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让关露想不到的是，她不仅牺牲了名声，她还失去了爱情。
当时她的恋人王炳南在重庆，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一直以来，曾留学德国的王炳南担任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他组织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接待白求恩、柯棣华、伊文思等外国友人。对于王炳南，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炳南是秘书。毛泽东对王炳南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虽是戏言，却也足见领袖对王炳南的器重。
当王炳南得知关露从上海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时，他正在南京，是中共南京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代表团南京发言人。繁忙的工作也不影响他与关露频繁通信，他甚至想搭飞机去见关露——在关露去世后那个悼念会上，曾经位高权重、在关露之后又有过两任妻子的王炳南，在发言中语气平静地讲到这次未能成行的原因——领导最后决定不去，说关露是好同志，但在淮阴名誉不好，你以后少来往。当时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的身份，可关露是上了国民党拟定的汉奸黑名单的“文化汉奸”，而王炳南的工作却时时也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领导就是周恩来。在当时特定背景下，周恩来很难成全他们。
为了革命利益，王炳南写了一封绝交信。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关露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在以后38年中，关露再没有恋爱过。
新中国最初几年，关露生活得意气风发。她回归心爱的文学事业，再给妹妹的信中，她说她要去各地采风，国家铁路修到哪儿，她就去到哪儿。她孜孜不倦地写她的《苹果园》。但好景不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关露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在两年时间里，她的精神分裂症又发了，她躺在泥地里，渴了没水喝，只好喝痰盂里的水。狱里大夫说她装疯卖傻。
1957年关露被释放，在给妹妹的信中她写道：
我行为正派，历史清白，对党忠诚，已被公安部彻底查清。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是现在得了全身的关节炎，甚至发展到咽喉……
起初我情绪不好，很气公安部错抓了我，很感到受了委屈。现在我想通了，一个共产党员是没有委屈的……
然而“文革”来了，一切又混乱了。1967年关露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遭毒打是经常的。有时在囚室里打，有时在提审室里打。关露在秦城坐了8年牢。为了消磨时光，她把偷偷捡到的一根生锈的钉子在水泥地上用脚踩着磨，嘴里数着数，锻炼着大脑，运动着腿脚。不到半年，钉子磨成了发亮的铁片。关露把眼镜盒的弹簧拆下来，磨尖，每天在铁片中间划一千道，大约过了一年，关露把铁片分成了两条。接着，她要把铁条的一头打一个针眼。她心里默默祈祷，针做好了，她就出狱了。可是，三年过去了，针做好了，她却没有被释放的迹象。她伤心失望，用被子蒙头大哭一场。过了几天，她想起另一片铁条还没有磨成针呢，就释然地重新磨针，重新寄以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的四次文代会，关露是参加了的。她见到很多老朋友。老友蒋锡金发现关露变得很沉默，不大爱讲话，好像对许多事都很冷漠，反应也迟钝了……
在关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她的枕头边有一只大塑料娃娃，她喜欢娃娃，有时抱起来看看，有时替娃娃盖盖被单。关露一辈子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没有老朋友来看望她。丁玲来过，蒋锡金来过……从后来他们写的悼念文章中，可以约略拼凑一幅关露凄凉的晚景：住在狭小的平房里，朝东朝北的窗，冬天的寒风往里灌；暖气不暖，另装一只煤炉；西墙紧挨着公厕。浑身病痛的关露，僵直地平躺在床上，失神的表情，像孩子般瘦小的手臂；屋里凌乱不堪，连个书桌也没有，几本书散乱地摊在窗台上。她看病要车不方便，有时还受保姆欺负。她最大的苦恼是患脑血栓后丧失了记忆，不能拿笔写字，而心里却想着她要写作。她计划创作《党的女儿刘丽珊》这部小说，还打算写些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写关于李士群的材料，特别是自传，都没有完成。
在关露生前，《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曾去看望她，许诺将以一定篇幅刊发介绍她的文章。后来发表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这些年来，丁言昭著有《谍海才女》和《关露传》两部传记，柯兴著有《魂归京都——关露传》，萧阳著有《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十年前我策划出版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其中一本是关于关露的，书名《关露啊关露》，内收几十篇回忆关露的文章。这本书与以上几部关露传的命运相仿，并不畅销。
关露啊关露，也许该忘掉你沉重惨伤的一生，让你少年意气勇敢飞扬的歌声回荡：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细节，删去的
鲁迅与许广平从师生恋爱到共同生活，其间往来书信，经过鲁迅亲自编辑整理，在鲁迅生前就以《两地书》为题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畅销，因为大家要看大文学家、鲁老夫子如何写情书、谈恋爱。
但其实，经过鲁迅“编辑整理”的《两地书》，并不是两人通信的原件——许多私房话都被鲁迅“处理”过了。小如两人的甜蜜称呼、恋爱中的亲昵表达、日常琐事，大到鲁迅更为真实的心路历程、恋爱中的曲折，此外，还涉及鲁迅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两个人在私信中对当时的名人、朋友亲戚乃至论敌的不假修饰的臧否，对时政、事件的看法……所有这些地方，在公开出版时或删掉，或以假名替代，或换一种妥帖的表达，以便公开发表。
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短短的半个来月，几乎天天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当时许广平正怀孕；而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消息正在北京盛传。所以，鲁迅很在意他的母亲的态度，也很留意原配夫人朱安的反应。
在1929年5月15日信中，鲁迅向许广平报告：一见母亲，母亲就问：“害马为什么不同来呢？”这是在向许广平传递重要信息，即母亲已接受了鲁迅与许广平的既成事实的。紧接着，在17日信中，鲁迅写到了朱安的反应——
上午，令弟告诉我一件故事。她说，大约一两月前，某太太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而母亲大不以气忿之举为然，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看她怎样。她说，已经知道。问何从知道。她说，是二太太告诉她的。我想，老太太所闻之来源，大约也是二太太……
某太太，指朱安。二太太，即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曾经使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那位。是她向朱安报的信儿，替朱安抱不平，鼓动朱安多多地花鲁迅的钱。几年后鲁迅再次回京探母时，还在给许广平信中耿耿于怀地追记过。
这段“闲文”后来在《两地书》中是被鲁迅删去的。闲文不闲，生动地传达了当时朱安的心情与反应！从“很气忿”，借“梦”来探求消息的真假，更可能是向婆婆求救，却遭遇了婆婆的反试探，于是颓然惨淡地说“已经知道”——一个旧式妇女还能怎么样？毕竟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是个例外——当初她闻听胡适闹绯闻，当即扬言，如果胡适胆敢自由，她就先杀儿子后上吊；果然就吓住了胡圣人。
鲁迅又接着写道——
……我因以小白象之事告知令弟，她并不以为奇，说，这是也在意中的。午前，我就告知母亲，说八月间，我们要有小白象了。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这种“应该”的理由，和我们是另一种思想，但小白象之出现，则可见世界上已以为当然矣。
大约是林语堂曾经盛赞鲁迅之于中国的宝贵就像稀有的白象一样，许广平有时就戏称鲁迅为白象。而小白象指的是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于与许广平的结合，鲁迅曾经很有顾虑，怕因婚变有损名望而妨碍他的工作——他的文章对于中国的好的影响力。也怕委屈了新女性许广平。因此很纠结、痛苦了一阵子。虽然在许广平的勇敢与牺牲的鼓励下做了决定，但内心深处还是有焦虑的。这次还家，是他与许广平的新关系第一次面对母亲、朱安。母亲的态度让鲁迅很高兴，老人早就盼着孙子了；而朱安也没有搞出什么激烈举动，这局面着实让鲁迅放心了。而令弟——许广平的女师大同学、认识鲁迅比许广平早、与鲁迅全家混得很熟、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两百次、与鲁迅通信两百封、鲁迅离京后一度住在鲁迅家里、替鲁迅处理信件照看藏书甚至管理京中家里的账目——这位堪称鲁迅亲密女友的许羡苏小姐，据已故鲁迅研究家马蹄疾先生的考证，似乎也是爱着鲁迅的。那么，上面那两段“闲文”简直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的情节了，那种不失态的、不动声色的试探——许小姐用朱安试探鲁母的故事试探鲁迅。而鲁迅一定是非常信任许羡苏的，他将怀揣的秘密第一个告诉了她，然后才告诉母亲。而对韦从芜等关系较近的文学青年，还只告知两人已在上海同居，“小白象”之事却“秘而不宣”呢。可见许羡苏与鲁迅关系之近。
1926年鲁迅在厦门，与在广州的许广平天天交驰“两地书”。许广平给他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乐坏了，在信上说，穿着它可以过冬了。惹得许广平嗔他“傻子”。但鲁迅并没告诉许广平，就在同一时间段，他还收到了许羡苏从北京寄来的绒线衣两件、十滴水一瓶，这事鲁迅记在日记里。1927年鲁迅、许广平已经在上海同居，许羡苏还又寄围巾又织背心的——可能当时南北战争消息不畅，她还不知道鲁迅生活的变化吧——但当时鲁迅与她还是通着信的，鲁迅在信中没有告诉她，她在信中也没问过。而当时京中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流言，许羡苏不会听不到。也许她不相信，也不想问。
我的更八卦的推测是：以鲁迅文学家的敏感，他未必不知道许羡苏的心意；而他更在意许广平对于令弟的在意——怎会不在意？即便许广平不在意，鲁迅也觉得应该有所交代。他把那试探的试探写给许广平，是想告诉她：令弟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只淡淡一句：“这是也在意中的。”
所以这一次北上，鲁迅是很欣欣然的。因为大家似乎都接受了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世界已以为当然矣”。
在21日信中他写道——
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
这一段海誓山盟，也与其他较隐私的文字以及令弟、某太太、二太太等名字，被鲁迅删去了。
所以，拿鲁迅的原信与加工过的《两地书》对照着看，是有点意思的。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家书》，里面就包括了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还收有鲁迅给母亲、二弟的许多信。
《鲁迅家书》看点一：原汁原味的鲁迅家书直接集中出版了。
《鲁迅家书》看点二：作为五四反传统主将，鲁迅反礼教吃人，最厌恶“二十四孝”，但他对母亲却足称“孝子”。
《鲁迅家书》看点三：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在还没有因家务事闹翻之前，一道从事文学创作、翻译，一起参加活动，一起面对世界、建立功名。
《鲁迅家书》看点四：鲁迅给本家亲戚的几封信也收了。
《鲁迅家书》看点五：信的注释比较详尽到位，是在最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基础上，根据家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注释。
读鲁迅家书，看爱情中、亲情中的鲁迅，看伟人鲁迅的另一面：孝子鲁迅，长兄鲁迅，恋人鲁迅，老公鲁迅，父亲鲁迅……
棋牌声里
忘了是看哪位作家的回忆录，其中说到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后的惨状，最怪异惊心的一幕——是飞来一条炸断的胳膊，手里还捏着一张“白板”。原来有句悲愤的话：偌大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书桌。积贫积弱的中国，有时候就是连一张麻将桌也摆不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三闾大学的一班教授也打麻将，当然是偷偷地打；校长要抓，毕竟是国难期间，还有教授的面子，为人师表嘛。结果，教授夫人汪太太出了个好主意，拉校长一起打。
书桌与麻桌，常常相距不远。作家绞尽脑汁写作之余，打两圈麻将，下一盘棋，换换脑筋，是常有的事。胡适、老舍、郁达夫，好多作家都打麻将；而聂绀弩是个“棋迷”，他纪念棋友金满成有诗句云：“你我相交五十载，输赢何止百盘棋。”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那时常有一些同事去他家打牌。杨开慧开门一看，就用湖南口音招呼道：“你又来送钱给我用么？今天可不许拖欠！”这个“你”，是大名鼎鼎的早期共产党人萧楚女。一次，萧楚女运气好，赢了不少毫子、铜元。一向沉静的毛部长也有些兴奋。他下了大注，可能是想孤注一掷吧。却遭到萧楚女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萧楚女“站了起来，粗声叱咤”，说“不行，就不来了，怕什么！”毛部长还是比较沉静，没发火，“他慢慢地收起了他自己的钱，站了起来，一个字也不再说，踱到了隔壁的卧房里去。”杨开慧“自然是了解她丈夫的脾气的，同时她似乎也知道萧的性子”，她打趣地向萧说：“今天便宜了你，下次我们得重新订定办法了。”
写这一段稀见史料的人——孔另境，虽不是文学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却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姐姐孔德沚是茅盾的夫人，所以他是茅盾的小舅子。正是这层关系，在重要历史时刻，他“在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嘉兴南湖上的游船里召开的，船上还摆着麻将作为掩护，这主意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想出来的，而这船就是茅盾让还是中学生的孔另境帮忙租的。孔另境跟着萧楚女去毛部长家里打牌那时候，茅盾是部里的秘书，而孔另境是部里的助理干事。后来，国共分裂，孔另境被抓进天津警备司令部，急得姐姐、姐夫找鲁迅帮忙搭救。鲁迅与“北平的名公”也久无往来，想来想去还是找好朋友许寿裳一起联名写信给他们留日时期的老同学汤尔和——因为汤尔和跟少帅张学良说得上话，后来又找了蔡元培，几经周折，才把孔另境救出来。
不过，这不是孔另境第一次坐牢。之前五卅运动中撒传单被捕，之后因在“孤岛”上海投身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而被日本人抓去，坐老虎凳；最后一次坐牢是在“文革”中。最后这一次坐牢，时间最长，7个多月。当时年纪大了，又患糖尿病，全身浮肿，手掌皮都剥落下来——这两张透明的、带有纹路的手掌皮已在故乡乌镇的孔另境纪念馆中陈列着。
孔另境不愧是个老囚徒，在拘留所里还在《毛主席诗词》空白处写诗作词：“二十年中三入囚，逢人只觉意气豪，只因囚我者，迟早被打倒。如今第四囚，却受亲人笑，但到秋光老，看我不逍遥！”竟如此坦荡，没有一丝颓唐！最后糖尿病严重了，孔另境的腿烂了一个大洞，都露骨头了，才被允许保外就医。一没有政治结论，二没钱治病调养。他的女儿给姑父茅盾写信求救。面对无产阶级专政，茅盾也没法出头讲什么话，只能在经济上每月给他们汇寄30元钱。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1972年，孔另境还在写申述信，质问，要求返还被抄走的钱，还有鲁迅、毛泽东写给他的信，非常强悍。一生坎坷终也无法改变他。
孔另境有话直说，实话实说，是一个毫无城府的“大炮”。当年批胡风，他就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分了。他在作协上海分会的讨论会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在反右浪潮中，他溜到苏州搞创作，还给整风领导小组写信，说是“迁地避嚣，正养身与写作两全之道”，这让如火如荼搞运动的“革命群众”非常气愤。在学习会上，他还说过，现在国际上革命形势显然是处于低潮了，倘还说形势大好，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就不免成为阿Q似的精神胜利了——这自然成了他对毛主席的污蔑。而他当年曾和毛主席一起工作过，还一起打牌这档子事，被人指为吹牛，是污蔑毛主席。那时候，神坛上的领袖已然是一尊神，怎么会打牌呢？
孔另境的作品经由他女儿孔海珠女士编辑出版，我见到的有《庸园新集》、《秋窗晚集》，写毛部长打牌的文章《岭南春》、《南国之春》，都收在集子里，一篇写于1934年，一篇写于1949年。
美食家汪曾祺
春节期间多宴饮，吃饱喝足之后，遇着电视里说相声的还在那儿“报菜名”，就不免感到油腻。不过饮食文化又实在是文人雅事，随园食谱，红楼家宴，文字铺陈的美食，不在乎“口福”而是过“眼瘾”。
读汪曾祺。
他有一篇小说，讲的是扬州大盐商宴请新上任的盐务道铁大人。这铁大人已经吃了几天满汉全席了，只想喝碗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盐商赶紧按大人的意思安排。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先请客人过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鲫（鱼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铁大人听说有河豚，就要吃炒蒌蒿——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嘛。“有有有！”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铁大人满意地说：“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还请陪吃的扬州一文人过目，那文人说：“一箪食，一瓢饮，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见识了汪曾祺的讽刺，也辛辣，也谐谑。他还不过瘾，接着写那文人——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想起他一直较着劲儿的另一文人袁枚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汪曾祺是美食家。不是饕餮之徒。他在小说里、散文里写吃食，不油腻，不带馋相儿；也不奢靡，很平民化，简净雅洁。这是个态度或者说是个品位问题。他写过扬州的干丝，翡翠烧卖，加蟹包子，也写云南的气锅鸡，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经他的笔布摆出的种种美食，没有了烟火气，直接进入了审美境界。在一篇小说中，他写一个卖果子的，应季卖时鲜——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红玛瑙、白玛瑙般的樱桃。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买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山药（粗如小儿臂）、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见了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鉴赏家》。
美食家遇到灾荒年份，是在1959年。那篇小说题为《荷兰奶牛肉》。农科所的工人对那头进口的荷兰奶牛很生气——因为牛吃得足，人吃不饱。铁路两旁的榆树干都被剥光了，榆树皮磨粉可以吃。总务和食堂大师傅创制出十几样粗粮细做的点心：谷糠做的桃苏，苹果树叶子磨碎了加白面做的“京八件”。几位技术员把日常研究工作都停了，集中精力鼓捣小球菌、人造肉。人们吃苹果，吃萝卜，吃大葱——大葱搁在炉盘上，翻几个个儿，就熟了。熟了的大葱很甜。但是都不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得吃肉。肉，哪儿有？食堂连炒菜也由“下搭油”（油煸锅）改为“上搭油”（白水煮白菜，菜熟了舀一勺猪油浇在上面）。必须吃肉。有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头价钱不菲的荷兰奶牛自己走出了栅栏，溜溜达达到了火车站，恰好一辆列车进站，牛就从月台上跳下去了。据查，这次事故是奶牛自找的，谁也没有责任。那晚仿佛是个节日，人们吃着肉了。那肉非常好吃，细，嫩，鲜，香。“他们不猜拳，也不说笑，只是埋着头，努力地吃着。”
那头荷兰奶牛像一个圣徒。
据说，汪曾祺晚年很乐于下厨房，露一手，像他写的《沙家浜》里的唱词儿那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文人雅集，事后也有人写文章记叙尝到的滋味。看到过，有印象。
鲁迅这尊神
鲁迅在中国文坛上千古第一人的崇高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奠定的，并不是某团体、某政党、某些人吹捧起来的。在他生前，他对于青年、对于知识阶层的巨大影响，已经是superstar级，粉丝甚众。当他去世，那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知名与无名的人们所汇成的送葬的洪流、那覆盖在他的遗体之上的“民族魂”的旗帜，已然是所谓盖棺论定的明证。不过，另一方面，对于鲁迅的深度景仰而引发的偶像崇拜、神化鲁迅的情形，对于偶像的各种阐释与利用的情形，也都始终存在。
在许多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中，比较而言，男性回忆偏于民族、国家视角的意义阐释，女性的回忆往往较少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而注重细节，更能让我们了解鲁迅的生活常态。但另一方面，女性回忆者也会情不自禁地记录着鲁迅于日常生活中随时流露的点滴“神迹”。读萧红写的那篇情感浓郁而又自我抑制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感觉上像是一位修女在缅怀她追随、爱戴的神甫。而证之以她与聂绀弩在西安那次闲聊，她形容鲁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她对于鲁迅非凡的战斗力的一次神乎其神的描画。
最近，由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主编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了。作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写于1950年代末、出版于1960年代初的《鲁迅回忆录》，无疑提供了近距离看鲁迅的第一手史料。但是这部个人署名的回忆录却是在所谓“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经过上级（很可能是周扬）拍板而最终完成的。确切地说，《鲁迅回忆录》已不是许广平个人的书写。周海婴这一次将母亲的手稿复原出版，目的是想尽可能还原母亲的“原始思路和史实”。
手稿本以注释的方式标示出“原始思路”与“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之不同。例子随处可见——关于鲁迅教许广平学日语，手稿本写的是鲁迅的苦心——在老夫少妻情形中假想他自己死后留下许广平一个人如何生活，于是趁着自己健在的时候教给自己的爱人一种谋生的本领。而经过“集体讨论”的《鲁迅回忆录》就有所拔高，说是除了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还要多读书，以便为新文化事业做贡献。
类似的拔高还是很多的。比如，在谈到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时，手稿本反映的是，即便是在兄弟失和后，鲁迅仍关注并肯定周作人的创作。这一层意思最终被删去了，原因显然是为了政治正确。手稿本叙述鲁迅的老友、内山书店的老板善待店员的一段，也被删了。——当时惯于以阶级立场看问题，作为资本家的内山对店员怎么会不压迫呢？而有意思的是，手稿本某处提到郭沫若的日本夫人也被删了，原因自然是为尊者隐。
在涉及鲁迅与党的关系的那一章，《党的一名小兵》，在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都有所拔高。其中写到1930年与李立三会面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这里许广平采信的是李立三的回忆。而对于这次会面，作为陪同鲁迅去会面的当事人冯雪峰的回忆却是：李立三要鲁迅发宣言，支持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主张，鲁迅没有答应。“两人是各讲各的”。而事后听鲁迅讲述会面情景的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回忆就更生动有趣了：李立三要鲁迅用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说，文章容易写，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用真名一发表，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回答，那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船，其中也有苏联的，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了。鲁迅说，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中国，国内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文章就很难写了。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进行韧性战斗，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同国民党斗争到底。李立三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鲁迅说，我就回来了。——虽然这时李立三已经不是正宗的党的代表，但也可看出鲁迅与党的关系，并不像《鲁迅回忆录》写得那么简单。
1936年鲁迅见到冯雪峰时颇有些忧郁，颇有些牢骚，想什么事都不做，或者去做门房，既省力又不惹是生非。在冯雪峰写于1950年代的《回忆鲁迅》中，对于鲁迅的苦闷，他已经是欲言又止，有意淡化处理了。而到了1960年代初，冯雪峰已经挨整，在许广平的手稿本中，对于冯雪峰——这个曾在党（毛主席）与鲁迅之间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还是给予简单的客观介绍。然而到定稿时，冯雪峰已被批判为“十分荒谬”、“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那时，曾经是鲁迅周围关系亲密者，胡风被关（手稿本已将胡风归入“魑魅魍魉”），冯雪峰被整，萧军早就犯了错误……剩下鲁迅孤零零地成为偶像。
又拔高，又隐讳，在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搞出来的回忆录中，鲁迅形象渐渐地不食人间烟火了。与萧红那一类出于情感的“神化”不同，这可以称做政治性神化。
就在《鲁迅回忆录》出版之际，电影《鲁迅传》也在积极筹拍中。剧本改来改去，写不活一个真实的鲁迅。强调鲁迅的斗争性，那形象就一天到晚气冲冲的。倒是当时的主创人员（包括将在影片中扮演许广平的于兰）采访许广平时，许广平讲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甚至包括两人闹别扭、鲁迅发脾气。但可以想见，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演出一个真实的鲁迅。
后来到“文革”时期，鲁迅形象就只剩下一二条警句名言，成为别人手中的“匕首”，“投枪”，棍子。偶像的被歪曲，正如偶像的被尊崇或被打倒，都似乎是偶像必然的命运。进入21世纪，鲁迅也曾被一些青年贬抑……不过研究者们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鲁迅，各自得出结论——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呐喊的鲁迅，彷徨的鲁迅……鲁迅，渐渐地从神坛走下来。
郭沫若的身后名
这些年，郭沫若声誉不高。自从被目为“御用文人”后，除了一般研究者循例做研究之外，郭沫若这个名字很少被提及，可谓身后寂寞。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及佚诗》，其中收纳了初版本《女神》和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使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历史原初状态的印象。学者自然是关注的，但该书印数仅有2000册。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句郭老调侃自己的“打油”诗句，似乎已成了对诗人郭沫若的一般观感。有谁还记得《女神》在五四时期给中国诗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震撼？一个叛逆的、反抗的、自由的形象，就在“御用文人”的驯顺、荣宠与隐忍的背影之后渐行渐远渐模糊了吗？
还好，日前在郭沫若故居举行了一场《女神》出版90周年的研讨会，纪念那个远去的诗人。有趣的是，主办方将郭老写于1958年的组诗《百花齐放》印制了扑克牌。也许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郭沫若了，这位鲁迅之后中国第一文人，所谓“文化班头”，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书法家……
大人物的身后名，毁誉翻覆，从来都与现实相关。这一点，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最清楚的。在答《新建设》杂志问的一篇文章里，他曾这样阐释：“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所以，他替曹操翻案，替武则天翻案，他扬李（白）抑杜（甫）……他好做翻案文章。他的翻案文章，如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演出几百场，影响不可谓不大，虽是剧作而不是历史考据研究论文，但毕竟多多少少扭转了人们心中白脸曹操、淫荡武则天的一贯形象，促使许多人有兴趣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武则天。不过，作为学术著作的《李白与杜甫》却招致非议，认为是一、投领袖所好；二、滥用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而每每有诗作，郭沫若作为诗人而投身政治。当初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以一首《沁园春雪》引来众人此起彼伏的唱和；到了晚年，能与他唱和的，似乎就只有郭沫若了。而毛主席的诗词也有许多篇是和郭沫若的，比如那首“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七律和郭沫若》，那首“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喜欢李白的诗，这对郭沫若是否有影响，或许难说有或无，但从郭沫若一贯的浪漫主义诗风看，他也会更爱李白。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蔡震先生在新作《郭沫若画传》中提到一个史料：《李白与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写的，只因一个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当时中苏边境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学者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的领土扩张。可见著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趋附领袖。
但趋时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谓学术，都受政治环境影响，普遍地用阶级观点分析古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学生都能背诵，起首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根据杜甫草堂之顶有多少层茅草为证据指出杜甫过着地主阶级生活。
那时代是“亲不亲，阶级分”。现在想来，不喜欢杜甫，也不必一定因为他是地主阶级。同样，姚雪垠塑造的闯王李自成竟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样高大完美，符合“三突出”原则——中学课本还选过，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老师一起笑。难道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如何揭示历史真实呢？
蔡震新作提到陈寅恪。1953年郭沫若按照中宣部的提议，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致信陈寅恪，请他担任历史二所所长（另外两所所长为范文澜和郭本人）。陈寅恪回信却是回给科学院，而没理会郭沫若。在回信中，他提出了条件，即著名的“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回信中，陈寅恪以他当年为王国维所写碑铭重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并毫不客气地挑战郭沫若，说郭是甲骨文专家，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可以把他的碑文打掉，由郭来重写。他用了唐代韩愈、段文昌先后写《平淮西碑》的典故，把自己比韩愈，自信他写的碑铭“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赞韩愈写的碑文），不会湮没。郭沫若之前对王国维的死因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但“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这个判断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而陈寅恪看来是不以为然的。
郭沫若与陈寅恪最大不同其实是在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一个投入，一个远离。如果要找一位与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文人，一定是郭沫若。他是历史潮头上的人物。五四有他，《女神》惊艳亮相，创造社高张创造精神；北伐有他，攻武昌城，他亲手捆扎攀城墙的云梯；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要将长江下游几个省交他管辖，他却以《请看今日蒋介石》揭穿其真面目；南昌起义，他谢绝了张发奎邀约去日本，赶赴南昌，在白色恐怖中与贺龙一起入党；卢沟桥事变后，他别妇抛雏、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参加抗战；他与李公朴一起经历“校场口惨案”，他不惧国民党暗杀，在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上慷慨陈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呜呼二公，为和平民主而死，虽死犹生……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建设新中国而工作……他的老朋友夏衍说过，党犯错时，郭沫若也跟着犯了错误。他没有活到对党内错误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反思，我们无从知道了。
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些历史片段——
“文革”中，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甚至没有向他的老友周恩来提起。他把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案头，日日相伴，一字一句地抄写，竟抄了八本。这是怎样不见泪痕悲色的锥心之痛。
“文革”中，他在一本英美抒情诗的空白处，随手翻译了一些他喜欢的诗作，似乎透露了他的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激情，如罗素·葛林的《默想》：我不能让我的尊严的人性低头/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如高尔斯华绥的《灵魂》：
我的灵魂是太空！
电在闪呵雷再轰，
日月群星在运动，
时而卷起大台风！
风再起！这灵魂里的浩浩长风终于没能使郭沫若再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逝世。人生苦短，人生几何。
穷文人，富文人
自古文人穷的多。
郁达夫因为在小说《沉沦》中大胆直露地宣泄他弱国子民的性苦闷而一举成名，在五四后文人群中算得上是畅销作家了，小说、散文、日记都有出版，却还是缺钱，常在文章中诉穷。他给夫人王映霞的信中，也常有“商量柴米分排定”的生计打算。抗战中，穷愁日子更是不容易，王映霞在一封信中诉穷，郁达夫竟气恼地在这封信的背面大字加批，斥之无理，不该写这样的信，还将信寄还王映霞，让她“自己看看”，反省反省。全忘了当初两人定情时他自己作诗，什么“偕隐名山誓白头”，“为君先买五湖舟”，买舟，也只能改买“粥”了。也忘了他自己不是也在信中抱怨商务印书馆算稿费要扣除标点和空格。
丁玲与胡也频，加上沈从文，萧军与萧红，成名前做文学青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更是经常的。看萧红的《商市街》，看她写饥饿，就知道她是刻骨铭心地饿狠过的。
当时文人单靠著文就能维持生计的不多，可能只有鲁迅这样的大腕才能做到。即便是鲁迅，早先时候也有经济上的不自由。与许广平在热恋中分开，去厦门大学教书，就有经济上的考虑，想多攒几文钱，用于日后两人的生活以及赡养母亲、前妻。在上海，鲁迅以写作为生。他夜里写作，凌晨睡去，十年里除了卧病，夜夜如此，勤劳一如农人。他自奉颇简，家里备有两种香烟，较贵的招待客人，便宜的自己吸。所以，当国民党严格设立新闻出版检查制度，鲁迅更换无数笔名，以“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东奔西突地逃文网，其内心承受的压力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的、生计的。
相对而言，诗人徐志摩因为有一位富爸爸，日子就过得舒服多了。这位富爸爸对自己的独子也舍得投资，送儿子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且不提，单是请梁启超收下儿子做弟子就破费了一千块银圆作为贽礼，这个数目是很大的。不过，这个钱花得也很值。要知道，梁启超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声望是无人可及的。做梁启超的弟子，等于是富爸爸用重金将徐志摩托举到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最高平台上，起点就高，当然有利于日后发展。而且作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他们那个新月社，与他的富爸爸和一银行家黄子美出资搞的聚餐会以及后来黄子美又搞新月俱乐部，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才有徐志摩写文章来“撇清”
——神经敏锐的先生们对我们新月社已经发生不少奇妙的揣详。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社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是过激派。
——这一段文字恰好如实地说明了新月社绝不单纯是个诗社或文学社，或欧美同学会，新月社的成员中的确有当时中国社会政、经两界的精英、名人。徐志摩就住在新月社，一班朋友经常聚会，研讨学问，品评诗文，议论时政，饿了就叫雇的现成的厨子开一桌。演剧听琴，新年办舞会，元宵节有灯会，活动是蛮多的。社员自然要交费。
与20年代新月俱乐部相比，30年代革命文人常去的“革命咖啡馆”虽然时尚，却透着洋快餐的寒酸。像周扬、夏衍等职业革命文人，自然是更穷的一伙。“左联”办杂志，有时是要向鲁迅、茅盾这些左翼的文坛大佬们募捐的。
所以怎么看徐志摩都的确是当时文人中的富人。不过这个富文人花销也大，特别是娶了一个会花钱的陆小曼之后，就常常入不敷出。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只好多兼课，贴补家用。他还曾帮朋友卖房产，做中介，赚取佣金。1928年去美国，他带了许多古董和玉器，准备出售了，发一笔财。
不过更富的还要算是邵洵美。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台湾巡抚、湖南巡抚，他的外祖父是跟着李鸿章办洋务、当过慈禧太后的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官商之家，祖产自是甚富。邵洵美有个本家长辈，兴致来了可以把一家书店的书统统打包买走，之后也不知道读不读；还有个亲戚一高兴从庙里请个巨大的菩萨像，费尽周章运回家。而邵洵美是拿祖辈的钱玩文学，玩得很大。他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结交文坛友朋，经常做东请饭，号称“小孟尝君”。与徐志摩、郁达夫都是常来往的朋友。新月书店后来难以维持，邵洵美还曾出资试图中兴，搭进去不少钱。后又开办时代印刷厂，出版书报杂志。他曾斥巨资从德国买回当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制精美画册。解放后，这套设备卖给了人民日报社。到了新社会，邵洵美差不多把家产都玩光了。比起他那大家族里吃喝嫖赌的亲戚们，邵洵美总算把钱用到正地方了。但在当时，邵洵美可能是太招摇了。自己拿着祖辈的钱玩文学也就罢了，却不该写文章讽刺穷文人，轻飘飘地说文人所以为文人，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无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
于是惹恼了鲁迅。鲁迅有好几篇文章是针对邵洵美的。他说，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压迫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这首先是出于鲁迅的立场和当时所受到的压迫而发出的愤懑之声；其次他说，
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鲁迅毫不客气地明确判定邵洵美的诗不怎么样，金钱可使鬼推磨，却不能帮助你写好文章。后来鲁迅还进一步奚落用钱捐做“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