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一个鲜明的标记是倡导科学，反对迷信。五四精英们呼号不已，不仅诉诸笔端，亦身体力行。
胡适对于母亲的感念之情，是读过他的《四十自述》的人都印象深刻的。然而，1918年母亲去世，丧事的从简办理，却让他在故乡长期背负了不孝子的骂名。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胡适，最喜开风气之先，他丝毫不在意乡人的毁谤，谈起事情经过，倒是一派云淡风轻，还颇具幽默感。当时胡适的母亲在绩溪病殁，胡适时在北京。家里电报问“应否先殓”，胡适复电说“先殓”。当胡适赶到家时，已殓了七日了，衣衾棺材都已办好，不能有什么更动。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中写道：
我们徽州的风俗，人家有丧事，家族亲眷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等件。锡箔和白纸是家家送的，太多了，烧也烧不完，往往等丧事完了，由丧家打折扣卖给店家。这种靡费，真是无道理。我到家之后，先发一个通告给各处有往来交谊的人家。通告上说：“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伏乞鉴谅。”这个通告随着讣贴送去，果然发生效力，竟没有一家送那些东西来的。
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们怨我，自不必说。还有几个投机的人，预算我家亲眷很多，定做冥器盘缎的一定不少，故他们在我们村上新开一个纸扎铺，专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这东西都废除了，这个新纸扎铺只好关门。
冰心在一篇题名《“孝”字怎么写》的文章中也有类似回忆：
我母亲逝世的时候，我们家得到的许多奠仪中，有不少捆的金银纸箔。我们家供祖从来都不烧纸，因此那些纸箔都捆着放在一边。有一天一位长辈来了，看见母亲灵前只烧着一炉檀香，灵桌前连一个火盆也没有，金银纸箔也没有被叠起焚化，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出去就对人说：“人家都说谢家孩子孝顺，我看他们连孝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位长辈又把这话传给我们，我们只有相对苦笑。
移风易俗并不是容易事，看看今天的情形，足使五四先贤叹气。历史前进的脚步太迟缓。今天富裕的中国人似乎更有钱来铺张敬鬼神之事，花样更多了，即如清明节，烧冥币，有印制逼真的人民币、美元、欧元，高档电器也是一应俱全，还有纸扎的三陪小姐、二奶、小三，等等，颇为与时俱进。最后当然统统烧掉。于是清明不清明，到处乌烟瘴气，空气质量愈发不良，而且在清明前后那几日，总有因祭奠焚烧引起的大大小小的火灾。
民间愚昧令人苦笑、叹气，而官方的愚昧呢？鲁迅杂文有好几篇针对国民政府党政要人迎神拜佛，其中题为《清明时节》的一篇就讽刺了当时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陵墓，戴季陶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引起激论沸天或欢声动地的反应，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鲁迅的笔，直刺官方的愚民、自愚。
鲁迅对于民间迷信的鬼世界是当做人间的反映的，所以他欣然为刘半农点校的《何典》作序，认为该书虽写的是鬼蜮，反映的却是世情；他了解鬼神迷信观念对于中国人精神的戕害，所以他写祥林嫂，写阿Q临刑前喊“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他描画“活无常”、“死有份”，他对于五猖会、迎神赛会的兴味盎然的回忆，是与萧红一样，出于艺术的原因；他调侃烧纸钱的虚妄，说：“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地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所以，他对自己的丧事的遗嘱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
虫。
……
希望“速朽”的人，却被隆重地纪念着，至今已70多年了。其间抗战，解放，反右，“文革”，新时期，改革开放，如果有人将鲁迅纪念日发表的社论，大人物的讲话或普通人的纪念文章，搜集起来看下去，也许会看到鲁迅形象在时代之光映射下有怎样的变幻。也许竟会看到面目截然不同的鲁迅呢。而当年的葬仪，谁主持，谁出钱，谁讲演，谁为鲁迅抬棺，谁的挽联、悼诗写得好，等等，已经成为热闹的历史话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相关图书。
也许鲁迅更喜欢萧红那样的祭扫，萧红在《拜墓》诗中写过：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墓边。
那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其实，对于逝者的追念，也未必需要实物的寄托，所谓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就像舒婷的诗句所表达的那样，最深最痛的思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
“超人”梁启超
岁末或年初，这样容易令人感慨流年似水、人生几何的时候，读一本大人物的传记，在其跌宕精彩的经历中感受人生豪迈，是一件令人神旺的事。
神旺，是鲁迅用语，精神振奋、情绪昂扬的意思，语源是不是日语，不得而知。鲁迅小说是沉郁的，但杂文却使人神旺。这一点萧红体会得深切、形容得恰切，她说，在小说里，鲁迅是自觉地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受苦受罪，而写杂文的鲁迅则昂扬激切，挥洒自如，腰挂翻天印，手执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于万人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简直帅呆了。
梁启超也是令人神旺的人物。他自幼不寻常，天才儿童，生得头角峥嵘，目光炯炯，家族器重，参加科举考试，一鸣惊人，让主考官上赶着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本来传统仕途路平铺脚下，却因遇上康有为以新思想开示他，大海潮音狮子吼，震动他投身西学、变法维新，康梁新党一时才俊万人瞩目。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海外，游历中有红颜知己仰慕追随，写信将一切心头撞鹿、发乎情止乎礼之种种汇报家中夫人，非常坦荡。他的文思浩荡、感情丰沛的文章，如“少年强则中国强”，至今打动人心。梁启超有异能，他爱打麻将，常常一边打牌，一边口述社论，往往不需改动，记录下来就可以拿去报馆发表，而这边的牌也“和”了！梁启超演讲亦有魅力，他讲讨袁护国经历，如何藏在运煤船底绕道越南去云南支持蔡锷，又如何对着枪筒面不改色地说服督军倒袁，说书一般再现他每每立于历史潮头之上冲浪，风云际会尽显英雄本色。
前些时公布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有一封梁启超写给袁世凯的信，内容是敦促袁世凯悬崖勒马、停止复辟称帝活动。此前，梁启超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复辟帝制，袁世凯曾派亲信以金钱贿赂，阻止文章印行。梁启超拒绝，并写了这封信，还附上那文章。值得称奇的是，这样一封“忤逆”又尴尬的信也被他写得东风浩荡、有理有节，兹录于下，奇文共欣赏——
大总统钧鉴，敬肃者：
启超偶撄秋暑，卧病兼旬，久阙觐瞻，空劳孺恋。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启超愚戆之见，以为兹事本已极危疑，时机犹最宜审择。今之谬倡异论者，徒见其利，未计其害，轻于发难实恐摇及大局。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启超当此文属稿之时，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独念受我大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孟子曰：“齐人莫如我敬王。”启超此文，窃附斯义而已。伏希我大总统宵旰之余，俯垂披览。若其间有一二可采，乞凭睿虑，以定群疑，则启超虽麋顶及躯，岂云报称！
扶病掬悃，言与泪俱。敬请钧安，伏惟矜鉴。
启超拜肃。九月一日。
附文稿一篇呈鉴。
读梁启超文章，看他的传记，往往感叹梁启超是个超人，他的精力太旺盛了，搞政治，做学问，当爹，赚钱，样样干得风生水起。他相当于体育竞赛中的“铁人三项”、“十项全能”运动员。有学者概括他是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喜欢并善于表现自己，总想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中国。他似乎从不知困苦也从不沮丧，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曾写道：“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千方百计角逐政坛，同时对于知识也有着饕餮欲望，他一生几乎天天在做学问，不断有论文发表，涉及面之广涵盖文史哲多领域，一部《饮冰室合集》见出他辛勤付出与丰硕收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子女一往情深的父爱与非常超前的教育理念。鲁迅写过《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情怀动人；但等到他真正做父亲，已经50岁，年纪大，精力有限，又要写文章，在私人信件中虽时时流露出对儿子的欣悦慈爱，却也不时地抱怨孩子牵扯精力。而且遗憾的是，鲁迅去世时，海婴还是个儿童，所承父爱父教太少了。后来海婴写的那本书，题名《我与鲁迅七十年》，出版时有人觉得不妥，容易引起歧义；不过作为在巨大名人效应下成长起来的海婴，可能时时感觉到父亲的影响，又不能不为父爱过早缺失而遗憾，才有了那样的书名吧？比较起来，梁启超做父亲是太棒啦，他有九个子女，个个成才，甚至一门出了三位院士，可说是梁启超的教育之功。
梁启超于百忙奔走中密切关注孩子教育，他给子女们写信，30年不间断。有人统计，这些信总字数占他全部著述十分之一以上。在信中，他对子女在求学、交友、职业、婚姻等人生关键阶段都给予悉心指导、给力帮助。那样一位高屋建瓴的大人物，在20世纪之初，对孩子全然没有家长架子，只有浓浓的父爱，特别不同于国人的是他表达这爱，信中常有这样的表达：“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甚至理财、健康等等，就在这样洋溢的父爱中娓娓道来——“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总要常常保持元气淋漓的气象”，“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猾”，“这种弟子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得做且做，而非得过且过”，“吾家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而这些训示，都是融在当时特定生活情境中，并不是干巴说教。当年林长民猝死于乱军中，他给远在国外留学的儿子思成写信，嘱咐他先要自己镇定，才好安慰徽因；又让儿子传他的话给徽因，从此后当她是自己女儿，要她鼓起勇气，完成她的学业，发挥她的天才，“将来和你一起努力，对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他接着写道：“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碍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最后还不忘提到“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对于梁思成毕业后去向，在1927年5月26日信中写道：“关于思成毕业后的立身，我近几个月来颇有点盘算，姑且提出来供你们参考——论理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以中国现情而论，在最近的将来，几年以内敢说绝无发展自己所学的余地……中国就令不遭遇这种时局，以现在社会经济状况论，哪里会有人拿出钱来做你们理想上的建筑呢？若美国的富豪在乡间起别墅，你们若有本事替他做出一两所中国式最美的样子来，以美国人的时髦流行性，或竟可以轰动一时，你们不惟可以解决生活问题，而且可以多得试验机会，令自己成为一个专门家……”
读梁启超家书，常感觉他对儿女操心不完，不辞琐碎。比如梁思成与林徽因婚事的操持，从托人代购用作聘礼的玉器，到庚帖、请媒单帖、亲家拜帖的书写样式，家里的布置，祭祖仪式安排，甚至用餐时宾主座次，他都一一安排妥帖。当新人还家，他在给长女思顺的信中写道：“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到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子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观察如此细，可怜天下父母心！要知道，梁启超有九个子女让他操心呢。如此，即便是穿越到现在这个“拼爹”时代，梁启超做爹也是可以拔头筹的。
不仅教育子女，也兼及弟子。比如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那一番别开生面的教训，让新人和在场宾客“无一不失色”。他自己可能也觉得太爽了，回家写信给子女，还复述了当时“盛况”并附上那篇训词以示惕厉。
梁启超也注重理财，经常指导子女们金价低时置办金器，投资股票、买公债。在1925年8月一封信中，他与子女探讨买下北戴河一处房子，颇有经济头脑：“（房主张仲和）索价万一千，大约一万便可得。他的房子在东山，据说十亩有零的面积。但据我们看来像不止此数。房子门前直临海滨，地点极好，为海浴计，比西山好多了。西山那边因为中国人争买，地价很高（东山这边都是外国人房子，中国人只有三家），靠海滨的地，须千元以上一亩，还没有肯让。仲和这个房子，工料还坚固，可住的房子有八间，开间皆甚大。若在现时新建，直怕六千元还盖不起。家具也齐备坚实，新置恐亦须千五百元以上。现在各项虽旧，最少亦还有十多年好用。若将房子家具作五千元计，那么地价只合五千元，合不到五百元一亩，总算便宜极了。我想我们生活根据地既在京津一带，北戴河有所房子，每年来住几个月（仲和初买来时费八千元，现在他忙着钱用，所以要卖。将来地价必涨，我们若转卖也不致亏本），于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益。所以我很想买它。但现在家计情形勉强对付，五千元认点利息也还可以，一万元便太吃力了。所以想和你们搭伙平分，你们若愿意，我便把它留下……”看这投资房地产的眼光！而且是要集资买房呢。下文还有一段介绍房前大空地可留待以后有钱了，让梁思成林徽因来造房子，试试身手。后来这房子有人要抢买，梁启超当即拍板买下，不惜以保险单押款。可以想见，如果梁启超经商，也一定赚得满钵满盆。
这样生龙活虎的梁超人最后死于协和医院的误诊，协和医院错割了他的好腰子。享年56岁，这于公于私巨大的损失，让亲朋好友难以接受。徐志摩还为此写了篇文章。但梁启超生前却丝毫不责怪医生，嘱咐大家不要给医生压力，他怕影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因为他相信西医远胜于中医，必将造福国人。这是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那一代人都是崇尚西医的——因为崇尚科学。鲁迅就曾非常钦佩孙中山在生死大限之际仍坚持西医治疗，坚持自己的信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病急乱投医、什么蟋蟀蜈蚣稀奇古怪药引子不知胡乱吃下多少了。什么是彪悍的人生啊！
“运动”变人形
《新文学史料》近期刊登了一封新发现的路翎的信，是40年代路翎写给女朋友的情书。作为胡风着力培养、非常看好、日后也确实是胡风文学圈子中出来的最好的小说家——当然也与胡风一同罹难以致失智痴狂的路翎，当时还只是个满怀文学壮志、才华初露的文学青年。这个对自己有着很高期许并勤奋写作的青年恋爱了，陷得很深。他写作中的每一点喜悦、苦恼都与她分享，她是他小说初稿的第一个读者。这样一个理解他、安慰他、鼓励他的女友突然说要离开他、远远地到异地谋生去了，惊得这个年轻、敏感、情绪激动的小说家一时陷入冰火两重天。纠结着骄傲、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他，写下这封情书。也并没有死啊活啊爱呀字眼，只是谦抑地表达他尚未写出可以献给女友的理想中的巨著、想挽留却自觉不配这样的意思。——而其实呢，在他的女友余明英看来，这个才华横溢、睥睨世俗、还长着那样一张俊朗的明星脸的路翎，总是热切地谈文学，谈啊谈，却看不出对自己到底是个啥子感情，也自卑、苦恼了好长时间了；正好外地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她想一走了之。
当然这一次感情危机是化解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且不离不弃，余明英始终陪伴着路翎。在冤狱里难伸愤懑的路翎经常突然嚎叫起来，余明英默默地听着，然后安慰他。出狱后的路翎神志不清，经常不听话跑出家门在外面狂走一气，余明英（有时是他们的女儿）就跟在后面，等他走累了，再把他领回家。那时余明英在街道厂干着缝麻袋之类的活儿，中午赶回家给路翎做午饭，清水煮挂面——同是“胡风分子”的诗人牛汉在相隔20多年后去探望路翎，在那个家徒四壁、连一本书都没有、余明英煮挂面的场景里，他激动地问路翎：“还认识我吗？”路翎面无表情地说：“你不是牛汉吗？”再也没有话。牛汉想起年轻时朋友们在一起，路翎话最多，也最吸引人，油黑浓密的头发像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而今路翎像一座死火山，曾经明亮睿智的大眼睛凹陷如深黑枯井。家里没有茶，余明英抱歉地倒一杯白水，又捧出一包没有糖纸包装的糖块，在牛汉与余明英聊着这些年各自的情况的时候，路翎咔吧咔吧地吃着糖，一气吃了十来块。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依然没有表情。牛汉说他明白了什么叫“绝望”。曾经写出《财主的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蜗角在荆棘上》、《“洼地”上的战役》的路翎，最终长才未能尽展，在他的悲怆的生涯中，还好有余明英，总算是一丝不绝如缕的甜润。
这封情书令人感慨的还不止于此。经过政治风暴，路翎与余明英的通信毁弃殆尽，这珍贵的一封因保留在胡风档案里才幸得保存下来。为什么路翎给余明英的情书会收在胡风那里？原来这封情书是当年路翎的好友、与路翎同处一室的舒芜偷偷抄下来寄给胡风看的。舒芜也是当时很受胡风器重、擅长写文化思想论文的青年才俊，当时他看着因爱情而沮丧自毁的路翎，内心焦急无措，想到他们共同的师长与朋友胡先生或许可以开导路翎，就偷抄了那封还没寄出的信寄给胡风，让胡风了解路翎正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来救救路翎！历史的剧情何其曲折跌宕！十几年后舒芜“反戈一击”、登上了毛泽东号时代巨轮，而他的师友被打成政治犯、沦为阶下囚；30多年后胡风冤狱昭雪、舒芜被舆论斥为背叛耶稣的“犹大”、昔日友人提到他都不愿意说他的名字而带以“无耻”，是什么力量驱遣着白云苍狗的变幻？衬着历史天幕的苍茫底色，回望彼时那个心地纯良、为朋友的“失恋”急急搬救兵的青年舒芜，怎能不唏嘘叹惋。
在“胡风分子”中，聂绀弩是比较能从政治压力角度看待舒芜的“背叛”的。当时的情形下，一边是毛主席，一边是胡风，孰重孰轻？舒芜的天平自然要倾斜。其实那年月一次次政治运动，压力下，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形。今天看当时人们在各类批判会上的表现，都有一种看漫画人物似的变形。众所周知的文坛大人物如郭沫若等人就不必说了，看看鲁迅夫人许广平如何批冯雪峰的：说他“欺骗鲁迅”，是个“大骗子”，鲁迅病着，还来烦鲁迅，絮絮叨叨讲个不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胡说一气；比如梁思成批“右派”钱伟长，语言很暴力：钱伟长，不仅工人农民绝不会答应你的，“单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丁字尺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酱”——这还是那个伴在才女美女林徽因身边的名门之后、翩翩佳公子吗？都扬言要动武了。他爹爹梁任公早年对他的谆谆教诲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反右之前是党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梁思成哪懂政治？还跟着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说自己就曾激烈地跟北京市长彭真争论过北京城建的事——他心底其实还是念念不忘拯救城墙城门楼子的旧案呢。而“丁陈集团”的几个人，丁玲、陈企霞、艾青、李又然等，在申辩，要翻1955年的案，质问周扬。还有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的关系问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问题，总之，建国以来积下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在“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关于那段历史，电影《艳阳天》里有个情节：反面人物马小辫，眉飞色舞地抱着半导体在收听，说北京在大鸣大放呢，好热闹！电影是以此表现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向党进攻。
当毛主席巨手翻覆，“大鸣大放”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斗争开始。在批艾青的会上，诗人李季和阮章竟联合发言，指斥“坐在我们面前的艾青”是个“长期反党、自私自利、政治堕落、道德败坏的人”，说他是丁陈集团、江丰集团的代言人，是“二流堂”的座上宾；后来写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徐迟也发言说“艾青非常骄傲，别人的作品不在他眼里”，他“诽谤郭沫若”，瞧不起臧克家、田汉，还说贺敬之的诗集《放声歌唱》是“垃圾车”；臧克家则批判艾青用寓言讽刺“百花齐放”方针，说他在《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里，嘲笑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的院子里“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而另一面却赞赏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含着轻蔑的石榴、性格美的白兰、灵魂倔强的仙人掌、带来信念的迎春，为这些花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也许臧克家分析得不无道理，曾经，鲁迅式杂文已经没有用武之地，改天换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已不是杂文时代了；现在臧诗人又指出寓言这一文学体裁的不合时宜。曾经在寓言创作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冯雪峰在建国初期也曾表示不再写寓言，然而后来他又偷偷写了起来。近来他的后人为出版他的全集，整理出一些应该属于“地下写作”的寓言作品。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那么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他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于是他因“乱世说”、“才与德的谬论”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还挖出他的历史旧账——他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而如今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这种颇为天才的演义是姚文元的大手笔。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毛主席延安时期夸奖丁玲的诗句倒可以移来形容姚文元文章的“威力”：“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矛瑟精兵。”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看那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非常high。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奇文共欣赏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那个原来见到施蛰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很快将被更高层）赏识的大笔杆子。他定了批施蛰存的调子，后来人或认同，如翻译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进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20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
在密集的声势浩大的批判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右派分子，“完全陷入孤立”。
陈企霞在检讨中回顾自己在政治风暴中的心理状况：“头两天我是发抖，但还是坚决抗拒。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这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心理活动。
复旦教授陈子展曾经三次拒绝参加反右座谈会，第一次以“身体不好，怕说错话”为托辞，第二次竟然“威胁”说“你们真的要我来，我只好赤膊上阵，同归于尽”，第三次拒绝则拍桌大骂“混蛋”、“畜生”，扬言“要说上法庭去！”“我不交代，要搞清楚杀我的头就可以搞清楚，我要把右派分子帽子戴到坟墓里去！”如此“嚣张”，拒不交待，且大有把牢底坐穿的死硬决心。大概可以代表一些右派曾经的“不可一世”的样态吧。
这位笔名“楚狂”的湖南人陈子展可谓资格老，他早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写文章，几次引起鲁迅关注并作文呼应、引申，是沪上名教授。他的右派帽子倒是没有带进坟墓去，1960年第一次为右派摘帽，他就名列其中了。他1898年出生，1990年以93岁高龄辞世，也算是右派中高寿的。不知是不是湖南人的“硬气”支撑了他？
湖南人朱正在年轻时候即被打成右派，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但他研究鲁迅不辍，学术成就卓著；又广泛搜集史料，写成《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样一部反映反右斗争历史的大作；又写成《“鲁迅”在1957》即将出版，进一步探讨反右这个话题（本文引的部分史料即来自他的新、旧两本书）。从大角度看，这是一位学者对于历史问题不懈地研究与追问，其意义之大自不必说；从小角度看，至少是一个曾经的右派对于那段痛苦经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而做的自我交代、自我疗伤。因工作与朱正先生有接触，看他一点不像曾经坎坷、年届八旬之人，走路快，饭量大，思路清晰，下笔如有神，真是硬气又神气呢。
我单位里曾经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右派，据说十七八岁就被遣送到北大荒了，平反回北京时还是无妻无女孑然一身，工作十来年也就到了退休时候。这位老同志据说脾气古怪，爱发火，面貌上也留着一些戾气。人们感叹、同情他的遭遇，却也“怕”而远之。单位旁边建新大楼，门前一对不知是狮子还是赑屃的瑞兽，面目有点吓人，气呼呼的，一同事指道：陈汝林。大家都笑，觉得蛮像的。想他年轻时陡然挨了一闷棍，压抑半辈子，懵懵然从发配地回来，却已无法融入周围环境，心头一定满蓄着悲凉与愤怒。去年还是前年，他去世了。听说在他生前，他在发配地教过的学生来看望他，其中还有女学生。恍惚记起有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与他简单聊过两句，听他说起他的学生，语气颇有些骄傲，脸上也现出慈悦神色了。愿他安息。
一个人的百年史——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今年108岁！
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中，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搞经济，那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干才的周有光，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1949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但是，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已然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的一套新经，老和尚没咒儿念了。周有光转行，倒是转对了。虽然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周有光的人生际遇也不免随大流颠倒浮沉，进“牛棚”、下“干校”都有他的份儿，但毕竟b p m f这些拼音字母离政治远些。
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开放局势宽松了，特别是他退休后，走出语言学专业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等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
我读过周先生的这类文章，篇幅都不长，文字浅白如话，意思讲得明白，不论怎样大的题目，经他睿智地阐释，就不再高深莫测，人人能懂。这是高手文章，举重若轻，闲庭信步，是识见超人、智力优越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周有光的粉丝多。特别是得知老先生百岁之后仍然可以每月写一篇这样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的文章，粉丝更其惊喜感佩。著名学者李泽厚也赞叹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人出名了，轶闻逸事也多。人们发现，哦，原来，周有光与作家沈从文是连襟，娶的是美丽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杯”齐眉，两“老”无猜，令人羡煞。而养生风起，老寿星的养生之道自然是人人乐闻。周有光先生却只云淡风轻地顺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天下大事——某日，我随金玉良女士去探望周先生，介绍寒暄后，周先生开口说，哎呀某某人死了！那天早晨我还没来得及看报，还不知此事呢。当下心想：老先生消息真灵通啊！何老之有！
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先生的“小友”，她退休前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作协同事、好友，后来与张允和、周有光也熟识起来。金玉良性情温良，为人谦和，特有老人缘，几位老人都和她要好，彼此往来密切，了解深入。周先生深厚的学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前瞻的思维和儒雅的谈吐深深吸引她，十多年来，不论酷暑严寒，每周一次探望周先生，陪老人聊天，听老人讲他的人生经历、讲过往年代。她记下来，竟成一本书：《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老先生亲自题写了书名，大有“御笔钦定”的意思，又可作“防伪标识”，总之是很满意这本书的。
以往金玉良建议老先生写自传，老先生都谦虚说：“我没什么可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读完金玉良写的这本书会由衷感叹：哪里简单？！周先生今天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终归是他百年人生不断历练、修为的结果。即如健康长寿这件事，每个人带着自己的DNA、家庭的影响，于人世间走自己的人生路，起点有多高，作为有多大，天地有多宽，眼界与胸襟、坎坷与通达……无不相关，又怎是单单问个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就以为得了健康长寿秘诀那么简单？
金玉良在前言中虽谦虚地称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周有光传记，她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但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周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面貌，就像怀旧的老电影，浮现眼前，带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带着生动的悲欢。
闲来读书，不会去读“中国抗战时期经济史”这样专业图书，但闲读周有光这本书，却能了解到许多当时经济情况。比如，周先生回忆中讲到农本局，我问过学经济的人，也不甚了了。据周先生解释，农本局就是特种农业银行，其资本来源，一半政府分期拨给，另一半为合营资金，由各商业银行按当时储蓄存款额的比例摊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解决大后方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政府加强农本局的领导。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何廉受蒋介石委派，出任农本局局长。局长下面有两位协理（即副局长），一位协理负责与金融界的沟通和协调等有关事务；另一位协理蔡承新负责农本局的日常业务。农本局的宗旨是促进农业信用的流通，促进农产品运销。
当时，由于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几乎达不到温饱，更谈不上积存。在耕种季、收获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主要从高利贷者、地主和商人等私人手中借贷。20世纪30年代，尽管已经有了银号（即钱庄）和当铺这样中国传统的信贷机构，但是钱庄通常设在城市、商埠，农民无法利用。当铺的情况比钱庄好些，在农村有代理店或代理人。当铺的借款利息，按照法律限制月息是三厘，但实际生效利率往往比三厘高得多，期限也比较短。典当者在期限内如果无力赎回自己的物品，当铺便将其卖掉并从中牟利。虽然如此，当铺规定的条件还是比从私人手中借款要好些。然而，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他们几乎没有可典当的财物。农民需要新的信贷来源，新的基层借贷机构。
在何廉领导下农本局适时地在后方广大农村，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农业合作银行（即合作金库）；又因陋就简，尽量利用已有的公共财产，如乡村的祠堂、关帝庙或观音庙、集镇的会馆来筹建农业仓库。有了农业仓库，农民把收获的物产储存在那里，就不用担心霉烂、损坏。同时，农民如果需要现金，可以用储物作为抵押从仓库借款。农民从合作金库借款，利率很低，而且也不用物品担保；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是本县合作社社员。因为合作社连带有集体责任，合作金库借出的钱款不必担心不能归还。
农本局相继在四川重庆、湖南长沙、陕西西安、贵州、广西桂林、湖北西部设立专员办事处。蔡承新是一同参加救国会的老朋友，周有光经他介绍，在重庆专员办事处主持日常工作。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的时间里，重庆专员办事处先后在30多个县，成立了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周先生到省内一个又一个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巡回指导、审查；还尝试办家畜保险业务；为了改良柑橘品种，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的教授到江津、綦江等处调查。他跑遍四川各地，对那里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他说刚到四川住在旅店里，他拿两块钱请茶房代买柑橘。一会儿，茶房背回一大背篓上好柑橘。他惊讶，怎么买这么多？茶房说，两块钱就是这么多。事后他才知道，橘农没有储存条件又无法外销，柑橘大量上市时根本卖不上价钱。农业仓库建成后，农本局仿照北方夏天窖冰的方法，向橘农推广如何把柑橘储存在仓库里。柑橘储藏问题解决了，橘农的收入也提高了。
到处奔波，还要随时跑警报，躲空袭。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寇连续两天对重庆市区实施震惊中外的狂轰滥炸。山城变成火和血的海洋，5000多人被炸死，房子大部烧光了，以至于站在市中心就看到长江和嘉陵江边了，二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周先生回忆5月4日傍晚，他们听到空袭警报赶快把日常公文收拾就绪搬入地下室。喘息未定，离办事处不足二三十米的地方突落数弹，门窗全毁。东边的兴隆街首先起火，接着西边被炸的地方也烟火大作。形势危急，他们当机立断只留两三人看守办事处，其他人携带账册连夜绕道送总局寄存。不久，周先生带着他的办事处迁往长江上游宜宾。
周先生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别善于在艰苦生活中发现乐趣，一生都是这样。往返于宜宾、重庆之间，他常常坐一种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飞机，那是他平生坐过的交通工具中最有趣的。飞机翅膀居然是绸子做的，有两只船形的木头脚可以停在水上。当时长江、嘉陵江沿途都有水上小飞机，主要是邮政部门投递信件用的。飞机上有一名驾驶员、一名助手。后部放东西的边上，还可以坐一两个人，他们常常把这座位售出赚点“外快”。飞机停稳后，小船划到飞机旁边，接送信件或人员。飞机很小，飞得很低，水中的鱼呀、草呀，看得清清楚楚。妙极了！这有趣的飞机还救过张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但朋友帮忙在重庆请到一位名医，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奇迹发生了，张允和痊愈了。
周先生在农本局的工作是出色的。何廉曾在文章里写道：“在四川省会成立一个大办事处，管四川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等单位，并派周耀平（周有光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任主任，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过副经理，富有经验。”
回顾农本局岁月，周先生说：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政府每一个方面都是向老百姓要钱的，而钱哪里来呢？追本寻源主要从农民身上来的。只有农本局把钱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所以农本局对抗战是有巨大贡献的。
抗战期间，周先生还做了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就是1943年3、4月间，新华银行等四家银行组织“西北经济调查团”，调查陕西、甘肃的经济情况。这个调查团名义是民间代表团，实际是应政府要求组织的，政府给调查团提供吉普车等交通工具。调查团由五位银行家组成，周有光是该团负责人。调查团由重庆出发到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走到嘉峪关、玉门、安西。
每到一地，他们先去拜访当地的府衙，结果令人遗憾，官员们对自己辖区的基本情况几乎茫然无知，连基本的经济统计都没有。调查团有人想到了教会，便去天主教堂了解情况。周先生说：“噢，不得了！他们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调查团在西北获取的最有用的资料，几乎都来自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