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民国》作者：郭娟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是《新文学史料》主编，与史料打交道多年，因此有关现代作家的人与事十分稔熟，民国文坛旧事，品评文学大家，写来如数家珍。难得是作者颇多创见。全书貌似信笔闲话，却也不失为一部严肃的、有分量的现代文学史。
作者简介
郭娟，文学硕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专栏作家。已出版文化随笔集《花非花》（合著）、《写在水上》。
自序
我的前一本书《写在水上》出版于2000年，十多年后出版这一本。
像一个穷人搜刮了家底儿，也只积攒下这么薄薄一册。记得去年还是前年，雷颐先生曾建议我把近年来报上发的发文集起来，我集起来只有9万字，太少，出版的事就暂且放下。现在又得林贤治先生青睐，谦虚了几日，就赶紧，欣欣然把新写的文章和那9万字凑起来，交卷，“恭敬不如从命”了。
书中文章几乎都曾在《经济观察报》我的不定期专栏“新文学旧史料”上发表。专栏编辑，殷炼和杜然，都特别善于夸作者，我这样懒，也被夸得勤劳了些。其实也不是懒——作为读书人，同时又在国内一流出版社做编辑，每天名家名作过眼，古今中外，写作高手太多了，并不特别需要我这一份吧——我常这样想。所以，如果不是他们“催逼”，这些文字也许在脑子里转两转、和人聊一聊，就消失于无形了，也并不珍惜。
即使此刻，我也不觉得写作在我的生活中多么重要，我大约永远不会为了写作而放弃生活中的其他乐趣与责任。我比较看重生活的平衡。写作，对于我而言，是闲时才做的一件事儿，就像从前姥姥有闲工夫才教我绣花。当然我享受写作或者绣花的愉悦。
有距离才有可能产生美感。书中的民国都在纸上。那些往日的激烈慷慨或趣味情调，穿越岁月而来，都是隔岸观火与雾里看花，虽然执笔时颇为在意史料的真实。但真实也许永不可还原，只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这也是我主编《新文学史料》的一贯追求。想来这些文章也是编刊工作的副产品，也是为刊物作软广告。想起许多年前老主编牛汉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说：你能写，多写吧……还有几个人的鼓励，言犹在耳。而老主编过世一年多了。
光阴如水，就这样匆匆流走又一个十年。我失去，同时也拥有。
所以感谢。
谨以此书向我的导师刘中树先生，向吉林大学中文系我的老师们致敬致谢！
一辑
民国武侠小说家
2009年，天津开了一个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在当时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气氛下，显得颇为另类——当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推倒、驱逐的不正是包括“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在内的这些旧文学？翻翻那时的文章，从陈独秀、胡适到鲁迅、茅盾、周作人……一代新文学作家谁人没骂过“谬种”、“妖孽”？正是五四，使通俗文学遇到第一次重创。
五四之后，白话风行，新文学高视阔步，执掌时代的话语权；通俗文学低眉垂首但却默默生存，悄然风行于巷陌市井。最能说明此种情形的就是新文学大家鲁迅，他的母亲喜欢看通俗小说倒比看儿子的书更来劲；鲁迅常替母亲购买，三十年代还从上海一本一本地寄张恨水的小说给老人家消遣。还有些传闻掌故，比如说张恨水与世界书局老板一顿饭“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元稿费，在北京买下一座王府”，也可见当时通俗文学自有他的风光与热闹。
那时候写新文学不如写通俗小说赚钱，通俗小说读者多。新文学作家里没几个人能单靠创作维持生计，他们大都兼职，或做官，当教授，或者革命去，反正都是留洋归来的文化精英，革命先锋，总有各自出路。而一般写作者无产无业，转而写通俗小说谋生。像那一次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关注的几位武侠小说家：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写《十二金钱镖》的宫白羽、写《卧虎藏龙》的王度庐等人，他们写作武侠小说最初都声称是为了糊口。宫白羽有一次为《妇女界》写一万多字仅得4元稿酬，一怒撂笔，后转写武侠小说。就是这位，早年还曾以本名宫竹心与鲁迅通信十来封，得周氏兄弟指导，写作新文学，翻译契诃夫。后来写武侠小说，就没有再与鲁迅联系了。50年代他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倒霉的作家。作为一个鲁迅信徒而变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我成功了，然而我丢人了。”像王度庐，这个笔名隐着“混一混”，“度”过艰辛时日的意思。他晚年在沈阳当中学语文老师，从不谈自己写通俗小说这件事。
写通俗小说，在作者本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耀之事，他们在新文学面前，先自怯了，觉得矮人一头，不登大雅之堂。或者在自己的旧小说里寻找新思想——看，我也写了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社会不公——时有攀附新文学之意。或者也负气叫板：抗战时我们保守旧道德的旧文学作家可是没一个给日本人当汉奸的！好在还有众多武侠迷追捧，好在还有自己笔下侠的江湖，可以暂时忘却世俗纷扰……
彻底灭了旧文学还是解放后。据学者考证，解放初期文化部门大清缴，将民间流行的种种版本的旧小说，黄色的、反动的、荒诞的……除存档外统统销毁。收缴工作在当时还比较和风细雨，并不是粗暴没收，对于书店、租书摊交上来的旧书都有经济上的适当补偿。新中国新气象，一时间廓清寰宇，茫茫大地真干净。
旧文学作家们深感自己跟不上形势，而且生计又成了问题。还珠楼主过去收入很好，现在出版商在看风色，不像过去那样抢着印他的小说了。虽然革命同志鼓励他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但他总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老友贾植芳问计，这位几年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新文学工作者出主意，让他试试写农民起义，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后来他写了以张献忠为题材的《独手丐》，在该书前言中，他表示已将行销20年、能顾全家生活的《蜀山》、《青城》等带有神怪性的武侠小说，毅然停止了续作，今后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
应该说，在大形势下，旧小说家的境遇还是好的，像还珠楼主，解放后随剧团参了军做编导，还戒了鸦片瘾；像宫白羽，曾以通俗文学作家身份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还经常在大专院校作鲁迅研究报告。那些年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只要想一想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批丁玲，新文学作家都这样了，旧文学家还能怎样？
反右时，还珠楼主因在整风中三缄其口，躲过去；不料1958年6月他偶然看到《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一文，突发脑溢血，两年后病逝。宫白羽50年代有几年没职业，在家糊纸盒，一个一分钱。1966年宫白羽去世。
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学史没有他们的位置。80年代后一度盛行武侠小说，在梁羽生、金庸、古龙的书丛中，偶尔冒出一本来历不明的《蜀山剑侠传》，盗印本，小字密密麻麻，厚厚一大本。前些年，因为李安导演、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等明星大腕加盟的电影《卧虎藏龙》，王度庐的大名，当代人才知道得多些，其他，如果提及“还珠迷”，很可能被认为是琼瑶的《还珠格格》迷呢。而这几位可说是金庸、梁羽生的前辈和老师。梁羽生曾在致宫白羽的儿子宫以仁的信中写道：“我最初写武侠小说，亦是受令尊影响的。”
不如不团圆
“张爱玲热”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到如今，真是热得够久了，让人有点疲惫。
张爱玲本是个“冷”人，如若放在大观园里，吃“冷香丸”的薛宝钗堪比其冷，世事洞明而隔岸观火，还得加上一个林黛玉，取其尖刻犀利、目下无尘。
初读《倾城之恋》，还以为是冰淇淋风格的调情戏，虽冷犹甜，底子里依然有生命热度；后来就读出了张爱玲冷冰冰的理性，一丝不爽地计较考量，现实如何消弭了情爱的神性光芒，城倾了，才有了一点真情，可怜之至，冷酷而真实。在热烙的情事上尽显人生的荒凉，任何浪漫主义都遮蔽不了“张看”那冷静尖利的眼光。她的小说几乎篇篇如此，结集出版时她命名之曰“传奇”，这好比管“着凉”叫“热伤风”，如果不是有意促狭，那就是冷到家了。
把爱情小说写得那么冷，未曾想到当才女遇到才子，一见倾了情，一切就不同了。颠倒迷乱，昏热得可以。胡兰成评张爱玲，文章劈头一句“鲁迅之后有她”，直截了当把她和鲁迅比并。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因为胡兰成“懂得”，所以张爱玲才慈悲到不在乎胡的汉奸身份和处处留情？原来才子才女的“才”有时候竟可以一叶障目。
不过关于张、胡情事，在《小团圆》之前，都是胡兰成一个人喋喋不休。他的《今生今世》是才子书，但解不了才子的“腻”——他的欣赏张爱玲，是赏玩、把玩，是油腻腻的手折莲花，是亵玩，令人不爽。更不用提他落水文人、汪伪附逆的污秽以及他左拥右抱、小周大周的滥情。所以，当他一而再地寄书、写信，而张爱玲不搭理不回应，仿佛终于明白了，决绝地斩断情缘，端然冷肃。——然而，《小团圆》却让天下张迷明白了：这不是真的。
在这部写于1975年的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第一次书写了她的爱情故事。她深情缅邈，细细追忆，20多年前的情事，过程与细节，琐琐屑屑，真真切切，像饥饿的人对残羹冷炙亦无比珍惜，细细品味，慢慢享用，精致中有铭心刻骨的热烈——
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沙滩上的潮水，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又往后退，几乎是静止的。她要它永远继续下去，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汩汩地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糅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
这样纵情越轨地大胆描写性爱，在以往张爱玲小说中是罕见的，有一种豁出去了似的拼劲儿，淋漓酣畅。让人不禁揣想，在远离世人的晚年，孤寂的岁月中，她在这部小说中与胡兰成“团圆”了。
关于张、胡恋情，《小团圆》一出，《今生今世》所述种种总算不再是“孤证”了。胡兰成那些风言风语，于今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丝丝入扣，这也算是一种“团圆”吧？比如胡说：
我与爱玲说起小周，却说得来不得要领。一夫一妻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
张爱玲便说：
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
《今生今世》：
大限来到夫妻各自飞，将来与你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小团圆》：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为了能在一起，她对他说：“希望它（战争）永远打下去。”
原来倾城不够，还要倾国。在张爱玲那里原没有民族大义，家国概念。那些于她只是遥远的背景、惘惘的威胁，她介意的还是《封锁》、《色戒》里即使非常时期亦有的平凡安稳的人情人性。
对于《小团圆》，张爱玲一会要出版，一会要销毁，矛盾得厉害。这么才华横溢的一部著作，且又是自传体，销毁确也可惜；不过张爱玲的才华是早被承认的，身世的种种显阔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而此外呢？从前为了爱才，人们总在帮着张爱玲与胡兰成撇撇清，如今看了《小团圆》，张爱玲就“变得很低很低”，倒不至于“低到尘埃里”，但和胡兰成一样低了。所以张爱玲那句名言稍稍修正刚好达意：世间悲剧是一个才女竟和这样的人结了婚。
倒不如不团圆。
谁没有忘记落花生
人们知道“许地山”这个名字，多半是通过语文课本中一篇经典散文《落花生》。花生长在泥土里，不好看，但剥了壳吃起来很香甜——所以不羡慕开在枝头的花，让我们做质朴而有用的人吧。此后，这位作者似乎默默地消失了。80年代刘晓庆、姜文主演过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人们又短暂地忆起他，那时他已去世40多年了。其实，许地山的人生，精彩之极。
就说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洋玩意儿，电影公司放映外国影片，连中文字幕也没有，于是想了个办法，请懂外文的人一边看一边翻译，相当于同声传译加上电影配音。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许地山就常被邀请去做这个，据说他的讲解很生动，深受观众欢迎。等到他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得硕士学位又赴英入牛津大学、1926年获学士学位之后，他所精通的就不仅仅是英语语言了。他研读神学、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印度哲学和宗教、民俗学、人类学，研习梵文、希腊文，还去印度研究了一年。对于宗教，许地山功夫颇深。1941年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伎，不敢复谈此事矣。”能让大学者陈寅恪“心服”、“自愧”，放弃一个领域的研究，足以想见其学术成就之大。
研究宗教的许地山不免受到宗教影响，特别是佛教影响。在佛教影响的背景下重读《落花生》这篇散文，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佛的淡定。而他的最具个人风格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等篇，除了旖旎的南洋风光便是弥漫其中的宗教气息，二者构成了鲜明的许地山小说的个人标记。以生为苦恼，以涅槃为极乐，在宗教信仰中获得再生的勇气。这些小说写作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退潮期，那时的情形，鲁迅曾形容是——有人高升，有人退隐，他自己则是彷徨。许地山大约也是彷徨中的一个，在彷徨中他亲近了佛的妙谛。
不曾想到的是，从燕京大学毕业、留学后又回燕大任教，从助教到副教授、教授的许地山，因与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和而被燕大解聘；更不曾想到的是，其后他赴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一番改革，竟如五四时期蔡元培革新北大，展现出五四老战士风采。当时的香港，比北京、上海慢了一拍。中文学院依然是四书五经、桐城派古文的老套，许地山参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及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将中文学院改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废文言，改用白话，文学课不只注重诗文，还教授小说、文学史乃至发生不远的五四新文学，历史不再只注重政治史，还加上文化史、宗教史……一系列措施将香港大学推进到现代教育进程中。柳亚子甚至说，香港文化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许地山不仅教授于大学，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中小学师资培训和平民业余学校的教育。可想而知，当许地山振臂高呼：“中国一向没有真学术，有的只是‘做官技术’、‘社交学问’，衣、食、住、行、卫五种民族必要的知识，从来没有包括在学术的范围内；要知道中国现在境遇的真相，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的研究入手……”时，在当时香港青年人心中激起怎样热烈的反响。当他去世，曾有挽联将他与鲁迅联在一起：
如果有人喊，救救孩子。
最好叫他去，学学先生。
有意思的是，近来有学者研究显示，当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张爱玲就深受老师许地山的影响。她的小说《茉莉香片》中的言教授即以许地山为原型。在这个以“寻找父亲”为主题的小说中，言教授是主人公向往的理想父亲——这或许也是张爱玲的向往？而张爱玲非常著名的两篇散文《更衣记》和《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的确与许地山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一文在研究方法、观察角度乃至行文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相同相通之处。学者邵迎建曾有专文论及此事。
令人兴叹的是，五四那一代人就如文艺复兴时那些大师们，各个都有多方面成就，许地山也是如此。都说佛是寂灭，是色空，而许地山的一生确是生气贯注、精彩纷呈、莲花朵朵开。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他的小说执着于爱情题材，以至于被沈从文称为“妻子文学”，还一本正经地立愿，要“尽此生”写作爱情小说，能写一篇便写一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他对妻子、亡妻皆有情……
抗战时期，许地山的生命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焰。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日夜奔忙，为来港的进步人士提供便利，他们夫妇的家接待过共产党人杨刚、民主人士梁漱溟，邹韬奋在他们家编辑《生活周刊》；在战乱的时局下，他以金刚护法之精神慨然承诺保护郑振铎苦心收藏的善本孤本；他似观音大士慈航普度，支持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儿童福利会工作……他逝世后，宋庆龄第一个送来鲜花花圈。
许地山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于忙与累。在他散文中有一篇《愿》：他愿做盐，在食物中融散了自己的形骸，你看不见盐，却尝到了盐的味道。这还是他一生信奉的质朴而有用的“落花生主义”。
才子革命家
“才子”名号被滥用，以至于遇到真正的才子，反觉“才子”一词分量不够，还有一点轻佻意味。怎么形容瞿秋白呢？
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评价也许能说明一二——
丁玲，在上海大学时期既是他的学生也是比较亲近的小友。当时，茅盾、陈望道、田汉、俞平伯等都是教员，而丁玲说，秋白是最好的老师。
鲁迅，冷眼看人，能入他法眼的人不多。但对秋白，却书写了那么高调的条幅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并盛赞秋白的理论文章是“皇皇大论”。
刽子手，仰佩秋白，“惋惜”其才华，在蒋介石“就地枪决”令下之后，仍不放弃优待软化劝降，与之吃饭、喝茶、饮酒、下棋，然秋白终不改其志，令刽子手抱憾：这样一个才俊怎么就殉了共产主义了？！
精通琴棋书画，作诗文、唱昆曲、治印，似乎才子的才艺他样样来得；从事翻译和写作，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别的不说，单一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屋建瓴，将鲁迅之为鲁迅阐释得极为透辟。须知，鲁迅这样一位伟大丰富复杂的文化巨擘是轻易概括得了吗？秋白有文集14卷，而所有这些成绩是在他作为职业革命家工作之余取得的，而他牺牲时年仅36岁。
才子瞿秋白因学俄文而留学苏联而为陈独秀当翻译，因向往世界大同，走上革命道路。见过列宁、布哈林，翻译《国际歌》，是中共早期探讨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1927年白色恐怖中，不想当领袖、连诸葛亮也不想当的瞿秋白临危履难，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红色暴力回击白色恐怖。
中国革命急风暴雨、百转千回，无情试炼着投身其中的人们。党内路线斗争激烈，一会儿机会主义，一会儿盲动主义，革命家瞿秋白生前死后曾经三次被逐——第一次是被批判为立三路线的负责人，被逐出政治局；第二次是长征开始后被留在苏区，实际上是抛弃给敌人；第三次是“文革”中因《多余的话》被诬为叛徒，被掘墓扬灰。三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多余的话》两万多字，是瞿秋白在明知自己死之将至的时日，在国民党监狱特殊的环境中，回顾一生，剖析自己，写下的深沉宛曲、襟怀坦白、寄意高远之作，没有故作的高大姿态，倒是处处贬抑自己——从政当领袖是没有牛时“狗耕田”，从文是“半吊子文人”。对于来自党内的排挤、迫害，他只字未提，他不愿意以这些示敌，依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但那种荒凉的心境和伤痛的心情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读之令人非常难过，非常同情。
正是没有一般所谓的激昂慷慨，加之其中有些话是容易引起有意无意的误解与曲解，许多人认为何必要写这《多余的话》呢？
1991年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时，《多余的话》被收在“政治理论编”第七卷附录中，没有放入正文。编者按：“《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编辑者的考虑是慎重的，必要的。
墨写的文章也许可以被篡改，好在还有血写的人生。
1936年6月16日9时，在刽子手惋惜、无奈的目光中，瞿秋白从容而行，走向刑场，一路用华语和俄语唱《国际歌》，神态自若。罗汉岭下，绿茵茵的草坪在青山环抱中，秋白停下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坐，面向枪口，微笑饮弹。
大典之前
早在1948年底，国共胜败大局已定。当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锦州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就得到通知，秘密分批北上，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已是在为开国大典做准备。据茅盾回忆，9月底走的第一批是沈钧儒等人，11月下旬郭沫若等人第二批走，茅盾是第三批。第三批人最多，20余人，李济深、章乃器等都在这一批，他们在北行的船上迎接新年。1949年元旦那天，一行人互致祝愿，李济深在茅盾的手册上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元旦那天，《华商报》登载了茅盾在香港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可以说，当时进步人士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4月23日，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丁玲在布拉格分会场（当时法国拒绝中国等十几个赤色国家入境，故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开幕）上，忽然听到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已经解放南京。全场热烈鼓掌，争相与中国代表握手拥抱。孩子们还献了花。这之后，本想埋头基层写她的小说的丁玲，不断地开会。之前3、4月间第一次妇女大会开过了，她没去也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之后，丁玲参加了7月第一次文代会，9月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进步作家都来了。冯雪峰带领南方代表团，宋之的带领华中代表团，北上。胡风与他的文友们重逢了。路翎、阿垅、绿原、鲁黎……大家畅谈，畅游，这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
华北的赵树理来了，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发言很有自己的特点，说自己“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但那是老作家们拖的捧的，说自己的“政治水”稍好一点，但还需提高。他提到上海的小人书作坊，说旧文艺阵地还很大，“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夺取它！”
丁玲在会上发言，以切身经验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是需要经过长期改造和锻炼的。最美的是为工农大众，最丑的是为个人、自私的东西。
当然，最重头的发言还是周扬代表解放区、茅盾代表国统区所作的两个报告。当时，号称胜利会师的两拨作家，衣冠上泾渭分明，穿军装的是解放区作家，穿西装的是国统区作家。穿军装的诗人田间在会下住宿的饭店里遇到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绿原，说了句：“今后好好学习吧。”无疑的，解放区是正统的代表，大部分国统区作家先自觉得矮人一头。当时，茅盾作的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基本上以检讨缺点为主。创作上的人道主义、个人趣味、抗战加恋爱，纯文艺等都在检讨之列，理论上不点名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主席延安《讲话》精神。当时路翎敏感预言：这两拨人今后不可能在一个起跑线上。
但在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巨大的喜悦、兴奋、激动，必然冲淡一切不和谐。人们也不会注意北平城角落里，沈从文因先前受到郭沫若严厉批判而紧张到割腕自杀。老朋友丁玲百忙中探望，安慰他不要疑神疑鬼，说“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头上”。就连清华园的留学欧美的一班老朋友，如林徽因、梁思成等自由知识分子一面安慰他，一面也兴致勃勃地瞩望新中国的到来。
那时候，人们从各地向北平聚集。鲁迅没能看到这一天。他的夫人和孩子有幸目睹。当时海婴还不满20岁，喜欢摄影。在从东北开往北平的列车上，他拍下了众多著名的民主人士的照片。有一张是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辞。讲的什么呢，在与各党派人士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旅途中？他笑得开怀。新中国就在前面。如百川归海，天下归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奋斗的经历，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去共商国是。正如茅盾文章中写的：
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侮排挤。人人有发展的机会，人人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
郭沫若更是忙。他在北平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讲话，在北大学生自治会演讲，他写文章痛斥国民党盗运文物，他率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在文代会上致开幕辞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他讲话谴责美帝白皮书，他在中苏友协致辞，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政协会议发言……当然诗人郭沫若此时怎能无诗呢？《新华颂》已然成篇。那时讴歌新中国、毛主席的诗人岂只他一人。艾青、臧克家、田间，胡风，谁没写下热情的诗句？
走过千山万水，走过艰难曲折，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万众聚集在天安门前，即将见证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60年后，诗人牛汉告诉我，在开国大典之前，9月22日，他奉组织之命，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去打扫天安门。他们打开紧锁的重门，惊飞了里边的麻雀、鸽子。天安门上的草很难清理，他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他们点亮汽灯，干到第二天天亮，清理出十几大箩筐杂草、尘土和垃圾。天安门干净了。10月1日，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上，等待着。他会回想他的过往吗？他曾为了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宁可不要文凭，他闹学潮被关进监狱，头上受伤？他怎么也想不到几年后他会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被开除党籍。历史的百转千回，正是人间正道沧桑。——60年前那时刻他不用想。他站在天安门前，幸福地等待着。
风涛中的文人们
文人罹难，在中国，自古以降屡见不鲜。进入20世纪，若干文人于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其惨烈，其荒诞，真也“蔚为大观”。《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选了一本亲历者回忆，书名《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虽然都是旧文旧事，仍有颇多读者关注，还上了三联书店排行榜。
建国以来最著名的风涛文人是胡风、丁玲，都是毛主席“御批”的“钦犯”。挨批、下狱、流放，千夫所指，做了二十几年“贱民”，最终捱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毕竟都是在历史中摸爬滚打过的大人物，有足够强大的精神世界，虽然晚年胡风精神状况不稳定，总算没有被摧毁，笑到了最后。
比较惨的，除了死掉的，是活着却被政治重压压得变了形。比如“胡风集团”中的路翎，当年丰神俊朗、才华横溢，堪比今日的韩寒；到了平反之时，却已神志昏昏，聪明尽去，木呆呆的，见了老朋友也无悲无喜，当年批判他的人来道歉，他也直愣愣瞪大眼睛，一句话说不出。只是，据他妻子说，有时他在家里坐着坐着忽然起身，到外边什么地方大吼几声，再回来，说是有一股“气”堵在心口，要是憋着不吼出来，他会感到窒息难受，坐立不安。路翎死于1994年。晚年他似乎渐渐明白了他的作家本分，握笔疾书写了十年，写了许多。但价值如何？人们叹息。他的老友、难友，诗人绿原满怀哀矜悲怆，努力从那几百万字的书稿中辨识着那被毁伤了的天才的灵感……什么是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今书市上流布的路翎作品，还都是他二三十来岁时写的。
有受难者，就有帮凶和犹大。历史大戏即使有总导演安排，各种角色，还是各人扮各人的。舒芜，当年与路翎一个长于理论，一个擅做小说，是胡风最为看中的、爱护提携的两个人。舒芜才华天分之高，使他如同美人之“天生丽质难自弃”，在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况中，一定得逃离胡风这条雨打风吹、即将沉没的破船，搭上时代的列车。于是他成为倒戈者，被旧朋友目为“犹大”，呼为“无耻”以代其名。舒芜晚年回归五四，妙手著文，研究周作人颇有心得；反思过去，据说忏悔不够彻底，有推脱责任之嫌。90年代我随也是胡风分子的诗人牛汉先生组稿到他家，他家光线暗，一个黄胖老头儿的样子，说话带口音，好像急于讨论问题，没有太多寒暄客气。印象深的是他问我们怎么看王朔现象——现在想来，他依然是与时俱进人物。
风涛中，周扬、林默涵算是元帅麾下的大将，一生角色定位于文化官员。批倒了胡风、丁玲，周扬们在“文革”中也纷纷落马。复出后，周扬见冯雪峰道歉，见胡风道歉，会上会下道了不少歉。不知为何，据说他独不向丁玲道歉。后来，80年代文坛几番风雨，这二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让人不禁感慨历史风云变幻之诡谲。而80年代末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的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做错了什么事，一定认错、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与周扬不同，这也是一种回望历史的态度。
好的故事
鲁迅的文笔是非常风雅的，看他的散文，书信甚至杂文都会感受到。只是他遭遇的可恶世道让他无法一味风雅，他直面惨淡的人生，像个圣斗士，左突右袭，与中国一切污七八糟的人与事搏斗，留下烟火味的辛辣文章，遮掩了他的风雅。这悲哀，他自己是深谙其味的，他说过，他收获的只是“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他亦不悔，在那样的中国，他不愿自顾自地进入所谓的艺术殿堂，跟着一些没心没肺的文人雅士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
在昏沉的夜，偶尔的一觉，梦见好的故事，青天之上，漫天的云锦，如万颗星飞奔流转似的，看见美的人和美的事，美丽，幽雅，有趣……鲁迅也有这样出离了愤怒、失望而遁入一个好梦的片刻时光。人到中年，前瞻与回望中，人生的底色渐渐显露。看文学史上那些人物，他们的一生，最好的时光，好的故事，似乎都在青春时代。
比如徐志摩。他是含着金匙降生人世的，有个富爸爸，前半生锦衣玉食，行云流水地留学、当教授、做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印刷极佳，用宣纸，仿宋字体，中式丝线装订，封面排了一行小字：“献给爸爸。”当时诗人写诗流行题献，一般是献给爱人，献给爸爸，却是仅见。朋友们得到这部诗集，就和他开玩笑。这个稚拙的志摩在泰戈尔来华时更是活泼，与他心仪的林徽因一起演出泰戈尔的剧作，他扮演爱神，全身半裸，胁下呼扇着双翼，手持弓箭，最后出场，腾空飞跃，向台下观众射了一箭。神气活现，调皮之极。让坐在软座上、穿着绛紫大袍的泰戈尔十分快乐。他爱林徽因、爱陆小曼，他再别康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即便有苦恼，也洋溢着青春的勃勃生气。那时的他还想不到其后人生的灰暗，爱情破灭，生活逼仄——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这首诗题为《生活》，据说，正是诗人最后三年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随着他搭乘的飞机触山爆炸，他解脱的灵魂可以无挂碍云游了。
好的故事：1921年，一个阴雨天，在安庆读书的张友鸾与几个同学在自办的小书铺卖书，来了一个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岁样子，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郭沫若的《女神》。几个人便趁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的近作，劝他买一本。那人听了，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从此就经常见面，后来还有师生之谊。那时的郁达夫爱喝酒，“造饮辙尽，期在必醉”，喝得急，三杯之后，脸红了，嗓门也大了，平时忧郁伤感的调子，一变而为慷慨激昂，心中不平与郁闷，一泻而出。他烟瘾也大，常跟弟子说：“要我戒烟，四脚朝天。”他非常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那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闹中独静，呆看星空，物我两忘的境界。郁达夫以《沉沦》一举成名，他喜欢在小说中长吁短叹，诉苦哭穷，据说恰好抒发了一代弱国子民的郁闷。他是一切私事都要暴露在作品里，甚至后来与王映霞婚变也要写一首一首旧体诗公开发表。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与爱妻长别离，远离祖国，在苏门答腊隐姓埋名，与日寇周旋，那种困苦绝境中，他却吞声隐忍，不复像早年“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而那些青春的哀叹都是甜蜜的。
郁达夫那时经常对张友鸾说起郭沫若，赞叹说：“郭沫若将有大成就，我只是个庸人。”在张扬的创造社中，据说只有郁达夫没有“创造脸”，其他人都是睥睨一切的。记得丁玲曾去见郭沫若，提起当时的作家，郭沫若即仰天大笑，笑得丁玲莫名其妙。青年才俊郭沫若目无余子是有资格的，天纵其才，他创作《女神》，投身北伐，公开骂蒋，研究甲骨文，干什么都风生水起。五四的青春创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生动，天马行空，无可羁绊。然而想一想他的晚年，在“天庭”中活得多么规矩，连爱子不明不白的死亡也默然承受。更不要提那些应景的诗作多么糟糕。
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青春，但是否有个欣慰晚景，还要通过中年的理性的荫谷。沈从文经历过中年危机——那时新中国刚开篇，而他的那一页却被无情地翻过去了。新中国的一切都没他的份儿，他自杀过，最后选择了放弃写作，开始搞文物研究，远离政治，最终他等到了重新焕发光彩的那一天。
老舍却没有这么幸运。他死于他的盛年。说来老舍可怜，从小就是个苦孩子，紧紧巴巴地念书，勤勤谨谨、小心翼翼地做事，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恣意过，他那些幽默都像是含着泪，还陪着小心。到了“文革”，他实在是累了，受够了。
鲁迅也好像没有青春时光，在历史大舞台一亮相，就是父亲的形象，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
也有一辈子青春无悔的。比如聂绀弩。一生的坎坎坷坷也都经历了，可好像永远不老，一直是年轻气盛，风流倜傥。这在胡风眼里有时是“不着调”，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吊儿郎当”，他自己称作“散宜生”……看看他晚年那些绝妙的诗作就可以感受到以上种种。比如在干校，他写搓草绳，有“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的妙句；他写刨冻白菜，有“明珰翠羽碧琉璃”的妙喻；拾稻穗是“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放牛是“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是“苏武放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还有那样鬼斧神工的奇句：“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以及“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等等。聂绀弩曾说，自己在戏里，只能小生演，不能老生去。什么意思？他的同事、朋友张友鸾解说：是得意语，也是伤心语。七八十岁的人了，只能称为“老小生”吧。
花花草草周瘦鹃
专门写作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往往给自己取笔名也有鸳蝴气，比如周瘦鹃，秦瘦鸥，严独鹤、沁香阁主，钏影楼主……周瘦鹃还另有“泣红”、“紫罗兰主人”等笔名。周瘦鹃曾恋爱一位英文名为VIOLET的富家小姐，两情相悦，却怎奈棒打鸳鸯，紫罗兰小姐遵父母之命嫁入豪门，周瘦鹃却“一生低首紫罗兰”，如他在诗文中表白的那样，他在苏州购置的居所定名为“紫兰小筑”，叠石为台，遍种一丛丛紫罗兰，他的书房定名“紫罗兰庵”，他编杂志，刊名《紫罗兰》，他的书也频以“紫罗兰”名之，甚至他用的墨水也是紫色的……这样一位痴情人所做的小说自然是情天恨海，你侬我侬的了。——有一位新文学作家刘半农原先是叫“伴侬”的，可见当时鸳蝴派小说所包含的婚姻自由等时代新思潮的质素，让那时的中国人多么风魔。但病恹恹地吐半口血、由小丫鬟扶到阶前看海棠的酸腐情调也是有的。然而市民百姓就是喜欢看。
在以往各种新文学史著作中，莺啼蝶怨的“鸳鸯蝴蝶派”或称“礼拜六派”以及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都是作为五四新文学主流以外的逆流、浊流而被批判性地提及。近些年来，在以范伯群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新文学的学者转向研究“俗文学”，在大量占有、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从个体、细部研究开始，渐渐地理清了俗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圈中的生存面貌，从宏观上展现了俗文学与新文学多元共生的真实图景。在新近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著者吴福辉先生以开阔的眼界、在动态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五四前、五四后以及30年代、40年代几个大的文学史时段中，俗文学顽强而妖冶地生存、发展、交融、变形的宛转状貌。比如，他将写老北京的新文学作家老舍与写《啼笑因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张恨水并置在“两种市民社会的文学视野”这框架中讲述；将徐、张爱玲等人的创作视为俗文学的流变、升华；他从出版角度，梳理了从《礼拜六》到《良友》、《万象》等报刊作为俗文学阵地的历史延革……
从前知道：新文学大家鲁迅的母亲偏爱看旧小说，鲁迅搬到上海居住时也还不忘给母亲买一套一套的旧小说寄回北京；张恨水一部小说风行就可以在北京买个四合院；张爱玲爱看上海小报，初登文坛投稿即投到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这种种现象，现在终于印证了新的文学史结论。
其实这种俗文学与新文学共生的状态，瞿秋白早就概括过，所谓“欧化青年读五四白话，平民百姓读章回体白话”。俗文学的读者不比新文学读者少。而俗文学最大发展应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贯彻之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当然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时的“俗”就不是彼时“俗”了，而是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了，“俗文学”就是《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被称为“大众文艺”了。
大众文艺作为“主流”，冲击着以往不同的文学流派。新文学一脉的丁玲、萧军、胡风遭批判，沈从文那样的文人更早就改行不写了，而鸳蝴派老作家的无所适从也可想而知了。据范伯群制作的《周瘦鹃年谱》，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周瘦鹃主要以养花种草、制作盆景为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