合作方式进入浙江，风险也低于购买土地独自开发。[43]
2006年1月，万科以3.89亿元收购北京朝开房地产60％的国有产权，获得54.7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2006年8月，万科再次以17.7亿元受让南都集团持有的南都房产60%的权益，以及南都集团在上海、江苏剩余地产业务的权益。
2007年3月，万科以10.05亿元的价格竞得富春东方股权包，在深圳东部形成东方尊峪——东海岸——万科中心——天琴湾——17英里——浪骑俱乐部——惠州大甲岛的东部海岸线布局。
从2004年以来，万科开始与境外实力雄厚的投资机构开展合作，如新加坡的GIC、德国的HI投资银行和多家信托基金。在国内，也和招商地产、中航、中粮、五矿等公司展开多种合作。2010年，证监会和国土资源部正式关闭房地产相关企业股市再融资的大门。实际上，在近年政策限制下，万科2007年以后就再也未能从股市上融资。缺少股市再融资手段，公司发展的资金动力从何而来？万科的做法是，开放各种形式的合作。不管是国有的、央企、民营、股份制、外资，占股比例1/2、1/3还是1/4，万科都乐意敞开合作的大门。而万科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长期建立起来的良好信用记录，透明、规范、诚信的形象，也使得各种机构乐于与万科合作。
2006年，万科有超过一半的项目是通过合作方式获得的。时至今日，合作的项目占到万科所有项目七成以上。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在中国，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否有必要成立自己的技术研发部门？
时至今日，万科领跑行业多年，万科建筑研究中心也已经走上轨道，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成立技术研发部门这样一个举动，依然有许多同行很不理解，更何况在十几年前？这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房地产行业，推崇的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中国的房地产开发行业自诞生以来，更是一直处于粗放发展状态。在地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开发商与其投入大量资源吃力不讨好地做产品研发，不如把这些精力和金钱花在买地、屯地上。产品不好，多捂一会儿，也能赚大钱。
万科最早的强项是营销，设计也比较专业，但我希望能做一些提升产品品质的研究，转向以技术取胜、以产品取胜——这是我当时的初衷。万科要做客户认可的产品，而不是卖噱头。
1999年，万科建筑研究中心成立。成立之初，这个部门在公司架构中的地位是模糊的，科研人员也只有约20人。一开始，它隶属于深圳公司万创设计管理中心，旨在为万创研发相关的配套技术。2000年底，总部成立了设计工程部，把设计、工程、采购、技术研发全放进去，研究中心成为一个二级部门。
建筑研究中心曾被拆来拆去，归属过不同的部门，名字改过数次，人员流动也很大。原因很简单，在公司体系中，建筑研究到底起多大作用？大家心里都没底。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万科讲销售、讲利润。对于建筑师，在一线能体现市场价值，收入也更好一些。但是在建研中心呢？搞研究，做实验，前途不是很清晰。
坦白说，在最初的几年里，建研中心没有系统的研究方向。各种研究项目，基本是在为设计和施工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做辅助性的技术支持，比如高层防渗漏技术、太阳能热水器应用、渗水地砖、复合式厨房、人工湿地等。
有一次，建研中心跟我汇报工作，没讲完，我就打断了：“不用再汇报了！这些东西都是做做样子，说给外行人没问题，挺热闹。什么环保草、会呼吸的墙、大水池子，还是很初级的东西啊！”
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怪建研中心的同事，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不知道怎么做，那就走出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吧！我和建研的同事一同频繁到日本、美国、欧洲考察。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1986年，很快对这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一个面积仅相当于中国云南省的岛国，如何竟能跻身世界七大工业国的行列？在后来参与建研中心的考察过程中，日本的住宅产业化给我留下了更深印象，我逐渐形成了推动住宅产业化变革的想法。
住宅产业化，简单而言，就是要像造汽车那样建造房子。
日本住宅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日本家电和汽车的工业化生产已经成熟，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住房需求迅猛增长。而在两三层的建筑占全国住宅比例60%~70%的日本，工业化建造技术很有可操作性。
很快，日本企业意识到这其中商机无限，以给排水起家的积水、以电器起家的松下，以及三菱重工等企业都开始投入房屋部品配件的生产。在日本大城市房屋高度不断升高之后，这些企业又迅速投入高层预制件的生产。部品生产技术和产业的成熟，保证了住宅产业化的可行性。
可是，在全世界范围，都没有开发商主动研究和推进产业化的。在日本，住宅产业化是由建筑商和部品供应商来共同推动的。在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是由政府主导，建筑公司来实现。亚洲、欧洲及美国的经验，均是如此。何况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很低，单独一家企业的规模达不到推进工厂化的程度。
当我提出万科要做住宅产业化研究时，公司内部都是不同意见。即便多次为我安排日本考察的付志强，也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我到日本公务出差，付志强开车到机场迎接，上了车，我和他谈起万科要搞住宅产业化的想法。小付哈哈一笑：“你把住宅产业化想得太简单了！产业化怎么可能是一个公司能做成的事情？”
按理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住宅产业化建造的高层建筑更经济，非常适合中国大城市人多地少的情况，工业化顺理成章。但中国的建筑公司和部品供应商都对住宅产业化没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对它们而言，桥梁、高速公路等大型公共建设更简单，规模更大，赢利也更容易。
况且，“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和日本劳动力成本趋高，用机器替代人工的产业化生产方式，成本上更有利。中国的情况刚相反，劳动力廉价，机器替代人工，成本算不过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人力是如此富裕，人们都认为劳动力将会一直富裕下去，政府更看重企业能解决多少就业，而产业化意味着减少劳动力需求。这一点，恐怕政府是非常忌讳的。
既然连建筑商都没兴趣，对开发商而言，就更缺少动力。房地产行业毛利率高，目前的生产模式也能赚钱，为什么还要工厂化呢？
我想到的是，中国的个人购房市场已发展起来，市场需要大量优质住宅的供应，然而，传统建造方式难以同时保证大批量和高质量的要求。到2003年底，万科已在全国15个城市中进行住宅项目开发，如果按照传统的现场浇筑方式，控制工艺品质依然是一个难题。屋面、门窗、外墙的瑕疵和渗漏，虽然不构成结构安全问题，但却困扰许多客户和开发商。要系统性解决这些问题，标准化、工厂化是必然选择。
一号实验楼
对于搞住宅产业化，对外对内，我都表现得信心满满。但能不能搞成，其实心里没太大把握。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做不成功顶多撤回来，万科不至于伤筋动骨。但若不去试，怎么知道成不成？面对公司内部的不理解，我的态度很简单：做。
2004年，张纪文担任万科分管产品线的副总经理，被赋予推进住宅产业化的重任。从哪里入手？我给纪文的第一个要求是：先把住宅产业化说清楚，把这个概念形象地传达给公司内外每一个相关的人。
建研中心做了一段住宅产业化的视频，结合实景和动画，形象说明工业化的技术特征，与传统施工方式的对比。我想让外界媒体和公司同事都看一看这部片子，纪文有顾虑：谁会相信这个东西？我回答：让大家都知道你希望做什么，把一个构想变成一件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部品在厂房内生产，工程机械在住宅项目现场吊装部品……快进镜头带来直观的认识，一天就可以搭出一层住宅！片子在集团季度例会上播放时，一线公司总经理们最后忍不住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片子放完，全场掌声雷动。
片子给外界朋友看，一下子抓住了他们的兴趣。同行们很惊讶，提出要来万科参观住宅产业化。我说，什么都还没有呢，再等等！心里暗暗高兴，最起码让大家对住宅产业化的先进性有了印象。
片子吹动一池秋水，但若没有实际行动，水面又将恢复原态。
建研中心成立的前几年，完成了一些基础技术研发工作，建立了集团的材料和部品战略采购平台。这两件事对后来的住宅标准化意义重大，不过对于产业化来说，都还是“纸上谈兵”。
经过对国际上各种产业化住宅体系的调研对比，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万科建研从轻钢结构、木结构、预制混凝土结构三种体系中，选择了第三者作为研究方向。
2005年10月，一号实验楼动工。
一号楼是模仿香港的住宅产业化技术。香港公屋应用预制混凝土外墙已经有多年历史。在深圳皇岗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货车拖着装好窗户、栏杆的预制混凝土外墙经过。这不仅让我们近距离体验到住宅产业化的可能性，还意味着深圳附近一定就有预制构件的加工企业。
建研中心考察了香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住宅项目——虎地住宅，亲眼看到预制混凝土的外墙、剪力墙、楼板、阳台、厨房、洗手间，像积木块一样被装配成一栋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心里有了底。
联系虎地项目的设计方——奥雅纳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完成过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汇丰银行大厦等经典建筑的结构设计，成为万科建研第一个签约的合作方。
顺藤摸瓜，找到珠三角规模最大的前五家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无一例外，目前它们都还仅为香港和国外的工程提供预制构件。最终，万科选定华润系的中威。
由于中威不具备产品的内销资质，所有混凝土预制构件都要先运到皇岗口岸，办完过关手续出境，再以进口的名义入境。曾经在外贸行业搏杀过数年的万科想不到，在开始住宅产业化进程的今天，还要重温“出口转内销”的旧梦。
4个月工期很快过去。一号楼竣工，我前往参观。站在楼前笑了笑，走了。
笑什么呢？建研中心过于强调一号楼的工业化程度了，希望所有拆分出的结构、围护构件，以及单元模块均采用预制方式，同时还将大部分梁柱构件拆分成三维形式。一般来讲，构件多是两个维度，他们选择了一个最难的方案，现场吊装几乎成了装配钟表一样的高难精细技术活儿。当然换个角度讲，“冒进”也说明年轻人不畏惧创新，力求完美，充满勇气。
通过建造一号楼，对“什么产品才能体现出产业化住宅的特点和优势？”这个问题，建研中心已经大概有了想法。
最初，建研中心自己没有地，就向深圳公司借了一块工地。一号实验楼是临时性的，建成半年后就被拆除了。现在看来，没能留下一号楼，是很可惜的。在日本，最大的住宅制造商积水房屋的研究所里，展示着不同时期开发的不同产品实验楼，这些“试品”印证着积水房屋近半个世纪新产品研发的历史。
我要求建研中心拿地，建设一个基地。深圳土地比较贵，不好拿。建设局也不理解万科拿地的动机，开发商做什么住宅产业化？莫不是借口研发搞商业开发吧？万科被拒绝了。
既然想法在深圳落空，就试试近邻东莞吧。我要求至少拿300亩。住宅产业化最终能走多远还不清楚，但既然做，就要按这个规模规划。
2006年下半年，万科在东莞松山湖畔购得一块约200亩的土地。当时东莞松山湖园区刚刚开始建设，听说万科要来，冲着这么大的牌子，就批了200亩。我和张纪文一起去签约时，向当地政府官员说，这块地将要用来搞住宅产业化研究，对方听得一头雾水。
“你们这是在圈地吧？”地方官员问，不相信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买下这么大一块地只是为了做研究。建研基地开始运作后，还不时有地方税务工作人员过来，误以为这是营业场所，要收税呀！
有了土地，新技术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检验。建研同事看着这片属于他们的、很可能为整个行业带来改变的土地，难抑兴奋。
器物与精神
春天名古屋，正是樱花盛开时节，随团考察丰田“梦住宅”。
大玻璃窗，长方形建筑，同普通的景观树丛融为一体，不特别指明，怎么也不会和21世纪住宅的样板——梦住宅联系到一起。新一代的住宅概念把环保放在重要位置，落地玻璃窗怎么能做到环保节能呢？我心中冒出第一个问号。好像看出访问者的心思，解说员指着玻璃窗：“玻璃上有一层透明太阳能光电板，传统的屋顶斜角度采光板改成了同窗户一体的竖向采光。”
二楼，房间的布局没有特别之处，回廊式内部空间除体现工业制造的风格，易于分割是其明显诉求。走进主人卧室，环境灯光营造出一种令人松弛的状态。解说员请中国客人躺到床上。为了体验，也是盛情难却，老王同长峰两个大老爷们儿躺上了松软度适中的双人床。众目睽睽之下，开始还有点不自在，闭上眼睛，光线调暗，耳畔回响着轻柔海浪、阵阵松涛，周身放松。“21世纪的居住强调生活的健康状态，现在调整的光线跟你入睡前大脑抑制皮层的兴奋度是一致的。根据科学家测试，人们在睡眠过程中一直处于浅睡眠——深睡眠——浅睡眠——深睡眠的循环中……”不觉已进入朦胧状态中。“人们在深睡眠中被唤醒会很不舒服，甚至影响当天的情绪。”灯光渐变趋亮，耳畔是杜鹃清脆的鸣叫，朦胧中清醒过来。“要自然地从深睡眠调整到浅睡眠再唤醒，嗯，可以起来了。”
工厂接待室每人配发了一副手套、一顶白色安全帽。中国客人沿着厂房的外侧挂梯鱼贯进入高大厂房内，这是专为参观者设计的悬空廊桥。每一道工序的起始处廊桥都比较开阔，形成可以停留15人左右的看台。仅参观路线的周到设计，已经让我这个汽车门外汉感受到丰田的人性化和高效率。
这是丰田汽车历史上建立的第二座装配厂，现在成了派生海外生产工厂的母厂，工厂本身满负荷装配丰田皇冠品牌轿车。第一次参观轿车装配厂，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流水线印象相比较，这里有更多的工人在流水线上；无人驾驶的运送物料车按照电脑设定的程序慢悠悠开动，人工驾驶的电瓶车则拖运更大件的物料，还有骑自行车的零件或指令速递员……让人感受到机械手、半机械化和手工操作的合理搭配。
“嘟嘟嘟”，某道工序传来短促的响声，望过去，还伴随着黄灯闪烁。陪同的是丰田房屋的伏见文明先生，他解释：“那道工序的某个装配工遇到麻烦，发出求援信号，巡视工长会前去协助解决。在工长管辖的流水作业段排除了问题，不影响整个流水线的速度。如果出了管辖段还不能排除，巡视长就要停止生产线直至问题排除。”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参观中不时听到“嘟嘟”的声音，参观者似乎受了感染，神经随着“嘟嘟”声也紧张起来。河南建业的胡总向伏见先生提出建议：“这报警的‘嘟嘟’声是不是经常要换一换，总是一种声音怪瘆的。”
不知道翻译是怎么翻译“怪瘆的”这个词的，对于胡总的建议，伏见先生认真地回复：“经过科学的测试和实证，在装配线，这种声音是最适合重复出现的声音。”
正是这次考察途中，我顺道参观安藤忠雄设计的表参道森中心，与这位日本建筑大师结下不解之缘。
表参道著名的是沿街两侧的榉树，树干修长雍容，枝杈伸展婀娜，一家家名牌旗舰店掩映其后。以开发城市高档商业楼宇著称的森建筑买下一段沿街长350米的廉价公寓，计划建造成商业中心。森的商业开发设想引起一片哗然！新的商业中心必然提高容积率，建筑物高度大大超过榉树的高度，会形成与这条街不和谐的景观。而且，沿街350米的长度由一座庞然大物霸着，同周围的建筑物也极不协调。森建筑将设计委托给了安藤忠雄。最后建成的购物中心展现在大众眼前时，并没有高大突兀的建筑。沿街一溜展开的外立面平淡无奇，不显山不露水，隐蔽在榉树之后。走进商场，才恍然大悟。项目在牺牲高度的前提下，商场下沉地下五层，其中最下两层为停车场。有意思的是中空的内部空间，每层商铺围绕着中空展开，商铺的通道是条连通的斜坡，随着缓缓下降的坡道，消费者不知不觉走到另一层。五层的立体交通在这里合为在一个平面上的商业街，既方便了消费者，也最大限度减少了层楼间的商业价值差。
更妙的是，安藤利用这块狭长三角地形的特点，在中空部分，从三角形的狭窄端将阶梯楼梯一通到底，越往下越宽畅，呈扇面展开，底部建成一个可以演奏交响乐的中央舞台，而楼梯成为席地而坐的看台。
从安藤设计的购物中心走出，走过天桥，对面是伊东丰雄设计的一栋建筑。
由于地震不断威胁，建筑都是木制而非石制或砖制。木质材料容易损坏，通常很短时间就要重新翻盖建筑。在日本文化中，设计出持久、坚固而结实的建筑理念从来就不存在。伊东丰雄发展了短暂建筑的理念，将建筑材料的坚固性减到最低程度。他把结构及细节的尺寸缩减到尽头，最大限度地使用玻璃，展现出一种短暂的、脆弱的、易变的外观。眼前的建筑物是个通透的玻璃匣子，建筑结构骨架呈树枝状不规则向上延展，人行道上的榉树映在玻璃镜面上竟同建筑结构的“枝杈”浑然一体，既抽象又现实，令人称绝。
伊东丰雄曾有这样一番表述，20世纪的建筑是作为独立的机能体存在的，就像一部机器，几乎与自然脱离，独立发挥功能，而不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进入21世纪，人、建筑都需要与自然环境建立一种连续性，不仅是节能的，还是生态的，能与社会相协调。
做完一号楼实验，万科建研的学习对象也从香港转到了日本。与香港大多数建筑仅使用预制混凝土外墙相比，日本的产业化住宅发展史更加完整，低层、中层和高层建筑中均有相适宜的成熟技术和产品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供应体系。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预制技术缺乏结构抗震规范，而作为地震高发国家的日本，整体式预制混凝土高层住宅仍能大行其道，正是有赖于他们高超的抗震技术。
2005年10月，万科在上海与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大成建设株式会社签约，三方合资开发上海华漕158号地块。日本《日经新闻》头版在显著位置刊发了新闻报道。
项目规模并不大，为什么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呢？这更多是由于大成建设在日本国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成建设创建于1873年，业务涵盖建筑施工、土木工程和房地产开发。2005年，大成建设位居《福布斯》全球500强排行榜上第377位，在日本国内建筑和工程行业中位列第一。
大成建设旗下有专门开发混凝土预制住宅的公司，独树一帜。在万科推进住宅产业化过程中，大成自然成为学习的标杆。此前，建研中心同事也曾几次通过关系参观大成的施工现场，但仅能走马观花，学习不深。有了合作业务之后，参观学习就方便多了。
在那7年后，万科决心向日本优秀企业学习工程质量，实施“千亿计划”，用1亿人民币的预算，派出1000位工程师到日本工地学习，希望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追赶上日本建筑施工质量的平均水平，把万科住宅的建筑误差从厘米级提升到毫米级，在工地全面取消湿作业。彼时，大成再次对万科打开友好的大门，成为“千亿计划”最重要的学习基地之一。
派往日本的工程师，不仅仅要在工地上学习日本人的管理，更要在生活中感受日本人文明、严谨的民族性格。对此，我个人的体会特别深刻。
几年前，我曾购买过一台日本品牌的数码相机。有一次在海上使用，不小心被海浪打中，相机坏了。这不是一款主流相机，要维修，必须送到日本厂家。
正好付志强要出差去日本，委托他送去厂家办理维修。过几天，小付反馈回来：日本厂家师傅回复，可以维修，但维修费高昂，和新买一台的价格差不多。我一听，维修费这么高，显然不划算，不如新买一台吧。
小付说：日本厂家师傅叮嘱我转告你一句话。
“哦？什么话？”
小付：他说，还是希望你修这台相机。
“从表达方式来看，厂家也明知维修比起新买一台相机是划不来的，为什么还要我修呢？”
小付：他说，每台机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相机坏了，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你治好它，生命就得以延续。当然也可以重新买一台，但那是另一个生命了。
“啥都甭说了，花多少钱都修！”
为什么同意修相机？感觉到日本人视产品质量如生命的精神，深深为之震撼！平时在与日本人接触中，也不时有类似的感触。日本人的产品观，对质量和品质的重视，已经渗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精神，与日本人对茶道、花道那种精致、唯美的追求，骨子里是一样的啊。
希望万科工程师也能从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中，看到对产品品质和质量的追求！
2006年，日本丰田房屋的伏见文明先生加盟万科，担任建筑技术总监，全面负责工厂化住宅技术研发。这是万科引入的首位外籍高管。伏见到来，迅速让人感受到他工作风格的严谨务实。有意思的是，就连他的服装也带有强烈的工程师风格。上班时我们穿短袖衬衫嫌不够庄重，穿长袖衬衫工作起来又嫌拘束。伏见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整理他的长袖衬衫，袖子上配有几个夹子，夹上了，长袖就缩短一截，看上去十分干练。
2006年底，二号楼在“全面学习日本”的思路下开工。
第一步是做模型。研发人员选取几个典型的构造节点，按照1:2的比例，完成大比例模型制作，每一根钢筋的位置和相互关系都能反映得非常准确。接下来，在广州一家混凝土预制构件厂里，做出了实体大小的梁、柱和墙板，反复进行拼装尝试。完成四轮工艺实验后，二号楼的梁柱节点和墙的连接有了最佳方案。
伏见的经验使得二号楼的实验顺利而准确。二号楼建成后，我们知道，部分技术可以到第一线推广了。如果说一号楼还处于概念车阶段，二号楼则更像一部上市前的样车，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车间，具备了可量产的基础，等待着评估和定型。
利华的人文力量
转眼万科已进入房地产行业十几年，从1988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蜕变为行业领跑企业。我也通过不断补课，从城市建筑门外汉变为深度爱好者，努力能看出门道来。2005年2月，我第一次到英国考察，大英帝国物华琳琅，可看的实在太多，想学到东西，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从爱丁堡驱车抵达格拉斯哥，造访麦金托什设计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
学校没有院墙，也没有明显的大门，拾级而上，推开一扇高而窄的木门，就算进了学院。顺着木楼梯上二楼，廊道上挂着设计作品、装饰画，整体风格很容易让人想到包豪斯学院，包豪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木工间、金工间，做派同这里何其相像？从时间上看，想来是格罗皮乌斯创办包豪斯时，受“格拉斯哥四人组”的影响吧？现代工业设计源头追溯到了古老的苏格兰。
19世纪末，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拉斯金和莫里斯提出：“美术家与工匠结合，才能设计、制造出有美学质量的、为群众享用的工艺品。”英国出现了许多服膺这一主张的工艺品生产机构，这一思想随后广泛传播并影响欧美各国。20世纪初，英国工艺美术转向形式主义，追求表面效果，使英国的设计产业反而落后于其他后起的工业革命国家。建筑师查尔斯·麦金托什和他的三个伙伴提出变革性观点，他们一改当时反对机器和工业的论调，抛弃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曲线为主的装饰手法，提出“方形风格”，改用直线和简洁明快的色彩，室内设计常用白色墙面，家具以黑白两色为主。麦金托什和他的伙伴也被称为格拉斯哥学派，他们打破了英国设计界的沉闷气氛，是19世纪末冲击欧美设计界的新艺术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新艺术运动在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达到巅峰。
细雨中，找到一所麦金托什设计的茶室，装饰简练，保持着大师的风格。茶室在营业，点了一杯英国红茶，慢慢品味。
驱车南下，连日阴雨，灰白相间的石砌房舍渐渐被红砖房取代，进入利物浦。这一天我们前往此次考察的核心项目，一个叫作阳光港（Sun Light）的地方。老天有意成全这好名字，霏霏雨天竟然放晴，明亮的阳光给城市轮廓勾勒了一道金边。
1887年，肥皂生产商利弗（Lever）兄弟在离利物浦11公里的郊外开发兴建阳光港工业区，购置土地盖房，建学校、商店、公园、休闲娱乐设施、公共设施等，并以最低价格将房子租给雇员。他们相信这样可以提升雇员满意度，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阳光中进入幽静的阳光城，100多年前成立的公司仍然在原址生气勃勃发展着，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联合利华”公司，而这片住宅区已被政府指定为特别保护区。拥有大片草地、设计风格各异的建筑组团，按现在的标准也是中产阶层向往的生活环境，令人心生敬意！
联合利华公司何以能成为百年老店？两点感触：坚持专业化，一直专注于洗涤用品，产品畅销全世界；人道关怀奠定的人文力量，超越唯利是图的企业局限！
靠对外贸易急速发展起来的海港城市利物浦，高峰期人口达到75万，20世纪60、70年代经历经济大衰退，至90年代人口骤减到45万。街道两边是失修的建筑、关门的店铺、待租的房舍，衰退迹象明显。
阿尔伯特码头，老远就看到一栋坚如磐石的建筑，建筑顶端是一尊振翅欲飞的海鸟雕塑。向导介绍：这座石砌建筑就是当年叱咤风云、挑起鸦片战争的东印度公司总部，现已易手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资产。建筑物正面临海的游人广场上，竖着一座骑马的人物雕塑。弄不清被歌颂人物的身份，但从雕塑头部、脸颊沾满了鸟粪的状态感觉来看，应该早已不为利物浦市民所关心。
阿尔伯特码头，在东印度公司的一侧，是区内最大的码头，建成于1846年，占地200公顷。但到1972年关闭前，它几乎被无情地遗忘废弃。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有众多的码头仓储区，是城市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些区域在“二战”后无情衰败，乃至废弃，成为帝国衰败最直接的表征。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复兴运动，由于老码头仓储区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环境恶劣，它们的再开发成为城市复兴运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尔伯特码头的仓库被改建为海洋博物馆、现代美术馆，还有一些改建为公寓、酒吧、餐馆、手工艺作坊和办公楼。通过长期运营，废弃码头戏剧性地再生为富有城市活力的社区，甚至吸引来大量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