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栽种紫罗兰开始的园艺生涯，早在1939年、1940年就为周瘦鹃赢得了上海中西莳花会春、秋两季的大奖。当时在抗战背景下，许多人以为他是日本人，经他“挺身说明”，为国难中的中国人挣了光荣。在这之前，还从没有中国人获过奖。他有诗云：“半载辛勤差不负，者番重夺锦标还。但悲万里河山破，忍看些些盆里山。”表达了他悲喜交集的心情。当他志在必得，想三连冠时，由西方人士组成的评委会最终把大奖颁给了上海首富哈同爵士，而贬他的盆景作品为二等奖。这令在场的正直的中外观众不满，周瘦鹃愤而退出了中西莳花会。
建国后，周瘦鹃制作的盆景名气更大了，慕名前来者甚众。他索性开放紫兰小筑。从那时到“文革”前，到紫兰小筑或称“周家花园”的名人真是不少。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过，朱德夫妇来过并赠送兰花，陈毅来过，刘伯承、李先念来过，叶剑英竟然三次造访，老友田汉也是三次来访……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他拍摄了20多分钟长度的彩色科教片《盆景》，北京市园林局请他去传授经验。他被任命为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他建议全面修缮苏州园林，并参与了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等古迹的修缮。他被聘任为苏州文物古迹管理会副主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与此同时，各种荣誉也接踵而至：苏州市及江苏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作为“鸳蝴”文人出身的周瘦鹃，一定没有想到会因小小盆景而有一段如此风光、大有作为的晚年岁月。特别是对照当时文坛风云变幻，许多比他进步得多的左翼新文学作家被批倒，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落网，周瘦鹃内心深处一定是惊惧与喜悦交织着吧。感恩之心情也是一定有的吧。1958年，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他特意制作了松、柏、梅三个精致的盆景，并写颂诗一首，托人敬赠毛主席。1962年他受到毛主席接见，亲切交谈了半个小时，其后作诗有“不须羽化已登仙”之句。如果时间就停止在周瘦老人生巅峰状态中该多么完满。
“文革”毁了一切。
1968年，张春桥接见苏州造反派时说：“周瘦鹃这一类无聊的家伙，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你看他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还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的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
批斗、抄家、房产及花园被没收、近千盆花卉毁于一旦——那可是周瘦老为之“寝食俱废，心力交瘁”的心尖宝贝。周瘦鹃一定是被眼前的骤变搞懵了。
8月12日深夜，74岁的周瘦鹃投身自家花园内一口浇花的水井里，含冤而逝。
周瘦鹃晚年曾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大快事”，除了毛主席接见、周恩来与朱德的造访之外，第一件快事就是他后来才知道的：年轻时因翻译出版一本欧美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集，获得了当时任职教育部的鲁迅亲拟评语褒奖（以教育部名义颁布）。据他说，他对于这位新文学巨匠终生仰慕，却常怀自卑，有时在内山书店远远望见，也不敢趋前致意。——不过，自卑之外，新文学家与鸳蝴派之间的隔阂也是存在的。至于自己名声所系的鸳蝴文事，却不在这“四大快事”之中。
另册另类
另类，一个张显个性的时髦词儿，几十年前却是相当沉重的；“黑五类”，是今天推崇健康饮食的人们流行黑色食品的某个品牌，而几十年前却是直指被专政、被消灭的反动阶级。
依稀记得一句毛主席语录：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还有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生于1966年的我，对于“文革”的记忆有限，回想起来，“阶级”概念却已经明晰地刻印在脑海中。证据一：看小人书，看电影，首先要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身边的小伙伴也都是这样在问——这真是个“首要问题”，而那时的文艺作品中必然有坏人存在。证据二：那时年纪虽小，我已会对人下政治判断——有一次在小伙伴家玩，那家的姥姥想起大炼钢铁时干部把她家的铁锅抄走了，气不打一处来，用她浓郁的唐山腔狠狠地骂了几句颇为“反动”的话。我大吃一惊，一个念头在心头一闪而至今不忘：她不会是个暗藏的地主婆吧？因为她激动扭曲的一张老脸太像小人书上画的地主婆了。
那时候，现实生活中“坏人”也多，经常有敞篷大卡车拉了胸前挂牌子的犯人游街。有时规模大，高音喇叭激昂慷慨，一辆又一辆大卡车拉着犯人呼啸驶过大街，场面格外刺激。有时只有一辆车，开到居民楼附近，还要停一停，围观的人这时看得清那些垂头弯腰的犯人们的脸。我总有点害怕看那些“坏人”的脸。记得有一个“坏人”居然敢用他的贼眼睛盯了我一眼，吓得我心里怦的一跳。那些游街的犯人后来都哪去了？肯定有不少人是平反了。
除了犯人，那时候疯子也多，时不时地就来一个。疯子都是单个来的，引起围观。有人给他点吃的，也有人逗疯子玩。疯子性情也不尽一致，有的滔滔不绝地与假想敌辩论，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很骄傲。一律都很脏。一个女疯子虽然脏，却因为一个坏小孩往她身上扔烂泥搞脏了她的衣服而惨哭不止！
疯子和犯人是闯入那时生活的非常触目的另类。但还有一些潜隐的另类是我不知道的。我家所住的大院是一个单位的宿舍，是单位的头头脑脑以及技术员、医生、司机等居住的宿舍。在“文革”最乱时期，大院里也发生了一些“革命”行为，这是后来偶尔听一些大孩子说的，比如总工的老母亲身穿黑丝绸被批斗之类。这一类“革命”是外来的还是大院自发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父母。常听母亲笑谈的倒是我两三岁时被姑姑抱着去看父亲在单位里被批斗，回来后，家里大人逗孩子，问，你爸爸怎么挨斗的？我就严肃地爬上低矮的小饭桌，低头弯腰撅着一声不吭。一家人就大笑。我奇怪家里人怎么没有悲苦，反倒很乐？我父亲后来提起那些行事很戏剧化、“革命”状态很high的“造反派”，总是觉得他们可乐大于可恨。可能是他受的伤害不重。我自己完全不记得此事，心里也没留下什么阴影。但在我不经意的幼年的观察中，还是看出来大院中的有些人活得很谦抑的。特别是总工家的姐姐，长得像古代工笔侍女图那么精致好看，却总是淡然漠然，无声无息地进出大院，对人很戒备的样子。
有了这样的成长背景，读一本刚刚出版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烙印》里的故事，于我虽不熟悉却并不陌生，倒像是接续了童年某些场景而继续的生活，虽然是别人的生活，但却与我相关，像是一些答案，让我看清并没走远的过往。
1949年政权更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巨变以及之后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被特别生动地称为“黑五类”。到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中间已经繁衍了几代“黑五类”子女了。“黑五类”既在“专政”之列，他们的子女事实上生而有罪，因父母牵连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打击、迫害。在漫长的30年间，他们沦为“贱民”，过着“低种姓”生活，他们不得不填写的“出身”一栏，正如霍桑小说《红字》，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一个女孩子，她聪慧，敏感而有主见，在她的父亲成为另类之后，她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也准备着应付她的同学们对她新身份的奚落、攻击。终于一天自习时，一个男同学站起来，大声说要宣布一个秘密，一边斜眼瞟她。她的心里一沉。那男生喊道：我们班有一个人的爸爸是个坏蛋！报纸上写着哪！坏蛋的女儿当然是坏蛋，亏她还是红领巾，是班干部，还管我，哼！她配吗？
这个女孩子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情景，她的书写令人感受到当时的窒息——
我的心七上八下，翻腾得很厉害，不由得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准备承受更猛烈的袭击。我等待着，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可是我仍然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没动声色。我应该怎么办？多么渺小！多么无能！……我一直在同学中挺有威信，同学们会怎么看我呢？我全身的血直往上涌，我苦苦地想着，一边继续写作业，一边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最怕出现的场景一旦到来，我反而变得异常冷静、沉稳……我闭紧嘴巴。只要他不点我的名，我就紧闭嘴巴……
在寂静中，那小男生终于没点名。这个女孩在交作业本的时候，夹了一张纸条给老师：
我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战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的父亲出了问题，但绝不允许别人侮辱我。我一定听党的话，好好锻炼自己。
在《烙印》这本书中，这些“黑五类”子女或早或晚都遇到了被当众揭穿身份的时刻，也都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更改姓氏，以洗刷身份带来的不洁。“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他们不断努力的动力。然而现实残酷，入团、招工、升学、婚嫁，任何好事都与他们无缘。就如该书主编林贤治在前言中分析的：“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机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的过程。”而这种屈辱的体验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天性”。林贤治先生写道：“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往来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
读《烙印》这本书，同情悲悯与庆幸之情掺杂起伏。也禁不住回想，那时身为小学生的我，一次次被裹挟在政治行为中，比如敲锣打鼓、蹦蹦跳跳地游行，特别是提了各式各样美丽的灯笼，在夜晚参加提灯游行。那灯笼蜿蜒几里，颇为美丽壮观，令我兴奋、快乐。那时的我自然想不到，那灯笼照不见的黑灯瞎火的暗处，更有多少人于悲悒绝望中听人笑语？
其实悲与喜都在那时的“规范”中。好在不肯承认规范的人还是有的，如遇罗克，他挑战血统论，如迅雷闪电之匆促撕开黑幕一角；如王朔、王小波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曾被规范、被设置、被锤扁；如聂绀弩诗中意象：“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想到这些真真假假人物，郁闷的心情才被罡风一吹而散。
鲁迅的“小”
鲁迅先生历来是伟大的，一切研究都指向伟大。后来，毛主席走下“神坛”了，思潮影响之下，也有人“倒鲁”，倒得了倒不了且不说，着眼点也是从大处说事儿。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怀想着的，却是他的“小”。
可能是妇人、孺子倾向于“言不及义”，记得在许多篇对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中，小学生马珏，女作家萧红甚至比较政治化的丁玲，都是从“小”处着眼的。丁玲记述鲁迅在“左联”开会，那显然是患着“左倾幼稚病”革命小将发言：现在老作家都不行了！老作家鲁迅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听着，极有耐心和涵养。而对萧红、萧军这对从“满洲国”出逃、刚到上海的青年的呵护与提携，不须说到那些大的事迹，单从萧红的目光望去，将永远记得：倾谈后的深夜，飘着雨丝，病弱的鲁迅先生执意送出大门外，还指着一个“茶”字幌，叮嘱说，记着这个就找到我家了。没有了国也没有了家、一直流浪的萧红一再感叹：这样的相待，是两个小青年配领受的么？！相比之下，第一次在父亲的客厅里见到鲁迅的小学生马珏，虽没有丁玲那么成熟的理性眼光和萧红那样丰沛的感情色彩，却像是照相机“喀嚓喀嚓”，留下极为珍贵、也很有趣的鲁迅形象——破旧的帽沿有些丝丝缕缕，吃点心时有点费劲儿，似乎牙也不大好使……在小孩眼里，就是个小老头。其实那时鲁迅才40来岁，即将同许广平谈恋爱呢。
恋爱使鲁迅变小了，年轻了。读过就会感觉到，在《两地书》中，特别是在未经编辑修改的致许广平的信中的鲁迅，要比《呐喊》、《彷徨》中沉郁顿挫的鲁迅，比《热风》而至《且介》杂文中热情呼号、嬉笑怒骂、潇洒自如的鲁迅，都要年轻得多。北京时期的书信，一开始还是颇为“师道尊严”的，随着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就不那么正经，玩闹起来。许广平第一次来访鲁迅，回去在信中将鲁迅的住所细细描写了一大段；鲁迅便在回信中出题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似什么样子的？许广平开玩笑，在信中一、二、三点给鲁迅“画像”，鲁迅如法炮制，写对方头发梳得很光，有时又搞得蓬蓬松松，搽雪花膏，穿莫名其妙材料之衣，特征是嚷，哭……到了两人情定，执子之手，常来常往以后，就不要写什么信了。但几年后，鲁迅北上看望母亲时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深情缅邈地写道：“此时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可见那时之甜蜜。
文人情书，不轻浮者少，而腻人者多。长吁短叹，啊啊啊的。鲁迅的情书，平实而深情，也幽默。真的是能谈“风云”者，也能谈“风月”。在厦门大学教书的鲁迅向在广州的许广平“汇报”，班上有女生5名，说他将“目不斜视”直到与许广平相见。许广平回复道：“斜视”有什么要紧，以前印象中该是冷不防一瞪吧。鲁迅又回信说：斜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许广平给鲁迅织毛背心，赠金星石印章，鲁迅当然明白这“心心相印”的含义，说穿着背心就可以过冬了——这抗寒能力还是来自心灵温暖，所以许广平回信说，傻子，过冬还是要穿棉袄的。而为了印章，鲁迅还写信到上海买了新印泥，许广平怪他“多事”，有旧印泥可用；鲁迅说，不这样不舒服，到底用新印泥盖在他译的《桃色的云》上，赠给许广平。简直是情感洁癖。
鲁迅在厦门那一段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小细节，因为写在给爱人的信中，保留下来，因此，这个时期的鲁迅形象比其他任何时期的鲁迅都更真实、生动。比如鲁迅的日常起居，很少有人细细回忆，因为“小”嘛。而如果拍影视剧，布景道具日常状态下的鲁迅生活，在厦门时期是最容易还原不走样的。那时厦门大学草创之初，给教授们的薪水虽然高，但那里生活极不方便。没开水，自己买酒精炉烧水；近处没厕所，小便须远行，一天往返好多次，夜里只好楼下草地上了事——这可是鲁迅啊，教授啊；找当地人包饭，语言不通，一会儿有饭没菜，一会儿有菜没饭的；买些糖果点心吧，蚂蚁又来包围——最绝的是，伟大的鲁迅想出了妙招儿：把糖、点心放在碗里，把碗放在大水盆里，蚂蚁无法飞渡，只好望“护城河”而止步了。
我仰望鲁迅的伟大，但这些“小”的地方，也常会使我感到鲁迅可亲、可爱，以至有时兀自哑然失笑。
艾玛去逛世博会
一百多年前，艾玛跟着情人去逛世博会。
艾玛，她在中国众所周知的名字是包法利夫人。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先生于1857年出版他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其中就加进了1855年巴黎世博会场景——当然是经过艺术变形的——小说中叫做农业展览会，那也是人头攒动，场面热闹，彩旗飘扬，旗子上面写着“商业”、“农业”、“工业”、“艺术”（这正是那年巴黎世博会主题），州议员激情演说，什么“到处的商业一片繁荣，艺术一片繁荣……到处的新交通路线……我们巨大的生产中心又恢复了活力……我们的港口货源不断，我们的信心得到恢复……”
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再写到火车，火车站，福楼拜也是赶时髦——世博与火车都是新事物，在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新事物还是靠作家的一支笔来描绘、传播。而小说中加进这些时髦的物事，该也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噱头吧。
中国最早接触世博会的人都是时代潮头上的人物，像梁启超、张元济等等，他们放洋海外，见多识广，都曾表达过中国应当参与到世博会中去的强烈愿望。而1925年巴黎世博会上中国的缺席，也使几位中国留学生大受刺激。这几位日后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谢寿康、常玉、邵洵美、刘纪文等。这帮年轻人以学美术的居多，对于这一届以装饰艺术及现代工艺博览新风尚为主题的世博会，他们自然感兴趣。还没进大门，就被吸引了，悲鸿和道藩赞美大门上的图案有东方情调，碧薇说可以绣成花边滚在袖口上。邵洵美喜欢一家香水铺，翠绿的门面如光洁的宝石，中间嵌着几个细长的黑体字母，芬芳幽雅。每个建筑代表了各国的风格，不用挂国旗就猜得出来。他们一一看过去，始终找不到中国馆。邵洵美在日后所写的文章中写道：
这事情本来并不出乎我们意料，可是我们都表示一种诧异而又气愤的样子。
“粉白墙壁，乌黑大门，也不会有什么好看。”我不得不想一句话来改换一些空气，但是老谢却很严重地责备我说：
“这一点你不明白了。我们中国艺术的高贵便在这上面。你以为它单调，可是单调到了艺术的境界便变成最可佩服的拙朴了……这是现代艺术的精神。看前世的艺术，复杂到了奢侈，华丽到了鄙俗，正像一只苹果，太熟了会有一种腐味，带生些咬上去便有一股清香。艺术也是这样，所以原始艺术，经过了这许多年代，总不惹人厌烦。中国建筑的线条形式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自有它不朽的价值。”
大家议论时，张道藩却不声不响地在他的一本小手册里画好了中国馆的图样——那是一所宫殿式建筑，楼层加增，窗户减少却又放大了，粗看像宝塔，每一处都实用，连小剧场都完备。徐悲鸿用了艺术家的眼光批评指导，手指到哪儿，张道藩的笔就跟到哪儿修改，最后，光影、透视都很艺术了，还添上了个执柄团扇的古装美女，结果大家一看，这张图却同万寿山上的建筑似的了。原来他俩商量的不是建筑而是绘画。蒋碧薇嗔怪徐悲鸿：“真是缺德，跑到此地来画画。我们还是去看看有没有旁的有趣的东西吧。”于是一行人跟着惯于发号施令的徐太太继续逛世博。当然也看人，看美女。据常玉观察，英国女人走路是用脚走的，美国女人是用腿走的，真正的巴黎女人是用下身走的，有一种特殊的丰韵。大家一阵嬉笑。
青春、艺术、友谊、理想、爱国情怀，这是许多年后他们回忆中的他们的世博。日后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生路，大画家徐悲鸿是新中国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与蒋碧薇离婚；蒋后来嫁张道藩；而张道藩作为蒋介石信任的国民党中宣部长，在抗战中乃至去台湾后，始终与中共对着干，又一直干不过；谢寿康有“东方莎士比亚”之誉，民国时当过中央文学院院长，后又是驻外大使；常玉是旅法知名画家；刘纪文当时就是受广东国民政府指派去考察市政的，后来当了南京特别市市长，要搞市政修马路，还不忘找邵洵美去给他当秘书长；作为办洋务的盛宣怀的子孙，邵洵美却不喜欢当官管事，加之政局不稳，去了三个月，就辞了工作，回家写诗、玩文学去了，后虽被鲁迅骂，但在诗歌、翻译、出版均有成绩。
解放后，中国参加世博会，美术家张仃多次担任中国馆的总设计。在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中有邢小群女士采写的张仃夫人访谈录，其中就谈到1956年巴黎世博会。那一回，张仃表现的是丝绸大国的主题。他设计了像瀑布一般流泻的丝绸展览。展台用木方格窗和驴皮影作装饰，他将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放大，用全黑的人造大理石作背景。《捣练图》表现的是丝绸制作过程，其中有很多雍容华贵的妇女，张仃用金线勾勒画中的人物与织物的线条。结果领导们一审就炸了锅，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党中国应该以红色为主调，红色代表革命。但张仃坚持不改，最后请示周总理才通过。中国馆轰动巴黎，人流如潮，旁边的美国馆倒显得冷清了。
用张仃自己的话说，他是“给国家办红白喜事”的人——他曾与梁思成设计国徽、改造勤政殿、怀仁堂；在天安门城楼挂一排大宫灯，就是张仃的点子；开国大典上的一个个方队，队伍怎么排列、举什么牌子及标语牌内容也由张仃他们设计。用张仃夫人、诗人灰娃的话形容，张仃是在“包装新中国”。其实，张仃包装的何止新中国。当年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他用土布、牛毛毯子、麻袋片、旧木头，设计了非常现代的作家俱乐部，有徽标，有酒吧台，还有壁灯——那是用筛面的箩，切了一半，钉在墙上，罩住煤油灯，装饰感与实用效果俱佳。他布置的延安大生产展览，那些南瓜、土豆、以及自纺粗布、粗毛，经张仃的艺术之手一摆弄，让来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惊叹，边区竟然有如此精美别致的设计。当时诗人艾青就曾感叹：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这么神奇的人竟在年初去世了！
满世界摩登的人大概都要去逛逛世博会吧。冷不丁想起“痞女”名媛洪晃的大胆断言：这时代每个中国男人身边都有一个包法利夫人！抛开道德评判，这法国女子象征了什么？生活在别处？！那么，去逛世博会吧。
舒芜的是是非非
舒芜走了。铺着黄花的灵床上，他面色苍白，头发花白，头略微左倾，睡着了似的安然。
告别仪式很简单，亲友、同事、媒体各方面来了百十人。大家三鞠躬，绕遗体一圈，礼毕。
“胡风分子”一个没来。
这是在意料中的。经过新中国最大一桩文人冤狱的摧折，罹难者死的死，老的老，何况还有不原谅、不释然者在。
晚年聂绀弩洒脱，能与舒芜谈谈古典文学；牛汉看得深远，不主张单单揪住一个舒芜而放过了那个高压时代；更多的“胡风分子”则是不联系、不接触、不原谅，文中、信中或言谈中提到舒芜，都与胡风一样，以“无耻”、“无止”代替其姓名。记得几年前，贾植芳的弟子、某教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又推理又考据，只为证明贾植芳根本不愿见舒芜。好像舒芜还有反驳的文章。其实，见又如何？原谅又如何？在舒芜这一边，都是免不了的尴尬。哪有贾植芳活得舒坦？弟子簇拥，世人尊重。2007年去复旦拜见贾先生，一个清癯的小老头儿，笑嘻嘻的，很阳光。据说，他曾对复旦校园中巍峨的毛主席在招手的塑像调侃，说毛主席背在身后的那只手拿着帽子，随时会给谁扣上的。那天，他颇为得意地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这人生够冒险了。坎坷屈辱一笑而过，像玩了一回过山车的孩子，只为惊险刺激的经历而兴奋、自豪。这态度着实令我诧异又钦佩、感动，心想，这就叫笑到了最后啊。
晚年舒芜一直处于尴尬的景况中。一方面才华横溢，不断著书立说，惹人喝彩；一方面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后记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所谓“胡风集团”，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然而，不敢怀疑。怀疑心情刚有一点曲折流露的《说“难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察，抓出来给以打击，这就严厉地警告了我：对这个定案不容许有一点怀疑。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段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忏悔录。
2006年，舒芜将他写给胡风的145封信自加注释全部交《新文学史料》发表。随后，胡风的女儿给我电话，要求将胡风写给舒芜的111封信也发表出来，以提供“对照阅读，希望能有助于对一些有疑义的问题和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早在1998年，针对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公开的部分书信，胡风亲属也曾将111封书信中的38封交《新文学史料》发表过。回顾历史当然越全面越好，虽然有重复，我们还是全部刊登了胡风致舒芜的信。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那种针对性。
阅读两人全部256封往来书信，令我真是感慨。那时他们都年轻，胡风四十出头，比舒芜年长一些。书信中的胡风如父如兄如导师，从生活到著述，真如舒芜所说的“挈我掖我教我望我”；而舒芜对胡风，是仰望、信任、依赖、听从甚，情绪低落时的倾诉简直就是在“撒娇”了。这样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甜蜜”而又深厚的关系，要有怎样强大的外力和经过怎样曲折百转的内心斗争才能使之断裂、扭曲、离叛？当舒芜受命注释这些信、把它们变成一场大冤狱的导火索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在上引一段文字中，他只说到“不敢怀疑”、“不容怀疑”，然后呢？舒芜生前没有提及。
后来，在2007年，舒芜又将他1952年9月7日至12月16日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期间的日记抄交给《新文学史料》发表。在这份史料中可以感觉到，虽然此时胡风问题还在“讨论”阶段，但已然山雨欲来，暮云四合。舒芜的角色是被从广西招来受教育的，是林默涵等瓦解、争取的对象。找谈话，拿周总理的信给他看，听座谈会上胡风的辩解和人们对胡风的批判——舒芜整理了林默涵、冯雪峰、何其芳、胡绳、邵荃麟、阳翰笙、张天翼、田间、艾青等发言以及周扬做的结论，所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组成意识形态巨大阵仗，压向胡风。其中，周扬在做总结发言的末了，谈了对胡风的希望——
我的希望是，检讨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打退一切关于过去成绩的回忆，推翻架子，脱下裤子，离开自己，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如果不能自我批评，或做得很不彻底，那就一定要有批评来帮助他。
这实在已是一种威风凛凛的“帮助”了。
陪绑性质的舒芜自然领略到这一种威压，并在半个世纪后将这威压传递给我们来感知，让我们惊悸之余，既庆幸自己，又悲悯那些前辈：20世纪中国实在是太动荡了，他们的一生真的是一场冒险啊！
不知道为什么舒芜晚年选了周作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几天看他写于90年代初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常常佩服到叹气。太有才了！周作人岂是容易懂的？舒芜却条分缕析地把他研究透了。他有“抚哭叛徒的吊客”的情怀，自信能够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怒火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让一切功绩和成就无意义地成为悲剧的殉葬品，留下来参加新生的过程。”当舒芜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是否也隐隐存了一份奢望，寄予未来的研究舒芜的人们呢？
大哉陶子
去合川开路翎研讨会，从重庆机场乘巴士走高速，经过一个叫做“草街”的地方，蓦然望见路标箭头指向“陶行知纪念馆”。车上人齐呼：这里要去看一看。回程路过，会议主办方就安排车子拐个小弯，参观陶知行纪念馆。
那馆坐落在草山荒野之中，像个寺庙，门前有两个放生池，有水的池中有鱼没鱼，未得细看，另一池中莲叶田田。遥想抗日烽火中流民生之艰辛，其中的难童失家失学失怙，能在陶知行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生活，的的确确是到了福地。
说陶行知是当代孔夫子是不为过的。
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办学，而且获得成功，现在全国的育才学校都是由草街这个“育才”而来的。纪念馆中随处可见镌刻的陶知行语录，都是感人肺腑的箴言：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敬其所长恕其所短。”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之根本就是他的名字所示：知行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历史上由孙中山先生引发的关于“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的大讨论，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是打下烙印的。陶知行也不例外。他的名字也是自己改过的。他提倡教学合一、手脑并用、学习与生活合一。育才教育中有一条“小先生”制度，是让大孩子教小孩子，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互动中学习知识、锻炼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在独生子女占大多数的今天，“小先生”模式倒是应该在学校里提倡、普及。
“育才二十三常能”今天看来也很有趣，其中初级十六常能包括：1.会当书记；2.会说国语；3.会参加开会；4.会应对进退；5.会做“小先生”；6.会管理账目；7.会管理图书；8.会查字典；9.会烧饭菜；10.会洗补衣服；11.会种园；12.会布置；13.会修理；14.会游泳；15.会急救；16.会唱歌。
高级七常能包括：1.会开汽车；2.会打字；3.会速记；4.会接电；5.会担任翻译；6.会临时演讲；7.会领导工作。
这“二十三常能”明显带着时代特色，像“会接电”，一定是战时常常停电、断电，所以才要学会的本领，今天别说孩子，就是成人，大多数也只会找物业了。但是可以看出，陶行知教育理念是与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现在学“奥数”的孩子不少，自己会洗袜子的恐怕不多。
陶行知推行大众教育，其深层的教育理念却非常“精英”，比如“育才三方针”，就体现着非常科学、非常先进、即便在今天亦不过时的教育理念：
一是“迷”，“根据孩子们不断的着迷于某种特殊活动的天性，透过特殊的环境、设备和方法，我们培养并引导他们成长，踏进未知之门。”
二是“悟”，“根据孩子们一般的智力，透过启发性的普遍教育，我们培养和指导他们对特殊活动取得更深的了解，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得更广的认识。”
三是“爱”，“根据孩子们愿意帮助别人的倾向，透过集体生活，我们培养和引导他们对民族人类产生更高的自觉之爱。”
而“三方针”最终指向仍然是“向着创造生活前进”。
以前我对陶行知了解甚少，一般是看现代文学相关史料中、在作家回忆、传记中，瞥见他匆匆而过的身影，有时见他在募捐筹款，有时见他带着学生在公众集会上唱歌、宣传，有时见他奔走于山城重庆高高低低的路上，为延聘教师或请名作家到学校演讲——当时初登文坛的作家路翎就在育才学校当过老师……但不知道他曾留学美国，与宋子文同学，与胡适同是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1919年杜威来华，他与胡适陪同在老师左右、做翻译。从杜威那里胡适学到的是“疑”，不盲从“主义”，凡事须实验证明；陶行知学得了凡事实践的理念，“行是知之始”，使他的大众教育面向生活实践。他的老师杜威曾这样夸奖他的学生：“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1947年陶行知积劳成疾，在盛年去世。想他出身贫寒，知道平民百姓受教育的艰难而致力于大众教育。早年，他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中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他选择了与同学胡适、宋子文这样政、学精英不同的路。陶行知深知，欲救中国，必救农民，必兴教育。他发愿要排除一切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有志之士，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筹建乡村师范学校——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1932年，陶行知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由小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或由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印度的圣雄甘地非常认同陶知行的大众教育理念，认为对于印度是“极有用的”。
从晓庄到工学团，再到育才，是陶行知“行”过的道路——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开拓新路。他有言曰：“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的确做了大事。
陶行知逝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有极高评价。郭沫若书以“大哉陶子，陶子陶子；陶子以前，无一陶子；陶子以后，万亿陶子；大哉陶子，陶子陶子。”循环往复，大有“夫复何言”之慨。
现在，“万亿陶子”不知有没有；教育产业化了，亿万富翁肯定有了。当然也有捐资办学、资助贫困生的善举。问题是教育的理念。毛主席当年号召“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其理念似有陶子之遗风，但实际情况却是变相劳改和对知识的轻贱。
参观陶行知纪念馆的人不多，寂静中感慨先贤开创事业之不易，看那一池大如盖的莲叶边沿默默地翻卷。
我的作家老师
新文学作家中没做过老师的少。
胡适被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年方27岁的教授胡博士，人年轻，思想新锐，原来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这位留美的胡博士却另有体系，他从《诗经》讲起，他认为《诗经》里那些训世诗的作者们是真正的思想家，这种讲法震动了北大。就有老教师拿了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嘲笑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哲学史大纲，岂不是成了大纲的大纲了？课堂上坐着的北大学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顾颉刚，后来在他的《古史辨》序中就说到胡适这一改给他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但是听了几堂课，顾颉刚渐渐感到，这年轻教师虽然书读得没有老教师多，但“在裁断上足以自立”。他又拉了外系同学傅斯年——当时学生中的翘楚、日后也是新文化界重量级人物——去听课，结论也是一样。于是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算是立住了。后来讲义印成书也是颇为轰动的。就像蔡元培评介中常常出现的“从前所没有的”、“从前所不注意的”，这本书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之作、划时代之作。而且该书用白话文写作，并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里外三新。可想而知这本书在当时是多么“炫”。风度翩翩的胡博士，着西装，打领结，活跃在学术圈中，一笑像个花脸猫（张爱玲的妈曾对胡适有这样的描述），魅力十足。
胡适做导师强于当作家。他的作家名号，主要得自《尝试集》。这本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占了“第一本”的先机，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读中文系的人都记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的诗作，哪有诗味儿？胡适是杜威的学生，讲实证主义，叫做“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无一字无来历”，学者的冷静与作家的热烈毕竟矛盾。
这一重矛盾鲁迅也深有体会。他与许广平商量未来生活时，也还颇为踌躇。相比胡适，鲁迅创作、教书做学问，两方面都做得好。1929年他回北平探母，见了一些老友新朋、学者教授，在给夫人许广平的信中，他很自负地写道：“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干什么成什么，让一般庸人羡慕、嫉妒、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虽有道听途说的陈西滢的“抄袭”之诬陷和莫名其妙的苏雪林之谩骂，终不能遮蔽其光辉。而他在北大、女师大教书，常常是黑压压坐满了人，外系、外校学生也来旁听、偷听；他离开厦门大学，当即就有好几个学生跟着他转学。许广平当年给老师写的第一封信，开头就有这样的句子：“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
据许广平一些回忆，鲁迅当老师的“范儿”属于“酷”那一类。夹个包袱皮，内藏讲义，非常守时，铃声响过，上来就讲，从不点名。货真价实的学问，用不着插科打诨，而对于人生世态的剖析处处闪现睿智光芒，所谓幽默，绝对是智慧绰绰有余的产物——中国不乏所谓“幽默作家”，比起并不提倡幽默的鲁迅，那真是高下立判。读过鲁迅杂文的人不难想见，课堂上学子们如何随着老师的讲述起伏着情绪而时常爆堂大笑。这时，他自己却不笑，偶尔，被青年学子热情洋溢的笑声感染，他才难得破颜一笑，严峻的脸瞬间焕发出披诚相对的笑容。
鲁迅也不是装酷不笑，人到中年毕竟城府深，更何况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让他操心又不顺心……哪像青年学生少见多怪、毛丫头动不动就傻笑一气。比如，据偷听他讲课的张友鸾回忆，鲁迅讲武侠小说，说他小时候在南方，读到小说里描写侠客们飞檐走壁，就很羡慕神往；等他来到北方一看，房檐也不高，房顶平平的，人们在上面晒煤球、晾衣被，走来走去的，连他也能上去跑，学生就笑。他讲旧小说的缺点，正赶上从衣服口袋里掏一条手帕抹汗，看见手帕上有星星点点的破洞，就名士风度地扬了扬，示意同样有“缺点”，于是学生又笑……
老师的魅力太大，女学生后来就爱上了，这样的“佳话”在新文学作家中还是颇多的。师生恋的易发生，是因为老师地位天然令人崇拜。不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却又不同。沈从文妙笔生花，满腹锦绣文章，在课堂上却毫无风采，又紧张，第一堂课憋了半天讲不出一个字。讲也是期期艾艾、吃吃讷讷地讲，当然吸引不了女学生。好在胡适帮他，说他半天讲不出话，学生还是静静的，没把他轰走，说明还是对这个作家老师有期待。又对张兆和说，沈从文，挺不错呀。于是乎，一保住了沈从文的“教席”，二成全了他的恋爱。
女生爱老师，男学生则成为老师的追随者。现代文学作家圈子，有一些就是围绕老师形成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鲁迅周围的几个文学团体。据说他们提到鲁迅，都是“导师”如何，让圈子外某些人听了直撇嘴，觉得他们的崇拜心理很不现代。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像鲁迅与胡适，对当时的青年都有精神引领的作用，也堪称导师。虽然两人“道”不大相同。鲁迅要青年走到十字街头、直面人生，胡适要青年“踱进实验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孰是孰非，且不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清晰的人生主张。
也有自己还“惑”着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就很有意思。徐志摩当时对国家现状不满、失望，他提出中国有三种病症——混乱，变态，一切标准颠倒。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界限，打破江浙人和北方人的界限，实行“尽量的通婚”，改造民族，使“将来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和农民的特长，体力和智力得到均平的发展”。他给学生上课时，也宣讲过这种乌托邦思想。他还恳切地要求女生毕业后去嫁农民，让江浙学生找北方人谈婚论嫁，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的学生赵家璧直率地问他可是当真，诗人只好回到现实，说：这不过是我的“理想国”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