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索中，韦君宜回到了她一生道路的起点——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这是她最初也是最终的理想，她的“原教旨”。正因如此，王蒙有如此评价：纯正君宜。而张洁的表达更为给力：这操蛋的生活改变了多少英雄豪杰，使他们面目全非，却在韦君宜这儿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
神奇的韦老太！
生活家
作家汪曾祺也是一位生活家。生活家，就是我们偶或得遇的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兴趣盎然的那种人物。都知道汪曾祺会做饭。前一阵参加《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大家聊起来，座中好几位都吃过汪先生亲自下厨烹调的美味佳肴，有的人还是经常性地到汪家蹭饭呢。“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沙家浜》中最经典的唱词，汪先生写的，原来不仅写的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竟也是汪先生自己。于是乎无论在汪家吃过还是没吃过的都更加感念汪先生的好，纷纷表示要把汪先生的书编好。
汪先生写文章自然经常写到“吃”。《故乡的食物》、《葵·薤》、《五味》、《食豆饮水斋闲笔》、《宋朝人的吃喝》等等，都是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从古至今，写“吃”的文人与文章太多了，常见的有两类：一种是写文化，缺少烟火气，作者像是得了胃病没胃口，写到的吃食都像脱了水，放进了真空包装袋里；另一种相反，写得太实，作者一脸馋相，油腻腻的。汪先生文章超乎两者之上，既有典故、风俗、文化，又活色生香。
记得汪先生有一篇文章专写韭菜花，他从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说起，先欣赏了不常见而“极有风致”的古人书简，遥想古时候朋友间交往的郑重和古人的口味，推测北京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原来早在五代就这样搭配了，并不是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清简有趣的一番饮食考古之后，笔调一转，写北京小户人家，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小碟腌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冬天热乎乎地吃下去，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又写从前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于是韭菜花、青椒糊、酱油，开水一沏，这就是菜。与穷人对比的是有钱人的讲究——自己腌韭菜花，以韭菜花和沙果、京白梨一同治为齑碎。味道想必不错。又谈到韭菜花在南方与北方的不同，即便同在云南，昆明与曲靖也有不同腌法。曲靖韭菜花是白色的，和切得极细的风干了的苤蓝丝同腌，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来淡淡的甜味。曲靖韭菜花装在浅白色的茶叶筒似的陶罐里，汪先生誉之为中国咸菜里的“神品”。——读到这儿，读者已经忍不住要抽身去哪里弄点韭菜花了。可汪先生意犹未已，月是故乡明，韭菜花也是家乡的好啊。汪先生家乡的韭菜花是时菜，不腌，当它还是骨朵儿（用汪先生小说里一人物的说法就是“含苞待”）时，连着掐得动的嫩薹，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这是吃个鲜劲儿。还有一种吃法，看着就好，虽然也没吃过——做虾饼，以爆炒的韭菜花骨朵儿衬底，美不胜收。文章到此结束。读者却拔不动脚了，一时也想起自己故乡的韭菜花，想那也许已经故去的曾经为我们做韭菜花的亲人。
生活家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得细致。汪曾祺就如此。他写早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远树绿色的呼吸”。他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心情自然不会好。即便这样，也不曾完全磨灭他的生活情致。他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活儿细致，喷少了起不到防病害作用，喷多了叶子挂不住到处流，而且叶子背面也要喷到。汪曾祺细致，也耐烦——这是他老师沈从文夸奖人时爱用的一个标准——于是他成为农场里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下放的单位有个马铃薯研究站，集中了全国各地百来种马铃薯品种。“右派”摘帽后，他的工作任务一度就是画马铃薯。喜欢画画的他兴致很高，坐长途汽车进城买纸、笔和颜料，每天蹚着露水，到田里摘几丛开花的马铃薯植株，对着描画。他有诗给朋友叙述这时的生活，其中有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了花，画叶，画薯块，还切开画剖面，画完了顺手扔到火堆里烤烤吃掉。他很得意——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除了他，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他也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的“巨著”。此外，农场演戏，他帮忙化妆，把几个跑旱船的女职工打扮得如花似玉的，轰动一方。他还用土农药在宣传牌上粘贴出“松鹤图”，古色古香的，引得附近美专老师领着学生来观摩……他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沈从文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两人很对脾性。以前看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叙事抒情之后，写他住所窗外婉转的鸟鸣，而最后一句是：杜鹃还没有开口。惊艳！任什么美人也会被打动。他爱自然，他笔下的边城、长河，他的湘西。人，进入社会以后不应该忘了自然。写作外，沈从文迷恋文物。他搜集瓷器，汪曾祺记得，有一个时期他家里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就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淘来的，所以他们家饭桌上的杯碗盘碟一定很有趣。他一度专收清花瓷，买到手，赏玩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酒杯。他还搜集旧纸，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豆绿、水红，美丽至极，纸质细腻，汪曾祺形容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他还研究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都是各色各样的丝绸；研究刺绣，就搜集衣裙乃至扇套、香袋、眼镜盒，研究上面的刺绣针法。他给汪曾祺看过一种绣品，叫“七色晕”，是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得汪曾祺直发晕，对着“发烧”的痴迷的老师纳闷：他是从哪儿“寻摸”来这些物件的呢？
沈从文自己吃穿却都不讲究。汪曾祺曾以一只烧羊腿、一条鱼招待老师，老师觉得非常美味，回到家一再向夫人称赞：“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竟然是猪头肉。
老舍也是一位有情趣的生活家。他爱花，养花，文章里也写了许多花事。他家院子里有柿子树，到处摆满了一盆盆的花，他亲自莳弄，都长得精精神神的。他有一张照片，正在莳弄花的老舍被摄影师唤了声，一抬头，满面是最开心、最放松、最无城府的笑！老舍不下厨，却爱请客。菊花开了，聚会；生日，聚会。满族穷家小户出身的老舍，从小勤谨奋斗，不敢稍懈，要在社会上混出个样来。抗战时期和50年代大概是老舍活得最舒心的日子。
50年代汪曾祺受邀赴过老舍家宴。酒是敞开供应，喝什么、喝多少全由客人随意尽兴。只有一次特别，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美食家汪曾祺记得在老舍先生家吃过的几样菜：一瓷钵芝麻酱炖黄鱼，汪曾祺说，这道菜他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点评，估计不太好吃，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滋味；但他盛赞老舍家的芥末墩是他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
好景不长。这样的文人雅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文革”开始，老舍先生就不堪其辱，投了太平湖。那一刻，他想到他的花儿了吗？而早在解放初，沈从文就曾割腕，自杀未遂，最终是那些坛坛罐罐、花花草草救了他。被迫放下笔的沈从文，几乎死了一大半，还好有那些古物。他到历史博物馆当一名讲解员，他的生命渐渐地在那些瓷器、绣片、丝绸缎面上缓过气儿来，后来竟成为文物专家。都说“玩物丧志”，可是有时候“玩物”却可以保命。生命总要有所附丽，有所寄托。他的学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随遇而安》，记述他50年代后期的“右派”生活与感受，在哀而不伤的调子中有愤激，有惨伤。他写道：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句是全篇唯一的“亮色”。我仿佛看见汪曾祺在绝塞孤城的沽源，坐对一丛马铃薯花，目光炯炯的。
鲁迅公子，海婴先生
海婴先生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
孩子的印象来自阅读。在他的爸爸鲁迅先生的书信里、在他的萧红姑姑的文章中，那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海婴，他不像那时一般中国孩子，低眉顺眼、瘟头瘟脑地作“小大人”状，因为顽皮好动、整天在外面太阳下疯跑，晒得一脸健康黑，倒有几分像租界里的日本孩子，以致“九·一八”事件后被同胞骂过好几回，还挨过一次并不重的打。
这个孩子是鲁迅珍爱的。想想鲁迅的婚姻家庭，与朱安无爱的婚姻那么漫长，20余年，在“寂寞的家”过着“如古寺僧人的生活”。那时在八道湾兄弟合住的大家庭中，他就很爱弟弟的孩子，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一不高兴，就不让孩子们去找大伯父玩，颇狠毒地说：“让他冷清死。”与许广平相爱、结合时鲁迅45岁，1929年海婴出生时，他已47岁了。怎能不珍爱甚至有几分溺爱这个孩子呢？
海婴还在母亲许广平的肚子里时，就被鲁迅昵称作“小白象”、“小小白象”，并打算着另选住所——“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与许广平通信，他还特地选了“莲蓬中有莲子”的笺纸。总之，在在透出他即将为人父的喜悦。
当然，孩子的出生也带来了生活压力——经济的，精力的。在致友人信中，鲁迅曾感叹：“今生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无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15日信）可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句，大情怀里也有切实的舐犊之意。
在海婴出生前几个月，鲁迅就在向北新书局索要稿费，甚至于1929年8月聘了律师与李小峰打官司。稿费拖欠已久，而此时讨要，也许就有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经济上的打算这个因素。有了孩子，房子也要换大一些。鲁迅在上海换过三处房子，最后的租住处大陆新村9号，房屋造价高，据说砖瓦水泥等建材都是从欧美进口的，属精装修，还带煤气灶、冰箱、浴缸。鲁迅看中的是房子朝南，有明堂可以让海婴晒太阳、做游戏，因之体质也日益增强了。这在他致母亲的信、致曹靖华的信中都讲到过。而抚养一个孩子，精力上的付出也是很大的，虽然能干的许广平竭力担负了家务，但在海婴出生后的几年中，鲁迅还是为孩子付出许多精力。如：
“海婴已出了三个半牙齿，能说的话还只有三四句，但却正在学走，滚来滚去，领起来很吃力。”——1930年11月19日信。
“他很喜欢玩耍，日前给他买了一套孩子玩的木匠家生，所以现在天天在敲打……近来也常常领他到公园去，因为在家里也实在闹得令人心烦。”——1932年7月2日信。
“前几天因为孩子生病及忙于为人译一篇论文，所以无暇做短评。”——1933年5月3日信。
而在经济的、精力的压力之上更有严酷的政治环境的重压。就在海婴出生后不久的30年代初，一方面是“左联”成立，红色无产文学颇流行，另一面白色恐怖也日益加强。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暗杀，进步书店、报刊被查禁，报上谣言指鲁迅收了苏俄卢布，鲁迅处境危险，一再避难。著名的诗句“忍看朋友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他“挈妇将雏”避难于外时写下的。当时随父母避居花园庄旅馆的海婴还不满两岁。在这样的环境下，鲁迅的生活大受影响——无处卖稿，北新也遭封闭。鲁迅频频变换笔名，写“伪自由书”，做“准风月谈”，同时进行翻译工作，以应付物价腾贵的俗世生活。
犹如身处荆棘中的鲁迅也曾想过离此“危邦”，去德国，但只是在心里想，友人也邀他去日本，去苏联，都没成行。这固然有留在中国做“韧”的战斗的考量，也有经济上腾挪不开、特别是不忍与夫人孩子相离的情感方面考虑。
晚年的鲁迅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老与病，念及孩子的将来，难免惆怅。而海婴还只知整日痴玩。不知道海婴先生后来读他爸爸写在书信中的童年的自己，心情是怎么样的？读到他喜欢的梳辫子的萧红姑姑笔下的他的童年情形，心情是怎么样的？比如，他拿着爸爸打针的空药瓶向小朋友炫耀：你们有吗？比如，他上楼去睡觉，向久病沉重的父亲道“明朝会”，父亲挣扎着从病肺的呼吸中艰难地回答他，他听不见，依然大声一遍遍喊：“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鲁迅努力抬起头大声答应：“明朝会，明朝会。”说完就咳嗽起来，许广平被惊动，跑来连哄带斥责地拉走了海婴，海婴一边笑一边还嘴里唠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他爸爸还在那里咳嗽不止。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首诗就是鲁迅慈父柔情的自供状。他甚至将海婴对他的“不满”与“批评”写在文章里：海婴对他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将来我做爸爸还要好。鲁迅对海婴绝对平等，用心仔细。一次与朋友一起吃饭，一道肉丸子，海婴吃一个马上吐出，说不新鲜，而一桌人都说好，鲁迅却夹起海婴不吃的肉丸品尝，果然这一个是不鲜的。当时朋友们中间有说他溺爱海婴，而此诗题《答客诮》，就是鲁迅的辩解与戏答。这首诗，鲁迅曾书赠郁达夫、平井芳治，后者是当时上海笤崎儿科医生，曾为海婴诊病。
鲁迅对于海婴的养育，他对于孩子的态度，其实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上海的儿童》等篇章中都有鲜明的表达。他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育孩子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不管，在家里是霸王，到了外面立刻毫无能力；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呵斥甚至打，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傀儡，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教育成功，待到将来到外面，则如暂出樊笼的小鸟，绝不会飞鸣、跳跃……鲁迅疾切地指出：顽劣与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这与鲁迅、与五四一代人的“非孝”、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一脉相承。“五四”的成果之一就是儿童的发现，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考虑“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梁启超给他的孩子们的信，读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就会发现：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型父亲。
鲁迅与自己儿子生命的重合期，只有短短的七年。这实在是太遗憾了。鲁迅在遗嘱里有一段是给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约束是严厉的，但也未尝不是给儿子的一种解放。海婴后来学的、干的是技术，离文坛远远的。
我因编辑《鲁迅全集》和《新文学史料》接触海婴先生，已是90年代中期了。第一次见面，看他又瘦又高，有点儿意外——因为鲁迅先生个子不高嘛，当时就想他是继承了母亲许广平的基因。那时的海婴先生背有点弯，头发银白，戴副眼镜，讲话声音亮又有点软，蔼然一长者，老知识分子。他去世后，有人写文章回忆他在80年代还骑摩托车上街，也比较早的自己开汽车，倒是潇洒得像个公子了。现在报刊喜谈民国往事，谈“民国四公子”都是谁谁谁。一般而言，所谓公子，一要有显赫的出身，二是自己也要做张做致弄出些事迹，流传一堆佳话。海婴做“公子”的时间不长，后来他是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当然不会做什么“公子”，“公子”这名号，破“四旧”早破掉了。但他作为鲁迅之子，一生罩在巨大的光环下，是无疑的。他70岁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鲁迅和我70年。自然，鲁迅是巨大的存在，有的人死了，他是永生的，不论海婴活到70岁还是80岁，那巨大的光环一直会罩着他。
回想与海婴先生的若干交往，他表现出特别愉快、兴致也高的两次，一是他写作《鲁迅和我七十年》书稿快要杀青的时候，一是他举办摄影展前后，也许他认为，写书和摄影是他靠个人努力取得的成绩，沾父亲的光不大，因此喜悦。
哪里去避暑
避暑，据说也是舶来品。中国读书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算是旅行的概念，不是避暑。有了殖民地，有了外国租界，之后，“避暑”的概念才渐渐地传进来。由南到北，庐山、莫干山、青岛、北戴河……到了夏季，都是外国人云集的避暑胜地。有一家别发印书馆，是1870年由英商在上海创办，主营外文书籍，营业对象主要是外国人。每年夏季，这家印书馆就在外国人较为集中的避暑胜地如莫干山、庐山、北戴河等地设立临时分销处，生意很不错。有一本国人自办的英文杂志《天下》（1935年—1941年），就是交由别发印书馆发行，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海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姚克等都参与过编辑并撰稿，该杂志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乃至一切文化思想领域。比如介绍老子、孔子，翻译《边城》、《雷雨》等等，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一战结束，中国也算是“战胜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一般公园游艺场所不敢再立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于是国人也时常逛逛公园了。最不爱游山玩水的鲁迅，也时常与友人约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喝茶、谈事情，恋爱时期，兴致高，一个人微醺中还逛了白塔寺；并不像后来住在上海，萧红等一班文学青年拉他去公园，怎么也拉不动，他还说公园没什么可逛的，格局都一式：进门一条甬道，栽着杨柳之类，再往前走走，左边一假山，右边一个水泡子……让萧红、许广平没办法。而萧红、萧军在哈尔滨时，和一帮文艺圈子里的青年人，喜欢逛道里公园，或者到松花江上划小船，游泳。萧军浪里白条，萧红露个脑袋假装游泳——两只胳臂撑着江底沙在爬。那时在江上游玩的人，多是旅居哈尔滨的“老毛子”、“大鼻子”（哈尔滨人称呼白俄及外国人）。他们随着中东铁路的延展，深入东北。原先，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比哈尔滨开埠早，住有外国人，建有外国教堂，后来因为修建中东铁路，水道开阔的松花江比呼兰河更便于运输重型钢铁，于是就像现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开发区，呼兰旁边的哈尔滨渐渐热闹起来，满街走着外国人，比较所谓“国际化”了。
但要说到避暑，那还是只有在华的外国人以及高等华人享受得起。老舍在青岛做事，见过也写过当时青岛海滨避暑的盛况——海，山，岛，洋房、礁石、白浪花、帆船、泳装、浴衣、太平圈（游泳圈），海里一起一浮，水沫、人头、肩膀、尖叫声；一群男孩子用沙子埋一个小女孩，只露一个头了，尖叫着“别！别！”几个女学生唧唧笑着走过去了，赤腿，高底鞋，露着整个的褐色脊背，红的嘴鼓动着口香糖；一个美国大兵搂着两个妓女在海岸上跳，臂上有蓝色刺青；胖妇人的脸红得像太阳，腿有大殿柱子粗，下了海居然能浮起来了；瘦的中国人，胸窄，套着太平圈，立在岸上，不敢下海；走来一家子，四五个小孩，都提着小铁桶，妇人40多岁，是“改组脚”，踵印在沙上特别深，两位姑娘，一位50多的男子，披着绣龙的浴袍——退职军官……这一印象派式的海滨避暑盛况，可谓热闹吧。
那时作为教书匠的老舍，暑假里是最忙的。在一篇写于1936年、题为《我的暑假》的文章中，他透露了十年没有歇过夏，都是在写小说，平均每年一本十万字上下的小说，都是在暑假中写的。“经济的压迫使我不敢放弃教书；同时，趣味所在又使我不忍完全放弃写作。”于是只好挺着自幼就不强壮的身体，“老驴拉磨式的，一年到头的老转圈儿。”自己也问：这是努力还是玩命？
这样状态下的老舍，对于避暑这回事，自然下笔带着酸涩——外国人到了夏天不避暑，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怕人问。中国人不学外国人装蒜，便不够摩登。尽管为避暑先要坐24小时特别热车，四脖子流汗，到了海边，闹哄哄的，且常常海滨旅馆一间小屋要一家大小挤着睡——谁受罪谁知道。更阔的人倒真的是避暑，有钱嘛，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不能使鬼做冰激凌吗？幽默也酸溜溜的。老舍如何避暑？——家里蹲。心静自然凉。凉席、竹枕、蒲扇……近在手边，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做两句诗，有风坐荫凉地，没风勤扇扇子，暑也可以避了。但是且慢，老舍不避暑，暑也不避老舍——坐在家里，忽然飞来电报，友人来避暑，要求接站、订旅馆，今天陪登崂山，明日伴游德国炮台，请客吃饭更是尽地主之谊，钱与时间、精力都付出了……这还算好的，更有深更半夜敲门如雷，惊起开门：知己哥们带着全家老小、行李五十余件突然降临，于是天翻地覆，楼梯下支床，书架上横睡娃娃，凉台搭帐篷，一直闹到天亮，大家都夸青岛真凉快——所以，老舍是“被避暑”了。
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里说，胡适上庐山，三天作日记数万言，这个“勤”字亦自不易。避暑也工作，也思考中国文化大事情——胡适这一次看了江西内地，发现那里的女性“丑得不是个人样，尤其是三寸金莲，男性造孽”，这情形必须大改变中国才有希望，怎么变？胡适开出的“药方”是：要从把女性当牛马的文化转成男性自愿为女性做牛马的文化。“适之说男人应尽力赚出钱来为女人打扮，我说这话太革命性了。”胡适名言录怕是不敢刊入这话的。我怀疑这本来就不是胡适的原话原意，是徐志摩糟改胡适，哄那位又美丽又爱打扮的陆小曼开心的玩笑话。
哄美人开心，单靠讲笑话哪行？金钱得跟上。看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从“爱眉小札”的满纸情话，到后来是整页账目，情话变成哀求话，求陆小曼省钱过日子。他说他自己决不留私房钱——其实也留不下，他只求少债：“债是一件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羞耻而又丢脸的事）。眉，你得知道，有时连最好朋友，都会因此伤到感情的，我怕极了的。”那时徐志摩在北京努力做事赚钱，却赶不上陆小曼在上海花钱的速度，已经是东挪西补，四处欠债，为钱愁得睡不着觉了。天热了，单衣也没带来，又没钱现做，只得劳驾不会操持家务的陆小曼费心把落在家里的那两件单哔叽寄来。信上原话是这样的：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而那时陆小曼正忙着票友唱戏的事呢，也不知道寄了单衣没有。但还惦记着上庐山避暑的事，徐志摩有封信回这件事道：“如果牯岭已有房子，那我们准定去。你那里着手准备，我一回上海就去。只是钱又怎么办？说起你那公债到底押多少？何以始终不提？”没钱怎么上庐山呢。不知下文。
在北京的徐志摩随着朋友们去香山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林徽因，也算是避暑了吧。他们先到玉泉。“泉水真好，水底的草叫人爱死。那样的翡翠才是无价之宝。还有的活的珍珠泉水，一颗颗从水底浮起，不由得看的人也觉得心泉里有灵珠浮起。”写在信里的这些话，估计也同“星光下的树你见过没有！还有夜莺”一样，“此类话你是不要听的，我说也徒然。”陆小曼只爱真的珍珠翡翠，对于山水兴会、诗人情怀是不感兴趣的，对于徐志摩那隐约的讽刺也是听不出来，或者听出来了也不理睬的。真不知道她上庐山去干吗？赶时髦，不去不行。但她对信上林徽因的消息是在意的，诗人写道：“看访徽因，养了两月，得了三磅，脸倒叫阳光逼黑不少，充印度美人可不乔装。”陆小曼醋意虽大，却抵不过上海的红男绿女、烟榻上的云里雾里，任徐志摩信里怎么央求，她也不肯离开上海到北京。徐志摩只好两头跑，搭免费飞机玩命，终于“轰隆”一声，飞了。胡适等一班朋友烦透了陆小曼了。
说到上庐山避暑，庐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不仅仅是个避暑之地。想想毛泽东“庐山会议”的情形吧。而抗战之初，蒋介石在庐山行营也不是避暑。再往前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风云变幻、刀光血色的混乱时局也使庐山避暑胜地笼罩了诡异、紧张的氛围。当时，从武汉撤离的茅盾，在九江与董必武秘密接头，董必武命他赶往南昌。可是当时去南昌的火车断了，他听人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于是茅盾决定上庐山。途中遇见宋云彬一伙人，也要跟着上庐山游玩，茅盾不便说明，只好做避暑状，一起上庐山。往年七八月份正是避暑旺季，连小旅店都挤满了游客，这一年山上旅店空空荡荡，没有几个避暑客。茅盾在山上遇见一革命同志，说是前一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又说郭沫若来迟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郭沫若已匆匆下山回九江了。但茅盾因为突然患了腹泻，就耽搁下来。宋云彬等人游玩后回上海了。等到茅盾能起床稍微走动了，见茶房交头接耳在议论：南昌出事了。原来，茅盾错过了八一南昌起义。
七种果子摆七样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是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之起首句，烂漫花事后，压满枝桠的果实就不仅可爱，而且好吃了。那或柔糯或脆爽的果肉，咬一口，于唇齿间迸射出甜酸馥郁的汁水，如此“亲密接触”，早越过了“可远观、不可亵玩”之审美距离。
但吃过之后仍可以入诗、入画，文人写入文章，儿童唱入歌谣，耳熟能详的名篇，古今中外那是太多了：西洋油画中饱满沉实的果子，齐白石水墨丹青中的写意瓜果，想必都见过；即便是小小一颗荔枝，前后就有唐诗人白居易写过《荔枝图序》，有“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的描摹与夸赞，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的赞誉，近似广告语的煊赫，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政治诗，讽刺李隆基和杨贵妃，与荔枝本身倒没多大关系。而当代作家杨朔的《荔枝蜜》，是入学生课本的散文名篇，让我至今一吃荔枝还会想起勤劳的小蜜蜂，嘤嘤嗡嗡的，给人一点点道德压力。
作家汪曾祺为葡萄的一生写过一篇散文，《葡萄月令》。他按月份，记录了一本葡萄从一月到十二月的生命历程。一月，葡萄睡在白雪覆盖下的地窖里；二月春风里葡萄藤出窖，疏懒地匍匐在松松的湿土上，有苍白的小叶子已经等不及了，茁发出来，一见天光，叶边儿就红了，不一会儿又转绿了；三月葡萄藤上架，多年老藤要几个人才能扛起来，人们施肥；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整池子地喝，汪曾祺说：“它真是在喝哎！”于是果园绿了，是水气泱泱的润绿。然后喷药、打梢、掐须、打条……不能任它无节制地“瞎长”，汪曾祺说：“还结不结果呀。”葡萄花，吃葡萄的人未必见过，可能也没想过这事，汪曾祺见过，他描述如此：淡黄微绿，极小，不钻进葡萄架都看不见，花期也短，很快变作一串串绿豆大小的葡萄粒。慢慢地，葡萄膨大了。这时倒不能再浇水了，怕涨破了葡萄皮。于是葡萄在七八月的艳阳下一心一意地变甜，而绿色果园也变成彩色的，红宝石、紫水晶、白玛瑙、黑玉……一串串饱满瓷实挺括，璀璨琳琅，汪曾祺说，就是把《说文解字》中“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也不够形容此时的葡萄园。葡萄熟了。葡萄装筐，要让壮小伙跳上筐盖蹦几下压实了，新下的果子竟这么结实，压不坏；倒是怕装不实，运输中咣当来晃悠去，全烂了。这是看汪曾祺这篇文章才得到的知识。葡萄装上车，走了。汪曾祺说：“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而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再喷一次波尔多液——在干校，这也是汪曾祺很拿手的农活儿，他说：“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十月人们割稻子去了，他说：“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十一月葡萄下架，十二月初入窖，把剪掉枝条后光秃秃的老本埋入土中，埋得厚实，外面用铁锹拍平，不能有缝儿，一冬天要检查好几次，否则老鼠钻进去暖和，“咱们的葡萄就受了冷啦！”
读罢这篇《葡萄传记》，我的感想是：如若葡萄有灵，大概会幻作一群葡萄仙子下凡，感谢这位在“干校”劳动的落拓文人曾用充满爱意的眼、手和心思抚过她们。
汪曾祺文质超拔，不仅缘于他沟通中西、古今的文化涵养，而且特别在于他能于文人风尚与民间技趣之间潇洒往还，开拓出别一种文章风致。他对能工巧匠充满敬意。这倒不是拜毛主席驱遣知识分子下干校劳动所赐，早在40年代，他就写出了《鸡鸭名家》、《戴车匠》那样对“手艺人”无比钦敬的小说名篇。那孵小鸡小鸭的能手在暖室里屏息凝神孵化的情景几近庄严神圣，仿佛天地间正在孕育伟大艺术品；而戴车匠每天庄重地走进他的工作，娴熟地操作车床，木花卷萧萧落下，车出小镇人生活需要的烧饼槌子，擀面杖，蝇拂上甘露子形状柄子，老太太们用的捻线棰，以及木鱼，更柝，孩子玩的陀螺，竹蜻蜓，“螺蛳弓”……某编辑不通，乱加了一个“间”字，戴车匠就走进了“工作间”，文章印出来，汪先生摇头苦笑。在他眼中，劳动中有智慧，有情趣，有美，能工巧匠都是艺术家。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画果蔬的名画家和一个挑担卖水果的小贩之间互相欣赏，那小贩担子上的水果应时令而变幻着新鲜，摆放也好看，颇似艺术家的创意。这篇小说更像是汪曾祺的艺术宣言，是汪曾祺对民间能工巧匠的致敬礼。自古以来，这样看得起、敬重手艺人的文人，有，但真是极少极少。人多以为俗，汪曾祺却百般宝爱，当成是“万古虚空一朝风月”般的大雅。
不过，以瓜果入诗文与图画，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原是有此一雅好的。
还是儿童简单率直，不管什么雅与不雅，吃爽了就唱，“……七种果子摆七样，苹果桃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甜甜的嘴巴，清脆的童音，流利地唱响。从罗列的果名看，这歌谣自然是北方的。
中国的地大物博，体现在水果上自是品目繁多，过去因为没有动车、高铁、飞机，造成了南人与北人对彼此地界上瓜果的陌生感。鲁迅与许广平通信中，还议论过广东的杨桃。他的学生兼厦门大学的同事孙伏园去广州出差带回来的，想必鲁迅以往听许广平宣扬过这种家乡水果，这回吃了，鲁迅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尽管鲁迅爱屋及乌，批评很有分寸，且十分肯定杨桃了，许广平回信还是要为家乡特产“辩护”，她告诉老师：“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伏老带去的未必是佳品，现时已无此果了。”鲁迅一生忙于疗救国人灵魂，无暇优哉游哉做瓜果闲文，书信里这一节“谈杨桃”，就显得稀罕了。还有好像是在日记里，记过河南人某某，也许是曹靖华，送他一盒柿霜——柿饼上自然形成的一层极薄的白色糖霜，吃一点，甜而凉飕飕仿佛小风掠舌，不然怎叫做“霜”！奇怪！鲁迅吃了又吃，半夜里写完文章要睡时，情不自禁又打开盒子，再舔一口。现在市面上卖的柿饼，外表糊一层白淀粉，根本没有柿霜那自然沁出的甜凉口感。
徐志摩在北京，也不忘给在上海的陆小曼捎带北方果子，有时托人带葡萄，有时因中途耽搁而带不了，因为“葡萄是搁不了三天的”。就许诺带石榴，等到石榴成熟了，因为“糊重的东西要带，就得带真好的。乖！你候着吧，今天总叫你吃着就是。”甜言蜜语比水果还腻。有时也教训：“这回你知道了吧？每天贪吃杨梅荔枝，竟连嗓子都给吃扁了。一向擅场的戏也唱的不是味儿了。以后这还不听听话？凡事总得有个节制，不可太任性。”有时却又馋她，“杏子好吃，昨天自己爬树，采了吃，树头鲜，才叫美！”——也许他想通过北方水果把陆小曼勾引来北京。有时也发牢骚：“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只是一头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总之一对冤家。
外国水果进入中国，名字都加上“西”、“洋”或“番”。西红柿，又名洋柿子、番茄，这么普通大众的一红胖发亮（老舍的形容）的果子，集结了西、洋与番，竟也是舶来的。据老舍在《西红柿》一文中考证，在他小时候，西红柿的营养价值还不为国人所知，大小饭铺也没有拿西红柿做菜的，只是小孩拿着玩的。当时人们颇不习惯西红柿叶子上那股“青气味儿”，掀起青绿色的蒂，闻，还真有这味儿，于是乎“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么鲜丽，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像个有狐臭的美人。”
西红柿的转运，托了法国大菜馆的福，渐渐的中国馆子也有一道“番茄虾仁儿”了，老舍说，这是门牙挡不住文化侵略呀。30年代西医又宣传西红柿含维他命，要生吃才好，但当时据老舍观察，只有留洋的人及其子女才有能耐生啃一整个西红柿。
也有水果是我们这里叫A，西餐菜单上叫B，蒙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且价格不菲。最近我发现小时候常吃的灯笼果——碧绿或黄绿色，珍珠大小，薄皮下隐着灯笼撑子似的白色筋络，味道极酸，但酸得纯正——原来就是外国小说里常写到的“醋栗”。还有东北夏天用大叶子包着买的托芭——不知是哪两个字，抑或是满语？蒙古语？俄语？鲜红晶亮似玛瑙，细看，是极细碎的类似桑葚表面那样的粒子，每一点粒子都带着可以忽略的微芒，攒聚成一颗中空的剔透的小篓子似的果实，如桑葚大小，味道酸甜纯正，没有桑葚的药味儿，它就是国外的“树莓”。最近又有朋友相告，东北漫山遍野的野生嘟柿，其实就是超市里以小盒高价出售的蓝莓。不知确否。
“文革”时期，缺少吃食。童年的玩伴四处游荡，发现一种叫做“黑幽幽”或“天星星”的黑色、黄豆大小的野浆果可以吃，虽然有点草腥气，而且吃后嘴唇、牙齿就染黑了。也在罢园的地里摘过歪扭的小茄子，生吃，我也尝了，有铁腥味，但也有点甜。春天，榆树钱儿是孩子们的最爱，大把撸食，绝无残留农药；大人也更着起哄，撺掇小孩上树，撸一布兜，回家洗净了，撒点盐，就是一碟爽口小菜。那时人人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多是毛的头像，也有头像配“语录”的，如“为人民服务”等，稀奇一点的是夜光的。记得有一种是毛主席头像下供着一盘芒果，一小孩特馋，舔了一下像章上的芒果，热切地说：毛主席呀，给我一个芒果吃吧！
六千人在向阳湖
中国，湖北，咸宁，那里有个地方叫向阳湖。曾经，那里集结了六千文化人，其中有文联作协的，有故宫、荣宝斋、革博、历博、北图、中影的，有中华、商务、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这些单位“一锅端”，下干校。做什么？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若干年后，提到“干校”，也许需要做一番词语解释吧？说它是集中营，却没有铁丝网；说它是劳改农场，这里人也不是犯人，至少不是刑事犯；或者说是政治犯，却也不是——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犯”，比如丁玲，胡风，比如遇罗克，张志新，都关进监狱了；这里人要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独立思想，可怜他们真的没有，但是最高领袖断定：他们的思想、感情都与无产阶级隔着几层，所以必须把他们驱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脱胎换骨，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解放之初，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有过思想改造，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所谓“洗澡”——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就根据自己和周围人的亲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那一次运动大概要算是“和风细雨”了，所谓“如匪浣衣”，大约也没有洗干净，不然怎会有那么多“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吗？思想改造要“触及灵魂”，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有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人的潜意识都被管起来了。
但当时下放干校的人们，绝大多数甘心被管。他们满怀虔敬，下决心改造自己。陈乔，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有诗云：“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四气”是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三关”是思想政治观、劳动关、生活关。
离开北京、上火车前，他们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举手宣誓——颇具仪式感，类似今天的行为艺术。谁说过的，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中国政治又太文学化。
仪式感也好，神圣庄严感也好，到了干校，听军宣队领导训话，心就凉了：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这当然是针对干校中的“牛鬼蛇神”说的。
领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干校，各类分子是活在最底层的，谁都可以无端踹一脚。有时在田里劳动，也会突然被拉出来，在田埂上挨批斗。冯雪峰和许觉民等被打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领导，六人住一大间，冬天革命群众来开会，这几个老头儿就被赶出屋，站在外面受冻，走得慢了，会被斥以“滚开”！有一次，干校杀鸭子改善生活，还有人提议要革命群众吃鸭肉，受审查者啃鸭头鸭屁股，以示划清界限、保持立场……屈辱无处不在。曾参加“一二·九”、在出版界叱咤风云的陈翰伯也多次被批斗，他走路不利落，一次过独木桥，没人肯帮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只好自己慢慢爬过去。也许正是这样刻骨锥心的屈辱经历使他后来彻底否定“文革”。那时还有“两个凡是”禁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形成，而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他支持、提倡创办《读书》杂志，倡导“读书无禁区”，都可以看作是对极“左”教条、神谕的公然唾弃，目的是还人自由。
在干校，不论各类分子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参加劳动。从盖房、修坝到养猪、放牛、放鸭子，从拉犁、插秧、收割，到拉车、挑担，基本上包括了在农村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劳动。文物专家朱家溍当时年过半百，每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有时还得去火车站卸煤，推着板车来回几十里。书法家王景芬回忆：有一年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袄，下身穿短裤，天气冷，脚冻得难受，有时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热热以应急！形式主义也免不了，收割小麦，越是下大雨越是抢收，结果一连几个阴雨天，麦子全发霉了。当地群众觉得北京人真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晴天往往开大会。雨天泥泞，田埂湿滑，一会儿一摔跤，都成了泥人。古画鉴定大师徐邦达，人称“徐半尺”——据说他鉴定一幅书画，只须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断其真伪，这时也下放到此地，他年近六十，身体弱，麻秆腿，风都能吹倒的样子，也必须下水田插秧，几乎把身体拖垮。当地群众编他的顺口溜：“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弯腰驼背的老学究们，踉踉跄跄，一身泥水，走在上工路上，像一群叫花子。那时年轻人也累得体力透支，却不敢喊累，“活着干，死了算。”身体吃不消，就在大田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阎纲私下问老作家严文井，向阳湖和南泥湾比较，哪里更苦？严文井想了想，说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