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在京剧院搞样板戏，即使在样板戏“三突出”、“高大全”的清规戒律下，戴镣铐跳舞，汪曾祺居然还写出了阿庆嫂脍炙人口的唱段，至今传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如果不是曾经坐惯了茶坊酒肆，有那样的细致的观察与了解，写得出吗？
真的要感谢汪曾祺对技艺、对五行八作、能工巧匠的这份热爱！
汪曾祺对于能工巧匠的虔诚礼赞，写得最好的，是小说《鸡鸭名家》。这个小说，他40年代做过一次，80年代又大大修改一番发表了。小说将两位民间能人写神了，神乎其技！那个平常高声大嗓的“鸡鸭名家”余五，当孵化小鸡小鸭时，话少了，说也是轻轻的，温柔极了，尊贵极了，总像在谛听什么似的，他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在“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的炕房里，他精确地掌握小鸡出炕的时机，无需用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还有那个平日里落魄的陆鸭，关键时刻，一根长篙在手便神乎其神地将四散藏匿的几百只鸭子召唤回来，韩信点兵似的，指挥一河鸭子快快乐乐、摇摇摆摆、迤迤逦逦如大军前进，整齐有致。写这两个能人的小说，题目叫《鸡鸭名家》，即便是鸡鸭事，也是名家！小说在讲述中时有类似走神的笔致——在闲闲絮絮讲着公鸭母鸭灰头绿头时，一转写道：“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极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杳杳，悄怆感人。”
——这是什么？是境界。汪曾祺以他的笔力将向来被贱视轻忽的百业千行中的能工巧匠提升到艺术境界。人民性、平民性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得到如此细致深切的艺术表现。在帝王将相士大夫归置的传统之外，汪曾祺发现并艺术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真相：那些千百年传承于民间、仅被少数文人惺惺相惜地记载为“庖丁解牛”、“琵琶行”、“核舟记”、“口技”之属的技艺、智慧、生趣、情致，也是参与了我们文明缔造、理应被珍视的另一脉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几百年后，汪曾祺小说不仅是出类拔萃的艺术神品，也是可以与《天工开物》、《考工记》同看的吧。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及萧红
关于东北辽阔的土地的历史，东北地主发家史，读端木蕻良小说可以获得生动印象。东北地主是个什么派头？与南方地主绝对两样。东北地主拥有广袤的土地，他们按“天”计算，一“天”等于十亩，动辄拥有上千“天”土地的地主不在少数，所谓“家称万贯，地上千天”。地主一家就是一个垦殖团，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开拓者，最初都是移民身份，要在新环境里取得一定地位，要经过一番挣扎奋斗。
端木老家在科尔沁旗，那里原是清朝大官的封地。游猎的民族对于土地的经营远远落后于汉人，也必须依赖汉人。他们并不从事土地生产活动，坐吃山空，最后不得不以典押、出卖土地为生。端木的先祖——太爷——是发家史上重要人物，他做官京丞，靠这个地位，也靠高明的兼并手段获得大量土地，比如高价买进，低价出租——土地与佃户自然流向他。如果碰上死活不卖地的领主，他就用包围计，先将其周围土地买下，这样一来中间这块地放水、施肥、运粮一切活动都要经过他的领地，要承他的同意——处处被辖制。而太爷表现得很宽大仁厚，并不刁难。但谁都明白这块地已是太爷伸手可得之物。当时买卖土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邻地领主有优先购买权，只要这块地出售，太爷就有优先购买的便利，他不买，别的买家才有机会。于是太爷家的地越来越多。他娶了当地最富人家的小姐，带来丰厚嫁妆；他又将弟弟送到远房宗室做兼祧，等那继父继母死了，就把弟弟和那一支的土地家业一并接回来了。最终，太爷拥有土地达到一两千“天”。这时就提高地租，因为垄断形成，再没人与他竞争。于是，用东北话形容，他家“发财都发冒烟了”！
东北地主家既是生产单位，就有这样一干人马：大当家的，相当于董事长兼总经理，一切说了算，有时也有二当家从旁分担；掌包的，好几位，都是家里子弟，负责押解钱粮，进城买卖；以上都是家人。家族以外的人，最上一等是管事，阔气的管事下边有跑腿的，都是代表地主对外接洽事务的；如果金钱过往的事多，还要相应设外柜，外柜专门在外收债，能说也会武，对付企图拖欠、赖账的债主；内部管理设一个账房。以上属于管理层。在农事上，打头的地位最高，率领一干长工、短工、散工、帮工种地、收割。赶大车送粮的车夫叫作老板子，赶小车的相当于地主出行的司机叫大把，其他还有打更的更倌，看门的门倌，量记的记倌以及猪倌、羊倌、马倌、磨倌、碾倌……还有炮手（保镖），这么多人吃饭，必有专人负责做饭，称大师傅，他手下还有帮忙小伙计，叫小打。一个东北地主要管着这许多人，像大军统领，出门要乘七套或九套大马车，一匹最漂亮的白辕马，其余配上墨黑骡子，远看黑白分明，加上紫铜套环白马索，挂着串铃，带着炮手，跑起来那个威风气派、那份招摇！对比起来，江南地主更像温文书生。
东北民风剽悍，土匪多。地主家都造有四角高墙的炮台，必须有看家护院的炮手，炮手提着长枪、盒子炮，个个好勇逞强，遇土匪来袭，上炮台应战。地主家不论男女长幼都玩枪，其中枪法最准的一个被称作保家虎。遇有大帮土匪过境，附近邻居的年轻女人可以躲到地主家避一避。
土匪走了，但四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却如危险的暗火。太爷开始宣扬自家风水好，又渲染了狐仙佑护的传说——他曾在河水泛滥时救了一对狐狸，这对狐狸要报恩，长期庇佑这家人，这家人逢年过节一定先给狐仙烧香祷告。太爷要让人们相信，也让他自己及后代相信：发家致富是好风水带来的，是狐仙保佑的——谁也别眼红！
暴发的东北地主渐渐讲享受，雅起来。端木的太爷从南方运来花木湖石，专门雇了花把式侍花弄草，雇了烟把式打大烟，雇了靛把式染布。平日里，太爷缓带轻裘，在铺了木地板又铺了羊毛地毯的房间里，穿着毡袜走来走去，把玩收藏的金器、玉器，用南方花木的名字给孙男弟女起个乳名，或者写写游戏文字，记些诸如醉虾的烹制法、彩蛋的画法、晒玉兰花的方法。这些雅事后来子孙玩得更专业了。据说还分三派：一是寻花问柳派，将相好的佃户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马背上、地头边笑语繁华；一派是笙管笛箫派，几个人在县里公共花园的荷花池亭雅集凑趣，吹拉弹唱，也攫球打弹或笼鹌鹑、斗蟋蟀；还有一派是武打派，端木的父亲就是这一派，爱使枪弄棒，打架寻衅，拜干爹，认干儿，结拜金兰，赶庙会，看野戏，打牌押宝。除此之外，端木的父亲还像太爷一样好美食，家里餐桌上轮番转着银鱼水蟹海参燕窝鲨鱼翅……玉盘珍馐，奢华的饕餮。
此时，在大背景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大连株式会社正悄悄地伸出两臂，将东北经济命脉揽紧紧攫住，把东北土地的出产带向国际大市场，也把世界经济危机的传染病引过来。由于落后，东北农产品无可改变地受到外国商品的压迫。此时东北主政者无作为，中国南方在忙着内战。那时一道山海关分隔，关里与关外还相当隔膜，关里人看东北人像爱斯基摩人。于是当东北地主从迷梦中醒过来，发现东北的肥沃土地再也不是富裕的标志，土地上的出产不值钱了。东北地主对土地起了怀疑，不再投资卖地。游资没有出口。想办企业，为时已晚。只有做高利贷。但东北农村破产，东北经济在大崩溃边缘，贷款抵押亦是高风险。一时间破产的，倒闭的，赖债潜逃的大地主小地主，到处都是。这就是“九·一八”前夕的东北的境况。端木家拥有的土地到他父亲死时只剩两百“天”，而这时已全部折腾没了。
作家端木蕻良就是这样一个东北地主破落户子弟，执笔为文前，见识过繁华与繁华的飞灰烟灭。见识之外，作家还有自己的立场。就在这个地主家庭里，父亲与母亲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
端木的母亲原是佃户的女儿，长得漂亮，被他父亲看中，一定要娶过来。派媒人去说，不成，因他的名声不十分好，佃户家不愿意女儿去受罪，还要被人说攀高枝。但端木的父亲不肯罢手，于是强抢。在一个黑夜，他雇了40多个打手去抢人；而佃户这边的大儿子也约了亲友，一场恶仗，打得头破血流，人还是被抢了去。
端木的母亲在婆家的生活充满酸辛。她在娘家是受钟爱的独女，在田野里无拘束地生活，端木说，母亲“有一种真挚和慈爱的情感，完全和我父亲的荒唐野蛮不相容”，也与这个地主家族虚伪奢靡残酷的生活不相容。但是她却因娘家是小户人家、没排场被轻视嗤笑，被公婆加紧训练。起早贪黑地劳碌侍奉，冻着脚在雪地里候着，还不许回娘家。她娘听说了女儿的委屈，鼓起勇气踏进这深宅大院，却被挡在二门外伙房里，连女儿的面也没见到，只留下为女儿做的厚棉鞋。
端木的大舅自抢亲那一仗后十几年不登地主家门，后来来看妹子和外甥们，也不愿见那仇人。对端木兄弟小孩子们感叹：“你大舅志气了一辈子，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那时他已很穷很潦倒了，穿着很旧但很干净的长衫。端木的父亲碰到他还叫他“黄大先生”，叫端木的二舅就是“黄老二”了，因他是穿短衫的。端木的外婆家原是大佃户，家道还殷实，后来遭土匪抢了两次，加之整个东北农村的衰敝，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潦倒。在端木记忆里，舅舅们来他家，有的来拿旧衣服，有的来要钱，有个舅舅抽大烟竟来偷东西，舅舅的儿子也只配做端木弟兄们的陪玩与跟班……他们只是拖累母亲，没一个能给她撑腰。而此时端木的父亲还一味在外胡闹，今天和这个械斗，明天与那个起诉，外宠很多，几次想讨姨太太。其中一个叫“小精”，接受了绸缎布匹、金银首饰和3000块钱，在家里做嫁衣准备嫁过来，端木母亲不顾一切闯到那家，扯了那嫁衣，搅黄了这婚事。父亲从城里回来得知此事，二话没说，抄起马棒当头打下去，母亲立时昏过去，一顿饭工夫才缓过来。那时端木大哥才满周岁，二哥、三哥和他还没出生。端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他讲自己的身世，嘱咐他记着，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把妈妈的苦都写出来。
端木的母亲还是很泼辣的，丈夫几次讨姨太太的事都被她闹黄了。那个暴脾气丈夫气得甩手往苏州、扬州玩闹去了，一路买些什么带金匣的琥珀烟嘴、赤金手表、顶好的鼻烟、八音盒、话匣子、高筒皮靴、礼服呢西装……以及《黑幕大观》、《海上百美图》、《天胜娘魔术》……一次他看了一本南开学生写的《直奉战云录》，就鼓动也是南开学生的二儿子写书，端木的二哥迷武侠，正打着武侠小说腹稿，父亲很高兴，亲拟书名：龙虎英雄传。那时端木十来岁，从旁听着看着，心里知道：他们正在写的书，和母亲所说的书完全不同。
1991年底，端木致信他的传记的作者孔海立说，在和萧红认识前，他已发表不少作品了。作品写了什么？当然是东北大地，平原、草原、河流、风砂、雪雨以及那里的人们，特别是他的母亲。写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时，端木21岁。他将小说寄给郑振铎，这位文学研究会的前辈作家、文学史家看罢回信给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者，称此书“必可震惊一世人耳目”。鲁迅、茅盾、胡风都热情关注这位有才华的文学新人。
端木写小说有两副笔墨，凛冽剽悍与温润细腻，即便前期那些剽悍之作也有评论家认为风格“冷艳”。这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关，毕竟曾在东北大地主的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地生活过。这也是他晚年能写《曹雪芹》的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且不说端木与萧红、萧军以及骆宾基等人恩怨了。自炮火中在香港与萧红死别，回到内地的端木，从他的年谱看，显得忙忙碌碌。今天参加座谈会，明天联名发宣言，又不断地赴宴，日记里记了很多次友人“招饮”。那时他常跟着柳亚子老先生赴宴吟诗唱和，一老一小似乎彼此很欣赏。忽一日，端木闭门写作，一天就写出小说《初吻》。那小说写的阴柔甜腻，他沉潜于儿时记忆，极尽缱绻，似乎不想返回现实，又似乎在那里与萧红笔下的童年呼应，甚至像是在童年的时光隧道中向萧红呼召，并在那不愿醒来的酣梦中与萧红比试才华，说：“你看，这是我的童年！”而萧红写《呼兰河传》、写《小城三月》的笔触在端木这篇小说里一闪一闪顽皮地跃动，令人惊颤欲呼：天啊，萧红附体了吗？！相信熟读萧红的人都会看出来。其后《早春》也是这样情形。端木还在小说前以萧红文中句子作引言：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后来他写《我的创作经验》，也以萧红的文中句作引子：夏天和秋天，积水和水沟一般平了。不管他要借此抒发传达什么，那其中的惆怅与寂寥是分明的。
在端木先生晚年，我见过他一面。他坐在轮椅里，头发花白，样子有点虚弱。他谦虚又似不经意地听着我们向他约写回忆录的建议，笑吟吟的也不置可否。直到我们刊物的主编、诗人牛汉对他说“你是活着的宝贝，是活宝”的时候，他灿烂地大笑了，因在东北方言中，活宝是特别逗乐、滑稽惹人开心的赵本山、小沈阳那样的人物。他被这个方言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但他的大笑似乎也没有声音。
端木是个闷骚的人，尽管小时候也骑马在他家田地里驰骋，拿着父亲给他的小手枪对天鸣放。用东北话讲，这个看上去有点“蔫巴”的人，天分极高。中学在南开，是校刊主编、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的理事，同学们笑他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才华是多方面的。校长张伯苓想保送他上南京政校，但他志趣不在那里。他原打算上“社会大学”，自学，后来被哥哥们逼着考大学，准备了11天竟同时考上清华和燕京，燕京考了第八名，清华免费生他是第一名，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受青睐。在清华，上逻辑大师金岳霖的课，考试竟得了前所未有的满分，惹得金大教授在课堂上点名：“哪位是……”要认识一下，引起“多方艳羡的眼光”，“女同学大为注意”。
这样一个才子，遇见萧红，惊才艳艳。如果说萧军是（也自居）萧红的保护人，端木则是萧红的崇拜者。两个人能写，又都会画，还是一对儿病秧子——当能同病相怜，而以往健壮的萧军最不理解也不耐烦听萧红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痒痒的抱怨了。有多少人想了解这对作家短暂却引人遐想的婚后生活啊，连萧军也会暗自好奇吧？萧军与萧红，那是从一见面到分手都在文章里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却不见端木写这样的回忆，即使面对多人指责，也不回应不辩驳——只一首一首写旧体诗：梦断金龙巷（两人在武汉时住处），肠牵舴艋舟，谁解莺花忆旧游？魂逐呼兰河畔，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他写这样的诗句时，萧红已死了四五十年了。端木做人行事亦很“冷艳”呢。八卦一句，电影《萧红传》要找演端木的演员，周杰伦合适，性格有点像，才气有点像，长相也很有点像。
鲁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你
鲁迅，死于1936年10月19日，距今已快80年了。一个人，死了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他？
一
许多时候他是那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
一群人围着刚满月的男孩，向他的父母说着讨喜的话：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是要做官的……一个傻帽却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是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既不想说谎也不想挨打，怎么办呢？你只得这样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 hehehehe！”
这篇短文题目叫做《立论》，收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野草》里。这本捏在手中薄薄的小册子，读着读着往往沉重起来，有时令人起坐不安，有时令人颓唐到极点、绝望到极点，有时令人兴起一种拔剑四顾、心绪难平的激越……
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说真话而遭打的人。不是吗？想想看，当孩子们开始大背《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当大人们熨帖地喝着于丹女士煲制的“心灵鸡汤”时，突然听到他在一旁呼喊：
在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古经卷册中，字里行间闪着“吃人”二字！
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华宴的历史。
中国的路上，挤满了爬和撞的人们。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自古有两种：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前一种就是百姓要念阿弥陀佛的盛世了……
这是多么煞风景啊！简直是捣乱！可恶之极！
他的书被禁于民国时期，文章有时被删得仿佛作者得了错乱病，传他得了大脑炎、被流弹炮火击中之类谣言此起彼伏……他曾愤激地说，败坏普罗米修斯不必让老鹰啄食他的心，只让些蚊子、苍蝇、跳蚤去吸他的血，在他头上拉屎，臭他、埋汰他，就足以让英雄死得不明不白地难堪了。然而他说，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仍是苍蝇。他执着，变换种种笔名，写他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将密不透风的铁罐子捅个窟窿，让压抑的中国人透一口气。
他生前就有数不清的论敌，其中不乏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各色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他们穿着的好看的外套上，绣着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有的本是官家鹰犬，有的却是政府的帮闲，也有官家、百姓两面讨好的“二丑”，有为虎作伥借以得一点利的高等华人，也有吃过洋面包、臭起司而发昏地主张“费厄泼赖”的“海龟”，也有借向他寻衅而期待被一骂成名的文坛混混——翻翻《鲁迅全集》，这样的人物还真的得计，其实他们远不是够分量的对手，若不是被鲁迅骂在他的雄文里，谁会记得他们？鲁迅骂人无数，却坦然说，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的私敌。
然而关于他的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好斗、刀笔吏这些恶名，即使在他死后，即使现在，也始终如苍蝇的营营嗡嗡，败坏他的声誉。但无数哀告无门、无刀无笔的人，却从他的“呐喊”乃至他的“彷徨”中感到心意相通的温暖，勇气和力量。
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他的真。他呼吁人们“睁了眼看”，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善于掀开各式各样光鲜的“瞒”与“骗”、让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他的“真”洞穿过去与现在，直向我们发问：你如何“立论”。
二
我有时会细细端详鲁迅的照片，一张一张，单人的，合影的。他沉静，严肃，与人有距离感，望人的眼神的确有怀疑的神色。和他同时代、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黄的。
他对于国与国人是有过深深的绝望的。那样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样黑暗的时刻，必定有深深的绝望；那样热情的呐喊呼号，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必定有深深的绝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说《药》中，革命先驱者牺牲的血，被愚昧民众蘸了馒头去医治儿子的病。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惨烈。
最让他痛恨的国人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都在描写中的如鸭一般抻长脖颈、长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显影，并且他预言，这样的国民终将被人“倒提”着、如鸡鸭般被屠戮。
事实上他对于国人的更深的绝望，源于他对中国古文明有这样的惊疑：没有吃过人的人，还有没有？同时使他伤感的，更有同一战壕的人莫名的打击，他不得不一面小心这样的冷箭而侧身迎敌，一面哑子吃黄连，苦楚不能说。
更多的时候，他解剖自己，诊断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于是他开出了看上去颇为偏激的药方，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读了让人麻醉，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绝望的时候，他曾耽于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一切丢开，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攒几文钱，让自己闲适起来，随便玩玩。这些颓唐的情绪、激愤的话，都写在给至亲爱人许广平的情书中，无须隐晦。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那样生活。以他的文名与声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谋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国初年做过官，任教育部佥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于任事，亦有所作为。因此走这条路也算得上轻车熟路。当时，他的浙籍先贤蔡元培一直做着民国的官，他的老友陈仪还是蒋介石器重的军界要人，他的学生李秉中参加过北伐、也在国民党中，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亲密。
他也可以不问政治，像他的许多老友如刘半农、马幼鱼等进大学当名教授，潜心研究学问。讲小说史，有现成的教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学术水准之高，是胡适也盛赞过的。
或者就只写写小说，把构思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事演绎一番，既远离现实，又蛮有新意，那新意是郁达夫听过他的构思而下的判断，想必也能引起文坛轰动。“诺奖”不是早就找过他吗？虽然他自谦“不配”。不写小说也可以写写幽默文字，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不是在提倡幽默吗？其实鲁迅的幽默比林语堂高明许多，现在看他的杂文都时时为他的幽默叫绝！林语堂的幽默则带牛油气——外国洋幽默，不接地气，再说他也没有鲁迅洞察三世的“天眼”，没有入木三分的深刻，幽默也来得不痛不痒。
他也可以玩玩古董，搞搞收藏。据鲁研界专家统计，鲁迅一生收藏，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可分为碑帖、汉画像、古陶瓷、古钱币、版画等大类。其中石刻4217种5900余件，中国现代版画6000余件，外国版画4000余件。这还不包括与周作人闹翻时没有带出的大量古董。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建议，鲁迅这批古物被分散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此外广州、厦门和南京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国博等处也有少量收藏。所以当个收藏家，鲁迅绰绰有余；且他也有此好，有乐趣。他曾托史沫特莱代购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原作，不惜金钱，且一买就是十几幅。古物保值增值，衣食可无忧；还可以到处给人鉴宝，挣点日常花销，又不失风雅。
他也可以像胡适之博士那样参政议政，温文地又始终不懈地批评政府、建言献策以期改良中国政治。当然他脾气不如胡适好，容易起急，不耐烦与政府周旋，他可以出国，那时去苏联、去日本都是可以的，还可治病疗养。在国外生气骂政府，也总比藏在上海租界里更安全。
但他终于不曾那样做。推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不能忘情，尽管故园“风雨如磐”、古国如沙漠荒寂，他仍然肩负、选择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使命、道路；二是对于恶势力不服，偏要给他们安稳的好世界捣乱，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的学生、朋友如刘和珍、殷夫、瞿秋白们的血不能白流，他的对敌，是执着如冤鬼、决不宽恕的。
于是，最终他选择做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亦何尝不是守夜人？）。他见微知著并毫不留情地指出国人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会低矮一大截。
郁达夫是同时代人中对于鲁迅的伟大与宝贵最早给予热烈颂赞的第一人，他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写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又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但工作损蚀他的身体。他的灰黄面容有疲惫神色。他生于1882年，死于1936年，年仅54岁。
鲁迅将他生命的光与热，“烧”在他的文章里面，至今我们仍能感受那热量与血性！同样，我们也仍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与反抗绝望，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的人格魅力正来自他的大爱大勇。
三
也是郁达夫，在参加了鲁迅丧仪后，于10月24日写作《怀鲁迅》一文，其中有这样严正沉痛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今天，当有人拜金、拜物、拜基督、拜观音、信风水，当“表叔”在灾难现场傻笑，当雷政富与情妇恶心全国网民，当海南小学校长带女学生开房，当恶“城管”对卖菜老人拳脚相加，当薄熙来案一环套一环比宫廷大戏还“好看”……一定有人“出离愤怒”并想起鲁迅。
有人说，今天不再需要鲁迅了，因为孔乙己以论文《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儿》当博导了，不再“窃书”，改网上“窃文”了；资本家的乏走狗，变身精英，论证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合理性；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混入“城管”、“联防”，穿上制服，兴奋得脸上“横肉块块饱绽”；假洋鬼子都入外籍，变真洋鬼子，回来大唱爱国高调；华老栓、阿Q、祥林嫂、闰土辛苦辗转，情绪稳定，仍是看客……
听说鲁迅的文章从语文教材中逐渐被剔除了。是因为内容艰深难懂吗？再艰深还会比古文难于讲解吗？几十年前有个小学生马珏曾这样写道：“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了，已是很知足的了。”
应该给孩子读一点鲁迅。鲁迅曾将渺茫的希望寄托于孩子。他愿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曾大声呼吁：救救孩子！
应该读一点鲁迅的岂止孩子？
然而——
读或不读，鲁迅都在那里。
最后谨录郁达夫书赠鲁迅的诗一首：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3年10月
党员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
舒群在中国文坛上的名声，远不止于——他是“二萧”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
在东北作家群中，他的地位也蛮高的。萧军，一硬汉，除了鲁迅跟谁不敢耍脾气？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刚谈完，回来记日记照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但是舒群当着哈尔滨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他对萧红的不当之处，暴脾气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去对子女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我，我早就不干了，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又不无感慨地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这种地位形成自然是有原因的。
当初，一帮“文青”在哈尔滨意气相投、切磋写作技艺，同时，在伪满高压统治下彼此温暖、相濡以沫并且试图反抗。在哈尔滨这座满街走着“老毛子”——白俄、红俄（指苏联人）的国际化城市，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家贫失学的舒群一度在中东铁路苏联第十一子弟中学学习过，那里的红俄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教他学俄文，给他讲十月革命，临别送他共产主义通俗读本。那段生活后来写在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我的女教师》等作品中。小青年舒群俄语不错，西装革履地在航务局当着俄文翻译，闲时溜溜冰、游游泳、看场电影；与此同时，反抗行动也在悄然进行。热血青年舒群曾以橡皮图章刻的“青年恐怖团”名义，向哈尔滨敌伪权势人物家里寄恐吓信，一度闹得满城风雨，日本宪兵队都出动了。“九·一八”后第三天，舒群愤然辞职，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和交换北满各处情报。他常常单枪匹马，日夜潜行，从手工作坊、打字学校到伪县政府，多方搜集日军情报。当时活动经费少，生活困难，组织上给他一块旧怀表，走走停停不准时，一旦有任务，他总要先跑到火车站、大商店去对表。做情报工作半年后舒群入党，那时他只有19岁。所以，早在成为作家之前，舒群就已经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舒群那时在哈尔滨有四个联络点，“二萧”的家即是其中一个。文友们并不十分清楚他的红色背景，只觉得他为人仗义，反满抗日。一天，他带来一个人。萧红在散文《生人》中记述过：“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这人是舒群的朋友傅天飞，他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这回到哈尔滨执行任务，顺道给舒群捎来一部“腹稿”——“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傅天飞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非常震撼。傅天飞也热爱文学，他打算将来把抗联经历写出来。但是又怕自己万一牺牲，这段历史湮没无闻，于是就郑重地在舒群这里保存一份“底稿”。舒群也怕自己“出事”，就将这份“底稿”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当即提出请傅天飞来家里再讲一遍，于是舒群又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讲诉。后来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将这部腹稿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在哈尔滨，舒群用积攒的地下活动经费40元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还热心地帮忙联系印厂，校对文字。后来“二萧”离开满洲，到青岛，也是去投奔舒群的。那时舒群与红色家庭倪家接上组织关系，倪家大哥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对舒群很关心、照顾，还把自己的三妹许给舒群。二萧来青岛，舒群带着新婚妻子到码头迎接。两对小夫妻在观象一路租房，相邻而居。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
在青岛时，萧军和舒群曾结伴到上海拜鲁迅为师，没有找到；舒群不甘心，自己又去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后来青岛地下党遭到大清洗，舒群与倪家兄妹等人被捕入狱。由于舒群身份未暴露，三四个月后被释放。舒群去监狱探望妻子，只交谈了十分钟。此后与倪家兄妹断了音信。
出狱后，舒群得知“二萧”已成上海文坛新星，在鲁迅家里登堂入室。舒群非常高兴，拿着狱中完成的文稿《没有祖国的孩子》，请老朋友代为引荐、呈稿鲁迅，希求指教。此事竟一直没有下文，直到鲁迅逝世。无缘亲近鲁迅先生，是舒群一生憾事。也因此舒群在心中对老朋友打了个问号。1937年，舒群在北京遇见萧红，萧红的解释是，因为萧军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当时鲁迅身体情况确实很差……萧红为了弥补舒群没能见到鲁迅的遗憾，慷慨地将《生死场》原稿赠给他——那上面有鲁迅修改的笔迹。舒群不再生老朋友的气了。
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若干修改。小说发表后，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看做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懋庸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做周扬派的人。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等国民党抗战将领，正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四个月临时秘书。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80年代还与丁玲办《中国》——为了朦胧诗、遇罗锦以及现代派，老革命舒群没少生气——两人可谓多年共事。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当时周扬写文章敲打萧军、艾青等文人，萧军等人也写文章与周扬“商榷”。鲁艺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扬，第二任是何其芳，第三任就是舒群，周扬安排他当的；他却“开门办学”，聘请萧军、艾青等人来鲁艺任教——那时萧军正负气在乡下当农民呢。共产党员舒群似乎没有门户之见，与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都亲近。而周扬对舒群还是蛮提携的，50年代末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影响，舒群与罗烽、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下放东北，远离文坛。1962年形势稍有松动，周扬便指示《人民文学》向舒群约稿，后来发表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所以，舒群与老领导周扬的关系应是很近的。
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办《解放日报》副刊时期。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就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也找舒群恳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即使周杰伦rap说唱也要绕半天，可见毛主席多么耐心细致、苦口婆心，也由此可见毛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
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丁玲的离开《解放日报》，据说是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写作。她初到延安时，毛主席相当看重她，也很想倚重她。她在这么关键时候辞职，毛主席会怎样想？从她离开后毛促成的《解放日报》改版看，毛对之前的报纸不甚满意，虽然博古是《解放日报》的责任人，丁玲只是文艺副刊的主编。丁玲辞职不干，毛主席就手把手教舒群。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得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舒群对毛主席相当崇敬，后来著有《毛泽东故事》，其中毛泽东形象既高大又亲切，有许多生活细节，不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写不出。
与主席关系近，也没逃过“抢救运动”。他在青岛被捕那段历史被怀疑有“叛变行为”。被停职的舒群整天纺线，脑海里回映着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青岛时期倪家兄妹（这时他已得知失散多年的妻子在山东与一同坐牢的同志结婚了）的亲情与友情，精神上很痛苦。这时他又得了肺病，人瘦得皮包骨。但舒群很硬，始终不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与审查者对着拍桌子，对方说，你是文痞，无赖！舒群说，我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僵持不下。博古安排他去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由王震担保看管他边劳动边改造——也算换个环境休养。后来舒群写了《必须改造自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算是下了“台阶”。舒群恢复了革命者身份，到鲁艺做文学系主任。
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料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延安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东北。东北团由舒群带队，队中汇聚众多作家、艺术家，如田方、于蓝、刘炽、公木、颜一烟、王家乙、华君武、严文井、陈强等等。他们从延安出发，徒步走过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他们沿途看到日军烧杀掠夺后荒芜破败的村庄，也看到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的成果。队里许多像舒群一样的东北人，有人自“九·一八”那悲惨的时候起流浪在关内，做梦都梦见故乡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一路上心情之激动、步履之轻快皆可想而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们曾冒雨急行，有时也露宿荒郊，一觉醒来但见满月银光照彻原野、宛如置身仙境……一个月后到达沈阳。
在东北，年轻的老革命舒群接管并组建了东北一系列重要的文教部门：接管日伪时期的“满映”，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东北公学（东北大学），主编《知识》半月刊，领导并组织文艺宣传，举办“哈尔滨之夏文艺活动月”，演出《兄妹开荒》，将延安文艺带到东北，可以说，对于发展东北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老朋友萧军也回到东北。舒群设宴为萧军接风。作为鲁迅弟子、著名作家，萧军受到东北群众热烈欢迎。他在东北演讲、办报、办学，一时影响极大。这时东北局有人认为萧军在自办的《文化报》上发表反苏言论，创办了《生活报》与萧军《文化报》对垒辩论。作为老朋友、老党员，舒群对萧军有批评，也有回护，还为萧军证明，萧军文中提到的俄国老太婆是白俄形象，绝不是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公民。舒群还恳切地劝萧军入党。曾经声称要“一支笔管两个党”的萧军，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际，忽然发现自己作为党外人士真的好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