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多元银行的所有者从1978年起开始与伦敦银行合作，双方各拥有一半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员工中分配股权，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平衡，这是双方都不想看到的情况。
“我们拥有市场。”70岁的安东尼奥回忆道。在列布隆区的一处僻静街道，坐落着一幢三层小楼。它的顶层就是安东尼奥的办公室。在房间的墙上挂着两幅美丽的油画，作者是巴西南部的画家伊布·卡马戈（Iberê Camargo）。安东尼奥就是在这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会出更高的薪水，年底也有奖金，但是我们不会提供任何成为合伙人的机会。”从在米纳斯·吉拉斯招商银行（Banco Mercantil de Minas Gerais）做柜员起步的安东尼奥，1997年以6亿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在多元银行的股份卖给了劳埃德银行（Lloyd’s，它买下了伦敦银行），之后投资了几家不同的公司，从广告行业到建筑行业都有。2012年，他的主要收益来自电力行业的股票。
虽然加兰蒂亚的员工有机会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但到达最高点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银行不会直接把股权分给新合伙人，而是卖给他。费尔南多·穆拉莫托（Fernando Muramoto）、弗雷德里克·帕斯科维奇（Frederico Pascowitch）和罗伯托·帕斯科罗尼（Roberto Pasqualoni）等英士博（Insper）商学院的前学员针对加兰蒂亚做过案例研究，他们详细描述了新合伙人是怎样花钱购买股权的。
“平均而言，在两三年内，新合伙人70%的收入都会被用来支付购买公司股份的费用，”该研究还显示，“从数量上看，1%的股份对新合伙人而言，意味着从一开始就背上60万美元的债务，不过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分红、提成和股息，以6%的年利息偿还这笔债务。”在这段时间内，其实只有30%的可变薪资真的付给了这些合伙人。
这个机制可谓一石二鸟。首先，公司可以留住这些人才，因为在完整地拿到应得股份之前就离开公司，是非常不划算的。其次，避免了让合伙人口袋里有太多的钱，以防止他们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工作上。
“一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因为你挣的钱基本不够买这些股份的。”迪尼斯说，“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对公司事业充满信心，所以得到这一机会的人都会选择购买。”
这一规定帮助公司维持了艰苦朴素的工作氛围，这正是雷曼在公司内外所提倡的。他永远都是一个习惯简单的人。他没有配备私人秘书（专门有一个小组为所有合伙人提供协助），不戴名表或者开进口车。当加兰蒂亚招待来宾午餐时，他也不叫服务员，而是亲自为客人服务。跟访客告别时，他总是陪他们到电梯口（这个习惯他至今还保持着）。正是这种简朴让他在1991年避免了一次危险状况。当时他开车行驶在里约热内卢到桑托斯的公路上，中途停靠在一处加油站。很不巧的是，有人正好抢劫加油站，然而他那辆开了10年的老帕萨特根本引不起劫犯的兴趣，最终他得以毫发无伤地继续自己的旅途。
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别再叫老板了
作为加兰蒂亚能够跨越龙门的少数精英之一，若泽·安东尼奥·莫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出生在里约热内卢郊区的维斯塔阿勒吉（Vista Alegre），于1972年进入经纪公司做勤杂工。那一年他刚好16岁。在这之前，他一直跟父亲在一家肉店工作。安东尼奥是一位真正的PSDs，虽然出身贫寒，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就一定会赚到钱。
他当时白天工作，晚上在中学上课；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待到晚上要上课时才离开。他的职责包括给公司员工买午饭，以及在突然有比赛的时候，到雷曼家里取网球拍。
来加兰蒂亚的时候，他根本不懂“精英管理”这个词的意思，但是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体制带来的影响。
“几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我挣的钱比预想的要多。”莫朗说，“那时，我就感觉在那儿工作真的不一样。”
莫朗还看到了成长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到伽马菲略（Gama Filho）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想尽可能多地学习银行日常运营的知识，于是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当在加兰蒂亚的多项业务领域都取得了不凡业绩之后，1985年他终于成了公司的一名合伙人，此时未到而立之年的他进入加兰蒂亚已经12年了。
成为合伙人以后，莫朗的第一项任务是去接管圣保罗的业务。尽管那里比总公司的业务要小一些，但是潜力巨大。公司还强制他改掉了称雷曼“先生”的老习惯。
“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不需要再那样叫他了。”对一个从负责给老板拿网球拍起步的小伙子来说，这种感觉挺好的。
无论是巴西还是其他国家，金融领域的工作从来都不容易。在短时间内需要对大笔金钱的去向做出决断，这种工作让人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没有钢铁一般意志的人往往会半途而废。
在美国华尔街这样的地方，生活一直特别辛苦。如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国》里所写的那样：工作狂在这里才是正常人，在这家世界上最庞大的投资银行工作，往往意味着员工需要付出自己的一生。新员工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傍晚6点，然后草草吃一顿便饭后，再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一干就到晚上9点、10点钟。很多员工甚至会工作到更晚。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工作过，他过的就是节奏近似疯狂的生活。所罗门兄弟成立于1910年，并在1998年被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收购。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Liar’s Poker）一书中，这样描述分析师的生活状态：
“老板们可能在一天24小时中随时打电话给他们喜欢的分析师。最优秀的分析师在工作了几个月以后，基本就告别了过正常日子的想法。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老板，一刻不得停歇。他们很少睡觉，经常看起来病怏怏的。事业越成功，离死亡也就越近。”
在加兰蒂亚，工作的压力和对业绩的冷酷追求达到了疯狂的水平。早来、晚归和彻夜不归都是家常便饭。每天的工作时长达到12～14个小时，周末也经常加班。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很自然会成为牺牲品。
“我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孩子的成长过程我都缺席了。”前合伙人迪尼斯承认。在敞开式大开间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工作。如果有人比平时起身回家的时间早一些，办公室里就会掌声雷动。这显然是一种调侃的行为。通常，人们还会同时问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你是在外面还兼职吗？”
听上去只是玩笑，但丝毫没有嘲讽的恶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受得了这一套。比如公司里就有这么一个传说：加兰蒂亚曾经雇了一名律师，第一天上班就走人了。这位律师中午出去吃午饭后，就再也没回来。
奉献精神是丝毫不能妥协的，加兰蒂亚的员工必须时刻做好调换部门和工作城市的准备。譬如，前合伙人克洛维斯·马塞多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被“邀请”从里约热内卢转到圣保罗去发展客户。尽管他从来没考虑过要换城市，但他还是立刻答应了下来。拒绝好像从不是一个选项，至少对那些想要在公司有更大发展的人而言，确实是这样。
马塞洛·巴巴拉（Marcelo Barbará）在1993年也遇到了类似的经历。他是地道的里约热内卢人，刚进公司时是一名电传机操作员。后来，他被调到了交易柜台工作。然而，有一天，雷曼让他去接管银行的行政部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类似于财物保管、制度维护、条例执行之类的行政工作。自从英瓦斯科投资公司倒闭以后，雷曼对这一块的工作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在投资银行中，马塞洛工作的交易柜台才是充满魔力，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并赚钱的地方，而不是极端乏味的、官僚化的行政办公室。这就好像从前台走向了幕后，但是马塞洛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职务的变动。
“我对雷曼非常忠诚，我的脑子里从来都没有想过拒绝一项任务，因为那样观感也不好。雷曼还告诉我，这是我在加兰蒂亚成为合伙人的最快途径。”马塞洛确实也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听从调遣，接管了公司的行政事务。雷曼同样也兑现了他的诺言，调职18个月后，马塞洛就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如何能在马群中找出千里马非常关键，而压力测试从求职者面试时就已然开始，这也是加兰蒂亚很像美国大公司的另外一个地方。所罗门兄弟在面试时，曾使用过多种方法。其中一个是让面试者打开华尔街总部43楼办公室的窗户，面试就在那里进行。他们其实提前就把窗户封起来了，为的就是观察面试者的反应。曾有一名年轻的面试者太想得到这份工作了，开窗失败后直接拿椅子砸了窗户玻璃。
所罗门兄弟使用的另外一个面试策略是保持沉默。面试者进入房间，而面试官一言不发。面试者可能会聊一聊自己的相关经历，或者讲一个笑话，但是面试官都毫不回应，不苟言笑。面试官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家伙，目不转睛。谁能应付得了这种情况？面试者的反应又将如何？这是面试官想要知道的事。高盛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招聘人员曾问一个斯坦福商学院的毕业生，如果在公司正做一笔非常重要的交易时，她突然怀孕了，她是否会选择堕胎？投资银行内部没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只是略微地夸张了一点点。
来加兰蒂亚的每一位求职者在最终录取之前，都会经过十几轮的“组合拳式”考验。面试官通常包含几位资深合伙人，包括雷曼。除了问求职者简历上看得到的教育和工作经历，面试官还想知道这个人是否真的具备为加兰蒂亚工作的素质。求职者必须具有团队意识，双眼中能看到工作的热情，所有来加兰蒂亚的人无人能逃过这些严酷的考验。
迪克·汤普森（Dick Thompson）和雷曼在美国学校读书时就认识。迪克比雷曼大3岁，同时也是亚历克斯的朋友。20世纪60年代他们再次相遇，二人彼时都在英瓦斯科公司工作。1972年，迪克在卖掉自己的小经纪公司后，申请了加兰蒂亚销售部门的一个职位。尽管他跟雷曼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但他在面试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待遇。“大概八九个人面试了我，包括雷曼。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向我抛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迪克回忆道，“你需要确保自己走出那扇门的时候没有被完全问倒。”他最终进入了加兰蒂亚，而且后来还成了合伙人。直到20年后，他开始投身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里约热内卢州丘陵地区的伊泰帕瓦（Itaipava），有一处名叫斯提多玛印赫（Sítiodo Moinho）的地方。他在那里买下了一座50公顷的美丽庄园，并致力于生产有机食品。
费尔南德斯绝对是最难对付的面试官了。在政治正确被普遍适用的今天，如果当今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再说他说的很多话，或许会引起丑闻。譬如，他会问求职者是否是同性恋，每周的性生活次数是多少。
“答案本身其实并不重要，”费尔南德斯说，“我只想知道这个人会怎样反应，是否符合要求。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严格的面试流程。”
亚历山大·阿贝德（Alexandre Abeid）仍记得费尔南德斯在面试时问他的问题。阿贝德的身高接近195厘米，而且与加兰蒂亚的其他员工相比，他的生活经历也非常不同。除了在金融市场工作，他还是巴西排球队的一名队员，参加过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1975年，在完成了科佩德（Coppead）商学院的MBA课程后，他被邀请到加兰蒂亚面试。他跟费尔南德斯的第一段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费尔南德斯：“你好，你喜欢大麻吗？”
阿贝德：“不，费尔南德斯。我并不喜欢。我是一名运动员。”
撇开这些个人癖好，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癖好，费尔南德斯有一套自己招到人才的窍门。在他所招到的人之中，马塞尔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他给加兰蒂亚带来的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天生交易员，马塞尔初露锋芒
马塞尔于1950年2月23日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他来到金融市场只带着一个理由：赚钱，赚很多很多钱。他的父亲是一名飞行员，母亲曾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婚后成为全职太太。马塞尔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所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校圣伊纳希奥学院（Colégio Santo Inácio）读书。“那时，学校还信守着圣伊格内修斯（St.Ignatius）的理念。圣伊格内修斯是16世纪西班牙军队的一名官员，”马塞尔的校友巴博萨·姆斯尼奇·阿拉冈（Barbosa, Mussnich, Aragao）公司合伙人保罗·阿拉冈（Paulo Aragão）说，“我们的教育具有浓厚的军事特色，而且非常重视纪律。”
马塞尔是一个善于自省、勤学好问、成绩优秀的孩子。他在业余时间喜欢写诗和画画。在20岁以后，体育运动才进入他的生活，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加兰蒂亚合伙人的影响。
从圣伊纳希奥毕业后，马塞尔直接进入了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学习经济学。还在念本科的时候，他注意到班上的一些同学总是骑着摩托、穿着时尚来上课，就很好奇他们是哪里来的，询问后得知他们在金融市场工作。
尽管对这一领域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且根本毫无人脉，他还是通过后门找到了进入这一领域的机会。1970年，他在马塞洛莱特巴博萨（Marcelo Leite Barbosa）经纪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当时巴西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他的工作是每天午夜到清晨6点清查股票支付账单，不过很快他就转到了信息技术部门工作。
有一天，马塞尔听到经纪公司的老板在电梯里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只留下八楼的公开市场部门，而把其他业务都砍掉。马塞尔学过贸易课程，他决定未来主攻那时还不为人熟知的公开市场业务。他一开始想要在马塞洛莱特巴博萨公司找到一个职位，不过没有成功。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放到别处。
按计划，马塞尔很早就来到了加兰蒂亚，不过他等了很长时间。由于雷曼当时不在，负责面试的费尔南德斯一直到天快黑时才出现在接待室。他跟马塞尔打了个招呼，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没有面试。
22岁的马塞尔倔强而有抱负，他没有这么容易气馁。第二天，他又出现了，这次费尔南德斯跟他谈了话。除了日常性的问题，他提醒马塞尔说，尽管他已经毕业，但还是要从底层干起。当时加兰蒂亚有一条规矩，任何新员工都要从最底层干起，这一层级被称为“铺沥青的芭蕾舞演员”。听上去很有诗意，实际上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份工作本质上无非是做一个“荣誉勤杂工”，带着加兰蒂亚交易的证券来回奔走。马塞尔一点都没有为此不开心，为了能成为公开市场的交易员，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这份工作仅仅持续了数周，马塞尔就被调到了加兰蒂亚的技术部门。他的动作很快。为了更接近自己的目标，他请一位主要交易员帮他进行一个称为“BB Check”的简单操作，主要是在每天上午8点到9点操作巴西银行的有价债券。只有这一时段他的本职工作比较轻松，让他有余力关注交易。为了更靠近交易柜台，马塞尔跟这位交易员许诺每天开自己的1972蓝色大众送他上班。不知道是真的信任马塞尔还是想要每天搭便车来上班，这位交易员接受了这样一个交换条件。马塞尔也很快就展示了自己作为交易员的天赋，他冷静、坚定、果断且消息灵通。
与此同时，得益于在美国的关系，雷曼帮费尔南德斯在JP摩根和高盛找到了一次进修的机会。由于自己没有学过任何外语，费尔南德斯需要带一名随身翻译。这个翻译要懂英语、了解金融市场，还要可靠，最终他选择了马塞尔。费尔南德斯这样描述了他的进修经历：
“实习很棒，马塞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在这些顶尖的投资银行里，他可以很快就明白所有的东西。在高盛，我们第一次听到了‘隔日交易’（over-night）这个词。究竟有什么投资能够在一夜间完成交易？在巴西，我们只知道如何在30天、180天理财。我们彻底搞懂‘隔日交易’的技术后，就把它带到了巴西。后来，我们去了一家叫作贴现（Discount）的公司，当时它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大的经销商。我们观摩了它操作国债交易和拍卖的流程，回来后就去跟巴西央行探讨这一模式的可操作性。”
马塞尔在交易柜台的优秀表现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很快得到了雷曼的赏识。他表扬了马塞尔，并且告诉他可以成为一名合伙人。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从未预见过自己会有从员工变成老板的那一天，所以雷曼抛出的这个“胡萝卜”对他而言非常诱人。不仅能赚到钱，甚至更进一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行事，听起来太美妙了，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来到经纪公司不到两年，马塞尔就获得了购买0.5%公司股份的权利。当然，这看上去并不多，但毕竟一切才刚刚开始。
水下捕鱼冠军，贝托加入加兰蒂亚
水下捕鱼要求的是控制力和耐心。在水下，捕鱼者先要平稳地在深水滑行。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他需要精确计算出自己何时需要浮出水面，以免氧气耗光。猎物有时会从他的身旁游过，躲入岩石的洞穴中，甚至沉船里。这些都会发生在完全寂静的水中。捕鱼者必须靠近目标且不被猎物发现，每一步都要缓慢而精确。他必须全神贯注，但又不能精神紧张，呼吸也要平稳。他的心跳会逐渐减慢。当看到一条毫无防备的鱼后，他迅速抛出自己的鱼叉。尽管这次发射可以完美无缺，但也无法保证100%的成功。游速快的大鱼可能在努力挣脱后逃走，因此参与者需要冷血的精确度和节奏，这样才能保证他能带着自己的战利品浮出水面。卡洛斯·阿尔贝托·斯库彼拉是一位水下捕鱼的专家。在这项激进运动的6个项目中，他均成了创造世界纪录的顶尖选手。他最大的收获是2006年在里约热内卢海岸线上的卡布弗里乌（Cabo Frio）抓到的一条重301.2千克的蓝色金枪鱼。
卡洛斯·阿尔贝托·斯库彼拉出生于1948年5月1日，自幼就被称为贝托。他特别喜欢大海，说自己未来会去海军服役。他的爸爸是一名在巴西银行系统工作的公职人员，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在贝托的少年时代，一位朋友曾给他提供了一笔做二手车生意的资金，这使他萌生了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梦想。当时他太痴迷于创业，而大海对他来说成了一项爱好。最终，他开始了一项新事业，在这里只有天空才是极限。
除了做二手车生意，贝托还销售牛仔裤（他自己从美国进的货）。17岁的时候，他购买了证券销售商的执照，从而获得了合法授权。不过，仅一年以后，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就读企业管理专业时，他就把这一执照又卖掉了。随后，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工作过的地方有巴西国家铁路局、里约热内卢港和巴西联邦数据处理公司。对于一个想寻找一份没有太多限制的工作的人而言，这些地方太过官僚且节奏缓慢。他觉得是时候回金融市场寻找机会了。
1968年，在他买下第一张牌照的两年后，贝托跟几个好朋友一起买下了一家很小的证券销售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没多久就跟卡博拉蒙内兹（Cabral de Menezes）经纪公司合并了。他在这家经纪公司工作了四年的时间。正是在这四年中的一天，他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遇见了费尔南德斯。当时，他俩恰巧坐在一起。
“贝托聊了很多，而且他对于能结识雷曼显得特别开心。”费尔南德斯回忆说。正是由于水下捕鱼这一共同爱好，21岁的贝托跟比自己大9岁的雷曼相识。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一起钓鱼、探讨生意、互相鼓励。尽管二人友谊不断加深，但成为合伙人还是后话。离开了卡博拉蒙内兹经纪公司以后，贝托接受了海丰银行（Marine Midland Bank）在伦敦的一个职位，直到1973年返回巴西时，他才接受雷曼的邀请加入了加兰蒂亚。他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挣多少钱，但那时他觉得加兰蒂亚有着光明的前景。
“在那些天天为几分钱的得失而烦恼不已的人里，没有谁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曾这样说道。
没有增长，精英管理体制就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如果一个公司不扩大，怎么为这些最聪明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呢？如果一家公司的营收不增加，又怎么给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提供丰厚的酬劳呢？雷曼一直都明白，如果他的想法是对的，发动机就必须时刻保持高速运转。因此，JP摩根在1976年为了拓展巴西业务跟他洽谈合作时，他差一点就动了心。毕竟，JP摩根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
洽谈确实进行了。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巴西金融市场的底细，而从巴西本土公司找到有胆识、有能力的员工，显然是最好的敲门砖。对加兰蒂亚来说，跟美国的投资银行合作不仅能为公司注入资本，也能提升其国际知名度。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快速增长的机会。
从理论上看，两家公司合伙会比分开单干更有效率。这一点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然而，雷曼是一个喜欢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在思考这一交易的长远后果时，雷曼的热情消退了。交易会让他失去公司的控制权，而这将使他一手创建的企业文化被大公司吞噬一空。他在瑞士信贷的实习经历还历历在目，他不希望自己的公司也发展成官僚味十足的样子。在“短期内赚大钱”和“维持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中二选一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选择，是我人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抉择。”雷曼后来这样说道。
他需要告诉JP摩根，交易不会持续。不过，他也不想直接退出，这会得罪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他的抽身之术是为交易创造一些“困难”。一开始达成的协议是JP摩根拥有新公司30%的股份（那时被允许的最高比例），加兰蒂亚拥有40%多一点的股份。剩下的部分由巴西投资人决定。雷曼随后跟巴西央行的朋友取得联系，让他们要求JP摩根和加兰蒂亚的合资公司必须保证雷曼持有51%的股份。他相信，JP摩根明白这一要求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显然，它会放弃这次合作。正如雷曼所料，当JP摩根得知巴西央行的新决定后，选择了退出。两家银行分道扬镳。
雷曼撇清了与JP摩根的关系后，便开始着手成立自己的投资银行。在谈判破裂的几个月之后，加兰蒂亚经纪公司终于获得了许可，从此迈入了这一全新的领域。
“我们会比博萨诺（Bozano）还要强大。”雷曼曾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提到的博萨诺，是由胡里奥·博萨诺（Julio Bozano）和马里奥·恩里克·西蒙森（Mario Henrique Simonsen）建立的投资银行。当时，它正主宰巴西市场。
为新人腾位置，苟安者必须走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继续招揽贤才，并把公司的股份卖给最优秀的员工。然而，为了给新人腾出位置，就必须有老员工离职。第一批感受到这种精英管理体制威力的人，正是那些老合伙人。他们自加兰蒂亚经纪公司刚刚成立时，就跟随雷曼一起打天下了。
尽管这些人在银行里都有办公室，但是他们基本不会在那儿办公。比如说席尔瓦，他从天秤经纪公司时代就跟随雷曼，对于自己赚到的财富非常兴奋，而且再也不想守在电话前销售股票了。他逐渐开始把时间花在约会和开车上面。开赛车最终成了席尔瓦的最爱，他花了三年时间参加了数个巴西长距离锦标赛。
雷曼从1975年开始逐渐收购席尔瓦所拥有的股份，直到三年后席尔瓦彻底退出了合伙关系。曾经为收购加兰蒂亚经纪公司提供了大多数资金的阿道夫在一开始就说，他只看中赚钱，无心工作。这种安排持续了两三年，公司团队也逐渐成长起来，大家逐渐开始对那些不为公司创造一分钱利润的人提出质疑。这些人每天住在里约热内卢富人区巴拉蒂茹卡（Barra da Tijuca）的大房子里，还附带奥运会尺寸的大游泳池、热带花园和网球场，这难道算合理吗？雷曼迫使阿道夫做出选择，是工作还是离开？虽然阿道夫最终答应卖掉自己的股份，但二人的私交因此恶化。阿道夫从来都不向他的朋友避讳，他感觉这是一种极为忘恩负义的行为。“合伙人必须工作”这条规矩只破例过一次：雷曼的表哥亚历克斯一天也没在加兰蒂亚工作过，但仍拥有接近1%的公司股份。
古伊尔赫梅是唯一雷曼没法劝走的创始合伙人。就像他从来都没有放弃里约热内卢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样（他一直就被其他会员抵制，让他事实上无法使用俱乐部，尽管他还拿着会员卡），古伊尔赫梅非常顽固地拒绝把自己拥有的加兰蒂亚股份卖掉。他一直持有股份，直到1998年加兰蒂亚银行被卖给瑞士信贷。古伊尔赫梅在2011年10月去世，享年96岁。
拿到了席尔瓦和阿道夫的股份之后，雷曼便可以加快步伐把股份分配给更年轻的员工。一开始，雷曼拥有加兰蒂亚25%的股份，到了1978年，这一数字提升到了50%多。后来他开始把股份卖给新合伙人，才使这一比例逐渐降了下来。这种企业管理方式要求持续不断地全神贯注。20世纪90年代成为合伙人的马塞洛·梅代罗斯（Marcelo Medeiros）仍记得雷曼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他一直在思考企业如何进化……在讨论谁会成为新合伙人的那些会议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然后说谁要售出股份，谁来买，花多少钱……他来分配这些股份，然后调整公司结构。他控制了新合伙人的准入资格。即便是雷曼不说话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清楚，他们必须说一些雷曼能够接受的观点。”
当加兰蒂亚在1998年被瑞士信贷接管的时候，雷曼拥有不到30%的公司股份。和他持股比例最高时相比，他已经转卖掉了自己大约一半的股份。
“高压锅”里的恶作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加兰蒂亚拥有大约200名员工，主要是20多岁的男性，有一些还是“PSDs”。每一个人都梦想着爬到最顶端，并为此用尽浑身解数。在年终测评时，当面让别人尴尬是常有的事情。由于等级制度在加兰蒂亚并不重要，越级直接跟上司的领导谈话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热情会过了头，争吵最终演变成打架。一位交易员会站在交易台上把一桶水直接浇在竞争对手的头上，必须靠其他同事才能把他们两个拉开。差不多有十几个人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使用了“高压锅”一词来描述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
“就好像你把五只公长颈鹿扔进了一个笼子里，然后留了一只母的在外面，”前合伙人亚历克斯·阿贝德（Alex Abeid）说，“总有人会因此而死。”
尽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工作环境，但像阿贝德一样，很多人也承认它就像是一场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活下来的战斗。“当我们知道游戏规则的时候，玩起来并不难。如果一个人能把我按倒在地，就表明他比我强，而且赢得了游戏。我就离开另择他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规则。”
在这个前“政治正确”的世界里，在金融市场工作的人们之间，尤其是在加兰蒂亚工作的那些人之间，甚至“玩笑”都可以充满敌意。因为加兰蒂亚基本没有女性存在，这也让公司的氛围更像是男校，恶作剧和笑话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英国人弗雷德·帕卡德（Fred Packard）是大家最爱开玩笑的对象，他是1974年被雷曼招进公司的。帕卡德的主要任务包括为加兰蒂亚打开国际市场，那时“全球化”一词还没进入公司的词典。帕卡德继承了英国商人的传统，他衣着非常正式，也是公司里唯一穿西装的人。不过，他总习惯在坐下以后脱掉鞋子。有时候，会有人把他的鞋子藏起来。
同事们经常对帕卡德做的另一出恶作剧是，在他要进行出差旅行前，拜托他带一份“快递”到目的地去。其实，这些所谓的“快递”都是些毫无用处的笨重行李，里面一般装的是电话簿或砖头。
在所有的恶作剧中，有一件事足以让他尴尬一辈子。有一次，帕卡德在会议室里试一套西装时，他的裤子被同事偷走了。正巧此时，可口可乐瓶装厂的老板进来了。这可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位客户。帕卡德非常惊慌，而且也没时间抓到“犯人”，最重要的是，他也没时间去找另外一条裤子。他坐在会议桌前的椅子上一动不动，此刻他只穿了衬衣、外套和内裤。他的客户当时很奇怪，平日里很有礼貌的英国人为何没有站起来迎接他，离开时也不知道，在这么重要的一场商务洽谈中，帕卡德是半裸的。
加兰蒂亚的前合伙人坦诚地说：“那是一家真正的马戏团。”敏感的人在加兰蒂亚绝对活不下去。
雷曼同意参与的最大的一次无厘头活动是从22楼到楼下的赛跑。贝托则从来不参与这些玩笑式活动。类似的恶作剧甚至会发生在交易柜台上，这可是银行最紧张的地方。柜台的主管马塞尔不仅鼓励恶作剧，还亲力亲为。其实，在他来到公司后不久就成了恶作剧的受害者。
马塞尔有一次同时打着两个电话，一个接的是巴西中央银行的，另一个则是一位重要客户的。他的同事看到其衬衫肘部有一个小洞，于是就开始从那里拆线。马塞尔因为不可能中途挂电话，就一言不发地容忍了这个恶作剧。到最后，他身上剩下的部分只有领子和袖口。不过，他的镇定自若让这两个电话都没有被干扰。
婚礼也是大家最喜欢开玩笑的场合，其中有很多玩笑都充满着低级趣味。所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加兰蒂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Jacaréd的婚礼”。Jacaréd在葡萄牙语里是“短吻鳄”的意思，同时也是交易员莱奥波尔多·卡埃塔诺（Leopoldo Caetano）的外号。他是另一个大家经常捉弄的“倒霉蛋”。他的婚礼当时在位于乌卡（Urca）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区的小教堂里举行。加兰蒂亚的员工们为此次婚礼做了和新娘一样多的准备。他们买了七个库卡（Cuca）人物的面具，这个人物是一个带着短吻鳄脸的老女巫，来自环球电视网（TVGlobo）的儿童电视节目斯提奥·皮卡普·阿马雷洛（Sítio do Picapau Amarelo）。马塞尔当时是婚礼的伴郎，他为买这些服装花了不少钱。
当婚礼进行到一半时，这七个戴着鳄鱼式面具的人出来了，包括阿贝德，他们一起到了教堂前面，戴着鳄鱼面具，还有一些被“招聘”来的小男孩冲进了教堂，高喊：“爸爸！爸爸！”新娘被吓了一跳，神父也非常恼火，并威胁要推迟婚礼。
“混乱一通之后，仪式也结束了。随后进入祝福新人的环节，当时游艇俱乐部上的聚会还在进行，我们就把新娘和新郎的手铐了起来，接着把他们带到了拉戈亚（Lagoa）酒吧，”玛亚说，“那简直糟糕透顶，但是每一个婚礼都与其类似。”
玛亚在谈到公司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奇闻逸事时根本停不下来。有的是他亲眼所见，有的是他在午餐联谊会上道听途说。这个联谊会是他发起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加兰蒂亚的前合伙人的关系。
这个聚会一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通常每次都会有不同年代的20位前合伙人参加。马塞尔一次不落，雷曼很少参加，而贝托只参加过一场。雷曼最近一次参会是在2010年，在他的建议下，午餐被安排在了里约热内卢乡村俱乐部。
“租用场地需要大家分摊4 000雷亚尔的费用，我问雷曼愿不愿意请客，”玛亚笑着说，“他说，‘不，每个人都该出钱。’”活动结束以后，雷曼跟玛亚建议说，公司的前经济学家也应该被邀请，并在下次的聚会上做一次演讲。“我知道雷曼想把这事儿变成工作。”一位与会成员听到这一想法后说。
结果，雷曼的这个建议被大家完全否决。
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后，雷曼意识到投资那些被市场低估的公司很可能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在经历休克疗法后，这些公司的真正价值就会体现出来。他喜欢这个每天令人兴奋不已、充满诱人机会的金融世界，但他认为在实体经济上很值得赌上一把。加兰蒂亚开始逐渐把目光投向这个新世界。
20世纪70年代，雷曼涉足实体经济的第一个项目正式启动，他买下哈瓦那（Havaianas）品牌所有者圣保罗帆布轻便鞋公司（Alpargatas）25%的股权。接着，加兰蒂亚又收购了巴西商店中的小部分股份。数年后，加兰蒂亚将这些股份都转卖给了玛丽莎商店（Lojas Marisa）的创始人伯纳多·戈德法布（Bernardo Goldfarb）。作为两家公司的少数股东，加兰蒂亚的合伙人在其管理方式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不过，雷曼这些人还是从这些收购中收获了运营一家公司的经验。他们从低效中看到了机遇，同时明白了在公司治理上加大投入的必要（缺乏在公司治理的投入会带来很多问题，这在当时的巴西企业中很普遍）。他们还看到投资者与员工薪酬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加兰蒂亚一行人感觉这正是时候。他们需要成为自己公司的主人。
美洲商店零售连锁这家很特别的公司引起了雷曼的注意。1929年，一群美国投资者在尼泰罗伊（Niteroi）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们包括约翰·李（John Lee）、格伦·马特森（Glen Matson）、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和巴特森·博齐（Batson Borge）。美洲商店于1940年在里约热内卢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成为巴西资本市场的开拓者。然而，在上市40年后，它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创始人早已不在，且收益在逐年降低。当时，该公司总市值甚至还不到3 000万美元，而仅其旗下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就接近1亿美元。
雷曼几乎立即就看出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这家公司简直像白送一样，就算其经营全都出了问题，仅靠出售房地产资产也是能赚钱的。加兰蒂亚银行已经运转得很好了，且收入丰厚，然而雷曼认为与其分配股利和发放可观的奖金，不如将这些收益投资到新领域。
“好，就这么做，看看会发生什么。”雷曼告诉合伙人们。他和帕卡德开始从马里奥·索帕（Mario Serpa）这样的投资者手里购买这家零售商的股份。当时，马里奥拥有公司近10%的股权，是大股东。
贝托很快注意到一个极好的机会，不仅对银行如此，对他自己也是如此。到1981年，加兰蒂亚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股权，可以在美洲商店的董事会拥有一席之位。贝托被选作代表，开始参加董事会议。他总是带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在上面记下他听到和了解到的所有信息。他和其他人交叉检查能获得的数据，并与员工们进行交谈。他对美洲商店和其竞争对手的业绩做了比较，并研究了国外零售业的发展。很快，就没人比他更清楚美洲商店的运作了。
为了筹集现金并能够控股美洲商店，加兰蒂亚将圣保罗帆布轻便鞋公司的股份抛售给了卡玛戈科里亚集团（Camargo Correa）。
“我花了两年时间尝试去说服塞巴斯蒂昂·卡玛拉戈（Sebastiao Camarago，卡玛戈科里亚集团创始人）购入那些股份。”费尔南德斯说。
有了这笔现金在手，雷曼跑到伊塔乌银行（Banco Itau）在圣保罗的总部，与其拥有者奥拉沃·塞图巴尔（Olavo Setubal）交谈。他解释道，他需要伊塔乌银行所持有的美洲商店的股份，以便获得对这个零售商的控制权，并让其回归正轨。奥拉沃被他的热情折服，同意了这个提议。
该举动不仅标志着雷曼从银行家转型为商人，也使得当时所有加兰蒂亚的合伙人都成了美洲商店的拥有者，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该项目。当然，那些在这笔收购完成后才成为加兰蒂亚合伙人的人，则没有这家零售商的股份。从此，雷曼带着贝托、马塞尔、费尔南德斯等人，走上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职业道路。
强力推进可变薪酬改革
在工作中像外交家一样能言善辩绝非贝托的强项，他的坏脾气在加兰蒂亚倒很是出名。加兰蒂亚的前同事最常用来形容其脾气秉性的词语是“推土机”和“自以为是”。他总是通过大声叫嚷、破口大骂、往桌子上砸拳头来强加他的意见。“控制一个疯狂的家伙比推动一个行动缓慢的人更容易。”这是贝托最喜欢说的话之一。
当加兰蒂亚在1982年收购了处于低潮期的美洲商店时，脾气火暴的贝托成为使公司回归正轨的最佳人选。他带着详尽的计划，来到美洲商店位于里约热内卢中心萨卡杜拉卡布拉大街（Rua Sacadura Cabral）的低调的总部，满怀激情地希望能彻底扭转该公司的颓势。他的初始薪酬远低于在加兰蒂亚的待遇，仅仅是他原有薪水的10%左右。
贝托将金钱和他的前同事们置于脑后，近乎只身一人来到美洲商店。他立即从前安达信会计事务所（Arthur Andersen）聘用了一名会计卡洛斯·安德烈·德·劳伦蒂斯（Carlos Andre de Laurentis）。劳伦蒂斯多年后成为购物时间网站（Shoptime）的CEO。贝托的首要目的是直接了解那里的人，挑选出有用之才，摆脱剩下的其他人。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由三位合伙人亲自操刀的收购中，这种策略都被反复使用。
尽管美洲商店的业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发展，但此前的管理层仍在忙于“酝酿大计划”。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们曾想在巴拉蒂茹卡区设立一家后面带有一个网球场的分公司。贝托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取消这个大项目。其次便是将公司高层叫到他办公室去。他对所见到的场景不以为然。许多人根本无法解释清楚他们的业务目标。几个月内，有6 500名员工被辞退，相当于美洲商店总人数的40%。
“我们过于庞大臃肿了，需要做出大调整。”当时，贝托这样说道。
贝托所采取的最不受欢迎的一项措施，与管理层的薪酬制度有关。在加兰蒂亚入主之前，美洲商店的管理层活得很滋润，就算公司已经连续好几年在退步，他们仍旧可以拿到奖金。这要怎样才能做到呢？他们很有“创意”地在资产负债上玩起花样：仅对资产按市场价值调整，而对负债则没有做类似操作，这是一种会让任何股东都毛骨悚然的可怕做法。
贝托终结了这种把戏，引进了一种更严格、更有闯劲的可变薪酬制度，其灵感当然来自加兰蒂亚模式。美洲商店的员工们对此怨声载道。在贝托这位新总管来公司6个月后，35名员工集体与贝托面谈，要求重新采用以前的机制。贝托怒火中烧，但表面上说会考虑这个要求。会议结束时，这群人中有3个人告诉新老板，说自己和那群人并不是一伙的。随后，其余的32人都去吃午饭了，并信心满满地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一场胜利。贝托对这种逼宫行为非常恼火，于是命令人力资源部门立即将这些人全部开除。那群人在午饭后便进不了大楼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生气，并起诉了美洲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