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的舒群，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干，努力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对旧戏改造中，他接触到当地著名评剧艺人“筱葡萄红”。舒群替她取了新名字——“夏青”，意思是华夏青年。22岁的夏青，戏好人美，1948年底二人结婚，正是才子佳人配。此时，新中国即将成立，老革命舒群35岁，还非常年轻。
他曾困于牢笼，他曾苦苦跋涉——诗人牛汉印象
9月29日上午传来噩耗：牛汉先生于2013年9月29日早7:30不幸逝世，享年90岁。震惊中，写下两个句子：华南虎冲出藩篱呼啸而去，汗血马完成他的跋涉。华南虎、汗血马都是他诗文中的意象，也是他精神气质的外化。藩篱，不够准确，应是牢笼，在过去是政治的牢笼，近一二年是身体老迈，曾经那么高大的一个人伛偻困于轮椅的牢笼。而他的回忆录，书名是《我仍在苦苦跋涉》。
没有什么预兆，牛汉先生走得很突然，也很平静。回想那两天正为五卷本《牛汉诗文集》评奖整理材料、请专家写推荐意见。这是在他生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90岁，也算是高龄了，更何况先生一生磨难颇多、负重跋涉得辛苦，活到90岁也是一种胜利呢。但脑海中还是不断回放半年前带给他一本《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时，对他说：比起108岁的周先生，您还年轻呢！那时牛汉先生笑呵呵的样子。难过，难过。
一
从90年代初认识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热情与活力。言语、思想、动作、神情，都没有老态。70岁还骑车到单位来，有时在小街遇见，他就停下自行车，两条长腿撑着地，笑呵呵地坐在他的“坐骑”上聊两句。姿势还像个小青年，潇洒极了。
牛汉先生没有暮气。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热情的生命突然被冻结，20年后一旦冰释，即从年轻状态开始他的新生。他的70岁，也许心理年龄还不到50岁。他曾自称“热血老年”。
他在办公室里把同事的胖婴儿高高举起，大声赞美：真结实！健壮！美！人人都感染到诗人的热情和人格魅力。
提起诗人，人们印象中多半是忧郁的，纤弱的，神经质的，阴柔的，牛汉却正好相反，他深沉，宽广，热情而有力量。90年代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牛汉深沉而平静地讲他这个人和他的诗，食指朗诵诗时还攥着拳头、仿佛在干着一件“力气活儿”，这两位诗人都很阳刚。
二
他弯着腰看桌上一个塑像。凑过去看，是他的半身像，雕塑家刚刚给他送来的。他端详、审视他自己的雕像，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赧然，问我：像吗？
像与不像，牛汉先生已然是文学史上人物，出版史上人物，当代史上人物。
这个生命如此丰富、宽广——他接受五四民主、科学精神滋养与启迪，投身抗日斗争，亲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国大典前夕，他奉命打扫天安门城楼，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亲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没料到，千年封建遗毒远比天安门城楼要难清扫得多。他罹冤狱、熬过漫长的贱民生涯，因此更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政治，更迫切、更积极地投入工作，直面历史黑暗，不妥协、不通融、不含糊。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血是热的。
三
他是著名诗人，任时间淘洗，中国诗歌史上也会留下他的诗篇。还有他的散文，他晚年的创制，绝不同于一般老文人因为精力不济写不动小说、诗歌才转而散文。《滹沱河和我》、《童年牧歌》集中，几乎篇篇是精品，美文。
他的散文情感深挚动人。那些乡村人物——祖母，父亲，母亲，宝大娘，秃手伯，小栽根儿，王恒德……在他的描摹中各自生动、焕发着人性光芒。他的温热的笔触，细致地抚过故乡的绵绵土、甜根苗、石头、高粱、灯笼红、枣，还有风筝，柳笛，海琴以及钟声……于是他的故乡就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散文中，被读者细细阅读、沉醉其中并勾起他们悠远的乡愁。他的散文将童年和故乡点化成艺术境界，如同鲁迅的绍兴、郁达夫的江南、徐志摩的康桥、沈从文的湘西、丰子恺的缘缘堂那样的。
牛汉散文写乡土、接地气，却不土气，精神和语词都是现代的、诗性的。他并不刻意追求所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没有士大夫气，也没有学究气，却明显见出他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和修养。
他小时喜欢用黏土捏塑人像、动物，发现一脉深红色黏土，就带着镐头去挖，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他散文的语言就是如此质朴优美，随时令人惊艳！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这样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文体家”。被称为“文体家”的作家不多，但我觉得他算得上一个。
牛汉的诗名太响，多少遮蔽了他的散文成就。须知牛汉是诗人，同时也是可以与现、当代那些著名散文家站在一个行列中的散文大家。不信你读。
四
他的生命的光华闪耀在他的诗文里，也投射到编辑工作中。
1953年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深得冯雪峰社长器重。雪峰带着他去文化部开会，周扬来了，雪峰就走，大衣都忘了拿。会后，周扬就故意大声说：牛汉，别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带回去。
“文革”前，尽管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左”，牛汉还是编出《艾青诗选》、《殷夫诗选》等书，《保卫延安》也是雪峰交给他担任责编。而“文革”后，他办了两个著名期刊：《新文学史料》，《中国》（协助丁玲办《中国》，任执行副主编）。
“文革”后在出版社他与聂绀弩比较亲近，他称呼他“老聂”，老聂则率意地称他“牛兄”，“老牛”、“小牛”、“大牛”。老聂晚年对牛汉说：算一算，当年鲁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风分子”和“右派”！
办《新文学史料》即是对历史的探寻。《新文学史料》自1978年筹办至今，从组稿编辑，到1983年至1997年任主编，1998年后担任顾问，牛汉先生始终在这里。经他组稿发表的作家回忆文章太多了，萧军、沈从文、叶圣陶、丁玲、施蛰存、赵家璧、卞之琳、周扬、夏衍、赵清阁……整个新文学史上的作家，那时健在的，几乎都在刊物上发过文章，真是星光灿烂。胡风还没有彻底平反，《新文学史料》就敢于发表他的带有抗辩色彩的文章；正视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是这个刊物的宗旨；它不仅刊发左翼作家文章，也兼收并包刊登当时被认为是立场偏右的、甚至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史料，没有门户之见，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完整全面地展现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丰富多元的生态体系。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新文学史料》为经过“文革”摧残凋敝的中国文学沟通久已湮没的新文学源流、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尽了力、发挥了作用的。也因此，这本刊物至今仍是深受作家、读者喜爱的名牌期刊。可以说，牛汉先生塑造了《新文学史料》的品质：深沉，质朴，大气，敢于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
曾有幸跟随牛汉先生到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家里组稿，看他弯下高大身躯，蹲在端木先生的身旁，说，写写回忆录吧，写写萧红吧；也曾反复琢磨过他写给女作家赵清阁的约稿信，那么恳挚，那么得体，透着对她的了解，约稿也是一种艺术啊。近些年来我主持《新文学史料》工作，更是得到他指点和鼓励，特别是他对于大是大非问题的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对于文学史上作家的臧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困惑时向他求教，软弱时从他汲取一点力量。现在，大树倒下了。我痛感失去庇护和依傍。
五
作为第一个被逮捕的“胡风分子”，牛汉后来琢磨有关部门可能是希望他能揭发胡风。
牛汉解放前与胡风没见过面，解放后胡风帮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彩色的生活》，才见面、通信。当时围绕在胡风身边的作家、文学青年很多，牛汉一个月往胡家跑两三回，遇到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韬等人，据说还有更亲近的人和胡风另有约会时间。胡风三十万言书，牛汉没有参与。牛汉当时希望多谈诗创作得失，少谈政治。但当时胡风所受的政治压力是周围人都有感知的。一次聚会，芦甸忿然不平，说：“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胡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牛汉心里不以为然。几分钟后借故退席了。
这个举动可能有人汇报上去了，所以第一个抓他，希望他揭发。但牛汉没有揭发谁。他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为胡风辩护，说胡风的问题只是文艺思想问题，没说完就被人推下去。那时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了。
胡风去世前有这样评价：牛汉是个可信赖的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这样的评价，对于从那个政治运动频繁、揭发检举小报告盛行的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是很高的褒奖。细细推研，同时期那些人物没几个担得起。
而牛汉在晚年这样评价胡风：胡风在中国是一个大形象。在我心目中，半个多世纪来，他的存在，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一连用了六个“大”。
1978年他从萧军处得到胡风在成都的通信地址，就把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寄给胡风。胡风收到后立即回信。
六
牛汉是一个诚挚的人，真诚严肃地生活，无视教条，不苟且，不逃避，不游戏人生。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跋涉必定艰苦，但终会得到诚实的生命丰收的果实。
他不吸烟，不饮酒，晚年喜欢吃甜食，吃糖。他说他一辈子没写过一首甜蜜的诗，不是不想写。他的生活中甜蜜太少，苦涩太多。流亡，监禁，受审查，劳动改造……他在干校什么重活都干过。拉大车，像牲口一样，躬身前行，绳套勒进肩背皮肉，所以他感恩车前草。曝晒一夏，他曾从自己脊背上揭下一大张薄薄的透明的人皮！诗人臧克家曾赞美干校是圣地，牛汉说，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在绝望的时候，诗拯救了他。干校一带的野山沼泽，那里的树，树的根，湖，鹰，云雀，温泉，都参与了他的生命重塑。那个过程必似经过炼狱，生命经由粉身碎骨而解脱，亦犹如游历童话奇境，身心单纯素白，处处感动于大自然的神迹；是如屈原在汨罗江畔的奔走号呼“天问”，不同的是，屈子走不出楚王的领地、投江，牛汉却在最屈辱绝望的时候，获得精神的解放、自由。他最好的诗与文都是在此时孕育的。诗文即人。
七
曾有人说，活着时，诗以诗人的命运为其命运，诗人死后却是以诗为其命运。这样，真正的诗人因诗文不朽而得到永生。
牛汉先生走了，他的诗文还在，这是我们的安慰。
写于牛汉先生逝后第七日
韦君宜的道路
清华女生魏蓁一是从“一二·九”运动这个起点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电影《青春之歌》结尾，小资女性林道静在火车头上迎风而立的英姿，或许也展现了小魏——同学们都这样叫她——的青春风采。电影在此高潮处结束，林道静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一片光明，像爱情故事的幸福俗套：从此她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实中的小魏却没那么幸运，中国革命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曲折，是小魏不曾想到的。小魏想不到在晚年她会写一部叫作《思痛录》的“痛史”，这时除了清华老同学还叫她“小魏”，她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韦君宜。
比起家道破败、被继母逼着嫁人、走投无路要去投海的林道静，小魏家境优渥。她的父亲是老留日生，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少女时代的小魏随父亲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装的相片，一望而知的单纯无忧。天资聪敏，加上良好的教育，一路念到清华大学，小魏那时是冯友兰教授青眼有加的优秀学生，是经常在清华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这也是中途辍学的林道静不能比的——林道静的丈夫余永泽倒是可以比一下，这位北大毕业、崇拜“胡适之先生”的余永泽，不问政治，躲避革命，埋头做学问，想要成名成家，在电影中，是作为落后分子来反衬新女性的。这样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沿着这条路走，著书立说，到最后盘点、盖棺论定，从大处说，也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八卦一下，余永泽的原型，据说就是写《负暄琐话》的张中行先生，老来红，一度很风光。而那时，病中的韦君宜听人转述一位颇有成就的海外华人的话，说他们在海外颇有成就的同学，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是中等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的全都投奔共产党了……韦君宜对此是认同的，以为是一句公道话，在《思痛录》中还引述过。当时，她父亲认定女儿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她去美国深造，韦君宜义无反顾投奔延安。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还有着家庭原因——与余永泽建立起的小家庭让她感到窒息，她投身革命也可以视为娜拉式的出走，而韦君宜参加革命，完全是因为服膺理想与信仰。
红色30年，全世界风潮激荡。知识女性韦君宜，在未接触实际革命之前，先读了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她已信服。那时国共两党对校园青年的争夺颇为激烈，学生的政治面貌也大有不同。韦君宜住清华静斋，平常走来走去只看见笑意盈盈的女生，有的烫发搽粉，有的短发布袍，都蛮和气，可是曾轰动一时的告密名单案就是从静斋闹出去的。静斋不静。什么新学联、旧学联，其中有人主张安内攘外，有人主张立即抗战，可以说，当时的学运有多少派别，静斋就有多少派别。但历史系高才生韦君宜是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器的。发表在《清华周刊》的理论文章《理论能拉住事实吗》，开篇写道：“辩证法是在其全本质上要求具体性的。唯心的辩证法就不得不在发展的行程中遇到它自身的矛盾，而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这篇写于1935年的文章已充分展现了韦君宜的理论修养，更展现了她由于真理在手而在论辩中自信满满、词锋劲健、挥斥方遒，虽然也脱不了校园论文式的简单正确的学生腔。19岁的韦君宜——那时的小魏，以天下为己任，文字激扬。当这样的小魏，遇到“正统的”理论著作《革命哲学》——作者蒋介石，当时作为读书竞进会“大学组”的指定参考书——对于其中“既不主张唯心，也不服膺唯物”，老掉牙地祭出“礼义廉耻”的“民族精神”的老药方子来救国的领袖主张，她的鄙夷与不屑是溢于言表的。在其书评《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中不仅奚落了领袖的理论，也奚落了领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篇书评就在1935年6月份出版的《清华周刊》上发表出来。此时的小魏是大二学生。
其实前此一年，1934年刚进入清华的小魏，见了男同学还不敢说话，因为一直念的都是女校。年底她糊里糊涂被老同学拉入现代座谈会，被编入哲学组，在组里认识了蒋南翔。蒋南翔大不了几岁，却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永远穿蓝布大褂，一只眼睛又不大好，一丁点儿青年的活泼劲也没有。“他第一次把我对于男同学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这才开始和男同学自由谈话。”在一篇写于1988年的回忆蒋南翔的文章中，已被称作“韦老太”的韦君宜还像个天真少女一般写她“小魏”时代对一个男生的观感。这个其貌不扬、老气横秋的老蒋，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一二·九”运动中那一句传颂全国、见诸报端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出自老蒋之手。他们这个组学的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一次小组讨论，一男生说：“我们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劲在给自己的阶级挖掘坟墓。”说完与老蒋相视一笑。那时小魏还弄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阶级。后来老蒋又领导六个进步女生每周一次学习《中国大革命史》，教她们如何开会，先分析时事，再讨论工作、布置工作，给她们讲有一支红军队伍过了黄河，讲苏联的拖拉机打起仗来可以改装成坦克……此时的小魏也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共党员身份。到了1936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小魏这些人已经成为运动的骨干了。
在清华的小魏除了革命也不忘恋爱。彼时清华男女生比例之差更是悬殊，清秀精灵的才女小魏有不少追求者。在《思痛录》中有一篇写她的丈夫杨述的文章，对此有涉及：“那时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我们的女性”，意思是“革命女性”。同是革命青年的杨述视小魏为“我们的”人。杨述与韦君宜同在清华历史系，那时杨述常常下笔千言，作文章题目也惊人：两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小魏曾笑此大而不当；杨述还曾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后来投身革命工作，地位越高，写东西越谨慎，提笔前必先“摸精神”，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韦君宜曾在文中感叹他不愧为“驯服工具”，此后话了。当时小魏不愧是“我们的女性”，她发表在1937年2月《北平学生》杂志上的文章《我们能恋爱吗》，已斩钉截铁地表示：缠绵悱恻的爱情无疑地妨害救亡工作，救亡第一，谁若去恋爱，他就是被丘比特小将军从民族解放的阵营中捉了去，当作俘虏了。
“一二·九”运动后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救亡图存，他们组织读书会学马列，组织露营学军事，在一篇题为《一二·九回忆》文章中，韦君宜记述了当年激情岁月：“我永远不能忘记参加农村扩大团第一次下乡时，大家那种严肃的献身心情；不能忘记在宣传团会议上，学联代表董毓华同志那高举右手神气飞扬的演讲，最后意味悠然地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作结。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深夜在学生宿舍里举行的那些秘密会议，不能忘记被捕的同学从监狱里出来时，高唱‘囚徒颂’出席欢迎会的那神情。从“一二·九”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作为学生运动，我们整整坚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这中间，我懂得了，自己在学校里所参加的活动可绝不是什么school politics，我们所干的革命不是什么年轻大学生随便谈谈革命，这是认真的，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起时，韦君宜毕业了。她在《毕业之后将如何——赠毕业队友》一文中与民先队的队友们相约激励：一、联络社会上一切势力挽救中国危亡；二、不要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
一份很难得被保留下的日记，记录了初入社会的韦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这段时间里的经历。民众的麻木，青年的绅士气、社会气，政治派别的复杂，工作进展迟缓，应酬官太太，有时还要陪打麻将，一切都烦扰着她，让她时时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学们，也时常想起北方故乡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个正着，那时家里找她已有两个月，兵荒马乱，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飞机来了。而她坚决不肯答应回家，气得外公“大饮酒，大醉痛苦数说”，而“我也喝了四两白干，醉了心中焦急，没了顾虑，我就坦白声言，我有主张，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这些更不用提，是决不会去的……”为抗日救亡抛别亲人，这日记记录了历史生动真实场面。也是在这份日记中，韦君宜记下了她与孙世实的热恋与永别。孙世实死于日本飞机轰炸，尸沉江底。这个清华同窗、“一二·九”队友、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彼此热恋时死于非命，这剧烈的悲痛让她一度失智癫狂。她要上前线，与日本鬼子拼命。小孙是她一生不曾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爱人死后，韦君宜在延安疗伤，没过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衔命到晋西办《中国青年》分社，她背着行囊，里面装着报头、木刻原版、社章、文稿，从延安步行八百里山路到黄河边，顶着日军扫荡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条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国青年》晋西版。
韦君宜终其一生始终保有青春的激情，这也许是“一二·九”运动对她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论办报还是下乡，组织上把她放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干得有声有色。这从她解放前后一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个村子工作好？》、《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为什么和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处不好？》、《书市站柜台售书有感》、《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文风也是质直明快热情。她写小说，“文革”前就写出了小名气，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称赞，80年代后写的《洗礼》、《露沙的路》，都成经典之作。但她写小说，不以文辞胜，或者说她最关注的并不在此；她写小说可以归结到“问题小说”一类，是解决问题之作，是革命者写小说，而不只是小说家写小说。她写老干部的小说编成《老干部列传》，也许可以看作后来官场小说的先声，《洗礼》即写一位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为官姿态以及他的转变，其中主题立意仍在于“思痛”。
不了解韦君宜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实绩，就不了解写《思痛录》的韦君宜是何等锥心刺骨的沉痛。韦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观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时期的选择和一生执着的信念。写《思痛录》，韦君宜将她所亲历“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直面中国革命史上的卑污与黑暗，深入反思，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未来留有益启示。《思痛录》犹是热血激情之作。
延安“抢救运动”以逼供信方式将大批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很像“文革”预演。那时杨述被整得很惨。这位将全部家产充公、带着老母兄嫂弟妹参加革命的忠诚老实人——韦君宜说他“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竟也无端遭怀疑。他们本来是以延安为自己的“家”的，现在他们却被视作“外人”，遭冷眼、被辱骂、被捆绑、被监禁。最难熬的时候，夫妻俩先后都找过蒋南翔，韦君宜一见自己的革命领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蒋也只有安抚：三月奇冤，哪里是千古？后来直到1988年韦君宜才知道，当时老蒋曾上书中央，结果非但意见没有被接受，反而在组织内部遭批判。这个荒唐的运动以领袖行军礼道歉草草结束。“抢救运动”是韦君宜、杨述们经历的第一次“左”祸。
革命在继续。革命取得政权。新中国在建设中。神州正值有事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始终不平静。韦君宜作为革命者，在没有触及自己的运动中，比如肃反，批胡适，批《武训传》，她是相信组织并铁面无私地执行“斗争哲学”。批胡风时，在作协党组的韦君宜，知道周扬不满胡风小宗派、不服从领导，也知道历史上两人的宿怨；胡风派作品喜欢写精神奴役的创伤，写人物的疯狂性，韦君宜也不喜欢，却也认为这一切够不上反革命；而胡风的“万言书”，她觉得是个笑话——明明现行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万言书”主张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要求党来领导文艺嘛。然而，当毛主席亲笔批示定性，韦君宜惊诧之余，也就相信了胡风是反革命这个政治结论，并应组织命令调查手下一个与胡风有过几次来往的青年编辑，直至将他开除党籍。此后政治风浪越来越大，反右，反丁、陈反党集团，然后是大跃进，反右倾，韦君宜感到越来越惶惑。周围人一个一个落马。老同学、《清华周刊》主编、天真的王瑶教授，本来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渐渐也跟不上形势了，政协委员和《文艺报》编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书，言论不尽合拍，被北大中文系批判。那时杨述是上级领导，带工作组去北大调研，北大中文系汇报中将王瑶划为难对付的教授。杨述找老同学个别谈，问他：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学钱伟长，“一二·九”时组织自行车队，骑车到南京找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后来在清华大学副校长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诡异的是，时任校长的正是老同学蒋南翔。后来韦君宜写文章提及此事有这样的话：“尽管老蒋领导我，教育我一辈子，可是总有不能尽同的地方。”终于，韦君宜和杨述以及老蒋，许许多多的人到“文革”时都被打倒了。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干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儿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残疾。“文革”的种种惨剧、荒唐剧最终促使韦君宜觉醒。《思痛录》的写作是在“文革”后期就秘密开始了的。
一个人有九条命吗？将韦君宜各时期照片放在一起观看，会强烈感受到她恍若经过几死几生。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胖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实在算得上是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泡过了。一个曾是那样单薄的女子，告别校园，抛别父母，牺牲了爱人，行世上最艰苦的路，一生守护自己的信仰与初衷，却忽然她发现，不知在哪里，革命变了味、自己迷失了自己。她反省自己：“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思痛录》且叙且忆且书愤，快刀利斧，剑指中国革命历程一次又一次的“左”祸，刮骨疗毒，掘心自噬，是大痛苦，也是大痛快。只有用韦君宜一生做注脚，才能明白《思痛录》的分量。《思痛录》被称作未来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
历尽磨难、思痛不已的韦君宜并不悲观。在《思痛录》的“结语”中，她明确表达她的政治主张：“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至于经济嘛，若有了政治民主这一条，它总能开步走。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尽头的韦君宜对于未来中国的期盼。
韦君宜最后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评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己倒不介意，依然干劲十足，志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还寒的解冻时期，她热情扶植新锐作家，以文学冲击“左”倾教条。她会突然降临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会动用上层“关系”支持受打压的张洁，从王蒙到莫应丰、冯骥才、张蔓菱，那时期活跃文坛的作家，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韦老太？而社里同事看到的，是永远在忙的韦老太，不仅忙工作，忙写作，有人还看见她在公交车上忙着织毛线衣；她“目中无人”走过出版社楼道，嘴里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隐形人交谈；她忙得穿衣服时常胡乱搭，有时系错扣子，衣襟吊着来上班——早不是那个爱美的清华小魏了。
晚年韦君宜写了许多篇回忆“一二·九”老同学的文章，献身革命孙世实，死于“左”祸的夏英喆、韦毓梅，与她一样辗转颠簸于革命路途中的杨述、蒋南翔、王瑶、钱伟长、于光远、齐燕铭……这些当初的热血青年，才华横溢，头角峥嵘，各自生动。老蒋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嘱小魏写好“一二·九”运动史，这个任务她完成了。从“一二·九”出发，她与他们一道，参与了改变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变了他们——这是他们共同的道路。为什么频频回望“一二·九”？不单是青春的缅怀，那里保存了他们革命信仰的初心，纯洁的、革命的原教旨。
穿越，回到历史现场——2012年《新文学史料》编后
编辑《新文学史料》，每天接触的作者、读者都是历史爱好者，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闲来穿越，回到过往，体味彼时那人那事那情境，颇多历史意趣。曾国藩指点他的六弟读书，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恍如接其人”、“亲其事”——这说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约从4月开始，国内报刊就渐渐地开始刊登有关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请作家们自由选抄《讲话》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为艺术。也有学者研究当时参会人数，具体到名字，真也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参加了，但在那张著名历史性合影照片中却不见其身影，据考证有人是临时有事，有人不巧去厕所了，结果错过了照相；有人没有参会——参会人都是受邀的——但赶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进了那个历史瞬间，听见毛主席喊：丁玲在哪里呀？坐近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啦……
70年，一甲子还要再加十年，真是辽远的过去了。当年恭逢其盛、参加了座谈会聆听了讲话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当时不在会场，留在《解放日报》值班，经手编发座谈会相关文章，并最终亲手编发《讲话》。老先生90多岁了，记忆力超好，身体也棒，几个月前亲赴延安参加纪念大会，会上会下被邀发言、被采访，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悦。他去延安前即给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亲历的历史细节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对历年来相关史料的梳理，总体上反映了座谈会前后的历史概貌。
《讲话》在座谈会上讲完后，并没有马上发表，真正发表的时间已是一年半后的1943年10月了。这期间为什么不发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忆，当时报社领导多次催促毛主席发表，毛都说“不要急，要多考虑考虑，慎重些”，而且最后在清样上还有改动，据说在毛延安时期发表文章中，《讲话》是清样上改动最多的。黎辛先生后悔当时没将这些改动的清样保留下来。在中间这一年半时间里，《解放日报》刊发什么呢？因为座谈会讨论得不好——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毛指示《解放日报》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陆续刊登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列宁论文学》以及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讲话》中涉及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的任务，都可以在这些马列经典中找到思想渊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解放日报》在对会议的报道中才首次披露了《讲话》部分内容，如“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高层领导人也纷纷讲话。陈云《反对自视特殊与自高自大》提出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凯丰《到前方到乡村成为群众一分子》，刘少奇也鼓励大家到农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给报纸写通讯报告作品，总之高层表态都刊登出来。最后是作家们积极表态文章陆续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陈学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艺术观，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吴满有》、《田保霖》等出现时，毛主席觉得时机成熟了，才将《讲话》拿出来，并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这个由头，经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黎辛文中还回忆1981年胡乔木多次通过秘书指示新闻出版局重新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尽管许多权威翻译家如师哲、曹靖华都认为不必重译，最后列宁这篇文章还是被改题重译了，新题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以“出版物”代替“文学”，为什么这样改？黎辛先生说是为了躲避反对意见。黎辛还回忆1982年胡乔木指示贺敬之今后不必年年纪念《讲话》，五年纪念一次。胡乔木，这位当年亲手整理《讲话》手稿的人，基于何种考虑做这个决定？这又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当代史料了，一时也难深入探讨。但黎辛当时和现在都不满意这个决定。
二
巧的是，就在刊发黎辛先生回忆文章的同期，也刊发了曾是王实味的学生、妻子的薄平老人（绯石）的回忆录。是历史冥冥之中的提示？要让后人回忆1942年时不单记得盛会与伟人，也记着普通人的平常日子、记得那个曾被千夫所指的“罪人”。当年在延安，薄平与王实味朝夕相处，但年纪小，尚不能完全了解王实味这个人。半个多世纪后，当她本人历尽沧桑、特别是间接了解了王实味罹难前后的史实，她激动了，往事历历，汇涌笔端，让我们随她近距离认识那个生活中的王实味——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娱乐活动，每天伏案翻译，从事他自认神圣的革命事业。路上遇见编译部同事，他尽量绕着走，也不愿意将新婚的漂亮妻子介绍给大家，妻子在窑洞外唱歌，他赶紧拉她回来，说爱情是自私的，自己最珍爱的人要藏起来；同事来敲门，他只开一道门缝，说几句赶紧关门，怕人家把虱子带进来。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生活很简单，废话少说。”“避开那些无关的企图看热闹无聊好奇的庸人，与他们保持距离。”但对炊事员、红小鬼他却热情亲切，路上遇到拾粪老农，他会把脚边的干粪蛋帮着踢过去。对妻子好极了。那时他们也是延安众多周末夫妻中的一对，每逢周末，王实味都把窑洞收拾得整洁温馨，瓶里插着山上采的野花，黑瓷罐子放在炭火上炖着肉，有时还请妻子去馆子吃延安有名的甜食“扁豆泥”和“三不粘”。妻子的衣服、被子都由他洗，缝，还定规划要把妻子培养成翻译家，要她走路背单词……这样一个生活中的王实味，是以往关于他的冤案的文章中从未涉及的。
中国向来有所谓正史、野史之分。且不谈历史真实，因为正史有可能粉饰、抹杀，野史也可能是“贾雨村言”；想说的是，来自个人、民间的回忆往往行文风格即不同，简单、直接、见性情，比如薄平老人的文章。相比之下，正史就往往复杂，头绪多，盘子大，横看成岭侧成峰，加之还有不能公开的“机要”、“密档”，所以下笔游移、顾忌，读者读来自然不爽利，也没法子快意恩仇。即如今年《新文学史料》刊出的两个作家的专辑，郭沫若与何其芳，都是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也都是党的文艺官员，有关他们的史料，该多么丰富有看头啊，但自然也有尚不能公开的吧？
三
也许最终只能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却永远达不到那真实？努力，近一步也是好的。
关于《白毛女》、《红日》的三篇文章，揭示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别具历史探询之意趣。据王林1946年日记记录的贺敬之报告，《白毛女》最初演出时，没有将万恶的地主黄世仁枪毙，因为“怕左了”；结果鲁艺伙夫切肉时都愤愤不平。毛主席看了也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张枪决地主恶霸。刘少奇在某次报告中也说，不枪决此恶地主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而据孔昭琪回忆，解放前在他家乡山东阜平县龙泉乡老革命根据地演出的《白毛女》，情节上与后来的经典版本也有不同：喜儿遭强暴与欺骗后，还对黄世仁有幻想。当黄家上上下下忙着为黄世仁办喜事时，张二家的拿起正赶制的新衣朝喜儿身上比，喜儿接下来有这样的唱词：穆仁智说我该高兴，少东家叫我把日子等；张二婶子将衣来比，不由我红喜喜在心里。——比后来经典中的喜儿，阶级觉悟可是差多了，却是真实的。但当时中委们提意见：如果农民群众也无力量，那么最后农民的解放是从何而来呢？
在红色经典诞生之初，众作家评价不一。王林1947年日记记载一次丁玲主持的讨论创作问题的会上，扯到《白毛女》，丁玲说《白毛女》的创作是鲁艺想搞一个大形式以压迫一切，所以最初怪气森人（这可能指白毛仙姑在山庙里，笔者注）；艾青说是先有主题而后找生活。丁玲又说《白毛女》的风行是行政力量，王林在日记里注明：这话不大正确，《白毛女》还是深为群众爱好的。但王林本人对《白毛女》也并不认为艺术上成功，觉得内容也是平凡的。既是作家又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老革命的王林，当时还和后来的著名导演崔嵬琢磨怎样处理情节更精彩呢。他还拿托尔斯泰《复活》做比较，认为内容也平常，也是一个佃女被强奸后被抛弃，认为只是阶级观点不同罢了。据说，当时群众爱看《白毛女》，但文艺专家对这戏都有很多很大的意见。有个张季纯还写文章挖苦一大顿，被陆定一看到，说：这些文艺人还应该整风。
日记、书信往往比隔了几十年后的回忆更真实，因为除了记忆的不尽可靠外，还有回忆时的主观态度的影响。对同一件事，有时会有不同回忆，是史料的“罗生门”。我们能做的是：让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说，众声喧哗中，让事实真相凸现。
四
我们向历史叩问的，也许都缘于我们现实当下的困惑；我们向历史寻求的，都是我们亟需的慰藉。
关于鲁迅、胡风、聂绀弩的史料，一直是我刊乐于刊发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经历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大事件、写出重要作品，也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有些历史人物就是有魅力，譬如聂绀弩，他的特立独行、旁逸斜出，即使在历史人物群中也依然别具风神，吸引后人不断追忆。
孙郁文章别开生面，搜集了大量私人言说鲁迅的史料，试图向我们展示一种历史真实，即，在官方评价之外，在媒体宣介之前，鲁迅在众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倪墨炎文章考据细腻，详查至鲁迅祖宗八代以上周氏家族经济状况，人口房产田地，有数据有图表，可以说将这个题目作尽了。多年前，有人鄙薄鲁研界里无高手，其实，比较而言，研究鲁迅的学者还是水准很高的。
聂绀弩致胡风信，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那是梅志当年冒着风险藏在旧衣服口袋里保存下来的，因为诗好情长实在舍不得烧掉。覆巢危卵的状态下，聂绀弩与胡风、梅志，三个都是困在风暴中心的人，却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地切磋诗艺；为了听到老友真实的意见，老聂还颇为孩子气地将自己的诗煞有介事地冒充他人的诗，请胡风臧否品评……今天，我们遥想当时情形，能不感佩这种大气魄、大风流者乎！而一组胡风的集外佚文也相当震撼——当我们展读胡风致周扬信、致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信，有被击打般的震撼——强烈感受着他对文学对历史的严肃求真的态度，由衷钦敬他虽罹文字狱、“三十万言三十年”，仍然不悔不改，不卑不亢，固执于真实。骨头是真的硬。
近年来，众声喧哗中自然也有史料提到有些作家并不喜欢胡风这个人。其实关于这一点，鲁迅生前就下过判词，说胡风性格直，易于招怨。这些不喜欢胡风的史料表达，丰富了对于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认知，也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努力；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终还是大处着眼。而对聂绀弩，我们也许太欣赏他犹如天马行空般的个性、魏晋人物似的超脱尘俗的神髓，往往将他想得飘飘然神仙似的。其实，谁能完全摆脱现实的一地鸡毛？鲁迅也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啊。只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更明白“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丈夫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是个什么气派。
由胡风想到赵立生先生。他的文章刊出后，诗人邵燕祥写信给他，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最近一期《史料》上拜读你的回忆，对《诗号角》的详尽叙述，并你为之落难的始末，终篇时竟为之落泪。这不仅是你们夫妇俩，我，陈牧黎风，李致远的遭遇，这是二、三、四十年代几代左翼“知青”共同的坎坷历程，那时的我们，固然有自己天真幼稚，不懂中国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弱点，但谁想到千百万人会陷入谎言的泥坑，预设的网罗、暴力的胁迫之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