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徐志摩作为一名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还是非常棒的。他进课堂，总是将隐藏在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开讲。诗人的热情，赤子之心肠，丝毫没有教授架子，江浙普通话夹着流利的英语，一会儿朗诵济慈的《云雀》，一会儿分析讲解，蓬勃的生气，活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感染熏陶着学生们。他带学生去看画展，鼓励听西洋古典音乐，有一次还应学生们请求，在校园古墓前上课。他靠着一棵古槐树，学生们分坐两旁石条凳上，头顶满树绿叶，耳畔小鸟啁啾，徐志摩给学生们念赫德生的《绿色大厦》、《鸟与人》……
从20年代到40年代，作家们当老师半多是为了解决生计，写作不足以养家糊口，虽然教育当局也每每“欠薪”。像鲁迅那样最终放弃教授学问而以笔为生，终是少数。而且北京时期鲁迅也是几处兼课，去厦门大学教书也有经济上的考虑——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大给教授的工资在当时大学中是很高的了。而抗战时，偌大北中国摆不下一张课桌，南迁南迁，西南联大的教师们——那是全中国的斯文所在——也已经是穷得替人写字、刻章、充幕僚的都有，还有教授夫人替人打毛衣、焙制小点心当街售卖以补贴家用，即便如此，弦歌不辍。再后来，更有朱自清教授饿死，闻一多教授惨死……不仅穷，政治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教师这个行业了……
戏剧家曹禺先生
2010年是戏剧家曹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少。鲁迅博物馆还有一个曹禺戏剧史料展，据说是一位民间收藏者贾俊学先生个人集十几年精力、财力收藏的。曹禺先生的戏迷肯定是很多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从话剧演到电影、电视剧，从国内演到国外，从国统区演到延安，谁会没看过呢？
曹禺原名万家宝，“曹禺”这个笔名是由繁体“万”字上下一拆而来的。在我看来，曹禺一生也有截然分开的两段：那个携带着巨大才华的少年天才，在短短几年间接二连三写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剧作，如迅雷闪电震动中国文坛、剧坛；之后，这样的创作高潮在他个人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文革”结束后文坛呼唤老作家再创佳作，曹禺也一度抖擞精神，殚精竭虑地创作《王昭君》，但是终于没有迎来第二春。那个照片中英气勃勃的清华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遁化为矮矮胖胖的、我在他木樨地寓所或北京医院病房见到的曹禺先生了——与曹禺先生握手，他的手绵软若无骨，让我心下一惊；告别时，起坐行动已不方便的曹禺先生，偏要挣扎起身，蹒跚到门口，垂手弯腰致恭送礼，这让我和同去的老编辑惶愧，再三阻止他不得，赶紧陪着此起彼伏地作揖鞠躬。心想这大剧作家礼贤下士竟若此，又想曹禺先生会不会是突然进入了某个戏剧情境中？因为记忆中去看望他几次，只有一次是这个样子，很有戏剧感。
20世纪90年代几次近距离接触曹禺先生，缘起于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五个单行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后来又将前四个汇成一本“世界文库”丛书中的《曹禺戏剧选》。这次出版的特别之处是用30年代初版本为底本而弃用解放后经过删改的各种版本——这种为了跟上时代的删改在50年代一批老作家的旧作出版中相当普遍。而回到初版本，保留作品原貌，显然令曹禺先生满意，愉快地签下十年合同。
当然，初版本也有错漏，“手民”误植之处，我将编辑过程中看出的问题记下来，请曹禺先生定夺。曹禺先生摘下眼镜，举着书，距眼睛很近，认真看着，当场解决。所以这几个单行本可以说是以初版本为底本、经曹禺先生最终“钦定”的。记得《雷雨》中逼蘩漪喝药那场戏中有一句蘩漪的台词，“像疯子一样看着我”，我提出在“像”字后面似乎漏印了一个“看”字。曹禺先生仔细看上下文，同意添上了。也许是戏文触动了他，他突然焕发了神采，伸手快速搔了两下头发，说，那时候年轻，情绪上来拼命往下写，文字啊也来不及想，就是写、写……
那是唯一的瞬间，我在老年曹禺身上看到了《雷雨》时期的兴奋的、充满艺术家气质的曹禺。曹禺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万方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她以女儿和写作者双重的敏感追忆了曹禺努力要回到年轻时那种写作状态而不得的极度痛苦、不甘心！这使我蓦然想起那个青春焕发的瞬间。
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创作力在自然状态下会持续多久，单从曹禺这一代作家一生经历的大背景看，解放前兵连祸结，解放后运动不断，能活下来就不易；而活下来的人，多半身心俱伤残。
“文革”中，曹禺剧作均被“批倒批臭”：《雷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劳动人民、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日出》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原野》是“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北京人》是“为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大唱挽歌”；《蜕变》是“为蒋贼树立记功碑”；《胆剑篇》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些大批判“雄文”的论证套路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然后以此为武器“分析批判”作品，最后得出关于作品、作者的结论——当然是政治结论。那时一切文艺都是政治。
贾先生收藏中就有这类“文革”时期报刊。一篇题为《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的文章，先引毛主席语录：“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然后批判道：曹禺却为周朴园父子的虚伪的“爱情”戴上“通情达理”的假面具，“其用心完全是为了掩盖周朴园父子玩弄侮辱劳动妇女的反动本质。”曹禺“肉麻地吹捧”蘩漪——“一个精神空虚，思想堕落，性情变态的坏女人”——说她有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敢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什么火炽的热情？完全是资产阶级情欲的放纵。什么困兽的搏斗？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择手段地胡来。”曹禺还让工人鲁大海“把从资本家手中夺来的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枪，乖乖地还给周萍”，“这不是公开宣扬向阶级敌人缴枪投降又是什么？”这种咄咄逼人的文风，不由得令人联想到纳粹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所拍宣传片的某种美学风格。
此外，这类大批判文章还必与政治人物挂钩，如“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指刘少奇）50年代观看《雷雨》后一边拍手一边连声赞“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又“揭露”曹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掩饰《雷雨》的反动面目”，“企图把剧本中丑化工人和美化资本家过于露骨的词句和情节作些修改”，“二阎王周扬”得知后却“执意不肯”，下令“要保持原来的面目”——周扬的“反动”今天看倒是“懂行”；不过，事实是曹禺还是改动了剧本，连初版本中有基督教堂的“尾声”都删掉了。即便如此，《雷雨》还是“大毒草”。
这类文章倒是也可以反面文章正面看，比如下面一段就生动再现了1954年《雷雨》上演时的轰动场面——
这部诲淫诲盗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的大毒草一上台，一批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流氓阿飞立即像苍蝇逐臭一般嗡嗡而来，“欣赏”得有滋有味。
今天已找不到这类文章的作者了，谁愿意承认？当初他们就躲在一个个如雷贯耳的笔名后，什么“红卫江”、“红艺兵”、“多奇志”、“井冈松”、“千钧棒”、“齐向东”，如同面具戴在脸上而投入荒诞剧演出；更有以“集体”和“群众”名义出场的肆意诬谤——
“一位解放军”看了《雷雨》后气愤地说：我看这个戏里的人物没一个好玩意，污七八糟的……
有“工农兵”来信质问《胆剑篇》：说吴兵“外强中干”、“满身铠甲却面有饥色”，不是有意影射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又是什么？
有“许多同志”来信说：《胆剑篇》写伍子胥忠君、谏君、骂君、恨君、罢官、被杀，让伍子胥临死前说“老臣死后，请把老臣的眼睛挂在城楼上，要看着大王失败下场”，这和《海瑞罢官》、“三家村”一样，是“对党中央发泄刻骨仇恨”。
“一位工人观众”看了《日出》后气愤地说：我恨死旧社会了，可一进剧场，我又回到旧社会……这是什么玩意儿！
……
“文革”可不就是全民参与的一场大戏！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各种人物，野心与欲望，人性的扭曲，理想的谵妄，神圣的虚妄，荒唐的真诚……种种遗迹在不可说的禁忌与不堪回首、欲说还休之间，一片混沌苍茫。比如当时人们疯了似的大跳“忠字舞”，是基于怎样的心理与现实？今天看来多么怪诞，没逻辑，不可思议！——一个学跳舞的女孩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的“舞蹈”，评价说：太吓人了！这让“文革”中跳过这种舞蹈的一位女士感到惊诧、伤心乃至愤怒——昨天与今天之间已然断裂。
而大戏剧家曹禺亲历“文革”大戏，锥心刻骨，却终于没能写出——他当然不甘心！
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
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是在90年代初，那时已是他的暮年。
此前当然读过《雷雨》。读之前是听——听过电台播放的话剧录音剪辑。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还没有普及，听话剧、听电影、听小说连播是很主要的娱乐呢。《于无声处》、《关汉卿》、《蔡文姬》、《王昭君》、《阴谋与爱情》等一大批中外话剧（电影更多）都是听过的，至今记得那些抑扬顿挫或婉转流畅的话剧腔台词。虽然只是“听”，也一样获得艺术震撼。《雷雨》是我刚上中学的某个星期天上午突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种激烈的情绪，人物关系的错综，特别是大少爷与四凤、蘩漪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冲突，攫住了我的注意力。那样的世界，那样一些人物，是超出一个十三四岁少年的认知与想象的，因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名著的影响力就是这样的吧，它开启新视域、体验新情感、获得新经验，最终丰富我们的人生。
上大学读中文系，读研学现代文学，自然绕不过《雷雨》。那时方法论热，各种古典的、现代的、中的西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十八般兵器用来干吗（用天津口音读）？分析、阐释、研究。《雷雨》主题、思想、人物、结构、语言、风格、外来影响以及写作背景、文学史、话剧史地位……里里外外条分缕析，解构得稀里哗啦。当然不单是对《雷雨》，那时一切中外名著都要经受课上课下教授学生一番认真细致的解读。学习之外，还有学生搬演《雷雨》。记得不甚成功，把蘩漪演成阴险乖戾恶毒的女疯子了。忘了曹禺先生早就提示过，在这出戏里，蘩漪是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五四后一代新女性，鲁迅的子君，丁玲的沙菲女士、巴金的梅表姐……太多了，都可看作是蘩漪的近亲姐妹。我们中文系在学校艺术节上演的却是外国荒诞派剧作《秃头歌女》，大概觉得新奇的现代派更刺激吧。
在学校每天与中外文学大师做精神交流，对大师也会品头论足、臧否一番；所以当我走进曹禺先生在北京木樨地的客厅，并不紧张。跟在老编辑张小鼎老师后，随他郑重地拜见、寒暄，一边静静观察曹禺先生：有点虚胖的身材，镜片后略有些浮肿松弛的眼袋，近视眼固有的茫然眼神，迟缓的动作，脸上的表情虽然客气谦虚但有一点“空”。我的脑海里快速闪过以前看过他的照片，那是他创作《雷雨》时年轻风发的样子，特别是那双闪着明亮的光芒、掩不住聪慧与热情的眼睛。
张小鼎老师向他引见了我，就由我“直奔主题”——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现代名剧丛书”，收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剧作，曹禺剧作自是必有的。我们计划出版《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后尊重曹禺先生的提议，又加上《蜕变》。事先张小鼎老师已做了良好的沟通，所以这次拜见，在合同上正式签字，很顺利。这一次《雷雨》发稿用的底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这个版本有序幕，有周朴园在教堂里忏悔的尾声，周朴园形象更有人情味。建国后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升级，政治运动不断，郭沫若、曹禺等老作家纷纷修改旧作以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这个老版本几十年不得流传了。这一次恢复这个老版本，曹禺先生是很赞成的。随后我就编辑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一一向曹禺先生请教——多是字词问题。进入工作状态，曹禺先生认真起来，戴上眼镜，有时又摘下眼镜，贴很近去看那发黄薄脆的老版书页。他专注于问题，同意或不同意，做出决定。我提出一句蘩漪台词似有不通，“像个疯子似的守着我”，从演戏情境可知，这说的是周朴园认为蘩漪精神有病，叫人注意她；然而主谓宾推下来却是周朴园像个疯子似的守着蘩漪，这意思就拧了。曹禺先生偏过头来问我：“你说该怎么改？”我一下子窘住，我怎么敢改，哪怕一字？曹禺先生也笑了，似乎才看清我是个未脱尽学生气的小编辑。像是安慰，他表扬我一句：“你看得很细！”我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来对照各种版本校勘这五个剧本下了点工夫呢。曹禺先生这时来了兴致，用手飞快地抓挠几下头发，说，当时写《雷雨》，情绪上来了，来不及细想，就是写，写，写！一天写一幕、两幕，一口气写几千字！——曹禺先生仿佛回到灵感爆发、激情写作的往昔岁月。这一刻，我看见了神采焕发、才气纵横的作家曹禺，非常年轻，健谈，有激情！
那一句由曹禺先生乘兴亲自改了，改得挺好，仅在“像”字后加了一个“看”字，意思就顺了。可以说，这个版本的五大名剧可以说是曹禺先生“钦定”版本，相当权威。这套书后来多次再版，特别是《雷雨》，重印过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了。
后来也还见过曹禺先生几次，但印象都不及这一次分明。我时常想起那一刻曹禺神采飞扬的情境，特别是编辑《新文学史料》接触更多有关曹禺的史料，对这位作家一生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更能体会到暮年曹禺对于写作仍怀壮志，却无法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的痛苦。他多想回到写作《雷雨》的状态啊。但是曹禺先生——
您有《雷雨》，已经足够。
三哥巴金与二叔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归了；仿佛痛别巴金还只是昨日的情景，真是令人惆怅。
这联翩而去两位，在他们生前，从不曾由此及彼地被人联想在一起。读过他们著作的人一定感觉得到：这两位各有各的人生轨迹。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巴金就是《家》里的觉慧，即使他垂垂老矣或死去。巴金自己也说：在《家》中又看到了我的青春。现在看来，《家》就是颇有几分天真的青年的青春书写，简单、冲动，但纯洁，热烈。更因为所写的一切近乎自叙传，那书中氤氲着真的血气，格外动人。巴金的青春期似乎比一般作家长得多，他的创作长期保持着青春呐喊的姿态。他的热情总是非常直接地袒露：人们啊，我爱着你们！理智地把自己与自己的小说分开如钱钟书，深沉地把爱藏在严峻之下如鲁迅，都不是巴金的做法。巴金像热情的兄弟，不是长兄，是三哥，是觉慧，一团火热，毫无世故，诚以待人，对于人性的种种幽暗复杂从不理会，须知，那是多少中外作家孜孜探询着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呵！巴金是明朗的，明白如水，青年人容易喜爱他，而中年人，涉世渐深就会觉着他的浅，会苦笑着望着巴金的好梦如遥远的乌托邦了。20岁以后，我没有再读《家》，虽然它曾经引我到处搜寻《春》与《秋》；经典也不一定终生阅读，但读过就必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比如那些普泛的理想：人道，平等，爱。
比较起来，张中行的生命姿态是低徊的。也许先生“负暄”琐话、一话再话暴得大名之时已是暮年，早已过了少年听歌、中年看剑那种阶段了。不过因为“余永泽”附体，让人即使是遥想中行先生的青年时代，也还是望见一个老成少年——他温和有礼，言语不多，一双小眼总带着三分“疑”，打量着这个世界，谨慎度日。读他的书，犹如对着族中的二叔，不是道貌岸然的威严族长，二叔是温和长辈，但闲谈中亦有祖训与道统，更有人情世故、世事浮沉。但少不经事的青年会不耐烦于他的“老生常谈”，品不出平淡中的滋味与劲道。
热情冲动时看不见人生的底色与真相，看透一切时又早失去了生命的热情，这往往是人生最惯常的悲剧，惯常到身在其中的我们难以觉察。热情的理想主义的巴金在遭遇冰冷酷寒之后回到朴素的“讲真话”，张中行拘谨了大半辈子之后晚年逸兴湍飞，他们这一生都贯彻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
对于萧红的忆念
一个女作家，31岁就死了，大半个世纪六七十年过去了，还有人记着她——年初，林贤治先生写的《萧红传》出版，现在，刚刚出版的郭玉斌先生写的萧红传又摆在我面前。记得看过的《萧红传》还有几本，作者是葛浩文、季红真、丁言昭、钟耀群、骆宾基。自然，我没看过的《萧红传》还有很多部。至于怀念萧红的诗、文就更多了，2001年我编“漫忆女作家丛书”，所收文章都是与萧红有过交往的人写的；厚厚的一本书，都是见性情的好文章。丛书中还有其他女作家，比如一生大起大落、浓墨重彩的丁玲，一生顺遂的文坛人瑞冰心，她们都算长寿了；而洋派的张爱玲、林徽因，当时正热得不得了，就觉得早逝的萧红的寂寞。想起当初萧红的《生死场》出版时，前有鲁迅的序、后有胡风的读后记，《呼兰河传》出版时，有茅盾的褒扬。想起鲁迅曾有的预言，说创作上萧红超过丁玲要比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些。这样殷殷的期许像是落空了。萧红临死绝笔：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林贤治著《萧红传》的研讨会上，曾经成功将《生死场》搬上话剧舞台的女导演田沁鑫特别痛心地发问：那么有才华有成就的萧红，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怀着别人的孩子跟了萧军，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去嫁端木？
解放后三位与萧红有关系的大作家都在北京作协，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三位，据说是他不理他，他只理他，又不理他，总之很八卦了。萧红都死了几十年了。
有时候人与人就是没法儿比，命嘛。当冰心牵着父亲的手，登上父亲的舰艇，感受海天辽阔，少年意气与抱负在父辈的精心呵护与培养中得以慢慢实现。而萧红却被那位刻薄、颟顸而又八面威风、说一不二的父亲追着打着逼着嫁人。丁玲的父亲早逝，但丁玲却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可以说是湖南女界的先锋，是接受了新思潮的新式母亲，她鼓励女儿飞得更高更远。当丁玲身陷囹圄或远在他乡奋斗，总有母亲艰辛地帮她抚养孩子，再难的处境，丁玲还有母亲。而萧红9岁就死了娘，娘和继母都是她在《生死场》中写到的那些愚昧麻木的农村妇女，在夫权之下毫无主见地活着，不可能给萧红荫蔽。萧红走出了呼兰小城就再也回不去了，萧红没有丁玲母亲那样的依傍。
没有依傍也要走出去，萧红的出走和一生流浪太勇敢了，以至于不像是勇敢而倒像是她的命运。又冻又饿穿着单衣、凉鞋走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街道上，也不回去向父亲低头；遇人不淑，怀着身孕被遗弃在洪水淹泡的旅馆里，那时萧军的出现，不啻为一根必须抓住的救命稻草。孩子生出来就被人抱走了，再也没有消息。
在商市街，两个穷青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像一件破衣，补不胜补，捉襟见肘。当然，爱情中的小甜蜜小情趣也是有的，但肯定与冰心、吴文藻的婚姻不同——冰心的婚礼在燕园举行，由司徒雷登校长主婚，婚后夫妇一同赴美，传说轮船上，冰心把以往追求者的情书随念随撕抛入太平洋，然后夫妇俩相视一笑。萧红的爱情中没有这样的轻松优游。
萧军救了她也折磨她，用绯闻、出轨、暴虐；端木没有萧军那样的大男子主义，却又像个小男人，关键时刻挺不出来。在香港漫天炮火中将垂危的妻子留给别人（骆宾基）照看，自己不知跑哪去了——这段公案后人难断真相，当事人各执一词。骆宾基指责，钟耀群（端木夫人）辩解——钟的史料可以看作来自端木对她的讲述，而端木本人却始终不开口，只是闷头一首一首写旧体诗悼萧红，倒也一副深情缅邈的样子。90年代，我随牛汉老主编拜访端木先生。那天他老态龙钟坐在轮椅里，正拼着写《曹雪芹》。牛汉趁端木夫人不在，附身在他耳边大声说：该写写了，有些事，萧红！端木只是笑嘻嘻的，不置可否。
不过有一个史实是确切的：当日军逼近武汉，人心惶惶，一票难求，萧红把票给了端木让他先走，自己挺着大肚子留下想办法。端木真就自顾自走了。后来，在渡口，萧红仰面跌倒，像个小乌龟怎么挣扎也翻不过盖儿。在等着路过的人扶她起来之前，躺在水里泥里的萧红在想些什么啊？——而此时冰心正受到她威尔斯利大学校友宋美龄的邀请，坐在蒋委员长家的客厅里，商讨中华女界抗日救亡工作的大事。
书架上，一大排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集，千辛万苦，萧红站在其中不容易。从文学品质看，她比冰心有力度，比丁玲纯粹，让张爱玲以冷冷的理性傲人吧，萧红有温暖的悲悯。鲁迅毕竟有眼力。至于男作家，无论萧军还是端木，都曾嘲笑过萧红的写作，萧红还不知挤出多少时间替萧军抄稿子……然而从艺术成就看，萧红已然超越了他们。
萧红就是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一切颠沛流离、坎坷苦难皆以写作为指归。所以众人回忆中我最喜欢聂绀弩那一篇，他记下了在生活、情感困扰中的萧红依然青春飞扬，对写作有深挚的理解并且雄心勃勃。那是一个充满自信，自觉着写作使命的女作家——萧红。
影射小说
对于我辈出生在“文革”中人，小学时期就似懂非懂地听说作家“利用小说反党”，其小说“含沙射影”攻击某某人、某某路线。后来拨乱反正，再看那些所谓“影射小说”，也不觉得其“别有用心”，从文学角度看不出高妙的影射手法，只能从政治迫害的角度得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结论。
不过，中国小说还是大有影射之传统的。《红楼梦》，“红学”中就有索引派在那里专门下工夫穷究种种影射。清末谴责小说，《孽海花》，也是经典的影射小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旧派人物被气得要命，自称“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就写过两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新潮人物，还设置了“伟丈夫”一高大形象，让他将新潮人物痛打一顿。小说歇斯底里，只为出气而作。现在读着只觉得很可笑。
追究起来，中国小说的起源不外乎志怪、史传两大脉络，而现实主义小说无疑从史传脱化而出。历史小说不必说了，就是一般小说构思，来源于某人、某事也很自然。比如，郁达夫的所有小说都是“自叙传”、都有自己的影子；丁玲的小说《韦护》写的就是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故事。这类小说，作者自己先就坦白了其人物、故事之所本，所以不能归入影射小说之列。反过来说，影射小说一定是作者不承认有影射之心，读者却读出了影射之意。
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传说是影射林徽因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太太、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她在北总布胡同的家，是30年代北平文人、学者汇聚的地方。作家如沈从文、萧乾、卞之琳，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这么多精英聚谈，女主人林徽因却是风头最健的一位。据说叶公超能言善辩，梁宗岱常作奇谈怪论，但两人遇到口若悬河的林徽因，就常常败下阵来。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夫人曾目睹过林徽因的客厅风采，说她“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谈话“充满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这个沙龙在当时是很著名的。那么冰心有没有影射之意呢？分析动机往往成为诛心之论。比如，女人间的妒忌——这在冰心已然成为德高望重的文坛祖母的今天，这样的分析更显得不敬。或者说，两人的风格做派大不相同，林徽因更西化，冰心虽然留学美国，却比较有中国的大家闺秀之风，彼此看着都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凑不到一起，否则，冰心为何不曾出入同是留学欧美的一帮精英聚会的太太的客厅？或者是文坛代际、辈分的阻隔，冰心在文坛成名早，她名满天下时，林徽因的价值还只被梁思成、徐志摩等人认识。等到林徽因的客厅成为北平知识界的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冰心已属于上一代文人了。且林徽因的本行是建筑，从事文学写作有玩票性质，不一定要郑重其事去拜文坛前辈，文坛前辈也不必做提携状，如当代文坛情形。
好的影射小说应该是个不深不浅的谜，有点难但一定猜得到，那才能让读者领略到破解“影射”的意趣。当然作为读者，也要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比如读邵洵美续写徐志摩的小说《铛女士》，你要知道“铛女士”影射的是丁玲，名字从“丁零当啷”而来，故事是写丁玲的第一任丈夫、左翼作家胡也频（小说中的蘩）被捕，丁玲和朋友们营救。小说中出场的人物还有沈从文（黑）、徐志摩（廉枫）、甚至还有鲁迅（周老头儿）。作家写作家，且又是政治面貌大不一样的人，怎么写？这样一来，阅读兴趣有了。
读下去，你会发现，在徐志摩和邵洵美这两位非左翼、姑且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笔下，革命作家倒是有血有肉、形象丰满了，因为文章用很大篇幅写了革命者的儿女情长，写法上与曾经流行的左翼作家“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不一样。特别是邵洵美的续写，对于丁玲、沈从文的复杂心理，对于徐志摩的个人魅力，都有细腻精致的刻画，让人对邵洵美的文学才华不禁刮目相看。鲁迅几次讥讽邵洵美是拿了富太太的嫁妆钱玩文学，他倒是也玩出了一些名堂。
邵洵美没忘了在小说中泄愤，将鲁迅影射一番。他写丁玲到鲁迅家求援，鲁迅才起床，“在楼上洗脸，吐痰，吃早饭；老妈子还暖了酒上去”，丁玲等了好久，看到他书房里尽是“日译的俄文书”——鲁迅曾愤恨他的论敌诬他拿了卢布，有向当局者暗示的阴险用心——不知当时鲁迅看了这一篇没有。鲁迅终于下楼，红着眼，青着脸，“好像已经喝醉了”，“头发和胡子硬得像是假的”——这一句还有几分像。鲁迅抱歉说：“我真是老了，在三餐以前，非喝几杯不可。这酒是绍兴酒；这是我所保存的唯一的国粹了。”——模拟鲁迅言语倒也靠谱；接下去鲁迅说了一大篇激愤而无用的空话，对营救帮不上忙。于是邵洵美借徐志摩的口说，你们平时那样捧他，我就好笑。他压根儿就是这一套……世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又在文中议论——人说“一身是胆”，这老头儿“一身是恨”。他所有一切活动，全是“恨”在后面指挥；就是他那似是而非的加入那个团体（指“左联”），也是“恨”的作用……人家有什么意见，他就站起来骂：自己从没有干脆的主张……关于鲁迅与邵洵美结怨始末，前两年朱正先生曾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梳理过；当时还没提到这篇影射小说。原来只看到鲁迅“骂”人，现在各种资料上市了，才发现原来那时候鲁迅也被形形色色的人随便“骂”。
邵洵美这篇续作也没有完成，也幸好没完成——因为他再写下去，就又要挨骂了。一个四处奔走营救丈夫的女人，到后来心里转的是什么“要是蘩能有一些廉枫的温柔，我也许就不会再对黑发狂。要是黑能有一些廉枫的热烈，我也许早就跟了他跑了”——读着读着，眼看邵洵美的行文把一个营救被捕革命者的小说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多角恋爱故事，要说描写心理活动是这小说的长处，可这心理也太复杂了，左看右看，都越来越不着四六地离谱了。更何况写作时胡也频已被杀害了。真的是什么人写什么文，写了革命题材的邵洵美也还是原来的邵洵美，为文轻薄。
丁玲是个敢爱的角色，但爱没爱过沈从文，不知道；单就这篇小说的情节来说，有一点邵洵美搞错了：那封署名“琵雅特丽斯”的情书不是写给沈从文的，当时的丁玲另有所爱，她公开发表的《不是情书》写得明明白白。作为写影射小说，这属于犯了技术性错误。不过，也许邵洵美故意移花接木，让他喜欢的沈从文、徐志摩统统被女作家爱上。而说到底，影射小说毕竟是小说，不等于匿名之后的真人真事大写真；而影射了谁，有时也不重要，怎么影射的，倒有趣，有时影射变成反射，让作者亮了相。
丁玲的魅力
丁玲的魅力在于她人生的丰厚。
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其他可能的人选，萧红，是经过鲁迅肯定的，鲁迅曾说她在写作上超过丁玲要比当年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只是，才女薄命，萧红40年代就去世了，剩下那半个多世纪，留待身体好、经得起折腾的丁玲去体味、去摹写了；冰心倒是百岁人瑞，其人生的开篇与结束都比丁玲既早且长，然而其温婉理性的人生姿态与一生轨迹终究不像丁玲那样每每于风口浪尖上辗转颠簸，对于她们生活过来的20世纪，比起丁玲的“贴”，冰心总有几分“隔”。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是没资格与这三位比阅历的，她的人生说来可怜，上海“孤岛”的几年是她最辉煌的时段，然而毕竟局面太小了；纵有天大的才气，也只好耗在那几个前清遗老、民国女子以及汪伪文人身上了——《小团圆》，她的收官之作，看下来最令她心心念念的还是一、母亲，二、胡兰成。试想丁玲晚年写她一生中遇见的男人，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鲁迅、毛泽东、周扬、沈从文……哪一位不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多年前，传记作家丁言昭撰写丁玲传，书名叫做“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倒是慧眼瞄着了好角度。
丁玲在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有情爱，却又远不止于情爱。当萧红在爱情中很受伤，悲戚地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时候，丁玲已在写她的《三八节有感》，向男权宣战。最厉害的是，她是在当时全中国最进步、最代表先进文化的地方——延安——写作并发表她的这篇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仍然余震不小的大作的，如果不是时代先锋，她怎么会与时代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在前方征战的大将们很恼火，贺龙就嚷嚷过：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丁玲，是独立自尊的，当时有同志想撮合她与彭德怀，丁玲不想做首长夫人，她还是要当作家，要写作。但是当爱情来了，心高气傲的她可以去追求名气、地位都差她很多且年龄小他十三岁的抗大学员陈明。英俊帅气的陈明，当时被人们嘀嘀咕咕叫做“丁玲的小丈夫”，心里很烦，也试图逃避，和另一位女性匆匆结婚还有了儿子，但最终忘不了陷于痛苦的丁玲，于是又匆匆离婚，回到丁玲身边。丁玲说，随他们说去，说个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极其坦荡的大姐大的范儿。后来，当丁玲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中被折腾，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祸首，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明表现出大丈夫气概，侠肝义胆，从北京到北大荒，直至丁玲生命结束，陈明始终与丁玲共命运，鞍前马后，把丁玲照顾得好极了。这时人们才恍然，丁玲的眼光够“毒”的，当时她抓住了陈明，就抓住了后半生的幸福。
记得一位与丁玲关系很近的女士对我说，什么某某，某某某，有的自吹丁玲爱上他，都是胡说！老太太挑剔着呢，在她眼中那就是粪土！的确，优秀男人丁玲见多了。她毫不隐瞒自己的一生情爱，曾大大方方写在文章里：她最纪念也频，最怀念雪峰。她与胡也频是两小无猜，英文里叫做puppy love的那种，遇见冯雪峰，是真的动了情，两人都动了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两人一生是比较惦记的。当时丁玲是要不顾一切扑过去的，胡也频当然很痛苦。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丁玲被捕生死不明，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写了《记丁玲》怀念故人，其中就写了那时的三角情感状态。丁玲不高兴，斥为“格调不高”。也怪，沈从文写他的湘西，写他的《边城》，是那样纤尘不染，而他的《记丁玲》以及他的有些文章的确是另一副笔墨。也许问题关键在于，丁玲是上“要闻版”的人物，而《记丁玲》却像是“娱乐版”文章。
丁玲的被捕当时惊动朝野。一班朋友打探消息、积极营救。鲁迅在那时写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丁玲女士的被捕。他接受采访，说丁玲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编书，收录丁玲的作品。他建议印丁玲作品，为丁玲母亲、孩子筹款。最有意味的是，当时沈从文向徐志摩借钱，而徐手头紧，转而向邵洵美借了钱。徐志摩还创作小说《铛女士》纪念丁玲，小说没写完，后来邵洵美续写。可见当时关注丁玲的不只是左翼文人。当时一度传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还做一首《悼丁君》的诗，控诉国民党暴政，叹文坛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谓“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从南京逃出到陕北，受到中共高层欢迎。毛主席为丁玲填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转丁玲收——当时“西安事变”才十来天，毛主席及中共高层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应对方案，毛主席高人有异行，居然分神舞文弄墨有如此兴致。这样的殊荣，据说只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享受过。这二位后来都被毛主席搞倒了。文人与政治，总是主动被动地夹缠在一起。政治家的韬略不是一般文人能看明白的。
关于丁玲与毛主席关系的由密到疏，其原因丁玲自己也说不明白。一说是没有赴毛与江青的婚宴引起的，不过后来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江青抱打不平，促使出版的。一说是丁玲一心写作，也不常去首长那里走动，渐渐就疏远了。总之，没有合理解释。而周扬，渐渐成为党在文艺界的总管。
周扬与丁玲至死也没有和解。周扬一生最大挫折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因“两个口号”论争被鲁迅骂，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对于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们，他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倒，胡风、冯雪峰、丁玲……“文革”结束后，他逢人就鞠躬道歉，却不知为什么始终对丁玲耿耿于怀。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周扬：党正确他正确，党犯错他犯错。潜台词是，周扬与党保持一致。对丁玲，毛主席虽然在延安整风时保了她，但《“三八节”有感》应该是给他留下了印象的。所以后来一次见到丁玲，对她说，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丁玲以为这是对她几年来与大众结合做出一些成绩的表扬，对她这个人的肯定——这也对，不过她没想到，也许毛主席还有潜台词，那就是，对丁玲还要再看几十年。
政治太复杂。“左”了一辈子的周扬，晚年研究“异化问题”，“右”了；丁玲当了几十年“右派”。却在许多文坛后辈眼中“左”了。有一本书就叫做《左右说丁玲》，里面收集了好多人回忆丁玲的文章，各人有各自看法。丁玲去世，陈明要求遗体覆盖党旗，未被允许。不知盖党旗是否也有个规格、级别的讲究？不过陈明要求在“生平”中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虽有争议，后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
陈明先生最近新出版了他口述的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详细讲述了他与丁玲一同经历的西战团工作、整风审干、晋察冀边区土改、新中国文艺工作建设、反右冤狱、遣送北大荒、“文革”中秦城监狱生活以及平反前后风风雨雨，首次披露大量细节，是研究丁玲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书中讲一件小事也许并不重要，我却愿意抄在这儿：丁玲、陈明在北大荒没有悲戚感伤，也不嗟叹命途多舛，而是融入当地群众中，两个年过半百的人从最底层开始生活。“文革”开始，气氛更紧张了。农场老工人，老雷头，被派来监视丁玲，却对丁玲很好。一次闲谈，老雷头问丁玲可记得以前对他说过一句话，丁玲说我可记不得了。老雷头说我可记得，那天我正在缝衣服，你过来了，你说，哎呀，我今天没戴眼镜，要是戴了眼镜，我来给你缝。这个工人就记得这句话。
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工人眼里的大作家丁玲。
关露啊关露
如果不是友人赠我新出版的《关露传》，我不会想起她。尽管李安导演的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和去年大热银屏的电视剧《潜伏》，都让人对于20世纪发生的谍战故事产生了兴趣，然而关露是谁？
“左联”女作家、“红色女谍”关露于1982年12月5日服了过量安眠药，结束了她76岁的人生。这人生，的确是起伏跌宕；这人生，忒也惨伤悲凉。
在12月1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悼念会上，与关露有过远近不一接触、交往的一批老同志，情绪颇为激动。
丁玲说，我们社会主义应当像这间屋子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
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周扬说，关露同志直到去世，我未去看过她，是个遗憾。这个同志肯定可以盖棺论定，她为人很善良。
王炳南说，我一直感到潘汉年决定关露做特务工作是个原则错误，未考虑后果，当时关露已是知名左翼作家，人们看见左翼作家也做汉奸，给她一生也带来不利因素。
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匆促上阵，血洒疆场。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往往经过短暂培训，就驾着飞机上天迎战日寇。不计后果。像关露打入“76号”魔窟，接近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为党做情报工作，估计在党组织一面，在关露这一面，都是不计后果的。当时，日、蒋、汪伪关系微妙，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又摩擦，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党利用关露姐妹与李士群的关系，也是必然的。当年李士群被捕，其妻叶吉卿怀着身孕，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并很好地照顾了叶吉卿，李士群夫妇一直心怀感恩。有了这层关系，关露顺利打入敌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发去大量重要情报，就有关露的功劳。由于关露成功策反李士群，李士群后来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将鬼子“清乡”计划提前通知中共，保护并释放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掩护新四军运输粮食、药品进根据地，利用职权发放特别通行证，并派人护送中共重要干部过封锁线等等。
但是在这过程中，关露整天陪着那些太太小姐玩乐，醉生梦死，对于文质彬彬、并不擅长于交际的关露来说，倍感煎熬。李士群的老婆一度仿佛有些吃醋，老是提防她接近李士群。李士群很忙，她也很难找机会跟他单独谈话。而最让关露难过的是，文艺界的朋友以为她投敌当了汉奸，避之唯恐不及，或在路上遇到时狠狠地投以白眼。极度紧张、孤独中的关露，甚至好几次不想干下去了。但是最终，信念支撑她，她擦去委屈的泪水，敷一点脂粉，挎着手提包，一次又一次踏进“76号”。
之后，受党组织派遣，关露在与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有关的刊物《女声》当编辑，收集情报，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
特殊的工作不仅被文友们猜疑、鄙视，由于单线联系，往往组织内部也因证明不及时而遭遇严厉的组织审查。这使关露尤为受折磨。抗战胜利后，在淮阴，关露在大街上被上海来的青年认出，大呼“女汉奸”。这一类的惊吓想必也使关露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