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章，是作者赵立生先生送到编辑部的，那天下午，我听赵先生讲他的往事。老人轻松的语气不能减轻往事的沉重。但看他从坎坷的经历中走过来，保持着儒雅矜持的风度，拥有健康的身体，甚至电脑也玩得好，办事能力也很强，真是不容易，也是一种胜利呢。
与薄平老人一样，赵立生先生也是幸运的，都以八九十高龄幸运而自由地回忆过去。
五
能够呈现的史料是幸运的，但同时我们总是悬想那些正在滑向历史黑洞的往昔人物、事件……
当年轻的曹禺狂热追求女同学郑秀的时候，也正是他演戏、写戏近乎痴狂的时候。从那时起，在很短的时间里，《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横空出世，像生命能量大爆炸，天才的光焰照亮天幕。剧作家曹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诞育在这个时候。此后，曹禺再不曾有过这样辉煌的创造日。那么，名剧是怎样写出的？剧作家的写作状态如何？凡此种种都即时地展现在致郑秀的百余封情书里。而如此珍贵的新文学史料在“文革”中全部烧毁，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曹禺的女儿在不尽的悔憾中的追忆。
有多少史料因“文革”而终久湮没？
而另一种现象是，随着单个作家被组织起来，组织的力量日渐凸显。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作家必须表态，组织上也需要了解、掌握作家的思想动态。在即将出版的今年最后一期头条刊出的《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就是从五六十年代组织上对包括作家在内的三百多位文化人的访问调查报告中检出的。辑录人贾俊学先生，长期致力于旧文档案的搜集，从潘家园旧货中淘出了珍贵文献，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为文学史家、历史学家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这是西方史学家所界定的“口述史”吗？也许可以称为“另类口述史”吧？当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史料，像“交代材料”、“外调材料”等等，都属此类。之所以“另类”，就在于当他开口，他已意识到他面对的是组织，是在向组织说。说什么？怎么说？要考虑。
即便如此，也足见大作家们的真性情——精彩极了。老舍侃侃而谈：
每天坐在这小屋里能写些什么东西？还不净是写些应景、赶任务的文章。一会这个记者，那个电话，再不然就是电报。讲起来都是最要紧的文章。有时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见来写文章。譬如，苏联火箭上了天，新华社所发表的消息也就50个字，我怎会可能写更多的？只有凑合一首诗来歌颂一番。实在这样的诗我自己都懒得看。要是真正搞创作，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但我这条腿，这一身病，到下边去怎么办？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农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现在还不是照样吃窝窝头就咸菜，连白菜都买不到。住的就更不成问题了，可以随遇而安。成问题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烟。这是我一辈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边又怎能与劳动人民共甘苦，这一条就得受批评，咱特殊了。不过，麦秋时，我还要到安国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气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个时候，即如不参加劳动，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来就倒下了。去张家口的参观访问，也是因为这条腿而临阵脱逃的。现在我穿着金丝猴皮毛裤，腿还发凉呢……
是不是仿佛坐在老舍先生对面，我们倾听！
三流小说的低级趣味
文学史上的三流小说，若不是因为职业的特殊需要，今天断然不会读它。读，也是百无聊赖时才读得下去，一读，兴许就读出了趣味！这些小说虽然艺术上无可圈点，悲欢又隔着时代，却每每于粗朴中不经意地展示一些陈年旧迹，为远去的时代留下鲜活的记忆。历史大账簿、大画卷上所没有的那时那地的心理、言动等琐细描摹，正可以由小说来添上几道闲笔、造几分氤氲气象。
胡山源的长篇小说《三年》，几年前由他的一位晚辈乡里极为热情地寄赠给我。胡先生去世多年，他这小说当时已不好找了。开卷有益，现在虽记不清楚里面的人物、故事，但有两个地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一是五四前后教会中学的老师比较开通，睁一眼闭一眼替外校男生给女学生传递书信；另一个印象是新潮男女恋爱要自由，阻隔却太多，小说写出100页，男女主角还没拉手，就是写信啊转信啊看信啊，各居一隅心潮起伏；见面不容易，路上偶遇，远远望一眼，也不知看没看清楚，就兀自惊心！书中有个细节，男生在礼堂里看演出，隔着好几排座位，在那些穿着统一校服的女生中找“她”的背影，虽然此前两人在信中约好了暗号，诸如理头发、抚耳朵之类，那也难以辨认啊。真要为那时的男女呼一声My god！——彼时的世态风习就如此鲜活地展现出来，其社会学意义在于让后人明白，那时候除了敢于学“娜拉出走”的先锋青年之外，还有这样既春心蠢蠢欲动又忧谗畏讥、缩手缩脚的青年，而且后者还是多数。
五四时期，白话写作还是新尝试，只有少数作家如鲁迅出手即不凡，作品经得住时间考验，成为文学经典；而大多数白话小说现在看来都很幼稚。那幼稚，表现为没有艺术概括力，写得稀松拉杂，如流水账，现实生活未经艺术点化，近似原生态地呈现在小说中。所以读这种小说有时就像在读作家生活实录，有索隐嗜好的读者会很high。
张资平写于20年代初的小说《冲积期化石》，当初还是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等人资助出版的。张资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出任伪职，是附逆文人，这且不谈；他的文格在文学史评价中也不高，特别是鲁迅在文章里将他的创作概括为一个三角形，他的三角性爱小说就更加上不了台面。但《冲积期化石》应不在此列。它写了什么？写的是那个时期中国的乡村、教育和留学生活，时代变迁中的人、事的几个标本、化石。在小说中找张氏特色，那不过是写了几处今天看来简直算不上什么的性爱场面。比照一般五四时期爱情小说那种手都拉不上的恋爱，张资平小说灵少了点，肉多了点，就显出几分色情了。留日的张资平是受了日本私小说影响，同期的郁达夫也有如此情形。《冲积期化石》其实可以和郁达夫小说归作一堆儿，主人公都是留日学生，郁达夫的人物内向、纠结、抑郁，张资平的人物与外界有广泛交通并勾搭（或曰交往）女人，而郁达夫的人物是听见女人木屐声或淋浴泼水声就敏感变态的性苦闷者。郁达夫小说借人物的热情宣泄，大胆地赤裸裸地袒露弱国子民精神苦闷，成为那一代青年苦闷的象征和代言，今天读来只感到一团热烈伤感的情绪，而对那时那地的环境却一片茫然。倒是《冲积期化石》提供了更多时代场景。比如描摹留学生与日人房东女儿的接触，就部分解答了我对于那时留学生何以喜欢娶日本下女的八卦猜想，起码是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想象。小说还塑造了广东乡下一牧师，一位“中西折中主义者”，颇有讽刺喜感：那申牧师每天吃一顿英国式面包送豆腐汤，拿一块不圆不方白洋布蒙盖满是油污的饭桌以“讲卫生”，每天对着老婆和女儿至少说一次他从英国宣教士学来的All right，也不管她们懂不懂；对小学生的管理法是“宽之中带严，严之中带宽”，旧私塾的鞭笞固然不行，但全废鞭笞也不可；对儿女婚事，固然要他们自己情愿，但也要经过父母的许可……这是现代小说为数不多的几个教民形象之一，很稀有，难得还被作家描摹得如此活灵活现，而且申牧师的故事还相对完整，不像小说中有的人物写着写着就没了。
不过我对《冲积期化石》陡然来了兴趣，是因为想到钱钟书《围城》第一章，方鸿渐留学回国在船上的经历，与《冲积期化石》的开头故事，简直可以构成互文！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东方向西方取经，从包括詹天佑在内的清国小留学生开始，留学潮一浪接着一浪。大江歌罢调头东，一船一船，其中无数豪杰精英。留学生乘海船近到日本，远赴欧美。船期最长要在海上航行几个月。可以想见，有多少故事可以发生！
冰心曾回忆，她1923年留洋所乘的约克逊号轮船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学生有160多人，他们组织各种社团，举办各种联谊会，有人唱歌，有人弹琴，热闹极了。他们还搞募捐，募集食品糖果给三等舱里贫民的小孩。船离中国，三日到神户，留学生们纷纷上岸，挤在邮局买邮票寄信，一面还开玩笑，说白话有什么好！你问日本人“哪里最热闹？”他不懂。再问他“何处最繁华？”恍然大悟忙指路……这次船中头等舱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国学生，这令船上的侍者（都是广东人）很自豪。他们很关心船上别国人对中国学生的舆论，还以全体名义写一篇勉励中国学生为国家争气的话，贴在甲板上。学生们也很恳挚地回了一封信。这船上后来出了不少精英人物。
不同于这类回忆，小说家笔下的留学生却不是这等精英形象。就像鲁迅轻讽过上野的樱花开时，树下总少不了辫子盘起如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张资平也笔带嘲讽地写过几个初赴日本的人，说他们不知是去逛的还是留学，还没到日本国境，就把过香港时买的长短不称身的和服穿上，趾高气扬地在船上走来走去。他还写了一个k君，自称懂外文，曾和朋友在上海组织译书社，翻译名著；可是当他与船上一老外对话，被问Don’t you like it？他却把“是”直译成“yes”，犯了低级语法错误。张资平也写到国人照例到哪儿都热闹得扰人，甲板上聚着的中国学生们，谈笑争论喧哗一片，“闹得海面上的天空，都有了反响”。
对此，钱钟书倒是着墨不多，仅以精致的钱式幽默写道，他们有在法国留学的，也有在别国留学、到巴黎增长夜生活经验而乘这只法国船的，谈完祖国内乱外患，漫长旅途无以寄托，谁弄到两副麻将，正好凑两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牌赌钱。他用夜生活，麻将，给那船上的留学生定了性。然后就让主角方鸿渐上场。
当然船上有女人！小说吸引人当然要有女人出场，就像赛前热场的拉拉队。与方鸿渐构成好看情节的两位小姐，因钱钟书的生花妙笔而宛若真有其人似的令读者难忘：来自澳门的鲍小姐热辣放荡，穿着暴露惹火，船上留学生背后戏称她“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后又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因为她并未一丝不挂。她本来有未婚夫，却勾引方鸿渐作为漫长旅途中的消遣。女博士苏小姐自矜门第与才学，做作一种“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风度，不料这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没有奏效，倒让方鸿渐敬而远之，她只有望着鲍小姐暗地泼醋。
比起这二位作女，张资平的主人公“我”所遇的陈小姐倒是落落大方。在互通了贵姓、贵邑以及所学后，“我”就开始耍贫嘴，陈小姐要学医，“我”就对医生职业发表酷评——
“我有一位道德学问都很高尚的友人……他自己说，他自志望学医以来，十天有九天想毕业之后，要如何开一间大大的病院，每天要有多少病客，卖多少药，作算有可以不用服药的神经过敏的顾客，也得给一两瓶不咸不甜的蒸汽水他尝尝，多赚几个钱。那么看起来，当医生的心术，就可想而知了。”
陈小姐不待我说完，忍不住失声笑了。忙从衣袋中取出一条雪白的手巾，掩着口，极力忍着。
“照先生的话说起来，世间可以不要医生这种人了。”
“自然不要！”
“人患了病怎么好呢？”
“人哪里会无缘无故患病的。真患病的，大半都是自作自受，不必理他。还有小半数的人，虽然算是自然发生的，像年老衰弱的病，是一种免不掉的天然淘汰，应当死的人，还是让他死的好，勉强把他医好了，留在社会上，只会吃，不会干，有什么意味？”
听听，这贫嘴饶舌的语气、剑走偏锋的见解，简直就是方鸿渐style嘛！而更惊怪非常的是，钱钟书竟让方鸿渐对着鲍小姐也痛贬医生一大篇——
因为鲍小姐又讲起她的未婚夫李医生，说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听到这话，心里作恶，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说：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基督教十戒里一条是“别杀人”，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
鲍小姐毫无幽默感，生气道：“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鸿渐看她怒得可爱，有意撩拨她道：“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地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地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的，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
两部小说对照着看，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吗？
能否这样推测：钱钟书早先读过张资平这部小说，对于船上这一节，留下很深印象，后来自己写小说时，就潜移默化地受了这部小说的影响？再，或许，幽默的钱钟书故意戏仿张资平，并且他艺高人胆大，在相同的小说情节中欲与前辈作家比试一下，写小说谁更有才华？而这本身就是对文学前辈的致敬。《围城》动笔于1944年，1946年完成，斯时，距《冲积期化石》出版已过去20多年了。
20年，不单小说技艺进步了，风情世态也大不同了。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进展迅速，不久就睡一块了。而20年前的“我”与陈小姐的情感发展，还是古典主义老戏，慢，但也有戏。陈小姐从客气、略带拘谨，渐渐到活泼地直接到“我”的床位上找落下的手帕、扇子；到了一人快下船了，才进展到两人在船舷看海，沉默中，“我”——“更进逼一步，肩并肩紧紧靠着她。她也不退避。此时两人都望着海，她看不见我，我看不见她。我只感觉到有一种热气，在我两人的肩膀里对流起来。”
这时“我”说：“我两个像有意约了来的！”
陈女士脸微红忙道：“白天里有什么约不约！”
“我”一听，“像感受了电气”——现代汉语就是“像触了电”——“我”，“颤声”说：“一定要晚上相会，才算约么？”
自知说错了话，陈小姐，“颊上的红晕一直扩散在她两个耳朵旁边。此时我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背上了。她微微侧一侧身，但也不忍叫我放开手。”趁势，“我”说：“我们今晚上再来这里望海心的月色，好吗？”
十足文艺腔。古典，也色情。若方、鲍那种是剪径大盗，这两位就是小偷小摸。
晚上约会倒是直奔主题，拉手、相拥、吻脸颊，自然无比激动。“我”，“声音也颤了，身体也轻了，两颊也发起热来了；心房的血，像得了加速度，由大动脉窦奔腾出来；吸进去的空气，再也达不到气管支，给海风一吹，肺叶激动过度，胸前隐隐的发痛。”
这一段令人笑喷，作家许是记起自己原是读东京帝大医科的，就突然做起医学实验笔记了，满纸科学名词儿，将一场风花雪月搞成医学实验。
待陈小姐怕被人家看见，跑掉了，“我”开始严责自己：“你并不是真心爱她！你是出于半兽的冲动去爱他！你没有责任心去爱她！你只图满足你在这头觅异性的船中发生的欲望罢了！”两人再见面都庄重了些。
在下船前夜，“我”望着舱里酣睡的陈小姐一呼一吸，“像有吸引力吸我。幸得我理性还强，战胜了她的吸引力……”鬼知道那个同样为情激动的陈小姐，怎会没心没肺如此酣睡！
反正作者也不打算交待了，他也没心没肺地结束道：“至于陈女士以后的事，要我遇见她，或听人说及她的时候，才能够再请她到我这笔记里来。”就此三言两语拜拜了陈小姐，以后一本小说再也没她什么事了。——三流作家不严肃的写作态度暴露了吧？
其实，方鸿渐“失身”，是傻小子着了妖精的道儿，情感付出还是真诚的；张资平的“我”，扭捏古典了半天，虽“理性还强”，格调却并不比方鸿渐高。所以，20多年后，虽然“人心不古”，倒也没有“世风日下”。
小说中船上姻缘未有结果，现实中却是大团圆喜剧。冰心就是在约克逊号船上结识了她的夫君吴文藻，中国社会学领域筚路蓝缕的大学者，费孝通还是他的学生呢。
谁的青春不激荡
五四是现代中国的青春期，那种沉寂千年后的爆发，万丈光焰照彻夜空。此前不久梁启超那一代殷殷期盼的强中国之强少年，登上民国舞台。“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刻印在五四一代人额上心上的精神徽章，由他们首倡，并遗留给后人。今天我们仍走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路上，“道阻且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话是漂亮话，也说出了历史必然；但进程是曲折而缓慢的。即便是当时，从文学这个场域观察，新旧势力，对比悬殊。当年沈雁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改造《小说月报》，发表新文学作品，这是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教程都要提到的，但实际情形是，干了没两年，沈雁冰就辞职了。辞职原因不仅仅是他回忆录里提及的，反对者诋毁以及1922年王云五任编译所长后要期期检查内容，关键是改革后的《小说月报》销量急剧下滑。看惯了文言的读者，还不习惯白话。这就是历史的惯性或惰性。新文学主将鲁迅的母亲不是更爱看张恨水的旧小说嘛。这是没奈何的事。其他领域亦如是。五四带来的变动，是社会有了一点进步，然后喧腾起来的尘埃落定，新神旧主各归其位，鲁迅说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然后文苑寂寞如古战场。
五四时期最青春勃发的社团是创造社，新月社也曾经非常活跃，当黄药眠加入创造社、邵洵美试图重振新月社的时候，时代的所谓主旋律已然变调。
离开广东老家的小青年黄药眠，初到上海，就进创造社当一名助编。那时郭沫若已南下，成仿吾给他布置工作，他负责来稿初选、跑印刷所、做校对，吃住在出版部，每月工资30元。上海生活费高，这样的待遇还是艰苦一点。成仿吾对他说，以后可以翻译一些东西、写些东西出版，也就可以过得去了。那时创造社早过了“《女神》时期”，郁达夫也远离创造社、与鲁迅亲密接触去了。“洪水时期”的蒋光慈在黄药眠眼里都是“老作家”了，还有女作家白薇也经常来出版部吃饭。白薇带黄药眠看电影，默片，与广州电影院的有人解说不同，上海的电影院只有叮叮咚咚的钢琴伴奏。蒋光慈更为平易，带他去逛“大世界”见世面。蒋光慈那时正当红，他的小说都是“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深受大革命时期青年男女喜爱。经常有美丽女郎捧着花束来找他，令小伙计黄药眠艳羡。而蒋只笑笑，说：这一类女子，我实在太多了，有点应付不来了。你喜欢她吗？我可以介绍给你。创造社的浪漫余风尚在。当时郭沫若诗集《瓶》的主角，那位某女士，就住楼上，陪她的一位，是聘请来专门教郭沫若的小孩的。后来《瓶》女郎与出版部的财务恋爱，财务居然带着出版部的现金和该女郎跑了。
浪漫之外，黄药眠也渐渐看出一些名堂。创造社原班底都是留日的，而且还都是东京帝大的，对于日本其他大学的有点瞧不起。比如郑伯奇、穆木天等京都帝大生，在创造社里属于次要人物。至于西洋留学生，如果文学主张相同，也可以适当引为羽翼。而国内大学毕业生，则一律被看成“小孩子”。那个又会画、又会写的倪贻德，就愤而发誓：再也不当这个“小孩子”了！一跺脚去东京了。黄药眠和几个小伙计也议论老作家：郑伯奇并没有读许多书；蒋光慈小说人物扁平，没有立体感；郭沫若有才气，但对下一代的发展和培养却不很关心……
黄药眠这一代登上历史舞台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时又一批留日生，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回国了，大搞普罗文学，创作社向左转向，黄药眠也跟着转了。其时，世界范围内的“红色30年代”成为新的时代风潮。1928年黄药眠入党。开始是参加学习讨论。他记得讨论过当时中东铁路由国民党收回国有、是该反对还是支持的问题，陈独秀“托派”问题等。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所以会议就由工人阶级来主持，那是创造社出版部新来的一个售货员，当然省委还是要派人指导的。有时会议就在虹口公园草地上举行，先痛骂蒋介石，然后每个人汇报情况，外人看过来以为是游园活动。
新一代上台总是要挑战旧权威，创造社二代挑战鲁迅，指他为“封建余孽”，是应该被超越、被打倒的障碍物。这一顿批，逼得鲁迅去学习唯物主义，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过时了。“左”得激进。到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更是“左”得盲动起来，大搞飞行集会。看当时人回忆，这飞行集会很像今天的“快闪”——约好时间，三三两两来到指定地点，时间一到，燃放鞭炮为号令，大家聚到一起，喊口号、散发传单，用砖头砸破公共汽车玻璃，几分钟后租界里的巡捕、印度红头阿三闻风赶来捉，大家就迅速散了。当时蒋光慈已改名“蒋光赤”以显示其革命颜色，飞行集会时，他穿着西装，带着漂亮姑娘，一旦巡捕来了，他就和姑娘溜进咖啡馆，巡捕自然抓不到。还有杜国庠老先生，在潮汕一带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寇”之一，被悬赏一万买他的头，好不容易逃到香港，才转来上海，就被分配去发传单。他眼睛不好，腿脚也不灵便，只好深夜出动，在僻静小巷往人家门上贴传单。被人发现，就跌跌撞撞逃走。
立三路线下，组织损失三分之二以上。黄药眠所在小组，八个人就有五人被捕。他们基层支部向上反映，认为这样做法不对，特别是有公开职业的党员暴露了之后就难以立足，反而失去了宣传阵地。结果被批评为“充分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怕事、怕死的劣根性”，蒋光赤干脆被开除出党。那时一个季度总要搞一两次飞行集会。女作家丁玲是不愿参加这类活动的，她要在家里写作，但她的丈夫、诗人胡也频积极投身其中，后不幸被捕，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与鲁迅喜爱的《二月》（解放后拍成电影《早春二月》）的作者柔石一道，血洒龙华。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著名诗句，亦感兴于这件文坛惨祸。当时李立三还曾秘密约见鲁迅，亲自鼓动鲁迅公开站出来表态。鲁迅不以为然，嗯嗯啊啊过去。鲁迅主张堑壕战，《三国》里许褚式的袒胸迎敌中箭，他不以为那是勇敢。
飞行集会搞多了，革命效果却不大，开始发传单还有人接过来看，后来路人就不接、也不敢看了。白色恐怖严重。
“左联”负责人、职业革命家周扬切实承受着白色恐怖的压力。一天，夏衍来通风报信，田汉被捕了。夏衍是去田汉家时发现的。当时他正一脚踏上楼梯，房东家的保姆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立即意识到，当时暗探还埋伏在楼上，他马上跑走才脱险。但是左联文委第二天早晨就要在阿英家里开会，阿英家有没有事？其他同志情况如何，都不知道。周扬与夏衍商量，派周扬的爱人苏灵扬前去打探，因为女孩子不会引起密探注意。苏灵扬回忆，那是早春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马路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路人，她撑着伞，在阿英住的弄堂对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弄堂口没有进出的人，寂静异常。观察了足足两小时，她不敢再逗留。回到家，下午夏衍就带来更坏的消息，除了田汉、阳翰生，朱镜我、许涤新等同志也同时被捕了，阿英逃脱了，但阿英的老父亲被抓走了。她和周扬当即离开家，身上只有四角钱，因情况不明，也不敢找同志借钱，只好在一家小旅馆斜顶楼梯间的一张单人床上过了一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的笑谑声，至今犹在耳际，我看周扬倒无所谓，照样睡得着，可是对一个离开大学宿舍不满一年的我来说，真是感到又惊异又屈辱。”许多年后，已经是标准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苏灵扬如是回忆她的青春。
苏灵扬是在光华大学参加“左联”的。一次，“左联”领导人周扬到光华参加活动，初次见到苏灵扬。当时，苏灵扬感觉周扬认真地注视了她一眼，后来就常来光华找她。年轻的革命家自有浪漫情怀。当时追求苏灵扬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但动荡、清贫、危险、神秘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更有魅力，何况周扬还是英气逼人的美男子。地下工作者陪同密丝看电影也是玩心跳，要等电影开演后才入场，放映结束前退场，而且周用帽子遮住了半张脸。苏灵扬也曾奉命去内山书店，陪着鲁迅走到指定的咖啡馆，与等在那里的周扬秘密见面。这就是鲁迅文章提到的“革命咖啡馆”吧。那时在上海的革命者，确是西服革履，常出入咖啡馆，接头、密谈、传递消息。上海的革命也透出上海的摩登。
以往的文学史，在30年代这一段，着重讲的是革命文学。而海外学者却用别一种眼光，看出另一个时代主题：上海的大都市文化正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光照射下繁盛起来。海外学者李欧梵考察了上海的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以及亭子间这些“硬件”，又考察印刷出版、电影的都会语境、上海的国际化与世界主义等“软件”，于是清晰看见一批“新人类”已经诞生，并在文学中寻到了他们的最初影像。
无论是施蛰存的色、幻、魔，还是刘呐鸥、穆时英的夜总会、摩登女郎以及邵洵美、叶灵凤的唯美与颓加荡，都标示着另一种青春，颓废的躁狂的现代大都会式青春。《都市风景线》、《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从这些小说题目就可约略知道这些青年关注所在。他们的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是嘉宝、邓肯、阮玲玉、卓别林以及香烟、酒、汽车、舞曲、爵士乐……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这个率先接轨欧美文明、仿佛一片海市蜃楼的舶来品似的都市，滋生了并宠溺着现代摩登青年。
穆时英的朋友回忆，那时的穆时英本人就像他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生活，是舞厅里跳舞高手与常客，他在那里追逐舞女，还最终娶了她。而叶灵凤也像他笔下唯美的、有王尔德同性恋倾向的主人公一样，每天早晨要细致地对镜涂脂抹粉一番，梳妆台上陈列着国外品牌的高档胭脂香粉。他们都是摩登生活的饕餮者，喜欢新款汽车，崇拜速度。香车美女总是他们最爱的道具。刘呐鸥小说中的女郎抛弃了之前带她散步的男子，对他说：“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唠苏。你知道love-making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吗？”而叶灵凤直接把女人比作一辆1933年型的新车，“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迎着风，雕出了1933型的健美姿态：V形水箱，半球形的两只车灯，爱沙多娜邓肯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
在这些另类青年中，邵洵美玩得更酣畅。从英法留学归国，娶了富家女，金屋藏娇之后，又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其实这金屋不是那金屋，他是模仿英国著名杂志《黄面志》。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写诗作文翻译，很多产，又广交文人名士。当时他是上海文人圈子里有名的孟尝君，经常呼朋唤友、大宴宾客。被朋友们呼为“少爷”。他的家被渲染成“金銮殿”，隐在大花园中，全部用云石建造，八条可跑汽车的阔路直通他的宅邸。内部装潢富丽，墙壁上挂着从庞贝火山废墟中掘出的希腊女诗人萨福像的真迹，他还有一架子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都价值不菲。三角钢琴上，一叠乐谱都用翡翠绿的蛇皮装订。他又常常驾驶他的长长的褐色Nash，带着他的外国情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项美丽出入于文学圈。他凭借祖辈的关系，可以帮助引荐并陪同项美丽采访宋美龄。这个在项美丽眼中很有趣、很有魅力、在中国社会似乎畅行无阻的人，一心热爱文学，不惜挥霍家私办刊、办书店、搞印刷。他从德国进口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先后印刷出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叶浅予、鲁少飞以及张光宇、张振宇兄弟（后来绘制动画片《大闹天宫》）等美术家一时聚集在他周围。他还一度承印《良友》杂志，帮林语堂办《论语》，并倾力重振《新月》。
当时鲁迅对邵洵美是讨厌的，这讨厌无疑夹杂着对他祖上——盛宣怀（邵的外祖父，邵夫人盛佩玉的祖父）大官商又大出殡等事的恶感与不屑，他文章里讽刺邵洵美用老婆的妆奁钱玩文学，又说钱或许可以通神，却不能通文，对邵诗人的颓废唯美诗风也颇不以为然。但是看过邵夫人盛佩玉晚年回忆，你会觉得，比起家族里终日荒唐、或无所事事或无事生非的长辈、同辈，邵洵美为了文学、出版而挥金如土，没有把钱放在升官发财上，也算把祖上的钱用对了地方。而且，如果不是以鲁迅老夫子那样高的标准衡量，邵洵美这一生，玩文学还是玩出了一点名堂，在诗文、翻译、出版几方面都有所建树。
想想也有意思，同一个上海、同一个时间段，周扬、黄药眠们与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们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却都有声有色、紧张而充满刺激。谁的青春不激荡？
1932年暑期，为了新月书店的事，邵洵美曾有一次北上旅行。那时新月的灵魂人物徐志摩已死于飞机失事。他与夫人佩玉先去南京见他在法国结识的“天狗会”兄弟徐悲鸿、张道藩诸人，又到北京见了胡适、梁实秋、潘光旦、梁宗岱、叶公超等新月友人，一路观光、访友，一路都有昔日的友人宴请、欢聚，但是，友人们有的做官，有的从教，都有了各自高低不同的声名，因之也有了各自的固定的轨迹。他的夫人盛佩玉在《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这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趟，洵美终于知道了这些新月成员都已各就各位，也无暇顾及这个“新月书店”。洵美也无能为力支持这个书店，只好在1933年6月结束了“新月”事务，从此“新月”就销声匿迹了。这次旅行竟像是一次告别，邵洵美不仅告别了“新月”，也告别了他的青年时代。此后负重的中年到来了，经济的、健康的、家族事务的拖累，加之国家存亡的大背景下，邵洵美和他那一批都市青年的放诞恣肆的青春渐次凋谢，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批被李欧梵先生认作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那是他们青春的遗骸。
他们之后，下一代的青春绽放，要等到“一二·九”运动、西南联大的弦歌不辍以及“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抗日战争时期了。那是穆旦及九叶诗人、汪曾祺、韦君宜、牛汉那一代人的青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