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说，西北的教会主要是西罗马系统的天主教，神父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传教士文化水平很高，都是大学毕业。到了中国他们要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不但学习国语，还要学习当地方言。他们要深入边区，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会定时向罗马教廷报告。所以，说他们是特务也不冤枉。可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们传教使信徒觉醒，跟了他们走向天国。传教士到一个地方，给有病的人治病，教没有文化的人识字读《圣经》，还教生活技能。今天要发展西部，就需要有像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支持当地；有像传教士那样的人甘于贫苦、甘于牺牲来做工作。
调查结束，别人都回重庆，周先生兴致高，再往前就是敦煌，他要去看千佛洞。路上黄沙漫天，男人要随时下车铲沙子。途中，一位用纱巾蒙着头和脸的摩登女郎带着孩子搭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原来是常书鸿夫人，去探望正在那里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夫君。到敦煌，画家张大千和考古学家向达也在那里——他们每个人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都坚持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抗战时期，周有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不仅吃苦，而且承受国破人离散的惨剧。抗战八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搬家三十六次，可爱的女儿小禾不满六岁，因为生病没有盘尼西林，死在妈妈怀里；儿子一日在外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在周先生夫妇心中，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多长的时间、多大的心智去慢慢化解？
抗战胜利后，周先生供职的新华银行，派他去美国、英国开拓业务。周先生眼界更开阔了，人也阔了。在美国感受四通八达的铁路，高档车厢里还有浴室；去英国乘豪华游轮，有游泳池，晚宴都要穿礼服，张允和单是旗袍就带了一二十件。周先生颇为风趣地对金玉良说：“那时我有那经济条件。不像你认识我时，都穷趴地了。”
一时赴觥筹交错的华宴，一时过“凭票供应”的日子；65岁于“干校”挑担插秧，98岁在北戴河下海游泳……穷过富过，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也坎坷失意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百年史，您以为老寿星是怎样炼成的？
乘火车去旅行
火车进入文学表达的历史并不长。瓦特发明蒸汽机，也不是很久远的事嘛。
大文豪托尔斯泰让他心爱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一出场便是乘火车去哥哥家救“火”、结果是在火车站遇见瓦浪斯基，一场高调恋爱惊得社交界绅士名媛瞋目结舌，搞得老公灰头土脸、颜面尽失，而她自己也难有好下场——最终托文豪无奈地让她死在火车站，死于火车车轮之下。据说那时在俄国，火车和火车站都还是新事物，托文豪是立意要对这新时髦物件描画记录一番，也是为了吸引读者——在那个传媒速度超慢的时代，小说还兼具新闻报道的功用呢，广大俄国人民还没亲眼见到“火车”这个东东，那么，在小说中先感觉感觉，不是很好吗？
火车驶进中国，那更是近代以后、清末了。还是从俄国开来的。俄国沙皇要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线，其中一段经过中国。为这事，李鸿章出面交涉了不知多少次，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利益承诺。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国人将铁轨铺过来了，火车驶过来了，外国人拥进来了。
中东铁路对于中国东北的社会经济产生很大影响。一条铁路将中国东北的大豆高粱与国际市场行情联系起来，作家端木蕻良描写过的东北大地主的破产、东北农村的凋敝，那是与当时国际经济危机的恶果勾连在一起的。
修建中东铁路、大量地依靠松花江运输铁轨枕木，让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的边上很快崛起一个很大的经济开发区，它就是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中心城市，呼兰小城反而没落了。
当时的哈尔滨简直不像是中国城市，俄国人已占到哈尔滨人口的一半。不只是俄国人，欧洲各国冒险家乘着火车来了。而日俄战争后，战胜的日本取得中东铁路的路权，大量的日本人也来了。所以哈尔滨这座城市在建立之初就深深打上浓重的异域色彩。
读萧红早期散文《商市街》就会发现，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公园、松花江……到处都是外国人。春夜，中央大街充满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外国女人的脚又从长筒套鞋里显现出来了；红色的裙子，蓝色的裙子……一张张笑着的骄傲的红唇，高跟鞋打得楼梯清脆发响；圆胖而生着大胡子的外国男人那样不相称地捉着长耳环黑脸的和小鸡一般瘦小的吉卜赛女人上楼来，茶坊在前面去给打开一个房间；又有一群外国孩子嗑着瓜子，多冰的鞋底在过道上噼噼啪啪留下痕迹过去了……电影院售票口，卖票的大鼻子不知道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去外国人开的慈善医院看病，穿白衣服的俄国女人跑来跑去喊着外国名字……而饮食也外国化了，他（萧军）说，我们不是新婚吗？这不是在度蜜月吗？“对的，对的。”她（萧红）笑了。他取一片黑面包，涂一点白盐，学电影上那样，把涂盐的列巴先送上她的嘴，她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盐太多了，他连忙去喝水……而饥饿的萧红想去偷食物，就是挂在邻居门外的散发麦香、成串的肥胖的“列巴圈”。当她和他的合集册子印出时，为了庆祝，两人叫了两小杯伏特加，逛公园看见撑伞的日本女人，玩沙土的外国孩子，卖冰淇淋的店里一排排透明的汽水瓶子——两人还是回家喝冷水了。
说起来，东北铁路史是充满屈辱的。1928年，日本人又在修吉林至敦化的吉敦铁路，当时在哈尔滨女中读书的萧红参加学生抗议游行。她听演讲，第一次了解到铁路修好了，日本很快就会进兵东三省。学生们宣传，请愿，与警察冲突、受伤、登报，萧红在一篇题为《一条铁路底完成》的散文中详细记叙了这次学生运动。而这篇文章最后一句是：“以后，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文章写于1937年11月，“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已对日宣战。而在此之前，东北全境最牛的人——张大帅——张学良的爹，早已被日本人在皇姑屯附近炸死在火车上了。
近代以后，落后的中国在一次次被动挨打的交锋中缓慢地走向现代化。铁路火车也同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既为我们所怕又为我们所羡，是西学的题中之意，是所办洋务之一。所谓“邮传”、“路矿”都是洋务运动中的新名词儿。李鸿章手下得力干将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交通大学，后被慈禧太后封为邮传部大臣。
铁路火车在东北的影响是形成那样一个局面，在内地却是一场革命的导火索。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是与四川及各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所酝酿的反清情绪、民众基础密不可分。清政府出尔反尔要将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极大触动了当时最具经济实力的商人阶层的利益，动人奶酪，抢人饭碗，于是才有民间兴起的“保路运动”，袍哥组织，协同革命党一举推翻满清政府。这段历史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前有老作家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三部曲，后有新科诺奖得主莫言的《檀香刑》。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连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所以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还是很有成绩的，同文学界相关联的，也留有许多史料。举两个例子：
众所周知，郁达夫散文写得好，其中山水游记留下不少名篇，比如《钓台的春昼》，写严子陵的，几十年来各种散文选本必收。此篇出自他的游记《屐痕处处》。今天我们读这本游记，不会想到，这本旅行散文的写作与当时铁路发展竟有牵涉——1933年秋，杭江铁路即将通车，这条铁路线是从钱塘江经萧山、诸暨、义乌、金华等地，到江西的玉山为终点，全长333公里，一路上颇多风景名胜。杭江铁路局邀请文名赫赫的郁达夫先乘为快，沿新铁路线，遍游浙东，然后写出游记，由杭江铁路局出版，作为新铁路线的广告宣传。此时郁达夫“正想乘这秋高气爽的暇时，出去转换转换空气，有此良机，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所以就约定于11月9日渡江，坐夜车起行”——这是写在《屐痕处处》中的，可见双方一拍即合。不过郁达夫还是文人脾气，在文章中不忘调侃自己，并向读者交代说，这次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铁路办公”，他本人的角色，“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份”。这广告员，或者该称他是杭江铁路的形象代言人，他对待这份工作还是蛮认真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写出的许多名篇上，还表现在他未及写出却做了不少前期准备上。如，对于黄山人文历史掌故的辑录，是准备好好写一篇的，虽然后来因故没有上黄山。《屐痕处处》于1934年出版，是“杭江铁路导游丛书”之一种。可以说，这是由政府出面策划的广告宣传行为，有关当局还是颇为努力用心的。
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把“鸳鸯蝴蝶”搬上火车。1935年他在《旅行杂志》9卷1—12（中国旅行社编）连载小说《平沪通车》，写了女骗子柳系春和头等车厢的银行家胡子云在火车上相遇。开始是细腻铺陈春光旖旎的火车艳遇，当然小说家穿插描写了沿途各小站，真仿佛在替平沪铁路作广告。杨柳青出美女，神秘而婉丽的柳美女欲擒故纵，一步一步诱得银行家上钩，最终骗钱而去，她以下车买苏州特产“白糖脂油糕”骗过银行家和火车上的茶坊，漂亮地溜掉了。鸳鸯蝴蝶派最擅点染的罗曼蒂克故事，在火车急速行进中变了味道，美女变女飞贼了。小说结局一定会让读惯了张恨水的遗老遗少倒吸一口凉气，仿佛《聊斋》里的惊变，好惊悚！然后望火车而兴叹：人心不古。
可惜的是日本侵略不仅打断了和平建设，也破坏了建设的成果。抗日战争中，扒铁轨，炸火车，像电影《铁道游击队》演的那样，是常事——欧洲反映二战时期的电影也经常出现炸德军军需列车的桥段，当然也有火车运送一大批悲惨的犹太人的影片。而中国电影在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之中也终于有了类似的难民扒火车的悲惨影像了——这样的大制作，钱没有白花。而此前，只有游击队员在火车上上下翻飞，来去自如，如戏耍庞然大物似的。只有两方面皆得到表现，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
此后，文学、电影中也不断有铁路火车。“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卧轨，请愿，后来沿平津铁路，深入中国广大乡村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电影《青春之歌》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林道静和江平等学生站在火车车头上激情飞扬的形象。
渐渐地，“火车”这个运输工具，已经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屈辱悲情符号，悄然变换为时代进步、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积极象征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在表现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电影《风暴》中，罢工的汽笛，火车的鸣叫，成为战斗警报与号角。铁路工人无疑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生力军。（不过影片中最帅的是那位替工人打官司的施洋大律师！）
“文革”时期，“样板戏”《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就是一位铁路工人，他那一身铁路工人蓝呢制服配上双排铜扣、戴大盖帽，一亮相，还是蛮精神的。“红灯”这一重要道具，也是铁路上的号志灯。这灯是二七大罢工烈士遗物，是传家宝。小铁梅唱词中有“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铁路号志灯已成为革命精神的图腾。另一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取材所限，省略了小说原作《林海雪原》中关于森林小火车的情节。那在茫茫林海中穿行的小火车，不仅有精彩情节发生其上，就是关于它的描写也是为小说增色的别具一格的特色道具。坐在车头，千山徐徐打开山门，倒坐车尾，看山门一重重掩上，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令人过目不忘。
火车与电影都是西方人发明创造，拍火车电影也似乎是他们更擅长。在西方，火车电影是一大类，正如西部片、公路片也各是一大类。火车电影中所有故事人物都集中发生在火车这个封闭空间里，是一种相对而言的隔离、悬隔状态下人的展现，没有外部环境可以借助，也没有外部因素干扰，于是人物形象被放置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往往要求塑造出各色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这类电影能让演员过足戏瘾、彼此飙戏，也最好以高片酬请演技派出演。一般而言，火车电影适于那种侦探破案或者突发事件，这是由火车特定的空间、时间决定的。中国观众熟悉的火车电影也正是这两类，一部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一部是《卡桑德拉大桥》。火车电影也可以搬到船上，相对的影片是大侦探波罗的《尼罗河惨案》等系列豪华游轮片和《苦海余生》、《泰坦尼克号》等，同理，火车电影也可以搬到飞机上、飞船上，总之是封闭的空间。
因为火车电影的理念是西方的，用来衡量我国的火车电影都觉得学得不够彻底，主要是没有严格限制时、空。《铁道卫士》是一部关于保卫抗美援朝补给通道、与暗藏特务斗争的火车电影，特务在铁轨上楔钉子企图颠覆火车，安装炸弹妄图炸火车，都在最后时刻被公安人员解除。公安在奔驰的火车上与特务搏斗多时，但还是有大量火车以外的背景。《戴手铐的旅客》也是一样，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火车上，却安排了不少回忆，突破了火车电影对于时空限制的规定。不知是中国导演没学到家，还是根本不太在意西方标准那一套？
其实火车就是个背景，道具，怎么用都成，只要能让人记住。有一部反特电影，特务在火车站向人问：火，火，火车误没误点？对方送上打火机，并告诉他，火车没误点。后来公安大海捞针一般挖这个在火车站调换提包、盗窃秘密图纸的特务，女公安反复念叨这句话，不明白有啥含义。她的小女孩笑了，说，妈妈结巴了。一语惊醒，原来特务是结巴。于是再审特务，公安语速颇快地激怒特务，最后一句经典对话是：你火什么？特务一着急，口吃起来：谁火，火，火了？于是特务暴露了。整部电影就记住这两句。
闲话凌叔华
作家凌叔华的文名，现在一般人不大了然；也许介绍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被鲁迅骂出名的、写作《西滢闲话》的陈源陈西滢，或她的异国情人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英国文化精英荟萃的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宠儿，更容易引起人们“啊”、“噢”的认知兴奋。如果再说到徐志摩引她为红颜知己，让她代为保管私密日记、书信，而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为要得到、看到这些东西，情急之下，在给胡适的信中全然没了风度、近于叉腰开骂凌叔华……这些类似八卦的民国旧事，且慢，先说正经的——
凌叔华的作品的确载入史册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套丛书，即是五四一代文人到了30年代有意识地回望、检点新文学成果，分门别类地将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小说几卷，散文几卷，诗歌，文论，都是由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家担当选家严格选出来。鲁迅负责编选小说二卷，选入了凌叔华的小说《绣枕》。我一直觉得张爱玲小说中那些破落家族中的女性，比如《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这类女性形象是有所本的，摹本也许就是前辈作家凌叔华的小说。待字闺中的小姐精心刺绣一对靠枕，绣一只小翠鸟就配了三四十种颜色丝线。这对靠枕送给父亲有意高攀的白总长——白家二少爷还没有合适的对象。结果这对靠枕被随意扔在椅子上，一只被白总长的醉酒客人吐上腌臜物，另一只又被打牌的客人踩上许多脏鞋印。小说写得极为简净，单写了小姐绣枕时的专注与后来无意中听到靠枕被污涂时的一怔。张爱玲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形容“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鸟，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精致的残暴，比惯用的笼中鸟的意象更惊心。屏风鸟与翠鸟的意象似有着明显的牵连。只不过凌叔华描摹的是“高门巨族里的精魂”，而世易时移到了张爱玲出手时，这高门巨族已然破落了，但人物确有着某种承继性。
说起来两位女作家同是出身所谓高门巨族，张爱玲那华丽的家世自不必说，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题名，且排名比康靠前。只是康要变法，而凌福彭始终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任直隶总督，彭做布政使，是袁的副手。袁曾三次派凌福彭去日本考察，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时，天津是袁世凯推行改革的实验区。后来袁世凯发昏当洪宪皇帝，凌福彭也当然地积极抬轿子。如此显赫的凌福彭自是三妻四妾，儿女成群，而要在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得到父亲垂注，小叔华须格外努力、用心。绘画天分让她出位。父亲为她延请宫廷名画师，日后凌叔华的画名不亚于文名，陈师曾、齐白石等名画家都指点过她。而她的小说也的确有静态工笔画意。
但凌叔华本人绝不似她笔下那些传统女人，静静待等命运安排；在她温婉的外表下，掩饰着热烈的情绪，纵观她漫长一生，那是相当地努力、用心，要出人头地。举两个例子：
当她还是大学女生时，就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信，请求当他的学生，学习写作。信写得既谦抑又“大义凛然”，将周作人收不收她做学生一事与女权、中国女子为人类做贡献这等大事体联系起来，周作人岂能不答应？后来凌叔华的处女作就是由周作人介绍给孙伏园发表在《晨报》副刊。
1924年泰戈尔来华，是中国知识界一场华丽大派对，从梁启超、林长民到逊位皇帝都很兴奋地参与接待、会见、宴请，鲁迅也去看了用英文演出的泰戈尔剧作《齐德拉》；但隔着岁月尘埃回望，灯火亮处，只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与人艳如花的林徽因左右护侍着白髯飘飘的老诗人。当时报道亦只惊艳于林徽因，《晨报》有文章感叹中国“千金丽质，与泰氏周旋者，林女士一人而已”。这自然报道失实，且不提京城名媛陆小曼那天在演剧场门口卖剧报，凌叔华先是代表燕京大学写邀请函、后来更在家中招待泰戈尔。但有意思的是，凌叔华对这篇文章非常介意，写了文章反驳：“中国女子与泰氏周旋者，确不止林小姐一人，不过‘丽质’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们不是‘丽质’，便可以连女子资格也取消吗？中国女子虽不爱出风头，像西洋太太小姐那样热烈欢迎，可是我知道北京中等学校以上的女士，已经有几群下请帖请过泰氏。”词锋颇健，倒是为中国女子争了面子，却也酸溜溜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任什么美女才女，遇上林徽因就美也不够美，才也不才了。不过那天陈半丁、齐白石、姚芒父等画家借凌府招待泰戈尔，凌府现磨的杏仁茶、订制的精美点心以及会画画的温婉殷勤的凌府小姐都给诗翁留下美好印象。第二年凌叔华还早早缝制一顶中国便帽，帽额镶白玉，送给泰戈尔做生日礼物。哄得诗翁高度评价：凌比林有过之而无不及。
泰戈尔的好评一定增强了徐志摩对凌叔华的好感。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徐说是知己，凌说是手足。外界有暧昧猜测。凌叔华写信给胡适撇清：“其实我们被冤得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至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两人一度热情通信，但通信那几个月正是林徽因远去、陆小曼未到的空白期，而信中那些容易引起误解的“疯话”是诗人惯有的热情，只要和他稍后写给陆小曼的《爱眉小札》比一比热度，即可明白诗人的分寸。至于将装有日记书信的“八宝箱”交由凌叔华保存，也是容受疯话的另一种形式，怕其中涉及林徽因的内容惹陆小曼吃醋。追不到林徽因，是徐志摩一生永远的痛，一寸相思一寸灰，那“八宝箱”就装着这锦灰堆。不过诗人也潇洒，曾笑言他死后凌叔华可以用它写传记，也对沈从文说过可以用它做小说素材，不过是一段生命的记录，也说过要将其中的康桥日记送林徽因留念。徐志摩是现代贾宝玉、中国雪莱，喜欢女人，或者说喜欢女人幻化出的他的美的理想。但他的理想美人还是有排名的，林徽因始终排在最前面。尽管婚后徐志摩对陆小曼指天画地赌咒发誓，那陆小曼吃醋、抽烟又为哪般呢？
而胡适对林徽因的欣赏更溢于言表，“八宝箱”风波，林、凌都找胡适评理，胡适明显站在林徽因一边，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在日记里还颇不高兴地记了凌叔华一笔：“这位小姐到现在还不认错！”而林徽因被凌叔华的推三阻四气得抓狂，写信向胡适一通发泄，大意是：我从前不认得她，没有看得起她，后来因她嫁伯通（陈源），进了咱们留学欧美的朋友圈子，又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才大大谦让，真诚地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凌叔华在逼迫下极不情愿交出“八宝箱”后，致信胡适，也气咻咻地写道：“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大有与朋友拜拜的挥手姿态了。
但当事人与当今学者都有猜测，凌叔华并没有全部交出“八宝箱”中的“宝”。据说她是要独占材料，为将来写徐志摩传作准备——但最终也并没见她写出。只是凌叔华一生都在怀念徐志摩，弥留之际还一遍遍问人：你见过徐志摩吗？令人不禁要多想想，到底她心里究竟怎样对志摩。或者像她的小说《酒后》描摹的微妙情形？夫妻二人在家宴请朋友，朋友醉卧小憩，夫妻俩也是微醺。朋友斯文、有才华，但娶了个不解人意的妻子，因此婚姻生活不尽和谐；女主人曾心仪这个朋友，现在更多是怜惜。男主人夸耀着幸福，许诺要不吝金钱，送妻子想要的礼物。不料妻子要的礼物竟是吻一下熟睡的朋友。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小说，沐浴欧风美雨的新人物、新道德，张扬人性。在文酒之风吹拂下，丈夫大度同意，于是妻子怯怯接近，却又急急逃开、不要kiss他了。小说给读者一点小刺激、一份小温馨，没有猥琐。
五四一代女性个性解放尺度蛮大，追求真爱，敢于出轨。凌叔华跟着丈夫去武大、上了珞珈山，闭塞的环境里遇上了朱利安，如火如荼闹了一场跨国婚外恋。东方情调中一个能文会画的才女，“和弗吉尼亚一样敏感”，“聪慧而有教养”，“她称得上是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这让带着猎奇猎艳绮思来中国的朱利安惊喜非常，寄回英国的信中写满对这个东方女子的盛赞。一个月后他就给妈妈写信说：“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一个外教，在从教的文学院院长眼皮子底下恋上院长夫人。两人泛舟东湖，又找借口分头去北平。在北平自由了许多，朱利安high得很，他把北平比做巴黎：“能想象有比和情人一起去巴黎更美妙的事吗？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底爱着你，无比动人。对食物的口味无可挑剔，她是全世界最浪漫男人的梦想。”凌叔华还带他拜会齐白石，又赴沈从文茶会，见到中国文化界诸多人物如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当然朱利安的身份是外国友人、作家。
这一场情事终被陈源发现，他给妻子三种选择：一离婚，二不离婚但分居，三断绝婚外情而破镜重圆。凌叔华选三。这让沉浸在朱利安叙述中的读者很是意外，在朱利安留下的信件中，凌叔华爱到要殉情的地步了，之子靡他，怎么就戛然而止、回归家庭了？朱利安不名誉地提前结束武大课程，匆匆走了。这边陈源院长还要编个可信的理由向学生解释，而一干学生还以为保守的陈源赶走了激进的外教。后来朱利安在西班牙牺牲，武大学生开会追悼，陈源也坐在前排参加了。
凌叔华与陈源一直生活到老，感情如何不得而知。陈小滢曾问过老父何以没与母亲离婚，得到的回答是：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陈源与凌叔华恋爱时就眩惑于凌叔华的才华，在他编辑的《现代评论》上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凌叔华的小说，还大写文章夸赞女友文章，毫不避嫌。从凌叔华这边看，她一生最看重的也是要尽最大可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她和文学教授结婚，就等于和文学结婚。只是她没料到和谁结婚都还有一堆麻烦事。她抱怨做主妇的生涯，时间都是别人的，用人叫太太，孩子喊声妈，都分你的神，不管你正出神写什么。在一封致巴金的信里，她写道：“一个有丈夫的女人真是公仆。”她只生一个孩子，对唯一的孩子小滢，也似乎不大在意，不怎么管她。小滢说，在母亲看来，生孩子太痛苦，做女人太倒霉。而这位有才华的母亲对于女儿的告诫也很另类：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结了婚，绝对不能给丈夫洗袜子、内裤。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估计凌叔华也没有为婚外情向丈夫认过错，对丈夫也从来不甚体贴，但她却——理直气壮。
对于婚外恋，凌叔华没有给出什么可资参考的史料，后人仅从朱利安单方面叙事中重构两人恋情，真实情形如何也很难说。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凌叔华一直与朱利安母亲以及他大名鼎鼎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芙通信，正是伍尔芙的鼓励，促使她写出了后期重要著作《古韵》；五十年代她到英国，也是通过朱利安的母亲以及一些念旧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帮助，在异域成功办画展，打开个人事业新天地。朱利安留下的关系都被她充分利用起来了。
近来翻看陈学勇先生所著《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不知怎么就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凌叔华一生努力，但许多事本来开了个好头，却不得善终。与周作人好好地做师生，不料夫君不通国情乱弹“闲话”，被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批得灰头土脸，连累她也难以维持师生交谊。与徐志摩交往大概是最脱俗的了，凌叔华记得诗人那些热情的信、热诚的话：“我想我们的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书卷添一些子价值。”还有：“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值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然而，遗憾的是徐志摩死得太早了。与胡适交情也颇深，写信直呼“适之”，一时送鲜鱼，一时邀赏花，当然也少不了托胡适写条子办这事那事。因“八宝箱”两人之间存了芥蒂，但胡适对凌叔华、陈源一直还是照应、帮助的，凌叔华也依然托胡适的门路办事；但她为了“八宝箱”终难释怀，晚年不顾事实地说了胡适不少坏话，打断了本可以成为佳话的终生友谊。她当画家，在英国法国都成功地开过画展，但异国他乡懂中国画的人还嫌太少了；她当作家是成功了，但她的雄心更大，企望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失落也大。
这只从高门巨族飞出来的凤鸟，五四新女性，有主见有个性，一辈子努力进取，也取得了成就，但她自己好像并不觉得幸福。
华丽家族
说到大家族，总要回到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国之政治命脉、经济命脉一度尽在其掌握中。看看毛主席新民主主义时期发表的文稿，经常提到并抨击四大家族。国，家，国家就是这意思吧？盛宣怀的孙女回忆盛氏家族往事，曾提到一件小事：她的丈夫、诗人邵洵美花了大价钱，从德国购买了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但是单靠印文学小册子总是亏本，于是她就去托姑姑想办法，最终从宋子文那里得了一桩印债券的生意。宋子文年轻时在盛宣怀家里当家教，教英文，还恋上了盛家小姐，虽然终因门第相差悬殊而好事未成，但情意还在。这点小忙还是乐于帮的。所以结识官家，自有这样好买卖。这算是毛文章所做论断的一个小小例证吧。
盛氏家族是清末办洋务起家的一个大家族，那本《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是盛宣怀的嫡孙女写的，因为写于70年代末又是为子孙们写的，并没有想到日后有出版机会，所以没有粉饰、比较真实地展示了这个大家族内部族人子弟的种种生活情形，从清末庚子年逃难、被国人诟病的盛宣怀死后隆重的大出丧，写到抗战时期邵氏兄弟有的抗日、有的附逆，一直到接受新社会改造、昔日大小姐参加街道工作灭蟑螂除四害……所忆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研究中国家族史的难得的史料。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崛起于反清的国民革命的。近些年报纸上也在翻腾“民国四公子”之类的民国往事。共产党要共产，讲大同，自是不讲家族的。不过现在媒体上也有“红色公主”之称谓。而“官二代”、“富二代”的出现，家族企业的壮大，也预示着新的高门巨族的诞生，有趣的是，回顾百年历史会发现，进步青年总是要逃离家的，离家出走才有希望。巴金的小说《家》，以及《春》、《秋》写的就是那时情形。宗族即有宗法，宗法社会一度是革命者要打破的封建藩篱。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社会风潮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旧式家庭的逃离。五四青年对于家长的叛逆，最初表现在追求自由恋爱、建立摩登家庭。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与涓生正是这样的青年。只不过鲁迅的深刻与远虑在于还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么样？子君与涓生以自由恋爱建立的小家终于在社会的、经济的压力下，在自身的理想幻灭中解散了。
十几年后、二十几年后，作家也没有离开“家”这个主题。曹禺一系列名剧中，《雷雨》与《北京人》，都可以算作家庭剧，只不过《雷雨》是激愤地叙说，《北京人》是哀婉的调子，但主题都是与家作别。张爱玲小说从《金锁记》到《倾城之恋》，甚至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也无非是讲着同一个故事：在旧式家庭待不下去的女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到社会上，最终还是处心积虑要把自己嫁给一个靠谱的人、把牢一个饭碗，从旧家到新家。
张爱玲亦是显赫名门之后，只不过到她一代，家事已在颓败中。父亲是个晚清遗少，终日颓唐，沉溺于烟榻，兴来时背诵诗文以寄托满怀愁绪；母亲是美丽的摩登女郎、一位离家出走的娜拉，她将一双小儿女丢给丈夫，挽着小姑子，踮着小脚出国留学去了。从张爱玲的一些叙述看，姑姑回国后，在公司里做职员、自食其力，给予张爱玲很多护佑与陪伴，而张爱玲的妈似乎是一直飘在外面，靠变卖家当古董为生，身边变换着中外男朋友，偶尔回到张爱玲的生活中，就是挑剔她举手投足的笨拙难看、指点她做时髦新女性，这种教育包括：教煮饭、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对镜研究面部神态以及“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类“潜规则”。张爱玲对于母亲的叙述中是有一股怨气的，这怨气其实是她对于母亲的永久的思慕。母亲总在千里之外的世界上游逛，时而从英国、法国寄回漂亮的衣服、玩具，偶尔回到身边却没有对女儿的宠溺，挑剔之外都是冷冰冰的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张爱玲其实是该感谢母亲的。没有母亲一次次与父亲离婚谈判中坚持让她受西式教育，张爱玲很可能就在父亲指定的私塾里念念“子曰诗云”、到时候找个门户相当的没落子弟嫁了，像她小说中描写过的七巧、长安们委顿于大宅门的角落中。可以说，如果没有母亲闯出的新生活维度，绝不会有日后的张爱玲。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看，他们的母亲，这位出走的娜拉很是了得，她学美术，画画，做雕塑，说英文，学会了游泳，还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周游世界；她的做皮件生意的男友死于新加坡陷落的炮火中，她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51年在英国一度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总之是享得了福、也吃得了苦，我行我素，做得了自己的主，一个新女性。张子静回忆，在姐姐逃到母亲那里后，他找过去也想和她们在一起：“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姐姐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我都哭了。”——所以，张爱玲感受到的母亲的凛冽态度，实在是因为家以外的天地虽宽广、却也到处撞见冷冰冰的现实，这是新女性要面对的。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在英国辞世。那时张爱玲早已成名。这个家族最后是由两个离家的女人上演了华丽传奇。
一边是离家出走的人们，另一边——从另一个角度看，在20世纪大背景下，偌大中国竟也不容易安放一个家。家族的繁衍扩大，需要持续的安稳的社会大背景。20世纪中国太动荡，改朝换代加上阶级仇、民族恨，社会每一次转折、转型，都会改变一些家族的命运。《子夜》应该算作社会小说，但也正可以从社会角度看中国家族之不能延续——那个吴老太爷，该是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象征，他一进城市便一命呜呼，其时，多少中国田园式的耕读之家都已成为荒芜的废园。接下来那一场中日战争，又毁掉多少四世同堂。老舍写得分明，祁老人的对于四世同堂的一点念想，在“皇军”的膏药旗下，破碎得那样惨烈。
日本入侵，对于中国家庭的破坏是巨大的。一些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被摇动了。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大弟弟张宗和，写过一本小册子《秋灯忆语》，记述了抗战时期的家事国事，颇为真实——
“张老圩，我们的老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在合肥县城和六安县城之间，离这两个县城都正好九十里……全圩子一共分为三个宅子，以位置来分，我们称之为“西头”、“中间”和“东头”。每一个宅子大约总有五六进房屋。四座宅子的外围是围墙，围墙外面是壕沟，壕沟里面的水是从附近小河里引来的，是活水，所以不大容易干。围墙的四角都有更楼，是防土匪用的。大门我们通常叫闸门……门上题着“水抱山环”四个大字。”
就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风景优美的地方也不能待了，日本人逼近了。于是，“在吃年夜饭的桌上，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母和最小的七弟在乡下，其余的人全部都到武汉找工作。……家麟和家训兄妹二人先从六安搭车经叶家集、商城、麻城来到武汉打前站。以后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来到武汉。有的留在武汉找工作，有的继续向西到重庆成都。”
第二段引文，是引自张宗和的自传体小说《烽火》，除了名字是虚拟的，行动、故事大体都是他本人和兄弟姐妹们的真实经历，可以与《秋灯忆语》互文参看。
张宗和的两种文本的特殊价值在于——以往文学作品反映的多是两极对立阶层，一方面是流民图、伤兵乞丐难民潮，一方面醉生梦死、朱门酒肉臭——而他提供了以往少见的大户人家、中产阶层在战时的生存状态。
这个大户人家之大，也在于子女多，十个子女中四个女儿貌美如花又是受高等教育的才女，其中一个嫁沈从文，一个嫁周有光，都是人尽皆知的佳话。其实大姐的婚姻也颇为传奇，她是昆曲迷，堪称狂热粉丝，倒追一位昆曲艺人，最终喜结良缘。而后来远嫁美国汉学家的四妹据说更是才女中的才女，书法功底深厚，才多貌美，当时颠倒众“生”，令诗人如卞之琳者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还有众多兄弟的人生故事呢……“张家”如果有人细细为之作传，必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即从张宗和的视角看去，比如流亡生活，亦有其独特的体验。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张宗和一路上还算从容，至少比钱钟书小说《围城》中赶去三闾大学的方鸿渐一行人舒服得多。不仅川资充裕，人脉也是资源。一路上有银行副理、清华校友以及阔亲戚的帮助、接待。这位从小在四位姐姐关爱下，性情柔和的张家公子，好美食，爱玩乐，即使战时生活艰苦也不忘下馆子、看电影、听戏唱昆曲，更有与妻子的儿女情长、小情小趣。但是战争的阴霾也的确笼罩着他的生活，并且在这个本可以生活得轻松愉快的人的身上刻下悲情的烙印。与妻子的恋爱与结合，在烽火映衬下本已匆促潦草，岳家因战争而从富户坠入贫困，岳父惨死于流亡路上，岳母身患重疾无法医治；随他一路流亡的妻子是个肺病患者，几年战时生活的摧折终于令她死于25岁那样还是花季的年华，留下一个几岁大的女儿。这样的悲欢离合足以刻骨铭心了，这个原本可以生活轻松无忧的人有了沧桑苦痛。虽然在国破家亡时刻这不过是最为寻常的伤痛，而这寻常的伤痛不正是那个时代最广大深厚的真实的底色？
当然，寻常百姓、芸芸众生之外，革命者自有高蹈的人生境界，流血牺牲，何以家为？革命者的家庭往往是——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红灯记》中小铁梅的家是革命者零落牺牲后不同姓氏的祖孙三代人组成的，革命家庭。
但革命的经，也有念歪的时候，有人发现，“文革”时八个样板戏里的“高大全”人物都是没有家庭的，即便有也是按下不表。胡司令问：阿庆呢？阿庆嫂从容对答：去上海跑单帮了。于是沙家浜、春来茶馆里就只见一个女共党在与敌周旋。《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用“家住安源”一段唱词交待了家庭成员惨死牺牲情况，然后整出戏就只表现乱云飞渡、革命者峥嵘岁月了。战争时期如此匆促，也许可以理解；和平时期的方海珍（《海港》）、江水英（《龙江颂》）也不见她们有丈夫、孩子，江水英累了、病了，没有家人的她，只好由邻居老爷爷上门送碗鸡汤慰问。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狠批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唱这样的高调，文艺作品当然不可能表现一己之私，当然只好舍小家顾所谓的“大家”了。正经于是变得荒诞不经了。
建国后基本国策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冒进，还办了一阵子让妇女颇为开心的公共食堂，妇女如电影里的李双双，可以不用惦记着给丈夫擀面条、在家做饭，直接上水库工地挑土担石头、大干社会主义了。农民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也曾被批“资本主义尾巴”，遭割除。这样的社会实践当然都失败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最先从打破大锅饭、包产到户开始。到现在，富裕的国人开始追念祖先，纷纷寻家谱、修家谱。不过其中亦有攀附显贵、硬要给史上名人当世孙的，有的还声称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的洋血统，推算起来，大约那是和八国联军联的姻。
乱世情
一
《倾城之恋》，《霸王别姬》，《乱世佳人》——寻常情爱衬着乱世的苍茫底色，总是格外动人。比如两萧的车站，车窗后，萧红惨白的脸，汪着泪水的大眼睛，望着站台上来回走动的萧军：英武依然，却落拓孤单。真的从此别过？
曾经闹过，别过。萧红一个人逃东京，逃北京，最后还是回来——只是让彼此明白，那从困苦中一起生活过来的生命的历史，一旦要割舍，总得几经反复，撕扯得血肉模糊、痛彻肺腑。而这一次抗日烽火将乱世离别映照得分外惊心，生离或许就是死别。
骊歌响起。那是丁玲的西战团的年轻团员们为萧军唱的。这个鲁迅的弟子，著名作家，在国难当头时刻，要投笔从戎，一个人到五台山打游击去。萧红苦苦劝他珍惜写作，他说，难道作家的命就比农工兵士的命更宝贵？
挥别在即，纷乱的站台，纷乱的思绪，车窗后萧红惨白的脸，汪着泪水的大眼睛。是哈尔滨的冬夜抑或上海春宵，好像比赛似的写作中，常望见萧红打个呵欠，大眼睛即刻盈满泪水，像个困极了却贪玩不想睡觉的孩子。萧军便要取笑她：别硬撑了，去睡……萧红呢，不肯。有时写作思路不畅，萧红就偷偷画张素描——萧军埋头写作的后脑勺。两人笑闹一番。萧军的心紧缩一下，眼睛酸热。刚刚他悄悄托付丁玲照顾萧红，说她太单纯，身体又弱……但他也说了萧红不适合做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