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向阳湖产生不了田园诗。但是竟然有！诗人臧克家还出版一册诗集《忆向阳》，内中不少佳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黄牛》），“敷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假日》），“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等等。诗人牛汉与许多下过干校的人都认为《忆向阳》是粉饰，至少不真实。牛汉在干校看到的臧克家总是愁眉苦脸的。有一次劳动，臧克家负责烧开水，他有肺病，没力气吹火，呛得鼻涕眼泪，干着急，是路过的诗人牛汉帮忙，才把水烧开。作家吴泰昌回忆，臧克家在干校很谨慎，也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时没事干，就盘腿坐床上数钱，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装在铁罐子里，可见寂寞无聊。但臧克家到近百岁高龄、躺在床上了，也还是说他每每回忆咸宁向阳湖，总感到亲切，还说在向阳湖一走30里路，锻炼了身体，非常受益。
也许隔着岁月回望当年，一切痛苦都变成美好回忆了？许多文化人日后回忆干校，都有意无意地将苦难一笔带过，而大谈趣闻逸事。美术家曹辛之用当地竹子雕刻艺术笔筒，风靡一时；古玩大家王世襄牵着自己饲养的牛找画家张广画牵牛图，画像上的他如老农似的笑哈哈的；还有美术家自己设计的“太和殿”工棚和“美术厕所”……此外，更有赏满湖荷花翠盖，采绿头鲜菇，半夜捉田鸡改善生活……
不过也有人执着不忘苦难，徐半尺徐邦达就毫不掩饰其愤怒：“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而牛汉那些在干校孕育的血泪诗篇也没有臧克家式的愉悦。杨绛《干校六记》记录的是河南息县干校的事情，怨而不怒的笔调，也有这样一读惊心的句子——“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关于干校，也许韦君宜的小说《清醒》开头几句大实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愤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竭力想办法离开这里。”
其实像臧克家、冰心这样名声大的知识分子，上面还是有统战性质的关照的。他们在向阳湖待的时间不长，用诗人绿原的话讲，他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还有一些人，因为有用，或是去考古现场发掘文物，或是回京编辑出版图书，也先行一步离开干校。剩下的人在绝望与盼望中度日如年，一度军宣队要甩“包袱”，想把这些人送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所以同在干校，境遇与心情也不尽相同。当然最后所有人都返京了——除了死去的人。轰轰烈烈的“下放干校”结束了。
那么，知识分子在干校的收获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了解了国情、世情。其他就很难说。向阳湖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也许就是世情之一种：“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个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这些知识分子穿得也许比当地群众还不如，但舍得花钱买吃的，还戴块“大金表”，“大”能多大？不过是反映了当地群众的惊羡之情吧。而惊羡之后凸显出怎样的社会差别？这不就是彼时的国情、世情吗？
咸宁向阳湖的李城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抢救干校史料，做了大量访谈，使得这一段文化人的痛史得以保存下来。本文提及的种种史料，大多出于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谨致敬致谢。
诗人牛汉
第一次见到牛汉老师是在十几年前。
那时我刚毕业，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工作不久，正跟着两位严谨的老同志小心翼翼地学做编辑。一天，沉寂的编辑部热闹起来。一同事有点兴奋地告诉我说，老牛来了！我跟过去看，见一位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两只大手将一个肉乎乎的小婴儿高高举过头顶，都快要接近天花板了，一边热情地大声赞美着：多壮！真结实！好！那小婴儿笑嘻嘻的，很欢喜地挥动着小胳膊、小腿。
这是个诗意的瞬间，生气贯注的瞬间。诗人在人群中忽然焕发出诗意的光彩，照亮庸常生活。多年后的今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情景，至于自己如何被介绍，小婴儿是谁家的，倒都有些印象模糊了。
作为诗人，牛汉不属于吟风弄月一派。倒不是主观上拒绝。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想写，没有那样的生活，哪来那样的诗？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补偿，晚年他喜欢吃一切甜的东西。他女儿说，父亲一生太苦涩了，他太需要甜蜜了。
可以想见牛汉内心的苦痛。33岁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1955年开始厄运不断，被捕、开除党籍、降级使用、劳改、关牛棚、下干校，妻子儿女亲友尽受牵连，到1980年平反，长达25年！什么人，抗得住25年的折磨与销蚀！了解诗人的经历，就懂得了诗中的血泪！他写《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哀悼被斫伤的青春，“一夜之间”，“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他写《华南虎》，那是被囚禁的野性与被戏耍的尊严不可遏制地燃烧着一团神圣的怒火。
在屈辱隐忍的漫长岁月里，诗人喑哑了喉咙。牛汉写过一篇散文《对钟声的思念》，其中写道：
我深深地同情北京的钟。它们这许多年被闲置在楼阁中，被厚厚的尘埃覆盖着，一定感到寂闷，说不定有一些已经得了忧郁症，即使再敲也发不出高昂的音响了。
是啊，那些受迫害的文人，有人惨死，有人失智昏狂，有人被彻底“改造”、“左”得可怕或“乖”得可怜，更多的人冷漠、孤僻甚至怪异，或者佛、道心境一切“通达”，总之都是令人嗟伤的惨状。而多么难能可贵，另有一些罹难者没有被改造——受难岁月横贯他们的青壮时期，到平反时，他们年龄已过半百，但心境却神奇地年轻，仿佛他们的青春期因严寒冰冻而保鲜、延长了！牛汉就是其中一个。他以他1.9米的结实的体魄和诗人的心灵抵抗住了那一切异化。
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牛汉不用再像牲口一样拉板车、干重活儿了，他整天游荡在干校附近空茫的山林湖泊。也许是他的蒙古族血统使他格外地与大自然贴近，心意相通，一棵壮美的枫树，一丛丛车前草，毛竹巨大的根块，三月的黎明，天空中的鹰，林中的麂子……在在令他感到圣洁、美、自由——两千年前，屈原也曾是这样地游荡过——他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诗的世界。牛汉回忆当时情形，说：
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开。我不是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平反后的牛汉称自己是“热血老年”。无论是写作还是办刊，生活中、工作中的他依然热情，敏感，充满创造力，依然真诚、执着、不苟且、不妥协。而我听得最多的是他那一句：我毫不含糊！
1965年，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胡风大会上，那样一个阵势下，他居然敢于在发言中为胡风辩诬！几十年后，他依然敢于直言。在80年代一次冯雪峰研讨会上，主管宣传口的大人物林默涵坐在主席台上，发言中质疑冯雪峰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对鲁迅不忠诚；牛汉拍案而起，大步走上台，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该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他讲出历史真相，为罹难的、受冤屈而不能开口的老领导冯雪峰辩诬。有亲临会场的人曾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这一幕，对牛汉的勇气、道义的担当，非常之佩服。
80年代初，中国文坛乍暖还寒，“左”的教条还不时挟着吓人的余威，来势汹汹。牛汉先后参与创办了《新文学史料》和《中国》，这两份杂志所经历的坎坷和所做出的成绩，必将在中国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留下光荣印记。
他协助丁玲办《中国》，别开生面，发表新、老作家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年轻人的探索作品，常常引起轰动。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就发在《中国》上。题目还是牛汉改的。据说冯牧在作协大会上公开批评改得不规范，说他破坏汉语。牛汉认为冯牧不懂农民的感情，在农村，父亲骂儿子都骂“狗日的”，它包含着复杂又深厚的情感。一个词语都惊动作协领导，遑论其他。回头看，实际上《中国》本身就是中国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的前行者，想尝试民间办刊的路子，种种原因，《中国》办了两年就被迫停刊了。牛汉有两句话，一是《中国》时间虽短，影响大；二是办《中国》我很受气，但我从不后悔。
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同时刊登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及不易见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等。这份刊物在被极“左”路线禁锢几十年后的荒芜的中国文坛上出现，备受关注和重视。茅盾、冰心、丁玲等一批老作家几乎无一遗漏地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回忆录，特别是萧军、胡风等一批曾被批判、关押、流放的作家重返文坛，重新提笔撰写回忆文字，从不同的角度、既宏大又细腻地展现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丰富鲜活的历史图景。可以说，《新文学史料》在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关头应运而生，也肩负了历史责任——以一刊之力，承载起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重任，为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这份刊物已成为在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有良好声誉的名牌刊物。
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新文学史料》多年来秉持这一理念。牛汉从1983年至1997年任主编，对这份刊物品质的铸造，功不可没。目前他仍是刊物倚重的顾问。
一次我问牛汉老师：您30年代就参加革命，加入组织，为什么您从来没有被那些教条束缚？牛汉想了想说，因为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滋养，一辈子追求真理、自由。
最初是曾在北大旁听的父亲将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带回家，父亲有成套的《新青年》、《语丝》、《译文》杂志，少年时代的牛汉在接受知识之初就有幸获得中外文化的丰富滋养。其后，沿着这条知识路径，他结识更多的文坛师友，比如胡风、艾青、田间、戴望舒……牛汉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人。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牛汉的散文。他的诗是抗击暴虐的产物，像风蚀岩保留了风的形状，具有一种可敬的凌厉的美学风格；他的散文则展开了更为开阔丰饶的精神疆域，浑然天成，元气充沛，天地间有大美，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从童年开始。牛汉写童年，不是简单地“返回”童年，而是从各种“人格面具”下解脱出来——他不是诗人，不是出版家，不是“胡风分子”，不是抗争者，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他是——一个赤子，仿佛迷失的灵魂探访他的前世，打开潜隐在生命深处的记忆，牛汉再一次发现了童年，他甚至感到他的童年在成长，在老年的生命中成长着。牛汉说，他创作童年散文是他平生第一次近乎原始的写作。的确，阅读那些散文，会感到写作者那种艺术的迷狂状态。他的童年，他的村庄，他的先人，高天厚土，那些牲畜骡马、风筝、海琴以及他的梦境，通过简净的文字，诞生出一个诗意的美学世界。牛汉的散文，《童年牧歌》及其他散篇，是五四以来白话散文的又一次优美的收获。作为散文家，他应该可以进入由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冰心、沈从文等组成的文体家、美文家之列。
有一年国庆节前夕，在北京郊区牛汉老师的住所，听他讲述60年前为了迎接开国大典，他奉组织之命，带着二三十名青年学生去打扫天安门。他们打开紧锁的重门，惊飞了里边的麻雀、鸽子。天安门上荒草丛生，他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他们点亮汽灯，干到第二天天亮，清理出十几大箩筐杂草、尘土和垃圾。——我不禁想到他在散文中写的那个在天庭上挥动一把大扫帚，扫除乌云雷电，把天空清扫得明明净净的“扫霁人”！天安门干净了。10月1日，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上，等待着。他会回想他的过往吗？他曾为了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宁可不要文凭；他闹学潮，被关进监狱；因拒捕头上挨了一枪托，从此一辈子被梦游症纠缠……但无论如何他想不到，就在几年后，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开除党籍。他与新中国将一同受难。历史的百转千回，正是人间正道沧桑。——60年前那个时刻的他不用想。那是个好日子。我似乎看到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幸福地等待着。
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几十年的岁月中，牛汉一直在苦苦跋涉。在他荣获马其顿“文学节杖奖”的获奖感言中，他写道：
我是生于中国最混乱、动荡的年代，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不逃避，不背叛，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一直到老，血还是热的。冷血的人是不会写诗的。
诗人永远不老。
尽管他有时称自己是“老家伙”了，但他脑子非常清醒，心灵依然年轻。近年来，牛汉老师喜事不断。一方面他在国内国外连连获得诗歌大奖，诗文入选各种选本、教科书，他的诗集、散文集、回忆录出版、重版，文集也在编辑中，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以83岁的高龄与陈小蔓女士喜结良缘——这就是诗人，歌德81岁还写诗，谈恋爱。牛汉老师的两位夫人都是大美女。第一位夫人吴平是大家闺秀，牛汉的大学同学，她无怨无悔地陪伴着牛汉坎坷的生涯；陈小蔓女士是学外文的，是牛汉的出版社同事，性格开朗，对着牛汉还时有小女孩式的娇嗔——两位老人，一位80多，一位70多，这是生活中难得的甜润。
近年来，牛汉参加文学活动、社会活动少了，诗文创作也不似90年代多。毕竟年纪大了，该清闲清闲了。但更重要的是牛汉对创作有很高的期许，对艺术他也是“毫不含糊”的。他不像一般老名人，随便写点什么就拿出来发表，以为自己咳唾都成珠玉。对艺术，他心里自有标准。从歌德、里尔克到莱蒙托夫、茨维塔耶娃，那许多令人崇敬的诗人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他的视野里，而整个中国诗坛就跟他的“家谱”一样，百年中国诗歌，有一定成就的诗人，他都仔细看过，读过。而每个诗人的出现与消失，每个诗人的变化，他都了解。对于他怀有敬意的那些文坛师友前辈们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无疑他存有超越之心。
他在一篇散文中曾描述过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中令人惊怖的双眼——咄咄逼人的自信，征服者的骄傲，创造者以生命之有限面对艺术之无限，绝望与不甘激起神圣的愤怒！那是一双充满生命感的眼睛，91岁的毕加索的眼睛。那是一种庄严境界，是墙上挂着“难得糊涂”座右铭、六七十岁就祈望安享平顺晚年者所想象不到的境界。
不必问诗人年龄几何，牛汉胸中有那样的狂澜。
二辑
写信，给什么人
鲁迅在通信中谈自己谈得最多的自然是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了。情书中我我我、你你你地剖示自己、向对方坦白，正是所谓的卿卿我我。我的骄傲，我的懊恼，我的所忧所惧，我的向不曾与人道及的隐痛……皆与你分享。除许广平外，还有个李秉中，那时是北大学生，早于许广平，1924年就与鲁迅通信了，后投黄埔军校变成“武人”参加北伐，与鲁迅很契合，似乎可以一起喝酒、谈人生，与鲁迅是那种学生与年轻老师的亦友亦师的关系。鲁迅跟李秉中谈得深，多半也是因为学生兼小兄弟一般的李秉中常要问“结婚然否”、“职业何为”一类人生大问题。鲁迅一向爱护青年，答复不会敷衍着说些套话空话，必要竭诚以奉，常常融汇了个人经验与人生之思。譬如1928年4月9日信就写了一大篇：
“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二三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19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这信放在情话绵绵的“两地书”之间看，就很有意思。其时，鲁迅已结束了与许广平一厦门一广州的两地相思，在上海甜蜜同居开始不到半年，而顽皮捣乱、颇耗费鲁迅精力和时间的海婴公子还未出生呢，怎么就有了“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的喟叹？是个人经验还是泛泛而论？大约六七年后鲁迅赠许广平那首诗中，有“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之句，其中“可哀”解作“可怜、可叹”，是于艰危世道中婚姻家庭生活诸种苦辣酸甜滋味的繁复感慨吧。同一封信中，关于职业问题，李秉中有所求教，鲁迅也有所回答：
“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爱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鲁迅的深刻与力量来自于真实与真诚，敢于正视人生真实的底色，反对“瞒”和“骗”，即如这信中所答，绝不是飘飘然的漂亮话。所以青年们为何追随鲁迅，看这封信已能明白一二。
鲁迅与李秉中通信之初，还没有与许广平师生恋，与朱安的婚姻形同虚设，正像一个尚且年轻的老单身汉，周围聚着一帮仰慕新文学作家的新式青年。他们交换书籍、信息，商谈文稿，介绍出版，也喝酒吃点心。鲁迅还曾为李秉中写信给胡适，说李秉中“久慕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所以不揣冒昧，为之介绍，倘能破著作工夫，略赐教言，诚不胜其欣幸惶恐屏营之至！”这也印证了鲁迅肯为青年做种种“傻事”的传说，比如给一个落魄青年补靴子等等。他那著名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自况，真不是唱高调。
给胡适写这封信是在1924年，那时鲁迅胡适还残存着《新青年》同人的旧谊，但信的书写形式已经相当客气。后来两人道不同、渐行渐远，这样客气的信也无有了。
说到客气与尊敬，鲁迅写给蔡元培老乡贤老领导的信、写给母亲大人的家书，无论称谓、格式还是文辞，都相当恭敬，执礼周到。写给母亲的信，抬头总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总要“恭请金安”，行文言及母亲大人，“大人”之前留白以示尊敬，说到自己总要以小一号的字写“男”如何如何，落款“男（小字）叩”或加上“广平及海婴随叩”。新文人而执旧礼节如此。后来海婴渐大，其言动举止就成为鲁迅给母亲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慰藉老人家。如1934年5月29日信：“害马（指许广平）及海婴均安好，惟海婴日见长大，自有主意，常出门外与一切人捣乱，不问大小，都去冲突，管束颇觉吃力耳。”同年6月13日信报告：“海婴这几天不到外面去闹事了，他又到公园和乡下去。而且日见其长，但不胖，议论极多，在家时简直说个不歇。动物是不能给他养的，他有时优待，有时则要虐待，寓中养着一匹老鼠，前几天他就用蜡烛将后脚烧坏了。至于学校，则今年拟不给他去，因为四近实无好小学，有些是骗钱的，教员虽打扮得很时髦，却无学问；有些是教会开的，常要讲教，更为讨厌。海婴虽说是六岁，但须到本年9月底，才是十足五岁，所以不如暂且任他玩着，待到足六岁再看吧。”读了这样生动的报告，老人家的快慰可想而知。五四以降，鲁迅一代人对于种种旧道德的反叛，就有“非孝”一项，什么“二十四孝”什么“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特别是那个极不自然的“老莱子彩衣娱亲”——老大不小的一个人假扮奶娃子，四脚朝天咿咿呀呀，在父母膝下承欢——倒有可能把高龄父母吓得半死，鲁迅极度厌恶这种做作、蒙昧甚至血腥的孝道，数度撰文抨击。这一主题甚至延续到后来巴金的《家》。非孝，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这就是为什么许广平们当年闹学潮反对杨荫榆，特别讨厌杨用虚拟的亲情笼络她们，连鲁迅也不愿闻，指出学潮不是婆婆媳妇之间的勃谿之争。鲁迅反对的是虚伪做作、以压迫青年为目的的所谓孝道，他如何对待母亲正可体现他的孝心，即如上面引用的信，倒是他以海婴娱亲了。
说到“娱”，鲁迅其实相当具有娱乐精神。这说明：一、他智力过人，二、他精力过剩。
章川岛章廷谦是鲁迅的乡党，浙江籍，也是较早那一拨与鲁迅混得很熟的人（如许钦文、孙伏园等）之一。鲁迅与他“业务”上的往来主要是淘、印古籍书，比如印《游仙窟》的事，两人信上说过好几回。大概鲁迅觉得他为人老实，又有点“木肤肤”——绍兴方言说人迟钝，于是像代在上海谋生、已有新爱人的三弟传话给八道湾前弟妹、也即闹翻了的周作人日籍妻子羽太幸子之妹羽太芳子的差事，就托他去办。也许鲁迅这样考虑：即便那日籍姐妹给点坏脸色看，他章川岛木肤肤的也没感觉。也许正是章川岛的木肤肤，鲁迅给他写信总是轻松愉快兼调侃。比如信中称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为“北新小板”；赠送自己的新著给新婚不久的川岛，题词写得超搞笑：“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川岛夫人斐君怀孕、生子，鲁迅比喻为“发表其蕴蓄”，产期延后，被调侃为“出版延期”。鲁迅去厦门大学，也替川岛夫妇谋职，并在信中详细介绍情况，吃住行，赚薪水，处处替他们打算。当时厦门大学在草创中，鲁迅初到时，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兼爱楼’，而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1926年10月3日信）他分析道：“此处最不便的是饭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却未闻叫苦之声。斐君太太虽学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炖牛肉，做鸡蛋糕，当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则买牛肉而炖之，买鸡蛋而糕之，又何惧食不甘味也哉。”（1926年10月23日信）川岛听说鲁迅要离开厦大，他担心厦大的是是非非，鲁迅解释说：学校中自然也有污浊人事，但哪里没有呢？“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做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来带者！’”国骂绍兴版，老子不待在这儿啦！（1926年11月21日信）这一段绝妙文字，鲁迅写得高兴，将自己漫画化了。
同样的事，他写在“两地书”中给许广平看时，就正经严重多了。待到许广平为他担心着急了，他又赶紧大事化小。参照着看，始知鲁迅在厦门的如坐针毡，也真是与热恋害马而分居两地这情形有关，不能全怪那些污糟人事。
鲁迅与章川岛的通信计有六十余封，娱乐调侃中，关于厦大，关于中山大学，关于他与顾颉刚的矛盾、官司以及与太阳社论战、30年代初参加左联，这一段生活在写给章川岛的信中都有详尽的展示。
川岛章廷谦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书，1954年批判俞平伯时，他向王瑶发议论：“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结果被人写进汇报向上反映。——他忘了鲁迅早在1927年通信中就告诉他的话：“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当时在北大，章川岛被目为“落后教授”。
写信，给什么人，写信人因对象不同而在信中有不同的形象呈现。与曹靖华通信的鲁迅，兴奋于那个遥远的新的国度——苏联的一切，渴望着也进行着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青年木刻家们通信的鲁迅，沉浸在艺术世界，期盼中国美术技艺进步；与郑振铎通信的鲁迅，是意欲保存国粹，印《北平笺谱》不惜重金、连富家子邵洵美亦惊得咋舌；与胡风通信的鲁迅，是被举为左联盟主却有一肚子苦水要吐……不同的信，不同的侧面，构成丰满的鲁迅形象。
还有时光流逝带来的改变。鲁迅晚年对于青年人如萧军、萧红，仍如早年对待李秉中们的热诚，但岁月的痕迹悄然改变着鲁迅形象。与李秉中通信的鲁迅还有着年轻的语气，而与两萧通信中的鲁迅已然有父辈的慈祥了，萧红甚至常常想到她的老祖父。
当然也有岁月不能更改的老朋友的交情，比如许寿裳。两人从年轻到老一路走来，彼此了解，无需在信中剖白；有事相帮，有话直说；即便多时不见，亦不相隔，如“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于毫无生趣耳。”（1935年3月23日信）这样的不昂扬、不风趣、不讽刺揭露敌手、淡然平常却沉郁之至的牢骚话，想来也只有向老友说说。
文人与政治的纠结
一
1927年底，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考虑到不久前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大背景，这个题目相当敏感。鲁迅当然不会赤膊上阵，他有“铠甲”：其一是纯然谈理论；其二是举例子都是外国的，不涉及中国现实。
在鲁迅看来，政治与文艺本质上相反对，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文艺要不平而鸣，政治要你听命令、少开口。文艺与革命有相同之处，都不满现实，哪怕是革命后的现实。比如俄国作家叶赛宁、梭波里都曾呼唤革命，十月革命后却不满于苏联现实，最终都自杀了。文艺家敏感，先于别人感受到痛苦，叫嚷起来，给政治家的太平盛世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鲁迅的论断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当时的蒋介石忙于军事剿共，还无暇顾及文化钳制，不过也不远了，不久之后，鲁迅就将痛切地感受到国民党政治高压之酷烈。“左联”五烈士的死，令他锥心泣血，艰于呼吸，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他自己“弄文罹文网”，在国民党书报检察官的监视下，不得不频繁变换笔名，曲笔写作他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仍不免时遭检查官芟夷，在报纸上“开天窗”，留下他与政治暴力对抗的文本痕迹。看他30年代书信，随处可见他的激愤与无奈——
“……作随笔一篇（《病后杂谈》），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察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的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1934年12月25日致赵家璧）
他的杂文集《二心集》由书店送检之后竟被删去三分之二，支离破碎，书店还打算题名“拾零集”出版，鲁迅气愤地写道，这其实是检查官的阴谋，使你的书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
翻译也不自由，鲁迅支持办的《译文》杂志，一期介绍果戈理，一期介绍高尔基，到三期就“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1934年12月4日致孟十还）
“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哪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萧红的《生死场》通不过审查，最后只得与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非法出版”。
写不自由，译不自由，古不容论，今不可说，鲁迅气愤地说，他们决计要包庇古今中外一切黑暗了。
有意思的是，在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改朝换代，时空交错，还有人以虚拟的设问，问毛主席：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领袖的回答也干脆：要么不讲话，要么关进牢里。关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不过即便是子虚乌有，也反映了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所做的推理与想象。只要想想1949年后文坛上一次次的政治风涛，就不得不承认。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鲁迅看问题的老辣透彻。他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论断，不仅超前地具有预见性，而且超然于不同政党政治之上，揭示了普遍规律。
二
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政治家对于文艺的诉求的经典表达，概括言之，就是要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现实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种种变型，有时是土改，有时是抗美援朝，有时是反右，有时是大跃进……文艺要及时正确地反映、宣传。同时，作为文艺政策，虽然在不同时期字句上有改动和调整，如“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主旨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文艺是服务性的，不是自发独立的，是从属于服务对象的。这是政治家对于文艺的定位。
这个定位在文人看来是降格，其实，在政治家那里却是看重文艺的作用。有学者考察，原来江西苏区是排斥文人的，因为当时打仗的主力军是工农子弟，另一方面，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也认为文化人易动摇。中共对于文人的重视起于抗战，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在讲话中甚至用了“抢夺”一词来强调紧迫性，“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
大批文人奔赴延安，在他们心中，延安是自由的圣地，民主的摇篮。中共政治家张开双臂拥抱的是文化新军。在《讲话》的口头讲稿中，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总之是招募新军。丁玲，这位昨天的“文小姐”，剪了个短发，脱下旗袍，换上灰布军衣，骑马深入前线，已然转变为今日的“武将军”。毛主席兴致勃勃填了这首《临江仙》，他所寄望于丁玲的是借重她那“纤笔一支”，抵过“毛瑟三千”，当然不是写《三八节有感》啦。丁玲的变化也确是很大的，笔下涌动革命激情，《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们生活的纪律》、《冀村一夜》，在一篇题为《政治上的准备》的文章中，她明确写道：“我们的戏剧歌咏等，只是一个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而已。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针，是舵。而政治却是战地服务团的指南针，是舵。”丁玲是自觉将文艺作为工具去为政治服务的。只是，当她从新鲜兴奋的初始观感沉潜下去，发现耀眼的光明中，亦有晦暗角落。于是笔下不尽是热情赞颂，而有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开会之于鲁迅》、《风雨中忆萧红》等低回伤感、批判讽喻之作，反映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封建意识、官僚作风、愚昧落后，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八节有感》。
在《讲话》前，延安出现批评之声，包括王实味《野百合花》等，首先引起军队将领不满，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文人）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娘。后来，这些文章被国民党翻印传播，借以攻击中共和解放区。整肃思想在所难免。文化军队起了什么作用？既是军队，当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倒是扬言自己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共两党）的萧军，在延安虽然留下种种颇为耸人听闻的“故事”，跟这个打架，跟那个动刀子，却只是人际纠葛和文艺观念的争执，并没有向政治家发难，如王实味的要求平等待遇；也没能像丁玲那样深沉地写出批判性作品。也许他这个流浪汉既浮躁鲁莽，却又明白自己自由主义惯了，没有入党，因此不是整风对象，从而回避了文艺与政治的直接冲突。因此得以维持与毛主席的交情。而毛主席与萧军的私交，分寸感掌控得好，既蔼然亲切，又保持距离，既试图感化，又搁置分歧。当然作为鲁迅弟子、知名作家的身份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
既没有保护层，又以党员身份犯上，王实味成为祭品。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将政治家与艺术家并列而论，说他们各有长短。毛主席显然不这样看。一次他指着桌上的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可还有人说延安不平等。这要看谁写的东西重要了，我写的当然重要了，这盏灯就是不给你某某人用嘛。这里一点没有对于萧军的客气了。
其实，“左联”时期，周扬对鲁迅就不大客气。鲁迅与友人信中戏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可见他有被驱遣之感。在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鲁迅回答胡风关于萧军是否要加入“左联”，集中抒发了他的郁闷：“三郎（即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鲁迅怕萧军“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写不出作品了。他接着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真是大吐苦水，因为要顾全大局。
也许就是因为有这个“局”——现实政治的逼迫，政治家总觉得自己重要，所以有救亡压倒启蒙，有政治挂帅，有“遵命文学”。
中国作家都在政治的“局”中，并且被政治改变着。丁玲一生痛苦与荣耀都拜政治所赐，后人看丁玲也常困于政治迷雾而看不清，所以有一本众人评说丁玲的集子，叫做“左右说丁玲”，明显的政治视角。萧军因“反苏”，不待全国解放已经被批判，成为社会闲人，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四次文代会，他自称是“出土文物”，被政治尘埋可谓久矣。而王实味早被政治“删除”了。死前，王实味被批准接受来延安的记者团采访，他的回答当然是顾全大局的。
三
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在上海“左联”时期提出“国防文学”，却引起与鲁迅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即便是为抗日而搞统一战线，鲁迅也无法忘却那些屠杀青年、禁书删书的敌手，更不认同无原则的“团结”。周扬出师不利。到延安后，他追随毛主席，不断调试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特别是在《讲话》之后，他积极担当《讲话》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逐渐地成为延安文艺界的理论权威。
翻译过半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周扬自有他的文艺情怀，一度延安舞台上“大、洋、古”的风尚，与他领导下的鲁艺“关门提高”的正规化、专门化教学，都违背大众化宗旨。好在他赶快公开检讨，跟上了党的步调。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于政策与艺术》，在这些文章中，周扬自觉地积极地促进文艺与政治结合，他“深深地感觉，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世纪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的结合的。”他盛赞赵树理的小说，认为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扬考虑的更多是让文艺更加政治化，而他个人的身份也更加政治化了。
当时，《讲话》传到国统区，比周扬资历更老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冯雪峰，还习惯于平起平坐地与政治家探讨问题。《讲话》提倡为工农兵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胡风却还延续着五四启蒙精神，认为工农兵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他们的身上随时随地潜伏着、扩展着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也是事实。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胡风、舒芜却正在呼唤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反对教条主义。在延安来的大员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组织的《讲话》宣讲会上，胡风固执己见，自然就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抗拒。冯雪峰的异见与胡风相通的一点，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强调文艺自身规律，不能以政治取代文艺，同时也指出“人民”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有求解放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的一面；此外，他对大众化形式作深入探讨，强调大众化不单是一味地民族化，他试图将世界文艺中适用的东西吸纳进来。毕竟是五四精神之光沐浴过的，冯雪峰视野显然更为开阔。
但是，无论是胡风还是冯雪峰，都将因政治不正确而被开除出文艺队伍、革命队伍，何止是他们，在划分了红、黑、黄作家后（沈从文就恐惧在新社会被清除出局，无望中几次自杀，未遂，后躲到整理文物的角落里，退出文坛），在批萧军、批胡适、批胡风后，在把冯雪峰开除出党、将丁玲发配北大荒之后，与政治共生最久的周扬也在“文革”中被打倒了。还剩下什么？八个样板戏。
而此时的鲁迅，被政治阉割，滥用，早已面目全非。以往鲁迅嘲笑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用数学公式表达：张资平=⊿（三角）；那么这个时期的鲁迅也可以被如此表示：鲁迅=！不是感叹号，是打人的棒子。文学被利用如此这般，奈何？
如果鲁迅在天上向下瞭望，看到这一切，情何以堪！是否记起他许久以前的那次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或许要吟哦他的旧诗句——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弄文罹文网，空留纸上声。
清明时节雨纷纷
北方农村清明扫墓祭祖的种种铺排，曾经隆重而详尽地被女作家萧红写入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那时她在香港，遥远的距离，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已久的东北大地上的大豆高粱、后花园里蝈蝈、蝴蝶、牵牛花以及那土地上辛苦辗转地生活着的坚忍而愚钝的人们，连同风俗种种，都搅扰在乡愁中无以排遣，不能遗忘。她写道：
人死了，魂灵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怕是没有房子住，没有衣裳穿，没有马骑。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了这么一大套，用火烧了，据说是到阴间就样样都有了——当然都是纸扎的，彩纸，故而艳丽热闹之极，而且极为细致周全。有喷钱兽，聚宝盆，金山银山，丫环使女，厨子，猪倌，还有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总之应有尽有。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萧红这样写道，笔端饱蘸人道主义情感。而最有趣的是一个纸扎的管家，手拿算盘，旁边桌上摆一个账本，上边还一笔笔记着收支细目，可见阴间欠账也是不能马虎的——萧红细细摹写的时候，一定觉得这已超越了凄惨诡异的乡间迷信，进入了技艺甚至艺术的幽默可喜的境界。当然，主张作家的写作是对着人类愚昧的萧红，不会耽溺艺术世界而忘记人间悲苦。她笔调一转，写了那个被乡间神巫折磨惨死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形象，与鲁迅笔下的被死后预期中的可怕地狱惨象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祥林嫂一样，将永远驱逐迷信的虚妄愚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