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小插曲的5年后，一个听起来就很疯狂的想法在贝托的脑子里蹦了出来。这个想法就是梦想计划（Dream Project），而买下南极洲将是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的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博浪啤酒的掌控者必须克服一系列障碍，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说服南极洲啤酒的股东们出售该公司。博浪啤酒不仅得提出一个可以兼顾双方利益的价格，还必须注意南极洲啤酒方面的反应，以及交易完成后如何对外宣布。它得把这一次交易称为“合并”，而非“收购”，虽然它实际上就是收购。直至今天，美洲饮料都没有人把它称为一次收购。[32]
合并后的新公司的控制人必须向监管部门证明，一家超级啤酒公司的诞生并不会导致其形成垄断。最后，两家酿酒商的员工还必须意识到“战争”结束了。曾几何时，两家公司竞争得非常激烈。当时，博浪啤酒的员工甚至被禁止饮用南极洲啤酒，就算是在家里喝也不行。
“这就像把圣保罗和科林蒂安这两个互为对手的足球俱乐部组成一支队伍。”阿拉冈说。
谈判过程进展很快，且只局限于几个人。几乎所有会议都在GP的办公室举行。博浪啤酒有4个关键人物，分别是主谈判者汤普森、负责为该协议提供法律支持的阿拉冈、博浪啤酒的分销总监米格尔以及非常优秀的策划经理若昂·卡斯特罗·内维斯。[33]米格尔和若昂的任务是拟定这笔交易的细节，并评估它会给博浪啤酒带来怎样的协同效应。博浪啤酒的CEO罗德里格斯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因为马塞尔希望他继续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以保持博浪啤酒在谈判期间的正常运转。
若昂当时32岁，是整个团队最晚加入博浪啤酒的成员。他出生在里约热内卢，并在13岁时第一次听说了雷曼的名字。雷曼赞助过一项少年比赛，获胜者将有机会参加美国的橘子碗杯赛（Orange Bowl），而若昂那时正是一位极具竞争力的网球运动员。
“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像雷曼这样的人愿意支持这样的比赛，从而帮助年轻人成长。我认为这确实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他回忆说。
又过了多年，从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工程学专业毕业后，若昂开始向雷曼寻求另一种赞助。他被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MBA课程录取了，但承担不起费用。雷曼很喜欢这个男孩，于是若昂成为第一批艾斯特达教育基金的受益者，获得了2万美元资助。随后，他在1996年获得了到博浪啤酒工作的机会。在最后一轮面试中，若昂曾请马塞尔澄清一条谣言：博浪啤酒在1994年与米勒啤酒开展合作后可能会被出售。
“我们没有一点出售的兴趣，”马塞尔说，“我们买下这家公司，把它视为一项超长期投资……我认为CEO的在位时长是有限制的，我已经在位6年了，应该还会再待4年。在我离开之后，会有空间给另一个人和新的想法……除非我们买的是百威（安海斯-布希的主要品牌）。”
若昂认为这个抱负有点太离谱了。不过，他觉得这家公司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成长提供充足的空间，于是决定接受这份工作。以此为开端，他终于在2008年登上了美洲饮料CEO的宝座。
1999年7月1日，即在梦想计划首次启动后的第45天，博浪啤酒和南极洲啤酒宣布合并为美洲饮料公司。这则公告原定在7月7日发布，然而博浪啤酒的股价突然开始出现极不寻常的上涨，这使得公司不得不提前宣布这一消息。[34]一名记者在6月28日曾致电南极洲啤酒，询问它将被对手博浪啤酒买下的传闻是否真实。南极洲啤酒的新闻办公室否认了这个“谣言”。不过，薄睿拓的一个低级错误差点将发布活动给搅黄了。在正式向市场披露相关信息前的72小时，公司本应先通知巴西反垄断监管机构巴西竞争委员会（Cade）。薄睿拓负责将文件传真到该部门，然而他不小心按错了号码。当他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疯狂地试图做出补救，以防止传真接收方泄露这个仍属于机密的消息。还好，很幸运，他成功了。
在该交易的最后冲刺阶段，律师、银行家、博浪啤酒的主要代表以及公关顾问莫罗·萨列斯（Mauro Salles）几乎没有离开过设立在GP总部的作战室。[35]公关顾问的介入主要是为了策划如何进行对外沟通。马塞尔和贝托密切配合相关团队，而雷曼则在美国依靠电话跟进事情的发展。最终，这笔交易将通过双方公司之间的换股来完成。雷曼、马塞尔和贝托将持有美洲饮料总股份的18.77%（以及46.08%有表决权的股份），策伦纳那基金会则将持有美洲饮料总股份的10.44%（以及22.67%有表决权的股份）。双方将各自提名美洲饮料董事会的半数成员。十余位重量级人物在GP办公室见证了该协议的签署。不过，签约仪式没有安排什么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都不是很擅长庆祝，”汤普森说，“所以就只是相互敬了酒，然后睡觉去了。”有史以来，在巴西本土公司之间进行的最大交易，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来所需要做的则是宣布这项交易，新闻发布会将在南极洲啤酒总部召开。马塞尔及马尔希前一天刚去巴西利亚向卡多佐总统报告了这项交易，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出席发布会，并作为发言人接受记者们的采访。马塞尔尽可能地显示其外交手腕，把风头让给马尔希，似乎马尔希比他还重要。显然他并不太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从那之后，马塞尔和马尔希将成为美洲饮料董事会的联合董事长。美洲饮料的到来意味着，全球啤酒市场刮起的大型整合风暴将巴西也卷入其中。这家新公司一举成为世界第五大啤酒生产商，并拥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作为支撑：年营业额为100亿巴西雷亚尔，拥有1.7万名员工，占巴西啤酒市场73%的份额及软饮料市场19%的份额。[36]
争斗多年的两家公司不可思议地通过美洲饮料结合在了一起，而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发布会发言人的穿着方式上就能看出来。被记者称呼名字的马塞尔穿的是牛仔裤、牛仔衬衫、夹克和休闲鞋，而常被称为维多利奥博士的马尔希则穿着他平常的打扮：西装、商务衬衫、打着领带。不过，与美洲饮料整合两家公司原有的业务相比，这种视觉上所带来的差异简直不值一提。所谓的“合并”必定会伴随着文化冲突、解雇、业绩压力以及所有其他可预期的实际问题，但哪一方会获胜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反垄断战场，凯撒啤酒全力开火
顺利完成与南极洲啤酒的交易可谓初战告捷，接下来就该想法子获得反垄断及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批准了。即便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新公司也难以形成垄断或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但要说服巴西竞争委员会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美洲饮料与政府的主要中间人是马尔希，这位说话带着一种谨慎语调、保守的经济学家，曾与巴西利亚打过多年交道。从宣布交易到获得政府批准期间，马尔希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住了差不多9个月，他不断奔忙于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中间，解释交易的细节。
“需要花大力气向政府部门，特别是要向巴西竞争委员会解释清楚，合并产生的超高集中度将会带来的好处。”马尔希说。
为了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马尔希集合起了一支近30人的团队，包括知名律师如塞尔希奥·贝穆德斯（Sergio Bermudes）、阿里斯瓦尔多·玛托斯·菲尔霍（Ariosvaldo Mattos Filho）以及阿拉冈。若昂曾参与过分析两家公司之间协同效应的工作，他的新任务则是前往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向兼并与收购领域的知名专家寻求建议。
“我们的一位律师说整个过程会千头万绪，所以我很清楚我们必须求助于世界上最了解反垄断立法的专家。”若昂说道。
由于凯撒啤酒的激烈反对，美洲饮料的高管们简直度日如年。[37]凯撒啤酒当时是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旗下的控股公司，在巴西啤酒行业排在第三位。凯撒啤酒的董事长温贝托·潘多夫（Humberto Pandolpho）公开反对这项交易，并不惜花费时间与金钱来破坏新对手的合并计划。在他的指导下，凯撒啤酒准备了一份材料，预测巴西的啤酒行业将步入大动荡的境地。他还资助了一项研究，其结论是美洲饮料的创建将导致8 000人失去工作、政府税收下降及啤酒消费价格上涨。该资料被广泛散发到了国会议员及意见领袖手中。凯撒在另一端也没闲着，它在巴西不同的城市提起了30余项诉讼，以此来挑战这次交易。在凯撒制造大量噪音的同时，美洲饮料只能沉默不语。有报道称，巴西政府已向其发出过警告，让它不要把这个问题变成酒吧间热议的材料。
接着，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1999年9月，在宣布合并后的两个月，当新公司与凯撒的角力正进入胶着状态时，马塞尔病了，他被迫放下工作近一个月的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了。1985年，马塞尔仍在加兰蒂亚工作时，曾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炎，随后他接受了紧急手术。14年后，相同的症状再次出现了。在这之前，他已经请了几天假，以消除在收购南极洲啤酒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紧张感，同时也是兑现和米格尔的赌注：如果交易顺利进行下去，他们将会在巴拿马钓几天鱼。他也计划利用这段短暂休息的时间节食，因为在创建美洲饮料的过程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好多磅。
在马塞尔和他的钓鱼伙伴乘坐“情感号”（Sensation）游艇穿越中美洲时，他开始感觉胃部疼痛，随后痛感逐渐加剧，以至于让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不得不前往美国治疗。他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直到一位美国专家发现了造成这种疼痛的原因：马塞尔患有卟啉症（Porphyria）。这是一种会逐渐造成血液中毒的罕见疾病，而且非常难诊断。多年前导致马塞尔紧急手术的结肠炎，就是由卟啉症造成的。当时，他的饮食和身体中葡萄糖数量不断下降，这导致肝脏失去了控制，污染了血。不过，一旦发现这个问题，马塞尔只需要服用一种药物，便可以很快痊愈。
在美洲饮料的CEO停工期间，凯撒并没有在媒体战中节省弹药。随着马塞尔的回归，一场反击战也完美地打响了。这家新啤酒公司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以说服公众相信创建美洲饮料对他们大有好处。除此之外，在美洲饮料的作战室，拥有巴西公民身份、正担任公司营销总监的哥伦比亚人胡安·韦尔加拉拿着一张电子表格，上面列出了美洲饮料的代表应该联系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名字。这个包括记者、政府相关部门及其他意见领袖的表格每天都会更新。韦尔加拉想知道谁赞成这次合并，以及如何改变那些新公司反对者的意见。
1999年11月，争议变得更加激烈了。当时巴西司法部旗下的经济法办公室建议，美洲饮料剥离出售太阳啤酒的所有资产，包括品牌、工厂及分销体系。假如这个建议被反垄断监管机构接受，从美洲饮料的角度来看，这次收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达成合并交易的“代价”是要失去一个主要品牌，那两家公司结合在一起又能带来什么优势呢？
马塞尔及其团队孤注一掷，进行了反击。其中最具侵略性的一招就是在美国媒体上，对持有凯撒啤酒10%股份的可口可乐进行谴责。虽然巴西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掌控着凯撒啤酒，但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总部也持有一小笔股份。马塞尔亲自点燃了战火。
“凯撒啤酒试图将自己描述为大卫（David），事实上他们是歌利亚（Goliath）。”[38] 2000年初，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这样说道。他认为，由于凯撒啤酒的分销掌握在可口可乐系统的瓶装公司手中，所以这两家公司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可口可乐，凯撒就会灭亡。”对于世界上最大的软饮料生产商来说，将其名字与酒精饮料的销售关联起来，绝对是给了它一次痛苦的打击。这次反击使凯撒收敛了好几天。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巴西竞争委员会最终将美洲饮料并购案的裁决日定在了2000年3月29日。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这项交易是否将获得批准，以及如果获得批准，是否会附加条件和限制措施。但在这一天到来时，凯撒啤酒宣布圣保罗北部的圣若泽杜斯坎普斯（Sao Jose dos Campos）地区联邦法院已经发出了一项暂停宣布裁决的禁令。如果要竞争委员会服从这项禁令，那么这份文件必须直接从法院发送到竞争委员会的一台传真机上。但凯撒的老板潘多夫声称，他们发现一个问题，竞争委员会的传真机没法使用。他还继续说，传真机是被故意关闭的，为的就是暗地里偏袒美洲饮料。竞争委员会则反驳说，它的传真机很正常，甚至还为此拍摄了正在工作的传真机的照片，并向跟进事件发展的记者进行了展示。联邦警察还被叫来“护卫”这些传真机，确保没有人干扰它们运行。一个目击了此场景的人说，这些机器运行得“很完美”。然而，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连续几个小时，传真机收到的一直都只是黑纸。从博浪啤酒总部直接发送的碳纸一直占据着竞争委员会的电话线，以防他们收到禁令文件。
经过近9个月的详细审查，这件事终于在截止日那一天尘埃落定。巴西政府批准了美洲饮料的创立，但也附加了一些限制。最主要的一条是要求美洲饮料将[39]极洲啤酒所拥有的巴西巴伐利亚啤酒卖给一个单一买家，这一剥离措施将涉及巴伐利亚品牌及其5家工厂。[40]不过，这一救济措施并没有削弱马塞尔、雷曼和贝托的精气神。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巴西超级啤酒公司的掌控者。
买下南极洲啤酒是一件事，而将博浪啤酒与前竞争对手变成一家公司则是另一件事。每家啤酒公司都有自己的生产流程、销售、营销和人力资源，它们都需要被仔细地整合起来。马塞尔选择了米格尔来监督新公司运营情况。米格尔和他的团队一起分析了南极洲啤酒的所有运作细节，并近距离地接触了其主要管理人员。他所发现的东西看起来很熟悉：
“南极洲啤酒完全与旧博浪啤酒一样，同样的文化，同样相当老的员工，同样的传统主义……没有人做出任何决定，没有人赚到钱……我告诉马塞尔应该开同样的药方，将我们收购博浪啤酒时所做的一切全部复制过来。很多来自南极洲啤酒的人在合并后留了下来，但他们因为没有适应节奏，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那些很难适应美洲饮料风格的人会觉得它很奇怪。任何人来到这样的公司，想在短期内就过上很有质量的生活，通常都会过得很不顺心。与普通人相比，你可能陪家人的时间会更少，但另一方面，你会拥有另一种收获——你可以照顾你的未来，你会赚到很多钱，生活也会发生改变。在那些选择了这种公司风格的人身上，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会在这桩生意里赚到很多钱。”
基本上，南极洲啤酒的高管都没能在美洲饮料变得更富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南极洲啤酒的人很少会选择留在新公司的高层。如所预见的一样，博浪啤酒的文化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新的美洲饮料有了更多的“肌肉”，提供了许多新机会，并开始将马塞尔及其合伙人不断重复的“大梦想”（Big Dream）[41]的想法转化为无穷的热情。前博浪啤酒宣扬的精英治理也被推向了新高度。公司里的竞争意识得到了恢复，每个人都向往丰厚的奖金以及随扩张而来的晋升机会。当然，所有人最看重的，还是成为公司合伙人的可能性。这家公司的高速发展似乎永无尽头。
2000年12月出版的《检视》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用“他们牙齿之间的刀”和“他们眼中的火”来强调这个新团队的强势心态。许多员工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即使周末也如此。他们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愿意搬到任何地方去居住。当时的奖金体系结构是，符合获得奖金条件的员工只有一半的人会拿到奖金。该体系还明确地说明，如果有一些人赢，其他人就必须输。
正如在加兰蒂亚发生的一样，甚至笑话和恶作剧也被允许带着一定的敌意。在公司向其50位最优秀人才所提供的内部MBA课程中，大家最爱的恶作剧之一就是往那些说了蠢话的同事身上扔番茄。因说蠢话而被扔了最多番茄的人便会被大家笑话。“当时公司需要力量、拼搏和新鲜血液，”罗德里格斯说，“太苛刻了吗？是的，我承认，但补偿的方式也很激动人心。”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美洲饮料曾因对员工造成了精神侵扰而被法院罚了很多次款。例如，巴西最高劳动法院在2012年年初，曾命令该公司向一名前销售人员支付10万巴西雷亚尔。这名业务员因为未能达成目标而被其同事公开羞辱。
在任何情况下，超越目标的人往往会得到额外的收入。这家啤酒公司所支付的薪水略低于同行水平的平均水准，不过，高达18个月额外薪水的奖金可以轻松抵消这一点。这个薪酬系统多年来调整过几次，但基本原则不变。员工通常会使用奖金换取公司的股票，公司很鼓励这种做法。而且为防止员工在短期内变现他们手中的股票，公司还会设置一些障碍。[42]现实的做法是，那些使用所有奖金购买公司股票的人可以免费获得其所购的数额10%的股票。问题在于，这些额外的股票在5年后才能出售，而在这段时间之前离开的人，必须放弃他们获得的额外股份。
“没有一个地方写着你必须用奖金来买股票，但每个人都知道这就是公司所期待的，”一位前合伙人说，“购买股票是员工们相信公司前途光明的标志。”[43]
美洲饮料的利润逐年增加。即使是在没有发放奖金的1998年，它的业绩仍旧很不错。该公司当时已经占领了巴西国内市场70%的份额，所以向国外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成了必然的选择。首先，在拉丁美洲扩张业务显然是很明智的第一步棋。自1994年博浪啤酒在委内瑞拉创建一家很小的分公司开始，其国际化的步伐越迈越大。紧接着，加速的时刻到来了。2001年，美洲饮料收购了巴拉圭的塞维利亚啤酒（Cerveceria Nacional）；2002年，公司进一步收购了阿根廷的基尔梅斯啤酒36%的股份。这次对阿根廷竞争对手的收购备受争议，因为当时荷兰喜力啤酒也持有基尔梅斯啤酒15%的股份。
喜力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已趋饱和的欧洲市场，因此扩张到其他地区对它至关重要。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将基尔梅斯啤酒拱手相让并非喜力所愿。于是，荷兰人向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申请禁止美洲饮料收购这家阿根廷公司的部分股份，然而失败了。美洲饮料不仅获得了基尔梅斯的控股权，甚至还在数月后买下了这家荷兰公司所持有的15%的股份。
增长是留住人才的最好方式
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小城镇，人口超过10万。十几年来，美洲饮料的高层和管理人员经常会前往这个安静的地方与吉姆·柯林斯进行座谈研讨。柯林斯是商业经典名著《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他也是雷曼的一位老熟人。
在博尔德的座谈会上，柯林斯会使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来提问，以便帮助参与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44]在2002年12月的一次研讨会上，柯林斯所问的一个问题让马塞尔特别不安。这位大师问在座的所有人，美洲饮料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马塞尔想了一会儿，并给出了以下答案：“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有优秀的人和全新的执行委员会，而我不想失去我们所培养的那些新人才。”马塞尔意识到，他投入这么多时间打造出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不会一直在公司里等着职业机遇的出现。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要么公司迎来巨大的飞跃，从而给更多人提供晋升的机会，要么就失去一些最好的人才。美洲饮料需要做的事比在拉丁美洲称雄更大、更快。马塞尔认为，是时候与一位老熟人亚历山大·范达默（Alexandre van Damme）见面了。范达默来自掌控着比利时英特布鲁啤酒集团的三大家族。英特布鲁是时代啤酒和贝克啤酒的生产商。[45]
1995年，这两人相识于纽约拉扎德银行的办公室。当时，博浪啤酒和英特布鲁都在远程与安海斯-布希“调情”。虽然它们当时都没有能力买下这家美国啤酒巨头，但拉扎德的银行家们还是认为把博浪啤酒和英特布鲁的掌控者放在同一个房间里是没有害处的。
尽管当时所谈的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内容，但马塞尔和范达默从此一直保持着联系。2002年年初他们同在纽约时，马塞尔邀请这个比利时人到一家酒店共进早餐。而当范达默到达时，他发现马塞尔身边有两位自己不认识的人，他们就是雷曼和贝托。
双方并没有讨论两家公司进行交易的可能性，但从那次纽约会面后，雷曼便开始增强与范达默的关系。雷曼邀请范达默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嘉年华活动时，到博浪啤酒的贵宾休息室观看桑巴游行。后来，他们还带着各自的家庭在纽约附近的豪华海滨汉普顿海滩（Hamptons）共同度过了一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并相约在那年年中去瑞士阿尔卑斯山相聚。范达默与“巴西三剑客”志趣相投，也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曝光。他还很喜欢三位美洲饮料掌控者的谨慎、接地气的风格。一种富有价值的纽带正在形成。
英特布鲁当时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它是世界第三大啤酒公司，但它运作起来和其他单一的公司非常不同。[46]在东欧、亚洲和加拿大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后，它似乎已经成为没有单一文化的“企业联盟”。投资家和分析师认为，在世界各地进行收购却没有做到成功整合，这样的交易实在太不划算了。
这种大规模的收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掌控英特布鲁的三大家族的介入。英特布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4世纪，由范达默、梅维乌斯（Mevius）及史波尔贝赫（Spoelberch）三大家族控制。这些家族有近500名成员，其中许多人有贵族头衔。通常情况下，贵族中的男爵、伯爵和子爵会把时间花在打野鸡上。他们的习惯和爱好都很昂贵，公司的日常运作因此也变得非常阔绰。管理层会议和董事会会议通常会在豪华酒店举行，会议期间时常有香槟服务。由于有许多不同利益要去调和，因此CEO一职有如电椅，在不到20年时间里，就有5个人担任过这一职位。
这番景象很对雷曼做项目的口味。于是，雷曼在2003年5月与范达默会面时提出了将两家公司合并的建议。虽然没有详细介绍交易的形式、股东构成和公司治理的问题，但在当时几乎已经是“三剑客”盟友的比利时人，喜欢这个想法。
双方分别提名了一个可靠的人来开展谈判，巴西人选择了汤普森，比利时人则选择了拉扎德银行的合伙人、英特布鲁董事会成员、荷兰人雷默特·拉恩（Remmert Laan）。在雷曼与范达默谈话后，汤普森和拉恩在巴黎圣奥诺雷郊区街（rue du Faubourg Saint-Honre）传统五星级的布里斯托尔酒店（Le Bristol）的会议室见了面。会议地点的安排很实际，也很小心。酒店距离拉扎德的办公室不到500米。一个月间他们在这家酒店见了4次面，还在电话里交谈过许多次，但交易却失败了。
此番提议的交易是基于股份互换，而不是现金交易，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评估美洲饮料的所有者将在合并后的新公司中拥有多少股份。在这一点上，汤普森和拉恩持有截然不同的期望值。
“我们进行了第一轮对话，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汤普森回忆道。
他们有两个月没有说话，直到2003年9月，拉恩给这个巴西人打电话，建议他们恢复交谈。于是，汤普森回到了布里斯托尔酒店。
“我们有两张纸，一张涉及财务问题，主要讨论的是我们在新公司中所分配的股份价值多少。另一张则有关公司治理，例如新董事会将如何组成，它会有什么功能，我们与比利时人合作的控股公司要如何运作。我们确定某些事情必须通过全体一致来决策，例如公司的出售。所有这些治理问题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公司没法良好运作，那么持有公司x%的股份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写了这两张纸，并带给了股东，而且劝他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彼此。雷曼、马塞尔及贝托认识范达默，但不认识其他家族的成员。这三个人后来在当年9月底与范达默本人、菲利普·史波尔贝赫（Philippe Spoelberch）及阿诺德·普利特·德·卡尔斯伯格（Arnoud de Pret de Calesberg，此人是梅维乌斯家族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在此之后，谈判加速了。”
2003年10月的第一周，在布鲁塞尔史波尔贝赫的家中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双方公司各三位领导人在汤普森及拉恩的陪同下，拟定了合同的框架。在那之后，银行家及律师才进入现场。比利时方的财务顾问是拉扎德和高盛，而巴西方则聘请了来自纽约的花旗银行（前加兰蒂亚员工若泽·奥林皮奥·佩雷拉在那里工作）以及在美国长大的阿根廷人路易斯·里纳尔迪尼（Luis Rinaldini）。里纳尔迪尼在拉扎德成名，且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不过，他当时刚离开了该投资银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两家啤酒公司的银行家和谈判者于当年10月15日在纽约的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Cravath, Swaine&Moore）总部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谈判的正式开始。有大约30人参与了会议，雷曼代表了三位美洲饮料的掌控者。
乌哈坎通律师事务所（Ulhoa Canto）的合伙人阿洛伊西奥·米兰达·菲尔霍（Aloysio Miranda Filho）负责向布雷科公司（Braco）提供咨询。而布雷科公司其实是集合了雷曼、马塞尔及贝托在美洲饮料所持股份的控股公司。今天，扮演这个角色的控股公司则是环球BR公司（BR Global）。从那时起，菲尔霍便全力专注于这次交易。他曾就读圣伊纳西奥小学，后来与同龄人普拉多及巴巴拉一起成为加兰蒂亚银行合伙人。他的律师事务所出动了50人参与这个过程。美洲饮料的法律顾问则是律师阿拉冈。
这次交易牵扯到的法律问题与财务结构一样复杂。美洲饮料分别在圣保罗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而英特布鲁则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挂牌。而且，两家公司在不同国家经营的实际情况给谈判者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们不得不到处奔波。
“我们在世界各地会面，巴黎、纽约、伦敦、圣保罗……”阿拉冈回忆说，“到最后，谈判桌前坐着来自16个不同国家的律师……在6个月的谈判时间里，共有8 500封往来的电子邮件。”
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负责协调在国际层面的工作。交易最终必须得有另一个律师来审阅所有文件，瑞士人彼得·诺贝尔（Peter Nobel）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毕业于圣加伦（St.Gallen）大学，且12年来，一直是管理瑞士金融行业的联邦委员会的成员。作为雷曼的老熟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美洲饮料的掌控者非常关注的一点是，巴西政府会如何回应这次交易。显然提前沟通并避免未来的问题才是明智的，因为他们对在等待政府部门批准博浪啤酒收购南极洲啤酒的几个月里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仍心有余悸。2004年1月，贝托前往巴西利亚会见了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若泽·迪尔塞乌（Jose Dirceu）。贝托和迪尔塞乌很熟悉。自从2000年贝托创立布拉瓦（Brava）基金会后（该基金会是一个支持公共部门管理项目的非政府组织），他与一些政府官员就走得很近了。他向迪尔塞乌简要地介绍了这次交易的路线图，并想要了解巴西联邦政府对这次交易的立场。他获得了卢拉总统的得力助手的支持，剩下的就让比利时人解决了。
即使一切都非常有利，完成一项有这么多人参与的大规模交易，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在整个交易接近尾声的时候，已经有近500名专业人士在为此而忙碌，包括律师、银行家、行政人员、会计师、审计师、市场营销及公关人员。布雷科公司与这些比利时家族之间的股东协议的措辞就很令人头疼，需要协调数十位成员的利益。于是，布雷科公司的顾问们最终建议，该协议应该在最终宣布交易之后再签署。而雷曼的顾问、瑞士律师诺贝尔则否决了这个提议，他认为在统一所有不同利益方的意见之前这么做过于冒险。菲尔霍也前往比利时与各个家族的代表谈话，以便获得共识。
“该交易卡了好几次壳，差点进行不下去，直到签署前夕也仍有混乱。”汤普森回忆说，“早上两点，有一个银行的家伙说，他不能同意一个已经商定好的内容，由此又引发了一场骂战……”
经过无数次半夜的来来往往，这次交易终于在2004年3月2日完成。当一切尘埃落定时，雷曼、马塞尔和贝托并不在场。菲尔霍打电话给马塞尔，告诉他只需要签名即可。比利时方面，有100多名家族成员需要签署协议。“菲尔霍，你是律师……你来发言祝酒吧，因为我要睡觉了。”马塞尔疲惫地说。
到了早上，马塞尔、贝托和雷曼在正式宣布交易前，分头告知了与该并购案相关的关键人士。贝托打给了墨西哥企业莫德罗的股东；在苏黎世的雷曼则打给了好朋友，如大投资家巴菲特；马塞尔告知了安海斯-布希的CEO奥古斯特·布希四世。当晚，布希四世与马塞尔在伦敦一家餐厅共进晚餐，这个巴西商人详细地向后者介绍了啤酒行业的全球新巨头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巴西人的逆袭，薄睿拓成为英博CEO
1999年，当博浪啤酒通过兼并南极洲啤酒而创办美洲饮料时，公司的股东和高管都被要求接受公众监督。监管机构、政客、投资家和消费者保护协会都对这笔交易表现出兴趣，且总体上都持反对意见。因此，马塞尔等人需要在意见领袖身上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扭转这一局面。而美洲饮料与英特布鲁的合并则在全球范围引发极具戏剧性的反应。当两家公司在2004年3月3日正式宣布“合并”时，大部分的人都感到很惊讶。尽管几天前就有新闻报道了即将到来的换股，不过它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使这次交易引发了极大争议。
通过换股，全球销量排名第三的英特布鲁和第五的美洲饮料合并成一家新的啤酒公司，这家新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全球老大。新公司最初被称为“英特布鲁美洲饮料”，不过，在交易宣布后的几天又被改成了“英博”。英博的年收入近120亿美元，业务遍布140个国家，而且它占有全球啤酒市场14%的份额。不过安海斯-布希当时在销售收入上仍然保持领先。无论从哪方面看，数据已证明这家公司就是巨头。然而，投资家、分析师和记者所关注的问题是，谁会负责经营这家公司。
美洲饮料与英特布鲁的交易是历史上涉及巴西企业的最大交易，其结构看起来却是模糊的。掌控美洲饮料的雷曼、马塞尔及贝托的控股公司布雷科将持有的这家巴西啤酒公司52%的股份出售给了比利时人。作为交换，它获得了25%的英特布鲁股份。这次交易还将属于比利时人的加拿大拉巴特啤酒公司（Labatt）转让给了美洲饮料，美洲饮料将负责拉巴特近15亿美元的债务。美洲饮料将继续作为一家单独的公司经营，继续作为上市公司在股市挂牌，并拥有自己的管理层。不过，客观冷静地分析这些数字时就会发现，英特布鲁现在成了这家巴西啤酒公司的所有者，虽然“三剑客”已经成功获得了新公司的一大笔股份。
紧接着的问题涉及英博的公司治理规则，交易本身并未明确谁会是老板。有效期为20年的股东协议规定，控制权将由双方共享。董事会将有4名成员代表布雷科，4名成员代表比利时人，另外还有6名独立董事。新公司的CEO将是已经管理英特布鲁近两年的美国人约翰·布洛克（John Brock）。新近成立的、旨在统一两家公司的文化并规范运作的整合委员会将由马塞尔掌管。新公司的总部将位于比利时的鲁汶（Leuven），也就是原英特布鲁的总部所在地。
股份的分配、CEO的选择及总部的选址都明确表露出，是美洲饮料被收购了。当英特布鲁的英国公关公司博然思维（Brunswick）一大早在欧洲宣布这次交易，并描述其为一次“收购”时，这一迹象便更为显著了。由于时差原因，当巴西记者在圣保罗希尔顿酒店听着美洲饮料的高管们的说辞时，比利时版本的说法已在世界各地传开了。这完全是混乱的。于是在几个小时内，美洲饮料在巴西所聘用的对外沟通中介马奎那公关公司（Maquina da Noticia）被迫将参与项目的团队人数从12名增加到48名。国际范围的对外沟通则由美国爱德曼公关公司（Edelman）负责。
新闻发布会上的两位发言人是马尔希以及薄睿拓。薄睿拓在罗德里格斯离任后成为美洲饮料CEO。与马尔希、薄睿拓同台的还有银行家佩雷拉及律师阿拉冈。那些看了采访的人仍记得一切看起来有多么混乱。美洲饮料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地争辩说公司没有被收购，但记者却以更多的问题向他们施压。英特布鲁有多大可能会成为这家巴西啤酒公司的最大股东？此外，根据马塞尔等人的解释，美洲饮料的创立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打击，进而打造出一家“巴西跨国公司”。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又将如何来论证这次与比利时人的合并协议呢？美洲饮料的“合并”一说并没有说服任何人。
美洲饮料在办公室的员工也被周三上午的新闻震惊了。一个大屏幕转播了由布洛克和马塞尔在布鲁塞尔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不久便播放了一个马塞尔提前录制好的视频。休息室放满了桌子和免费饮料，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人们用巴西的博浪啤酒和比利时的时代啤酒互相敬酒。当晚，巴西国家电视网出现了一部由知名巴西演员安东尼奥·法贡德斯（Antonio Fagundes）主演的广告，该片试图向公众解释这次交易的益处。这次宣传活动是由广告专家杜达·曼多卡（Duda Mendonca）策划的，当时他是卢拉总统身边的红人。
世界各地的报纸对交易的形式和所涉及的金额提出了不少质疑。布雷科公司在美洲饮料的股份价值近20亿美元，三位商人却收到了价值40亿美元的英博股份。按通常的理解，这一差别是由于“控股权溢价”。与此同时，一些分析师认为，美洲饮料为加拿大拉巴特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钱。他们付出的价格是该公司现金流的11倍，而行业平均水平则少于8倍。这么多猜疑逐渐影响到了资本市场，美洲饮料的股价直线下落。
随着股价下跌，兴高采烈的气氛也消散了。那些曾用大部分奖金购买股票的员工，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资产价值按小时计地减少。于是，谣言开始越传越广：雷曼、马塞尔及贝托真的已经把美洲饮料卖给英特布鲁了吗？
必须采取应急行动计划才可以平息公司内外的疑虑。薄睿拓在美洲饮料内部传达了马塞尔的信息。这些信息更多的是对信心的恳求，而非理性的解释，他只是让员工要相信他。
“我用尽了自己所有的信誉，”马塞尔说道，“谢天谢地，我还保存有一些信誉。”虽然他知道英博的管理权最终将落在巴西人手中，但他不想公开说明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以免与新合作伙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马尔希开始不停地拜访巴西主要报纸的编辑，向他们解释这次运作。总是对记者唯恐避之不及的薄睿拓也开始接受巴西最大媒体的独家采访。雷曼则亲自向传媒大亨，如出版商阿布里尔（Abril）的所有者罗伯托·奇维塔（Roberto Civita），提供了协议的细节。新闻界一片哗然。为处理记者提问而设立的作战室，在公告后的48小时内收到了482份问询及采访请求。
几个星期后，英国的《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篇文章，没有什么批评比它更让雷曼难受了。该文章称巴西资本市场允许两类股票——普通股（称为ON，有投票权）和优先股（称为PN，无投票权），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对小股东利益的漠视。该文章还着重分析了美洲饮料交易案中的不正常现象。根据巴西圣保罗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法，对于那些不在三位巴西商人手中的普通股，英特布鲁发起了公开要约收购。不过，英特布鲁的要约价只有它给予三位巴西商人的报价的80%。而且，法律并没有规定英特布鲁必须将这种“跟随权”[47]的好处延展给优先股（无投票权）所有者。因此，那些持有优先股的股东认为，用杂志上的话说，自己卖的是“高价的垃圾股。”
在随后的日子里，随着普通股飙升而优先股进入自由落体状态，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了。
“我很少看到雷曼对一篇报道这么恼火。”熟悉他的人说道。雷曼认为小股东的指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在购买这些股票时就已经知道那些附加的限制。
“这就像买了一辆菲亚特，却想着车库里能拥有一辆法拉利。”他经常用这个比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经济学人》的文章使全世界都知道了小股东的不满，例如强大的巴西银行养老基金普莱维持有美洲饮料近8.8%的股份（几乎均为优先股），它自协议公告发布以来，就已公开表达了不满，认为这次交易仅使三位控股股东获益。而雷曼、马塞尔及贝托最担心的是强烈的抗议会导致法律诉讼并转化为法庭禁令，这将危及交易的连续性。就如以前所发生的一样，在博浪啤酒买下南极洲啤酒时，凯撒啤酒曾提起了一系列法律行动来推迟反垄断机构对交易的批准。他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这种争斗。马塞尔建议美洲饮料聘请律师塞尔希奥·贝穆德斯以为少数股东辩护的角度来解读这份协议，并深入了解所有细节，以找到任何可能的漏洞。马塞尔的这项策略可谓一石二鸟，因为这会使贝穆德斯这位巴西最知名的律师无法代表普莱维。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英特布鲁都无义务给予优先股所有者特别待遇，所以少数股东最终只能平息争端并接受和解。股价开始再次回升，且自那时以来已升值近700%，而圣保罗上市公司指数同时仅增长了150%。
三位巴西商人也不得不处理另一个问题：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了行政调查，以便搞清楚这三个人是否涉嫌使用保密信息以及其他违规行为，使美洲饮料的掌控者在与英特布鲁谈判期间获益。
2009年年底，雷曼、马塞尔及贝托与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协议，并支付了超过1 800万巴西雷亚尔的和解金。许多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承认有罪，但在此案中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阿拉冈则有另一番解释。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承诺条款的官方假设是，既不是承认有罪，也不是承认无罪，”他说，“我们的目的只是要结束这件事。”
几十年来，雷曼及其合伙人经常会买下某家公司并对其输入精英文化。加兰蒂亚买下美洲商店时，贝托可以完全自由地给这家零售商贴上自己风格的标签，在短时间内他换掉了主要管理人员，实施了可变薪酬制度，并为员工制定了目标。多年后，在加兰蒂亚银行收购了博浪啤酒时，马塞尔遵循了类似的做法。在这两个项目中，贝托和马塞尔都在努力向这两家公司灌输新所有者的目的和意图，并且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可以做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们不必与其他股东打交道或关心自己是否受欢迎，不喜欢这些新规则的员工可以自由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