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开一间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
近些年来，研究者、出版界对于邵洵美在文学、翻译以及出版领域的成绩越来越关注，邵洵美千金散尽，还是玩出了一些名堂。
“全集”不全
“全集”不全——此事古难全。作家写得多，除了鸿篇巨制、经典名著外，总有一些零散篇什刊布于各类报刊，时间长了，难免失佚，全集漏收是自然的事。
现代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的文章可能是目前出版最全的。鲁迅的佚文、佚信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经过20多年的寻找、发现、鉴定，到了2005年最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时，新增收了18封信、24篇文。鲁迅的无可撼动的地位和无数人对他的热爱使他的佚文佚信的收集不仅是官方学术机构的分内工作，同时也是民间的个人的自发行动。而张爱玲的文字的每一次发现、未刊文稿的每一次整理出版，都成为广大张迷的盛事。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到《小团圆》，都引起阅读热潮。前不久又看见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先生在刊物上披露他新发现的张爱玲佚文《炎樱衣谱》，包括《草裙舞背心》、《罗宾汉》、《绿袍红钮》。这是张爱玲为好友炎樱开设的女式时装店做广告，从大衣、旗袍到背心手套，都做了细致、生动、俏皮的介绍。文学家做广告自是别出心裁，看她描摹一副绒线手套——
手套朝外的一边，边缘缀着深红绒线的排穗。短短的，鬃毛似的，从小指的指尖到腕际。这里的灵感，来自好莱坞的西部影片。美国西部的牛郎，他们的大脚裤，两边镶着窄条的牛皮排须，一路到底，又花哨，又是大摇大摆的英雄气概。我们这里的小姐们，骑脚踏车的时候戴了这样的手套，风中的排穗向后飘着，两边生了翅膀似的，也是泼辣可爱的。
在没有电视广告的年代，多么需要文学家一支绘影涂形、描摹毕现的生花妙笔啊。如果不是这段文字后面紧跟着炎樱时装店的电话号码，真的会忘了这是一则广告。这三则或200字或400字不等的短文，与张爱玲那篇比较“隆重”的《更衣记》相映成趣、异曲同工，将来是要收入张爱玲全集的。
一个可以出版全集的作家当然是大作家，为了研究起见，大作家的任何文字都是不能舍弃的。即如这几则短短的《炎樱衣谱》，研究者就能看出问题来。张爱玲在讲炎樱用她母亲的大围巾改背心时，提到那围巾曾经风行于民国六七年，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讲，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陈子善先生即考证出那次演讲是在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收在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原文是这样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陈子善先生得出两点结论：一、张爱玲对鲁迅作品确实下过工夫；二、“张看”鲁迅有与众不同的视角。
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可以不必如此学院派，因为那些新发现的佚文一般不是作家的重要作品。重要作品会丢了吗？其实，已经收到全集中的也未必是“字字珠玑”。全集关键在乎“全”，不在乎“好”。所以许多作家生前是不同意出版自己的全集的。这当然是出于谦虚与自爱，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少作”、平庸之作统统塞进全集，使自己暴露无遗。即使作家去世后，作家的家人出于保护作家公众形象的考虑，不授权出版，任谁也没办法。这让研究者无比抓狂。在中国，还有具有特色的政治因素也会影响到全集不全。比如，建国后党的首席文化官员周扬，他在历次文艺界大动荡的风口浪尖上写的那些文章、报告，如果不收入他的文集、全集，那周扬就不成其为周扬了；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表态文章、批判文章，收不收入全集？那是时代的印记，不能不收；但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收进去也是一堆文字垃圾。
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北大教授商金林的考证文章，就是关于《胡风全集》失收的写于1927年前后、刊登在国民党报刊上的具有反共思想的一组文章，这对于研究胡风一生思想、道路自然是不可回避的。我问过《胡风全集》的主编，胡风女儿张晓风老师，她说，一是编文集时她没有找到刊发那些文章的旧报刊，二是父亲生前不愿意提那段混乱痛苦、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生历程，更不愿提那些文字，我何必要编入全集呢！——从这个历尽苦难的胡风的女儿的角度看，全集不收这些文章，完全可以理解。我对电话那头的晓风老师道：您说得也是。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开始筹备编辑出版《汪曾祺全集》《林斤澜全集》了。
日记不秘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名人的日记却往往是大家看。
鲁迅的日记是收在《鲁迅全集》中的。看鲁迅日记，会记起他从前是学医的出身，日记极为精简，记着今天天气，见了谁，去了哪儿，收到谁的信，又复了谁的信，买了几本书，书名一一写出，花了多少钱……总之是流水账式的，无描写，也不抒情。像与二弟周作人夫妇闹开，兄弟失和，这是鲁迅一辈子心中永远的痛，而日记中只简单地记了一笔：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此可记也四字，算是隐隐地有情绪暗涌，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是看不出什么的。到后来鲁迅搬出八道湾，因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而遭到周作人夫妇无理阻挠甚至言语肢体冲突，鲁迅记在日记中也是简洁平静：
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真是零度情感叙事。
不过，即便鲁迅日记精简若此，也仍然有工夫了得的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出丰富的内容来。比如许多年前鲁迅研究专家马蹄疾先生就是从鲁迅日记中，窥视出有关鲁迅与许广平感情发展的细微踪迹——师生频繁热络的通信突然停止了，为什么？查鲁迅日记，这一时期，鲁迅到女师大去的次数明显增加，许广平来鲁迅家的次数也明显多起来，两人已频繁见面，自然用不着写信了。最引人注目的是1926年3月6日日记有一条：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像暗语。害马是鲁迅给桀骜不驯的许广平取的绰号。那剪鬃毛是鲁迅给她剪头发？在夜里？马蹄疾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这是他们两人感情发展升华的印痕。
对比鲁迅在日记里的不动声色，郁达夫日记则是另一类的极端代表。他是主张创作都是自叙传的作家，甚至仿佛有暴露癖，连家丑都要作诗、加注释向外界张扬，何况在日记中。他的恋爱，可能于他是太宝贵了，形容为“千年逢闰月”，从他在朋友家里遇见王映霞，就开始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一日不见，上蹿下跳，情绪波动，呼天抢地，在日记里就闹腾不止。全不管这日记日后会不会被人公开，要不要保留一点隐私。
胡适从小被他的寡娘拧肉教训要做人上人，所以他经常在日记中“吾日三省吾身”，而且记下知识，研究学问，都是一本正经地在“立言”、“立德”，就有人说他存了做圣人的心，记日记也预备着有一天给后世瞻仰的。而朱自清显然没想到死后被毛主席表彰，说他有民族气节，饿死不吃美国面粉，做了圣人；后人自然仰望他，所以当看到他日记里经常记着去某教授家吃饭，这家的女主人如何美，饭菜如何香，就觉得这个圣人太“食色性也”。其实，圣人也有凡人的一面。
更多的作家是把记日记当成搜集素材，作家的日记本相当于画家的写生簿。萧军的延安日记经由他的女儿交《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部分，那真是一份丰厚的史料。萧军当时是憋着劲儿要当大作家的，日记里常有这样的豪语：我看今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既不会出在国民党内，也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内。言外之意非他这位无党派作家莫属。他是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因而他的日记极为详尽，涉及的人、事极广泛。出现在他的日记中的人物，政界有毛泽东、洛甫、王明、陈云、王震、彭真等，还包括他对毛夫人江青的观感；文艺界的有丁玲、艾青、周扬、萧三、张汀等，与丁玲关系由密到疏的过程、与周扬一派的对抗，都记得分明；延安军民的一般状态，如何看剧，跳舞会的情形，集会的场面，都有详尽记述；他的家庭及生活情形，与妻子王德芬的龃龉，也悉数记载。日记中还有对王实味的生动记录，这位因写杂文《野百合花》而遭到猛烈批判的人，在巨大压力下近乎痴狂，跑来找萧军，劝萧军加入党。当时萧军为避嫌疑，故意大声喝骂他，望着他跌跌撞撞走了。萧军记人记事，也抒情，更臧否人物。他跟毛主席在窑洞里谈天说地，给三位诗人画像：卖膏药者，卖小古董者，小姑娘描花样。惹得毛大笑，说：让这些诗人听见非骂你不可……面对萧军，毛主席感叹自己不自由，做篇文章，每一个字全要讨论，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萧军接茬儿说，所以说，叫花子要饭三年，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封建社会，皇帝自己不记日记，但有宗人府记起居注。除了党史、国史之外，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日记，但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学者的研究文章也正陆续做出来。日记中的蒋介石，与我们从小在报刊影视中看到的那个“蒋光头”、“蒋该死”、“蒋委员长”实在是判若两人。
“文艺总管”张道藩
最初“遇见”张道藩，是在画家徐悲鸿的两任妻子——蒋碧微与廖静文各自写的回忆录中。在徐悲鸿的家务事中，张道藩是以熟朋友的身份从中斡旋，而其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所以蒋碧微的一部回忆录，上半部题为《我与悲鸿》，下半部就是《我与道藩》了；而廖静文笔下的张道藩纯然一国民党反动官僚形象，帮助蒋碧微，迫害徐悲鸿。徐悲鸿为了向蒋碧微支付高额离婚赡养费，整天站在桌边拼命画画，腿都浮肿了。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徐悲鸿等左翼进步文化人集结在国民党第三厅，在郭沫若领导下展开抗日救亡的各种文化活动。而张道藩也深得蒋委员长器重。张道藩曾留学英、法，是伦敦大学美术学院第一位入读的中国学生，他也雅好戏剧，组织剧团，创办国立戏剧学校，据说张道藩还与曹禺等人联合创作国防剧《黑字二十八》，是演出委员会主任、导演团成员，还一起登台演出。1938年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长期负责国民党文宣与党务工作。
国共合作讲团结、有摩擦的情形，许多人回忆过，总之是共产党善于做宣传工作，国民党的文化官每每很失败。不过，张道藩还是蛮活跃的。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传到国统区，国民党为了抵制其影响，特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出面，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所谓“五要”、“六不”。“六不”第一条是“不要去写社会黑暗”，针对的就是毛《讲话》中提出的“对敌人要暴露，要打击”；第二条是“不挑拨阶级的仇恨”，针对毛文所讲的立场问题；第六条“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针对的是毛文倡导的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破”了之后要“立”，张道藩所提出的“五要”，除了一贯的“民族的立场”而外，“为最痛苦的平民写作”又似乎与“不要去写黑暗”相矛盾，“要从理智中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也都是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论。不过这似乎不妨碍他被称为“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
国民党溃退台湾后，反思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失败的原因，张道藩也备受指责。有人就说他做文化工作不力，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争取到，全国成千上百的作家跟到台湾的不过三五十人，像梁实秋、苏雪林，在中国内地原只能算二流作家，至于胡秋原、陈西滢，只因与鲁迅论战而有知名度，创作上没有大成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及的十五位作家，只有张爱玲、凌叔华没有留在中国内地，但也没去台湾。当时张道藩办的刊物也都不及许多左翼杂志影响大。
尽管如此，张道藩依然受到蒋介石重用。1950年5月4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领导全岛“反共抗俄”的文艺团体，张道藩是三个常务理事之一。有人曾问蒋介石：“文艺工作到底由谁领导？”蒋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领导。”所以张道藩干劲十足，开会、座谈，号召作家创作反共文学。而实际上，当时台湾军界势力插手文艺界，“国防部总政治部”、“警备总司令部”都对张道藩的文艺协会进行肢解和制约，挖墙脚，拆台，搞事端，张道藩手下的亲信有被疑为“匪谍”的，有被排挤到海外的，甚至张道藩本人也受些窝囊气。
研究港台文学的古远清教授曾在文章中介绍，张道藩曾改编明代歌谣，写了一首《老天爷》：“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瞎/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的共匪为何不垮/大陆同胞活活的饿煞/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当时就有人提醒他，明代这首歌谣是骂崇祯皇帝的，而在台湾，“老天爷”几乎就是“老总统”的代称，可是张道藩自信他是带头搞反共文学创作，而且他改写的歌词从头到尾都是反共的，没问题的。他还兴致勃勃地请远在美国的名家赵元任谱曲，赵没有答复，他又改请人谱曲，最后在电台播出。果然，这首歌遭到了“警总”查禁。张道藩一向是查禁别人作品的，这次自己倒被查禁了，吃了一回瘪。
其实，文人从政，结果都不大妙，像寓言中的蝙蝠，不知自己是鸟是兽，身份的混乱，角色的冲突，导致行动失措、内心纠结。
再说到私生活，张道藩似乎也是有些夹缠不清的。有论者大概从张道藩的反动身份立论，同时嘲笑蒋碧微最终也没能与张道藩正式结合，张有法国妻子。但也许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蒋碧微颇有男子气，当初敢于跟着悲鸿私奔日本，转而法国，绝非寻常女子；看她与徐悲鸿留学巴黎，与包括张道藩在内的一帮留学生混在一起，成立“天狗会”，有见解，亦有脾气，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又是唯一女会员，被戏称为“压寨夫人”。张道藩固然是徐悲鸿的“兄弟”，却也是蒋碧微的朋友。在法国时张道藩就曾暗恋蒋碧微，还曾试探过蒋碧微。只因当时蒋碧微一心恋着徐悲鸿而无从展开。据说后来张道藩在自己的婚礼上，面对美丽的法国新娘还是难以放下内心对蒋碧微的纠结，喝得大醉，大闹自己的婚礼，而朋友们还以为他是太高兴所致。所以当徐、蒋两人婚变，张道藩态度偏向蒋碧微，也在情理中。之后，在帮助一个离了婚的女友的一来二去中，早已人到中年的张道藩不知不觉把自己搭了进去，弄得筋疲力尽。估计这也不是他理智上认可的。据张道藩的朋友曾虚白回忆，当时台湾时局动荡，张道藩的法国夫人携女儿出国避乱，空巢的张道藩就和形单影只的蒋碧微“凑合同居”了，同居而居所门外却分别挂着两块牌子，一“张”，一“蒋”，意在撇清。他们在居所中常常邀约一二个密友赏画、宴饮，聊到深夜。曾虚白就常在被邀请之列。据曾虚白揣测，张道藩是想用聚会的热闹减少二人独处的时间。待到张道藩出任立法院长，夫人也回来了，张道藩就回归家庭，另外给蒋碧微找房子住了。所以曾虚白认为，对蒋碧微，张道藩是“怜”大于“爱”的。
作家们，母亲们
研究作家与他（她）们母亲的关系，应该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有“圣人”之誉的胡适，幼年时期也曾十分顽劣，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老子死了，没人管他了，所以很是张狂，结果被他孀居的母亲拧肉——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详细的记述。他母亲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打骂他，给他留着面子，等到半夜三更再教育他，罚跪，或拧他的肉，不论多疼也不许他哭出声。为了他学习好，胡适母亲总是多给私塾老师钱，老师自然格外用心给胡适“吃小灶”，胡适的学业因此进步很快，朱子的《小学》，老子的《原学》，《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一路读过去兴趣盎然，而他的同窗学友还拿着一封信，在问他“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呢。成年后，胡适感念他的母亲既是慈母又是严父。
胡适与鲁迅、茅盾等那一代许多作家一样，对母亲最大的服从是违背自己的心愿、接受了旧式婚姻。告别外国女友韦莲司、中国表妹曹佩声，胡适对于文盲且小脚的太太的接受，有一点“痛并快乐着”的意味，颇具改良主义的折中的喜剧色彩。婚姻是旧式的，婚礼却是“文明”的，西式的，胡适一身西装而非长袍马褂，江冬秀花袄花裤代替了凤冠霞帔，新郎新娘相对三鞠躬，就算礼成。胡适在婚礼上还一通演讲，提倡革除旧礼节等等。这个新潮的文明婚礼让家乡父老颇感稀奇，议论纷纷，一时传为笑谈。婚后，胡适还作了好几首白话诗，都是旧体诗中赠内、寄内那一类，显得夫妻融洽，让一直担心的母亲颇为欣慰。
胡适的小脚太太倒也颇有本事。她做得一手好菜，不仅管住了胡适的胃，也让胡适周围一班朋友如徐志摩等吃得嘴软，“大嫂”叫得欢，同时暗忖这旧式夫人毕竟也有新式夫人大抵不具备的种种好处。胡适曾公开表扬自己的夫人，说最让他敬重的是江冬秀反对他做官，希望他一心做学问这一点上。似乎他的旧式婚姻建立在这个敬重之上。像胡适这样游走于政、学两界的人，做学者，兼做“王者师”，也是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学士的老路，不论是替政府帮忙还是帮闲，估计在兴头上干得欢时是不会在意家中夫人有何意见的，待到意兴阑珊、没滋没味还惹得一身臊时，不免想起老妻曾经的劝解，于是拿夫人意见来说事而已。
有人说，胡适写日记时都在端着做圣人，给人看的都是他想给人看的。有点像他母亲半夜三更拧孩子，他的婚姻围城里是何种情形，外人怎么知道。有史料披露，胡适的婚姻也建立在江冬秀的“厉害”上，江冬秀一度扬言要杀了她与胡适的亲生的两个儿子、然后自己上吊，吓得胡适赶紧收起花心，回归家庭。所以，有“敬”，亦有“威”，维持着旧式婚姻白头偕老的佳话，晚年的胡适也还能笑眯眯地为牌桌上的太太沏茶倒水。
执拗、强硬的鲁迅对于旧式婚姻的妥协，全部原因在于那是“母亲给的礼物”，他只好接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这首每每被人提及的著名诗篇，其前三句有人就解作无可奈何接受了旧式婚姻的鲁迅之悲愤、惨伤、荒寒之心情的写照。在遇到许广平之前，鲁迅是打算陪着小脚夫人“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旧账”。鲁迅一直认为在进化的路途中，他自己这一代人是“历史的中间物”，其历史使命是由自己承受几千年旧道德的沉重与残酷，“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他太懂得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故此也明白、体恤母亲的心意。既然朱安是母亲给予的礼物，而且朱安自己也是历史牺牲品，那他就只有好好供养，经济上的供养，当然也有淡然的客气——比如他外出归来买几样点心，先送去请母亲品尝，再让朱安挑几样，然后才拿到自己房间里——但是，在旧式婚姻中，鲁迅从来没有付出自己的感情，这是不同于胡适的决绝。
考察鲁迅与母亲的关系，其家庭日益困顿、破落的大背景是关键。祖父的入狱，父亲的病与死，族人的白眼，作为长子的鲁迅，在小小年纪时就分担了母亲的愁苦。所以读鲁迅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一个深沉的有担当的父兄形象，因为鲁迅没有经历过青春的飞扬；而另一方面，鲁迅对于他的母亲而言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
只因母亲喜欢看旧小说，新文学家鲁迅就四处收罗，买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美人恩》之类给母亲；因为天气冷，母亲爱吃的应季的笋干寄迟了，也要在信中报告一下。鲁迅写给母亲的信，抬头总是恭敬地写着“母亲大人膝下敬启者”。为了慰藉母亲喜爱孙子的心情，鲁迅几乎每封信都用一番笔墨写海婴逸事。如“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亦较去年强健，且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又如“海婴很好，每天上幼稚园去，不大赖学了……他什么事都想模仿我，用我来做比较，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这样轻松休闲的笔墨在鲁迅是不多见的，透露着融融亲情。
所以，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尽管在五四时期做文章猛烈抨击旧道德，非“礼”，非“孝”，在个人生活中却还是母慈子孝的。到了30年代前后，有“阶级”概念了，于是文学中有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在巴金的小说中出现了昏聩的、伪善的甚至卑劣的封建家长和叛逆的革命的子孙。《家》、《春》、《秋》中的家长，几乎都在这个模式内，即便不是坏的、落后的，也是懦弱无用的。同时期的诗人艾青则是把他的爱献给了他的保姆大堰河，写出了动人诗篇：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
这时的母与子有时竟站在了不同阶级阵营中了。
时代车轮滚滚驶过，再晚一些的张爱玲又呈现不同的情形。或者说张爱玲显赫的家庭超前于时代，中西教育背景不同又加强了这种超前，使得张爱玲有那样一位得风气之先的摩登趋时的妈。这位仪容优雅的黄逸梵女士毅然抛弃了又吸鸦片又纳妾的丈夫——张爱玲的爸，亦抛下年幼的女儿、儿子，潇洒地和小姑子联袂漂洋过海看世界，在英国陪读，在法国学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踏着三寸金莲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虽然最终也没学成什么，但生活的世界是宽阔自由的。
这位在张爱玲四岁就出洋的母亲，在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中忽来忽去，在年幼的张爱玲的眼里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回来了，一切都不同了，从父亲昏暗的烟雾缭绕的屋子搬到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面徒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画画、学弹钢琴、学英文、学做洋式淑女，培养“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面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待到母亲又走了，后母来了，饭桌上，父亲为了一点小事就打了弟弟一个大耳光，张爱玲捧着饭碗挡着眼泪直淌的脸，那种眼泪已是近于孤儿之泪了。那时想起漫游世界的母亲，该是多么遥不可及的绝望。
在张爱玲关于母亲的一切表述中，都透露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她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物质上的与精神上的善，都在母亲那里；而母亲常常是可望不可及的；二、她的容貌举止处处令母亲不尽满意，心下自卑，又自认在经济上拖累了母亲；三、对母爱的极度渴望与母爱的严重缺失，种种原因使她与母亲疏离，由此造成了蚀骨的痛。
这种种关于母亲的纠结，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得到了艺术表现，小说女主角九莉甚至是以心思细腻的刻毒报复来惩罚母亲对于她的忽视。极度的恨，有时真的是源于极度的爱。张爱玲一生，除了让她“张招”、“张牵”的胡兰成，最让她受磨折也最不能令她释然的，也只有她的母亲了。如果对照中国文学中那些善良、慈祥、辛劳、无私的母亲形象，《小团圆》中的母亲的确是相当另类了，仅此一点，《小团圆》也可说是具有开拓意义了。
画家而能文者
看刘海粟回忆傅雷，两人相识于法国，1929年。那时傅雷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同时也听艺术讲座，学习艺术史。两个年轻人异国相交，立刻成为知己，一同去卢浮宫观摩世界名画，去瑞士、比利时游览。在梵蒂冈大教堂，他们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那些绘制在屋顶的壁画，仰头看久了，累了，他们就索性躺在地上看；眼睛看花了，就用镜子反映下来看，完全沉迷于艺术境界中。傅雷热爱美术，也热爱音乐，在绘画、作曲、弹钢琴几方面都做过不小的努力，只是他的审美能力比创作能力高得多，总不满意自己画的画、作的曲、弹的琴，最后放弃创作转而做艺术研究，翻译，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音乐梦想就由他的儿子傅聪实现了。
拿画笔的刘海粟文笔也灵光，他回忆傅雷，徐志摩，丰子恺的文字，都使人读了如见其人。丰子恺也是能画能文之人。他的《缘缘堂随笔》与他的漫画是可以对照着看的，比如那些表现小儿女意态的散文，对照着像《瞻瞻的车》——画中一个孩子用两把大蒲扇当自行车在“骑”，像《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孩子给凳子穿上了鞋子，真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一种“互文”，相映成趣。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丰子恺漫画画得好，而题画的那一句话往往也如画龙点睛，让画意更隽永。见过丰子恺先生一幅漫画，画了一个正在咳嗽的老头儿和一对神情黯淡的男女，画的边款题曰：楼上老先生咳了一声，一对恋人就分了手。当时我正在大学里学五四时期反封建、提倡自由恋爱那一段文学史，看了这幅画，就明白了五四时期历史情形。还有一幅《最后的吻》，画穷人养不起孩子，只好忍痛送到教会育婴堂，而角落里狗妈妈在给小狗喂奶，人畜对比，真是情何以堪。丰子恺为鲁迅小说所画的插图，也是受到文学界与美术界人士赞扬的，因为理解得深，画得好。
而文学家鲁迅一生热爱美术，且为西方现代艺术所吸引，提倡新兴木刻运动，介绍国外版画家，培养国内新生力量，种种切实努力都是有实绩的。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北京现代文学馆邀请雕塑家熊秉明制作鲁迅像，熊秉明在构思中首先想到这一点。他注意到鲁迅专文介绍的德国的珂勒惠支、比利时的麦绥莱勒，都以黑白对比的强烈冲击感表现人生之悲惨与战叫，后者在手法上深受立体派和表现派的影响：粗犷，炽热，简净，痛快。熊秉明发现这种艺术品格也是鲁迅的创作追求，鲁迅的小说决非一般所谓平实的写实主义，鲁迅的风格有现代感，这是鲁迅与许多同时代中国作家大不同处。熊秉明甚至在鲁迅作品中读出了鲁迅像应有的质感——铁。而铁在艺术上应用是晚于青铜与岩石、具有现代感的材质。他在《关于鲁迅纪念像的构想》一文中写道：
铁是鲁迅偏爱的金属。铁给人的感觉是刚硬的、朴质的、冷静的、锋锐的、不可侵犯的、具有战斗性的。在文章中，在小说中，他常以“铁似的”来比喻他所赞美的人物。
《铸剑》：“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发黑眼睛，瘦得如铁。”
《理水》：“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秋夜》：“……而最直最长的几段，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在多得不可计数的关于鲁迅的文章、专著中，每每有美术家的文章使人眼睛一亮，熊秉明、吴冠中，还有陈丹青，都曾写出他们对鲁迅的独特感悟。
熊秉明的美术随笔写得漂亮极了，前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厚厚的一本《熊秉明美术随笔》，编辑很兴奋地奔走相告，一读，果然好，其中许多篇什堪称散文中的极品。比如《看蒙娜丽莎看》。达·芬奇这幅名画，人们或近或远地欣赏过，但读了熊秉明的文章，仿佛开了艺术的天眼，见所未见。
他从观画者与画的关系写起：当我们欣赏一幅画，我们处于安全而优越的地位，我们是主体，我们在看，而画是被看；然而在蒙娜丽莎面前，情形不同了。她也在“看”，“在凝眸谛视、在探测。侧了头，从眼角上射过来的目光，比我们的更专注、更锋锐、更持久、更具密度、更蕴深意。她争取着主体的地位，她简直要把我们看成一幅画、一幅静物，任她的眼光去分析、去解剖，而且估价。”
接下来，熊秉明以他对西方美术史的熟知，将那些“在画里向我们注视的人物”画像一一拿来比较——
安格儿画的那些贵妇与绅士，端坐着，冰冷的瓷球般的目光定定地瞅过来，这样空虚失神的凝视，并不能给我们观赏者威压感；
提香画的威尼斯贵族男子，目光阴鸷、狡诈而挑衅，娴于台前幕后的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一瞥之际早已估定了你的实力、野心甚至成败的几率；
林布兰特画中的老人、妇人、壮者、孩子，他们看向我们的目光似生命的烈焰，要照出我们“腑脏里潜藏着的悲苦与欢喜”……
这些画都要将我们从艺术欣赏领域推回生存状态，“在那里被摆布、被究诘、被拷问、被裁判、被怜悯、被扶持、被拥抱。”
但蒙娜丽莎的目光还与这以上种种不同，她向我们要另一种东西——她的注视要诱导出我们的注视。
熊秉明谈到了诱惑。他细腻地区分了少女的诱惑与少妇的诱惑。少女以其滋润与鲜美使人瞠目，诱惑了人而不自知，假使她知道了也会吃惊、羞涩不安、含着歉意吧，但青春的美依然不顾虑、无忌惮。少妇的容貌则稍稍收敛了美的锋芒，心灵成熟了，“孕怀着爱和智慧，宽容与认真，温柔与刚毅，对生命的洞识和执着”。她爱过了，也痛苦过，她如果诱惑，她能意识到那诱惑的强度和风险，“她是那诱惑的主人。她是谨慎的，她得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命运。虽然诱惑，她的生命不轻易交出来，她也不许你把生命轻易来交换。”
蒙娜丽莎的眼睛是少妇的眼睛。睇视着，守候着，并“像那一双优美叠合的手，耐心地期待”。你不敢回答，她也只有缄默；你轻率作答，她将莞尔，轻蔑一笑。她在探测你，似乎已经看出了你的彷徨、紧张、狼狈，猜透你的浮夸、轻薄、怯懦，或者是不安、觉醒以及奋起，以及隐秘的抱负，于是她神秘微笑了。这神秘千古的莫名的微笑的注视，似关切，却又淡然……如何画出呢？
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艺术大师一样，达·芬奇也是要上天入地探寻宇宙奥秘、洞悉世间万象的人物，他研究水的流动、火的燃烧，他制造飞翼、潜水衣，他用凹面镜收聚太阳光线，他解剖人体，看血管密布、白骨的黄金分割，他画过婴儿的圆润、老人的嶙峋，他从面貌的千变万化中捕捉圣母的温慈，智者的明睿，圣徒的坦然安详，犹大的凶险惶惑……熊秉明称他是“浮士德式的人物”，说“他的宇宙论里没有神，只有神秘；没有恶魔，然而充满诱惑”，他有研究、探索、描绘一切的豪兴。而蒙娜丽莎是诱惑中的诱惑。
熟悉芬奇艺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熊秉明一方面细考芬奇的恋母情结，将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过的芬奇比做永远的少年，羞涩、畏怯地躲在窗边远望街角处“她”的身影，满足于观察她的傲然、矜持而又脉脉的善意的流盼，不吻，不抱；另一方面他将芬奇描述为一个冷静的科学家，对于“诱惑”进行带有距离的观测，又像一位炼金术士，狂热地企图将那“诱惑”的元素从这个世界中提炼出来，变成一小撮金粉，装在曲颈瓶里给人看。于是，芬奇与蒙娜丽莎，不仅是芬奇与女人的关系，更是芬奇与世界的关系。“诱惑”脱离了性别成了纯粹的诱惑，宇宙间的无穷极的大诱惑。这诱惑引起了芬奇无穷极的追求，他要画出那画不出，他要画出那画不出之所以画不出。一年又一年，那神秘的微笑渐渐在画布上显形，得到恍惚的定影，画家一年一年老去，而向那诱惑的追求总有一小段距离未完成，总还有那么一点恍惚、浮动、模棱，在蒙娜丽莎的凝视中，画家在永远闭上衰疲的眼睛之前可能还在那微妙的面庞的光影之间添上一笔吧。
在这篇艺术鉴赏文章的结尾，熊秉明已超出了艺术境界而对芬奇的人生境界表达了由衷赞美：敢于追求无穷的人如芬奇，必能感到大满足、大欢喜。
在蒙娜丽莎的静静眼光中获得的竟是一种动感飞腾的生命力的无穷释放。——这当然是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
遇到好文章大概就如同惊艳般哑然失语，只觉得好，只有复述和抄书的份儿，满心钦羡。又忙着了解其人，原来不仅是美术家，1944年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后来转学雕塑，1962年起执教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教授、系主任，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与杨振宁、王道乾、吴冠中等有很深交往，父亲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
熊秉明于2002年去世——“吾去时真大醉也”——他的书法也相当了得。这些能画亦能文者，他们仿佛独得了艺术之神专宠，在文章与画纸画布雕塑间惬意地挥洒来去，留下妙文好画，此种境界，令人神往。
神奇韦老太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尊称为“韦老太”。
这称呼既透着自家人的亲狎，又分明带有某种江湖气。所谓江湖，就是一个人活动的范围，韦老太在其中兜得开、玩得转以至于关键时候手眼通天。在粉碎“四人帮”后所谓新时期文学这一章节中，许多名著的诞生都与韦老太有关。《将军吟》，《沉重的翅膀》……每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故事，都不寻常。乍暖还寒的文坛，“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字狱还使人心悸，而作家们突破禁锢的冲力必须有勇敢的出版家给以最后的推动。日后成名的作家们，对给予他们有力推动的韦老太，都深怀感恩之心，并且都在回忆文章中把韦老太写得很“神”。这个“神”，既是说她有胆有识，是作家的知音，也是说她有能力有路子，给予作者切实的帮助。在中国，文学动辄与政治挂钩，文学往往不只是文学圈里的事。韦老太，一位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来、走到延安宝塔山下的清华才女、知识分子型老革命，自然她有一些革命故旧，比如胡乔木，姚依林，都曾被她请出来为文学服务——这也算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反例了。女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出版前后激起的风波，不仅是政治的，还有绯闻的。当时一位中宣部的副部长下令，不许印刷、发行这部据说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小说；压力之下，韦老太奔走沟通，救火、救场兼救人，给予张洁事业和生活双重支持。这些事，张洁在文章中都写到过。女作家竹林，张蔓菱也都将韦君宜敬若神明。
关于韦老太，出版社也流传她许多故事——通常是糗事，比如她常常系错了衣服扣子，衣襟一上一下的来上班而浑然不觉；比如她在路上遇到同事，她直瞪着人家好像不认识似的不理不睬；比如她常常一个人嘟嘟囔囔、自说自话……这些糗事似乎更增添了她的神秘感，像大人物的“外传”、“花絮”之类。
我跟随社里老同志去拜见韦老太时，她已经重病躺在协和医院病床上了。失语，说不了话，没有一点“神奇”气象，只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有像吃惊的鸟儿那样的眼光，灵活地转动着。这是已经挣扎着写完了《露沙的路》、《思痛录》的韦君宜，犹如收获后的田野，静等冬天降临——韦君宜已接近她生命的终点了。
我知道并记住“韦君宜”这个名字，是在大学里读到她的中篇小说《洗礼》，一读之下便很难忘。写政治的小说，写出了复杂的局面以及复杂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在文字编制的小说虚构之后也一定程度地感觉着韦君宜的人生与性情。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复杂诡谲，在韦君宜的生涯中都有反映。
在韦君宜的革命生涯中，她曾有过两次精神失常。先是与她一同参加革命的清华大学的恋人小孙为救护同志而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这个打击一度让她痛不欲生，甚至买了毒药。在她和着血泪写下的悼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
带着这样的祭献，韦君宜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对于她的磨练还刚刚开始。在延安，一场“抢救运动”使她受到了极深的精神戕害，她的丈夫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她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热血青年将延安当成“家”，而此时在“家”里，他们却被当成“外人”。后来毛主席出面给受冤枉的人道歉，大家就原谅了，继续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而忘我工作。
解放后，韦君宜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后来又到中国作协主编《文艺学习》，在《人民文学》做副主编，最后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这一路，“官”越做越小，惶恐越来越大。建国后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应接不暇，韦君宜从紧跟到难以理解、到险些被打成“右派”，内心的挣扎与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她变得谨小慎微。
到了“文革”更大的浩劫来临，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第一次被批斗她就疯了——那根一直绷着的神经，断了。在“文革”的红色暴力下，她的丈夫被打断肋骨，她的儿子被吓得精神失常。所谓革命的洗礼，真是要在碱水里煮三遍、血水里泡三回吗？有一张拍摄于1969年的照片，那时的韦君宜经历了三年的精神失常，刚刚恢复，即将去“干校”。照片中的她竟是那样瘦弱、单薄，像个发育不良的女学生，是什么力量让她又一次活回来？
曾经是她的下属又是她的继任者的陈早春这样打量、分析过她：
既是女强人，又是弱女子；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也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忍不拔地执着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
这个评价距离80年代那些作家眼中神奇的韦老太实在是差得很远了，但这或许才更接近于真实的韦君宜形象。作家王蒙也曾回忆，当他被发配新疆时，韦君宜见到他“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他。王蒙下的判断是：“她吓坏了。”但他丝毫不怀疑韦君宜的人品与良知，她只是极讲原则极听话，她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牛汉也曾提到韦君宜为他这个胡风分子平反而奔走疏通，但却不同意《新文学史料》刊发《胡风评论集》的“后记”，因为那时尚未彻底平反的胡风在这篇很长的后记中为自己申辩。可能这触动了韦君宜的“原则”，她坚决不同意发表，说如果要发你们发，你们负责。于是就向上面打报告，出版局陈翰伯同意，转到中宣部，中宣部贺敬之同意修改采用。后来韦君宜对牛汉说，你要理解我。理解她的难处？牛汉认为，韦君宜虽然有时也做这类没道理的事，但她还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体现在韦君宜身上的矛盾与纠结，也许就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的反映，王蒙说，韦君宜“用外在的要求克服内心的良知”，这种痛苦的经验她体验得太多了。归根到底，还是“疑”和“信”的驳诘。一切思想改造都是针对这个进行的，而一切反思也是源于此的。《思痛录》就是韦君宜反思之作。
当时她不仅要艰难地克服身体中风后的残障，而且要克服“精神”之残障，也许对后者克服更为艰难。她苦思冥想，她上下求索扣问：当初舍弃优裕的家庭、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牺牲了爱人，抛弃了个人的一切，为了什么？她写道：“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她说：“真正使我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这真是深切的痛，是抉心自噬。反思中，她重新找回自己，犹如凤凰浴火而重生。李慎之说，《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